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韦尔办公室里，他得到了可以更进一步试验第三章 技巧的机会。.22
我缓缓地站起来，说声“谢谢”，然后慢慢地离开。
查理叫住我，说：“当然，你的不上班不会有问题，我会向同事解释，你度假去了。不过把办公室钥匙留给莎莉。”我点头，退出去。
莎莉表情严肃地接过钥匙，说，“你也许不会相信，不过，我真的感到很难过，我没有办法。”
“是的，”我说，“你是没有办法。”
转身时，我心想，至少我还有一周时间，那是重要的。
一周的时间或许重要，但是你知道，假如你要在压力下筹一笔大款子，一周是不够的，判决会延一次，也许可以再延，这个希望使我在限期到的前一夜来到查理的家。
他住在市郊一条安静街道的一头，当我站在他家门前按门铃时，我在夜风中颤抖。
我听见门铃叮咚声在里面响着，但屋里却静悄悄的。我再用力按，担心他可能不在家，而我的期限已到，不过，门突然打开，查理瞪着我。“我的天，艾伦，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必须和你谈谈。”我说，“我不想在办公室谈。”
他踌躇着，回头看着屋里。有一会儿，我以为他要给我闭门羹，但他却耸耸肩，移到一旁，让我进入。“好吧。”他说。
“家里很乱，请不要见怪，”他继续大声说着，领我走进过道，“内人去看她妹妹，一周半后回来，我一直过光棍儿生活。”
他打开走道尽头的一扇门，领我进入一间装饰得很好的书房，里面有一个石砌的壁炉，炉内有烧瓦斯的圆柱状燃管，管子上燃烧着火，室内温暖如春，壁炉左边有扇门，通往房屋内部，门半开着。
另一件事立刻刺入我的眼睛——两只玻璃杯并排放在一张矮茶几上，两只都剩半杯，有一只杯子口边还有口红印。这就是为什么查理会迟迟应门和紧张的原因。
他这儿有个女人陪他——不是他太太。
当查理看到我的眼神时，他皱眉了。“好，艾伦，你要谈什么？”
“我需要多一点儿时间筹钱，”我说，“再给我一星期。”
查理摇头说：“不行，假如你没有钱，再给一星期也不会有。”
“会的，我会有，”我急忙补充道，“我有些产业，已经找好买主，但是那人也需要时间筹钱。”
这是骗人的，不论事情如何，一个星期总是一个星期。在那段时间内，我也许可以多发现一些查理和女人的事，然后逼追查理不要告发。
现在，他从胸前口袋抽出一支雪茄，轻轻夹在指缝中，抬到胸前，问道：“你可以弄到多少？”
“六千，”我急切地说，“够归还挪用的，还留有……”
“留什么？”查理打断我，“六千只是你盗用公款的十分之一。”
“哪有这回事，”我争辩，“极好公司的传票总共才三千出头。”
“我相信‘极好’是那个数目，”他说，“但是加上你杜撰的‘康白公司’、‘丁大公司’和其他许多假公司的钱，总计将近七万五千元。”
我目瞪口呆，良久才迸出一个“不！”我的声音软弱无力，“其他的那些公司，我一无所知。”
“哦，别否认了，艾伦，”查理说，“你不是真正希望人家相信吧？”我的上帝呀！我早该明白，我盗用的数目并不会引人注意！我所以会做小数目，就是那个原因！
“可是你，你不用小心行事，因为你把我当作一个替罪的羔羊。所以你才会给我一个星期时间筹钱，你以为我会逃亡，让我随心所欲地编造说辞，唔，事情不会那样，我要弄得每个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够了！”查理凶狠地叫道，“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用心？自己可能一千年也归还不了那笔钱，竟然想拖我下水。让我告诉你——你这一招，把我对你的一点怜悯心全抹杀掉了。”
他用雪茄做了一个强调的手势，“你说你一周内能弄到六千元，好极了，你正好可用那笔钱请律师。”说着，突然转身，将雪茄叼在嘴里，在壁炉上划火柴。
这席话使我完全失去了抑制力，我抓起最近的东西——一只沉重的玻璃烟灰缸——砸在他的后脑勺上。
查理身子向前倾，一下碰到壁炉，然后倒下来，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
有很久，我只是瞪着他。然后，我弯腰，拉他离开壁炉，摸摸他是否还有心跳。没有，我已失手杀死他！于是我惊恐、慌乱，转身逃走了。
我疯狂地驾车回到公寓，但是怎么回到家一点儿也不记得。我第一个能连贯记忆的是站在公寓房门里，呼吸沉重，极力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然而，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办法，即使我没留下指纹，那个藏在门后的妇人也会听到整个的争吵——可能还看见我。她会指认我，我没有逃脱之路——只有一途可循。
没有脱下外套，径直走进浴室，打开药柜，我取出放在那儿的安眠药。整罐差不多还是满的，我倒两片在手里，用一杯水吞下去，然后再倒两片，却没勇气再吞。
最后，我把药片放回瓶子里，走进卧室，和衣躺在床上，药片慢慢生效，于是，我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十分沮丧地拖着身子下床接电话。但那不是我预期的警方电话，而是公司总部爱德华打来的。
“艾伦，”他说，“感谢上帝，你在家。公司出了大事，我们需要你现在就来公司，我很不愿意打断你的假期，不过，说明白了，查理死了，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自杀。他书房里有瓦斯暖炉，不知是瓦斯开着，没有点火还是什么，或者他划了火柴，总之，他家里爆炸起火，反正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怎么发生的。”
他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说：“你迟早会知道，艾伦，所以我最好先告诉你，查理一直批准钱给不存在的公司，他知道我们正在找人查账，他知道一定会被逮到，所以他好像采取轻生办法——自杀。”
我开始发抖，脑中想起自己差点儿就走的那条路。
“我们可以信赖你吗？艾伦。”爱德华问。
“可以，”我勉强说，“当然可以。”
“好，那么，艾伦，我们正在重新考虑，由你担任分部主任。你或许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管，不过，至少你是诚实的，就那方面说，我是言不能尽意。”
“是的。”我说着，放下电话。
我几乎不敢相信真有这种事发生。但是，事情确实发生了。瓦斯爆炸，消灭真正发生的一切证据，现在，对传票的事，我可以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
可是，为什么查理的女友没有去报案？这点使我发呆了一会儿。然后，我明白了，她自己可能也是有夫之妇，怕丑闻。不论什么原因，她没有出面，由于她没有出面，我的世界突然变得光明起来。
我淋浴更衣，心里打定主意，今后不再做假传票那种蠢事。因为我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好运了。
当我正在打领带的时候，门铃响了。我打完领带结，拉直，然后去开门。
莎莉站在那儿神秘地微笑着，高举的手指上挂着一串钥匙。那是查理开除我的时候，我交给她的。她说，“现在你回办公室，就需要这些钥匙。我想亲自给你送过来，省得你自己去要。”
“真的，艾伦，”她说，面部的微笑消逝了，“就一位聪明人而言，你昨晚的举止是愚蠢的，一走了之，留他那样躺在那儿！”
我镇定地开门，上锁。我说，“你，就是昨夜和查理在一起的女人？”
“对，”她说，“你真幸运，我也在场，假如我不在那儿熄灭那些火，再到厨房弄定时钟，定在一小时后点火的话，你现在双手一定铐在手铐里，而不是坐主任的位置。”
“可是，为什么？”我说。
“因为其他的那些假传票并不是查理做的。我花了三星期才弄清我在耍什么花样，然后，唔——你能做的，我也能做，而且十分安全，因为必要的时候，我可以指着你，说是你做的，你呢？你没法证明这件事并非是你做的。”
“当然，现在他死了，可怜的查理成了替罪羊，”她喘了口气，“虽然就某些方面来说，实在令人惋惜，不过，他的签字也真是太容易模仿了，还有……”她继续说，“现在，你就要当主任了，你的签字也不难模仿吧？你说呢？”
他是谁
数月前，当我在医院疗养心脏病时，经历了一次古怪而可怖的事情，那件事我困恼得无法解释。
现在，我要趁还有一点记忆，赶快把它记下来。
病情有起色之后，院方把我从一个照顾周到的病房转到一个普通单人房，它的位置在心脏病房的末端。
这个房间长而窄，灯光照明不十分好。病房两边大约还有十余间单人病房。
头一两天，我经常紧闭房门以阻挡其他房间传来的收音机声和电视声，我喜欢静静地看书。
有一天，我正在阅读时，房门轻轻开启。我没有听到开门声，不过不用抬头，我能感觉到有人站在门边。
我希望来者是位访客，但是很失望，也很烦躁，来者居然是医院的理发师。他穿一件薄薄的、看来褴褛的羊驼呢夹克，手提一只难看的黑色袋子。
他没有开口说话，只抬起浓厚的眉毛，做无言的问语。
我摇摇头。“现在不理，或许晚些时候。”
他露出没有掩饰的失望神色，在门边逗留了一会儿，最后转身，悄然掩上门。
不知为什么，我无法再静下心来看书。我承认，他吓了我一跳，他的打扰令我生气。我也明白，对一位心脏病患者，这种情况是不适合的。
我服下镇静剂，想休息——但没有成功。虽然如此，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坏（在安眠药的帮助下），第二天上午，在一连串洗澡、换床单、量体温与各种事情之后，我坐下来准备再看书。
我发现我仍不能集中精神看书，虽然前一天那本书很吸引我。
最后，当我环顾四周时，我懊恼地皱着眉，因为我明白烦恼是什么了。
在我的请求下，门再次关上。但是现在，说不出为什么，我发觉自己居然不想它关上。因为我仍不能起床行走。所以，我按铃找护士。
一位活泼、浅黄头发的瑞典籍女护士走了进来。她说：“已经厌倦隐士的生活啦？我以为你会改变主意的！”我微笑着，我想是有点儿温驯。她说着，走出去，任房门开着。
我回头看书，但是潜意识里不停地思索有关门的事。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实：我阅读的时候，绝对不想要那个理发师再来开房门惊吓我。电视和收音机的叫声继续打扰我，但我尽量充耳不闻，径自看书。就这一点上，我只是部分成功。
午饭之前，我开始觉得困，搁下书，才待打盹，蓦地，一阵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之声使我从床上坐起来。我相信那声音发自附近的病房。
我的心脏怦怦地跳，暗暗告诉自己，那声音来自电视。我安慰自己，那是某人粗心，把电视音量开到了最大。
数分钟之后，病房走道上一阵骚动，人声嘈杂。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匆匆而过。我没有料到这病房还有那么多的人。
医生们匆匆而过时，发出一阵低低的命令声和谈话声，然后是几近完全的沉默。慢慢地，护士和工作人员走回病房的通道，几分钟之后，一具从头到脚都盖着被单的人体被推着，从我的病室经过。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按铃叫护士。浅黄色头发的护士的助手急急进来，我从不知道她的反应有如此之快，她脸色有点儿苍白。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她犹豫了一阵，然后耸耸肩，说：“通道对面的艾克先生。”
“心脏病猝发？”
她点点头。
我留心看她的脸。“一位有心脏病的人，那样叫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她再次犹豫。
当她再次开口时，用字小心翼翼，说：“依一般的病情，是不大正常。不过，那样的事有时也会发生。嗯，他可能病情加剧，痛苦不堪。大部分患者都会无力地倒下，但是他居然高声尖叫，是有些——不正常。”
她微微一笑，我认为她笑得有些勉强。“不过，你不要去想它。你的病情渐渐有起色了，你读你的书，不要胡思乱想。”
当然，我会胡思，也会乱想。我全天都在想，夜晚都在想，最后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一颗额外的药片，才使我安静下来。
日子平安地过了两天。一个下午，当我正在阅读时，门开了，我又经历到那种被紧紧地、仔细地监视的不愉快感。
我抬头，门边站的仍是那位穿羊驼呢夹克，手携黑色破旧袋子的理发师。和前次一样，浓眉抬起，做一种无言的问话。
和前一次的情形一样，我生气了，因为他吓我了一跳。我心想，这人真可恶！虽说门没关，但没有一点儿应有的礼貌，至少应先轻敲两下！
“我不理发！”我强忍怒气地告诉他，“我需要理发的时候，我会请护士小姐通知你！”
他仍然逗留在门边，脸色柔和，没有表情，活像一副面具，但是明亮、黑色的眼睛在闪动，在失望地闪动。
那样子不仅仅是失望，但我说不出是其他什么，我可以说是憎恨，但似乎太轻了些，那样子更像是深仇大恨。
我觉得血液涌上脸部和颈部。
“请离开好吗？”我暴躁地对他说，“你很无礼。”
我可能是幻想，不过，我觉得他像是微微鞠了一躬，一分钟之后，便离开了。
我才开始轻松下来，满心等候吃顿晚饭时，从附近房间又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这回不是高而尖的叫，而是一种抑制的低泣。
我僵住了，心脏怦怦跳，我听见大叫声，然后是跑步声。我听见轻轻的但是惊慌的逃跑声向防火梯跑去。一分钟之后，跟着一阵沉重、有力的脚步声，三四阶一步地追下去。
我看不大清楚走道，此外，这回发出叫声的病房在距离我更远的地方，然而，和先前一样，我听见人们急速地过去，叫喊声、命令声、低喃声，然后复归平静。
在我的想象中，我可以看见担架再次沿通道推出，担架上躺着不发一语的人，那人畏缩在一袭灰色的被单下。
那天，我那位瑞典护士的助手休假，新护士是位娇巧迷人、有一头红发的女人，她为我端来晚餐。很明显，她的愉悦表情是勉强装出来的。
“这回是谁？”我问。
她沉默一会儿，佯装安排我的餐盘，“梅先生，三七五病室的。”
我的病室是三七七，梅先生距我两间病室。
我想从新护士那儿多打听一些消息，但没有成功。她告诉我，当时她不在现场，听到梅先生不幸的消息，还只是几分钟前。
第二天，我想从别的护士那儿打听到什么消息，但没有打听出什么。她们不是受指示不说，就是自己决定不说。
她们向我保证说，梅先生安静地死亡，声称没有呻吟或低泣那回事。她们告诉我，梅先生昏迷之前，曾按铃叫护士。她们坚称，假如是哭声的话，那是“不自主的”。
对我所提的关于脚步声奔向防火梯的事，她们耸耸肩，其中一位说，我可能是在打盹，声音是我幻想的。
我想忘却那段插曲，但心中却不能满意。那天下午，正在阅读来信时，我听见门上有轻敲声，我抬头看。
一位衣着整齐、头发光亮、蓄八字胡的年轻人站在门旁。他身上穿着洁白的夹克，手携着一个褐色的小箱子。
“先生，理发吗？”
我踌躇一下，“唔——现在不理，或许一两天内。”他和蔼地点点头，“遵命，先生，过一两天我再来。”
他一离开，我就后悔没有要他立刻理。第一，我需要理发，此外，我要问他另一位医院理发师的事。我希望他永远滚蛋。
我的病情恢复得很顺利，在新理发师再来为我理发之前，有一天下午，我坚持要乘轮椅到日光浴室闲坐一小时。
当我无聊地坐在那儿的时候，医院的一位安全人员漫步过来，我招呼他，他走过来和我聊天。
在我个人的许多“职业”中，我曾干过许多不同的工作。比方，多年前，我自己也兼过警卫的差事。因此，医院安全人员与我一见如故，和友善而亲切地聊开来。
免不掉的，我们的谈话扯到心脏病房的两件死亡案子。我立刻注意到，新朋友的话变少了，而且好多次不安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在听，像是斟酌一个决定，最后终于耸耸肩。
“假如你答应不向任何人——尤其是这儿的任何人谈到的话，我就告诉你一点儿故事。”
我发誓以人格保证不吐一个字。
他皱皱眉头，不知如何开始。
“嗯，那两人的死亡是相当奇特，首先，那俩人都面露恐惧，死在床上，两眼睁开，死盯着，好像他们看见什么恐怖的东西，因惊吓过度而死亡！两次，在他们大叫或呻吟之后，都有人看见一个小矮人，手携一只黑色小袋子向通道奔跑！事实上，第二次我自己也看见了，而且也追过去。”
我觉得心脏怦怦跳，“你可以描绘一下那个人吗？”
“我多半看到的是他的背影，瘦瘦小小的人，穿一件薄薄的灰夹克，手携一只破旧的黑色小袋子，我只是瞄到他的侧面，皮肤光滑，没有什么可描绘的，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眉毛浓黑。”
“那是医院里的另一位理发师！”我告诉他。他瞠目而视。
“另一位理发师？医院里只有一位——一个年轻人，蓄八字胡，穿白色外套，他在这儿已经做了一年多了。”他犹豫一会儿，“嘿，你也见过他这个人？”
我挥挥手。“现在不要管那些，继续说下去。”
他搓搓下巴，“唔，第一次我没有看见这个家伙，但是第二次我正好在一楼，就在梅先生呻吟、按铃叫护士时，我看见这个瘦小的家伙从他的房间跑出来，我立刻沿通道追赶过去。他从防火梯跑下去了。”
“逮到他没有？”
他摇摇头，“毫无机会，他像只兔子一样地逃，像只鹿一样，越过停车场的围篱。我花费了两三分钟才爬过围篱，那时候，他已经无影无踪了。”
他看着我，说：“但是最疯狂的部分还没来呢，你知道他携带的那只黑色小袋子吧？”
我点点头。
“嗯，当他跳越围篱时，袋子钩住上面的铁丝，掉落在停车场。过后我捡起它，你想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别卖关子了！”
“泥土！”他回答，“一袋子的土！地上的土！”
他继续说：“我们在两位死者的床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土！”
他又看着四周，说：“也许我不应该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但既然告诉你，我就把结尾也告诉你吧。”
“嗯，我把那只黑袋子交给当局。不过，在警方没有接去之前，我用纸袋装了一些土。我把它交给一位在化验室工作的朋友，他有显微镜和各种化验东西。你知道他发现了什么？”
“我无法想象！”
他倚近我，“那土，那些泥土——他发誓来自坟墓！”
我又觉得心脏怦怦地跳起来，但我佯装怀疑，“哦，他怎么判断的？”
“从混在其中的小东西：大理石和花岗石的细碎片；人造花和花环的碎片。不只那些，他还说，土中还有两小片碎骨，经过检查，那是人类的骨头！所有的土都混有青苔，好像是从坟墓一处潮湿、黑暗的角落挖掘出来的！”
这是故事，一个我无法解释的故事。那个无表情、眼睛闪烁、眉毛浓黑的小矮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一位自认聪明的朋友，说那故事的解说很明显。他告诉我，拎黑色袋子的男人是一个典型的神经病者，他不是生下来就五官不正，就是某次车祸受了伤。他戴着面具，潜入心脏病房，摘掉面具，吓死两位病人。我的朋友说床下遗留的泥土，只是一位心智不正的人所制造的一种恐怖的奇想。
这个解释听来也许合情合理，但我绝不相信是正确的：我个人觉得，由于某些模糊的超自然原因，那个我误认为是理发师的恐怖东西，根本无能力进入一位病患者的房间，除非被命令去做。我相信，那两位惊恐叫喊而死亡的心脏病患者，曾允许他进入病室。当然，似乎没人记得他们是否要理发！我不能解释我的观点，它只存留在我心中，如此而已。
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如果我答应那位要命的人进入病室，你就读不到这神秘的故事了——因为我相信，我不会活下来写这篇文章。
我的余生里，将永远有一个问题：他是谁？
午夜追踪
星期天的早晨又来临了……
这是一首由莱利斯主唱的哀伤的流行歌曲，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不知何去何从的孤独男人在安静的星期日清晨的忧伤情形。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天的早晨，我就是歌里的那个男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什么可盼望的。
我端起一杯咖啡走进起居室。我住在三藩市的“太平洋山岗”。那天天气不错，天上没有云，有一点微风。从我的窗户里可以俯瞰海湾，海水是深绿色的，一些游艇分散在里面，就像一张地图插着许多小白旗。
我走到我的书架前，它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上面有六千多本廉价的侦探、神秘杂志。我用手摸着一些书脊：《黑面具》、《一角侦探》、《线索》、《侦探小说周刊》。这些周刊我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收集了，就是说，那上面有我生命的三十年，将近我在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三的时间——下个星期五，我就满五十岁了。
我拿下一本《黑面具》，看着封面：钱勒、马田、聂伯、麦克，这些都曾是陪伴我度过寂静周日的老朋友。他们驱散我不少恶劣、低落的情绪，但今天不然……
电话铃响了，我走进卧室，拿起听筒，是老休本，一个严肃而正经的警探，也可能是我三十年来最接近的朋友。
“嗨，”他说，“吵醒你啦？”
“没有，我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
“上了年纪，渐渐要早起了。”
“可不是。”
“今天下午一起玩会儿牌，喝喝啤酒如何？我太太和孩子去苏里雅多了，不在家。”
“我不太想，休本，”我说，“我没那心情。”
“你好像又闹情绪病了。”
“是的，有点儿。”
“私家侦探的忧伤，嗯？”
“是啊——私家侦探的忧伤。”
他发出一阵笑声。“不是和即将来临的五十大寿有关吧？去你的，五十是人生的壮年，我是过来人，老弟，我现在已经五十二了。”
“当然。”
“唔，你至少改改主意，过来和我喝一杯，我给你留一罐。”
挂上电话，回到起居室，喝完咖啡，我尽量不思考任何事情，最好连呼吸都不要。我站起来，无目的地踱一会儿步。
星期天的上午来临了……
突然，肺病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开始咳嗽起来，只得坐下来，拿手帕捂住嘴，听枯燥、易碎的声音，在空空洞洞的公寓里回荡。香烟，该死的香烟，三十五年来平均一天两包。五十年中的三十五年，抽了不止五十万支的香烟，吸了不下一千万口……
算了吧，想那些有什么用？我再次站起来。唔，今天似乎只是站和坐。我也没出门，真要变成幽闭的恐怖症患者了。找个地方去，找件事情做。也许是独自驾车远游，我只是不想见休本或任何人。
我穿上一件旧棉布夹克，离开公寓，开上车。出城最近的方向是向北，所以我开车驶过金门桥，直奔一○一号公路。两小时后，在科里尔北部数英里的红木匠，我拐弯直驶海岸，下午两点以后，我上了一号公路，再向南边行驶。
那一带笼罩着一层雾，看不见太阳，但能闻到强烈的、海的清新的味道。这一带的车辆很少，很长时间看不到一辆。带白沫的海浪，不停地拍打海岸，是十分吸引人的景致。接近那个叫“锚湾”的海湾时，我驶上一处悬崖。我把车停在一个没有人踪的停车区，找到一条通向同样没有人踪的海滩。
我沿着海滩散步，看海浪打过来，又散开，听听海浪的吼叫，听听雾中海鸥的叫声。那是个寂静的地方，但唯有寂静才是吸引人的。在这个星期天，它对我来说是个好地方。
半小时后，我开始觉得冷，又咳嗽起来。我走回小径，上坡，快到悬崖时，看到停车区停着另一辆汽车，一辆布满灰尘的绿色小型卡车。后面还挂着一辆小小的，也是布满灰尘的房车。车的右后部有点儿倾斜，那说明车胎扁了。附近只有两男一女，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风吹动他们的头发和衣角。
我向他们走过去，走向我的车。我的脚步声高过海浪拍打岸的声音。他们三人一起抬头，移动位置，相互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起步向我走来。我们在相距几码的地方站住了。
“你好！”其中一人说。那人二十出头，另外两个人也是这样的年纪，和我打招呼的那个人有一头红色的长发，下垂的八字胡，穿一件粗布风衣，蓝色工作裤，短统鞋。他的神色不安，看得出微笑是勉强挤出来的。
另外的一男一女，神色同样紧张不安。男的是黑发，比那个红头发的要短，脸黑黑方方的，穿着带格的伐木工人夹克，长裤，褐色的皮鞋。女的并不漂亮，嘴唇很薄，脸色苍白，穿一件长而厚的风衣，一条绿色的大手帕包住头，蝴蝶结像修女的头布，红棕色的头发垂在肩上。三个人的手都插在衣袋里。
我点点头，说：“你们好。”
“我们有个车胎扁了。”红头发说。
“我看见了。”
“我们没带千斤顶。”
“唔，我有，欢迎你们用。”
“多谢。”
我有些犹豫，略略皱眉。当你的大半生都在干侦探工作时，有时你会有一种预感，而你却没有相信那些预感。现在我就有这样的预感，感到这儿有点不对劲，很不对劲。他们的不安是一部分，还有一种浓重的、显而易见的紧张夹在三人之中，有着某种轻浮，或者是带危险性的游戏。也许那和我无关，但是侦探的本能，侦探天生的好奇，不允许我置这种“不对劲”感于不顾。
我说：“我碰巧在这儿真是好事，今天这一带车辆似乎不多。”
红头发的男孩从衣袋里抽出左手，不大自信的用手指压压八字胡，说：“是啊，我们可真够幸运的。”
女孩大声地吸鼻涕，拿出手帕，用力地擦。
黑头发的男孩把体重换到另一只脚，两眼的目光游移不定，紧了紧夹克，似乎话中有话地说：“这儿真是很冷。”
我瞄了卡车一眼，车牌是俄勒冈的。我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去蒙大拿度假。”
“你们在度假？”
“多少有点度假性质吧。”
“你们三个坐那辆轿车，一定有点儿挤吧。”
“我们喜欢挤。”红头发的男孩说。他的音调一下拔高了，“借一下千斤顶，好吗？”
我取出钥匙，绕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他们三人站在原地，留心地注视着我。我突然想到，他们并不是一伙的，这是不对劲的地方。红头发有八字胡和长头发，是时髦型，而黑头发比较保守，这意味着什么吗？其中之一可能是个“电灯泡”，是个不需要的“第三个轮子”。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不只是两个人刚好，三个人嫌多那种意义了。如果我的感受不错的话，哪一个是多的呢？那女孩也不曾对哪一个含情脉脉，多看两眼。她那双在风里缩皱的眼睛，一直直视着前方。
我解开扣住千斤顶的钩子，取出来，再关上车箱盖，转过头对他们说：“也许最好由我来为你们换，这玩艺儿还需要些诀窍。”
“我们可以自己干。”黑头发说。
“没关系，我乐意帮忙。”
我把千斤顶搬到小卡车的后面，备用胎已经在那儿了。车的两扇门上各有一个小窗户。一个用粗布围着，另一个用的是透明塑胶纸。我从透明的那个偷瞄车里，里边有个放杯盘的柜子，一张小桌，两张床形的长椅。所有的东西全都很干净，很整洁，并且放好、捆牢，以防车开动时滚动。
他们三个人也走过来，围成一个圆，这一次女孩站在中间。我蹲下来，把千斤顶放到轮轴下面，把它固定好。当我开始干时，黑头发和红头发都上前帮忙，不过依我看，他们还不如不帮。
我们用了十五分钟换好车胎。我试图和他们交谈，以便从谈话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看哪一个是“第三者”，但他们什么口风也没透。两个男的只偶尔回答我一两个单字，女的还在清理鼻涕，一言不发。
我摇动千斤顶手柄，使卡车四轮着地。我说：“唔，好了，你们最好一碰到修车店就修好你们爆了的那个车胎，你们总不想不带备用胎到处闯吧？”
“好的。”黑发男孩说。
我发出一个试图沟通的微笑，“你们车里有啤酒或汽水吗？出了些力气，口也渴了。”
红头发看了看女孩子，又看看黑头发，不安地说：“对不起，什么都没有。”
“我们上路吧。”黑发男孩说。他捡起扁的轮胎，放进车后的金属储物架里扣住，然后三人向车门走去。
我很不想让他们离开，但我想不出办法把他们留下。没有什么让人怀疑的，座位上、座位后面的小架子上、仪表板上，乘客座那边的地板上，都没有什么东西。女孩子第二个上车，黑发男孩是司机，他们关上门，发动引擎。
“慢慢开，不要慌。”我说着，举手示意告别，但他们一个也不看我。卡车向前冲去，有一点儿太快，车胎扬起一些碎石，上了一号公路。他们向南边去了，越开越快。
我站在那儿，直到他们的影子消失才回到汽车里发动引擎。现在干什么？开车回三藩市，不理这件小事情——这是最简单的做法。可我就是不能忘记它。那几个年轻人之一，或者不止一个，不是一伙的。我越想，越觉得应该弄清楚是哪一个。更重要的是三个人全都表现出一种紧张、焦急。
我没有正式的理由或权利扮演侦探，但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且我对空荡、寂寞的住所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所以我不妨再做一次过去三十年的老本行。
我发动汽车，上了公路，向南开。我开了四里路才赶上他们。他们的速度很快，也许超过限速十英里，但还在安全限度内。我调整车速，保持与他们的距离在数百码之内。时间已近黄昏，不是跟踪的好时候，何况还有一层雾。好在他们的小卡车的灯亮着，这就足以使我跟住他们。我们沿海岸走，路上的车辆一直不多。雾越来越浓，还不停地落着细滴雾水，使我不得不打开雨刮器。慢慢地，已进入了漫长阴冷的夜，天很快就黑透了。
继续前行数英里后，小卡车进入蒙大拿湾，他们没有减速而是直穿过去。这样就证明了黑发男孩对他们的目的地撒了谎。我怀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去哪儿，不禁又想到准备追他们多远？我决定跟踪到底，直到他们停在某地，直到好歹我对他们的关系有所掌握为止。如果那意味着跟踪到明天，甚至追到另一个州，没关系，我没有未决的案子，手边和脑子都没什么任务，不论有无目的，我知道工作是医治自怜和沮丧的良药。
福特村，雷尹镇……小卡车直向前开去。那时我们可能在离金门桥三十英里的地方，我的汽油已经用掉一些，不过还够我驶回三藩市，再远就不行了。
看来我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加油了。就在奥立马村南面，小卡车减速了，刹车灯亮了一下，然后向西拐上一条二级路，向雪尹国家海滨开去。
两分钟后，我来到十字路口时，车灯照到一块路牌，写着：公共营地，前方三英里。这么说，他们要在这儿过夜，或者吃晚饭。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尽管黑，但这儿的雾稀一些，还有风不断地把它们吹走，视野不错。次等路上车少，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拐了上去，关上车灯，以二十英里的时速前进。
那地区风景不佳，乱糟糟的，原因是这一带是圣安维斯的断层地带。我经过一个小池塘，向前走了三英里。营地就在左边，靠近海洋。它的西面有些沙丘，南边有松树和枞树，还有一个小的管理处。那是个木质建筑物，有一些烧烤用的石台架和一些散放的垃圾筒。
小卡车在营地里，灯还亮着，停在林木附近。
我从远处看见它，一些树木挡住了我的部分视线。我没有直接从入口进去，那样他们可能看见我或者听见我。我向旁边一条小路驶去，关掉发动机。十秒钟后，小卡车的灯也熄了。
我静静地坐在方向盘后面，试着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但人的头脑的确很怪：一路上我都没法弄清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三个中一个或两个不对劲，而现在我却又在考虑别的事。我的记忆细胞飞快地转动，突然间我明白了一些事，一直在烦扰我——三件分开的小事，它们凑在一起告诉我哪一个不对劲。我感到眉头皱了起来，我仍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我刚才发现的事使整件事显得更加古怪，更加紧迫。
我伸手取下车顶的圆形塑料灯罩和里面的灯泡，然后下车，越过路面。风刮得很急，像小锯齿一样切割我的脸和手。头顶上一缕细雾在黑暗中飞动，如同冰冷的手指在寻找温暖一样。
我谨慎而缓慢地进入树林中，向南走，大致和卡车停放的地方平行。穿过风吹断的树枝，我估计车和我的距离在四十码左右。车厢里是黑的，似乎没人，后面的房车透出微弱的光，其亮度之弱告诉我车门上的两个窗子都放下了布帘。
我大步向卡车走过去，在距它不到十码的地方停下来倾听，这时我是躲在一棵大松树的阴影里。除了风的狂叫和远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见什么。我凝视了一会儿那房车。然后打量了一下卡车旁边的地面，那里没有硬石，只有泥土和松针叶，在人的脚步下它们会发出沉闷的声音。
我慢慢走到卡车旁，到房车旁边时，我停下把耳朵贴到冰冷的金属板上听，同时拿手指堵上另一只耳朵以防风声的干扰。最初大约有三十秒钟光景，里面有微弱的走动声，但没有谈话声。然后，其中之一，就是那个不同伙的人，在用低沉、听不清的声音说话。
“快把三明治做好。”
“就好了。”另一个声音畏怯地说。
“我快饿死了，我可不想就这么坐个没完，你懂吗？”
“这是公共露营地，管理员不会来打扰我们，如果你——”
“闭嘴，我早告诉过你，如果不想挨子弹的话，就乖乖的，少啰唆，我还有必要再说一次吗？”
“不用了。”
“那么闭嘴，赶紧把三明治弄好，我们还有很远的路才到墨西哥呢。”
这通对话告诉我他们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绑架，可能还有其他天才知道的重罪。这是我拔腿离开，向附近的公路巡逻人员报告的时候。私家侦探的职责到此为止，如果你在这时候还不想把事情移交给官方，你就是傻子。我轻轻退后，转过身，准备退回树林，回到我的车上。
事情有时就是那样发生的——没法预料，非常巧，巧得你毫无防备——一阵风把一棵树的树枝刮断了，断枝被吹到卡车前，嘭的撞到上面，发出巨响。
房车里立刻有了反应，传出一阵忽如其来的和什么东西的刮擦声。我还在后退，但来不及逃跑了。房车的门拉开，其中一个人冲出来，进入了我的视线。他也看见我，大叫：“站住，你给我站住。”他一只手中拿着长的黑黑的东西，那是枪。
我停住了。
那人正是我觉得不同伙的人——那个不同伙的人正是那女人。
他双腿叉开，站在那儿，双手托着枪，紧张、害怕，又危险。现在他不戴假发和包头巾，他的头发是短的，淡色的，在黑暗中看上去是白的。除了他苍白的、女子般的面孔和天生没什么汗毛的手，他周身没有一点女人阴柔的特点。“到这边来！”他说。
我犹豫片刻，然后照他的话做。他很快退后，到一个可以对着我和房车后部的地方。当我走到距他三大步时，我看见另外两人站在打开的车门旁，里面的灯光照着他们的侧影，他们的四只眼睛在我和那个拿枪的家伙之间转来转去。
“你在干什么？”拿枪的说，他认出了我，“你在跟踪我们？”
我没答话。
“为什么？你是谁？”
我注视他一会儿，然后透露出一点儿真相，因为我要看他的反应。我说：“我是警察。”
他嘴边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枪也晃了一下，好像拿不稳似的。他对我和那两个年轻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一旦他觉得必要。这点我可以肯定，你凭阅历可以看出一个人会做到什么地步。这个人，在他心慌意乱之中，不用逼他也会开枪。
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是你的事，”说着发出一个含糊的、似笑非笑的声音，“我不是女人，你似乎不觉得吃惊。”
“是的。”
“什么让你识破了？”
“三件事，”我坦白地说，“一件是你在停车场擦鼻涕的样子，你用力的姿势，不停地擦，都不是女人的样子。第二件是你走路的方式，迈大步，步子又大又重，和另外两个男孩子一模一样。第三，你没带钱包或手袋，卡车里和房车里也没有，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不带这类东西。”
他用没拿枪的手擦擦鼻子，说：“很不错，你很精明。”
红头发的男孩子以发抖的声音说：“你打算怎么办？”
拿枪的家伙没有立刻回答，仍用紧张的目光盯着我，嘴角仍在抽动。我看见他想了一会儿，向另外两个人说：“你们里面有晾衣绳一类的东西没有？”
“有。”黑头发男孩说。
“去拿，我们得绑上这警察，带上他和我们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