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元首罪，并立即决定送往军事法庭。
张学良这样谈到他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
“嘿嘿，我这个人啊！我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对自己所作所为要自己承
担责任。我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惩罚。更明白他说，我是
抱着死的决心去的，我认为自己肯定被处决，后事我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是
军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其它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考虑了。而且在那个
时候，如果我不去接受惩罚，那么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将遗留下问题，我决
定为了不挑起新的无谓的争斗，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而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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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罪，监禁10 年，剥夺公民权5 年。改判无罪，软
禁浙江奉化溪口镇。现在还保留有张学良在溪口
给东北军的信件，内容是制止青年军官为自己的事采取的行动。卢沟桥
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张学良盼望日中全面开战后亲率东北军上前
线，蒋介石就是不批准。张学良避开日军，在中国各地移动。
1946 年，张学良被送往台湾，从此一直生活在那里。西安事变已经过去
50 多年，张学良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与软禁期间一直生
活在一起的夫人赵一荻住在台北市郊的住宅里，安静地过着晚年生活。下面
是张学良的一段“自论”：
“可以说，我整个一生的毁掉，都是由于日本。父亲的被杀，家庭被毁
掉，我的财产被剥夺，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带头反
抗日本侵略的，我是有反抗性的人。只要是我认为不合理的，不管对方是谁，
都坚决反抗，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事，
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管他，坚决反抗。现在我90 岁了，已经离开政治舞台。
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反抗过许多事情，因为我认为它是不合理的，
权利也好，生命也好，什么都可以不顾。对不合理的事，我可以抛弃财产、
生命反抗到底。我就是这样的人。”
从那个不幸的日中战争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存在着对张
学良来说不能讲出来的历史回忆。
夏里据日本NHK 电视台专题节目《张学良现在开口说话——日中战
争之路》整理（第87 页为华清池照片；第88 页为张学良会见端纳
照片；第91 页为蒋介石夫妇离开西安时合影。）
日军特殊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
一、日本早期对中国的情报活动
1945 年8 月11 日，也就是在日本天皇发出乞降照会，表示接受中英美
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 年7 月26 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
联合公告，向协约国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在东京附近日本陆军中央特别情
报部临时所在地的高井户浴风园内，一群陆军中央情报人员，在部长西村敏
雄的指挥下，在院内燃起熊熊大火，将重约数吨的文件资料付之一炬，浓烟
弥漫天空，从早晨直到晚间，整整烧了一天。他们焚烧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文
件资料，而是极为机密的日本陆军部中央特殊情报部成立以来的组织机构及
其人员档案，以及长期以来搜集的所有情报资料。这是一种毁灭罪证、妄图
逃避战争审判的新的犯罪行为。正是由于日本中央情报部门的这一罪恶行
径，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的情报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很早以来，日本为图谋我国，不仅公开设立对华的间谍机关，而且派遣
大量日人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1931 年6 月初，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带
领井杉延太郎等人，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
调查。6 月26 日在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关玉衡第三团逮捕。
从他们的行囊和中村震太郎的棉裤中搜出不少调查笔记和军用地图，经检查
发现，中村将日本军用地图与现地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加以纠正和改绘。中
国官兵在确认中村为军事间谍后，予以秘密处死。这本来是中国的正当权利，
但日本却借此挑起事端，并诉诸武力。
1935 年5 月31 日，驻察哈尔阿巴噶旗（距多伦40 公里）的日本特务机
关的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亲等四名特务，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
进行绘制地图的间谍活动。6 月5 日抵张北时，被中国第二十九军张北驻军
扣留，带至军法处候审，但经向宋哲元请示后旋予以释放。日本驻张家口领
事桥本及特务机关长松井却借口日本军官曾受中国军官恐吓，于6 月11 日向
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惩办直接负责人，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
自道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三项无理要求，限5 日答复，否则日
军将自由行动。迫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头子土肥原
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由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手培养起来
的。川岛芳子本是晚清肃亲王的第14 个女儿“东珍”，本名金壁辉，后被川
岛浪速收养，改名为川岛芳子。1916 年川岛浪速在东北组织“汗山庄”的间
谍组织时，川岛芳子便是骨干之一。她女扮男装，相继在上海、华北及东北
各地进行间谍活动。
早在1936 年日本准备南进，占领东南太平洋地区英美殖民地时，派了很
多谍报人员到世界各地搜集情报。如台湾日军司令官烟俊六派山田少佐、林
参谋、北岛参谋等人视察华南和南洋，成立台湾拓植会社，作华南和南佯的
调查工作等等，可以说，抗战前及抗战期中，凡在中国的日本男女，上自富
商、外交官，下及贩夫走卒、浪人、妓女，几乎无不是日本政府或军方的间
谍。甚至他们在中国各地推销商品的广告招贴，如“仁丹”、“肥田粉”之
类，都暗藏杀机。如“仁丹”二字的排列是可左可有的，然而左右之间就暗
藏进军路标了。至于日本和朝鲜浪人，以及日本雇佣的汉奸，伪装成小贩、
香客，甚至是乞丐等等，作各种间谍活动，所作所为罄竹难书！
二、日本陆军密码班的建立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进入利用电波采用密码作为通讯工具
的时代，仅靠直接获取的办法，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对情报的要求了。因此，
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即必须设法监听对方的电波，破译其内容，获取所
需要的机密。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就是专门负责搜集无线通讯情报的一个
极为秘密的机构，包括密码的破译、通讯电波的监听和方位的测定等等。
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当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设有极秘密的通
讯情报班，但大规模地及有效地利用通讯技术破译对方密码则是在1921 年以
后。1921 年由外务省、陆军
省、海军省以及邮政省共同成立了电讯研究会，专门研究密码破译技术，
而且在波兰人的帮助下很快就取得极好的成效。这是由于时任日本驻波兰公
使馆副武官山胁正隆（后为大将），曾研究1919 年至1920 年波兰进攻苏俄
时的谍报工作，获知波兰军队对破译红军的密令非常成功。当苏俄指挥部用
密码下达命令，由师一级传达到团一级时，便为波兰方面破译出来，因此波
军对于苏俄方面的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山胁正隆对波兰如此先进的破译技
术很感兴趣，因此，1922 年在他离任回国后，便极力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
伊丹松雄推荐，邀请波兰破译专家科瓦列夫斯基到日本传授破译技术。
1923 年 1 月，科瓦列夫斯基应邀到日本东京，向由参谋本部所属各情报
部门派人参加的情报讲习所人员，讲解密码技术。讲习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
参加听讲人员还有参谋本部欧美课的4 名大尉，他们是俄国班的百武晴吉，
英国班的井上芳佐（后为中将）、三国直福（后为中将，1939 年8 月任南京
特务机关长），德国班的武田馨（后为中将，1939 年8 月任关东军高射炮司
令官）。讲课的内容有苏俄红军的乱数密码以及周期转置密码破译的研究，
还有欧洲各国常用的密码构成和破译技术。这比日本的密码技术先进多了。
因为长期以来日本陆军的密码一直是使用电信符号，以及法国路易十四时代
以来使用的罗尼式双重语置换机，非常落后，密码极易被人解读。因此，参
加学习的人员在听了科瓦列夫斯基讲授的乱数密码后吃惊不已。可以说，这
个学习班在日本特别情报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3 年6 月，日本参谋本部开设了监听所，开始直接监听国外电报，但
由于接收信号机落后，使用的是矿石滤波器，
未能如愿。直至后来无线电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真空管发明后，以真
空管代替了矿石滤彼器，监听所才重新恢复。
科瓦列夫斯基结束在日本的讲课，回到波兰后，日本参谋本部又将一批
年轻的军官送往波兰，继续研究密码技术。这批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与波
兰人一起执行任务，接受波兰军人的直接指导。1934 年9 月，日本参谋本部
又继续派遣年轻军官到波兰。当时正值山胁正隆第二次出任日本驻波武官。
这些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主要是学习和研究苏联红军通讯的组织系统，苏
军密码的种类、特性和倾向等。
1927 年7 月，第一批派往波兰学习的百武晴吉回到日本之后，陆军参谋
本部第三部通讯课便增设了密码班。随着派往波兰学习的人员陆续回国，密
码班的组织很快扩大。其中配置有专门负责苏联、中国和英国的不同组织。
密码班的任务除负责编徘自己的密码外，还要负责密码通讯的监听、解读和
翻译，以及培养教育密码专家。 1939 年3 月陆军密码班改称第18 班，直
属参谋总长，班长由第二部部长兼任，在派住中国的各军中，都设有特情科。
1940 年出任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土桥勇逸少将，就曾是这个密
码班的班长。
三、日军特情班在侵华战争中的活动
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特别情报活动始于1928 年5 月。当时，日军为阻止蒋
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陆军通过监听中国军
队的密码通讯，破译了命令内容，因而对蒋军的调动配置行军路线知道得一
清二楚。同年6 月，日本关东军将张作霖炸死后，陆军东京密码班破译了张
学
良与各方的密码通信，因而对张学良与各部分的关系了解碍十分清楚。
1931 年9 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情报
机关，因此，参谋本部派遣密码班的工藤胜彦大尉到关东军，对关东军监听
到的中国军队的密码进行解读与翻译，结果将其中的70％的密码破译出来。
关东军虽然在兵力上与中国军队比较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监听、破译了南
京国民政府当局与东北军间的联络，南京政府与驻日公使馆的外交电报，中
国政府的动向及外交政策都在其掌握之中，因此，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部
能处于主动地位。工藤大尉因此功绩被授予“金主鸟勋章”，这是日本陆军
史上第一个获得勋章的情报军官。不过，当时日本特情的成功，究其原因主
要是在事前已基本熟悉中国使用的密码，而且还窃取到密码本。
1932 年1 月，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驻上海的日本舰队
密码班长森川，破译了中国的密码，获知中国空军准备轰炸在上海的日军的
极密情报，结果，日军先下手，破坏了汉口的中国空军基地。“九·一八”
事变后，关东军不仅设置了密码班，专门监听中国的密码电信，而且于1932
年夏，在哈尔滨设置了由在波兰军队中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缨井大尉任机关长
的对苏联的情报机关，专门观察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和动向。
1935 年，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继关东军之后，也成立了专门的特
情班，由鹤田登实少佐任班长。此人是参谋本部密码班的元老。密码班成立
后，配备有三台接收机，监听人员6 名，破译人员2 名，翻译 1 名。1936
年4 月，中国驻屯军改编，地位提高，军司令官改力“亲补”，即由日本参
谋本部直接
任命，兵力增至5000 人，因此特情班也随之扩大，任命工藤胜彦少佐为
班氏，人员由13 人增至26 人，信号接收器也增至6 台。其任务是专门监听
北平、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商震、高桂滋、傅作义等部的动向。
1937 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随即于8 月末将中国驻屯军扩
大，组建成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特情班也随之增强，除
增加信号接收机等大量设备外，还补充增加了工作人员50 余人。除华北方面
军在北平设立的特情班外，还在归绥、太原、济南等地设立分室。1939 年10
月，日本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也设置了特情班，由老资格的
情报专家鹤田登实大佐任班长，同时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分室；在广东的日
本华南方面军也设置了特情班，由田内一郎大佐任班长。
1943 年7 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情班与华北方面军特情班合并，组
成中国派遣军特情部，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部氏以下共计543 人，其中文
职人员，包括翻译官、翻译生116 名。1944 年2 月，特情部又进一步扩大，
军职与文职人员共计880 人。到了1945 年1 月，仅军职人员即达711 人，文
职人员280 人，共计991 人。由此可见日本对在华特情活动的重视。
特情班的主要活动便是研究中国的密码，以及掌握相关的各种知识。中
国军队的密码称为“明码”，基本上是由4 位阿拉伯数字构成。这种密码既
容易被发现，破译也比较容易。而且，中国军队在拍发电报时，缺乏保密观
念，不仅拍电报人姓甚名谁都清清楚楚，就连收报人的姓名、日期都不加任
何保密，原文拍出。因此，特情班便很容易掌握中国军队的编制、兵力和行
动。据日本方面称，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对中国军队密码的破译率达到90
％。关于外交密码的破译，日军特情班早在战前的1936 年，就窃得了中国使
用的密码书《二六电本》，对中国外交联络情报知道得相当详细。
1937 年9 月1 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
石的电报中，便已提出泄密问题，称：我军电报多被敌方译出。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侍从室机要室秘书毛庆祥，也曾就机密泄漏之原因向侍从室主任钱大
钧及蒋介石报告说：当系部队与部队间（横向）通电时有所泄漏。因为前方
通信均用无线电及电话传递，并且大部使用普通密码和密码本。此后不久，
中国军队对密码进行了改进，采用了“特种电码本”，即将原来的一字一码
的形式改为词组形式。经此改进，密码相对说来要复杂多了。但不久也为日
本特情部所识别，破译率仍达到70—80％。由于中国军队的密码被日本特情
部破译，因而日军在对中国军队的各次战役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危害，
这在中条山战役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1941 年5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集中其在山东、河北和晋北的第二
十一、三十三至三十七各师团及第四十一师团，共计6 个师团，以及第三、
四、九三个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共计10 万兵力，分布于豫北的沁阳、博爱及
晋南的晋城、阳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线，对以中条山为中
心的山西南部的中国军队再次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此即“晋南会战”
或“中原会战”。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阵亡4.2 万人，被俘3.5 万余人。日军只被打死673
人，受伤者2292 人，以近1：20 的极小代价，打败了所有中条山地区的国民
党军队。
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中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重要 原因之
一，就是其特情部熟知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
第二课（情报）参谋、特情部主任横山幸 雄曾洋洋得意地声称：在会战期
间由于充分发挥了特情的作用，对敌情了如指掌，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所
就像设在演习室的统监部，指挥彼此作战一样，指挥若定。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决定此次作战时，在制定作战目标（是首先进攻共产
党领导的在山西省的第十八集团军所部，还是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
队）时，其第一课（作战）与第二课（情报）之间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第二
课以日军在百团大战中损失惨重，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是日本军的最主要威
胁，力主首先进攻中共军队；而第一课则以对中共军队兵力分布及兵力等情
报知之甚少，情况不明，胜负无把握，国民党军队虽然兵力众多，但情况明，
易于进攻取胜为由，竭力反对。结果第一课的意见被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采
纳，于是决定首先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
日军在发动进攻前，第二课采取了一系列迷惑中国军队和隐秘日军作战
行动的措施。首先，让驻内蒙的日军渡过黄河，前往鄂尔多斯方面，佯攻兰
州或延安；让日军第一军在黄河上游地区活动，宣传要打西安；让日军第十
二军在开封北面的黄河地带实施渡河演习，宣传要打洛阳。甚至在日军内部
除极少数人事前得到通知，已知作战意图外，连师团长也蒙在鼓里。而且，
在连接作战区域的周围，严禁以飞机进行侦察活动。为探明中国军队的情报，
早在作战前的4 月间，日军便将特情班由北平迁往新乡，通过通信情报，将
中国军队的情况探知得异常清楚。
四、日军特情班在百团大战及冀中
作战中的失败
与上述相反，日军特情部在对中共的情报活动中，却束手无策。随着抗
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广大地区，开辟敌
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夜出没于日军占领地区，袭击敌寇，给日军以极大威
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由于日军对中共军队使用的通讯密
码的破译一直毫无进展，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虽一
再进行“扫荡”，但收效甚微。因此，1940 年当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百
团大战时，华北日军遭到重大损失。
1940 年8 月，八路军总部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
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
进攻作战。原计划出动20 几个团的兵力，但随着战斗的打响，参加作战的部
队扩大到105 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8 月20 日晚，战役全面展开。晋察冀军区以39 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
众的配合下，破击拆毁平定至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路、
德州以北的津浦路、正定以北的平汉路各线，同时攻占娘子关，破坏了井陉
煤矿；第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46 个团，破击由正定至榆次的正
太路、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德石路，太谷至临汾段的同蒲路；第一
二○师及晋西北区所属部队20 个团，破击同蒲路北段汾离公路全线，并阻止
日军向正太路增援，由此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9 月20 日至10 月初，
各部队以摧毁交通线
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为主要目标。日军遭到八路军的打击
后，从10 月6 日起，调集4 万余人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复“扫荡”，八
路军转入反“扫荡”作战，直至12 月5 日将其粉碎，战役结束。
从8 月20 日百团大战开始，至12 月5 日结束，历时3 个多月，共计大
小战斗1824 次，拔除日伪据点2993 个，歼灭日伪军4 万余人，其中日军两
万余人，破坏铁路470 余公里，公路150 余公里，各铁路、公路沿线的日军
通讯设施，也被摧毁。这次作战，使日本华北方面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丧失了作战机能。
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发动的突然袭击深感惊愕。在此之前，日本华北方
面军极力想通过特情部查明中共无线电通讯，为此，扩大了特情组织，并且
派情报专家横山幸雄少佐出任特情主任参谋。横山上任后，即以查明中共无
线通讯为主要任务，但尚未有结果，百团大战即突然爆发。由于特情失去作
用，情报课课长滨田平大佐及下属人员不得不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
请求辞职。由此可见日军狼狈状况之一斑。
横山少佐为使日军特情班起死回生，不仅增加了10 台接收机，而且调派
了一批特情专家充实特情班的组织，其中有所谓中共问题专家山崎重三郎大
尉。但是，由于中共使用的是乱数密码，因此，在破译中共密码上遇到严重
障碍。于是，横山要求笠原参谋长命令日军各部队千方百计大力搜集八路军
的有关文件。参谋本部又增派密码专家井上正规少佐到北平，协助特情班工
作。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到1941 年2 月，特情班终于破译了冀中军区第
十军分区司令部给下属团级组织的密码电报，进而又弄清了以前毫无所知的
中共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与经济动态等情况。
继1941 年5 月的中条山会战之后，日军于1942 年5 月1 日至6 月20
日，对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师团主力6 个营、独立混编第九师团2 个营、第一一○
师团4 个营、第二十六师团2 个营、骑兵第十三师团独立混编第七旅团，共
计5 万余人的兵力，企图将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一举歼灭。
日军在发动“扫荡”之前，采取佯攻作战的战术，即以分散“扫荡”的
形式，对中共各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以迷惑中共；与此同时，其特情班集中
力量查明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位置。首先破译了军区司令部使用的部分密
码，随后又查明了六、八、九三个分区司令部以及中共军主力所处位置。但
是，由于冀中军区的密码时常更改，特情班无法破译；司令部位置又变更频
繁，且不时实行无线电封锁，停止发送电报，因而特情班无计可施，最后不
得不靠派遣间谍，化装潜入中共抗日根据地，刺探军情。
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及侵华日军特情班，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组织机
构，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犯下了严重罪行。虽然由于
其档案资料被销毁，其详细内幕不为世人所知，但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研究
的深入，总有一天，其罪恶活动会大白于天下。
蔡德金 任常毅
日军在华伪造“法币”事件的内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制造了一起严重扰乱国民党金融市场的
伪造法币事件。关于这事件的内幕，在冈田酋次（曾任汪伪政府经济、军事
顾问）所著的《日中战争内幕记》一书中，有详细披露。其具体过程，整理
如下：
早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 年，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
佐藤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对于伪造和使用敌国纸币作为捣乱敌国的办法很
有兴趣，曾研究过实行的步骤”。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接替佐藤研究工作
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草拟了一个伪造法币并准备在中国实施的方案。可见，
伪造法币是日军蓄谋己久的一个侵华行动。
冈田酋次在书中追忆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华
中金融市场旧法币还在流通，日本派遣军另发行了军票作为支付手段。日军
不但要以军票在占领区来满足所需的军需要求，而且还有日本国内工业也要
求从华中方面提供中国特产物资。但有些物资必须从军票流通区域以外取
得，而这种物资价款支付所需的外币和旧法币却不易得到。于是山本大尉以
过去研究为基础，起草了发行伪法币在华中试行的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
准”。
这一伪造方案，是以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即中央、中国、交通及
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对象，首先对使用的纸币和印刷的技术作了研
究，计划以这一伪纸币取得战略物资。山本的这一方案通过参谋本部中国课
向陆军省军事课的岩畔豪雄大佐提了出来。陆军省的军事研究所进行了研
究，认为山本的方案可行。
岩畔邀山本认真地进行了商谈，要山本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工作，山本
表示：“我一定要专心地干下去！”1939 年7 月，山本调任第九陆军科学研
究所课长，专心配合这一课题的研究。山本原来是军需部的一个军需官，对
于造纸、印刷等技术并不精通。为了实施伪造法币方案，他深入私人造纸公
司，进行纸币用纸的研究，又通过军方把国民党四家银行发行的各种面值的
法币搜集起来，做了种种分析。但是，在分析研究中，对于在纸币的用纸上
进行水印的技术，无法解决，这给伪造法币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众所周知，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是于1935 年在英国的帮助下进行的，
当时批准只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有发行法币之权。鉴于中国
印刷技术的落后，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是由英国的伍德罗、托马斯两家印
刷公司和美国的钞票印刷公司代为承印的，印刷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
要伪造这样的货币，在印刷技术上无疑是困难的。
为了研制伪法币，日军只得先秘密进行试制。在大藏省印刷局技术人员
的支援下，从私人印刷公司借到机器，试印5 元和10 元面值的法币。但伪造
的试制品和英、美印刷的正式流通的法币相比较，英国的水印技术难以达到，
美国印刷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望尘莫及。除此之外，纸币的番号和记号也是非
常麻烦的，既然是伪造，在流通中当然会产生记号和番号相同的票面。为了
防止伪造马迹的破漏，还必须有特殊的技巧手段。后来又从捆包方法、包装
用纸、捆扎线带等等细徽末节上，按发行银行分别加以研究。此外，对钱庄
在货币流通中自然产生的新纸币和半旧纸币的混杂规律也进行了细致的考
察。伪造工作还必须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印制工场要设在严密隔离的房子内。
这种伪造试制工作从1939 年至1941 年经历了两个多年头，才刚刚有了
一些眉目。正当日军为伪造法币煞费苦心的时候，德国潜艇在太平洋上缴获
的美国军舰上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面额高达10 多亿元。这一发
现，无疑对日方伪造法币工作是一个鼓舞。它不仅给日方带来了经济上的效
益，而且为以后伪造技术提高也带来很大的帮助。后来日方花钱从德国手中
买进了这批法币。
1941 年12 月，日军侵占了香港之后，获得了设在香港印刷法币的工厂
设备，没收了大量10 元面值的法币半成品以及印制原版，还查获了载有纸币
记号、番号的记录资料。这些印刷设备和资料的取得，给日方伪造法币提供
了极大的帮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发展，日军在占领了缅甸之时，又在
仰光的一家印刷工厂中发现了大量半成品的中国法币。这些由英国代为印制
的法币是准备通过滇缅公路运往重庆去的。
当日军南进占领了爪哇之后，接收了当地的造纸厂、又取得了很高明的
水印添加技术。这样，从试制到获取半成品法币直至取得水印技术，日本军
方才全部掌握了印制法币的资料以及关键技术程序，可以独立地而且很高明
地伪造法币了。
印制和发行伪法币都是由日本的专门机构“松机关”掌握的。但实际业
务是由以民间身份出现的坂田诚盛主持的。坂田的工作又得到了在华从事特
务工作的里见甫以及海军方面从事重庆工作的儿玉誉士夫等人的积极支持和
配合。坂田还和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相结合，设立了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方面
交流物资的“民生”、“裕生”两家商业公司。后来通过楠木实隆的联系，
该公司又拉宁波方面的盐业代表、长崎医科大学出身的黄医师等人参加本公
司的工作。他们在各地新设了钱庄，采取诡秘的手段使伪法币得以流通。坂
田及其公司从中获得了很大好处。如陆军货物厂保管的未印好的法币，是按
票面价格的70％交给坂田和下属公司的，只要再加盖总裁（蒋介石）印章即
可送出去流通，转手之间就可获取伪法币30％的票面价值。
伪法币的流通是通过物资交易形式进行的。重庆国民党方面为了从日军
占领区取得物资，也曾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通济隆”商业机关，孔祥熙、顾
祝同、戴笠等国民党首要都参与其事，杜月签被推为董事。这样，在日方机
关中有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而在重庆方面的机构中又有徐的“老头子”杜
月笙暗中沟通。冈田酋次认为，这是中日交战双方演出的“猴子戏”。
关于伪法币的发行额，没有发现详细的记载，据日方披露，最低时期每
月数额在200 万元左右，而且随着贸易数额的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发
行量呈逐步增加的趋势。据冈田酋次估计，1940 年重庆国民党政府法币发行
额约为40 亿元，日方伪造的法币数额约占这一数额的5％左右。由于伪法币
的流通，日方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的
通货膨胀，引起了战时经济混乱和人民对法币的不信任感。
刘其奎
花园口黄河决堤真相
1938 年，国民党政府以阻挡日军西进的名义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
大堤，使黄河以南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事过50 年后的今天，当地的人民对这场灾难仍然记忆犹新。
黄河决堤方案，在国民党当局酝酿已久。不少国民党要人很早就提出了
决河制敌的计划。还在1935 年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河北、威胁河南时，国民党
高级军官内部就有掘黄河堤之议。当时在武汉行营任职的晏勋甫，曾就日军
可能侵占郑州一事，拟出两个腹案：一是必要时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无
可利用：二是挖掘黄河大堤，以阻敌西进。1938 年4 月，陈果夫也致函蒋介
石，主张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附近决黄河北堤。他认为只须将地势低下的沁
河附近北堤决开，使全部黄水北趋漳卫，则大局可解，而可致敌于危地。蒋
介石批示：将此议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徐州失陷后，姚琮等主张
由河南铜瓦箱决堤；陈诚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1938 年6 月1 日，
日军攻占睢县等县，进犯开封，郑州危急，第一战区长官部讨论了晏勋甫（时
任战区参谋长）的方案，认定掘堤可以将敌人阻绝在河南以东，保全郑州。
这个议案在呈报武汉军委会后，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同年6 月20 日，蒋介石
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
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进。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获悉蒋介石上述决策后，随即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
有关河防军政人员开会，研究掘堤地点，最后决定在地势较低、堤防较薄的
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决定将长官部迁往洛阳，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
留守郑州督工决堤。执行者是守备赵口河防的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为此，
蒋介石特电令刘和鼎部守备担任郑汴间的游击，以掩护决堤。于是，刘和鼎
以三十九军军部和主力进驻郑州，担任郑州的守备，并以所属第五十四师公
秉藩部步兵两团担任中牟县一带（包括赵口）的游击任务，牵制附近日军，
以保证决堤工程的实施。
6 月4 日上午6 时，刘和鼎先以商震所派五十三军一个团在赵口掘堤，
由于决口宽度过窄，待掘至水面，宽不过1 米。难以继续开掘。至6 月5 日
上午，决堤工程还未完成。蒋介石当即在电话中命令商震“严厉督促实行”。
商震当即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炸药与地雷，准备炸破河堤。刘和鼎
也加派一个团协助掘堤，并悬赏千元法币，限于当夜完成并放水。经工程兵
用炸药轰炸后，至下午8 时许，开始放水，但因缺口两岸倾颓，水道阻塞不
通。刘和鼎又另派一个团作第二道之决口，亦因沙土阻塞而失败。于是，商
震又加派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到赵口协助，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掘堤，得到蒋
介石的批准。刘和鼎派参谋处长黄铎五负责办理决口工程，第一战区长官部
程潜也派兵工专家王果夫负责设计和指导。这样，决口工程在赵口和花园口
两处同时进行。
6 月7 日午夜，蒋在珍、黄铎五、王果夫等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勘查，
选定于关帝庙西掘堤。这个地点是黄河弯曲部，容易放水；又可以流入贾鲁
河，使水东南行，注入淮河，还拟定了施工计划，决定：秘密决口；以花园
口为基地，由军部架一电话总机，构成营以上的通信网，以加强联系；黄铎
五、王果夫常驻花园口，就近解决问题；决口工事以连为单位，分点掘土，
轮流作业；一切准备于6 月8 日前做好，概限6 月9 日完成任务。
这次黄河决口重点在花园口。蒋在珍在执行挖堤任务时，把当地群众赶
到10 里以外，周围密布岗哨，不许群众围观。他选出800 名身强体壮的兵士，
编成5 组，每组工作两小时轮换。夜间有卡车上的电灯照明，通宵工作。6
月9 日上午9 时许，河堤挖出水，因缺口不宽，又时值黄河涨水初期，河身
高于平地，水流从高而下，水势很急，难以扩大口子。于是蒋在珍又请求调
来平射炮及一排炮兵，用大炮对准已挖薄的堤岸部分，开炮轰击，一连发射
六七十炮，缺口始打开两丈左右，河水汹涌泛滥，堤岸自行崩垮，滔滔黄水
向东南奔涌。
在黄河两岸，视界辽阔，那时日军已逼近黄河北岸，在望远镜中可以窥
见南岸动态。日军夜间用探照灯向南岸侦察。为保证决堤工程秘密，第三十
九军规定担任赵口、花园口决口工事的部队，在堤岸内侧，构筑掩蔽部和交
通壕，以及伪装被复等。蒋在珍在花园口派一个团执行警戒，谎称日军即将
到来。把周围10 华里以内的老百姓强令隔离，唯恐泄漏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