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抢枪灭门
到了黔贵，为尽快掌握这次即将侦办的陈年旧案的情况，罗牧青进了自己的房间，简单洗了一把脸，就开始闷头翻阅黔贵警方送来的相关材料。
那是1998年12月7日，黔贵省东南州银行开里分行行长何健康、妻子孙小萌、十四岁女儿何淑娴和一名据说是来劝架的女邻居刘云被杀死在宿舍楼501室。
一共开了六枪，其中三枪卡壳、三枪打响，分别击中了何健康和刘云。
但是，全楼的邻居都说没听见枪响。住在对门的女人说，她也没有听到枪声，只是听到了女孩的尖叫声，以为是行长夫妇打孩子，所以打电话给他们家的朋友、也住职工宿舍区的刘云，让她来劝架。经法医鉴定，只有刘云手上有抵抗伤。
不止一个人说，在宿舍区看到了白色面包车、红衣女人。住在何健康家对面楼501的邻居说，看到红衣女人拉上了何健康女儿卧室的窗帘。综合多名目击者的描述，红衣女人留长卷发，高个子。可因头发挡着脸，没人说得出她的样貌特征。
行长家到底丢了什么？罗牧青禁不住想。
黔贵警方通过走访了解到，何健康的女儿何淑娴曾说过，他们家有一匹东汉时期的青铜马。他的弟弟说，他们家存有一些不同年代的纪念币。经查找，开里警方没有发现这两样东西，推测是被凶手拿走了。
是谁报的警？罗牧青接着往下翻资料。
案发当天，即12月7日12点左右，行长何健康从单位开车回到了居住小区门口。小卖店店主谢军叫他一起吃饭，何健康停好车后，与店里的员工一起用餐。12点30分，女儿何淑娴放学回家，走到小卖店时，看到了父亲何健康。然后，父女二人一起开车回家。当日下午，何健康没有上班，工作人员认为他外出开会了。12月8日，银行工作人员夏吉胜找何健康签字，打电话给他，但他一直没接。
左大明是刘云的丈夫，也在银行上班。他告诉夏吉胜：“昨天中午行长家吵架，我爱人去劝架，也一直没回家。”
夏吉胜听了，心里一惊：“哟，这事有点儿……咱们还是跟马副行长汇报一下吧！”
于是，马副行长带着夏吉胜赶到何健康的岳父家，说明了情况，拿到了钥匙，赶去何家。打开何家的房门，只见几个人倒在血泊中，浓烈的酒味混着煤气味直扑鼻孔。
他们谁也没敢进屋，直接拨打“110”报了警。
派出所民警最先赶到，然后是刑警。
银行行长何健康家有两道防盗门，门锁没有破坏的痕迹。一进门的地上洒着很多米花糖，然后夺人眼目的就是摆在客厅里的煤气罐和电饭锅。电饭锅插着电，亮着灯。煤气罐的开关把手被拧到最大挡，地上扔着几个空的茅台酒瓶。罐身上、电饭锅上、尸体上都被洒上了酒。很显然，有人精心设计，企图炸毁犯罪现场。
然而，为什么没有发生爆炸呢？罗牧青在脑子里画着问号。
苍天有眼。那天，煤气罐里的气所剩不多，而电饭锅开到了保温挡。锅里的菜虽然已经烧干了，但因发现得早，没有遂了犯罪嫌疑人的愿。
室内翻动很大，除了六枚清晰完整的足迹外，技术人员在客厅的茶几上发现了一个带有紫色塑料托的一次性水杯、一包“阿诗玛”牌香烟和一串属于何健康女儿何淑娴的钥匙。
一般来说，一次性水杯是接待客人用的，可是警方找到的多项证据表明，至少进来过两个人，怎么只有一个水杯呢？
技术人员从“阿诗玛”香烟盒上发现并成功提取了一枚左手食指指纹。
在何健康卧室的内衣柜旁，技术人员从断成两截的衣帽架上发现了一枚四连指指纹，而且这枚四连指指纹是四个斗形纹。
不少人认为，连续四根手指全是斗形纹的人少之甚少，所以有可能并不是一个人真正的指纹，有可能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印上去的，以迷惑警方。
枪是从哪儿来的？罗牧青思索着。
来自一名叫马一昆的派出所副所长。
那是1998年10月17日晚上11点53分，东南州电影公司职工宋顺宁用公用电话拨打“110”向开里市公安局报警。
“有人倒在州电影公司办公楼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地上全是血。”他话语急促，声音里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接警后，开里市公安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勘验。
现场位于玉山北路东南州电影公司办公楼。办公楼一共有三层，砖混结构。中心现场在办公楼二楼通往三楼的转弯平台处，平台面积有三四平方米。
勘查人员从一楼走向中心现场时，发现了两趟带血的脚印。据此判断，犯罪嫌疑人有两名，身高大约一米六八，年龄三十岁左右，鞋号四十码。
很快，现场勘验工作在黔贵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指挥下，由省、州、市三级技术人员联合展开，侦查人员则迅速开展走访工作。同时，巡警、派出所民警在开里市通往外面的交通要道设卡，对火车站、汽车站进行布控，查缉可疑人员和车辆。
死者为城区派出所副所长马一昆，尸体呈仰卧状，头部附近的地面上有大量血迹。
经法医查验，他的头部有钝器打击创伤六处，造成颅骨呈凹陷性、粉碎性类圆形骨折，直径八厘米；左胸第二、第三肋间见两处横行创口，长度分别为四点二厘米和四点六厘米，深达胸腔；左肩胛下角见一纵向创口，长一点九厘米，深三厘米。作案工具有两种，钝器是锤形硬物，锐器是单刃刀。
根据尸检结果，法医给出了致死原因：死者被他人用锐器刺入左胸，心脏破裂，造成失血性休克；用钝器打击头部，造成颅脑严重损伤，导致死亡。
马一昆遇害时身着警服，衣服口袋内有两包“龙江”牌香烟、一百六十元现金，腰上别有一个传呼机，后颈部枕着一部手机。二楼平台的地面上有一把吉普车钥匙，一楼平台附近有马一昆的家门钥匙。
经勘查，犯罪嫌疑人没有进入马一昆的居所，没有开走吉普车，没有拿走现金和手机。
根据调查走访和现场勘查，马一昆当天随身带有警用手枪及枪套，这两样最重要、最不能丢失的物品双双不见了。
那么，杀人动机暴露无遗——抢枪。
为什么抢枪？罗牧青一边继续看材料，一边皱起了眉头。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拿枪作案。
可是，如果单纯为了弄一支枪，像东南州这种偏远的地方，通过非法渠道买一支比抢一支恐怕要容易得多。
那么，究竟为什么冒着天大的风险抢一个警察的枪呢？这背后一定暗藏着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
警察的枪丢了，这让所有参战人员万分紧张。
一定要赶在犯罪嫌疑人再次作案之前抓住他，这是黔贵警方的期望。于是，黔贵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东南州公安局、开里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了一个近二百人的专案组，展开大规模侦查走访。
由于马一昆分管特种行业，所以与他打交道的人可谓是三教九流，排查起来十分困难。
马一昆出生于1964年。1988年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开里市公安局城区派出所工作。1997年提任城区派出所副所长，主要负责公共场所、特种行业审批工作，同时负责东南州医院片区的治安管理工作。1996年初，马一昆与妻子离婚。离婚后，他先后在多处租住房屋。1998年6月至遇害时，他租住在电影公司办公楼三楼宿舍。
专案组对10月17日马一昆遇害前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这一天是星期六，他休息。
中午12点以前，马一昆没有离开居所。
中午12点30分至晚上10点左右，马一昆先后与朋友李刚、何小冰、江平等人在一起喝茶聊天。
除凶犯以外，马一昆最后见到的应该是代红梅。代红梅是饭店服务员，正与他谈恋爱。他几乎每天都去接代红梅下班。
晚上9点45分，他给代红梅打电话，说去接她，但代红梅说要临时加班。
晚上10点15分，代红梅从饭店走到电影公司门口，看见马一昆坐在车上。然后，两人站在路边闲谈。
晚上11点40分，马一昆开车把代红梅送到了家。
晚上11点53分，电影公司职工报警称马一昆倒在地上。
10月17日是星期六，从马一昆的活动轨迹上看，警方未发现异常。
据报警人宋顺宁说，他是从楼上下来给一楼电影放映厅送放映带时，发现了马一昆的尸体。
电影公司的一名职工反映，10月17日晚上9点，他看到两名可疑人员从电影院一楼过道往二楼楼道方向走，其中一人背着“马桶包”。电影公司的另一名职工向民警反映，案发当晚，楼道灯的开关拉线被人为拉断，当日晚间楼道的灯一直没有亮过。由此推测，这是一起精心预谋、准备充分的杀人案件。
现场留给警方的痕迹物证，除了足迹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这使侦办难度陡然增大。
巧合的是，这起案件现场的足迹与银行行长家里的足迹相吻合。可以判断，两起案件的中心现场均有两名男子，身高一米六八左右，年龄三十岁左右。
据黔贵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民警介绍，案发十八年来，他们曾多次开展攻坚，采集重点人员的指纹和足迹，但均未比中。
“开里两案”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十八年来，黔贵先后有五百多名民警直接参战。七十八本案卷、两万多页相关调查资料、二十八套工作笔记，点点滴滴的工作凝聚着一批批专案民警的心血。
民警马一昆的被杀，一度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焦点话题。各种猜测使马一昆形象崩塌，说他生活混乱不堪，还仗势欺人。对于银行行长被杀原因的猜测更是五花八门，猜测最多的是债务纠纷或感情纠葛。要不是行长理亏，为什么当天连声“救命”都没喊呢？
侦查人员普遍认为，抢警察的枪、灭行长的门，这伙人的来路绝非寻常，其中的原因一定不简单。
仇杀、情杀，还是劫杀？罗牧青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困惑。
二、无情胜有情
案情分析会上，来自刑侦总队、东南州刑侦支队和开里刑侦大队的二三十号人纷纷落座。
罗牧青见桌子上摆着桌签，找到自己的名字，刚要坐下，朱会磊突然挡在前面，伸手把他们俩的桌签换了个位置，说：“您坐近点儿，看得清楚。”
眼看大家坐定了，她也不好推辞，便坐在了离大屏幕最近的位置上。
关鹤鸣认为开什么会就说什么话，既然开的是案情分析会，就不要说一句跟案情无关的套话、废话。他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同志们，开会。既然犯罪嫌疑人想要烧了现场却没如愿，那就给我们留下了破案的机会。另外，我听说咱们的一名民警兢兢业业地保护这个现场十八年。这些都在提示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现场，通过现场彻底看明白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关鹤鸣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而与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黔贵民警的士气并不高涨。虽然都想破案，可是十八年了，大家对案件的性质、过程和作案工具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性别都还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案子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悬案。当年案发时，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批示“速破此案”。可十八年过去了，连重点嫌疑人都没确定下来。
“在座的都说说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关鹤鸣用目光快速扫了一圈。
片刻的沉默后，有人发言。
“我觉得这个案子已经时过境迁，不再具备研究的价值。”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我这人说话直。在警力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抽出人来研究这个案子，有没有必要？”
大家的目光先是投到这个看起来五十岁上下的民警身上，然后又集中到了关鹤鸣的脸上。
“你可以去办更紧急、更重要的案子，现在就可以去。”关鹤鸣的声音不太大，但是字字铿锵。他的棱角更加分明，表情更加坚毅。
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听着自己的心跳，等待着下一秒的爆发。
时间变得十分漫长。
过了好一阵儿，关鹤鸣才又开口说话：“将心比心，如果被害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还会不会觉得这个案子已经没有再追究的必要？快二十年了，他们的亲人没有卖掉房子，等待的就是警察帮他们沉冤昭雪。他们等待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更何况，被害人里面还有一名我们的战友。难道咱们就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不明不白地死去？我们对战友的感情在哪儿？对群众的感情又在哪儿？”
会场一片寂静。
关鹤鸣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他认为的原则性问题，绝不妥协和将就。真是看似无情胜有情！
他的声音低沉却富有张力，冲击着会场里每个人的心。
“现在之所以重新来研究，是因为案发十八年后，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同志们，这是我们推不掉的责任！案子不破，就要一直扛在肩上、放在心上。如果谁对破积案既没兴趣也没信心，可以直接退场。新成立的专案组需要的，是不服输、负责任的人。休息十分钟。”
大家悄然散去，罗牧青也跟着人流走出了会议室。
经过吸烟区的时候，她听见了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说：“我看这架势，说不定能破。”
另一个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不客气的公安部领导，有股狠劲儿。”
罗牧青心想，这也是我见过的最怪的领导。
十分钟后，大家再次就座的时候，每个人的神态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没人低头看手机，没人闭目养神，没人东张西望……
有了前车之鉴，谁还敢往枪口上撞？关鹤鸣是来搞案子的，不是来看面子的。
关鹤鸣指着大屏幕说：“把‘10?17’案件现场照片调出来，谁勘查过现场谁来讲。”
黔贵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周林觉得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详细介绍这起案件，于是他应声答道：
“当时我参加了两起案件的现场勘查。事实上，两起案件有相似之处。电影公司楼上楼下都有不少人，又是夜里，如果马一昆发出喊叫声，应该会惊动楼里的人。但是，没有人听到喊叫或者打斗的声音。这个情况跟银行行长被杀案类似，行长一家被杀的时候，也没有邻居听到打斗的声音。另外，马一昆的手机被插到后颈处，银行行长的肩颈下有茅台酒瓶盖，他的妻女身上盖有衣物。我们怀疑这是刻意摆放，有可能是某个地域或民族的风俗习惯。”
周林个子不高，长得挺敦厚，说起话来从来都不拐弯抹角。案发时，他只是一名大案处的侦查员。为了侦破“开里两案”，他在开里专案组干了八年。那段时间，他常常睡不好觉，总是重复做着情节相似的梦，常常被枪声或者破案的喜讯惊醒，醒来才知道不过是梦。若不是后来妻子病重，需要换肾，他可能会在开里工作更久。十八年过去了，周林的心里一直放不下此案，他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开里两案”。这是他心里的“死结”，就像悬在嗓子眼儿里的一根刺，时时刺痛着他。
关鹤鸣问：“东南州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三十三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州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
“哪个民族人数最多？”关鹤鸣问。
“侗族。”周林答道。
“了解到哪个民族有这方面的风俗习惯了吗？”
周林说：“这个还没问到。”
他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U盘，走到发言席，用一双粗大的手把U盘结结实实地插到了笔记本电脑接口上。很快，大屏幕上显示出了“10?17”案件的现场勘查照片。
“这栋小楼随着城市改造，已经拆除了。以前是电影公司，一共三层：一楼是录像和电影放映厅；二楼是办公室；三楼除了两间库房外，其余都是宿舍。马一昆住在三楼。犯罪嫌疑人杀了马一昆后，从二楼平台往下走，在楼梯上留下了成趟的带血足迹。作案工具是钝器，有可能是一种胶皮锤。头皮没有明显破损，但是颅脑损伤严重。据法医分析，工具大而且重，但有别于铁质工具。经过在猪头上做实验，木槌类的工具可以造成这种损伤，也有可能是直径八厘米左右的胶头锤。”
大屏幕上显示出一个血淋淋的猪头，罗牧青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睛，又赶紧睁开。虽然恐怖，但不能错过，这是一名记者的本职工作。
周林胸有成竹地介绍着：“有一个目击者说，在电影公司附近看见一个人带着‘马桶包’。电影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上楼取胶片时，楼道里的灯还亮着。下楼时，灯就灭了。勘查时发现电灯拉线断了，怀疑是人为破坏。”
关鹤鸣连忙问：“被破坏的电灯拉线还留着吗？”
周林略显尴尬地说：“那个年代，DNA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没有留。那时候，比较重视提取指纹。”
关鹤鸣没再就此追问，转而问道：“对银行行长一家被杀的犯罪过程，是怎么分析的？”
周林对答如流：“中午1点40分，银行行长的女儿要上学，背着书包准备出门。至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入室的，到现在大家的意见都不统一。我倾向于事先在门口守候，在女孩打开门的一瞬间，他们夺门而入。小女孩往屋里跑，手里的米花糖洒了一地。犯罪嫌疑人往屋里追，扼住女孩的脖子——她脖子上有扼痕。女主人听到声音，把衣服穿好，从卧室里跑出来，在客厅里被杀。行长在睡觉，听到声音，从卧室里出来，走到客厅，被嫌疑人控制住之后，头部中枪昏迷，倒在沙发上——沙发缝里有大量血迹。但是，行长当时没有死。苏醒后，他被犯罪嫌疑人开枪击中死亡。紧接着，嫌疑人对所有人补刀加固。从有多处贯通伤看，犯罪嫌疑人力度强，属于青壮年。”
“除了行长一家，现场还有一名女邻居。你们认为她是什么时间被杀的？”关鹤鸣问。
“犯罪嫌疑人夺门而入时，女孩的呼救声被邻居们听到了。邻居认为是夫妻俩打小孩，就打电话给对面楼的刘云，也就是行长妻子的好朋友，让她去劝。下午两点多，刘云步行进楼，然后敲门。正在翻找财物的犯罪嫌疑人打开门，把她拉进去，杀死在进门处。刘云身上有抵抗伤，我们认为她是最后一个遇害的。”周林说。
关鹤鸣接着问：“你们对现场提取的指纹的利用价值怎么看？”
周林直率地答道：“目前，大家的观点还不统一。行长何健康家的卧室衣柜前边有个衣帽架，比较碍事，疑似犯罪嫌疑人用手拨开时，把衣帽架掰断了，留下左手四枚指纹。我认为，这是最有利用价值的。‘阿诗玛’香烟上也提取到了左手指纹，推测是食指，但与这个四连指食指的指纹对不上。”
周林对案情倒背如流，然后又补充了一下：“何行长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在被害前，他参加过银行内部的竞聘，据说希望很大，但最终被黑马截停。还有就是装修工程的包工头，曾分别承接过银行办公楼和他家的装修项目。因为尾款支付问题，包工头曾去银行找过他多次，两人最终以翻脸收场。”
听到这里，关鹤鸣转头问朱会磊：“指纹熏显后，还能检出DNA吗？”
朱会磊答道：“时间短可以，但时间长了不敢确定。”
关鹤鸣问：“周总，弹壳还都留着吗？”
周林说：“弹头和弹壳都在。”
关鹤鸣追问道：“污染了吗？”
周林一脸尴尬地说：“我们这边偏远，技术落后。2004年拿到东南州去检验，当时的人还没有戴手套的意识，很多人拿在手里看过，主要是想找指纹，反复处理过。有一件旧的衬衫留在现场，袖口沾有血迹。地上扔了个空盒子，说明犯罪嫌疑人换上了行长的新衣服。旧衬衫的衣领和袖口上油渍比较多，以为能检出DNA来，后来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说污染太严重了，没检出来。当时，他们对脱落细胞这一块根本没有意识。”
“现场的物品，比如茅台酒瓶盖、空酒瓶瓶口，都检过吗？”关鹤鸣接着问。
周林说：“这些年，我们一发现什么新技术就赶紧拿去检。2006年，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过，都没检出来。当时也采了很多指纹，全国都查过了，就连黔贵籍在新疆的服刑人员都调查了。我们分析，可能有沿海作案特点，有可能是雇凶杀人。前些年专门给广粤的几个地方发过协查通报，到现在也没什么收获。”
周林认为，“开里两案”破不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两名死者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对案件关系人的排查一直不能顺利进行。人员排查不彻底，导致案件的性质至今没有定论。
三、搞案子的秘诀
周林的汇报，基本上可以代表案发十八年来黔贵警方的全部侦查结果。
根据介绍，关鹤鸣敏锐地发现，针对作案工具、作案过程、作案人数以及指纹应用等问题，黔贵警方内部并没有达成共识。
决策层的意见不统一，就会让民警在侦查中产生困惑，难以把握工作重点，无法形成工作合力。他意识到，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必须尽快形成大家都认可的分析意见。
他思考了一下，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案件，总共有九起，分量都很重。尤其是这起案件，惊动了中央领导。今天看到你们，让我想起了四年前跟你们一起追捕周克年的场景。有的人一听说就积极参与，有的老同志主动带着当年的笔记本，这种精神值得弘扬。针对‘开里两案’，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不间断地思考问题，什么技术、条件都去尝试，这都是认真负责的表现。”
四年前的深秋，做完腰部手术仅一个星期的关鹤鸣从医院跑了出来。
他听说先后在江苏、湖北、湖南、重庆的银行附近持枪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在黔贵东南州作案的消息后，就再也不能安心养伤了。这名犯罪嫌疑人身手敏捷，下手狠毒，得手后迅速消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和恐慌。
关鹤鸣直接跑到公安部，要求到黔贵参与侦破工作。情况紧急，又在用人之际，局长向国明虽然担心关鹤鸣的身体，但此刻没有别人更值得信赖，只好皱着眉同意了。
犯罪嫌疑人连续三年间作案五起，案发五省市的监控设备都只拍下了犯罪嫌疑人作案前后戴着帽子的图像。犯罪嫌疑人十分狡猾，案发前精心踩点，总能在没有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的地方成功逃脱，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相貌和身份。
关鹤鸣到达黔贵后，让民警带他到视频消失的那条巷道去。
他发现巷道的尽头有一个公交车站，推测犯罪嫌疑人是从此处上车逃走的。于是，他让民警一个站点一个站点地走访。除了三个公交车站点没有监控设备，经过查看，其余站点都没有犯罪嫌疑人下车的影像。
关鹤鸣指挥民警锁定三个公交车站，查找附近的摄像头，但最终还是没有看到嫌疑人的身影。
必须尽一切可能看清他的相貌。关鹤鸣亲自到达三个公交站点，挨门挨户地观察，终于在一户人家的房檐下找到了一个私人安装的防盗摄像头，从中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图像。
腰部的剧痛，丝毫没有影响关鹤鸣清晰的思路。首先通过图像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接着根据成长背景和经历推测他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然后结合五起案件的作案过程、进出路线，对重点嫌疑人进行详细刻画。
关鹤鸣发现，这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好、性格孤僻、行为反常的嫌疑人。这个人是孤儿，从小胆大，一向独来独往。既然城市里找不到他的落脚点，那么他很有可能藏在城郊一带。
东南州是山区，关鹤鸣让民警注意搜查城市近郊的荒山野岭。
果然，民警很快就在一个乱坟岗发现了被人遗弃的背包和大衣。经过警犬追踪，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路线。犯罪嫌疑人发现大批警力围山后，很有可能乘虚而入，再次进入城区作案。
关鹤鸣果断地指挥警力对重点街巷加强巡查，最终将嫌疑人击毙在通往城区车站的通道上。
案件侦破告捷，关鹤鸣这才意识到腰疼得厉害，完全不能动弹。直到现在，他仍然不能久坐。
旧地重回，关鹤鸣抱着很大的期望。他的表情渐渐缓和了一些，话锋一转，说：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起案子，有哪些没做到位的。当初解决不了的事情，今天我们用信息化的手段来解决。把手里所有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我们再来研究这些东西怎么用。指纹肯定要重点研究。另外，我听有的同志说，当年画过像。过了十八年，画像还能不能用？怎么用？科技进步了，我们现在有了脱落细胞的检验方法，我认为可以尝试一下。子弹和衬衫如果污染不严重的话，也可以做一下，做出混合的DNA，拆分一下试试。你们说说对案件的看法，过去有什么问题没解决，以后怎么高效地推进……”
东南州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唐树身上带着明显的刑警特色——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袋和黑眼圈都十分明显。
他说：“我对袭警抢枪的定性有看法。十八年来，一直没找到两个案子的结合点。我认为，犯罪嫌疑人选择派出所副所长和银行行长这两个人绝非偶然，这两个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系。当时，提取指纹采用哈气的方法。看到衣架上有指纹，我先拍了照，然后用502熏显。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所留。这些年，我们在二十多个省进行了排查，都是人工筛查的，到现在也不知道排查到位了没有。据我分析，这人肯定有作案前科。”
唐树的话音刚落，技术人员高飞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声音洪亮地说道：“我叫高飞，是被害人何淑娴的同班同学。”
关鹤鸣不禁打量了一下这个精气神儿十足的年轻人。
高飞有一点儿紧张，脸慢慢地泛红，清了一下嗓子，然后说道：“我当警察也是受了这个案子的影响。何淑娴是我的初中同学，性格很好。她的突然遇害让我们特别震惊和惶恐。这个案子也成了我心里的结。我现在是开里刑警大队的技术人员。我师傅龙敏参加过现场勘查，他带着指纹去过全国很多地方，我也跟他去过几次。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直比不中？我找当年采集指纹的民警问过，他们说当时有一些不符合标准的输不到系统里。有些被扔掉了，有些就存在民警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有可能漏掉了。”
待高飞说完，他的师傅龙敏接过话茬儿：“我想请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在很用力的情况下形成的变形的指纹，是否会影响鉴定结果，是否还有鉴定价值。四个斗的指纹，能否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来增加比中概率？”
关鹤鸣说：“为了早日给你的问题找到答案，指纹这一块的工作就交给你们师徒了。到底怎么利用，需要专家帮你们解决什么问题，由你们来做一个方案。”
听关鹤鸣这么一说，龙敏和高飞不免有些激动。
他们没想到最基层民警的意见能被如此重视，同时又被委以重任，这让他们既有信心又有些担心。
可是，就在此时，唐树迫不及待地对指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四个指纹全斗的人很少，判断成连指指纹是否正确？我们过去在不间断地比对，始终没比对上。所以，方向这次一定要搞准。到底是四个指头一次性摁上的，还是一个一个摁上的？”
对于指纹的争论，早在关鹤鸣的意料之中。
他并没有不悦，而是点点头，目光从唐树、龙敏和高飞脸上一一扫过，恳切地说：“那咱们这次就把这事儿校准了，看看到底是不是连指，到底能不能用。”
已经退休的黔贵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原政委曲建宁一听说要搞“开里两案”，立即带着所有资料从贵阳赶过来参加案情分析会。
他像是憋了一肚子话，终于找到机会往外倒了：“为了这个案子，我来过几次开里。关于作案工具，我有话说。马一昆头上的圆弧形伤是一次形成的，如果多次打击，伤痕不会这么整齐。放射痕迹很长，明显是用的大工具，八厘米的直径。若是木质，由于质量不够，可能不会这么整齐，所以考虑是铁质的。但这么大的铁锤，无法挥动。榔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铁质，应该有穿孔性骨折，但没有。”
曲建宁原是一名法医，有着丰富的刑侦经验，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对这个案子有着很深的“感情”，当年尸检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不好意思，曲政委，我打断您一下。关于作案工具，大家的意见分歧比较大。您认为是什么工具？”邱实微皱着眉头问道。
“工具锤，我倾向于某种职业专用的工具。”曲建宁一边比画着长度，一边答道，“应该是站立位迎面打的。这个工具，犯罪嫌疑人使用得非常得心应手。他十分残暴，下手既狠又快。马一昆三十几岁，是经过训练的民警，但我们发现他连一点儿抵抗能力都没有。我感觉嫌疑人不是单纯为了抢枪，而是来了以后就想杀人……没有交谈，直接打在头上。”
“您认为是报复杀人？”邱实问道。
“我认为有报复的成分在里面。随后发生的银行行长一家被杀的案件也能佐证这一点。当时案件性质定的是侵财，但中午一点多肯定有人在家，为什么这时候来呢？这时候楼上楼下都有人，犯罪嫌疑人就胆敢进门杀人。可见，他进入现场很快，针对的是人，不计后果。女孩何淑娴的书包一下子摔在地上，没有移位。她是被一下子打倒的，心脏部位被刺了很多刀，可以说每一刀力度都很大。两起案子补刀时都是一样，对准左胸，不留活口，在杀人方面相当熟练。女邻居刘云手上有抵抗伤。犯罪嫌疑人让她进去，紧接着就开枪，接着刀就上来了，没有过多地考虑，认不认识都不管，就想杀人。两起案件用的基本上是同类型的刀。第二起案件有了枪以后，就不再带榔头了。行长的膝盖上有表皮伤，考虑是跪在地上过。现场有翻动现象，但我认为这并不能掩盖入室杀人的目的。”
东南州公安局副局长姚元平插话说：“行长中午休息比较有规律，犯罪嫌疑人对他的作息时间比较了解。”他虽然没有参与过“开里两案”的现场勘查，但是后来也参加过几次专项侦破工作。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灭门案。”曲建宁越说越兴奋，大有不吐不快之感，“如果是侵财，时间不对，方式也不对。在第一起案件中，他们抢了马一昆的枪。十八年过去了，这把枪都没出来。如果是抢劫，还会用这支枪去作案。所以，应该是灭门。杀人成功后，他们把枪掩埋了。”
姚元平说：“我建议把近年来全国涉枪案件比对一下。我敢肯定，这支枪的号码没有错。作为曾经参战的一员，我对此是有信心的。现在再去搞调查，不现实。所以，我认为指纹是犯罪嫌疑人所留，应该抓住指纹。那么大的面儿都没比出来，说明有些工作开展得不理想。”
显然，前面几个人的踊跃发言，让大家有了参与的积极性。
“我是第二天到现场的。”黔贵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案处副处长黄刚感触颇深，略显激动地说，“当年搞了一年半，我主要负责内勤工作。因为搞这个案子，我得了个绰号叫‘黄总秘’。一叫这个绰号，我就马上想到‘开里两案’。当时一共出了六十多期简报，其中四十八期是从我手里出去的。今天感觉这个案子有希望了。当时，技术人员说有认定的东西。现在过去十八年了，再进行性质的分析，我感觉没有必要。第一，只要是现场留下的生物检材，我们就要好好利用。第二，这个案件的抓手就是指纹。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在茫茫人海中把这只手抓出来。”
话音刚落，专案组的侦查员孟杰便迫不及待地说：“我参加过现场勘查。那时候，我还只是刚毕业两年的小警察。有两件事一直困扰着我：一个是，行长夫妻俩的身份证没有了，怀疑是犯罪嫌疑人拿走了，但是为什么一直也没人去银行取款？另一个是，鞋印的花纹很特殊，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找鞋样都没找到。如果这鞋来自境外，那么这个人也有可能出国了。我建议查一下当时的数据，把案发后一个月内，从东南州前往东南亚的人查一下。”
姚元平补充说：“我们浙江、福建都去过，都没找到。后来又陆续到其他省找了，鞋样库里确实没有。”
东南州公安局局长王智贤刚到任不到一个月，四十多岁。他以前一直在基层工作，十分朴实，不笑不说话。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太好，口音很重，但是非常努力地咬字。
对王智贤来讲，“开里两案”既陌生又熟悉。他听说过，但没有参与过，所以对案件也是第一次深入了解。不过，他很有心，听得很认真，事先做了功课。他发现，马一昆戴眼镜、个子小、十分单薄，因为分管的是特行，所以容易得罪人。他觉得，马一昆可能是被人报复杀死的。而银行行长当年是个风云人物，不排除有人图财害命——行长家的纪念币全部被拿走了。他一边思考，一边谦逊地说道：
“听了大家的话，很受启发，我说说自己的看法。行长曾经跟几个老板带了几千万元去海南投资，答应给钱，后来又没给，也不排除有人雇凶杀人。犯罪嫌疑人力气很大，对人体构造比较了解，总共扎了三十多刀，都在一个部位，心狠手辣。这伙人生活上不算宽裕，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在两起案件中穿的是同一双鞋。有钱的人会扔掉血鞋，他没钱，所以洗干净接着穿。关于指纹，我认为是犯罪嫌疑人所留。行长家有两道防盗门，一般能进他家的人很少，就更不要说去卧室了。所以说，指纹肯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但是，鞋印的花纹一直没有比对上。如果这鞋真的产自国外，那么这个人还在不在境内呢？要大规模开展指纹采集工作，就必须明确一件事，那就是嫌疑人到底还在不在开里。”
王智贤说完，一时没人说话。
关鹤鸣轻咳了一声，问道：“有几个人从不同角度看到了红衣女人，你们对红衣女人怎么看？”
大家沉默了。
这个问题没有人愿意碰。按理说，有超过三个人说看到了红衣女人就应该可信。但是，案发十八年来，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没有研究明白。
关鹤鸣想借这个问题提醒大家，搞案子，必须要把案件的过程、细节想明白。要注重运用传统的侦查手段，不能简单地依靠生物检材。要在反复思考中逐步“接近”犯罪嫌疑人，这样才能准确判定排查圈到底有多大。
搞案子，最终靠的是人——这是搞案子的成功秘诀。关鹤鸣从不认为，有了先进的刑侦技术，就可以忽略人的巨大潜能。
因此，在案件分析会结束前，他还是说了一番鼓舞士气、启发思考的话：“十八年前的案件，现在还能说得这么清楚，现场保护完好，当年的物证也都保存了下来，所有这些都能体现出大家的良苦用心。”
东南州刑侦支队是一支经历过很多大场面、侦破过很多大案件的队伍，对他们，关鹤鸣是有信心的。
关鹤鸣提高了声音，用手指着对面说：“跟我们交锋的是很有心计的犯罪嫌疑人。他们精心预谋，有充分的前期准备，干得很利落，并且事先预判到了作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是案件的性质，能决定下一步的侦破方向，务必要搞清楚。第二个是物证方面，前期对指纹的认识和利用都不充分。这跟采集、比对水平有关，要用现代的理念和技术重新研究。对于鞋样，还要再深入拓展。所有东西都要重新检验。第三个，要进行现场重建。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这回必须解释清楚。这两天，我们侦办组还要找大家深入了解案件。请大家做好准备，把当年的和这些年的笔记本都带上。”
晚上，整理完一天的会议记录，写完这一天的观察思考笔记，罗牧青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她的大脑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白天在案情分析会上，屏幕上显示的五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依次在眼前闪过，画面十分惨烈。马一昆的头部被砸得脑浆崩裂；小女孩何淑娴的胸部被扎了十几刀，血是暗红色的。所有这一切，就像电影回放。她失眠了。
鞋、红衣、锤……都是谜。
四、夜遇
关鹤鸣带着邱实找当年专案组的人进一步了解案件，安排朱会磊带领当地技术人员对所有生物检材进行重新检验。
周林坚持认为，杀银行行长的人一定跟行长有矛盾。他告诉关鹤鸣他们，当年他发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叫程福林。这个人承包了银行新建办公用房的装修工程。据知情人说，在装修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来合同中未标明有这一项，程福林向行长说了，行长口头答应等装修完工后，会把这一部分钱补给他。可是，等装修完了，他多次去要，行长都以各种理由搪塞他。他对此十分不满，曾经跟行长大吵了一架。为了要钱，程福林跑到行长家门口堵过几回，都没能要回钱。周林认为程福林的嫌疑很大，身高、年龄都与犯罪嫌疑人十分吻合。并且，有一种装修用的橡皮锤，分量挺重，直径大约八厘米，有可能是杀害马一昆的工具。
“程福林现在在哪儿？”邱实问。
“案件发生后，我们安排人监控了他一段时间，后来也找不到证据，就逐渐把人撤了。他现在不在黔贵了，不过我们有他的联系方式。”周林停顿了一下，摸摸头说，“这人也变油滑了，知道我们手里没有东西。每回找他，他的抵触情绪都很大，有时候还骂骂咧咧。”
“足迹和指纹都比对过吗？”邱实追问道。
“比对过，都没比对上。”周林有些泄气地回答。
邱实摇摇头，没说话。
周林又皱着眉头补充道：“这个案子实在是太特殊了。行长的这一条线根本就查不深入，刚往前推一步，就有人叫停。”
“你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关鹤鸣一边翻着周林拿来的笔记本，一边问道。
“如果程福林能完全排除的话，我倾向于外来的。当地人，我们都采了指纹和足迹，都没比中。雇凶杀人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周林每每谈起这个案件，都是一脸的无奈和无辜。他在开里研究了八年，若不是阻力太大，他也不至于连个重点嫌疑人都没有发现。他始终认为，银行行长一定是与什么人结了仇，否则一家人不会死得这么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