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格利什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位集团秘书。他看着眼前这位身材结实、体形微胖的男人。他身穿裁剪合体的花呢西装，宽边方眼镜后面长着一双温和的眼睛，与其说像个当官的，不如说像个乡村医生或者小城市的律师。达格利什认为，他看上去从容不迫，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不愿意让别人敦促，总是要留一手，隐藏着深藏不露的睿智。
劳德先生在达格利什对面坐下，把椅子向前拉了拉，以便坐得舒服一些。他没有说任何客套话，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烟斗，然后伸手在另一个口袋里寻找烟丝包。随后，他冲马丁点点头，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带着北方口音慢条斯理地说：“我是雷金纳德·艾文·劳德。1905年4月21日生。住址是埃塞克斯郡奇格韦尔市梅克皮斯大道42号。职务为东部中央医院管理委员会的集团秘书。好吧，警司，请问您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的恐怕有很多，”达格利什说，“首先，你有没有想过，杀害博勒姆小姐的凶手可能会是谁？”
这位秘书端着烟斗，两肘斜靠在办公桌上，对自己亮光光的脑袋感到很满意：“但愿我知道。那样我早就会毫不畏惧地到这儿来告诉您了。可是不行啊，在这方面我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就你所知，博勒姆小姐有没有仇家？”
“仇家？这么说吧，警司，这种说法太严重了吧!有人不太喜欢她，就像有人不喜欢我一样。毫无疑问，也有人不喜欢您。但是我们都不怕被人暗杀。我不觉得她有什么仇人。不瞒您说，我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这不是我会关心的事。”
“你能不能跟我谈谈斯蒂恩诊所的情况以及死者在这里的职务？当然，我对这家诊所的名气略有所闻，如果我能知道它具体是干什么的，也许会对我有所帮助。”
“想知道它具体是干什么的？”达格利什心想，他看见了这位秘书的嘴角在抽动，不过这也许只是自己的想象。
“呃，在这个问题上，医务主任可以告诉您的要比我多。我是说，在医疗方面。不过我可以给您说个大概情况。这个地方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德国的海曼·斯坦先生的家族兴办的。据说这位老人曾患有阳痿，去进行过心理治疗，随后有了五个孩子。几个孩子并没有让他的生活难以为继，他们都很有出息。他们在父亲死后，拿出雄厚的资金建立了这个诊所，作为对老人的纪念。毕竟他们欠精神病诊所一份情。几个儿子都改姓为了更英式的‘斯蒂恩’，我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于是这所诊所就有了这样一个英式的名字。我经常问自己：老海曼会怎么想呢？”
“医院得到的捐赠多不多？”
“曾经很多。1946年的法案之后，政府会在指定捐款日获得捐赠。自那以后，医院也能获得一点捐赠，但是不多。人们不是很乐意把钱捐给由政府管理的机构。但是1948年之前，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有钱的。在设备和设施方面，他们都做得不错。医管会在提供设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家诊所管理起来困难吗？我想它也许会导致人员个性方面的问题。”
“跟其他小诊所相比，也不是很困难。无论什么地方，都存在人员个性方面的问题。但无论什么时候，我宁可和一个难缠的心理治疗医生打交道，也不愿意和一个难缠的外科医生打交道。他们才是真的妄自尊大。”
“你觉得博勒姆小姐是个成功的行政管理人员吗？”
“呃……她办事效率很高。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她有一点死板。毕竟部里的简报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没必要像处理上帝神谕一样处理它们。我甚至觉得博勒姆小姐会变本加厉。提醒您一下，她是个能干、有条理而且非常自律的管理者，我认为她从来没有提交过任何不准确的报告。”
“可怜的家伙!”达格利什心想，觉得自己被这种冷酷的官腔刺了一下，继续说，“她在这里人缘好吗？比方说，跟医护人员关系怎么样？”
“这个嘛，警司，您得去问他们才是。我想不出她有什么不跟他们搞好关系的理由。”
“所以，医委会没有向你施过压，要让她离开诊所吗？”
那双温和的灰色眼睛突然失去了光彩。集团秘书稍事停顿，然后平静地回答说：“没有人正式要求我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非正式的呢？”
“我相信，这里时不时会有人觉得，换个工作也许对博勒姆小姐有好处。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并不坏，警司!在一个小单位，尤其是一家精神病诊所，任何管理者改变一下经历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不会因为医委会心血来潮，就让我的工作人员调换岗位。上帝啊，这不行!而且我说过，上面没有正式做过这样的要求。如果博勒姆小姐本人要求调动，那就另说了。即便如此，也不是轻易可以办的。她是综合管理人员，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没有太多的岗位。”
达格利什再次问起博勒姆小姐给他打电话的事。劳德肯定地说，他在中午12点50分左右跟她通过话。他之所以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他刚准备去吃午饭。博勒姆小姐要他亲自接电话，所以他的秘书就把电话接进来了。她问能不能立刻来见他。
“你还能记得确切的交谈内容吗？”
“大致记得。她说：‘我能不能尽快约您见个面？我觉得这里有一些事情应当让您知道。我想听听您的意见。这件事在我来这里之前就开始了。’我说我今天下午不能见她，因为我两点半要去财务和总务委员会，紧接着还要参加联合咨询委员会会议。我问她能不能大致上说说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等到星期一再说。她犹豫了一下，还没作出回答，我就说我会在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她那里去一下。我知道他们在星期五晚上有夜间门诊。她说她会做出安排，晚上6点30分以后，她会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等我。她向我表示感谢，接着就挂了电话。联合咨询委员会会议开得比我预期的时间要长。总是这样。我到这儿的时候还不到晚上7点30分。这您是知道的。他们发现尸体的时候，我还在委员会，到时候您肯定是会去查证的。”
“你有没有认真对待博勒姆小姐的信息？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去找你，还是真的有比较严重的事情才找你？”
集团秘书略加思索后回答说：“我是拿它当回事的。所以今天晚上才顺道过来。”
“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可能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真的。肯定是她星期三之后才知道的事情。星期三傍晚，我看见博勒姆小姐在院委会开会，会后，她告诉我医院一切安好。顺便说一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当时认为她气色很好。比之前某些时间更好。”
达格利什问集团秘书对博勒姆小姐的私生活是否了解。
“很少。我想，她没有什么亲戚，独自一人住在肯辛顿的一栋公寓里。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可以告诉您更多的情况。她们是堂姐妹，而且玛丽安护士大概是跟她关系最近的亲戚。我有一个印象，她有些私人财产。关于她的简历，所有的正式信息都在她的档案里。我了解博勒姆小姐，我想她的档案也会像其他人的一样，被细心保管，肯定都在这里。”
他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而是侧过身，用力拉开档案柜最上面一层抽屉，把胖胖的手伸向牛皮纸档案卷宗。
“有了。伊妮德·康斯坦斯·博勒姆。我看到了，她是1949年10月到我们这里来当速记打字员的。她在集团总部工作了十八个月，1951年4月19日被调往我们的一个胸科诊室，当时她是二级。1957年5月14日，她申请到这里当行政主管，当时这是个空缺。这个职位是四级。她很走运，得到了这份工作。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没有什么强项。在1958年诺埃尔·霍尔报告发表后不久，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工作等级进行了重新划分。这样一份综合管理等级的工作，是她在和地区委员会进行了一番争论之后才得到的。全部都在这儿了。出生日期1922年12月12日。住址：SW8.巴兰坦大厦37-a。下面是她的税号、国民保险号码以及加薪日期等详细情况。自从到这里工作之后，她只请过一个星期的病假，那是1959年，当时她得了感冒。此外就没有太多的东西了。她的申请表原件以及任命文件都在她的档案中，存放在集团总部。”
达格利什接过递给他的卷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说：“这上面说她曾在博特利研究所工作过。不就是马克·埃瑟里奇勋爵那家引人注目的、从事航空方面研究的单位吗？他是埃瑟里奇医生的兄长，对吧？”
“我记得博勒姆小姐被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时候，确实跟我说起过，她和埃瑟里奇医生的哥哥有点交情。跟你说吧，这事情顶多也就这样了。她在博特利是个速记打字员。我觉得这事有点巧合，不过她总该有个来历吧。我好像记得她申请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是马克勋爵给她写了封介绍信。她在集团那边的档案中应该有这封信，肯定。”
“劳德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现在她死了，你打算做出怎样的安排？”
集团秘书把卷宗放回柜子。
“我看这没有什么难的。当然了，我应当和我的委员会商量一下，因为这个情况很特殊，但是我要推荐资深的医务速记员博斯托克太太临时接管她的工作。如果她能做这项工作——我认为她可以——她将是这个空缺职位很好的候选人。但是这个职位还要进行例行的广告招聘。”
达格利什未置可否，却很感兴趣。在由谁来继任博勒姆小姐工作的问题上，这么快就做出决定，只能意味着劳德以前就想过这个问题。医务工作人员的挑选方法也可能是非官方的，可是那样的方法效率可能比较高，不过这位集团秘书可能不屑承认罢了。达格利什又回到劳德先生接到电话的问题上，他是这以后才来的。
达格利什说：“我觉得博勒姆小姐使用的语言很重要。她说这里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应当让你知道，而且在她没来之前就有了苗头。也就是说，首先，她还不能肯定，只是怀疑。此外，她担心的不是某件特殊的事，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情。比如说，不是独立的单次偷窃，而是系统的偷窃。”
“呃，警司，您竟然提到了偷窃问题，这还真有点怪了。最近我们这里是发生过一起偷窃，不过那是个独立事件，而且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我不明白这怎么能和谋杀案扯在一起。如果我没记错，案子发生在一周前的星期二。卡利和内格尔像往常一样最后离开诊所，卡利请内格尔和他一起去‘女王头’喝两杯。我想你知道，那是比弗斯泰克大街的一个酒吧。这件事情有一两个地方很奇怪，最奇怪的是，卡利居然会邀请内格尔去喝酒。在我看来，他们从来就不是称兄道弟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内格尔答应了。于是他们晚上7点左右去了‘女王头’。大约7点30分的时候，卡利的一个朋友走进了酒吧，他说他看见卡利后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刚才从诊所那边路过的时候，看见一扇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他说里面好像有人打着手电在走动。内格尔和卡利一起过去看了看，发现地下室有一扇窗户被打破，或者说被撬开了。那是个行家干的。卡利说如果不增加人手，就不想再查下去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责备他。别忘了，他已经六十五岁了，而且不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他俩一阵耳语之后，内格尔说要进去，并建议卡利去拐角的接待处打个电话报警。你们的人迅速到达了现场，可是并没有抓住那个非法入侵者。内格尔进入大楼时，和躲着的小偷擦肩而过。卡利打完电话回来时，正好看见那人悄悄地溜出了马厩。”
“我要查查我们的调查进展情况，”达格利什说，“不过我也认为，从实际情况看，这两起犯罪活动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丢的东西多吗？”
“心理社会工作者办公室的一个抽屉丢了15英镑。门是上了锁的，可是小偷硬是把它拧开了。钱放在一个信封里，上面用绿色墨水写着交给诊所行政秘书。这封信一个星期前就收到了，里面没有信笺，只有一张便条，上面说这些钱来自一个表示感激的病人。这只抽屉里的其他东西都被翻过，弄得乱糟糟的，但是没有丢其他东西。来人曾经想撬总务办公室的档案柜。博勒姆小姐的办公桌抽屉也被强行打开了，但是没有丢东西。”
达格利什问这15英镑是不是应该放在墙上的保险柜里。
“这个嘛，警司，当然，您说得对，应该这样。不过如果这么做，用这笔钱时就有点困难。博勒姆小姐打电话向我报告了这笔钱的情况，说她认为这笔钱应当立即打到诊所的自由账户上，在必要的时候由医委会授权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做法，我就答应了。事过不久，医务主任打电话问我，他能不能把这笔钱用来给候诊室增添一些新花瓶。花瓶肯定是要的，而且这也是非财务基金的正确用法，于是我给委员会主席打电话并得到了他的认可。埃瑟里奇医生显然想让凯特尔小姐去选花瓶，并让博勒姆小姐把现金给她。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博勒姆小姐，于是她就这样做了，希望花瓶能立刻买回来。由于出了点事，凯特尔小姐改变了计划，她没有把钱交给行政主管妥善保存，而是把它锁进了自己的抽屉里。”
“据你所知，有多少员工知道钱放在那里？”
“警察就是这么问的。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知道花瓶还没有买回来，不然的话，凯特尔小姐是会拿着花瓶到处让人看的。他们大概都猜到了，她拿到钱之后，不大可能再交回去，即便是暂时上交也一样。我不知道。这15英镑来得很神秘，它只会引起麻烦，而它的失踪同样也很神秘。不管怎么说，警司，这儿的人谁都没有偷。卡利只是瞄到了那个窃贼一眼，但可以肯定他不认识那个人。不过他确实说过，他认为那家伙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不要问我他是怎么知道的，也不要问我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他就是这么说的。”
达格利什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很怪，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他看不出这两件罪案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就连博勒姆小姐打电话给集团秘书，问他怎么处理这件事，也很难说跟她的死有什么关系，不过在这个方向上的推测很重要。如果有可能，必须弄清她在怀疑什么，这非常重要。他再次问劳德先生能不能提供帮助。
“我跟您说了，警司，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怀疑出了什么问题，就不会等到博勒姆小姐打电话给我。虽然我们在集团办公室，但与各单位的关系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远，而且我往往都能知道自己应该知道的事。如果这起谋杀和那条电话信息有关，那么这里肯定正在发生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毕竟不会有人为了不让集团秘书知道他在出差报销问题上弄虚作假，或者年度休假的时候逾期不归而杀人。就我所知，还没有人这样做。”
“这话不假，”达格利什一边密切注视集团秘书的脸，一边沉稳地说，“这意味着有什么可能会从职业上毁掉一个人的事发生了。也许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性关系之类的严重问题。”劳德先生依然不动声色：“我想每个医生都知道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心理治疗医生。对于有些女性精神病患者，他们在治疗的时候应当格外小心。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这里所有的医生都小有名气，有些人甚至是赫赫有名。你如果是个傻瓜，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名气，而这样有名气的人是不会去杀人的。”
“那么其他员工呢？他们大概没有什么名气，不过你也许觉得他们都很诚实吧？”
集团秘书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安布罗斯护士长来这儿将近二十年了，玛丽安护士也五年了。我绝对信任她们俩。所有文员都是经过可靠的人介绍来的，连卡利和内格尔这两个保安也是。”他略带讥讽地补充，“我得承认，我没有关注他们是否有谋杀前科，不过在我看来，他们谁都不是杀人的疯子。卡利喜欢喝一点小酒，是个可怜的老糊涂，再过四个月就退休了。我怀疑他还能不能很利索地杀死一只老鼠。内格尔比一般的医院保安要好得多。我知道他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在这里干活是为了挣点零花钱。他到我们这里才两年，博勒姆小姐来的时候，他还没来。即使他一直在引诱诊所的女员工，似乎也不大可能得手。最不利的就是他那只工具箱。面对今天这种情况，他似乎并不感到担忧。博勒姆小姐是被他的凿子杀害的，这毋庸置疑，可是谁都可以拿到那把凿子。”
“恐怕这是内部人作案，你知道吧，”达格利什温和地说，“凶手知道蒂皮特的雕像在哪里，知道内格尔的凿子在哪里，知道哪把钥匙能开档案室的门，知道那把钥匙挂在保安值班室板子上的具体位置，身上穿着艺术疗法室用作防护的橡胶围裙，而且肯定具有医学方面的知识。当然最主要的是，凶手在作案之后还不可能离开这个诊所。地下室的门是上了闩的，一层的后门也是上了锁的。还有卡利在前门值守。”
“卡利当时肚子疼。有可能看漏了什么人。”
“你当真认为有这种可能吗？”达格利什问道。集团秘书没有回答。
乍看起来，玛丽安·博勒姆还算个美人。她金黄的头发衬托出古典的美，加上一身护士服，立即给人以清纯的魅力。她的金发在前额宽阔的发际线上分开，在脑后卷成高高的发髻，上面扣着一顶简单的小白帽。但是只要多看上一眼就会发现，这种错觉在逐渐消退，出众的美丽消退成了一般的漂亮。她的形体与容貌，如果孤立地看并不算出众，鼻子有点太长，臀部略显单薄。也许她在忙碌了一天，穿上普通的衣服，准备匆匆回家时，就不会显得与众不同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那件浆洗过的亚麻布护士服、白皙的皮肤和金色秀发的结合。达格利什只从宽阔的前额和高耸的鼻子上看得出她和她堂姐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过她那双灰色大眼睛却非同寻常。她迎着他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去，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那双紧握在一起的手。
“我想你是博勒姆小姐最亲近的人了。这件事肯定使你感到震惊。”
“是的，哦，是的，是这样!伊妮德·博勒姆可是我堂姐。”
“你们姓同一个姓。你们的父亲是兄弟？”
“是的，他们是兄弟。我们的母亲还是姐妹。两兄弟和两姐妹结婚，所以我们是亲上加亲。”
“难道她没有其他活着的亲人了吗？”
“只有我妈妈和我。”
“我想，我得见见博勒姆小姐的律师，”达格利什说，“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都跟我说说，那是非常有用的。我恐怕要问到一些个人方面的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和犯罪案件无关，不过我必须尽可能对相关人员有所了解。你的堂姐除工资外还有其他收入吗？”
“哦，有。堂姐她比较有钱。希德尼伯父给她母亲留下大约25,000英镑的遗产，这笔钱后来全部转到了伊妮德名下。我不知道具体剩下多少，但我认为不算工资，她每年大约会有1000英镑的进账。她继承了伯母在巴兰坦大厦里的一套公寓。而且她……她对我们一直都很好。”
“怎么个好法，博勒姆小姐？她会给你些钱吗？”
“哦，没有!堂姐她不愿意这样做。她给我们的都是礼品。圣诞节的时候给30英镑，7月给我们50英镑过暑假。妈妈得了扩散性动脉硬化症，我们不可能去住普通旅馆。”
“现在博勒姆小姐的钱怎么处理？”
她抬起灰色的大眼睛看着他，丝毫没有觉得尴尬。她的回答很简单：“转到妈妈和我的名下。没有其他人可以给，对吧？伊妮德一直说，如果她死在前头，那些钱就转给我们。当然，她先我们而去曾经看来是不大可能的，至少妈妈在世的时候是不可能的。”
达格利什思忖，按常规，博勒姆太太确实不可能从那25,000英镑或者剩下的钱当中获得什么好处。任何检察机关都很看重这个，因为这显然是作案动机，可以理解，也符合常规。每个陪审团成员都理解金钱的诱惑。玛丽安护士如此坦然地向他提供这个信息，难道真的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吗？清白的人会这么天真？内疚的人会这么自信吗？达格利什突然发问：“你堂姐人缘好吗，博勒姆小姐？”
“她朋友不多。我想她不会认为自己人缘好，也不愿意这样。她参加自己的教堂活动和女童子军活动。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
“你听说过她有什么仇家吗？”
“哦，没有!一个也没有。堂姐很受人尊敬的。”
她这些正规、古板的词语几乎难以入耳。
达格利什说：“那这起谋杀看起来好像既没有动机，也没有预谋。一般，这表明是病人干的。但这看来几乎不可能，而且你们都认定这是不太可能的。”
“哦，不!不可能是病人干的!我敢肯定我们的病人没有人会这么干。他们都不是暴力型的。”
“就连蒂皮特先生也不会？”
“不可能是蒂皮特，他住院了。”
“他们跟我说了。这儿有多少人知道蒂皮特先生这周五不来诊所？”
“我不知道。内格尔知道，因为接电话的是他，然后由他告诉伊妮德堂姐和安布罗斯护士长，后来安布罗斯又告诉了我。你看，星期五晚上我要看护麦角酸病人，我一直很关照蒂皮特。当然，我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但我偶尔也会出去看看蒂皮特的情况。今天晚上却没有必要。可怜的蒂皮特的确很喜欢艺术疗法!鲍姆加滕太太病倒后有六个月没来了，不过我们没办法劝蒂皮特好好养病，不要来。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暗示蒂皮特可能跟这个案子有关简直是没安好心，没安好心!”
她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达格利什语气温和地说：“可是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蒂皮特住医院了——我对此毫不怀疑——他当然就不可能在这里了。”
“可是有人把他的雕像放在尸体上了，不是吗？如果蒂皮特在这儿，你们会立马怀疑他，他则会显得心烦意乱。做这种事的人很邪恶，真的很邪恶!”
玛丽安护士的声音哽咽起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达格利什注意到，她把手夹在大腿之间，细长的手指在不安地扭动。他和颜悦色地说：“我想，我们没有必要为蒂皮特担心。现在，我要你仔细想想，然后把你所知道的诊所里发生的情况都告诉我，从你今天晚上来值班说起。不要说其他人，我只想知道你做了些什么。”
玛丽安护士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记得很清楚，稍事犹豫之后，她进行了合乎逻辑的详细叙述。她星期五晚上值班的时候要“特别”给接受治疗的病人使用麦角酸。她解释说，这种治疗方法可以舒缓病人的深层压抑，使他们回忆起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事，并把它们说出来，因为这是他们的病根。她在谈到这种治疗的时候，丝毫没有紧张不安，忘记了她是在向一个外行进行解释。但是达格利什没有打断她。
“这种药很神奇，巴古雷医生用得很多。它的全名叫麦角酸二乙酰胺。我想它是德国人在1942年发现的。我们把它用于口服，一般的用量是0.25毫克。每支药含1毫克药物和15到30毫升的蒸馏水。我们要求病人不吃早饭服用。服药后经过大约半小时，就会开始出现药物反应，在用药一到一个半小时后，就会出现更加令人不安的个人体验。这时候巴古雷医生就会过来，和病人待在一起。药物作用可以长达四小时，病人会出现心情亢奋、烦躁不安、脱离现实的状况。当然，我们从来不让病人独处，我们使用地下室的房间，因为那里比较隐蔽和安静，他们发出的噪声不会影响到其他病人。我们通常都是在星期五下午和晚上给病人使用麦角酸二乙酰胺，而且我总是‘专门’照看这些病人。”
“我想，如果星期五地下室里传出声音，比如说喊叫声，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会认为那是接受麦角酸二乙酰胺治疗的病人，对不对？”
玛丽安护士表现出怀疑的神情。
“我想有可能吧。毫无疑问，这些病人有时候会大吵大闹。今天我的病人就比平常更加烦躁不安，这也是我密切关注她的原因。一般情况下，病人的反应高峰期一过，我就会到治疗室里面存放衣物的小屋里待会儿，把洗干净的衣物叠好。当然，我会把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开着，这样我就可以时不时地看病人一眼。”
达格利什问她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呃。下午3点30分治疗开始。4点刚过不久，巴古雷医生来查房，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和病人一起待到了4点30分，这时候肖特豪斯太太来告诉我，说下午茶好了。安布罗斯护士长下来后，我就到上面的护士值班室去喝了茶。我4点45分下来，5点给巴古雷医生打了个电话。他来和病人待了大约四十五分钟，然后就回夜间门诊治疗室去了，剩下我和病人在一起。今晚，她焦躁不安，我决定从小房间里出来。大约5点50分，彼得·内格尔来敲门，说要收待洗的衣物。我告诉他还没有整理出来。他觉得有点奇怪，但没说什么。此后不久，我觉得听见了一声尖叫。开始我没有在意，因为那声音好像不在近处，我还以为是在广场上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接着，我觉得应该看一看，于是就走到门口。我看见巴古雷医生和斯坦纳医生领着安布罗斯护士长和英格拉姆医生一起去了地下室。安布罗斯护士长告诉我没什么事，让我回到病人身边去，我照办了。”
“巴古雷5点45分离开之后，你有没有离开过治疗室？”
“哦，没有!没有必要啊。如果我要去厕所或者什么的，”说到这里，玛丽安护士的脸有点发红，“我会打电话让安布罗斯护士长过来临时替我一下。”
“晚上你有没有从治疗室给外面打过什么电话？”
“只有5点的时候给夜间门诊室打过一个电话，是找巴古雷医生的。”
“你肯定没有给博勒姆小姐打过电话？”
“给伊妮德堂姐？哦，没有!我没有任何理由要给她打电话。她……也就是说，我们在诊所不经常见面。安布罗斯护士长负责管我，你知道，伊妮德堂姐是不管护理人员的。”
“但是，在诊所外面你经常看见她？”
“哦，也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到她的公寓去过一两次，去拿圣诞节和暑期的支票，不过对我来说，离开妈妈不容易。此外，伊妮德堂姐有她自己的生活。再说，她的岁数比我大很多。其实我对她不是很了解。”
她的声音有点哽咽，达格利什看见她在哭。她抽泣着把手伸到围裙下面去摸护士服上的口袋。
“太糟糕了!可怜的伊妮德!那个雕像被放在她的遗体上，好像是在取笑她，好像她是在照顾一个婴儿!”
达格利什不记得博勒姆小姐见过那具尸体，于是就问了她。
“哦，我没有!埃瑟里奇医生和安布罗斯护士长不让我去见她，但是他们把所发生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了。”
博勒姆小姐看上去的确像在护理一个婴儿，但让达格利什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没有看见过尸体的人竟然会这么说。医务主任肯定对现场进行了形象的描述。
突然，玛丽安护士摸到了手绢，随即把它从口袋里拽了出来。一副薄薄的手术手套掉了出来。达格利什把掉在他脚前的手套拾起来问道：“我没有想到你在这里还要用手术手套。”
玛丽安护士好像并没有因为他的兴趣而感到吃惊。她以惊人的毅力控制住抽泣，而后回答说：“我们用得不多，但是要保留几副。整个集团现在都使用一次性手套，可是这种老式的还有几副。这就是一副老式的。我们用来做一些特殊的清洁工作。”
“谢谢你，”达格利什说，“如果可以的话，这副手套由我来保存。目前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麻烦你了。”
玛丽安护士嘟囔着，可能是在说“谢谢您”，而且几乎是倒退着走出去的。
对诊所员工而言，待在前面那个诊室等候谈话时，每一分钟都过得很慢。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到她四楼的房间拿来几张报纸，开始做智力游戏。此前有人议论，该不该让她独自一人去楼上，但萨克森小姐态度坚决地说，她不想坐在那里浪费时间，无所事事，等着警方找她去谈话。她还说自己没有把凶手窝藏在楼上，没有提出销毁相关证据，也没有反对其他员工陪着她一起上去，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种得罪人的坦率引起了一阵低声的不满，不过也有人说尽管放心。博斯托克太太突然说，她想去医用图书馆拿本书，于是这两个女人就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又一起回来了。人们一开始还看见过卡利，他说自己算个病号，后来因为肚子疼就提前回家去了。唯一剩下的病人金太太被找去谈话之后，就让她丈夫把她带走了。伯奇先生先一步走了。此前他曾大声抗议说，他的治疗受到了干扰，整个过程中精神受到了创伤。
“跟你们说吧，他有点儿自鸣得意，很明显吧？”肖特豪斯太太对集中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悄悄地说，“警司早就想叫他走了，我跟你们说吧。”
肖特豪斯太太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跟他们说。她得到允许，可以到一楼后面的小厨房去煮咖啡，做三明治，这就给了她借口在大厅里来回不停地走动。她几乎是一个一个地端来三明治，连杯子也是一只一只拿去洗的。这样的来来往往使她有机会向其他工作人员报告最新情况。每个人都焦急地期待着新的消息，而且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肖特豪斯太太不是他们期待的密使，但不管消息是如何得到的，或者由谁转述的，都有助于他们减轻由悬念造成的压力，而她对警方程序的了解的确出人意料。
“现在有好几名警察在大楼里搜索，而且门口也有他们的人。当然，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人。这个嘛，也是有理由的。我们知道，凶手不可能已经走出这幢大楼，或者说，根本没进来。我跟那个警官说：‘这幢诊所我今天已经全部清理过了，所以跟你们的人说吧，别到处乱踩……’
“警方的医生已经查看过尸体。指纹采集师还在楼下采集每个人的指纹。我还看见了摄像师。他带着三脚架和一只上白下黑的大包在大厅里拍照……
“还有件搞笑的事。他们在地下室的升降梯上寻找指纹，测来量去的。”
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抬起头，似乎想说点什么，接着又继续干她自己的事。地下室的升降梯面积大约四平方英尺，是靠绳子和滑轮工作的。当年诊所还是一座私宅的时候，它一直被用来从地下室的厨房向一楼餐厅运送食物。直到今天，它还没有被拆掉，偶尔还有人用它把病历档案室的医疗记录送到二楼和三楼的诊疗室中，除此以外，这部升降梯没有多少用处。谁也无法提出任何理由来解释警方为什么在升降梯上寻找指纹。
肖特豪斯太太端着两只杯子去洗，不到五分钟她就回来了。
“劳德先生正在总务处给主席打电话，我想是在汇报谋杀案的事。这将使医管会主席多一些谈资，不会有错的。安布罗斯护士长正和一个警察核对亚麻布物品的清单。好像艺术疗法室缺了一件橡皮围裙。哦，还有一件事。他们正在让锅炉熄火。我想他们想从里面把那件东西找出来。我必须说，这对我们有好处。到星期一，这个地方会冷得要死……”
“运尸车来了。他们就是这么叫的——‘运尸车’。你看，只要受害者已死，他们就不用救护车了。你们可能听到它来了。我敢说，要是你们把窗帘拉开一些，就会看到她被弄进车里。”
可是谁也不想拉窗帘。担架员那缓慢、笨重、小心的脚步跨出大门的时候，诊室里鸦雀无声。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放下手中的铅笔，好像祈祷似的低下了头。前面大门关上之后，从轻微的呼吸声中，可以听出他们都大大地松了口气。一阵短暂的沉寂后，那辆车开走了。肖特豪斯太太是唯一说话的人。
“可怜的小讨债鬼!跟你们说吧，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知道她在这里最多只能再干六个月。可是我绝对没想到她是死后被人抬出去的。”
珍妮·普里迪坐在治疗用长沙发的边沿，离其他工作人员有一段距离。警司与她的约谈意想不到地简单。她不知道自己当时会面对什么，当然也没想到会面对一个平静、温和、声音深沉的男人。她还处于发现尸体后的震惊中，但他并没有对她表示同情，没有冲她微笑，更没有表现出父亲般的关心和理解。他给她的印象是：他的兴趣在于尽快让真相大白，而且希望每个人对他都有同样的感觉。珍妮小姐心想，在他面前说谎很难，而且她也没想说谎。整个过程都是直来直去，也很容易被记住。警司的问题围绕她和彼得在地下室的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原本也是意料之中的。很自然，他想知道彼得从邮局回来之后到和她相遇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她有没有可能杀害博勒姆小姐。但这不可能。她跟在彼得后面，两人几乎是同时走下楼梯的，而肖特豪斯太太可以作证。也许杀博勒姆不用很长时间，可是不管彼得动作有多快，他都没有作案时间。她尽量让自己不要去考虑这件突然发生的、残暴而有预谋的暴力行为。
她想到了彼得。在这几小时的孤独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想他。然而今晚，这熟悉而温馨的想象却被焦虑所刺痛。他会不会对她的表现感到生气？发现尸体时，她投入他的怀抱，然后惊恐地尖叫了起来。想到这里，她感到有点难为情。当然，他一直那么宽容和体贴，不工作的时候也总是很体贴人，总是记得她。珍妮知道他不喜欢大惊小怪，也讨厌任何感情的流露。她逐渐学会接受他们的爱，再也不敢怀疑它的真实性，而且对他的条件全盘照收。自从发现博勒姆死亡之后，他们在护士值班室有过短暂的接触，她基本上没有再和他说话。她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感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今天晚上不能再给他当模特，摆各种造型了。这与羞耻感和负罪感毫不相干；他早就使她逐步摆脱了这两个羁绊。他会期待她如期来到工作室。毕竟，她的不在场证据是确定无疑的，而她的父母亲会相信她在上夜校。彼得会觉得没有合理的理由来改变他们的安排，而他希望什么事都要有理由。可是她做不成了!至少今天晚上不行。接下来可不是摆造型的时候。她不可能拒绝他，也不想拒绝。可是今晚博勒姆死了，她觉得自己无法再听人摆布了。
与警司谈话出来之后，斯坦纳医生坐到她身边，表现得很和蔼。斯坦纳医生确实非常和蔼，尽管他有些懒散，也喜欢取笑自己的病人，但是他的确非常关心人。巴古雷医生恰恰相反，他工作非常努力，经常在办公室里累得要死，可是他根本不喜欢别人，只是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像是关心他人。珍妮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对此一清二楚。她以前还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可是今天晚上，发现尸体的冲击过去之后，她的思维出奇地清晰。不仅如此，她的整个认知能力都变得十分敏锐。她周围的有形物体——罩着长沙发的印花棉布、沙发脚下叠放着的红毯、放在办公桌上的各种绿色植物和金色菊花都比以前更加清晰、明亮、真实。她看见萨克森小姐手臂弯曲着放在办公桌上，护着她正在看的那本书，她前臂上的汗毛在台灯灯光映衬下也清晰可见。她想知道彼得是不是总能以惊奇和清晰的方式看见他四周的生活。这感觉就像一个出生在陌生世界的人，看见了造物的第一抹明亮色彩般。也许这就是一个画家所感觉到的。
“我觉得是白兰地。”想到这里，她哧哧地笑了笑。她记得半小时前曾听见安布罗斯护士长嘟囔着抱怨什么。
“内格尔给珍妮喝了什么？那女孩快醉了。”但是她没有醉，而且她不相信那真的是白兰地。
斯坦纳医生把椅子拖到离她很近的地方，用手在她肩上拍了拍。珍妮小姐不假思索地说：“她对我很好，可是我曾经不喜欢她。”
她不再为此感到遗憾或者歉疚。她这是实事求是。
“你没有必要忧心忡忡。”他的语气非常温和，还在她的膝盖上拍了拍。她没有觉得反感。要是彼得就会这样说了：“老色鬼!叫他的鬼爪子规矩点儿。”不过彼得有可能是错误的。珍妮知道他只是为了表示友好。当时她曾想把手放在他手上，表示她理解。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双手又白又小，与彼得那长长的、有骨感、沾了颜料的手截然不同。她能看见他衬衣袖口里露出的卷毛以及指关节上下的黑毛。他的小指上戴了一枚带印章的金戒指，重得像件武器。
“你有这样的感觉很自然，”他说，“人死之后，我们总是希望自己以前对他们好一点，曾经喜欢过他们该有多好。现在已无法挽回。我们不应该在情感方面弄虚作假。如果我们理解他们，我们会及时学会接受他们，并与他们和谐相处。”
但是珍妮早就不在听他说了。因为彼得·内格尔轻轻地推门走了进来。
内格尔坐在接待室里，跟在那里值班却不善交际的警察随便闲聊。他觉得很无聊，想到前面的诊疗室来换换环境。虽然跟他的正式约谈已经结束，但他还不能离开诊所。集团秘书显然是希望他待到最后，等给整个大楼上了锁再离开。星期一上午来开门依然是他的工作。从事情的进展来看，他在这地方似乎至少要待两小时。那天早上，他曾经打算早点回家，去画那幅画，可是现在这么想也没有用。因为事情至少要到晚上11点之后才会结束，那时候他才能回家。即使他们能一块儿回平里科公寓，珍妮也不会给他摆造型了。他只要看一下她的脸色就知道了。他穿过房间的时候，她没有迎上前，不过他至少对她这样的克制挺感谢的。她羞怯地偷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心照不宣的恳求。这是她要求理解和表示道歉的方式。是啊，他也感到很对不起她。他原来指望今晚能有三小时的欢愉，现在时间越来越短了，但如果她只是想表达她没有情绪做爱，他觉得也能接受。她哪里知道，大多数夜晚他都不在状态。他希望自己能够把和她做爱——因为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缠着他——当作像吃一顿饭那样简单而快捷，因为这是一种满足欲望的方式，没什么可以感到害羞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可是珍妮不这样想。他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而珍妮却爱上了他。她爱得难以自制，如醉如痴，不计后果，不断要求他对天发誓，要求他对她体贴温柔，拿出耗时的技巧，把他弄得筋疲力尽，还丝毫没有满足感。她特别害怕怀孕，所以做爱前的准备总是烦琐得令人生气，而事过之后，她往往都会依偎在他怀里不住地抽泣。他是一名画家，对她的身体非常痴迷。他认为更换模特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也换不起。可是珍妮的要价越来越高了。
他对博勒姆小姐的死几乎无动于衷。他知道博勒姆觉得他拿着工资，却不付出相应的努力。其他工作人员常常把他和那个可怜的老糊涂卡利相提并论，认为他也是勤劳和智慧的榜样，但是博勒姆非常精明。这倒也不是因为他很懒惰。在斯蒂恩诊所，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心理治疗医生——不必遭到别人的非难，就可以过得很安逸。人们不会要求他做超出他能力所及的事，他也不会去做职责范围之外的事。伊妮德·博勒姆对此心知肚明，但并不担心。如果他走，她只希望来一个新保安取代他，纵使这个人干活少一点，效率低一点。只要他受过教育、风度翩翩而且彬彬有礼就行。博勒姆小姐很看重这个。他微微一笑，觉得这有点意味深长。博勒姆从来没有惹过他，可是她的继承者怎么样，他就没有多大把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