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后，达格利什回到苏格兰场的办公室，把卷宗打开，放在面前的办公桌上，和马丁警官一起研究这起案子。
“长官，芬东太太所说的情况得到了验证？”
“哦，是的。上校为人很直爽，现在他从双重痛苦中康复了。是他的手术以及他对妻子的坦白，对这两重经历，他看得很淡。他甚至认为，勒索者要钱的原因可能是真的，而且是合理的。我不得不向他指出，在他面对现实之前，一个女人已经被杀害。于是，他跟我说了所有情况。这和芬东太太跟我说的一致，当然，他多说了个有趣的情节。我给你三次机会猜。”
“该不会是关于那次失窃？我想那是芬东上校干的？”
“好你个马丁，以后你可以独当一面了，说不定还会一鸣惊人啊。是的，是我们这位上校。不过他没有拿走这15英镑。即使他拿走了，我也不会怪他，毕竟这笔钱是他的。他承认如果他看见这笔钱，是会把它拿走的。当然，他没有拿到。他到那里去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份病历档案拿走。在很多方面，他都城府不深，但是他也能意识到这份病历档案能够说明他曾经是斯蒂恩诊所的病人，这是触发此类勒索案件的真正原因。对于自己的盗窃行为，他说尽管他在自家的花房里进行过切割玻璃的试验，可是这次破门行窃依然做得一塌糊涂。他听见内格尔和卡利走过来，就赶紧溜走了，根本没有找到自己所要的病历。他以为这份病历在总务办公室的卷宗里，所以把那些柜子都撬开了。在他看清这些病历都有编号时，才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病历号。我想他痊愈之后，早就把号码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呃，不管怎么说，诊所给了他帮助。”
“我可以告诉你，他可不承认。我认为对心理疾病的病人来说，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但对医生来说，那肯定很让人失望。毕竟，你也不能让外科说，如果有机会，有些手术他们自己也能做。不过，上校并不特别感激斯蒂恩诊所，也不想因疾病好转而说它多少好话。我认为他可能是对的。在我看来，埃瑟里奇医生不会认为自己在芬东上校接受治疗的短短四个月里为他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治愈，如果你可以说那是治愈的话，也许与离开部队有关。现在很难判断他是喜欢退伍还是讨厌退伍。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别去当业余心理咨询医生了。”
“上校是什么样的人，长官？”
“个子不高。也许因为是病号，看上去块头比较小。有着浅棕色的头发和浓密的眉毛。像个从自己的洞穴里向外张望的凶猛小动物。要我说，从个性上来看，尽管他的妻子看上去比较柔弱，但实际上他才是更软弱的一方。必须承认，当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穿着条纹病号服，边上站着一个块头很大的护士，告诫他要乖巧一点，说话时间不要太长时，要他把自己的最好一面表现出来是很困难的。关于电话中的那个声音，他提供不了多少帮助。他说那声音像女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说这个声音可能是伪装的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不过他很坦诚，显然他已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了，不过，也确实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了。我们还是面临着作案动机的问题。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因为现在只要知道了为什么，就能知道是谁干的了。”
“你申请逮捕证了吗？”
“不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如果我们现在不小心些，整起案件的侦破就可能会在我们的手里泡汤。”
他再次产生了大难临头的预感。他发现自己在分析这起案件的时候，好像已经失败了。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他从医务主任办公室公开拿走诊断索引的时候，已经向凶手亮明了自己的底牌。这个消息在诊所里会不胫而走，不过这也是他所希望的。有时候，吓一下对手还是很有用的。可是凶手会被吓得露出马脚吗？这个公开的举动会不会是一个错误判断呢？突然，马丁那张普通、诚实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情，他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等待达格利什下达指示。
“我想你去过珍妮小姐那儿了。好吧，说说她那里的情况吧。我想，那个姑娘是结了婚的。”
“这毫无疑问，长官。今天晚上早些时候，我在那里和她父母亲谈过了。好在珍妮小姐外出买晚上吃的鱼和炸薯条了。他们的各种条件都非常糟糕。”
“这些问题和案件毫不相干。不过，继续说。”
“没有太多的情况要汇报。他们住的是排屋，不远处就是克拉普汉姆的南方铁路线。物品摆放有序，非常整洁，但没有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我想是他们的信仰与此相悖。我觉得普里迪夫妇都已年过花甲。珍妮·普里迪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她母亲生她的时候肯定有四十多了。这场婚姻很平常。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很吃惊，他们则不以为然。珍妮小姐的丈夫在仓库工作，他俩曾经是同事，然后珍妮就怀了这个孩子，于是他们就只好结婚了。”
“可悲的是，这种事情很普通。你想想，他们这一代人认为他们知道关于性问题的所有答案，但实际上连几个基础事实都不清楚。这种小失误在当时谁也不当回事。”
达格利什也很惊讶，自己居然说了这番愤愤的话。他在想，对这种小悲剧有必要说这种刻薄的话吗？他究竟怎么了？
马丁冷冷地说：“他们让像普里迪夫妇这样的人多担心啊。这些孩子经常惹上麻烦，但是出面应付的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老一代人。珍妮的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孩子们结了婚。房子不够住，他们就把二楼让出来，隔成小公寓住房，给年轻的夫妇居住。这间住房改得很好。他们让我看了。”
达格利什心想，他很不喜欢“年轻夫妇”这种表达方式。它的言下之意是，这种泪汪汪的家庭温馨只能反映幻想的破灭。
“在短暂的访问中，你似乎颇有斩获。”他说。
“我喜欢他们，长官。他们是好人。当然这场婚姻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我认为他们现在在怀疑，当时强迫促成这场婚姻是对还是不对。两年前，那家伙离开了克拉普汉姆，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们把他的姓名告诉了我，还让我看了他的照片。他和斯蒂恩诊所的事完全无关，长官。”
“我认为他与此案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指望发现珍妮·普里迪就是亨利·埃瑟里奇的夫人。她的父母和丈夫与本案都没有关系。”
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活就像短暂接触死亡的圆后迅速远离的切线。
每一桩谋杀案中都有这样的人。达格利什曾经坐在各式各样的客厅、卧室、酒吧和警局里，和接触过凶杀案的人进行哪怕是很简短的交谈，至于谈过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得了。暴死是对抑郁最好的解脱，就像用脚胡乱一踢，就可能把许多蚁巢的顶部踢飞一样。在工作中，他可以欺骗自己，说不介入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的工作使他能够窥视男男女女的秘密生活，而他可能在结案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最多是在伦敦的人群里隐隐约约地记得一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有时候，他会看不起自己的个人形象：一个耐心、冷漠、无孔不入地调查他人痛苦与过失的人。他暗自思忖，自己能在多长时间里保持中立，随后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那个孩子怎么了？”他突然问道。
“她流产了，长官。”马丁回答说。
“当然，”达格利什心想，“她会这样做的。”对于普里迪一家来说，幸运从未降临。今晚，他认为自己也算倒了大霉。他问马丁对博勒姆小姐有多少了解。
“没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了。普里迪一家和她去同一个教堂，而且珍妮·普里迪曾经是博勒姆的女童子军。两位老人在谈到博勒姆的时候，都对她尊敬有加。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博勒姆对他们的帮助很大。我的印象是，他们的住房改造是博勒姆出的钱。这场婚姻失败后，她提议让珍妮小姐到斯蒂恩诊所去工作。我想老人很高兴，因为有人还能关照珍妮小姐。他们没有跟我说太多博勒姆小姐私人生活方面的事，至少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它发生在珍妮小姐把晚饭拿回来之后。普里迪太太要我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我说我最好还是回去。你知道吃炸鱼薯条的情况，他们买的数量有限，多一个人吃就不够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把珍妮小姐喊出来和我说了声‘再见’。她从厨房出来的时候，脸色像死灰一样难看。她只露了一两秒钟面，两位老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但是我注意到了。这个孩子肯定遇上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看见了你。她可能认为你会提到她和内格尔的关系。”
“我认为不是这件事情，长官。她刚从商店回来，朝起居室看的时候，一点也不紧张，还说了声‘晚上好’。我解释说我只是和她父母谈谈，因为他们与博勒姆小姐的关系不错，也可能会说一些博勒姆私人生活方面的事。她听了并不紧张。可是大约五分钟后，她走出来的时候却很紧张，而且显得怪怪的。”
“这段时间内，屋子里没来过外人，也没有人打过电话？”
“没有，反正我什么也没听见。他们没有打电话。我想可能是她一个人在厨房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不方便问她。我当时正往外走，也没有机会插嘴。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想起一些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事，就立刻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要再见她一次，而且越快越好。凶手不在现场的证据必须被推翻，而她是唯一可以做到的人。我想这个姑娘不是有意在撒谎，或者在故意隐瞒证据。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说实话。”
“她对我也没说实话，长官，后来我们谈到了动机问题。你现在想干什么？让他先出点冷汗？”
“我可不敢，马丁。那样太危险了，我们要继续调查。我想我们应该现在就找内格尔谈谈。”
二十分钟后，他们到达平里科公寓，发现公寓门上了锁，一张折叠的字条插在叩门环的下面。达格利什把它摊开大声读起来：“亲爱的，很遗憾没见到你，我必须和你谈谈。若今晚见不到你，我就早点去诊所。爱你，珍妮·普里迪。”
“在这里等他吗，长官？”
“不必了。我想我能猜到他在哪里。今天早晨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卡利在交换台上。但是我确信内格尔——也许还有诊所里的其他人——知道我对病历档案很感兴趣。我要求埃瑟里奇在我走后把它们放回原处。内格尔每周到斯蒂恩诊所去一到两个晚上，以检查锅炉和关掉艺术治疗部的暖炉。我想他今晚就在诊所，他会趁机看看哪份档案被动过。反正我们要去看看。”
汽车向北，朝那条河的方向开去。马丁问：“不难看出他需要现金。靠保安的工资是租不起那间公寓的。他绘画用的那套东西也很贵。”
“是的。那间工作室颇为气派，真想让你亲自看一看。还有萨格的课程。那些东西内格尔还有可能廉价买到，但是萨格的教学可不便宜。我并不认为这种讹诈油水很足，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也许他有不止一个受害者。每一笔的数额都经过他精心计算。即使他一个月只得到15至30英镑，免税，这就够他用的，直到他赢得贝林格奖学金或者出了名为止。”
“他有那么厉害吗？”马丁问道。在有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毫不怀疑自己的顶头上司是个专家。
“贝林格信托的成员显然是这么想的。”
“没有多大的疑问吧，长官？”马丁指的不是内格尔的绘画才能。
达格利什不高兴地说：“当然有疑问。调查到了这个阶段，疑问总是免不了的，考虑一下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讹诈者要求把现金放进用特定方式书写的信封里，于是他不必拆开信件就可以把它找出来。内格尔是第一个到诊所的，而且负责分拣和分发邮件。他要芬东上校在每个月1号把钱寄到。虽然他生病了，可5月1日他依然来了诊所，后来他们把他送回了家。我认为他不是因为公爵的到访而产生焦虑。只有一次，他没有第一个来上班，那是因为他被困在地铁里了。而就在这一天，博勒姆小姐收到了一个表达感恩的匿名病人寄来的15英镑。
“现在我们来谈这起谋杀，用推理来代替现实。那天上午，卡利肚子疼，内格尔在交换台上帮忙。他偷听了芬东太太的电话，知道博勒姆小姐会有什么反应。毫无疑问，她要求给她接集团办公室的电话。他再次偷听，知道劳德先生在开完联合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之后，要到斯蒂恩诊所来。在他到来之前，博勒姆小姐就必须死。可是怎么死？他不能指望诱使她离开斯蒂恩诊所。他用什么借口，怎么提供自己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不行，谋杀只能在诊所内解决。也许这个计划并不蹩脚。行政主管的人缘不好，如果运气好，会有很多对象遭到怀疑，够警方忙上一阵子的。有不少人巴不得博勒姆小姐死掉。所以他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当然，打给博勒姆小姐的电话显然未必是从地下室打的。几乎所有办公室都有电话。如果谋杀者不在病历档案室等她，怎么才能确保博勒姆小姐在那儿待到他下地下室呢？为此，内格尔把档案丢得满地都是。他很了解博勒姆小姐，知道她看不下去，一定会把它们收拾起来的。巴古雷医生认为，她的第一反应也许是打电话叫内格尔帮忙。当然，她没有，因为她以为他随时都可能出现，所以先动手收拾起来，给了他所需的两到三分钟时间。
“我觉得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况。大约6点10分的时候，他来到保安休息室，穿上外套。他打开档案室的门，把文件扔在地板上，让灯亮着，并把门带上，但是没有锁。随后，他打开后门的插销，走进总务办公室收集待发邮件。珍妮小姐在那里，不过她当时在隔壁的档案室。他只需要花半分钟给博勒姆小姐打个电话，让她到地下室的档案室去，说他要给她看一样重要的东西。我们知道她对此信息会有什么反应。内格尔还没挂断电话，珍妮·普里迪就回来了。他的头脑很清醒，按住挂电话的支架，假装和玛丽安护士说待洗衣物的事。这时，他没浪费一点时间，拿着邮件就走了。他只要把邮件投进马路对面的邮箱就行。投完邮件后，他疾步走向马厩，通过打开的后门进入地下室，偷偷把凿子放在口袋里，拿上蒂皮特的雕塑，而后走进病历档案室。如同他所期待的那样，博勒姆小姐正跪在地上捡撕毁和散落的文件。她抬起头看着他，无疑是想问他去哪里了。可是她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动手了。她失去知觉后，他可以不慌不忙地把凿子扎进去。整套计划不容许他出任何差错，而且确实也没有出。内格尔是画裸体画的，他的解剖知识不亚于大多数心理医师。他用起那把凿子也得心应手。对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他选择了一件非常熟悉的工具，而且知道该怎么用。”
马丁问道：“如果他走到比弗斯泰克大街拐角去买《旗帜报》，就不可能及时进入地下室。可是卖报纸的人赌咒发誓说他没有看见内格尔。可他回诊所的时候却拿着一张报纸。他不会是在吃午饭的时候去买了报纸，又一直把它放在口袋里的吧？”
“我想他就是这么干的，”达格利什说，“这就是卡利要看比赛结果的时候，内格尔不让他看的原因。卡利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中午版的《旗帜报》。内格尔把报纸拿到楼下，后来又用它去包猫食，继而又在锅炉里把它烧掉了。当然，他在地下室待的时间并不长。珍妮·普里迪不久就跟过来了。不过他仍然有时间去插上后门，然后去找玛丽安护士，问她是不是要把洗干净的衣物拿到楼上去。如果珍妮没有下去，内格尔会去总务办公室见她。他会很小心，做到在地下室待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杀人的时间要确定在他出去发邮件的时候。”
马丁说：“我知道他在行凶后为什么不打开地下室门的门闩，而是仿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了。毕竟，如果外面来的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人们很快就会想到‘内格尔也可以’。他肯定是在芬东上校破门而入的情况发生之后，才拿走那15英镑钱的。当地警察肯定感到奇怪，窃贼怎么会知道放钱的地方。我想内格尔认为他有权得到这笔钱。”
“更有可能是他想扰乱视听，让人弄不清破门行窃的原因，使它看起来像一桩普通的失窃案。警方会觉得不对劲，开始怀疑一个陌生的入侵者为什么要染指医疗档案，而盗窃那15英镑的事——只有内格尔有作案机会——却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当然还有那台升降梯的问题，这一招用得很妙。他溜出地下室之前，只要一分钟就可以把升降梯送到三楼，人们就有可能听到升降梯的声音并记住这件事。”
马丁警官认为事情都联系起来了，但只有魔鬼才能证明并说清楚。
“所以我昨天才在诊所卖了个破绽。我们必须让他有所动作。这也是今晚我们有必要再去斯蒂恩诊所看一下的原因。如果他在那儿，我们就再施加一点压力。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方向了。”
在达格利什和马丁去平里科公寓之前半小时，彼得·内格尔从前门进入斯蒂恩诊所，然后把门反锁上。他没有开灯，而是靠大电筒的光径直走到地下室。他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只要把窑火关掉，再看一下锅炉就行。然后他就可以去处理自己的一点小事。这意味着他要进入档案室。他并不害怕那个暖和的、使人想起死亡的地方。死了的人已经死了，如此而已，毫无力量，永远安静了。在一个越来越让人无法把握的世界上，这一点却还是肯定的。一个人虽然有胆量去杀人，却还是有很多他有理由感到害怕的东西。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人。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前门的门铃声。按门铃的人在犹豫，在试探。但是它的响声非同一般，尤其是在诊所这么安静的环境下。他打开大门，珍妮一闪而入，动作很快，苗条的身影从暗夜的薄雾中钻出来，像幽灵似的从他身边闪过。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必须见你。你不在工作室，我想你也许在这儿。”
“有人在工作室看见你了吗？”他问道。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他。
“没有。房子似乎空荡荡的，我没有看见任何人。怎么啦？”
“没什么，没有关系的。到楼下去吧，我来把煤气炉点上。你在发抖。”
他们一起走到地下室。这幢房子笼罩在一片怪异、不祥的安静之中，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回荡。可是明天，它又将在充满人声、动作和无休止、有目的的活动中苏醒过来。她开始踮着脚走路，说话的声音也近乎耳语。在楼梯顶端，她摸到了他的手。他感觉她在发抖。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阵微弱的响声，她一下怔住了。
“什么声音？那是什么声音？”
“没什么。我想是蒂格尔在玩罐头的声音。”
到了休息室之后，他先点上火，然后躺在沙发椅上，抬头冲她微微一笑。她竟然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真是讨厌极了，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生气。如果运气好，他可以很快让她离开。晚上10点前，说什么都要让她离开诊所。
“怎么说？”他问道。
突然，她站在他身边的小地毯上，抓住他的大腿。她那双苍白的眼睛热情地盯着他。
“亲爱的，我必须知道!我不介意你做了什么，但你要告诉我。我爱你，我想帮助你。亲爱的，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这比他担心的事还要糟糕。她好像知道了什么情况。可是，她是怎么知道的，又知道什么呢？
他若无其事地问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什么麻烦呀？好像接下去你就会说是我杀了博勒姆似的。”
“哦，彼得，请不要开玩笑!我都担心死了。我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钱的问题啊？那15英镑是你拿的吗？”
内格尔如释重负，真想哈哈大笑。他情绪激动起来，一把搂住她，把她拉向自己，并埋在她的头发中嘟囔着说：“你这个小傻瓜。如果我想偷，随时都能弄得到这点钱。究竟是什么使你这么胡说八道的啊？”
“我也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你怎么会拿呢？哦，亲爱的，不要生我的气。我太担心了。你看，是报纸。”
“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报纸啊？”他能做的只有努力不把她摇得太厉害。他高兴的是，她看不见他的脸。只要不是看着她的眼睛，他就可以忍住自己的怒气，忍住那致命、危险的恐惧。她究竟想说什么呢？
“那份《旗帜报》。那个警官今天晚上来找了我们。当时我买鱼和薯条去了。我在厨房拆这包东西的时候，发现他们是用这张报纸包的。星期五的《旗帜报》，上面有那场空难的大幅照片，占了整整第一版。这时候，我记得我们用你的《旗帜报》包过蒂格尔的猫食，而第一版是不同的。之前我没有看见过那张照片。”
他紧紧地搂着她，平静地说：“你跟警方说过这件事情没有？”
“亲爱的，我当然没有。我想这会让他们对你产生怀疑!我跟谁都没有说，但我要见你。我并不关心那15英镑的事。如果你真在地下室遇见了她，我也不在乎。我知道你没有杀她，我只要你相信我。我爱你，而且想帮助你。如果你有事瞒着我，那我可受不了。”
他们都这么说，可是一百万人里头，也没有一个人真的想知道一个男人的真实情况。一时之下，他真的想告诉她，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面告诉她，看看怜悯和爱意是怎样从那张傻乎乎的、充满哀求的脸上突然消失的。她兴许能承受博勒姆的事。但她承受不了的是，他搞讹诈不是为了她，他这么做不是要维护他们的爱情。没什么爱情要维护的，而且从来就没有过。当然，他不得不与她结婚。他知道这可能是必需的，只有她才能证明他有罪。有个方法能让她闭嘴，但是时间太紧了。他打算这个周末去巴黎。现在看来，他不能一个人走了。他的脑子飞快地思索着，把她身体的重量移至椅子扶手上，但手臂依然搂着她，把脸贴在她的面颊上轻声说道：“听我说，亲爱的。有些事你必须知道。我之前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担心。我的确拿了那15英镑。该死的，这么做的确太愚蠢了，但是现在担心这种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认为博勒姆小姐也许已经猜到了。我不知道，她没有跟我说过任何事情。我也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她被杀害之后，我来到了地下室。我没有关后门，也是从后门回来的。我讨厌卡利那个老东西对我的进出进行登记，好像我是个傻乎乎的病人，而且我一回来他就跟我要报纸。他为什么自己不买呢？老吝啬鬼。我想，这一次我要作弄他一下。我进地下室的时候，看见档案室里有灯光，门是虚掩着的，所以就过去看了一下，发现了她的尸体。我可不敢在这里被人发现，万一他们发现了那15英镑就更糟了。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就从后门走了，像以往一样从前门进来。从那之后，我就一直保持沉默。我必须这样，亲爱的。这个周末，我必须拿到贝林格奖学金。警方如果开始怀疑我，就不会放我走。我如果不马上走，今生今世就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至少这一点是真的。现在他不得不走了。这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不仅是钱、自由、阳光和色彩的问题。这是对他在多年的惨淡岁月中奋斗和忍耐的最终证明。他必须拿到贝林格奖学金。别的画家可以不靠这项奖学金取得最后的成功，但他不能。
即使是现在，他也可能失败。他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他说话的时候，连自己都感觉到其中有前后不一致和不可能的地方。但他必须这样说，只是这样而已。他看不出她有什么能耐证明这是假的，而且她也不会去尝试。可是她的反应使他非常吃惊。
“到这个周末!你是说你马上就要去巴黎。那诊所怎么办……你的工作呢？”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珍妮，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将不辞而别，他们可以另外找人。没有我，他们照样可以。”
“那我呢？”
“你当然跟我走。我一直认为你应当跟我走。你肯定是知道的。”
“不，”她说道。他听出她似乎有极大的哀怨。“不，我根本不知道。”
他想表现出自己的信任，而且带有轻微的责备。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我们是不需要说的。我知道时间是很短，但是你不必老待在家里等，这样要简单一些。否则，他们只会感到怀疑。你有本护照，是不是？上次复活节的时候，你不是跟童子军一起去了法国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尽快用特别结婚证结婚，毕竟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到巴黎之后，你就给父母写信。珍妮，你是愿意去的，对吧？”
突然，她在他怀中颤抖起来。他感觉到她温暖的泪水沾湿了他的脸。
“我原来以为你不会带我去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可你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当然愿意去。只要我们在一起，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但是我们不能结婚。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因为我害怕你会生气。有关我的事情，你从来也没有问过我。我不能结婚，因为我早就结过婚了。”
汽车拐进福克斯霍尔桥路后，交通开始拥挤，警探们的车速被迫减慢。达格利什靠在座椅上，好像还要忙一整天似的。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焦躁不安，而他找不到这种不耐烦的适当理由。到斯蒂恩诊所去只是一种碰运气的做法。如果内格尔真的去了诊所，他也可能在他们到达之前就离开了。也许他现在正在平里科的某个酒吧喝啤酒呢。拐弯之后，他们碰上了红灯，车停了下来。这已经是一百码之内的第三次停车了。
突然，马丁说：“即使杀了博勒姆，他也不可能长期逍遥法外。早晚，芬东太太或者其他受害者也会找去斯蒂恩诊所的。”
达格利什回答说：“他完全可以负罪潜逃很长时间，并拿到贝林格奖学金。即便讹诈的事情在他离开之前公开，我们又能证明什么？你倒是说说看，我们现在能证明什么？博勒姆死了，哪个陪审团能够肯定，或者丝毫不怀疑她就不是讹诈者呢？内格尔只要说他记得看见过这个奇怪的信封，是用绿色墨水写的，而且他把它与行政主管的信件放在一起了。芬东上校会作证说，他认为电话是一个女人打的。讹诈者有时候结局会很惨的。芬东太太打过电话之后，内格尔也许会就此收手。即便这有助于本案，那又怎么样？博勒姆死了，讹诈也停止了。哦，我知道所有对本案不利的论点!但是，有谁能证明真相呢？”
马丁坚定不移地说：“他想做得天衣无缝。犯罪者总是这样。当然了，那个姑娘被他玩得团团转，可怜的小坏蛋。如果她硬说他单独待的时间不长，没法打那个电话……”
“她怕是肯定会硬这么说，警官。”
“我敢肯定他不知道她有丈夫。就算她是危险因素，他只要和她结婚，就能以此堵住她的嘴。”
达格利什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拖住，让他发现他走不成。”
在斯蒂恩诊所的保安室里，内格尔正在写一封信。他落笔流畅，那些油腔滑调的谎言如行云流水般展现在他的笔端。一想到若是有谁看见了这些充满激情的谎言，而且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手笔，他就觉得如果把这封信寄出，还不如去死。他觉得无法忍受。但是除了珍妮，谁也不会看到它。再过三十分钟，它就会被投进锅炉，那时候，他写信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这些花言巧语都成了不愉快的记忆而已。与此同时，他不妨把它写得更有说服力些。不难猜出珍妮希望他说什么。
他把纸翻过来继续写道：“等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法国。我知道这会给你们造成很大的不愉快。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方。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会结婚。到那一天，珍妮就能够安心地和我在一起，我将用我的生命来使她快乐。请求你们的理解和原谅。”
他心想，这个结尾不错。总之，这正中珍妮的下怀，而其他人是看不见这封信的。他把她喊过来，将这张纸从桌子上推过去。
“这样行吗？”
她默默地把它读完。
“我想就这样吧。”
“见鬼了，宝贝，有什么不对的吗？”他觉得一阵怒气油然而生，他的精心努力竟然落得这个评价。他原来以为，而且非常肯定，她会喜出望外，会无比感激。
她轻声说道：“没有什么不对的。”
“你最好把你那部分也写下来，不要写在末尾，再拿一张纸吧。”
他隔着桌子把纸推到她面前，但是没有看她的眼睛。这得花上一阵子，而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
“最好短一点。”他说。
她拿起笔，但是没有写。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不需要说很多，我全都说了。”
“是的，”她很忧伤地说，“你全都说了。”
他按捺住自己越来越大的火气，告诉她说：“就写你很遗憾，给他们带来了不愉快，但是你难以自控。诸如此类的话。真他妈见鬼，你不是去世界末日。这取决于他们。如果他们想见你，我不会阻拦。这种痛苦的话不要写太多。我到楼上去修一下萨克森小姐门上的那把锁。我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只有啤酒，但是今天晚上，我亲爱的，你要喝啤酒，你会喜欢的。”
他从工具箱里拿起一把螺丝刀，没等她开口就很快出去了。他瞥了一眼，见她满脸恐惧地看着他，但是没有喊他回来。
上楼之后，他迅速戴上橡皮手套，撬开了放危险药品的柜子。柜子发出可怕的咔咔声，一时间，他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以为会听到她的叫喊声。但是鸦雀无声。他清楚地记得六个月之前的场面，当时巴古雷医生的一个病人变得非常暴力，神经错乱。内格尔曾帮助控制他，当时巴古雷医生打电话让护士长去拿麻醉药三聚乙醛。内格尔想起了他说的话：“我们把它放进啤酒里。这玩意儿很恶心，但是放进啤酒里几乎尝不出来，真是怪事。两打兰就行了，护士长，两个毫升。”
珍妮不喜欢喝啤酒，甚至尝都不会尝。
很快他就把螺丝刀和一个盛三聚乙醛的蓝色小瓶子放进了上衣口袋，打着手电筒溜了出来。诊所的窗帘都是拉上的，但还是尽量不要弄出亮光为好。他至少还需要半小时，并期望不要有人打扰。
发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珍妮·普里迪惊讶地抬起头。他走到她身边，亲了亲她的后脖子。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该离开你。我忘了你可能会紧张。不管怎么说，那把锁可以等等再修。信写得怎么样啦？”
她把它推到他面前。他故意转过身去，不急不慢地仔细读了这几行用铅笔写的字。他很走运。信写得很工整，令人信服，就像验尸官在法庭上读到的自杀绝笔一样。即使由他口授听录也不可能比这更好。他感到一阵冲动和激动，就像他作画进展顺利时的感觉一样。现在他的计划已经无懈可击。
珍妮写的是：“我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遗憾。我没有任何选择。我感到非常幸福。若你们不会为我感到难过，一切都将完美无缺。这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请你们理解，我非常爱你们。珍妮。”
他把信放回桌子上，然后去倒啤酒。他的动作被打开的橱门挡住了。上帝啊，这东西确实很黏。很快，他把麻药加进了起沫的啤酒，大声对她说：“你幸福吗？”
“你知道我很幸福。”
“那就让我们干一杯。为我们，亲爱的。”
“为我们。”
嘴唇接触到液体之后，她露出一脸苦相。他哈哈大笑。
“你好像在喝毒药似的。一饮而尽吧，姑娘。像这样!”
他张开嘴喝干了杯中的酒。她也哈哈一笑，颤颤巍巍地把酒一饮而尽。他从她手上接过空杯子，然后把她搂在怀里。她紧紧地抱着他，双手像冰冷的打包机似的搂着他的脖子背后。为了减轻负担，他把她放在身边的扶手椅上。接着，他们搂在一起慢慢地躺下，躺在煤气炉前的小地毯上。他把灯关掉，在红红的炉火映衬下，她的面色显得异常红润，好像躺在阳光之下。四下一片静谧，只能听见煤气的嘶嘶声。
内格尔从扶手椅上拿起一只靠垫，把它塞在她的头下面。他只拿了一只，另一只他还有用，可以放在煤气炉底下。如果他让珍妮躺得比较舒服，她在最后这短暂的意识模糊至死亡的途中，就不大可能苏醒过来。他用左手臂搂着她，默默地抱着她躺下。突然，她把脸转过来对着他，他觉得她的舌头潮湿、润滑，就像一条鱼，在他的牙齿之间移动。她的大眼睛充满欲望，瞳孔在煤气火焰照耀下显得乌黑。“亲爱的，”她的声音很低，“亲爱的。”他心里在想，天哪，不能这样。他现在不能和她卿卿我我。这会使她安静下来，但他不能这么做。已经没时间了，而且警方的病理学家可以查出近期在女人身上发生这种事的确切时间。他第一次想到了安全解决她的强迫症的方法，于是小声说：“我们不能啊，我身上什么也没带。我们现在不能冒这个险。”
她轻轻地表示默认，并不断地往他身上拱，还用左腿压住他的大腿。她的大腿很重，一动不动，但是他不敢移动分毫，也不敢说话，以防中断她进入无意识状态的进程。现在她的呼吸更加深沉，热烘烘的呼吸恼人地灌进他的左耳。上帝啊，还要多长时间啊？他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突然，她像只心满意足的动物般微微打起鼾来。他意识到在他的臂膀下，她的呼吸节奏在变化，身体在放松，紧张的情绪也几乎得到缓解。她睡着了。
最好再给她几分钟，他暗自思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不敢匆忙行事。重要的是，她身上没有伤痕，而且他知道自己不可能面对一场搏斗。现在局势已经无法逆转。万一她苏醒过来进行反抗，那他也只好拼死一搏了。
所以，内格尔在等待。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像两具正在僵硬的尸体，进行最终殉情的拥抱。过了不久，他小心地用右胳膊把自己支撑起来，看了看珍妮。只见她面色红润，嘴唇微张，露出婴儿般的皓齿，短短的上唇微微弯曲。他可以闻到她呼吸中三聚乙醛的气味。他端详着她，注意到她面颊上跳动的脉搏、上挑的眉毛和宽颧骨下方的阴影。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画过她的脸。不过，现在想到这个已为时晚矣。
他边嘟囔着，边将她轻轻地抱起，穿过房间，走到煤气炉的黑色大口旁。
“没事的，亲爱的珍妮，是我。我会使你很舒服的。没事的，亲爱的。”
不过这是他自己在安慰自己。
尽管垫了一只垫子，这个老式大煤气炉中还有很大的空间。炉子底部离地面只有几英寸。他摸到她的锁骨，把她往前移了移。那块垫子支撑着她头部的重量，他看了看以确保煤气气流不受阻碍。她的头稍微偏向一侧，嘴巴微张并耷拉着，湿漉漉的，像弱不禁风的婴儿，但她显得镇定自若，随时准备吸进死亡。他把双手从她身体下面抽出来之后，她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好像终于舒服了。
他最后看了她一眼，似乎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
现在他要抓紧时间了。他从口袋里摸出橡皮手套，用极快的速度轻手轻脚地前进。他的气息有点儿喘，简直让他自己无法容忍。那张自杀字条就放在桌子上。他拿起凿子，用她的右手轻轻地握住它，用整个手掌抱住那个发亮的手柄，右手指放在凿子背上。她会这样握吗？差不多吧。接着他又把凿子放在自杀字条的上面。
他洗干净自己用过的杯子，把它放回橱柜里，把擦碗布在煤气炉前放了一会儿，等潮湿痕迹蒸发，然后关掉煤气炉里的火。没有必要担心这儿的指纹。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上次点火的时间。这时，他想到了三聚乙醛的小瓶子以及珍妮的酒杯，但是决定把它们留在桌子上，与字条和凿子放在一起。珍妮坐在桌子边上喝药，在感觉要发困的情况下移动到火炉旁边是很自然的。他擦去酒瓶上自己的指纹，再用她的左手握住酒瓶，用她的右手食指和拇指在瓶塞子上压了压。他很怕再触碰到她，可是她现在已经深深地睡去。她的手摸上去那么温暖，那么放松，好像没有骨头似的。这软弱无力的触摸使他反感，因为现在的她既不能交流，也没有欲望可言。他感到高兴的是，他能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啤酒杯和酒瓶。现在，他只要最后抚摸她一下。
最后，他拿起自己写给普里迪父母的信以及那副手套，把它们扔进了锅炉。现在只差打开煤气开关了。那开关就在炉子右侧，她那柔弱的右臂很容易就能够到。他抬起那只手臂，用她的食指和拇指压住开关，把它拧开。泄漏的煤气发出嘶嘶的声音。他心想，不知这要多长时间。肯定不用多久，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情。他关了灯，退出来，然后关上身后的门。
这时候，内格尔想起前门的钥匙。这钥匙必须在她身上。他的心往下一沉，因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又打着手电，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把钥匙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屏住气，把它放在她的左手。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见了蒂格尔的喵喵声。他知道那只猫刚才肯定在橱柜下面睡觉。它现在正慢慢围绕珍妮的身体打转，用爪子试探性地碰了碰她的右脚。内格尔发现它已不忍心再度靠近她。
“过来，蒂格尔，”他小声说，“来，小乖乖。”
那猫的琥珀色大眼睛转过来对着他，似乎是在考虑什么，不过既没有感情，也不显得匆忙。它慢条斯理地走到门口。内格尔用左脚钩住它软绵绵的肚皮，一脚把它从里面钩了出来。
“出来吧，你这个该死的笨蛋。你准备一次就丢九条命吗？那个东西是致命的呀。”
他关上门之后，那猫突然活跃起来，一溜烟地蹿进黑暗之中。
内格尔摸黑走到后门，摸到门闩后，走了出去。他稍事停顿，背对着门，确定马厩里空无一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才有时间注意到自己的紧张样子。他前额和双手都是湿漉漉的汗水，感到呼吸都有困难。他大口吸着尽管潮湿，却比较凉爽的空气。雾气不太浓，顶多算较浓的薄雾。暗夜中，透过薄雾，马厩尽头的街灯发出黄兮兮的光。这盏街灯在四十码开外，但它代表着安全。可是它突然似乎虚无缥缈起来。他就像在巢穴里的动物，既恐惧又好奇地看着这危险的灯光，迫使自己向前迈步。但是他的两条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蹲在黑暗中，借助门廊的阴影，背靠木门，与内心的恐惧斗争。毕竟，现在不用太着急了。很快他就要离开这个骗人的诊所，离开这个马厩。接着他要从另一侧重新进入广场，等有人路过并目击他敲门无人回应的情况。就连要说什么他也都想好了。“是我女友。我认为她在里面，可是她就是不肯开门。今天晚上早些时候她还和我在一起，她走了之后，我发现钥匙不见了。她的状态有点怪，最好能帮我找个警察，我要砸这个窗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