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派了一个名叫霍斯纳的代表，负责向科学家说明我国针对七肢桶的工作计划。我们坐在视频会议室，听着他长篇大论。我们把这边的话筒关掉了，这样一来我和盖瑞交流意见时就不会干扰到霍斯纳。听讲的同时，我真担心盖瑞会损伤自己的视力，因为他老在翻白眼。
“它们大老远跑来，一定是有某种目的。”这位外交官说，扬声器里的声音听着很微弱，“谢天谢地，它们的目的似乎不是征服地球。但若非为了这个，又是为了什么呢？它们是勘探人员、人类学家，还是传教士？无论对方的动机为何，必然是对我们有所企图。也许，是想要我们太阳系的采矿权；也许，是想了解我们本身；也许，是想对人类布道。但是，我们能肯定它们必有所图。
“我的观点是，它们的目的也许不是和我们开展贸易，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和它们开展贸易。我们只需要知道它们为何而来，以及它们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些什么。一旦弄清楚这个，就可以展开贸易谈判了。
“我应该强调一下，我们与七肢桶未必是敌对关系。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它们获利不代表我们就会蒙受损失，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处理得当，那双方都可以成为赢家。”
“你是说，这是一场非零和博弈？”盖瑞佯装出难以置信的语气，“哦，我的天！”
“非零和博弈。”
“什么？”你转过身，从卧室方向走回来， “双方都可以赢的情况，我刚刚想起来了，这叫非零和博弈。”
“没错！”你说着，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谢了，妈！”
“我想我终归是知道的。”我说，“毕竟和你父亲在一起那么些年，多少会耳濡目染。”
“我就知道你知道。”你说，然后突然给我一个简短的拥抱，你的头发散发着苹果的香气，“你是最棒的。”
“路易斯！”
“嗯？抱歉，我走神了。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对咱们霍斯纳先生刚说的话有什么想法？”
“我宁可不去想。”
“我也想这样：不去理会政府，盼着它自己消停下来。但它没有。”
仿佛在印证盖瑞的话似的，霍斯纳继续废话连篇：“你们当务之急，就是回顾之前学会的东西，搜寻任何能帮上我们的线索。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七肢桶想要什么、最重视什么？”
“天啊，咱们怎么从没想到要去找那些东西啊。”我说，“我们马上就去办，长官。”
“可悲的是，咱们真的得马上去办。”盖瑞说。
“各位有问题吗？”霍斯纳问道。
沃斯堡市窥镜所在地的语言学家伯格哈特开口了：“这种事我们已经问过七肢桶很多次了。它们一直说自己是来观察的，并且坚称信息是不能买卖的。”
“它们倒希望我们就这么信了。”霍斯纳说，“可你们想想，这怎么可能是真话？我知道，七肢桶偶尔会暂时停止和我们对话。也许那就是它们的一种战术。假如我们明天起停止和它们对话——”
“如果他说了点啥有意思的，就叫醒我。”盖瑞说。
“我还想让你叫醒我呢。”
盖瑞第一次跟我解释费马原理的那天，他提到了几乎每一条物理定律都能被描述为变分原理。然而，当人类思考物理定律时，总是更爱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待它们。我可以理解这一点：人类觉得很直观的物理属性，比如动能和加速度，都是某个物体在特定时间点上的特性。因此我们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按照因果关系来解读事物：每个瞬间都是从另一个瞬间生发而出，原因和结果形成了一条连锁反应，从过去延伸到未来。
反过来看，七肢桶觉得很直观的物理属性，比如“作用量”或者其他那些需要用积分来定义的东西，都是在某个时间段之上才具有意义。这就导致了它们用目的论的方式来解读事物：当你以时间段为单位来看待事物时，就会意识到，总有个要求需要满足——达到最大或最小。而你必须知道事物的初始状态以及最终状态，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早在“因”被种下之前，你就得了解“果”了。
我渐渐也明白了这一点。
“为什么？”你第二次问。那时候，你该是三岁了。“因为现在你该上床了。”我第二次说。我已经替你洗好澡、穿上睡衣，但就是没法让你上床。“可我不困啊。”你抱怨道。你站在书架前，抽下一张想看的影碟：这是你用来拖延回卧室的最新战术。“这不重要。你还是得上床。”
“可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你妈，我叫你这么做。”
我真的说了这种话，对吧？天啊，真想一枪打死自己。
我把你拎起来，掖在胳膊底下朝你的卧室走去。你一路悲惨地号啕大哭，可我一心只顾着自己的烦恼。我小时候常常发誓：当自己成为母亲时，一定会给出合理的解释，一定会把孩子当作有智慧、能思考的个体来看待，而这些誓言都沦为了空话。我变成了我自己的母亲。我可以尽我所能地抵抗这个趋势，却无法阻止自己滑下这条漫长而可怕的斜坡。
未来真的可能被预知吗？并不仅是猜测，而是十分肯定地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一切细节。盖瑞曾经告诉我，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就是时间上的对称性，即过去和未来在物理上没有区别。针对这一点，某些人可能会说：“没错，理论上是这样。”可现实点说，大部分人会回答：“不。”因为自由意志的存在。
我喜欢用博尔赫斯式的虚构情节来想象：想想看，一个人站在《时光之书》跟前，这本书上记录着过去与未来的所有事件，尽管是完整版本的缩小版，仍然厚重无比。她拿着放大镜，翻着薄如蝉翼的书页，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她看到了描写她正在翻阅《时光之书》的这一段，然后跳到下一章，那里详细记述着她第二天会做些什么。她会根据在书里读到的信息来行动，在赛马“混世魔王”上押一百元赌注，然后赢得二十倍的回报。
这么做的打算从她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但她是个喜欢反着来的人，于是决定根本就不去赌马了。
这就是恼人的地方了。《时光之书》不可能出错，它最基本的设定就是人们读到的是真实的未来，而非某种可能性。假如这是个希腊神话，那不论她如何反抗，周围的一切会联合起来迫使她践行自己的命运，但尽人皆知，神话里的预言是语焉不详的，《时光之书》的内容却翔实具体，而你不可能用任何方法强迫她去赌马。结果就很矛盾了：《时光之书》必须是正确的，因为它的定义就如此，然而不论这本书说她会做什么，她都可以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事实怎么能调和呢？
人们通常会说，无法调和。《时光之书》的存在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按照它的设定，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导致上述矛盾。或者，宽容点儿说，《时光之书》可以存在，只要没人能读到它——这本书被收藏在特殊的地方，谁也没有权利翻阅。
自由意志的存在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预知未来。我们知道自由意志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切身感受着它，意志力是意识的固有成分。
或者，当真如此吗？假如预知未来能改变一个人呢？假如这会令她产生一种迫切感，觉得自己必须按照预知的一切行动呢？
下班之前，我顺道去了盖瑞的办公室：“我要撤了，去买点儿吃的吗？”
“当然去，稍等。”他说着，关了电脑，拢起一堆纸，然后他抬头看向我，“嘿，要不今晚去我家吃？我来做饭。”
我怀疑地看着他：“你会做饭？”
“只会做一种，”他承认，“但做得可好了。”
“好呀，”我说，“我去。”
“太棒了。我们只需要先去买点儿食材。”
“别那么麻烦。”
“去我家的路上就有超市，一会儿就能买好。”
我们各开各的车，我跟在他的后头。当他突然拐弯开进停车场时，我差点儿跟丢了。这是一家精品超市，地方不大，但挺高端的：不锈钢架子上摆着高高的玻璃罐，里面盛着进口食品，旁边则是专用器具。
盖瑞挑选着新鲜的罗勒、土豆、大蒜和意大利面，我在一旁陪着。
“隔壁有家鱼市，咱们可以去那儿买新鲜的蛤蜊。”
“听着不错。”
我们路过厨房用具的区域时，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那些架子——胡椒磨、压蒜泥器、沙拉夹子——最后落在了一个木质的沙拉碗上。
你三岁的时候，有一天从厨房柜台上抽下一张餐巾，结果把那只沙拉碗砸到了自己头上。我会伸手去接它，但接不着。那只碗在你的额头上缘留下一道口子，需要缝一针。你父亲和我抱着浑身沙拉酱、抽泣着的你，在急诊室里等待了好几个钟头。
我伸出手，取下架子上的那只碗。这个动作并不像是谁逼我做的。与之相反，我感觉是自己急切地想要抓住那只碗，就和它快要砸到你的那个时候一样：是出于直觉，一种我感到应该遵循的直觉。
“我得要个这样的碗。”
盖瑞看着碗，赞许地点点头：“瞧，顺道来超市逛逛是对的吧？”
“说得对啊。”我们加入了付款的队伍。
想一想这个句子：“兔子可以吃了。”如果把“兔子”看作“吃”的宾语，这个句子就意味着大餐要上桌了。如果把“兔子”看作“吃”的主语，它也许就出自某个小女孩之口，她想让妈妈打开一袋兔粮。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思，并且同一个家庭里很可能只会采用其中一种。然而，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只有语境才能决定这句话的意思。
再想一想这个现象：光线以某个角度接触水面，入水后却换了角度。如果你解释说，是折射率不同导致光线改变了方向，那就是以人类的眼光在看待问题。如果你解释说，光线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目的地，那就是以七肢桶的眼光在看待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
物理世界是一种语法完全模棱两可的语言。每一个物理事件都是一句话，它的句法结构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因果论的，另一种则是目的论的，两种都正确，而且不论语境如何，我们都无法排除其中任何一种。
无论是人类的祖先，还是七肢桶的祖先，在第一次产生意识的火花时，所感受到的都是同一个物质世界，但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方式，这个分歧导致它们最终产生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类发展出了一种先后有序的意识模式，七肢桶却发展出了一种共时的意识模式。我们按照先后顺序感受事件，在我们看来事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七肢桶则同时感受着一切事件，在它们看来所有事件背后都存在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要么是最小化的，要么是最大化的。
我总是重复地梦见你死了。在这个梦里，我才是跑去攀岩的那个人——我去攀岩，你能想象吗？——而你只有三岁大，坐在我背着的类似背包的玩意儿里。我们抵达了离一处岩架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到那儿就可以休息了，但你不愿乖乖地等我爬上去。你开始挣扎着爬出背包，我命令你停下，但你当然不会听我的。你最终挣脱的时候，我感到你的体重从背包一侧晃到了另一侧，然后感到你的左脚踩到了我的肩上，接着是右脚。我冲你尖叫，但腾不出手去抓你。你往上爬的时候，我能看见你运动鞋鞋底上的波浪纹路，然后，看到一块石头从你的鞋底滚落。你在我身边一滑而过，而我一动不能动。我朝下望去，只见你在我的下方越变越小。
然后，突然之间，我来到了停尸房。一个勤务兵掀起你脸上的床单，我看见了二十五岁的你。
“你还好吗？”
我直直地坐在床上，我的动作吵醒了盖瑞。“我没事。只是吓了一跳。有那么一下，我没认出自己在哪儿。”
他睡眼惺忪地说：“下次我们可以去你家。”
我吻了吻他：“别担心，你家就挺好。”我们蜷起身子，我的背抵着他的胸膛，然后重新进入梦乡。
你三岁时，有一次我们在爬一段陡峭的旋转楼梯，我格外用力地抓着你的手。而你却从我身边挣开。“我能自己走。”你坚持这样，从我身边走开，好证明这一点，然后我想起那个梦。在你的整个童年，同样的场景重复了无数次。我几乎可以相信，因为你生性叛逆，我试图保护你反而激发了你对攀爬的热爱：先是儿童乐园里的攀爬架，然后是小区附近绿化带里的树，再是攀岩俱乐部里的石墙，最后是国家公园里的悬崖峭壁。
我写完一句话的最后一个部件，放下粉笔，然后在椅子上坐下了。我靠向椅背，打量着刚刚写好的巨大的七肢桶语B句子，它占据了我办公室中的一整面黑板。它包含好几个从句，而我将它们相当巧妙地融为一体了。
当我看着这样的句子时，便明白了七肢桶为什么要发展出一套语义符构成的文字系统：它更适合拥有共时意识系统的物种。对七肢桶来说，口语是一种限制，因为它需要你一个词接一个词地先后说出来。另一方面，文字却能在整个页面上同时呈现所有符号。那何必用语符文字来束缚自己呢？毕竟它得像口语一样一个词接一个词地呈现。它们压根儿就不会考虑这种文字的。语义符文字则自然而然利用了页面的二维特性，并非一次给出一个语素，而是同时呈现一整个页面的语素。
七肢桶语B让我学到了一种共时的意识模式，也因此理解了七肢桶语A背后的逻辑：原先，以我先后有序的意识模式看来，七肢桶语A弯来绕去，复杂得超出必要，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为了在语序的限制之下尽量增强灵活性。因此，我也能更加自如地使用七肢桶语A了，尽管比起七肢桶语B，它仍然只算一个差劲的替代品。
有人敲了敲门，然后盖瑞的脑袋探了进来：“韦伯上校稍后随时可能过来。”
我做了个鬼脸：“好吧。”韦伯要来参与一场与啪啪和啧啧的对话，我将担任翻译，这不是我的本职，我也讨厌这个差事。
盖瑞迈进房间，关上了门。他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吻了我。
我微微一笑：“这是趁他来之前给我加油打气吗？”
“不，是给我加油打气。”
“你其实对跟七肢桶交谈一点兴趣都没有，对吧？你之所以参与这个项目，只是为了跟我上床。”
“哎，你看穿我了。”
我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你最好真这么想。”
我记得你一个月大时，有一天凌晨两点，我滚下床来给你喂奶。你的婴儿房里有股护臀膏和爽身粉混成的“宝宝的气味”，还掺杂着墙角的尿布桶散发出的微弱氨气味儿。我靠向婴儿床，把号啕大哭的你抱起来，然后坐在摇椅上给你喂奶。
英文里“婴儿”的语源是拉丁语的“不能说话”一词，但你能够完美地诉说一件事：我难受。并且会不知疲倦、毫不迟疑地诉说。我很佩服你在诉说它时全力以赴的那股劲儿：你一哭起来，就会成为愤怒的化身，体内的每一根纤维都用来发泄这股情绪。有意思的是：平静的时候，你仿佛全身都散发着光辉，如果有人要给你画像，我会坚持让他给你加个光环。可当你不高兴时，就成了一个高音报警器，专为发射噪声而生，给你画像的话，画个火警铃就好了。
在你生命的那个阶段，你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我把乳房塞给你之前，你不会拥有过去得到满足的回忆，也不会抱有未来得到解脱的期盼。你一旦开始吃奶，事情就会发生180度的转变，一切都变得与此时的世界同在。此时此刻，就是你感受到的唯一时刻。你活在当下，从各个意义上讲，这都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状态。
就我们的概念而言，七肢桶既不是自由的，也没有被束缚；它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也并非身不由己的机器人。七肢桶的意识模式有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的行动总与历史事件吻合，也在于它们的动机总与历史的目的吻合。它们的行为是在创造未来，也是在践行历史年表。
自由不是一种错觉：在先后有序的意识模式里，它绝对是真实的。在共时的意识模式里，自由没有意义，但强迫同样没有意义，自由和强迫仅仅是语境的不同，哪个都不比另一个更正确。就像那个著名的视觉假象，一幅既可以被看作年轻女人的优雅侧脸，又可以被看作下巴垂到胸前的大鼻子老妇的画像。没有所谓的正确解读，两种看法都说得通，但你不能同时看到这两样东西。
类似的道理：预知未来与自由意志不能同时存在。如果我能自由地做出选择，就不可能知晓未来的模样。反过来看，既然我现在预知了未来，就绝不会违背它行事了，包括向他人透露我所知的信息：预知未来的人，都不会把它说出去。看过《时光之书》的人，绝不会承认看过它。
我打开录像机，插入了一盒沃斯堡市窥镜所在地的对话录像。一名外交谈判专家正和当地的七肢桶进行讨论，由伯格哈特担任翻译。
谈判专家正在阐述人类的道德观，试图给利他主义的概念做一些铺垫。我知道七肢桶对这场谈话的最终成果心知肚明，但它们仍然津津有味地参与进来。
假如我能把这一切讲给尚不知情的人听，他们可能会问，如果七肢桶已经知道自己会说些什么、听到什么，那还要语言来做什么？问得有道理。可语言不仅仅是用来交流的，它还是行为的一种形式。根据言语行为理论[53]，“你被捕了”“我将此船命名为……”和“我保证”都是述行语：说话的人光是说出这些话，就是在完成某种行为。所有人参加婚礼时都预期会听到“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妇”，但直到牧师真的说出这句话，整场仪式才算数。就述行语而言，说就等于做。
对七肢桶来说，所有的语言都是述行语。它们不用语言来交流，而是用它来实践。当然，七肢桶事先就知道每一场对话的内容，但为了让预知的内容成真，这场对话必须发生。
“金发姑娘先是尝了熊爸爸的碗，但里面盛满了球芽甘蓝，是她讨厌的食物。”
你大笑：“不对，不是这样的！”我们正肩挨肩坐在沙发上，读着摊在我们膝头上的书，是一本卖得太贵的薄薄的精装书。
我会继续读下去：“然后金发姑娘尝了熊妈妈的碗，可里面盛满了菠菜，也是她讨厌的食物。”
你把手按在书页上阻止我：“你得好好照着读！”
“我就是好好照着读的。”我一脸无辜地说。
“不，你没有。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
“嗯，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了，干吗还要我读给你听？”
“因为我想听你读！”
韦伯办公室里的空调几乎补偿了必须和这个男人谈话要受的罪。
“它们愿意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换，”我解释道，“但不是贸易。我们只需要给它们点儿什么，然后它们会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回报。双方事先都不能告诉对方会给什么。”
韦伯上校只是微微皱了下眉头：“你的意思是，它们愿意和我们交换礼物？”
我知道自己必然会说些什么：“我们不应该把这看成‘送礼物’。我们不知道这种形式的交换在七肢桶看来，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眼中的送礼物。”
“我们能不能——”他搜寻着恰当的措辞，“给点暗示，表明我们想要哪种礼物？”
“它们在这种类型的交换中不会这么做。我问过它们，我方可不可以提要求，它们说可以，但它们不会告诉我们它们会给什么。”我突然想起，“述行”这个词变下词性就是“表演”[54]，而“表演”一词刚好能描述“把你知道会发生的对话表现出来”这回事，就像在戏剧里一样。
“但那样一来，它们给我们想要的东西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韦伯上校问道。他对剧本一无所知，但他的回应和他被分配到的台词一字不差。
“我们无从得知。”我说，“我觉得不会，考虑到它们没有这种习俗。”
“如果我们先送，我们礼物的价值会不会影响它们回赠的东西的价值？”这人生唯一的一段戏，他是在即兴发挥，我却已经小心地排练过了。
“不会。”我说，“据目前所知的判断，礼物的价值在这样的交换中无关紧要。”
“要是我那些亲戚能这么想就好了。”盖瑞低声揶揄道。
我看着韦伯上校转向盖瑞。“你们探讨物理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新东西？”不出所料，他这样问道。
“你是说人类以前不知道的东西的话，没有。”盖瑞说，“七肢桶还是在照老一套的程序走。如果我们展示东西给它们看，它们就给我们看自己对应的表达，但从不主动开口。我们问它们还知道些什么，它们也不会回答。”
人类交谈时，话语是自主产生的，具有交流的作用；但借助七肢桶语B，就能看出这种对话只是一种复述的仪式罢了。
韦伯一脸不满：“那好吧，我们瞧瞧国务院怎么想。也许可以安排一场礼物交换仪式。”
就像物理事件有因果论与目的论两种解释一样，每个语言事件也有两种解释：它们既是信息的交换，又是计划的实现。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上校。”我说。
大多数人都听不出上校在一语双关。只是个私底下的玩笑，别让我解释了。
虽然我的七肢桶语B已经很熟练，但我知道自己并不能像七肢桶一样地感受现实。我的思维是以人类的模型、以先后有序的语言的模式铸成，不管在外星语言中浸淫多久，也无法完全重塑。我的世界观成了人类与七肢桶的混合体。
在学会以七肢桶语B思考之前，我的记忆就像一道烟灰，由我的意识燃成的极细小的余烬构成，标志着时间顺序中的现在。学会七肢桶语B之后，新的记忆便像巨大的烟灰块一般落下，每一块对应的时长都有好几年。尽管它们并非按时间顺序到来，也不是连续降落的，但很快就组成了一段长达五十年的记忆。这段记忆始于我和啪啪、啧啧的会面，终于我自己的死亡。
一般情况下，七肢桶语B只会影响我的记忆：我的意识还是和以前一样，像一个闪光的碎片般缓缓前行，区别在于，如今这个碎片的前方与后方都绵延着记忆的灰烬，而它们并没有真正地燃烧。可七肢桶语B的思维模式偶尔也会真正地占据我的头脑，让我在某些瞬间同时体验到过去和未来：我的意识就变成了一道在时间之外燃烧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余烬。在这些瞬间里，这整段时间对我而言仿佛都在同时发生。这段时间包含了我的余生，也包含了你的一生。
我写下了包含着“过程、创造-结束点、包括-我们”的语义符，意思是“我们开始吧”。啪啪给出了肯定的回应，于是我们开始播放幻灯片。七肢桶之前提供的第二张演示屏上出现了一系列画面，都是语义符和方程式。与此同时，我们的显示屏也开始播放。
这是我参与过的第二场“礼物交换仪式”，所有仪式中的第八场，而我知道它也会是最后一场。窥镜所在的帐篷里人满为患：沃斯堡市的伯格哈特过来了，盖瑞、一名核物理学家、各种各样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军事长官以及外交官也到场了。所幸他们开了空调来降温。我们稍后会回放现场的录像，好弄清楚七肢桶给的“礼物”是什么。我方的“礼物”是法国拉斯科洞窟的史前壁画。
我们挤在七肢桶的第二张屏幕周围，想多少看出些划过的画面的内容。“初步的分析有了吗？”韦伯上校问道。
“这不是把以前的东西回放给我们。”伯格哈特说。在之前的一次交换中，七肢桶把我们过去展示给它们的信息又播给了我们看。国务院因此大为光火，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对方是想羞辱我们。这个行为很可能只是说明，双方交换的东西的价值无关紧要。这不代表七肢桶以后就不会送我们一艘宇宙飞船，或是冷核聚变技术，或是其他某种让我们美梦成真的奇迹了。
“瞧着像无机化学。”核物理学家一边说，一边趁画面切换前指着上面的一个方程式。
盖瑞点点头：“可能是材料技术。”
“也许咱们终于有点成果了。”韦伯上校说。
“我倒想多看些动物的图片。”我悄声说，只让身边的盖瑞听见，然后像个孩子似的噘起嘴来。他微笑着戳了我一下。老实说，我真希望七肢桶再给我们上一堂地外生物学课，像之前的两场交换里那样。从那两堂课看来，人类比七肢桶之前遇见的任何物种都更像它们。或者再上一堂关于七肢桶的历史课：乍看是由毫无逻辑的片段组成，但仍然很有意思。我不希望七肢桶教给我们新的科技，因为我不想看到咱们的政府会拿它来做什么。
交换信息的过程中，我注视着啧啧，想看它有没有任何异常的行为。它站在那里，和平常一样几乎毫不动弹，我看不出马上会发生的事情的一丁点兆头。
一分钟后，七肢桶的屏幕变成一片空白；又过了一分钟，我们的屏幕也白了。盖瑞和其他大多数科学家都朝一个小小的显示屏围拢，上面正重播着七肢桶之前展示的画面。我听见他们在说，得传唤个固态物理学家过来。
韦伯上校转过身来。“你们两个，”他开口了，先是指着我，然后指向伯格哈特，“去安排下次交换的时间和地点。”接着他便跟其他人一样，朝重播用的显示屏走去。
“马上就办。”我说。我转向伯格哈特，问：“是您来肩负这项光荣的任务，还是我来？”
我知道伯格哈特和我一样，也已经精通七肢桶语B了。“这是你的窥镜，”他说，“你做主。”
“我敢说，你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绝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竟会成为军队的翻译。”
“那是当然的。”他说，“即便是现在我也不怎么敢相信。”我们彼此间说的每一句话，感觉都像两个间谍在公共场合小心翼翼地进行乏味的交谈，绝不暴露身份。
我写下了包含“地点、交换-交易、交谈、包括-我们”的语义符，做了些语法上的调整。
啧啧回复了我。我知道接下来轮到我皱眉，然后该由伯格哈特发问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这句台词讲得无懈可击。
我写下回复，要求对方解释。啧啧的回答一如之前。然后，我看见它缓缓走出了房间。我们这场表演即将落幕了。
韦伯上校一步迈上前来：“怎么回事？它去哪儿了？”
“它说七肢桶要离开了。”我说，“不只是它，它们全都要走。”
“马上叫它回来。问它是什么意思。”
“呃，我觉得啧啧应该没有传呼机。”我说。
窥镜上房间的景象突兀地消失了，片刻之后，我的眼睛才适应眼前看到的东西：窥镜的背后，帐篷的另一面，窥镜已经变得完全透明了。重播用的显示屏周围，人们的交谈戛然而止。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韦伯上校说。
盖瑞走到窥镜跟前，然后绕到另一头。他摸了摸窥镜的背面，我能看见，他指尖接触镜面的地方浮现了苍白的椭圆形印子。“我想，”他说，“我们刚刚见识了它们怎么远程转化物质形态。”
我听见干草地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一名士兵进了帐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手里拿着一只超大的步话机：“上校，有消息——”韦伯一把抢过了步话机。
我记得看着出生当天的你的场景。你父亲匆匆去了一趟医院食堂，你就躺在摇篮里，我则在一旁伸着脖子看你。
分娩刚刚结束，我仍觉得自己像条备受摧残的抹布。考虑到我在孕期的感受，你看上去小得不像话。我简直可以发誓，我的肚子里装的是个比你大得多、强壮得多的东西。你的双手双脚又长又细，还没有变得胖乎乎。你的脸庞仍然红彤彤、皱巴巴的，浮肿的眼皮紧紧闭着，在变得像个天使之前，这个阶段的你更像个地精。
我用一根手指抚过你的肚腩，你的皮肤异常柔软，令我惊叹不已，也让我想知道，丝绸会不会像麻布一样磨得你难受。然后你扭动起来，身子拧来拧去，一次伸出一只脚，而我认出了这个动作——你在我体内的时候，我曾无数次感觉这个动作。原来它看上去是这样的啊。
发现母女之间存在独一无二的联系的证据，确认你就是我怀胎十月的孩子时，我欣喜若狂。就算之前从未看过你，我也能在数不清的婴儿中一眼认出你：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等等，是那边那个。
对，是她。她是我的女儿。
最后一场“礼物交换仪式”，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七肢桶。突然之间，世界各地的窥镜都同时变得透明，它们的飞船也离开了轨道。事后对窥镜的分析显示，它们不过是石英玻璃做的，一种完完全全的惰性材料。七肢桶最后给我们的信息描述了一种新型的超导材料，不过后来证明，这只是复制了日本刚刚完成的科研成果，并非什么人类未知的科技。
我们一直不知道七肢桶为什么离开，正如我们也不太清楚它们为什么到来，或是它们如此行事的原因。我新获得的意识模式也没能告诉我这方面的信息，七肢桶的行为也许能从线性叙事的角度解释，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我想更多地体验七肢桶的世界观，想像它们那样感受一切。然后，也许我就能和它们一样，完全接受世间一切事的必然性，而不是仅仅在冲击中艰难前行，了此余生。但我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会继续练习七肢桶的语言，正如窥镜小组的其他语言学家一样。但比起七肢桶还在时我们取得的进展，以后没有谁能走得更远了。
和七肢桶见面改变了我的一生。我遇见了你的父亲，学会了七肢桶语B，这两件事加起来才让我在此刻认识了你，在这月下的露台上。最终，多年以后，我会失去你父亲、失去你。到时这一刻留给我的，就只剩下七肢桶语了。所以我会非常用心，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了自己的目的地，然后按照路线前行。但我是在走向极致的喜悦，还是极致的痛苦呢？我会得到最小值，还是最大值？
当你父亲开口问我的时候，我脑子里正想着这些东西。“你想要个孩子吗？”我微微一笑，回答：“想。”然后我拉下他抱住我的胳膊，我们牵起手，朝屋里走去。去做爱，去创造你。
拾荒犬-（1998）-Craphound
（加拿大）科利·多克托罗 Cory Doctorow —— 著 吴可颖 —— 译
科利·多克托罗（1971—— ）出生于多伦多，加拿大科幻作家、评论家、演说家，还是“波音波音”网站的合编人。他的作品不仅多次获奖，而且十分畅销。20世纪90年代，科利·多克托罗成立了一家免费软件公司——开放可乐，后移居伦敦，担任电子前哨基金会的欧洲事务协调人，协助建立起开放权利组织。从2006年起，他成为一名全职作家。科利·多克托罗曾被任命为2006——2007年度加拿大富布赖特公共外交事务主席，在担任该职位期间，他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当了一年的驻校作家。
作为科幻作家，科利·多克托罗曾参加1992年的号角工作坊（Clarion）研讨会，并于2000年获得约翰·W.坎贝尔最佳新作家奖。此后他又获得多个其他奖项，其中就包括2004年的轨迹奖。他的第一部 小说《魔法王国的潦倒》（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于2003年出版，并先后获得2004年的旭日奖以及2009年和2014年的普罗米修斯奖。他还曾获雨果奖和星云奖提名。他与英国著名科幻作家查尔斯·斯特罗斯曾有过合作，共同创作的小说。
作为一个作家和活动家，科利·多克托罗高度关注人类正在面临的变革。他发表了大量的非虚构类的辩论文，这些文章分别收在他的两个论文集里：《精选论文集：关于技术、创意、版权以及未来之未来》（Content:Selected Essays on Technology,Creativity, Copyright,and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2008），以及《信息不想自由》（Information Doesn't Want to Be Free，2014）。对于当今信息密集的世界与信息在网络中的自由传播，他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看法。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是《小兄弟》（Little Brother，2008），该作品曾获雨果奖、星云奖和轨迹奖提名。它最后获得了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和安大略省图书馆协会的白松奖。另外，该小说也是2008年北美独立书店最畅销的青少年读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当年的印第耐特奖。在《小兄弟》里，他所关注的是不久的未来，在《小兄弟》之前的作品里，他所关注的都是相当遥远的未来。2013年，《小兄弟》的续集《故土》（Homeland）出版。
最先让科利·多克托罗在科幻小说界受到广泛关注的，是他的中篇《拾荒犬》，也就是本选集收入的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拾荒的故事。这个外星人来自一个在科技上遥遥领先于人类的外星文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和他的族类竟然把人类抛弃的废品旧物当成宝贝来收藏。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以令人着迷的笔力，对现代“物品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探讨，读来幽默风趣，处处启人深思。
△△△▲
作为一个令人讨厌的、脏兮兮的外星杂种，卡拉普汉对家庭旧货甩卖有一种邪门的直觉和超好的运气，仿佛前世注定。他实在太擅长于此，一堆毫无用处的破烂，对我如一条奔涌的漫漫长河，他这家伙——不管怎样，咱们还是尊重他吧——却能从中筛出一粒金子来。这会儿他却找了个装满牛仔杂物的箱子，对我来说倒值两个月的房租，而对卡拉普汉来说，那只箱子里的破牛仔玩意儿品位低俗，却是这个外星物种的迷恋物。
于是我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违反行规，跟同行兄弟打起了竞标争夺战。别人也许曾告诉过你女人会败坏友谊，但别信这个。以我的经验，因女人打架造成的伤口很快就会痊愈，但因为争夺废品而引起的战火却能毁灭一切，最后留下的只是一片烧焦的大地。
那天我们正在乡村农舍间的某条非主要交通干道的延伸段上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飙着车，卡拉普汉凭着他前世注定的直觉，凭着他那长在坚硬外骨骼里一双圆溜溜的眼珠，一眼瞧见了那个牌子。我开着车，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收音机被调到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夏季周六特别节目，这是个连播八个周末、一共八个小时的节目，都是些老掉牙的广播剧，如《阴影》《请安静》《汤姆·米克斯》《地牢看守人》之类的，由贝拉·路高西[55]主持，那天已播到第三个小时，鲍嘉[56]正在广播剧《非洲皇后》里表演打电话的情节。我把旧卡车的车窗摇下来，这样我抽烟就不会熏脏了卡拉普汉的呼吸器。我一只胳膊吊在窗口外，收音机里好一片热闹，突然卡拉普汉大声叫起来：“掉头！快掉头！杰里，就在这儿，转过来！”
卡拉普汉一旦激动成那样，就说明他发现了富矿。我迅速瞄了一眼侧镜，猛踩刹车，将车身转过头。动力传送系统吱吱作响，车轮一阵尖叫，这时我们已折回来时的路，慢慢滑行着。
“在那儿。”卡拉普汉一边说，一边用他那瘦瘦长长的胳膊指了一下。我看到了，路边有一个A字塔形木板支架，就是房地产中介常用的那种路边看板，上面有块纸板正好挡住经纪人的名字，纸板上是手写的字：
东慕斯科卡义务消防队
妇女会清仓大拍卖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呼——噫！”我大叫了一声，把卡车开到土路上，加大油门在树木成荫的路上搜寻着，相信卡拉普汉能及时发现出没的野鹿、特别标志，或者远足者，以免闯祸。天空蓝得完美无缺，夏天的气味包围着我们。我掐断收音机，听着疾风穿过卡车。夏天的安大略真美丽！
“那儿！”卡拉普汉大声喊道。我换了变速挡，退回到一条柏油路上，很快我们来到了一个乡村消防站前，这是个难看的砖砌谷仓，仓里排放着可折叠的长桌子，堆得高高的。富矿啊！
卡拉普汉照例把我打出车门。他那外骨骼是可编程的，可以事先编录一些指令小脚本，比如把左臂移到车门把手上，迅速地碰它一下，把两条腿甩出来放到踏板上，跳到地上、关上门、往前运动，等等。趁他运作这一系列动作，我查看着车头灯是不是灭了，钱包是不是已带在身上。
两个头发青灰的老太太在大厅的前端支了一张牌桌，往上面摆放一个带把手的大锡杯，里面盛满了柠檬水，桌上还摆着三盒口味不同的“蒂姆·霍顿”牌甜面包圈。我们停下了脚步，因为有个迷信，如果碰到老太太和小孩子在卖吃的东西，就一定得买一点，算是给“废品神”的祭品。一个老太太给我们倒柠檬水，另一个老太太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
“欢迎，欢迎！我的天啊，你们一定是从大老远赶到我们这儿来的吧！”
“还好，不算远，从多伦多过来的，夫人。”我回答。这是个古老的玩笑，但它属于仪式的一部分，必须完成。
“我是说你的朋友，这位先生。”
卡拉普汉不露齿地笑了下，抿了一小口柠檬水，说：“当然，我也来了，亲爱的夫人。我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他的口音纯正，但对说这样的套话就显得过于雕琢，你会觉得他在朗读新闻。
那个老太太跟个小姑娘似的红了脸咯咯地笑，我觉得有点倒胃口，就走开了。我向那些桌子走去，极力控制自己不要太着急。我选了第一个下手之处，大概就在大厅半道的地方，那里的东西应该还没有被挑拣过。我从桌子底下抓出个空箱子，开始往里面塞东西：四个配套的威士忌高脚酒杯，上面都有两只互相交叉的金色保龄球瓶，杯沿上还有一道黑线；一张1967年世博会的壁挂，丝毫没有褪色；满满一鞋盒子欧珮奇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印制的冰球明星卡；一把很旧的木柄钢砍刀，可以用来宰杀小公牛。
我把盒子端起来继续往前走，边走边往里面装东西：一副标着版权1957的扑克牌，背面印有“加拿大皇家乳制品公司安大略省巴拉市”的标志；一顶消防队员的帽子，上面有一个黄铜徽章，沾了许多的污垢，我无法辨认出上面的字迹；一个1974年的东部地区冰壶锦标赛的冠军杯，它的形状像个三层婚礼蛋糕。我脑子里的收银机在不停地发出“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的声音。上帝保佑东慕斯科卡志愿消防队妇女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