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的名著第一版本最初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是由于拥有广泛的读者，使他一鸣惊人。这部名著的较长版本发表于五年后的1803年。这部书经过反复修订和增补，1826年出版问世。
1804年马尔萨斯结婚，当时他已经38岁了。1805年他被任为海利伯利东印度公司学院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余生中一直担任此职。马尔萨斯还写过几本经济学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原理》（1802年）。该书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二十世纪的重要人物约翰·海纳德·凯斯。马尔萨斯晚年享有很多荣誉。1834年他在美国巴斯去世，终年六十八岁。他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在他死后还活着，他没有孙子和孙女。
由于在马尔萨斯去逝很久以后避孕法才普遍使用，所以时常有人提出马尔萨斯没有真正的影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第一，马尔萨斯的思想对也许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两位思想家──查理·达尔文和卡尔·马克思都有着强烈的影响。第二，虽然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政策并未直接被大多数人所采用，但是他们的建议却未受到忽略，他们的思想永未枯竭。今日的节育运动是马尔萨斯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中所倡导的运动的继续。
在其他方面治理有方的国家有可能会吃人口过剩的苦果，最先提醒人们注意这一问题的并不是马尔萨斯。这一问题在以前就被其他几位哲学家提出来过。马尔萨斯自己就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探讨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摘章截句地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话：“……如果在一般国家中每个人都有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的自由，其必然的结果肯定就是贫困。”
但是即使马尔萨斯的基本思想并不完全新颖独特，人们也不应该低估他的重要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不过是随便提到了这种思想，而他们有关这个论题的简短评说大体上被忽略了。是马尔萨斯详尽地阐述了这种思想，并广泛地为这个课题大写文章；更重要的是，马尔萨斯首次强调人口过剩问题的极其重要性，并使其引起了知识界的注意。
78.弗朗西斯·培根
公元1561～公元1626
虽然弗朗西斯·培根在很多年中都是一位主要的政治家，虽然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但是他被列入本书却只是因为他的哲学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他是科学新时代的先驱：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科学调查的得力倡导者。
培根于1561年出生于伦敦，是伊丽莎白女王手下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次子。他十二岁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但是三年后中途辍学，未获得学位。他从十六岁开始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当一个时期的官员。但是当培根十八岁时，他的父亲猝死，未能给他留下什么钱财。因此他开始攻读法律，二十一岁时找到一个律师的职业。
他的政治生涯就是在此后不久开始的。二十三岁时他被选为下议院议员。虽然他有高朋贵亲和显赫的才华，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拒绝委任他任何要职，或有利可图之职。其理由之一是他在议会中果敢地反对女王坚决支持的某项税务法案。他生活奢侈，挥霍无度，“借”债累累，无所顾忌。（实际上他曾一次因欠债而被捕）。
培根成为一位踌躇满志、深得民心的青年贵族埃塞克斯伯爵的朋友和顾问，而埃塞克斯也成了培根的朋友和慷慨的捐助人。但是当埃塞克斯野心膨胀，阴谋发动一场推翻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变时，是培根告诫他，要把忠实女王放在首位。尽管如此，埃塞克斯还是发动了政变，但却未遂。培根在起诉伯爵犯有叛国罪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埃塞克斯被斩首。整个事件，使许多人都对培根产生了恶感。
伊丽莎白女王于1603年去世，培根成为她的继承人詹姆斯一世国王的顾问。虽然詹姆斯拒不采纳培根的劝告，但是他却赏识培根，在詹姆斯统治期间，培根在政府步步高升。1607年培根成为法务次长，1618年被任为英国大法官，一个与美国法院院长大体相等的职务；同年被封为男爵；1621年被封为子爵。
但是乐极生悲，培根随后便大难临头。作为一个法官，培根当面接受诉讼当事人的“礼物”，虽然此事非常普遍，但是却显然违反法律。他在议会中的政敌正想抓住这个机会把他赶下台去。培根招供了，被判了徒刑，关押在伦敦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同时，还被罚了一笔巨款。国王不久就将培根从狱中释放出来，免除了对他的罚款，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已告终结。
现在到处都有高级政客因受贿或以其它手段来践踏公众的信任而被捕的例子。当这样的人被捕时，他们往往起诉为自己辩护，声称每个其他人也都在行骗。如果认真对待这种辩护，看来那就意味着行骗的政客会逍遥法外，除非惩罚事有先例。培根服罪的话却与众不同：“我是这五十年来英国最正义的法官，但给我的定罪却是这两百年来议会所做的最正义的谴责”。
有这样一种积极而充实的政治生涯，似乎就无暇去做任何其它事情。但是培根不朽的名气和在本册中占有的名次皆因他的哲学著作，而不是他的政治活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随笔》最初发表于1597年，以后又逐年增补。该书文笔言简意赅、智睿夺目，它包含许多洞察秋毫的经验之谈，其中不仅论及政治而且还探讨许多人生哲理。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话：
青年人更适之发明而非为判断，更适之实干而非为商议，更适之创新之举而非为既定之业……老年人否定之多，磋商 之久，冒险之少……若青老两结合，必将受益匪浅，……因为彼此可以取长补短……
──《谈青年和老年》
有妻室儿女者已向命运付出了抵押品……
──《谈婚嫁与单身》
（培根自己结过婚，但没有子女）
但是培根最重要的作品是论述科学哲学的。他计划分六个部分来写一部巨著《伟大的复兴》。打算在第一部分重申我们的知识现状；第二部分描述一种新的科学调查方法；第三部分汇集实验数据；第四部分解释说明他的新科学工作方法；第五部分提出一些暂定的结论；最后一部分综述用他的新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可想而知，这项宏伟的计划──可能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最有抱负的设想──从未得以完全实现。但是可以把《学术的进展》（1605年）和《新工具》（1620年）看作是他的伟大著作的头两个部分。
《新工具》也许是培根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由于完全依靠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方法的荒诞可笑，因而需要一种新的逻辑方法──归纳法。知识并不是我们推论中的已知条件，而是要从条件中归纳出结论性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要达到目的的结论。人们要了解世界，就必须首先去观察世界。培根指出要首先收集事实，然后再用归纳推理手段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虽然科学家在每一个细节方面并不都是遵循培根的归纳法，但是他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对观察和实验有重大意义，构成了自那时起科学家一直所采用的方法的核心。
培根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新西特兰提斯岛》，该书描写了太平洋的一个虚构的岛上的一个乌托邦国家。虽然书中的背景令人想起托马斯·摩尔爵士的乌托邦，但是其整个观点则截然不同。在培根的书中，他的理想王国的繁荣和幸福取决于而且直接来自于集中精力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当然培根是在间接地告诉读者科研的明智应用可以使欧洲人民与他的神秘岛上的人民一样繁荣幸福。
人们完全可以说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哲学家。他的整个世界观是现世的而不是宗教的（虽然他坚信上帝）。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不是诡辩学者。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他那渊博的学识连同精彩的文笔与科学和技术相共鸣。
虽然培根是一位忠实的英国人，但是他的洞察力远远地超过了他自己的国界。他划分出三种雄心：
其一类者，朝思暮想，惨淡经营，在本疆之内，得陇望蜀，觊觎青云；其二类者，官衣旰食，机关算尽，图他人之邦，扩己国之势，拜倒称臣者愈多愈善，此辈虽贪婪无度，然却至尊至贵；若一人披荆斩棘，努力登攀，以求人类享有经天纬地之略，驾驭宇宙之才，此实属雄心大志，…尽臻尽善。
虽然培根是科学的指路人，但是他自己却不是一位科学家，也跟不上他的同时代人所取得的进展的步伐。他忽略了纳皮尔（新近发明了对数）和开普勒，甚至还有他的英国同伴威廉·哈维。培根正确地指出热是一种运动形式── 一个重要的科学学说，但是在天文学上他却拒绝接受哥白尼的学说。不过人们应该记住培根不是要提出一套完整、正确的科学定律，而是要提出一个应该学什么的概说。他的科学猜想意在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起点而不是作为终极的结论。
弗朗西斯·培根并不是最先认识到归纳推理用途的人，也不是最先理解科学会给社会带来各种可能利益的人。但是在他以前没有人如此热情而广泛地发表这些思想。而且部分由于培根是一位好作家，部分由于他作为一位主要政治家的名气，他对待科学的观点在实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62年当为了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而创建伦敦皇家学会时，创建者们称培根为他们的启灵人。而且当在法国启蒙运动期间编纂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时，主要的编纂者们如狄德罗和阿朗贝尔赞誉培根是他们的作品的启灵人。如果说《新工具》和《新亚特兰提斯岛》今天比过去一度曾有的读者少了，这是因为它们的寓意已被广泛地接受。
人们有理由把培根与另一位即将来临的科学时代的先驱勒内·笛卡尔相提并论。培根比笛卡尔早一代人（三十年）。他比笛卡尔更多地强调观察和实验的重要性，但是这位法国人重大的数学发明使这种对比的天平稍微向有利于他的一边倾斜。
79.伏尔泰
公元1694～公元1778
费朗索瓦兹·玛丽·阿鲁埃──以其笔名伏尔泰更为世人所熟知──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他学识渊博，身兼百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是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倡导者。
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伏尔泰少年时期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大路易学院，以后一段时期攻读法律，但不久就放弃了。作为一个巴黎年轻人，他很快便闻名遐迩：他才思敏捷、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皆成诗文。但是在法国旧制度下，有这样的才华会遭灾致险。伏尔泰由于写了一些政治诗文，被投入巴士底监狱。他度过了将近一年的铁窗生活。在此期间，他挥笔疾书，写成一首史诗《昂里埃特》，该诗后来得到了普遍的称赞。1718年伏尔泰被释放不久，他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伏尔泰二十四岁就已闻名于世，在余生的六十年间，他是法国文学的主要人物。
伏尔泰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深懂生财之道，他逐渐独自成为一个富翁。但是在1762年，他遇到一些麻烦。伏尔泰已成为自己所在时代的最机敏、最著名的演说家（也许是超乎时空的），但是一些法国贵族人士认为他缺少一个平民所应具有的谦逊。这导致了伏尔泰和这样的一个贵族罗昂骑士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的论战，伏尔泰在舌辩中以智取胜，使对方瞠目结舌，无地自容。可是不久以后，这个骑士就唆使一帮恶棍突然殴打了伏尔泰，后来又把他投入巴士底监狱。伏尔泰答应了离开法国的条件，不久被释放出狱。因此他前往英国，大约住了两年半。
伏尔泰在英国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他学会了英文，通读了约翰·洛克、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和威廉·莎士比亚这样一些著名英国人的著作。他还结识了当时大多数主要英国思想家。莎士比亚以及英国科学和经验论都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民主和个人的自由与伏尔泰在法国所知的政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有哪一个英国贵族能发布一项密令来匆匆把伏尔泰投入狱中。如果以某种非正当理由而把伏尔泰拘留，那么一份人身保护令就可以使他立即获释。
伏尔泰回到法国，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学著作《哲学通信》，通常称为《论英人书简》。该书发表于1734年，它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在《论英人书简》一书中，伏尔泰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约翰·洛克和其他英国思想家做了一番大体上赞许的描述。该书的问世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愤怒，伏尔泰又被迫离开了巴黎。
在随后十五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伏尔泰是在法国东部的西雷度过的。在那里他成了一个侯爵聪慧文雅的妻子夏特莉女士的情夫。在她去世后的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大王腓特烈私下邀请前往德国。伏尔泰在波茨坦腓特烈的王官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起初他与才华卓越、智慧超群的腓特烈交往甚密，但是两人最终发生了口角。1753年伏尔泰离开了德国。
离开德国以后，伏尔泰来到日内瓦附近的一家庄园定居，在那里他可以免遭法国国王和普鲁士国王的迫害。但是他的自由见解甚至使他在瑞士的处境都有点危险。因此1758年他移居到法瑞边境附近的弗尔尼一家新庄园上。在那里，如果当局找他的麻烦，他就可以有两个逃跑的去向。他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写出大量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与整个欧洲文化领袖通信，接待来访。
在所有的这些年间，伏尔泰文学作品的数量一直未减。他是一位难以令人置信的多产作家，也许是本册人物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总计起来他被收集的作品共有三万多页。其中包括史诗、抒情诗、信件、随笔、长篇小说、短篇故事、戏剧、以及重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伏尔泰一向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坚信者，但是当他接近古稀之年时，法国发生几起惊人听闻的迫害新教徒事件。在激怒之下，他致力于对宗教狂热主义进行的一场智识讨伐。他写了许多本政治小册子，抨击宗教上不容异说的言行。他还喜欢在他的每封亲笔信上用“Erasez I'infame”作为结束语，意思是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对伏尔泰来说，这个臭名昭著的东西就是宗教的偏执和狂热。
1778年，八十三岁高龄的伏尔泰返回巴黎，在那里参加了他的新剧《和平女神》的首次公演。许多观众为他喝彩，呼之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老人”。数以百计的敬慕者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登门拜访。但是伏尔泰的生命不久就完结了，他于1778年5月30日在巴黎逝世。由于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教权主义，因而不能在巴黎举行基督教葬礼。但是十三年后，胜利的法国革命者挖掘出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巴黎伟人祠。
伏尔泰的作品如此之多，以致用一篇短文都很难列出他的主要著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一生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他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就是必须得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一句话常被人们认为是他说的：“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它的权力”。虽然伏尔泰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明确声言，但是这肯定反映了他的态度。
伏尔泰的另一个原则是他对宗教自由的信念。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反对宗教不自由和宗教迫害。虽然伏尔泰相信上帝，但是却坚决反对大多数宗教教条，不断地指出有组织的宗教是根本虚伪的。
十分自然，伏尔泰决不相信法国有头衔的贵族要比他更英明或更善良，他的听众也完全明白所谓的“王权神授说”是一派胡言乱语。虽然伏尔泰自己远不是一位现代式的民主主义者（他有赞成一个强大而又开明的君主的倾向〕，但是他的主要思想鲜明突出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世袭制度。因此，他的追随者大都恰好赞同民主政体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处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对1789年的法国革命具有实质性的贡献。
伏尔泰自己不是科学家，但却对科学有一定的兴趣，是弗朗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实验观的坚定支持者。他是一位重要的、有才干的历史学家，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他的世界通史《论民族风俗与民族精神》。该书有两个主要方面与从前大多数历史书不同：第一，伏尔泰承认欧洲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写亚洲的历史；第二，伏尔泰认为文化史一般说来远比政治史重要。因此他在书中主要是写关于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艺术的发展，而不是关于国王及其之间的战争。
作为哲学家，伏尔泰远不如本册中的其他几位具有创新精神。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如约翰·洛克和弗朗西斯·培根等其他人的思想，加以重新叙述，使其大众化。就是通过伏尔泰的作品（比通过任何其他人的都多），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观念才传遍了整个法国，以及欧洲许多其他地区。虽然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作家（狄德罗、阿朗贝尔、卢梭、孟德斯鸠等等），但是应该说伏尔泰是这场运动的卓越领袖。第一，他那辛辣的文学风格、长期的生涯和巨多的作品，使他远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拥有更多的听众。第二，他的思想代表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第三，从时间上来看，他出现在所有其他重要人物之前。孟德斯鸠的伟大著作《法意》直到1748年才问世；著名的《百科全书》第一卷于1751年问世；卢梭的第一篇论文写于1751年。但是伏尔泰的《论英人书简》发表于1734年，而且该书发表时他已闻名有十六年之久了。
伏尔泰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老实人》外今天已没有什么读者，但是在十八世纪却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因此伏尔泰在最终导致法国革命的舆论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影响也不只限于法国：象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墨迪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美国人也熟知他的著作。
把伏尔泰和他的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让·雅克·卢梭相比较是令人感兴趣的。伏尔泰的整个世界观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他比多愁善感的卢梭更多地站在启蒙运动的主流之中。在十八世纪中，伏尔泰是两者中较有影响的一位；但是卢梭是更富有创造性的一位，今天他的作品影响较大。
80.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公元1917～公元1963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于1917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城。他从1961年1月20日到1963年11月22日担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被暗杀。我不打算对肯尼迪生平的大多其它方面的情况加以叙述，部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广为人们所熟知，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肯尼迪大部分的个人和政治活动与他列入本册没有多大关系。
从现在起到未来的一千年内，和平工作团、美洲进步同盟或猪海湾事件①都不可能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肯尼迪的税务政策和人权立法看来也不会很重要。把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列入本册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制订阿波罗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今后人类不会被彻底毁灭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我们的月球之行从现在起甚至到今后的5000年中仍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重大事件，人类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之一。
我将对登月计划的重要性稍加进一步讨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主要功绩归于尼尔·阿姆斯特朗或埃德温·奥尔德林这样在月球上第一次留下足迹的人吗？假如我们以留名千古为基础给人排名次的话，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确实认为从现在起到今后的5000年中，更可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尼尔·阿姆斯特朗而不是肯尼迪。但是从影响的角度来看，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是完全不重要的。假如这两个人在阿波罗2号发射二个月之前不幸死去，当时还有很多名训练有素、才能非凡的宇航员来取代他们。
那么我们应该把功绩归于沃纳·V·布朗或对航天科学有过重大贡献的某个其他科学家或工程师吗？当然沃纳·冯·布朗象康斯坦丁·茨欧尔考维斯基、罗伯特·H·戈达德和赫尔曼·欧伯斯这样重要的先辈一样，为探索空间做出的贡献超出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但是执行阿波罗计划的政治决定一旦做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或任何一个由十个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其成功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登月旅行的决定性突破不是一个独特的科学进展，而是事先做出的给该项计划拨款240亿美元的政治决定。
那么这项政治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即使没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是迟早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但是我坚信当然无法做出绝对的肯定──最终会有某个政府为载人到月球旅行而拨款。当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并不是不顾公众的反对来强行实施阿波罗计划的。
但是也没有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来支持这样的一项宏大计划。假设在1959年或196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制定阿波罗计划并为其拨款的议案，而随后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肯尼迪只是顺应了公众舆论的潮流。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希望有某种空间计划，但是公众当中支持一个真正庞大空间计划的呼声并不是很高。事实上甚至阿波罗2号成功之后，公众当中对该计划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当然自从1966年以来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预算有了猛烈的下降。
因此不难看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领导才是使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的真正原因，是他在1961年5月使美国做出在“本年代结束以前”发射一架载人飞船登月的保证；是他从国会得到资金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制订出了计划。人们可能会相信登月计划迟早总会制订出来（这是不能完全肯定的），但是肯尼迪是实际上制订出了这一计划的人。
当然有些人仍会感到阿波罗计划只不过是一项耗资巨大、收效甚微的工程，实为无足轻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会把1969年7月20日（实际在月球着陆的日子）的周年纪念日作为全国的节日。但是我们也许记得虽然在十六世纪并没有庆祝哥伦布的节日，但是在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今天它却成了人们庆祝的节日。
即使阿波罗计划后继无人，它也将永远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我认为阿波罗事业终究会继往开来，遨游太空在将来所起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感到阿波罗2号之行会象哥伦布穿越大西洋一样，在人类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①猪海湾事件（Bahia de los Cochinos）：1961年4月17日由1200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古巴西南海岸发动的一次未遂入侵事件。因为这次入侵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和指挥的，所以使已经敌对的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使国际冷战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81.格雷戈里·平卡斯
公元1903～公元1967
格雷戈里·平卡斯是美国生物学家，他在研制口服避孕药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从来不特别出名，但是他对世界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许多闻名全球的人物。
这种避孕药具有双重作用。在一个人们越来越担心人口过剩之危的世界里，它作为控制人口的药剂，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改变人们对性生活的道德观所起的作用也许不很明显，但是却同样具有革命性。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人对性生活的态度发生了一场革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无疑会影响着这场革命，但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避孕药的出现。从前担心怀孕的恐惧心理是禁止许多妇女在婚前甚至婚后过性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突然间为妇女提供了既可以过性生活又不必担心怀孕的机会，环境的变化往往会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变化。
人们可能认为异炔诺酮（首次发明的避孕药）的发明并非完全那样重要，因为在那以前就已有安全合理的避孕方法。这种观点忽视了一种避孕方法在技术上有效和在心理上可以接受之间的区别。在异炔诺酮发明以前，“专家们”最经常推荐的避孕具是子宫帽。子宫帽确实是即安全又合理，但是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妇女在过去甚至现在仍不喜欢使用它们。值得注意的是，当对这种避孕药进行首次测验时，成千上万名妇女情愿冒风险来使用这种未曾试用过的（而且也许是危险的）避孕方法，也不情愿使用那既安全又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
人们可能还会认为异炔诺酮的发明并不真正值得如此大力赞颂，因为使用它会对健康带来一些危害，而且可能最终──甚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更新、更安全的药物或用具所取代。但是从事物的本质来看，未来的避孕方法也只能代表比较微小的进步，因异炔诺酮已被广泛接受而且基本上令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在一个千千万万的美国妇女开始常规地使用这种避孕药的时期里──美国妇女的估计寿命却大大地延长了，仅这一事实就不难看出，异炔诺酮不是一种危害健康的主要因素）。历史将会或至少认为五十年代异炔诺酮的发明是节育方法中的决定性突破。
许多人对于这种口服避孕药发明都做出了贡献，事实上人们长期讨论过这种课题，但是无人知道这样的一种药究竟应包含什么化学成分。说来奇怪，早在 1937年就已做出过关键性的发现。这一年A·w·梅克皮斯、G·L·温斯坦和M·H·弗里德曼就已证明黄体酮（一种雌性激素）注射会抑制实验动物排卵。但是或许是由于皮下注射听起来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节育方法，或许是由于当时黄体酮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化学物质──这项发明没有引起节育倡导者的兴趣。
这种药的主要研制工作大约到1950年才开始起步，当时美国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开始着手研究这个课题。显然是计划生育的长期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说服了他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她几乎找不出比这更佳的人选，因为平卡斯是甾醇类代谢和动物生殖方面的专家，也是马萨诸塞什鲁斯伯里武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实验中心主任。
显然皮卡斯由于把技术知识和科学直觉完美地溶为一体，因而几乎是一下就找到了答案的基本性质。他立即让武斯特基金会的一位研究人员张民楚博士用实验动物做黄体酮试验，探明这种口服避孕激素是否也有抑制排卵的作用。张的实验获得了成功。这肯定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特别是一位名叫拉寒尔·马克的化学家发明了一种合成黄体酮的经济方法后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位重要的贡献者是妇科专家约翰·罗克博士。他根据平卡斯的建议做了可以证明口服黄体酮能抑制妇女排卵的试验。罗克的研究还揭露出把黄体酮作为口服避孕药使用所存在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它大约仅在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内抑制排精排卵。第二，即使做到这样也需要不适度的大量药剂。
但是平卡斯确信他已走上了正轨，坚决不肯放弃。他认识到可能会有另一种与黄体酮的化学性质相似但没有不利因素的化合物。1953年4月他请求许多家化学公司将其生产的与黄体酮的化学性质相似的任何合成甾醇类样品送给他。他对这些化学药品分别进行试验，结果发现其中一种化学药品羟炔诺酮（G·D瑟尔公司生产）似乎特别有效。
这对平卡斯来说是一次幸运的突破，因为当他早在1950年开始从事研究时甚至还没有羟炔诺酮！它是由G·D瑟尔公司实验中心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弗兰克·B·科尔顿和 G·D·瑟尔公司的监制人都无意要发明的一种口服避孕药──当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发明了一种口服避孕药。
由平卡斯组建的研究小组所做的进一步试验表明，羟炔诺酮内如果混入少量的另一种化学药品──炔雌醇甲醚就会变得更为有效，就是这种复方药物最终由 G·D瑟尔公司作为异炔诺酮投入市场。
1955年平卡斯认为对这种药物进行大规模试验的机会已经成熟。1956年4月彼多黎各圣胡安的一个郊区，试验在埃德里斯·赖斯雷博士的监督下开始进行。大约在九个月内，他的试验就已证明了这种药的效果十分显著。但是试验工作又继续进行了三年之后──1960年5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才批准异炔诺酮上市销售。
从上述显然可以看出，避孕药并不是由格雷戈里·平卡斯独自发明的，实际上是弗兰克·科尔顿发明了羟炔诺酮。显然科尔顿和许多科学家都为他的成功开辟了道路，他们应享有很大的一部分荣誉。在平卡斯小组工作的许多其他人，其中包括约翰·罗克、张民楚和塞尔索拉曼·加西亚博士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此而论，赖斯雷·玛格丽特·桑格及我所提到的许多其他人都为整个成就的取得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整个发明看来，格雷戈里·平卡斯无疑是主要人物，是推动整个科研项目前进的动力。他是一位决心要竭尽全力积极投入到口服避孕药的研究中去的科学家，他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成功地取得科研胜利的人物；他构思出基本的设想，为研究争得经费，聘请其他有才赋的人来从事这项研究。他有把研究彻底推向成功的洞察力和决心，他是已经赢得并且应该赢得这项成就的主要荣誉的人。
格雷格里·平卡斯于1903年出生在新泽西伍德拜因，他的父母是在俄国出生的犹太人。他于1924年毕业于科因尔大学，1927年在哈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几个机构里从事过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哈费大学和剑桥大学，他还在克拉克大学当过几年教授。1944年他帮助创立了武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此后长期担任该基金会的实验中心主任。他写过250篇科研论文，还著有《征服生育的力量》一书，出版于1965年。
平卡斯一生中享受过许多科学荣誉，但是他和参与避孕药研制的任何其它人都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金。平卡斯1967年在波士顿去世，几乎未引起大众的注意，就此而言也未引起大多数科学家的注意。今天甚至很少有百科全书提及他的名字。然而他却是人类史上取得最重大成果之一的主要创造者。
82.隋 文 帝
公元 541～公元604
中国皇帝隋文帝（原名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自从那时起，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因而基本上是世界强大的国家之一。政治统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人──大体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比欧洲、中东和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少受战争恐怖的折磨之苦。
先前的一位皇帝──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中国。他的王朝──秦朝在他死后不久即被推翻，很快就为汉朝所代替，汉朝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间统治整个中国（其中从公元8年到公元25年间中国由王莽建立的“新”政权统治）。汉朝破灭后，中国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内部分裂，这段时期大体上与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黑暗时代相似。
杨坚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有势力的家庭，他年仅十四岁就接受了对他的首次军任状。杨坚才干卓越，在他的君主──北方周朝皇帝的军中飞黄腾达。他辅佐这位君主控制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了嘉奖。573年杨坚的女儿嫁给了皇太子。五年后，皇帝驾崩，皇太子患有精神病。继之发生了一场皇位之争。杨坚在这场斗争中力克群臣，终获胜利，于公元581年在他四十岁时龙袍加身，面南而坐，成为公认的新皇帝。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北方人的皇帝，在做好认真的准备之后，杨坚的军队于588年攻入南方，于589年统一中国，杨坚成了整个中国的皇帝。
隋文帝即位期间为重新统一的帝国建立了一个广阔的新都城。他还开始了连通两条中国最大的河流──流经中国中部的长江和流经中国北方的黄河──大运河的建造，这条运河在他的儿子杨广统治期间竣工，为中国南北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隋文帝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实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吏的制度。在许多世纪中，这种制度不断地把全国各地和各阶层才华出众的人输送到政府机关，为中国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非常得力的行政官吏（汉朝最先采用这种制度，但在汉朝灭亡之后的长时期内，许多政府官职都实行世袭制）。
隋文帝还坚决实行所谓“避免制”──郡守不能在他们的出生地任职的政策。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即可以防止任人唯亲，同时也可以防止任何郡守获得太大的势力范围。
隋文帝虽然在必要时能采取果断行动，但平常总是谨小慎微。他反对铺张浪费，似乎减轻了臣民的税赋负担。他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
隋文帝的成就与大多数君主和征服者相比可说是不相上下，但是却远比别的君主缺乏自信心。虽然他是数以千百万人的强大的、成功的君主，但是却似乎特别怕老婆，他的老婆虽说是盛气凌人，可是却特有能耐，在他夺权和即位期间帮了他很大的忙。604年隋文帝驾崩，时年六十三岁。人们都认为他是他的次子（皇后的掌上明珠）阴谋的牺牲品，他的次子继承了皇位。
新皇帝推行倒行逆施的对外政策，百姓深受其害，最终在中国爆发了反对他的统治的叛乱。他于618年被杀害，他一死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这并不是中国统一的结束。隋朝很快便为唐朝所取代，唐朝从618年统治到907年。唐朝各代皇帝基本上沿袭了隋朝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保持了统一（唐朝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时期，部分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更多是由于当时文学艺术的伟大繁荣）。
隋文帝究竟是一位多重要的人物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人们可以试着把他与欧洲帝王查理曼相比较。两个人的生涯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罗马灭亡约三个世纪以后，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统一了西欧的一个广大地区。在汉王朝灭亡约三个半世纪以后，隋文帝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当然查理曼在西方远比隋文帝在中国有名气，但是隋文帝似乎是两位君主中较有影响的人物。第一，他成功地统一了中国，而西欧许多重要的地区（如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南方）却从来未被查理曼征服过。第二，隋文帝建立的重新统一行之久远，而查理曼的帝国不久就四分五裂，从未再次获得统一。第三，唐朝取得的文化成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治统一后出现的经济繁荣，而查理曼王朝的文艺复兴却随着查理曼王朝的灭亡和他的帝国的崩溃而夭折。最后还有一点，隋文帝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具有长期深远的影响。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即使把欧洲在整体上对世界历史的作用大这个因素考虑在内──隋文帝对历史的影响仍比查理曼大很多。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象隋文帝那样有持久影响的帝王的确为数不多。
83.摩 尼
公元216～公元276
三世纪的先知摩尼是摩尼教的创立人。该教虽然今天已绝迹，然而在鼎盛时期其教徒人数却很多。摩尼教起源于中东，向西传至大西洋，向东传到太平洋，它经历过一千多年的历史。
摩尼创立的宗教是对早期宗教思想的一种有趣的综合。摩尼承认左罗阿斯脱、佛佗和耶稣是真正的先知，然而却声称自己后来接受了一种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更为全面的启示。
摩尼教虽然含有佛教和基督教的成份，但它十分明显是来自左罗阿斯脱教的二元论，这一点至少在西方人看来是如此。摩尼教导说，世界并不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神来统治，而是两种势力之间不断斗争的场所。其中一种是罪恶势力，用黑暗和物质来鉴别，另一种是善良势力，用光明和精神来鉴别。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象基督教有关上帝和魔王的观念。摩尼教认为善良势力和罪恶势力在实力上旗鼓相当。由于这种信念，有关罪恶存在的哲学佯谬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哲学家造成许多麻烦，但是在摩尼教哲学中却毫无问题。
因篇幅所限，在此不打算详细介绍摩尼教神学，但是有一点却非提不可。由于摩尼教徒用善良势力鉴别人的灵魂，用罪恶势力鉴别人的躯体，所以他们认为所有的性关系──即使是为了生育的目的──都应该被禁止，吃荤和饮酒也属于被禁之列。
乍看起来这样的一种教说似乎不可能获得一大批教徒，但是整套禁令不用于摩尼教会的普通会员，而只用于被称为“上帝的选民”的少数会员。普通会员──“旁听者”允许有妻子（或情人），抚养家庭，吃荤、饮酒等等。但是有不少宗教仪式“旁听者”必须要遵守，他们必须得支持上帝的选民，然而施加给他们的道德法规不难奉行（当然其他宗教也规定牧师和僧侣而不是教徒大众过独身生活）。上帝的选民死后的心灵直接升入天堂，而听众的通往天堂之路要遥远些。但是有些摩尼教派如卡特里派等认为听众也能和上帝的选民同样容易步入天堂，而且在活着的时候就被赐予很大的特许权。
摩尼于216年出生在美索不达米亚，该地当时为阿赛希德即帕提亚王朝所统治，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摩尼自己是波斯血统，与阿赛希德统治者有亲戚关系，大多数波斯人都拥护左罗阿斯脱教的某个教派，而摩尼却是在一个深受基督教说影响的宗教熏陶之下长大的。他十二岁就具有宗教方面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二十四岁开始宣讲他的新教。起初他在本国没有什么起色，便漫游到印度西北部，成功地使一个小君主改信了他的新教。
242年他返回波斯，在那里赢得了一批听众，其中包括沙波尔一世国王在内。虽然沙波尔没有改信他的新教，但他对摩尼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允许他在整个波斯帝国宣讲他的新教。约在266年，这个波斯帝国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有时被称为萨珊帝国。
随后的大约三十年中，在沙波尔一世和霍米兹一世的领导下，摩尼可以自由讲道，赢得了一大批皈依教徒，传教团还被派往国外。但是摩尼的成功引起了左罗阿斯脱教牧师的敌视，该教在萨珊王朝时代成为波斯国教。约在276年，新国王巴拉姆一世登极，摩尼成了阶下之囚，经过26天残酷的神裁法，被活活折磨致死。
摩尼一生写了几本书，一本是用波斯语写的，其余都是用叙利亚语写的（闪语在耶稣时期与阿拉姆语密切相关），这些书成为摩尼教的正经。在摩尼教灭绝以后，它的经文也遗失散尽，但是有些在二十世纪又被重新发现。
摩尼教一开始就以一种生机勃勃的气势致力于改宗活动。先知在世期间，他的宗教从印度到欧洲都赢得了信徒，在他死后仍在继续发展，最终西传至西班牙，东传到中国。到了第四世纪，它在西方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基督教危险的劲敌（圣奥古斯丁当过九年的摩尼教信徒）。但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摩尼教受到严重迫害，大约到了600年就大体上在西方被灭绝了。
但是它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势力仍很强大。它从那里传入中亚、和中国西部等地区。在八世纪末期，它成为维吾尔族的官方宗教，该族控制着中国和蒙古西部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它还传入中国本土，直至沿海地区，并从那里传入台湾岛。但是在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出现最终导致了摩尼教的衰落。从八世纪开始，在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严重地迫害摩尼教，过了一个时期它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逐渐销声匿迹。从九世纪后，它也开始在中亚衰落，十三世纪蒙古的入侵实际上就已经把它消灭了。但是马可·波罗大约在1300年在中国西部地区遇见过摩尼教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