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命令，马尔科姆·莫维斯系列微型测试版计算机永远被绑在一家本地超市的结账台。计算机要求立刻拆开并分散它的零部件，以这个代替惩罚。然而，这个要求被否决了。
所以，由你来判断。正义得到伸张了吗？
残余的悍妇密码系统-（1995）-Remnants of the Virago Crypto-System
（澳大利亚）杰弗里·马洛尼 Geoffrey Maloney —— 著 王琦 —— 译
杰弗里·马洛尼（1956—— ），澳大利亚著名短篇科幻小说家，现居布里斯班。20世纪80年代，马洛尼游历了印度、尼泊尔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曾在悉尼大学攻读印度史。马洛尼的第一部 小说《五支卷烟与两条蛇》（5 Cigarettes and 2 Snakes）于1990年在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推理杂志《奥瑞丽斯》出版。之后，他在《奥瑞丽斯》等杂志及《鬼怪》《诺瓦科幻》《先驱号》《红弦》《亚巴顿》《布里斯班的恶魔》《反射率一》《奇异新作》《澳新科幻》等文集上发表多篇小说，其中部分收录在曾提名迪特玛奖的《加密系统故事集》（Tales from the Crypto-System，2003）。1999年，马洛尼与玛克辛·麦克阿瑟等人成立了堪培拉科幻小说协会，马洛尼任主编，出版了文集《非人：奇异生物文集》（Nor of Human:An Anthology of Fantastic Creatures）。
1997年，马洛尼的小说《禁运贸易商》（The Embargo Traders）获奥瑞丽斯最佳科幻小说奖提名，之后其著作数次被提名奥瑞丽斯奖。2001年，其《吉卜林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Kipling）（又称《山间小传》）获得奥瑞丽斯最佳奇幻短篇小说奖，后收录在《不凡年代：过去十年澳大利亚十佳小说》（Wonder Years:The Ten Best Australian Stories of a Decade Past，2003）。马洛尼还曾多次被提名澳大利亚年度最佳科幻小说家。
《残余的悍妇密码系统》讲述了外星人离开后发生的鬼怪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充满神秘感，是后新浪潮科幻小说的代表，于1995年首次发表在安·范德米尔创办的超现实主义/前卫杂志《银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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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清晨出发，沿着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目的地是外星人的旧居。途中，某一刻我突然觉得这次旅行与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是趁着假期到偏远乡村参观外星人的旧居。我的女朋友却说她打算去见一位仍住在地球偏远乡村、与世隔绝的女性外星人朋友。我们的生活已悄然改变，看似随意的谈话都围绕着这位外星人。我们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位女性外星人是她曾说过的旧情人。我不知所措、困惑、嫉妒、愤怒却无济于事。她一开始只是警告，接着指责我：“你永远不会明白。”然后说我愚蠢，再后来指谪我干涉她的生活，我们渐行渐远。气氛沉默，旅程却在继续。大部分外星人都已离开，周围很安静——一种可怕危险的死寂。
我们抵达了乡下的石屋。石屋附近是古老的石砌教堂，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演绎着基督教复兴的灭亡。墙上靠着一辆摩托车。她趴在地上检查摩托车，确认车子完好无损，我们可以骑车进村。我站在远处生闷气，然后她点点头，表示一切顺利——毕竟那位外星朋友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我们交流极少，没有什么可说的。
屋内还有其他人，不认识也无关紧要的陌生人，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漠不关心，只是在这里做事。这些我们不感兴趣，反正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房子内部采用外星人的加密系统，配备“Y”形自动扶梯，实现了全自动化。楼上是房子的心脏，这里收藏着比拉哥机器，机器保存完好，逃过了被劫掠的命运，仍然可用。机器第一眼看起来像打字机和橱柜。一种说法是大型打字机贴着橱柜放在桌上。这套机器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一个能够在过去的岁月中传递信息的通信系统。不过在过去的岁月中它是否承载着传递信息的使命仍有争议。我打开橱柜，凝视着柜里的黄色卷轴，这些卷轴因年代久远而褪色、染色。无数信息被传递、被破译，但后来，后来……
后来那个女人来了。我知道她的名字。其实我们算是同病相怜的朋友，因为我们都包容着我女朋友虚妄的幻想。她不是前女友。前女友、外星人，这些太遥远了，我们的路程延长了两个星期。我觉得现在陪伴她的机会很少……
几个小时的争论，更多的是指责和暗讽我的无知——我对外界事物的无知。那位外星人为我感到难过，但她什么都没说。所以争论就变成了——也总是会变成：争吵是我引起的，除非我请求原谅，自己消气了，不再生闷气，否则她不会饶了我，不会和解，而且没有我，她的旅行还会继续。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她只是想来这里，想参观寂静乡村的外星人旧居，我并不重要。
一段时间后，他们走了。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他们走的动静。我在房内，加密系统的神秘就在于此，外面的世界被封锁了、被摧毁了，房子仍屹立不倒。
坐“Y”形自动扶梯，在电梯上升过程中，我会小心翼翼地转到另一面，以免再次降到一楼——这是很棘手的事情，但像其他棘手的事情一样，都有诀窍，一旦掌握了诀窍就很简单。房里的其他人在喝葡萄酒。她说他们也不知道诀窍，不过他们一点也不在意。我感觉他们享受这种无知，这是漫长旅程中的便利商队旅馆。我站在比拉哥机器前，手指搁在按键上，不过我什么都没打印。即使我意识到这里有重要信息或信息碎片，我也不会再打开机器。也许有她以前恋人的消息，也许有能够解释我们生活中那种死寂的资料，我却害怕去发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酗酒，肆无忌惮地在其他旅客面前展示我的无知。我以为自己很开心，但这只是无知的享受，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假装眼前的消遣是生命中的一切。有时候，我醉醺醺地上了自动扶梯，廉价的酒精麻痹了我的双脚，我滑倒在台阶上，不过我每次都记得诀窍，所以成功地上了楼。我在楼上查找有关比拉哥的资料，寻找我的女朋友与另一个女性外星人的信件往来，但很少。我认为比拉哥有问题，需要修复：卷轴上只有信息碎片，是从加密系统的本地化中抓取的零碎信息。黄色卷轴中的褪色部分出现了女性的名字、完整的句子、信件往来的信息碎片，部分信息从这间屋子传递到其他地方，其他信息则被退回。偶尔出现更深层次的含义，如死亡率统计数字和对战争暴行的控诉，但加密系统遗迹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和还原我对她迷恋那位女性外星人的解读。信件信息太零碎了，我怀疑我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我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又回来了。所以，两个星期过去了，毕竟在房子里已经待了五天，这就是外星系统的本质，很难再调整回来。她现在回来了。我很高兴，却又怒火中烧。她为什么要走？她到底想要什么？她不会告诉我，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们之间弥漫着沉默的气氛，就像多年未见的朋友一样尴尬。我问了许多问题，拈酸吃醋的问题，最后只换来她的指责。至少现在她会看着我，但没有做任何努力来缓解我们的关系，表现出一副做出正确选择的决心。她不需要其他理由。我现在感觉更孤单。我正在被她吸引，逐渐远离那些酒客，但我迷失了，内心充满了熟悉的孤独感，我反而觉得这种孤独很安全。
在着手准备去乡村旅行时，我再次访问了比拉哥。或许他们的最后一次交流、这次旅程的性质、他们之间的关系本质在橱柜的黄色卷轴都有解释，但是我在比拉哥没有找到任何有用信息。最后我不得不离开，还幼稚地踢了踢橱柜，可能对橱柜也造成了损坏。我最后一次在楼下坐自动扶梯，不停地下降、上升、下降、再上升，乐此不疲，直到对这项诀窍的新鲜感消失，我再次站在一楼。
我们回到了城里，真的是不愉快又沉默的旅行。无论我问什么，都不会有回答。我就不问了。我太渴望有回应了。有时候我们停下来吃东西，看到眼熟的柜员，我就会去搭讪，这也算小小报复，但是走近了才发现是陌生人。我不认识她，也无话可说。在柜台，她的朋友——不过我认为是我的朋友——悄悄告诉我：“她的包里有封信，你应该看一下，不要让她发现。也许你会为现在的行为感到羞愧。”
回到家中，我们还是冷战，彼此不说话。她把包放在休息室，去了洗手间。我偷偷找到了那封棕色的信封，打开，指尖触摸着比拉哥黄色纸张。那个女性外星人的作品、艺术、使命都记录在这份褪色的信封里。其中包括姓名、地名、人物，一些人物隐约熟悉，其他人我觉得应该知道却又不知道。我只能辨认出部分：越南、统计资料、数字；埃塞俄比亚、更多统计资料、更多数字；这个模糊的国家，那个隐晦的国家，上面的印刷数字覆盖了下面的数字，战争期间的儿童死亡率以及英语的普及情况。没有理由，没有结论，只是一连串的事实、数字，无数数字的冲击使结论不言自明。我再次看着信件，意识到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这是他们的思维模式。这就是加密系统的工作方式：一大堆数据演变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破译。信息转换成了英语：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孩子？
而她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是对的。我感慨自己的狭隘并为之羞愧。嫉妒冲昏了我的头脑，但更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那些女性外星人已经来到这里，研究人类，最后一封信件，也许来自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外星人，现在就在我的手中。我咕哝着他们是否已经研究透了我们。这是他们隐晦的结论吗？他们为什么离开？我站在休息室，觉得很不祥，也感到困惑和悲痛。他们是否研究过我们、考验过我们、审判过我们？那是关于什么的？我想象着一队外星人船只驶向地球，宣布最终的裁决。她还在洗手间。为什么去了这么久？我看着黄色信纸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答案。卫生间的门锁着。我拼命敲门，没有回应。门锁被砸碎了，门拧开了。我看到她面色发青，躺在地上，没有呼吸，嘴唇已经冷了。桃花和苦杏仁的味道飘在空气中。她手里有一小块黄色字条。我轻轻打开，上面写着：
没有答案。
路边废弃的屋舍里有一台比拉哥机器，他们总是把机器留下。房子用围栏围住了。我爬过锈迹斑斑的窗户进了屋舍。碎玻璃划破了我的皮肤，流了不少血。这里没有自动扶梯，机器在厨房，立在炉子旁。我将手指放在键盘上。现在她走了。她知道可能没有答案。我没什么感觉，手指搁在键盘上。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猜测是外星人军舰破坏了我们的世界。惩罚，无法挽回。我看到她的手指之间夹着黄色的纸片，我轻轻展开纸片。我用手指摸索着打字。碗橱里的喧嚣声和欢乐声响起来。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将自己的回答印在褪色的黄色纸张上：我没有杀过孩子。
到最后等待我的还是自私。没有滚滚雷声，没有外星人舰队呼啸而来的声音，只有长久的沉默滑过耳边。
我的日子还在继续，和以前一样。无法挽回，没法惩罚。我住过数个废弃的屋舍，寻找更多的机密系统残骸，想着可能在正被粉碎的黄色卷轴上找到答案。周围变得更安静，更加冷清。苟延残喘，仿佛轴线转速变慢。最后，我搬回乡下的房子。这次没有旅客，没有劣质酒水。加密系统仍然存在，自动扶梯仍然运转。我乘坐自动扶梯上楼，准备在上升过程换轨，但我忘了诀窍。我没有立足点，失足跌倒，滑到楼下。抬头时，我看到自动扶梯停下来。这是一场未完成的行动，一切都静止了。只有我的心还在跳动。寂灭。
亚历克斯是如何变成一台机器的-（1996）-How Alex Became a Machine
（美国）斯泰潘·查普曼 Stepan Chapman —— 著 赵晖 —— 译
斯泰潘·查普曼（1951——2014）是一位美国作家，1997年，凭借他首部同时也是唯一的长篇小说《三套车》（The Troika，1996）获得菲利普·K.迪克奖。他在伊利诺伊州的格伦科长大，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查普曼一生中要么全职写作，要么做零工。他曾经和妻子琪亚一起，为亚利桑那州的小学生表演公益木偶剧，表演最终因木偶起火而告终。查普曼写过一本古怪的儿童版数学书，还为各种艺术节创作演出剧本。2014年，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他正伏案工作，创作新小说。
作为一个小说作家，查普曼把神话、科幻、幻想和超现实主义融为一体，写出了众多不同寻常、讽刺和黑色幽默的小说，这些小说往往是反体制的。他与马克·吐温、拉弗蒂（R.A.Lafferty）、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等杰出的美国自由思想家有着相似之处。查普曼的第一个故事卖给了充满传奇色彩的约翰·坎贝尔，于1969年12月刊登在杂志《模拟：科幻小说和事实》（Analog:Science Fiction and Fact）上，此后又四次被达蒙·奈特的著名选集《轨道》（Orbit）收录。他的作品后来还被获得世界奇幻奖的“利维坦”（Leviathan）系列（1994——2002）收录。然而，查普曼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品常出现在《芝加哥评论》《夏威夷评论》《威斯康星评论》《象鼻虫》（Zyzzyva）等著名刊物上的科幻小说作家。他一生共发表30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只有少数作品收录在《危险音乐》（Danger Music，1996）和《档案》（Dossier，2001）中。《完整的故事》并未完成。
查普曼最著名的作品是《三套车》，1997年，本选集编者通过汉姆西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它广受赞誉，大概是当年阅读量最高的科幻小说。然而在此之前，这部小说一度被120多家出版社拒绝，直到它被杰夫·范德米尔的 “利维坦”（Leviathan）系列收录，才终于出版。拒绝这部小说的编辑众多，事实上，在菲利普·K.迪克奖颁奖典礼上，查普曼恰巧就坐在其中两位拒绝过这部小说的编辑中间。《三套车》的遭遇也说明，当时在美国市场上出版自成一格的长篇作品是多么困难。
《三套车》是一部经久不衰的超现实主义科幻杰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漫画的影响。书中的一些段落极富想象力，其大胆程度，堪称科幻小说之最。虽然小说中的辛辣、幽默的风格让人想到约瑟夫·海勒和特里·萨瑟恩，但是查普曼独具一格的是，在作品中融合了神话、心理学和来世的元素。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吉普车机器人（亚力克斯）、一只雷龙（娜奥米）和一个老妇人（伊娃）的故事：三个紫色太阳炙烤着一望无际的沙漠，三位主人公在沙漠中艰难跋涉，他们失忆了，只有在晚上、在梦中，才能记起自己的部分身世，更加糟糕的是，沙尘暴把他们从自己的身体里拖出来，然后放入另一个身体。
这部小说在三人前世的梦境故事和现世对身处何处及怎么脱身的探索之间转换。在这种探索形式下，查普曼创作了一个鲜活有力的救赎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悲情被幽默所激发，痛苦被安慰所化解。
本书所摘录的《亚历克斯是如何变成一台机器的》就选自《三套车》的第7章 和第10章，完整地讲述了亚历克斯被贪婪的工业资本主义逼得失去人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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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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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当我还住在芝加哥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闷的小傻瓜。那个时候我有腿，还有大部分手臂——那是我一生下来就有的。在第一次跃进后，我自我毁灭的速度放慢下来。当我在工厂砸断自己的一只手，回家去喝啤酒，然后什么也不想之后，快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一定十分眷恋自己。
我说我过去是个傻瓜，但我可不相信他。把这个小傻瓜想象成一个纸人会好一点。给他穿上一件浅蓝色的纸衣、一条灰色的粗纸裤、一双黑色的小鞋子。把他塞进一个可以滑动的纸板公寓，在一个玩具剧院的盒子里，这个盒子叫作工厂。纸板墙、纸板人、纸板机器。很好。现在，给他断掉的右臂安上一个强力螺丝刀，给他断掉的左臂安上一个假肢。
那就是他的样子。
然后让他站在传送带旁边。传送带上的一个个电视显像管陆续从他身旁经过，它们被安装在带电路板和彩色编码电线的钢架上。
他的新工作，就是当电视显像管经过的时候，把梅森奈特纤维板安装到钢架上。他的左手放置螺丝钉，强有力的假肢把螺丝钉拧紧。他的手会按预先设定的回路操作，不需要他动脑子。
所以他的注意力四处游荡。他研究水泥地板上的灰尘，或者看其他的装配工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思考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再不然，他就闭上眼睛，倾听工厂的声音——弹簧扳手的嗒嗒声、传送带马达的嗡嗡声、空调发出的白噪声。
他编造关于他过去的谎言。他假装自己在一场战争中失去了双手。是的，他正悄悄地与工厂开战。显然，工厂赢了。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而他不需要钱。钱能做什么？他从未离开过工厂。他不见天日，从不睡觉。
他听起来就像个谜。没有手，从不睡觉，跟工厂开什么战？我不知道，但是挺毛骨悚然的，哈哈哈。
我没有拒绝领工资。事实上，我领三份工资，因为别人三班倒，而我每天用不同的名字不间断地上班。下午四点，我会用亚历克斯一号的名字打卡下班，用亚历克斯二号的名字打卡上班。
但是人必须睡觉。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许我真的是个自欺欺人的机器。自欺欺人很简单。你只要随便找个地方，一直工作，永不睡觉。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而这是你能做多少事情的关键。
你可以想想你的人生目标。你可以算算距离下一次茶歇还有多久。等茶歇时间到了，你可以去所谓的自助餐厅——一排靠着石膏板墙的自动售货机——然后坐在聚氨酯座椅上，再想想别的。你可以喝着热巧克力和鸡汤思考。你可以吃个热狗和冰激凌三明治思考。你可以想想今天拧紧了几颗螺丝钉。如果你是我，你不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停止思考。这是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如果我停止片刻，我就会死机。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正站在装配站上，安装梅森奈特纤维板。这个时候，领班博世先生和看门人西弗先生沿着过道走来，停在了我的身后。博世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弯弯手指，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西弗接替了我的位置。
博世先生的办公室位于我们工作的地下室一角，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隔间。那里有一张金属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档案柜，还有一个衣帽架。鹅颈灯在一张沾了油渍的纸上投下一个椭圆形的光圈。博世先生是一个戴眼镜的秃头，他的镜片很厚。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然后他沿着桌面，把一张备忘录推给了我。
“公司想给你换岗。这是管理层想出来的一些新的狗屁激励法。你看看。”
我拿起备忘录，放在自己面前。我不想看，但是我被严格要求不能抗拒。痛苦的经历告诉我，当你违抗别人的指令时，你会立刻陷入他们愚蠢的自我世界里。为了避免争吵，我不再和任何人说话。我活在自己愚蠢的世界里。可怕的孤独，而且总是被白痴环绕——这就是我的生活。老鼠减少挑衅，把自己的脚咬掉了。博世先生耐心地看着我。我尝试去看备忘录，但是不管我怎么拿它，都感觉是上下颠倒的。
博世先生解释说，我的新工作是去做其他人的工作。不是同时做，而是一次做一样。我将解放其他岗位的工人，让他们每人休息10分钟。
“给你加12%的薪，”博世说，“这是一次提拔。你知道为什么选择你吗？因为你的考勤记录是最优秀的。你从不生病吗，亚历克斯？”
“我正在训练成为一台机器。我什么时候开始呢？”
“现在开始。恭喜你，这个新工作对你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亚历克斯？”
“我不知道。”
“因为你的心理问题，亚历克斯。你有个非常大的心理问题。这我以前说过吗？”
“可能说过。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你对自己以及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威胁，亚历克斯。你需要治疗，亚历克斯。很多治疗。”
“谢谢你的关心，博世先生。”
我离开了办公室，开始往装配线走。我的螺丝刀手还拿着备忘录，所以我又看了一遍。比之前更糟的是，我不但不能看，现在连它讲了什么都记不得了。这些天我究竟是怎么了？日常用品会让我感到困惑。纸杯、闹钟、备忘录……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有用的，但我就是想不起来它们叫什么。
喇叭声在我的耳边响起。我站在两辆叉车之间，两个司机正在争通行权。我避开了他们。
我去了更衣室，打开我的柜子，准备把我的螺丝刀换成一种用途更广的假肢。我选择了原来戴在左臂上的假手。
西弗还在我的工位上，满腔热情地做着我的工作。显然我们都被提拔了。我沿着装配线走，一路走到运送录像机成品的货梯前。我注视着人们，记住他们的装配动作。我心想，如果有足够多的我，整个工厂哪还需要他们？
我走到伊万杰琳后面，她是一个老年黑人妇女，腿上还有静脉曲张。我喜欢伊万杰琳，因为她欣赏我假肢的巧妙之处，有一次她还给了我一张圣诞卡。今天她穿着一件艳丽的粉红色裙子，头上有卷发器。电路板在移动，伊万杰琳把二极管托盘上的二极管拍到每一块电路板上，一手拿着镊子，一手拿着焊锡枪。她看见我，就拔掉了耳塞。
“你在这里干什么？”她问我。
“他们安排我做新的工作。”
“太好了，亲爱的。你太聪明了，不应该在这里干活。”
“把焊锡枪给我，我来替你工作。”
“哦，太好了。”
伊万杰琳从凳子上下来，僵硬地走开了。
但是她说的话已经慢慢地潜入我大脑里的一个黑暗角落。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危险的问题。
那个夏天，我花了好几个礼拜，学会了在地下室我们那层完成装配的每一项操作。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希望我能很快成为一台机器。除了失眠和想得太多，我很满意。直到我做了那个噩梦。那是一天夜班第一次茶歇的时候。我在自助餐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做了一个噩梦。
我梦见我像往常一样在装配线上工作，只是我们不在制造电视机，而是用砂轮机制造飞机零件。塑料芯片从我的护目镜上弹了出来。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巨大的机身部件的原料是苯乙烯。苯乙烯非常易燃。于是我走下工位，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组装这些部件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机库，里面全是实物大小的轰炸机，轰炸机里面空空如也。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不会飞。
在机库的一端，一组人正把轰炸机推到阳光下。我跟着一架轰炸机出来了。轰炸机沿着倾斜的跑道滑到一台巨型磨床的漏斗里，然后被切成碎片——我想，这样一来，碎片就可以熔化，模压成更多的飞机部件。
我走回工厂，想跟别人分享我的发现。博世先生在那里，但是当我想和他说话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去了更衣室照镜子，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的嘴张不开：我的头是白色塑料做的，光滑且中空。
我在椅子上醒来，试着回忆那个梦，但是我只能记起：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为教育系统有限公司工作。组装什么？产品是什么？我四处打听，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大家只是说：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就此打住。但我不是精神正常的人。我是一个缺失梦想、正在训练的机器，我在做调查。
我进入货梯，跟着一批组装好的录像机到了楼下。一个叫乔的亚洲人告诉了我组装顺序。乔留着杂乱的山羊胡，有一双灵活的手。他整天都在装配厕所冲水槽。他在拧漂浮的铜球。
“也许这层楼和我那一层生产不同的东西。”我猜测道。
“不，”乔说，“都一样。”
“也许这是一个收费厕所，里面有付费电视。”
“我们的猜想一样赞。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纯属好奇。”
乔挠挠下巴。“好奇害死猫。”他对我说。
我跟着冲水槽往下游走，寻找组件会合的地方。
“打扰一下，我做一个调查，你认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不再替其他人工作，我更改了自己的工作内容。我要在一个地方待足够长的时间，观察人们在那里做什么，以及做出来的东西去了哪里。一个叫里维斯的嬉皮士有一个有趣的理论。当他把三个不同颜色的彩色灯泡——一个绿色、一个红色、一个蓝色——拧进显示屏时，我问他：
“你觉得这是干什么用的？”
“管它呢！我忙得很。”
“但如果你大胆猜测……”
“也许这啥也不是，伙计。我有个朋友从这里下到二楼工作，他负责安装坐垫。所以你想啊，坐垫、录像机、马桶、彩灯……这到底是啥？你知道吗？我都不敢想！有一百万种可能，但是我根本不愿去想。”
里维斯就到此为止。轮班还没有结束，我就打卡回家了。我从普拉斯基走到洪堡，然后乘公交车向东到了国民警卫队的军械库。我住在三楼，在沃尔格林[42]楼上。我吃了些爆米花，就犯困了。我睡在地板上，因为我还没来得及买床垫。屋里有很多的蟑螂和老鼠，但是它们从不挡道。我想可能是我把它们吓着了。
入睡后，我做了另一个梦。我梦到看一部无声电影，讲的是一个过于严肃的年轻人，名叫菲利克斯。他的胡须剃得很干净，长相有日耳曼人的帅气，黑色头发从宽而白皙的额头向后梳，就像科林·克莱夫[43]。
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他的工作是巡视机器，用秒表计算压缩循环，并在一个本子上做记录。还有的时候，他坐在一面倾斜砖墙的壁龛里，在桌边拉动一台加法机的杠杆。
这部无声电影中的一切都是巨大的、棱角分明的、倾斜的。活塞下落棒极了。蒸汽从地板炉排里喷出。穿着囚衣的无脸寄生虫艰难地前行。肥胖的监工从钢结构阳台上甩出牛鞭。
菲利克斯被叫到他上司伊万的面前。伊万是一桶长着海象胡子的猪油。伊万命令菲利克斯清理一间发霉的储藏室，腾出空间好摆放新的机器。于是，菲利克斯卷起袖子，开始干活。
在搬车床的时候，菲利克斯发现有个东西夹在车床和墙壁之间。（令人伤感的背光亮起，不祥的风琴声传来。）菲利克斯掸去上面的灰尘，发现那是一个并不特别的黑盒子，大小和大词典差不多。他露出一种奇怪的、反常的表情。这个盒子里有一些东西。那天晚上，他偷偷地把盒子放在外套下面，带回了家。字幕：过了些天。
菲利克斯变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工作，但是他忘了刮胡子。他瘦了。他的眼睛像被俘士兵的眼睛。字幕：一天早上。
菲利克斯来上班时，比以前更加憔悴。他的大衣奇怪地缠在身上。他把大衣脱下来，挂在一根钉子上。他的右手被一只粗糙的爪子所取代。没有病假，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缺了一只手，断手上还装着这只肮脏的自制爪子。
其他工人被他吓得不敢发问。谁都不和他说话了。但是人们私下的议论非常多。于是，菲利克斯被叫进了伊万的办公室。伊万坐在桌子对面，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问题。字幕：发生了什么事？
菲利克斯坐在那里，一半身子在阴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伊凡。他仍然高傲得不想撒谎，但是他怎么能告诉他的上司，他把手伸进了一个黑盒子里呢？伊万低头看着那只爪子，一只很容易挠破人喉咙的爪子。
这个时候，电影中断了，银幕变白，梦也醒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上班的路上，到沃尔格林买了一个笔记本和一个秒表。如果我在笔记本上做记录的话，人们应该会和我说话。这个记的动作给人一种正式感。
我做调查的地方在铁轨对面的楼里，于是我用秒表测了一下从打卡机走过去要多久。20分钟，太浪费时间了。从此我不打卡了，我自由了。
我正在追踪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部件——电脑键盘。一个传送带把键盘运进一个有拱形顶棚的狭窄砖穴里。我挤在传送带旁边，侧身深入砖穴，想知道它通往哪里。砖穴很长，迂回曲折。光线是充足的，但是我的膝盖受不了了，弯腰爬了那么久，我的背也很疼，而且还因自言自语而口干舌燥。于是我爬到传送带的支架下面，小睡了一会儿。
待在那里很舒服。橡胶翼片悬挂在两侧，用来保护作业不受灰尘的影响。我侧身躺着，因为背上起了疹子。有时候一个调查者必须忍受疹子。
糟糕的是：当我闭上眼睛，我又做梦了。在梦里，我平躺在传送带上，望着天花板，传送带载着我前行。突然，传送带停了，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卸下我的右臂，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传送带又开始滚动，每当它停下来，就会有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卸下我身体的某一部分。梦做得越久，我剩下的就越少。
我迷惘地醒来，把头探出橡胶片。我以为我是从一口井往下看。井的底部有一个明亮的房间，里面有穿着白色工作服和白色拖鞋的男人女人，在墙上走来走去。
我站起来，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在电脑区。米黄色隔板从天花板上的卡槽垂下，每个人都戴着空气过滤器，目的是保护印刷电路。
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很好，告诉我在哪里擦洗，给我找了一件干净的工作服和一个空气过滤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装有假体。假眼睛特别流行，大多数人偏爱的风格是大黑眼珠、白色小孔。面对一个在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严肃小伙，所有的年轻女士都很乐于介绍自己在做什么。但她们总是指一些小到我看不见的东西。我遇到一个名叫乔安妮的女孩，她是从南方来的，信浸会教。她的手腕上——而不是手上——装有插头。插头刚好能插到显微操作盒里。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我没空泡妞。我背负着调查的任务，而且我马上就要看到成品了。我都能闻到它的气味。零部件就在我的眼前组装。我看到一个钢架，六十一厘米宽、九十一厘米长。我的老朋友显像管出现了，三个一组，被螺丝钉固定在架子里面。而彩灯被安装在显像管旁边。我的流程图上众多的盘根错节就要汇聚成主干。
然后我看到了面板。当时我正在储藏室里游荡，堆满铝质面板的货梯停在了我那层楼上。面板是“1.2×2.4”平方米的，是目前为止最大的部件。我决心跟着它们，它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坐在面板上，货梯开始上行。
货梯把我带到一楼一间三层楼高的房间。坐在面板上的我，看到一排排的铝质小房间，就像那种室外厕所。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些技术员正从诊断车上拉电线到一个小房间的服务端口。他们是检验团队。
我走下来，绕着离我最近的小房间走了一圈。这里有空调通风口和一些从底部伸出的未连接的管道，但是没有门。四面都用螺丝钉固定着。一旦你进入这个厕所，你就真的在里面了。
在厕所一侧的角落，有一张紫色的椭圆形贴纸，上面写着：自闭舱。
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我在建造自闭舱。这个小房间就是成品之一。但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我走过一组自闭舱，走到一个拆掉一侧面板的地方，想看看里面的样子。小房间铺着黑色塑料，上面还有一层泡沫。马桶则嵌套在一个带扶手的黑色塑料椅里。坐垫上有一个洞，对着马桶。没有马桶盖，但是有安全带。
在我的印象中，扶手椅一般没那么小。适用人群是五岁儿童。安全带的锁扣有锁孔，是锁上的。一切都很合理，形式遵循功能。
继续，我对自己说，把你的头探进去。没人会用剑扎你的鼻子。继续，亚历克斯。又不会辣眼睛，仔细看看。
一个扶手上有一个支架，支撑着一张塑料桌。桌子里嵌了一个电脑键盘。对面的扶手连接的是一个自清洗的碗，就像你在牙医的椅子上看到的痰盂。小房间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红色橡胶管。我推测那是一个冷粥的导管。冷粥搭配镇静药，说得通。孩子得吃东西。把孩子关在一个没有食物的小房间里是不人道的。
前面板的顶部安装着有彩灯的屏幕，面朝椅子，向下倾斜。红、绿、蓝。在屏幕下面，一台摄像机对着我的脑袋。
我朝诊断小组走去。那里有一个矮小、秃顶的男人，戴着厚厚的龟甲眼镜。他拿着一个笔记本，嘴里叼着一个烟斗，监督着另一个技工——他是我以前部门的博世先生。他肯定像我一样被提拔了。他转身面向我。
“亚历克斯，你可算来了。有啥事吗？”
“这些是什么，博世先生？”
他抽了一口烟，皱起眉头：“这些是教学点。电子化的教学点，学校用的，小学用的。”
“教什么？”
“教孩子们东西。”
“里面为什么会有厕所？”
“孩子们会拉屎，亚历克斯。”
“孩子们为什么不能穿过大厅，走进厕所呢？”
“因为孩子们被捆住了，因为没有门。”
这就说得通了。“那摄像头呢？”
“用来看孩子。”
“你是说老师在监视屏上看孩子吗？”
“我没有说老师。”
我的心不知为何怦怦直跳，我的拳头握紧了。我一定很难过。博世先生在他的本子上做了一个标记。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他对我说，“你应该去参观一所现代的小学，他们大部分都只用自闭舱。”
也许他是对的。也许我应该去参观这样一所学校。也许这样一次参观正是调查要求的下一步。
另一位检查员拍了拍我的肩膀，因为我挡住了他的路。于是我走到一边，好让他把软管拧到马桶的水管上。他在测试冲水系统。我觉得呼吸很困难。我的骨头感觉就像泡过水的纸板，随时可能在十个地方折断。
我突然想杀了博世先生。杀了他，或者我自杀。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如果我用炸药炸了工厂，这又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用炸药不管用。如果你想做点儿什么的话，你得悄无声息的。你必须比人类更不留痕迹。你必须是一台机器，并且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
“博世先生！”
“嗯？”
“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我？我随机挑选部件，然后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值偏离了某些参数，我会在表格上记录。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双手捧着脸。它看起来像一个古老易碎的橡胶球，布满裂缝，而且还往下掉粉末。
“好了，”我说，“行了。快叫醒我。”
“什么？”博世先生说。
“叫醒我！我看够了。我不想到处看这些血淋淋的东西。”
“你在说什么？”博世先生说。
那不再是博世先生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我摇晃他的肩膀，对着他的脸大叫：“梦！梦！给我换一个梦！或者你叫醒我！”
“走开！”陌生人对我大吼，“我压根儿不认识你！”
我用自己的钢和塑料的拳头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把他架在自闭舱上。
“别废话，浑蛋。叫醒我。”
几个检查员强行将我拽走。他们刚一放开我，我就跪下呕吐，全吐在小开间的马桶里。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件东西，而它就在你的手边。
我站起来，擦了擦嘴，然后走开了。我在装卸区找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哭了起来。我在自欺欺人。我没有什么调查任务。我只是个愚蠢的波兰人，幻想着自己是圣徒。
我站在阴影里，看着一批自闭舱准备发运。每个盒子都用一层泡沫包裹，并用铜带固定。他们将紧贴自闭舱的纤维板条箱钉在一起，然后把板条箱推过金属坡道，推进运货的卡车。
我走到卡车边上。透过两辆卡车之间的窄道，我看到赖特伍德大道被烈日炙烤着。人行道和路沿之间生长着一排杂草。一只黄色的蝴蝶飞过。我一直等到周围没有人了，才通过其中一个坡道，上了一辆卡车。我打算去参观一所小学，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板条箱太高了，几乎碰到卡车的银色车顶。但我还是爬了上去，空间恰好够。我趴在两个板条箱上，手臂撑着下巴，等待着。
我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有人移动了装货坡道。是铰链发出的声音。黑漆漆的。车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发动机开始振动。
卡车颠簸着行进，突然停了一下，左转，换挡。在普拉斯基街的红绿灯前，司机踩了刹车，向北转弯，卡车进入坑洼的道路，隆隆地行驶。我身下的板条箱一跳一跳的。
驶上高速公路。风低声哀号。我在路上。穿过玉米地和养牛地，穿越黄昏和黑夜，一路向西。每当我在黑暗中看到东西，我都会拿出打火机，点着火。在那稳定的蓝光里，有我的手，有板条箱。是的，我在板条箱上。
我侧过身来，睡着了。感觉很像在下落，像掉进一口又深又黑的井里。
我梦见自己是一个受训士兵，正在上障碍跑的课。在阴暗的天空下，有光秃秃的树。结霜的棕色土壤在我的靴子下面裂开。我慢跑着，呼出白气。只有我自己，也许我受到了惩罚。我的手指和脚趾都失去了知觉。我在带刺的铁丝网下不停地爬。
我来到一个铁路枕木搭建的障碍物前。我顺着一根绳子爬到顶上，两条腿越过去。然后我吃惊地发现，障碍物的另一边是光滑的铝。我抓不住，沿着陡峭的滑道滑了下来，两只脚在前面，就像坐游乐场的滑梯一样。
滑道渐渐平缓，我被甩到一个结冰的池塘上，肚子着地，停了下来。冰层摸起来很薄。一只黑鸟从我头顶飞过，咒骂着我。我试图向池塘边爬去。冰面裂开了，我掉入池塘，只有头露在上面。我的手在冰面上乱抓，但是根本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