停泊在吃水较浅的海滩外，搞起“马车、渔船、机帆船”这样的接力运输来，
然后再偷偷地发往天津等地转运内地。
在1936 年春，走私的规模大大升级了。
在北戴河海湾里，大小船只密密麻麻，往来频繁，全都是走私船只。这
些船只，载重有数吨数十吨的，更有数百上千吨的；船主有日本人、朝鲜人、
汉奸商人的，更有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阀系统的；走私货物，应有尽有。
可谓无货不私，无私不走。所有船只，都有朝鲜浪人或日本浪人武装护卫着，
就是看不到中国缉私船只和人员。
这些走私船只，大都是从大连开来的。除了北戴河，秦皇岛、南大寺、
留守营、昌黎等北、东沿海各口岸，无不如此。最多时，各地口岸停靠的走
私船，曾达1.2 万艘之多，各个码头上，走私货物堆积如山。
日本方面诡称，根据日本法律，向中国走私是正常的“特殊贸易”。为
了使这种“特殊贸易”通行无阻，他们自1935 年起，即操纵冀东伪政权在唐
山设立了“检查所”，在秦皇岛、北戴河等地，设置了“检查分所”，从而
完全剥夺了中国在华北的海关行政权。同时叫嚷如果中国海关对走私船只进
行检查，日本将视作“海盗”行为。中国缉私船只，不但不能执行缉私，反
经常遭到日军炮击，被日军堵截。
“走私”不但合法，而且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公开成立了一个石河
转运公司，雇有中国搬运工千余人，专事搬运走私物品。在山海关和秦皇岛
等地，也有走私的专业组织。在天津成立的专营或兼营走私的“公司”或“洋
行”，更是多如牛毛，足有二三百家之多。日本还成立了海上运输保险公司，
收取高额保险费用，使走私者更有恃无恐。
华北走私活动至1937 年抗战爆发，历时长达3 年有余，给中国财贸海关、
金融工商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灾难。白银走私数额，最高时曾以每月1500
万元的数量被偷运出境，致使不少银行、钱庄倒闭、停业，加深了金融危机。
关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走私期间累计减少2 亿元。致使中国主要民族工商业
如纺织、缫丝、火柴、卷烟、面粉、食糖等都先后因抵挡不住走私突袭而陷
入绝境。
走私的恶果，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愈益高涨的全国人民
抗日救亡浪潮。1935 年底，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
武装走私”就是当时斗争口号之一。
刘大明
邓演达遇害前后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而流亡欧
洲，并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强调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
现孙中山的遗志。1930 年5 月，邓演达回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筹备组织中
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活动方便，他们彼此往
来均在偏僻的马路上用英语交谈，使特务无计可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
中国国民
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 月9 日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 个
省、区的代表30 余人。邓演达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他起草的政
纲《我们的政治主张》，并推举他为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大
会结束后，邓演达从上海到东北、华北等地考察，并抓了几项工作：一、举
办干部训练班；二、组织黄埔同学会；三、进行军事策划。邓演达的积极活
动，在国内迅速产生了广泛影响。南京、北京、广东、四川、福建、江西、
江苏、浙江、武汉、山东、河南等地14 个省市先后迅速成立了“第三党”的
基层组织，特别是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以
区别于蒋介石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对蒋介石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蒋介
石对邓演达极为忌恨，以30 万元悬赏捉拿邓演达，伺机对他进行迫害。
1931 年8 月17 日，邓演达出席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 号举行的干部训
练班结业式，宣讲国内外形势。与会者正听得入神时，叛徒陈敬斋带领淞沪
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中西包探突然闯进来，邓演达立即明
白了敌人的来意，便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
事，不牵涉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但敌人还是把邓演达和10 余名同志脚
镣手铐押到英国巡捕房，关在一间只有1 丈见方的临时囚室里。下午3 点多
被捕，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给吃一点水泡饭。邓演达鼓励难友们：“打起精神
来！不要怕，不要急，一切有我负责，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看他们有什么
把戏。”在巡捕房受审时，邓演达写下了一篇自述，简略地介绍了他的生平，
并表明他的奋斗目标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
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
8 月18 日上午9 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邓演达进行了审
判。下面摘引一部分审讯记录：
审判长问：你赴愚园坊20 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咋日是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
时被捕的。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体现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
到什么司令部。
接着审判长问辩护人意见。律师张志让和蔡六乘先后指出：这是一个为
中外人士所关注的案件。如果将被捕者交警备司令部，将给外人攻击中国司
法制度以口实。其次，邓演达是研究经济的，昨天讲的是经济问题，全无“危
害民国”之言论，他在公共租界内被捕，管辖权属于江苏高等法院，请勿移
送警备司令部。但审判长仍宣布将邓演达移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
囚禁。为此，辩护人提出抗诉，被审判长驳回。19 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人
到法院将邓演达押走。
8 月21 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三元巷军委会内。临行前，
他托人转告难友们：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这时，“行动委员会”
的同志安排了一个营救计划：邓演达有一个学生叫许沅圃，也是“行动委员
会”成员，他有一个排驻防在三元巷，负责监护。每星期日晚轮到他的亲信
卫兵值班。他认为这是营救邓演达出狱的良策。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行动
委员会”还筹措了5 万元经费，作为卫兵眷属的转移费用。不料准备工作刚
刚就绪，蒋介石又将邓演达移解到紫金山麓的一所空屋内（后来才知道是富
贵山炮台废址），这就使营救计划全部落空。邓演达移解后，通过看守传出
一张亲笔字条，上面用红铅笔写道：“我已被移住紫金山的茅屋内，以后通
信将不可能，愿做白发囚徒，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蒋介石抓到邓演达之后，起初觉得难以处置，即所谓“杀之可惜，纵之
可畏”。但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孙科等人以蒋介石下野
作为“共赴国难”的条件；同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
的教育长——邓演达，受邓演达影响的黄埔各届学生至少有5000 人以上。于
是，下野前夕的蒋介石下了决心：秘密杀害邓演达，以免动摇作为他统治根
基的黄埔力量。1931 年11 月29 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
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诡称要将邓演达转移到汤山。囚车
开到南京城东麟麒门外沙子岗时，司机佯装汽车抛锚，王世和要邓演达下车。
邓刚走出车门，身后枪声突起，这位忠勇奋发的一代英杰成了蒋介石阴谋的
牺牲品，死时年仅36 岁。牺牲前，他在狱中书写了一幅对联：“人生自当忙
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
1931 年底，从何应钦那里传出了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宋庆龄将信将疑，
于12 月14 日赴南京质问蒋介石，并强烈要求跟邓演达见面。她不住国民党
的宫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的奉安大典筹备处的简陋房屋里。她也拒绝乘坐
国民党当局预备的小轿车，而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蒋介石原想敷
衍一下宋庆龄，但最后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出了一句实话：“这个人你
见不到了。”宋庆龄悲愤至极，一下子把茶桌掀翻，面斥蒋介石祸国殃民，
蒋介石慌忙躲上了楼。
12 月19 日，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奋笔疾书，用
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言。然后由“行动委员会”中央直属区
的负责人杨杏佛、谢树英译成中文。“宣言”严正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
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
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宣言”深刻揭露：“自十六年宁汉分立，
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
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 投机残余军阀，
可一跃而为党国的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
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宁粤
合流的实质是：“和平分赃，统一作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
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
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道”。这份“宣言”，被印成
传单广为散发，后又登载于12 月20 日的上海《申报》。在宋庆龄的激励下，
北平、天津等地举行了悼念邓演达的活动，不少人表示要响应宋庆龄在“宣
言”中提出的“消灭军阀官僚，实现社会主义”的号召，化悲恸为力量，跟
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先生在《哭邓演达先生》
诗中写道：“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
带自峨峨。”
陈漱渝
（第49 页为邓演达被捕后的照片）
蒋廷黻衔命访苏记
原苏联国家档案局保存有当年蒋廷黻访苏
时与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的谈
话记录。现本文作者首次将其全文译出，以
反映这次会谈的真相。
1934 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曾于1934 年去苏联访问
了两个多月，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使恢复邦交不太久的中苏两国关系，获得
了改善与发展。蒋廷黻作为一个学者这次赴苏不仅仅是进行一般的学术交流
和参观游览，还肩负有中国最高当局蒋介石交付的特殊使命。
蒋廷黻是在中国面临联苏抗日的政治背景下访苏的。“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侵占了中国辽阔、富饶的东北，也直接威胁着苏联远东的安全。面
对共同敌人，中苏两国政府捐弃前嫌，于1932 年末恢复了中断近五年的外交
关系。同时蒋介石
担心改善和加强中苏关系，会妨碍他的“剿共”大业。因此对日本一再
妥协退让。1933 年初日军兵不血刃地侵占了热河，并派兵越过长城线，占领
了冀东大片土地，直逼平津城下。日本侵略者的贪得无厌、步步进逼，使国
内（包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开始觉察到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中日战争
一开，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那样中国就无法从海上接受外援。而
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因此国内要求联苏的呼声日益高涨，有的
报纸明确指出：联苏就是为了抗日！
面对日益深重的国难和愈来愈高的联苏呼声，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与苏联
改善关系。可是这时蒋介石不知道苏联政府对他1927 年以来一系列反苏行动
所持的态度，意识到要改善中苏关系，他本人就可能是一个障碍。于是，他
授权计划访苏的学者蒋廷黻去完成这一使命。
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家、自由主义学者，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
位，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著有《清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和
《中国近代史大纲》，1929 年赴北平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九·一八”后，
他与胡适、丁文江等共同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并经常在《大公报》和《独
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一些内政外交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蒋介石的注
意。后经《大公报》吴鼎昌引荐，蒋廷黻于1933 年夏和1934 年初，两次受
到蒋介石召见，当面向蒋提出不少建议。蒋廷黻计划于1934 年暑假去欧洲访
问，搜集中外关系史的资料。蒋介石得知他的这个出访计划后，7 月27 日在
庐山牯岭再次召见他，让他这次欧洲之行“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以“测
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向蒋介石
表示，作为一名学者，他很难担此重任。蒋介石对蒋
廷黻说：我将使苏联当局明了，你是我所信赖的人。蒋廷黻遂允诺，表
示当尽力而为之。
蒋廷黻于8 月16 日从北平启程，经山海关进入日本统治下的东北，8 月
20 日从满洲里出境进入苏联远东地区。苏联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在出访
前，蒋廷黻虽听到过不少的议论，可毕竟是道听途说，头脑里没有一个相对
完整的看法。他曾说：“近十几年来，关于苏俄的情形，我读了不少，听了
也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
现在，他可以亲眼目睹、亲身了解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了。
蒋廷黻乘坐的火车经过6 个昼夜的颠簸，于8 月26 日抵达莫斯科。他在
苏联首都工作和游览了半个月。9 月10 日去十月革命的爆发地列宁格勒。这
座位于芬兰湾畔的历史文化名城，使所到的游人流连忘返。金碧辉煌的冬官，
令人陶醉的涅瓦河夜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的高大塑像，使参观者赞叹不已。
9 月16 日，蒋廷黻离开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9 月24 日，他致电蒋介石，除
报告“在俄考察各情”外，提出了他对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看法：“中俄目
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
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条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
可免复杂化。”此时正在江西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见到蒋廷黻的
电报后，10 月1 日致电南京，指示孔祥熙秘密电告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蒋
廷黻是蒋介石信任的人，可与苏联当局接谈，以建立互信；蒋介石在电报中
还让孔祥熙告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洛莫夫，说明蒋廷黻与蒋介石有“深密关
系”，蒋介石对他“极为信赖”，请鲍格洛莫夫“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开诚
洽
谈”。
10 月8 日，鲍格洛莫夫向莫斯科报告，孔祥熙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请求，
希望苏联政府对蒋廷黻访苏给予通力协助。同时，中国驻苏使馆也向苏联外
交当局交涉，希望苏联政府的外交官员与蒋廷黻会见。
苏联政府视蒋廷黻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10 月16 日派负责中国和远东
事务的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与他会见，围绕发展两国关系问题，
两人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关于这次谈话，苏联档案里保存了一份详细记录，
笔者从俄文译成了中文。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并评估它对日
后两国关系的影响，现全文引述如下：
蒋：阁下是否已获悉鲍格洛莫夫先生关于我担任蒋介石的代表，并受他
委托求见的通知。
斯：我们已得知蒋教授的情况。
蒋：7 月27 日我动身出国前，曾应蒋介石之召至南昌。蒋嘱转达：蒋介
石认为中苏两国由许多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
位受到什么打击或损害，中国也必将被殃及。他想探问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他
关于两国关系的那些想法。
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苏中两
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还因苏联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得到平等权力、为
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大
家都一致愿意发展同中国的最真挚、最友好的关系。
蒋：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迥异，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
政策？
斯：有许多证据可说明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
的差异或好恶为准绳。我们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
出发，力求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我
们同一系列国家包括某些个人专权的地区保持关系，后者与我国制度的差异
远远超过苏中制度的差异。尽管我们同这些国家之间并没有我说过的类似我
国对中国人民的那种友情，但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仍在发展。为了说明问题，
我可以援举我国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为例子：这些国家实行的是地道的法
西斯统治制度，与我国制度是根本相对立的，但十年来我们仍一直与意大利
保持着关系，因为意大利政府也愿意这样做，并且没有任何背弃与苏联之间
的和平关系的计划。然而，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如果说
目前的关系并不好，那仅仅是因为德国对和平、特别是对苏联的和平构成了
真正的威胁。
蒋：我们知道苏联和许多非共产党执政的邻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譬如和土耳其、意大利和近来同法国的关系。在长期密切合作之后，非常遗
憾，中苏关系破裂了，这会不会影响今后的关系呢？此外，大家知道，在中
国当政的正是蒋介石，这个事实对苏联政府产生了什么相应的影响呢？蒋介
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呢？
斯：我不想回顾过去的苏中关系，大家都很清楚，在一段时期的合作之
后，是中国政府肇使合作关系破裂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
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在我们确定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
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
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
的关系。我们把它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像尊敬其它国家的
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们见都不可能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不好的
影响。这一点我倒可以拿我们对法国的态度为例：大家知道，不久之前法国
在组织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各资本主义国家反苏统一战线，在这一运动中起
了领导作用，这些事件的发生还在苏中关系发生的那些事件之后，虽然如此，
目前我们仍和法国保持着最好的深厚友情。
蒋：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作的解释，请相信，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政府的
观点，我将马上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
重大的意义。
斯：我希望避免因我们今天的谈话而出现误会，请您了解，我们今天的
谈话是非正式的、秘密的，事先我不知道您会向我提这些问题，所以，我自
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授予的任何全权向您作正式说明，况且您本人也是蒋介
石的非正式代表。
蒋：我明白谈话是秘密的、非正式的，但我能否认为您说的想法和原则
反映了苏联的立场？
斯：我对您说的是个人看法，但我认为它反映的也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
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您当然可以如实地向蒋介石报告谈话内容。
蒋：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蒙您允许，我想再补充几点意见。
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不能代表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民族感情，不过，我们
应该跨过这一阶段，并且我们大家都坚信它将不会持续太久。在最近两三年
里，很多中国活动家向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与苏联合作和接近苏联的政
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建议没有被我们的政府采纳。但是，至于说蒋
介石，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他会努力开始同苏联接近。
请问，据您看，这种接近在什么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还要做些什么方
可使之更有成效？
斯：这是一个很重要和繁难的问题，我应该认真考虑考虑才能回答，因
此我暂不答复。
蒋：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也并不坚持要您立即回答。我想补充几点，
或许会有利于您的回答。南京政府收到了关于中苏接近政策的建议，比如关
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以任何形式表明，我们两国友谊的建议带有表面
的性质。蒋介石谋求的接近苏联，不是通过形式上的结盟或别的什么公开表
示，他希望通过培养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向苏联政府保
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方与苏联作对，在一
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为做到这一点，要按
步就班地认真做好准备，比如可以通过外交合作的途径。毫无疑义，这无论
对中国还是苏联都将是有益的。
斯：我赞同您的意见，不要追求形式上的接近和形式上的表态。至于具
体的建议，那应该认真地考虑。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我还应该再一次提请您
注意我们各自的不同之处，您的谈话是以私人身份；我谈话时虽然也是以私
人身份，可我并没有放弃充当我国政府的代表。
蒋：要进行这样的谈话，蒋介石不可能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只能选择非
官方的方式。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属外交部管辖，所有的问题都要与它联系，
而我们的外交部有自己的政策，它收到的有悖该部现行政策的报告，往往不
转给蒋介石。况且，官方途径是不允许涉及像我们今天谈话中这样提及个人
问题的。我个人衷心地希望促进我们两国的接近，如果我能
帮助做些有益的事情，我乐于效力。我相信，假如中苏间能重新开始认
真的接触，我们今天的会谈在这当中必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蒋廷黻与斯托莫尼亚科夫的这次会谈，是1932 年末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
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蒋廷黻认为，这
次会谈标志着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初步试探的阶段已经过去”。会谈后，蒋
廷黻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
石由此了解到苏联政府对他的态度，他对蒋廷黻莫斯科之行的结果甚为满
意，遂立即复电“甚表嘉许”，并从1935 年起，加快了联苏的步伐。
1934 年11 月7 日，蒋廷黻作为中国驻苏使馆的客人，应邀到红场参观
了十月革命节的庆典。 11 月10 日，蒋廷黻圆满完成莫斯科之行的使命后，
乘火车离开苏联首都，途经波兰，前往德国访问。
一年后，即1935 年11 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南京政府行政院政务处
长；1936 年10 月，又让他接替颜惠庆担任了中国驻苏联大使。
杜华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阎锡山秘密
会谈的台前幕后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连发密电，
请阎锡山全力支持。14 日，张学良、杨虎城派苗浡然飞抵太原，“请阎来领
导”。同日，南京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电请阎锡山“密加运用”，先将蒋
介石从西安移居太原。15 日，孔电告阎说：“弟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太
原，与阎晤商。16 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谓“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
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一时间，阎锡山似乎成了扭
转时局的关键人物，为各方所瞩目。阎锡山也自感身价倍增，遂踌躇满志地
施展其居间斡旋的计谋。可是，素重情义的张学良，却不领阎锡山的这份情，
他对部属们说：“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
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还说：“我决不让老阎作（成）这一票买卖。”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潜赴太原，与阎举行过秘
密会谈，阎对张早已有所许诺。
张学良为何要争取阎锡山
1936 年8 月初，张学良对身边的中共代表刘鼎说：“从今以后，我要想
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联共抗日，即便因此“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9 月中旬，他试图通过从前的部下、当时正在陈诚手下任职的冯庸，去说服
既是蒋的心腹又有抗日热诚的陈诚，能与自己一道劝蒋，没想到陈诚向蒋告
了他一状，张学良遭到了蒋的电报申斥。他没有灰心，转而去争取阎锡山。
张学良与阎锡山打过多年的交道。早在1927 年秋，张学良正率领奉军主
力在河北与北伐军对峙，阎却背弃诺言，突派晋军东出娘子关，差点把奉军
拦腰截断。1930 年，中原大战时，张出兵助蒋，把阎赶下了台。但张认为那
都是自家兄弟打架，“事过境迁，恩仇俱了”，在国难时期，则应一致对外。
况且，1936 年8 月，日本已指使伪蒙军侵犯绥东，阎锡山已经增派晋军李服
膺等师开赴绥东，协助傅作义抗战。因为阎很清楚，如果绥远沦陷，下一个，
就要轮到他的老家山西了。面对日军的凶焰，阎锡山在暗中已经开始调整自
己的对策。他原先是“防共”第一，红军东征，蒋派陈诚率10 万中央军进入
山西之后，阎锡山说，他是在三个鸡蛋（指日本、红军和蒋系）之间跳舞，
踩破哪个也不行。日军侵犯绥东之后，他则说：“中国今日第一个问题就是
何以图存的问题”。1936 年8 月下旬，阎密派他所最信赖的梁化之（政训处
处长，阎的外甥，阎把梁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去北平草岚子监狱，密晤晋籍
中共党员薄一波，请他回省“共策保晋大业”。张学良对阎已开始暗中“容
共”的
内幕并不知晓，但对阎担心日军侵犯山西以及他以“实力困难”为借口，
不愿增派晋军去陕北“剿共”之内情则是了解的。再者，张学良认为，阎锡
山虽非蒋之嫡系，但有地盘，有实力，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
会副委员长，如果阎锡山肯在蒋面前为自己帮腔，阎的话还是有份量的。但
张学良刚刚有了陈诚告状的教训，在不明底细之前，他不敢冒然行事。这时，
张学良已不在乎自己获罪，但怕再露破绽，坏了大事。
张先派秘书去试探
当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为副司令，总司令名义上是蒋介石）
有个秘书叫李金洲，1932 年曾在太原任省会公安局秘书长，颇得阎锡山及其
军政亲信们的信赖。1936 年9 月末，张学良单独召见李金洲，令其纯以“私
人身份”（既不以“剿总”秘书身份，也不以张学良代表的身份），前往太
原一游，“顺便”拜谒阎氏，试探一下阎氏对“剿共”的真实看法到底如何。
李金洲到太原后，先去探望阎锡山素来倚重的智囊人物晋省主席赵戴
文，“闲聊”中，好像完全无意地谈到了绥东抗战，进而“漫不经心”地谈
及“剿共”与抗日的关系。没想到，赵戴文非常明快地告诉李金洲：由于“对
内”则无以“对外”，“阎主任（阎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时以剿匪非计
为念”。这就是说，阎认为打内战就无法抗日，继续“剿共”并不是好政策。
随后，在赵氏的陪同下，李金洲又去拜谒了阎锡山，阎氏之所谈果真与赵之
所述完全相同，阎并要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汉卿“联合向委
座进言”。阎锡山和赵戴文显然明白，李金洲来晋并非是私人旅游，完全是
奉张学良之命而来。因
此，在李金洲离晋时，阎锡山还写了封信，托李带给张学良。李金洲返
回西安，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张学良报告。张以阎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
颇有喜色”。
再派参谋长去打前站
为了能与阎锡山联袂劝蒋，张学良必须先亲自与阎深谈一次。可是，李
金洲带回来的信息是否完全可靠？李并非东北籍（山西人），在东北军任职
时间也不长，地位又不高，又是一个人去的太原，若是晋方否认了，就没有
第二个人可以作证。更让张学良放心不下的，就是阎锡山的老谋深算。但考
虑到山西已临抗日前线，事关其自身存亡，这一次，老阎似乎不会有诈。那
么，老阎会不会变卦呢？张学良决定改派戢翼翘再去一趟太原。
戢翼翘，字劲成，曾在张学良手下任军长多年，后升为张的参谋长。阎
锡山的智囊赵戴文和参谋长朱绶光，都是戢翼翘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同
学。中原大战后，戢奉张学良之命到山西缩编晋军时，对晋军又相当宽容，
颇得晋系上层人物的好感。“九·一八”事变后，戢即辞职，此时正在北平
闲居。张学良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曾受到过地的栽培，张即让何给戢拍电报，
说张戢敢速来西安，有事奉托。
1936 年10 月初，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太师洞单独接见了戢翼翘。张说，
东北军己不像从前那样了，现在官兵都要求打回东北去，“你告诉阎先生，
希望将来在蒋先生面前要支持我们”。戢说，山西大同已吃紧，东北军要帮
忙，阎定会同意。张说，东北军抗日，要借道山西，“从陕西入山西，乘同
浦路经过
太原到前线去，也请他答应”。张最后说：“我要亲赴太原见他，请他
不要宣布，不要接我，保守秘密。”
戢同意去见阎，但担心去太原再回西安报告，然后再返回北平，会走露
消息。认为不如让他带一个随从，待见阎后，他把交涉结果写成文字，密封
好，让随从带回西安，他可径回北平。张考虑了一下，即让李金洲陪戢前去。
临走前，张给阎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戢带交阎。原文如下：
百公赐鉴：
李金洲返，述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
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战决心。事可为矣，国
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兹嘱戢劲成兄进谒，俯乞进而教之。专肃，
并颂
勋祺
张学良顿首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
戢到太原的当天，就去见老同学赵戴文和朱绶光。深夜12 点，阎即接见
了戢。阎爽快地表示，在蒋先生面前支持汉卿，没问题，有什么要他说的话
他都肯说；借道也没问题，还答应预先把道路修好；汉卿要秘密来太原，很
欢迎，保证绝不透露出去。阎还对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时，与红军激战，
表示后悔。
戢离开太原之前，阎还给张学良写了封复信，全文如下：
汉卿仁兄勋鉴：
劲成兄莅并，并贲到手翰，并共洽谈，敬悉一一。（日本）对绥远，
势在必得，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
败，我辈亦可了矣。此后情形，弟随时奉闻。目下状况，统乞劲成兄代
达。专此奉复。敬颂
勋绥
愚弟阎锡山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
戢之使命顺利完成，即直返北平。李金洲则把戢的密信带回西安，报呈
张学良。
解开张、阎密谈之谜
这时，蒋介石一方面让曾养甫做出邀请周恩来去广州谈判的姿态，另一
方面，又令胡宗南等部在甘肃东部堵“剿”红军，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张学良为减少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一方面将堵“剿”红军的军事部署密告
正在西安帮助他整训东北军的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另一方面，又致电蒋介石，
表示有要事相商。10 月20 日，张学良得到通知，蒋介石明后天即来西安。
当天下午，张即秘密乘机飞抵太原。当晚，阎退去左右，与张学良彻夜密谈。
翌日，张学良飞高太原。22 日，张学良即在西安迎接蒋介石一行。
1936 年10 月20 日夜，张学良和阎锡山两人究竟密谈了些什么？由于没
有其他人参加，他们两人又都一直讳莫如深，所以，长期以来，会谈内容就
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现在，让我们根据原始档案来解开这个谜。原来，阎锡
山虽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劝说蒋介石联共联苏的抗日主张，但对中共和共产国
际不无疑虑，故提出了三个问题要中共答复，因此，张学良回到西安，即将
与阎秘谈的内容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叶剑英、刘鼎做了通报。10 月22 日，
叶、刘用密电向中共中央做了简要报
告。从这份电文看，张、阎会议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点：
一、既然蒋介石即将莅陕，阎锡山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他决心赴西安晋
谒蒋委员长，请求蒋领导全国军民，联合红军，一致抗日。
二、请中央拨款，加强绥远国防工事，并调10 个师来加强绥远、宁夏、
山西的国防力量。
三、倘若蒋介石不同意，阎锡山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牺牲，
让晋军与红军、东北军联合起来，全力抗日。
四、阎锡山准备把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和临河五个县让给红
军。
五、但阎锡山问张学良：
1.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开赴绥远抗日前线？
2.共产国际能否接济联合抗日的红军、东北军和晋军？
3.联合作战，红军能否服从指挥？
从目前已知的上述内容看，张、阎的这次密谈，不仅十分融洽，而且异
常深入。可以肯定，在联共联苏以求增大抗日力量这一重大决策问题上，阎
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与张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张已把阎当作自己抗日救国的
可靠盟友，因而已将东北军秘密联共联苏的大致情况向阎作了如实介绍。这
样，在国民党所有的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就成为了解张学良联共内幕最多
的一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阎已向张许诺，倘若蒋介石不听劝谏，不同意
联共联苏抗日，阎决心不顾一切牺牲，与张一道，联共抗日（显然，这就是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对阎锡山寄以厚望的主要原因）。不过，阎锡山对共
产国际实际主要是苏联对抗日能否提供援助，较为担心。其实，这恐怕也是
张学良的忧虑。中共中央在收到叶剑英、刘鼎10 月22 日
的电报后，即于26 日致电共产国际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