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灯下黑”
眼看着到了年底，各项工作蜂拥而至。而九起疑难案件还有三起没有取得突破，三个专案组的成员都急得团团转。
江南省安平县的小石灰厂八人被杀案现场提取的大批检材，最终还是没有做出有指向性的DNA数据。
但是，案件的侦破工作必须要向前推进。否则，民警们刚刚热起来的心又会凉下去。
无奈之下，关鹤鸣决定召集足迹专家，对案件现场提取的十九枚清晰血足迹，再进行一次深入研究。
12月19日，关鹤鸣要求江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迅速组成足迹侦查组，组长由江南痕检专家孟春平担任，漠北的包呼查、山东的蒋澎湃任副组长，同时邀请全国二十名足迹鉴定技术人员参加进来，对案发后陆续提取的五千多枚足迹进行重新比对。
经过四天加班加点地工作，五千多枚足迹全部鉴定完毕，无一比中。
12月24日，得知这一结果，关鹤鸣把电话直接打给了孟春平：
“据我所知，案发后的这些年里，一共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足迹采集行动：一次是在2006年1月至3月，一次是在2007年4月至6月。要发通知给所有参战民警，看有没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足迹存在自己手里了。现在拿出来，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孟春平说：“好，我们马上发通知，要求采集民警和技术人员翻箱倒柜地查找清楚。”
有如神算一般。12月26日，孟春平从汇总来的五十多份补报足迹里，发现了一枚可疑足迹。
这枚足迹，采集于2007年4月6日，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在城关派出所的档案室里存放着。这次有人翻当年的档案，才发现了这个装有二十多枚足迹样本的信封。
孟春平把图片发给了包呼查和蒋澎湃。他们也倾向于比中，但进一步结论，还要看到原图才可以。
收到这个消息，关鹤鸣立即调集包呼查和蒋澎湃两位专家赶到了安平。
关鹤鸣自己则带着九案侦办组同时出发。
嫌疑对象叫齐士贵。经过倒查，在吴楠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他的名字，并且从2005年1月至7月，两人通话二十三次。但是，和胡永发没有通话记录。他和石灰厂有生意往来，通话记录说明他与石灰厂的交易主要是通过吴楠进行的。案发在同年12月27日，为什么从7月开始就不通话了呢？
赵长征把齐士贵的照片给胡永发的儿子胡辉辨认。
胡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说：“这人常到石灰厂去，跟吴楠很熟。有一次带着吴小海到他家里跟他儿子玩，送回来的时候正好我在石灰厂。”
2006年2月，齐士贵也被警察叫去采集过足迹，在案件侦办档案中可以查到。6月，他家搬离了永乐镇，并且跟永乐镇的任何人都不来往。他的性情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与人争斗。
经孟春平、包呼查、蒋澎湃比对，齐士贵于2006年2月的足迹与现场足迹并不吻合。
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这个足迹反映出来的是齐士贵当天穿了双不合适的鞋，鞋码比平常大。
2007年采集时，民警准备了与案发现场足迹一样的各种号码的样鞋。而齐士贵这一次的足迹，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提交上去，而是留在了派出所。这一次的足迹与现场足迹具有惊人的相似点。
民警找到了齐士贵于2006年2月和2007年4月足迹采集时登记的信息。
2006年的表格，只填写了姓名，其余都是空白。
2007年的表格，填写的年龄为四十一岁，鞋号为四十二码。这明显与实际不符。当时，齐士贵是三十八岁，鞋号为四十码。
三位专家把可疑足迹和现场足迹进行了认真比对，12月27日，最终认定为同一足迹。
基于足迹鉴定的结论，关鹤鸣决定秘密提取齐士贵自然走路时的足迹，同时对他与石灰厂的关系展开调查。
12月28日，安平县公安局副局长赵长征派民警把齐士贵带来，告诉他到公安局拿一份安全生产告知书。
上午10点，齐士贵跟着民警走进了公安局大院。他东张西望，手摸摸这儿，挠挠那儿，感觉浑身不自在。他走路略有些晃，左腿明显比右腿落地重一些。
办公楼门口的地上，撒好了薄薄的一层白灰。齐士贵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走路跛得更加厉害了。这与现场足迹吻合，左脚重，右脚略轻。现场的圆形印记，可能是他手里的杉木棒拄在地上留下的。
齐士贵往二楼走的时候，明显很不情愿。民警把准备好的告知书给他，签完字就让他回去了。
从公安局出来，齐士贵没有回家，而是到保险公司买了一份保额为五十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在电话里对妻子说：“完了，完了，要出大事了。”
经过调查发现，齐士贵家经营着一个小卖部，紧挨着吴楠父母家。经吴楠介绍，齐士贵常年为新星石灰厂提供石料。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当年的多次排查中，是怎样漏掉的呢？
原来，齐士贵是一名爆破工，常有机会跟公安机关打交道。在大家眼里，他话很少，比较憨厚老实。2005年，他积极参加公安机关主导的群众巡逻队，成了维护治安的志愿者。
2007年4月，采集足迹时，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负责登记工作。就是这样一个熟人，巧妙地利用这层身份躲过了一次次排查，造成了公安机关的“灯下黑”。
案发十年了，嫌疑人随年龄的增长，足迹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足迹专家在鉴定时更加慎重。
经过一天的研究，专家最终认定：嫌疑人齐士贵的足迹，与2007年采集的足迹、案发现场提取的足迹相似度达到了同一认定标准。
根据齐士贵的一系列反常表现，为防止发生意外，正面接触刻不容缓。
就在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河北省保定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件。关鹤鸣必须立即前往，组织民警抓捕犯罪嫌疑人。
关鹤鸣和邱实一起赶往河北，朱会磊和罗牧青留在了安平。
“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很好，必须订定严密的审讯计划。”临走时，关鹤鸣不放心，再三嘱咐。
12月29日下午，齐士贵被带到公安局接受讯问。
这一次，他走进公安局的时候十分从容，不像上一次那样手足无措、慌张惊恐。显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面对这个长期从事爆破工作、杀人后隐匿于当地长达十年的犯罪嫌疑人，赵长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客观地说，赵长征的准备不够充分，对齐士贵的经历了解得并不透彻，手头的物证也仅仅是足迹。
而齐士贵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心理准备。12月28日到公安局采集足迹的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就已经构建起来了。
赵长征与齐士贵曾有过一些工作上的接触，但赵长征对他肯定不了解，而他对赵长征肯定不陌生。这种有限熟悉的关系，便于齐士贵察言观色，减弱了赵长征的威慑力。
另外，由于齐士贵长期配合公安工作，有可能从侧面掌握了一些公安机关对此案的调查情况。或者说，他可能知道公安机关手里的物证不足，所以有恃无恐。
赵长征开门见山：“你是自己说，还是我们替你说？”
面对质问，齐士贵一言不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2005年12月27日晚上，你干什么了？”
“吃饭，睡觉。”齐士贵懒洋洋地说。
赵长征镇定自若地说：“好，你先摁个指纹。一会儿有人给你采血，做个DNA鉴定。”
说完，他出了审讯室。以他多年的经验看，这个人他审不动。
一看见朱会磊，他就说：“这么审不行。他肯定对这个案子的进展情况有了解。咱们手里就有足迹，这肯定不能说，一说出来他心里就更有底了。怎么办？”
朱会磊立即打电话向关鹤鸣汇报。
关鹤鸣指示：安排测谎专家接触齐士贵。
二、心理角逐
测谎，并非只靠仪器。
能否准确掌控局面，形成可靠的结论，依靠的是测谎专家对案件及犯罪嫌疑人心理的把握。
时间紧迫，绝不能给齐士贵太多的时间喘息。
省里最好的测谎专家叫吕欣，四十多岁，沉稳老练，战斗力强。但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十足的把握，需要有熟悉案情的人协助。
朱会磊显然是最好的人选。他既熟悉案情，又了解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并且对齐士贵来说，他是个陌生人。
经过一夜的准备和演练，12月30日早上8点，吕欣和朱会磊坐在了齐士贵对面。
对付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必须严格掌握好“火候”。
面对两个完全陌生的警察和从未接触过的测谎仪，齐士贵的情绪有些紧张，但是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2005年12月27日，你在哪里？”朱会磊虽然年轻，但是参加过很多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又在法医和DNA领域颇有成就，所以他整个人精力充沛，气场很足。
齐士贵眼眉低垂，慢吞吞地说：“不记得了。”
“你妻子沈莲红说，你去马路对面的小卖部睡觉了，但是28日早上，她带着孩子去找你，你没在小卖部。你去哪儿了？”
齐士贵默不作声。
从仪器上看，这个问题对他有所触动，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吕欣和朱会磊对视了一下，达成了默契。
“你和吴楠认识吗？”朱会磊问。
“认识。”
“你们之间来往多吗？”
“跟他做生意。他负责石灰厂的石头收购，我给他送货。”
“你认识吴楠的儿子吴小海吗？他被杀的那年才八岁。当时你的小儿子也是八岁。两个孩子放假的时候常在一起玩。”朱会磊加快了语速，提高了声音，说出的每个字都像小鼓一样，一下下捶在齐士贵的心上。
这个问题，简直点到了齐士贵的死穴。他的反应十分强烈，呼吸开始加速，脉搏跳动加快，张了半天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一个字来。他的眼睛眨得很快，舌头舔着嘴唇。
朱会磊高大而威严，神态自若地走到齐士贵的身边，把吴小海的照片递给他：“你拿好，仔细看清。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但我知道，他一定有话对你说！”
电波显示，齐士贵慌了。
这出乎吕欣和朱会磊的预料，他们以为齐士贵能扛过三个问题。
齐士贵不愿意伸手去接照片，沉重地低着头。
“我那天喝醉了！”他的脖筋暴起，脸憋得通红，突然瞪着朱会磊，大声地喊出了这句话。
这个时候，一定要挑最重要的事情问，问那些与固定犯罪证据相关的问题。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他跪在地上求我。我当时犹豫了，可是后来我不放心，拿菜刀抹他们脖子的时候，把小海也给砍死了。”说完，他捂着脸放声痛哭起来。
原来，不管看起来多么强悍的人，在正义面前，都会败下阵来。
吕欣和朱会磊的审讯计划十分“对症”，齐士贵整个人完全崩溃了。
朱会磊回到座位上，突然想到了李海遥。
或许他也是一样，十七年来，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绷紧的。一旦触碰，就会造成整个机体的崩塌。而罗牧青，正是那根压倒他的稻草。
“继续。”吕欣轻拍了一下他，在旁边低声提醒道。
朱会磊马上意识到自己刚才走神了，暗骂了一句。
也正好，齐士贵的哭声渐渐小了下来。
“从头说起，抓住赎罪的机会，对这些人有个交代。”朱会磊说。
齐士贵平静下来，双手互相搓弄着。过了一会儿，他的表情与刚才判若两人。
“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这些年我看电视，只看中央十二频道的法治节目。你们有本事就打死我，我什么也不想说。”
朱会磊没想到他的变化这么突然。
他耍起了无赖，以为自己很聪明。他是想在公安机关查明一切之前死在公安局，以一个无罪者的身份死在这里。
“那巧了，我也经常看。你一定听说过零口供吧？一定听说过缺席审判吧？这么多年了，我们没有新证据是不可能找到你的，你不要自以为是。我不多说，你自己想。”朱会磊隐约觉得是自己错失了战机，刚才不该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你担心自己的事说出去，会让妻儿抬不起头，我们理解。但如果你继续隐瞒事实，我们可能会搜查你家，传唤你的家人，到时候动静小不了。”
早上九点多，齐士贵在挣扎与纠结之后开始交代。
正如关鹤鸣带领专案组推测的那样，最先被杀的是吴楠，使用的是类似于西瓜刀的工具刀，削雷管引线用的，又软又薄。
刀藏在家里的废旧农用车上。后来，车卖掉了，刀不知去向。
他当天共抢劫到现金五千多元，其中有一千元是带血的百元币。他把钱拿回家里后，装在一个纸篓里，藏在床下面，纸篓上边塞了好多废报纸。有一天，钱被家里养的兔子扒了出来。他觉得很害怕，就陆陆续续地花掉了。
此外，他还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在逃离现场后，把满身是血的外衣外裤都烧掉了，地点在距石灰厂一百多米的道边。
当时现勘人员的确看到了灰烬，还从灰烬中提取了一个皮带扣。因为觉得距现场有点儿远，所以这个信息一直没被充分重视。
夜里，齐士贵回到小卖部后，换了衣服，把换下来的线衣线裤都装在一个蛇皮袋子里，跑到河边，往袋子里装了两块大石头，封好口，沉到了河里。
坐在监视器旁的赵长征和罗牧青，紧握的拳头慢慢放松开来。
齐士贵交代得并不彻底，有时候含含糊糊，有时候又自相矛盾。就在将要交代具体作案经过时，他提出要上厕所。
民警带他走到卫生间门口，让他进去。过了一会儿，还不见他出来，进去找他，发现他企图跳窗逃跑。
他还是没有停止抵抗。
“别再问了。这么多年，我差不多每天都在演练怎么对付你们。我想过激怒你们，让你们把我弄死，可你们不动手。现在说的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编的版本实在太多了，可能有些事是假的，但我自己都信了。”他无奈地说着，“太憋屈了，早就不想活了。”
“可是，你一直活着。他们想活，你却一个也没放过。”朱会磊继续刺激他，“你跟吴楠和胡永发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那天喝完酒，就去石灰厂要钱。吴楠说石灰厂要卖了，又是年底，我想赶紧把欠我的石头钱要回来。到石灰厂的时候，吴楠不在，胡永发说不欠我钱。吴楠回来后，拉我到他屋里，吃了点儿剩饭。我跟他要，他说慢慢讲。后来我很生气，就在外面借着酒劲儿杀了吴楠。我怕事情败露，又跑回了石灰厂。”
被害人里有个叫齐士飞的，他的伤与别人都不一样。他身上的伤最少，而且头部被一件衣服盖住了。据调查，他是齐士贵的堂兄。
“你跟齐士飞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堂兄。”
“你连堂兄都不放过？”
“他拿手电筒砸我。”现场确实提取到了两个手电筒。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只要从手电筒上提取到齐士贵的DNA，就为本案的证据链添加了重要砝码。
“砸着你哪儿了？”
“头上。我用手挡了一下，还是砸着了。”
下午，专案组带着齐士贵去指认抛弃衣物的地点。
赵长征说，孩子们都喜欢在这条小河里玩，他小时候也常来这里。
他们走到河水最深的地方，齐士贵说就丢在这里。
专案组找了些打鱼的人来。半个小时后，果然捞上来一个蛇皮袋子，里面确实有砖头和衣物碎片。只有一片片红色线衣能看出来，其余都已泡烂。
带着齐士贵指认现场的时候，朱会磊把审讯的情况向邱实和关鹤鸣作了汇报。
这起案件提取的物品，都放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关鹤鸣让朱会磊赶紧联系鉴定中心，把手电筒再检验一遍。
“没有砸破头，但是碰到头了，哪儿最可能有脱落细胞？”他满脑子都是手电筒。
直到罗牧青跟着指认现场的人员回来，他还坐在公安局的会议室里，皱着眉头琢磨这个事儿。
“你说，哪儿最有可能？”他问罗牧青。
她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手电筒掏出来放回去检了好多回了，就算有脱落细胞也早给抖搂掉了。
“我不懂，不敢乱说话。”她说。
他白了她一眼：“又没让你做试验，合理想象会不会？”
说着，朱会磊拿起笔记本，卷成圆柱状，模拟手电筒，站起来半蹲着身子。
他将模拟手电筒递给她，说：“向我头上砸。”
她接过来，抬在半空又停下，问：“使劲还是不使劲？”
“哎呀，你哪儿那么多话，赶紧砸就行了。”
话音未落，罗牧青猛地用力砸向他的头。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连忙用手挡，眼睛却盯着纸卷看。
看准位置后，他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马上给物证鉴定中心的陈晶打电话，说：“把手电筒头部的接口拧开，在接缝的地方擦拭，这是一个位置；另外，把手电筒开关的凹槽缝也擦拭一下试试。”
于是，陈晶便加班加点做试验。遗憾的是，没有做出可用于认定的DNA数据。
三、结束也是开始
到2016年年底，公安部组织的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的九起目标案件中，有七起取得了重大突破。
另外两起案件，并没有停止侦办。
正如关鹤鸣在行动开始时说的那样：“只要拿起来，就不会放下。只要案子不破，就没有终止期。”
由于朱会磊的优异表现，关鹤鸣有意把他调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工作。
朱会磊说，他会“认真考虑”。
他约罗牧青吃了顿晚饭，轻描淡写地说：“明天我就回去了。”
罗牧青很随意地问：“关局不是建议你留在北京吗？”
“你呢？你愿意我留下吗？”朱会磊真的想问这一句，但他问不出口。
他知道，罗牧青还没有走出李海遥的影子。
“我先回去吧。基层案子多，历练的机会也多。我更喜欢在基层。”他偷偷地看着她的表情。哪怕她只是皱一下眉，只有一个惋惜的表情，他都会留下，但他没有捕捉到。
人海茫茫，不是每一次相遇都能产生奇迹。两个人跨越千山万水相遇，也可能不是为了爱情。朱会磊想到这里，遗憾地笑了笑。
“明天几点的车？我去送你。”罗牧青说。
“不用了，谁都别去，最怕这种场面。”朱会磊调侃地笑着，眼睛里含着泪花。
把罗牧青送到她家楼下，朱会磊说：“新的一年开始了，祝你快乐！”
“你也是！”罗牧青真诚地说。对于朱会磊，她充满了感激。
目送她走进楼门后，朱会磊买了第二天下午3点的高铁票。
2017年1月5日上午，他去公安部刑侦局向关鹤鸣和邱实辞行。
关鹤鸣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来，就告诉我。”
朱会磊道：“关局，谢谢您！我会永远记住跟您一起战斗的日子。”
邱实执意要送他，朱会磊坚决不让。
两个人一起吃了午饭。
邱实说：“这次行动，部领导很满意，决定给我们九案侦办组成员请功。关局帮你、我和罗牧青都请了功，他自己什么也不要。”
朱会磊竖着大拇指说：“关局……”
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聊着这一路的辛酸与收获，两个人不由得泪眼蒙眬。
在三十年的警察生涯中，关鹤鸣破过的大案要案数不胜数，但相对于他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他得到的奖章却很少很少。
在关鹤鸣的理念中，破案就是警察的天职，无须褒奖。
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他见过太多的悲欢离合、潮起潮落、昼夜明暗，所以活得简单而通透。
下午两点半，朱会磊来到高铁站候车室，低头刷着朋友圈，心里想着罗牧青。
要不要再给她发一条信息？
还是算了吧。
他在心里自问自答。
两点45分，进站闸机开了。
朱会磊站起身，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罗牧青。
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过去，兴奋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你怎么在这儿？也是这趟车吗？”
罗牧青淡淡地笑着说：“不是，我去湖州小南庄。”
她曾对李海遥说过：“最爱的是你最爱的地方。”过去，那是愿望。现在，这是承诺。小南庄是李海遥的归处，那里有他最后的温存。
爱是接纳，是懂得。
在相爱的人眼里，他不是最好，而是恰好。
爱情可以永恒在时间的无涯里，即使永不相见，浓情也不会冲淡。
罗牧青看着朱会磊进了站，朝他的方向挥了挥手。她给他的只能是祝福。
他想回头，但没有。
因为他哭了，他哭的样子不会太帅。
在小南庄的紫藤树下，罗牧青把李海遥的诀别信拍成照片，发给了关鹤鸣：“关局，这是他的意愿，此案可以结了。”
收到信息，关鹤鸣略加思索，回复：“心安是归处。保重。”
人的一生中，不知要经历几次开场和落幕。每次开场都应懂得珍惜，因为落幕的时候，可能来不及好好地告别。
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
自2017年起，全国各省、市、区公安机关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命案积案攻坚行动，破获了一大批积压多年的重案。
2020年6月，海阳“9?30”案件告破。2019年，随着检验设备的升级和微量DNA检验技术的提升，“9?30”案件迎来了曙光。技术人员从所剩不多的检材中成功做出了DNA细分数据，大大提升了比中概率。根据九案侦办组划定的范围，辽阜省公安厅和海阳市公安局强力推进，精准布控，终于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九案中的第八起得以成功侦破。
正如九案侦办组分析的那样，该案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不到四十岁，有盗窃前科。案发当天，他们持自制枪支和炸药，趁被害人张一静带孩子回家开门之际闯了进去，实施了抢劫。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导致案件升级，嫌疑人难以把控局面，最终杀人灭口。
而九案中最后一起案件的真相，也必将在中国刑警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大白于天下。
因为，让逝者安息，给生者慰藉；对人民负责，对公安事业负责，这是中国刑警最朴素的初心和最坚定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