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会磊还第一回 见罗牧青生气，急忙说：“吃的，放下呀！干什么来了啊？！”
罗牧青回头瞪着他，转身把袋子塞到他手里，也不管他接住没接住。
朱会磊是一边往嘴里塞着花卷一边往会场走的，一进门就瞅了一眼罗牧青，她也在看他。
俩人目光相对，罗牧青狠狠地翻了个白眼，嘟着嘴。朱会磊却笑了，露出一嘴嚼烂的花卷。他的座位一直都是挨着罗牧青的。
会议开始了，首先就是朱会磊向大家报告DNA检验结果。
他把花卷硬咽下去，顺手把罗牧青放在桌上右手边的保温杯拿起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大口，又很自然地放回了原处。
然后，他打开了话筒，说：“各位领导，我们连夜对被害女童贾明明背心上的精斑进行了重新检验，发现有精子，只是量很小。虽然并不能完全断定犯罪嫌疑人存在性功能障碍，但是，可以证实他年龄并不一定很大，我们高度怀疑他患有性功能方面的疾病。一般医院都会对患者进行隐私保护，患者也可以不使用真实姓名。虽然难度很大，但如果有条件，我建议进行排查。我的发言完毕。”话音刚落，他又抄起罗牧青的保温杯喝了两口，眼睛根本没看她是什么表情。
此时，关鹤鸣要宣布一个方向性的决定。这个决定原本想让邱实来说，但考虑到会涉及责任承担的问题，他决定由自己来说。
“经过两次踏勘，结合法医的检验结论，以及专案组积累的大量案件资料，我们对本案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关鹤鸣停顿了一下，决断地说道，“视频录像里的四十岁左右男子，目前条件下不予考虑。”
这句话让专案组成员十分意外。
这些年，他们围绕视频录像里的这名男子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还在进行。
难道是因为找不到这个人就把他排掉了吗？
“根据我的分析，这个人不是案犯。”关鹤鸣这种态度明确的语言表述，让大家更想知道其中的缘由了。
“从作案手法上看，真正的案犯显现出了年龄不大、并不成熟老练的特点。法医的检验结果也显示，案犯并不一定年龄较大。而视频中的男子与三名女孩有相遇的可能，但如果与她们相遇，就必定会与下沟作业的两父子相遇。事实上，这两父子没有看到他。而我们没有其他视频能够查到他离开西沟的时间，因此，这条线不再关注。”
往往办案时间越长，就越怀疑侦查方向是否正确，而有些事越查不清，就越纠结于其中。关鹤鸣果断地把这条线切断，把侦查思路引到了正确的路线上。
说完，他向邱实示意了一下。
“根据现场，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与三名被害女童为偶遇。他采用威胁的方式将三名女孩带至案发窑洞，这说明他对周边大环境熟悉。之后，他对三名女孩进行了猥亵。可以看出，他性需求迫切，具有一定的性变态行为，之后逐一将她们杀死，以灭口。从现场捆绑的绳子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充分准备。地上的两枚烟头，推测是犯罪嫌疑人杀人后抽的烟，用来稳定情绪和思想后路。最后，他用枣刺遮掩洞口，这是典型的当地人做法。现场留下了很多生物信息，说明他的反侦查意识不足。根据足迹，我们推算案发时，他的年龄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之间。”邱实说，“九案侦办组的建议是，三晋专案组全面展开家系排查，范围是以发案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五公里。”
“这个人不远，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关鹤鸣说，“你们不用怀疑自己最开始的主攻方向，单是用枣刺遮挡这一个动作，就能断定他就是当地人。我都问过了，当地人就有这个习惯，拿枣刺挡个门，盖个东西。”
信心是攻破一切难题的必备条件。面对一支迷茫的队伍，要把其拉回到新的起跑线上，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你们拿着DNA到全国去比，到处找墓碑，还研究大清律，这些工作绝对不白做，体现了破案的决心。往往案子久侦不破，就会怀疑方向错了、范围错了，什么都错了。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对不对？把现场吃透了！当你能对现场的每件物品、每个细节都合理解释的时候，就是吃透了！使用枣刺遮盖门和尸体，这是下意识的行为，只有当地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才会这么做。这就是关键！抓住这一点，哪儿也不要去，就在当地找人。”关鹤鸣态度坚决，字字铿锵。
“怎么找人？我们这几年在祥县做了大概两万人的DNA，也没比中。”云成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志飞说。
“是，数量够多了，可为什么没网住人？漏了！”关鹤鸣用手指点着桌子，说道，“祥县这些年变化不大。河南现在使用家系排查的方法破了不少案，积累了一套经验。朱会磊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前些天又让他专门跟郑州的专家进行了交流，让他给大家讲讲怎么绘制家系图，怎么利用家系缩小侦查范围。”
朱会磊从资料袋里拿出几张纸，举在半空说：“这几张是郑州民警绘制的家系图。家系图可以大幅提高效率，使用图谱管理，实现快速查询、检索、比对。需要注意的是，本地人员要绘制，整体搬迁的也要绘制出原居住地。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把底数清干净，避免漏户漏人。”
邱实说：“一定不能有畏难情绪。明天河南郑州的两名技术民警会到咱们祥县来帮助工作，带领大家绘制家系图。客观地说，这起案件的条件，是九起疑难案件中最好的。犯罪嫌疑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就在祥县，比较好找。只要把家系排查做好了，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九案中最先取得突破的，请大家坚定信心。”
云成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志飞说：“好，明天专家来了，我们学会了家系图，马上就落实。另外，对于西沟当天的做工人员，我们还想再回访一次，当年有十几个人一直落不了地。”
关鹤鸣略微沉默了一下，说：“要是不放心，就再做一遍。一条线索落地，为以后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过去总不落地，每次重启侦查，这条线都要再从头来查，可查到一半，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搁置了下来。这一次，这方面的问题要彻底解决。”
关鹤鸣知道，他们这些年确实花费了很大力气，把本地翻了个底朝天，找不见人，又跑到全国去找。现在让他们转回头来就在本地查，他们有点儿接受不了。转变观念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给他们一点儿时间。
部署完工作，关鹤鸣用目光扫了一下全场，说：
“关于前期工作，我还要多说几句。我听到有人反映，因为当时很快就拿到了DNA，所以对其他工作有些忽视，工作没有到位，比如对动机、过程分析不透，走访取证不细。十年前视频就比较普遍了，不可能只有这一个视频资料。去年我办的一起案子，一开始也说没有视频。我到案发地周边查看了一下，看到有视频。局长说是新安装的，实际上四年前就装好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细。我听说县局有一百三十多名民警，辖区人口有二十多万，显然警力有限。咱们的家系排查要紧紧依靠群众，把村干部、治保积极分子发动起来。”
四、拉开三条战线
踏上开往白金的高铁，罗牧青发现邱实的脸色很难看。
她试着问了一句：“邱处，您脸色有点儿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邱实摇摇头，叹气道：“政策放开了，我们想要个老二，结果早上接到我爱人的电话，说她夜里起床没站好，摔了一跤，孩子没了，两个多月了。”
“现在嫂子身体怎么样？有人照顾吗？您是不是得回去看看啊？”
“不用，家里有老人照顾。”
“关局知道这事吗？”
“说了，他没表态。”邱实说。
罗牧青不好再多说什么。这就是关鹤鸣。他是铁人，所以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早晚也会成为铁人。在他心里，似乎没有什么是比案子更重要的事。也正因为如此，他一年将近三百天都在外办案，忙得连儿子的婚礼都没有参加。这些年，他对家里亏欠了很多，但只能在心里欠着。
他们赶到了白金市公安局，同时到达的还有漠北通辽市公安局的足迹专家谢志中。谢老已经七十岁了，是刑侦技术领域里泰斗级的人物。
关鹤鸣听了白金和漠北包头两地专案组的汇报，觉得工作进展不太理想。不过，白金专案组把上次他关注的交通问题查清楚了。
关鹤鸣问：“周边哪个县市的人来这儿最方便？”
老民警石海岩说：“离白金最近的，是芸州的榆东县和榆西县，其余的地方都得四个多小时。进出白金的公交车不算太多，芸州和白金公司来回对开，始发车是早上6点30分，末班车是下午6点。每间隔一个小时左右一趟车。芸州市到白金市的距离是九十七公里，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榆东县离得最近，六十公里，一个多小时就能到。”
白金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赵传红说：“我感觉跟车站没有联系。犯罪嫌疑人像个走南闯北的推销员。再说，咱们得相信科学吧。现在DNA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生命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根据DNA判断，嫌疑人是江浙一带的人，又在包头作过案，这符合推销员的特征。”
朱会磊眨了几下他的小眼睛，说：“赵大队，咱们就从科学说起。科学的结论通过数据体现，数据通过试验得到，而试验样本的数量决定结论的可靠性。据我所知，目前的科研机构样本数据很少，他们的结论可靠性还有待评估。”
不得不佩服朱会磊，他三言两语就把看似复杂和牢不可破的科学问题解释清楚了。
“然后，再说说推销员的特点。在案卷上写着，目击者看到犯罪嫌疑人穿着一双半高跟的鞋。我想问一下，现场的鞋样找到了吗？”
赵传红说：“首案时，受害人的邻居出门倒水，看见一名男子背对着被害人的家门。头发长，没戴帽子，白塑料底黑面半高跟布鞋，蓝色大裆裤，黄上衣……”
朱会磊见赵传红没有正面回答，继续追问：“我想象不出男人穿的半高跟鞋是什么样。半高跟到底是多高？有鞋样吗？”
石海岩说：“没有。就是那种当时很多人都穿的半高跟的鞋，与当地人的穿着打扮很像。”
赵传红说：“那个年代很流行穿这种鞋，大概两三厘米高吧。”
“这么普遍，为什么没有找到鞋样？”朱会磊追问。
没有人回答。
过了半晌，白金分局局长郭杨说：“我们派人去全国的各大鞋厂都找过，浙江、福建都去过，确实没找到。”
“外地来的推销员，为了推销东西，常会用语言或衣着吸引别人的注意。这样高调的做法，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是否吻合？此外，犯罪嫌疑人的穿着打扮与本地人十分相像，而且在作案的十四年中，除了在包头作案一起外，其余都在白金。说他是外来的推销员，恐怕难以说通。”
面对朱会磊的反驳意见，白金专案组的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邱实平和地说：“我们专门邀请了谢志中谢老一起研究。”
谢志中搞了一辈子足迹，不善言辞。他一开口就是案子：“咱们当地有没有开办年头儿比较长的鞋厂？”
“有，有两家，案发的时候就开着。”郭杨说。
“中午吃完饭，你们带我去看看。”谢志中说。
找到鞋样，对于足迹研究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更能准确地判定犯罪嫌疑人的体型特点、行走姿态，等等。
中午吃过饭，朱会磊对罗牧青说：“一会儿我跟谢老一起去鞋厂，你去不去？”
“去啊，反正中午也没事儿。马上走吗？”罗牧青爽快地答应了。
“一点半，宾馆门口见。”
谢志中满头银发，看上去身体状况整体不错。这一代人对待工作是狂热的，退休的时候特别茫然。还好，谢老退休不退岗，一直战斗在侦查破案的一线，一身的本事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白金区的两个鞋厂经营状况都很一般，厂里的人倒都很积极配合。
先去的鞋厂厂区改造过多次。谢老很有经验，先是在厂里转了一圈，然后询问他们八九十年代生产的鞋还有没有样品存库。他们说，厂房改造的时候都处理掉了。
后去的白金鞋厂厂区不大，一看就是老国有企业。负责人介绍说：“倒是有不少仓库，存了些鞋，已经好多年没人打理了，也不知道都有什么。”
谢老一听，两眼发亮，马上兴奋地往仓库走。
库房大概有一两百平方米，一进去味道复杂浓重，应该是很多年都没开过门窗了。房顶的灯不是太亮，开不开似乎作用不大。里面堆着一个个装着积压鞋的大纸箱。有的箱子里只装着一种鞋，有的却是乱七八糟什么鞋都有。有的有鞋盒，有的没有。
谢老没有吩咐别人干什么，自己弯下腰仔细地查找起来。
朱会磊见状，让同去的两名白金刑警也行动起来。
罗牧青也分包了一小片区域。
“只要见到黑面的鞋，就连鞋盒一起单独放好。从哪个大箱子里找到的，就看看有没有标签什么的，用手机拍下来。”朱会磊叮嘱大家。
在这个空气很糟糕的库房里低头时间太久，会让人头晕眼花。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两个白金的民警受不了了，表示要到门口换口气。
朱会磊看了看罗牧青。她低着头，躬着身，额前的头发凌乱地遮住了脸。他好像话到嘴边就飞了出去：“罗牧青，要不你也去外边透透气？”
罗牧青头也没抬地应声答道：“不用了，我这一片儿快找完了。”
她的头发乌黑发亮，面部轮廓清秀柔和。
朱会磊突然定定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说：“你跟谢老都歇会儿吧。这里面空气不好，万一谁再晕倒在这儿……”
他转头去劝谢老休息。谁知，这是个倔老头儿，根本不听劝。无奈，他只得继续干自己的活儿。
这种寻找，显然是希望渺茫的。连鞋厂的人都说不清楚，有没有生产过那种黑面、白色塑料底的半高跟男鞋。
天道酬勤。就在天擦黑的时候，就在大家的耐心遭受挑战的时候，谢志中一只手举着一只鞋说：“嘿嘿，可让我找到你了！”
这个话很少很少、有时还会腼腆地红着脸的倔老头儿，笑得像拾到宝的孩子，开心得手舞足蹈。
谢老在此之前就做过功课，案发现场的足迹他烂熟于心。他找鞋不看鞋面，光看鞋底。
这双鞋跟案发现场的一模一样。
他急着拿给厂里的人看。
厂里的人说：“这鞋还真有些年头儿了。我入厂十几年，从没见过这样的鞋。”
回到宾馆，谢老得意地对关鹤鸣说：“这回我能确定了。这个家伙有点儿意思，十几年里都穿着同一双鞋作案。”
“您讲详细点儿。”关鹤鸣饶有兴致地问。
“就是说啊，他每回作完案，就把这鞋收起来，等下回作案再穿上——鞋底花纹的磨损完全对得上。”谢老有点儿神秘，又颇为得意地说，“要么是怕留下太多痕迹，要么就是经济上不太宽裕。这鞋在八九十年代挺流行，厂里退休的老人说，当时销量挺大，还卖到芸州的榆东县、榆西县去了。但后来不流行了，卖不动，积压了一部分。”
“又是榆东！”关鹤鸣一下子抓住了这个关键词，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个人走路很有特点，身体微微向前向上蹿动。”谢志中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
“怎么蹿动？您模仿一下！”关鹤鸣笑着说道。
谢老站起身，说：“小朱，烦劳你给录个像，也让专案组的同志们看看。”他边说边走，“你们看，他前脚掌有碾动，身体向前向上蹿。”先是慢动作，然后是正常走路的频率。
关鹤鸣打电话给白金和包头两地的专案组负责人，然后又通知邱实：“马上到我房间开会。”
罗牧青不由得看了看表，这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
人到得很快。
关鹤鸣拿起谢老找到的鞋样，在空中晃了晃，什么都没说。
专案组的人眼皮垂着，屋里的气氛十分凝重。他们找了近三十年的鞋样，谢老用一个下午就找到了。
关鹤鸣用犀利的眼神环顾了一下大家，说：“你们说这种鞋当年在本地很流行，没错，谢老今天在本地鞋厂找到了。这种鞋，本地鞋厂就生产过，还销售到了周边几个县市。如果是外来的推销员，那么他每回来白金出差，身上都带着这双鞋吗？这显然不符合常理，解释不通。如果是出差来的人，巴不得赶紧把这带血的鞋扔了，随身带着危险大不大？”
“这人反复作案，每回都穿这双鞋？”老民警石海岩惊得瞪大了眼睛，诧异地问。
谢老解释道：“1988年到2000年，他作案时穿的鞋号码完全一致，鞋都很新。塑料底的鞋，穿的时间很短就会有磨损，每一次的磨损痕迹都吻合。因此，可以判断，这双鞋他平时不穿，只有在作案的时候才穿出来。”
“白金的十起案件，案发地离大道最远的不超过五百米，距离市中轴线都很近。这充分说明他对道路不那么熟悉，害怕走丢了。”关鹤鸣接着说道。
“不熟悉，为什么还要在这里作案呢？”赵传红质疑地问。
“这个问题很好。他节假日不作案，夜里不作案，而且十起案件屡屡得手，其中有两起还是在同一个宿舍楼，这说明什么？”关鹤鸣停顿了一下，环顾左右，“他对白金公司的作息时间十分熟悉，对他需要了解的白金公司厂区和宿舍区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
“您一会儿说他不熟悉道路，一会儿又说他熟悉白金公司，我更糊涂了。”赵传红皱着眉头，两手一摊，耸着肩膀说。
对于赵传红的质疑，关鹤鸣并没有表现出责怪或不悦，语气仍然十分平和。他说：“根据经验判断，大概率不是白金本地人。从穿着打扮、行为习惯和作案细节上看，可能离得不远，对白金市有限熟悉，可能在白金公司打过短工。下一步，我们要把侦查重点放在白金市的周边县市。”
“我们以前也在周边排查过，就是没查得太深入。”郭代先说。
“这回要把周边县市拉进来，一起查。但是，白金市还是要查。这个人连续在这里作案十起，跨度十四年，说明他跟白金存在一定的联系，有可能有亲属在这里。”关鹤鸣语气坚定地说。
“过去白金只有十七万人，现在已经一百七十万了，查起来难度有点儿大。”郭代先说。
关鹤鸣望着郭代先，说道：“我们要查的就是过去的十七万人，这当中男性有多少？符合年龄段的有多少？咱们要用现在的技术和手段去查，人口底子要清楚。”继而，他又望向陇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付明华，说：“付总，你把情况跟周边县市说一下，做好清底的准备。”
付明华很痛快地答道：“好。”
关鹤鸣继续说：“现在给出摸排条件：嫌疑人现在的年龄为四十八岁至五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六，上下浮动两厘米；体态中等偏胖；在白金打过工；外表忠厚老实；可能无前科。摸排范围：白金市及周边县市。”
经他这样一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郭代先问：“之前的画像还能不能用？”
关鹤鸣说：“现在明确一下，画像不能使用。我看过案卷，当时的目击证人并不确定看到的就是犯罪嫌疑人，而且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嫌疑人的样貌会发生改变。”
说完，他静静地观察着大家的表情。
见没有人再发问，他又转向郭代先，说：“刚才说的是人员清查，现在说技术工作。你们抽调两个技术人员，明天就出发，去郑州刑科所培训学习利用家系排查法破案，邱实负责联系。”
关鹤鸣一板一眼地把白金这边的工作布置完，笑着对包头专案组的刘彪说：“你们也得动起来。包头这边不查人，去查矿。白金有矿，包头也有矿，查清楚白金的矿厂跟包头有没有联系。”
刘彪连连点头说：“这个得查，以前还真没查过。”
这时候，赵传红突然眼睛发亮，兴奋地说：“您这一提醒，还真可能有。白金当年也是狠狠地风光过，帮着周边省市的矿区建过厂。具体都去过哪儿，我得再去查查。”
“包头专案组也去调查一下，有没有从白金来的工程队。”
清查白金及周边县市人口底数、加紧学习家系排查法、调查包头关联企业，关鹤鸣一口气把这三条战线拉开了。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接近真凶。
4月的白金，依然寒凉。在关鹤鸣心里，春天就该有春天的样子。他要把希望的种子播在这片土地上，让这支压抑了很久的队伍焕发出应有的活力与激情。
可到目前为止，罗牧青还是感觉不到案件的侦破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关鹤鸣的压力应该很大，但她却感觉不到。他神态自若，像是一切尽在掌握。
五、无从下手之后
按照计划，九案侦办组应该回京了，但关鹤鸣见北京方面没什么太紧急的事，临时决定去一趟安平县。
然而，他们抵达安平没多久，一个电话打乱了计划。
安平专案组把遇害的石灰窑老板胡永发卧室的顶棚捅开后，从里面找到了很多业务往来的单据，正在一一查对，寻找与胡永发一家有来往的可疑人员。
对于安平专案组来说，这个案子侦办起来也的确费劲。没有DNA，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只有带血的脚印。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排查出了一个与胡永发存在矛盾纠纷的马中波，打心眼儿里希望他就是，可他还跳入江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关系圈的排查似乎已经穷尽，他们理出了与每名受害人相关的亲属、同学、朋友、仇人，长长的名单上每个名字都查了不止一遍。除了这些人，实在是再也找不出其他人了。
案件推进会上，永乐镇派出所副所长邢立州一脸无奈地说：“这个案子我搞了六年，实在是感觉搞到头了。当年围绕吴楠和胡永发活动区域周边的农村设了三个圈子，几千个重点人都排了。我主要围绕胡永发，查得很仔细，搞了两年。为什么符合条件的一个都没有？当时范围错了，还是漏了？是不是没有落实到位？”
一切都在关鹤鸣的意料之中。这个案子让安平刑警非常头疼，无从下手也是情有可原。他们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而要让一批“老刑侦”转弯是非常困难的。
“案子很难，但必须承认，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石灰厂老板胡永发到底为什么要急着出售石灰窑，而他们遇害的这一天，又恰好是竞价的最后一天。”关鹤鸣说完，向邱实递了个眼神。
邱实心领神会，紧接着说道：“据我们分析，犯罪嫌疑人与吴楠在机耕路上偶遇的可能性不大。他如果与吴楠有矛盾，杀了吴楠就算了结，没有必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去杀另外七个人。在胡永发房间的客厅里，有一个空的饮料罐，从罐口提取到了吴楠的DNA，而老板胡永发的儿子及其亲属都证实，按照惯例，胡永发是不可能给吴楠拿饮料喝的。有可能是来了一个客人，给客人喝并打开了拉环，客人没喝，才让吴楠喝掉了。客人可能与胡永发发生了争吵，吴楠拉架，劝客人离开。客人被拉到屋外，吴楠穿着家居的布拖鞋骑摩托车送他。这说明客人的住所与石灰厂之间的距离并不远，摩托车很快就可以到达。而在路上，脾气十分火爆的犯罪嫌疑人越想越不甘心，想要折返再次理论，而吴楠却没有停车。这时候，犯罪嫌疑人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锐器，从后面刺向吴楠。法医尸检报告显示，吴楠身上的伤多达三十二处，但是致命伤不多，有不少刀是从后面刺入。吴楠停车后，与犯罪嫌疑人正面搏斗，但敌不过犯罪嫌疑人，在颈部开放性伤口血液喷涌而出的情况下，从树林往石灰厂跑了三十四米，最终因失血过多而休克，倒地死亡。犯罪嫌疑人把他拖到排水沟里，又把他的摩托车拖进竹林隐藏之后，气冲冲地来到石灰窑，先到窑顶平台上看了一下小屋里是否有人。小屋的门锁上留下了他的带血手套印。他从窑顶平台上找到一根杉木棒，徒手断为两截。说到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杉木棒的直径为六厘米左右，被犯罪嫌疑人徒手掰断，并且三十五岁的壮劳力吴楠敌不过他。这些都可以说明此人非常强壮，臂力很大。”
邱实的推理展现了杀害吴楠的过程，用词精确，讲述流畅。
“他冲下平台，到了窑厂，将左脚踹到西边那扇门上。据知情者说，踹这边比踹另一边容易成功。这说明他十分熟悉这里的情况，而不是有限熟悉。他是怎么将七个人全部控制住的呢？靠的是语言还是自身的威慑力？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所有被害人中，只有齐士飞的头部盖了一件衣服。是犯罪嫌疑人故意为之吗？这是什么心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邱实身上。他的思路异常清晰。
“他在一个下雨天赶到了石灰厂，而这一天又恰好是石灰厂竞价出售的截止日。石灰厂的竞标价是十五万元，没有卖出去。而犯罪嫌疑人在这一天的傍晚来到了石灰厂，他是奔谁来的？到底是吴楠还是胡永发？如果那副碗筷在案发前就有，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第九个吃饭的人。他在吴楠家的厨房吃了饭，在胡永发家停留的时候，胡永发给他拿了饮料喝。从待客方式看，他是一个熟人，也是一个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既认识吴楠，也认识胡永发。他戴粗纱手套，随身携带工具刀，是一个有工作但生活档次不算太高的人。作案后，这个人可能性情大变，原本特别火爆的脾气，变得平和了。请大家在以案发地为中心、直径十公里的范围内再仔细排查一下，看有没有符合这些特征的人。”
听了邱实的推理，安平县公安局副局长赵长征说：“我们是不是要先找到马中波，感觉这些性格特征还是跟他蛮符合的。”
关鹤鸣摆着手说：“不要再追马中波了，他不是。下一步，你们要继续研究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到底是冲着吴楠去的，还是冲着石灰厂老板一家去的。大家看看还有没有研究的余地。目前看来，侵财目的明显。从吴楠被杀的过程看，不是报复，因为时间不对。什么人群符合、奔谁来的？吴楠家平时来人送不送，有没有送人的习惯？穿拖鞋骑摩托车送，能送多远？这些需要你们再去调查。”
赵长征眨巴了几下眼睛，想要说什么，张张嘴又闭上，闭上嘴又实在忍不住，说道：“侵财也不应该啊！这时间也不对啊！这个时段正是他们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而且，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就带了这么一把小刀去，是不是这里面也有讲不通的地方？”
赵长征是个“老刑侦”，面对案子的是与非，他无论如何都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关鹤鸣听得十分认真，待赵长征讲完，马上说道：“长征说得很好。这是一起重点攻坚案件，有它的特殊性，不能对它简单地定性。综合全过程来看，双方存在矛盾，但归根结底是为财而来。犯罪嫌疑人具备人熟、路熟、内部结构熟的条件。年底了，他可能急需用钱，没钱过不去。他本身就是带着气来的，更符合前来借钱或要钱的情形，但是有可能钱没借到，反而因此发生了争执。反正没钱也过不去了。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后边的目的就是钱。虽然钱不多，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很重要。”
听他这么一说，赵长征信服地点点头，连声说道：“是的，是的，不像是简单的仇杀，也不像是单纯的侵财。”
关鹤鸣用手点了几下桌子。据罗牧青观察，这是他在发表观点或部署工作之前的习惯动作。
果然，他说道：“下一步，在技术上，一是要把现场遗留的东西，用现代理念重新检验，肯定有痕迹。二是研究DNA，复核一遍。这个工作，小朱，你去联系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专家。三是足迹的应用。找出几个完整的血足迹，怎么也能研究出来。实在没有突破，下一次就带几位足迹专家来。破案就是要用最有用的办法。
“侦查上，需要穿成串儿。既不要盲目推翻原来的侦查结论，也不要忽视解释不清的问题。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他带的这把小刀到底是什么工具刀？要结合刀伤，重建现场。把现场研究透了，是侦查人员必须做好的事情。吴楠骑摩托车出门的那一段是关键。他到底为什么穿着拖鞋骑摩托车出门？
“这个案件范围很窄。杀了吴楠后，犯罪嫌疑人重回了石灰厂。他跟石灰厂里的人很熟，但这次他不敲门，而是一脚踹开了门。把那一幕幕还原，仔细研究每一个动作反映出的是什么心态，再去想什么人能有这样的心态。”
安排完工作，他倏地站起身，说：“今天就到这儿。呼河的案子有线索了，我们得回去一趟。”
原来，刚到安平县，邱实就接到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徐佳良打来的电话，说初步查清了吴庆生和吴超勇的身份。
当年排查时，这两个人都有民警进行过面对面的询问。询问笔记显示，吴超勇确实没有作案时间。案发时，他在单位值班，有多名证人证实。
但吴庆生的情况不同，案发时他自称与养父母在家。每起案件发生时，均没有其他证人证实他不在场。吴庆生曾经和被害人赫爱成在一个部队当过兵，所以作为赫爱成的关系人被调查过。他们俩的入伍时间前后相差四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认识，年龄也不符。邮局的领导反映他平时工作认真，为人厚道，因此吴庆生被排除了。
吴庆生的养父母，实际上是他的大伯和大伯母。由于他们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吴庆生的父亲就把他过继给了大哥。养父母待吴庆生非常好，视如己出。
1998年冬天，他的养父母过世了，前后相差一天。吴庆生的行为十分怪异，没有急着通知亲戚办丧事，而是独自一人陪着两具尸体过了三天三夜。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有亲戚闻讯赶到的时候，看到两位过世的老人躺在土炕上，也没换寿衣。老两口中间摆着一个枕头，亲戚不知道怎么回事。吴庆生说：“我晚上就睡他们中间，陪着他们。”
前几年，吴庆生从邮局退休了，先是找了个旅馆烧锅炉，干了一年，就没再干了。据他的同事说，他平时话不多，年轻的时候长得还挺帅，浓眉大眼。由于当过兵，纪律性很强，他在工作上也规规矩矩，对小街小巷特别熟，送信送报从没出过差错。
现在，吴庆生在北京，在离后海不远的明镜胡同租了一间小平房，住半个月了。他们已经派人去盯了。他一早就出去，直到晚上才回来，通常是烧壶开水，喝一会儿茶，然后关灯睡觉。
关鹤鸣决定去会会他。
在机场，罗牧青给“乘风”发微信说：“我回来了。”
“乘风”秒回：“我等你吃晚饭。”
一股暖流迅速从罗牧青的眼睛传导到大脑，扩散到了全身的每个细胞。
“要不要到机场接你？”“乘风”的第二条微信马上飞到。
“不用了。很多人同行，不太好。”回微信的罗牧青不由得嘴角上扬。
“好，等你微信，随时待命。”新生的感觉，这是“乘风”从未感受过的希望之光。他用手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得意地自言自语道：“你真的重生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了温度。
抵达首都机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关鹤鸣要带着邱实一起直奔明镜胡同。他对朱会磊说：“小朱，你送送小罗。”
罗牧青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家不远，坐地铁很方便。”
关鹤鸣看了她一眼，转身跟邱实大步流星地走了。
“真不用？”朱会磊低头看着身边比自己矮一大截的罗牧青。
“不用，谢谢，再见。”罗牧青很礼貌地回绝了他。她拉着箱子转身就走，头也没回。
朱会磊有种被冷落的感觉。他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上去说：“喂！我也坐地铁！”
罗牧青诧异地回头问他：“你坐几号线？”
“机场线转2号线，回崇文门。你呢？”
“我也转2号线，不过方向不同，我坐外环。”
两个人同行，竟没话说。
“谢谢你那天给我的早点。”朱会磊想了半天，就这句似乎合适一点儿。
罗牧青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心里怪他用自己的杯子喝水：好好的杯子，只能扔掉了。嘴里却说：“没关系，你们工作了一夜，早上不吃饭，身体受不了。”
朱会磊说：“经常的事儿，习惯了。”
走到电梯口，很拥挤，朱会磊想帮罗牧青提箱子，她硬是不让：“我常一个人出差，都是自己提来提去的。”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啊！”朱会磊有点儿较劲似的用左手把罗牧青的箱子提起来，右手提起他自己的箱子，倒是十分平衡。
罗牧青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负重的样子，心里荡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两个人一起上了机场线。朱会磊努力想了些影视歌方面的话题，罗牧青全程心不在焉。两个人显然没在一个频道上。
在2号线的站台上，他们互道了“再见”。外环列车先到，罗牧青迫不及待地上了车。
“乘风”发微信给罗牧青，说自己已经进了西直门站，在站台上等她。罗牧青对着手机欣喜地笑着。
西直门站到了，车门打开，“乘风”正站在对面。这就是传说中的心灵感应吧！两个人都愣了一下，会心地笑了。
这么多车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站在那一个前面。他兴奋地一只手接过箱子，另一只手轻柔地牵着她的手。
站在长长的电梯上，他温柔地和她对视着。那一刻，仿佛世界为他们而闪亮，一切都要为爱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