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拉来一头羊。四个男人穿着雨靴，围观那头动物。他们是用皮卡车把它运到庄园大宅的后院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羊正躺在一块蓝色塑料布上。它的喉咙被割破，沾了泥巴的皮毛上遍布刀痕。本已凝固的血块在雨中逐渐化开，在塑料布上汇成一条条红色细流，渗入铺地石砖的缝隙里。
在场的人对杀生都不陌生。他们是牧民，也宰杀过动物。但面前这具尸体仍然让他们心惊胆寒。这是一头法国曼恩蓝羊，繁殖能力很强，头部泛蓝，眼睛外突。它的眼球已被挖去，深黑眼眶的边缘残留着一些视觉神经和肌肉纤维束。
格拉夫·诺德克向这些人点头致意，没人愿意说话。他扫了那只羊一眼，摇了摇头，然后从外衣口袋掏出钱包，点出四百欧元，交给其中一人。这个数目是羊的市价的两倍。一个牧民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些人走后，诺德克竖起大衣领子。“他们说得对，”他心想，“我得跟他谈谈了。”
安格利卡·彼得松是个知足常乐的胖女人。她在诺德克当了二十二年警察，辖区内从未发生过重案，执勤时从未拔出过配枪。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关于醉驾司机的报告也已写好。她来回晃动着座椅，外面下起了雨，但她仍然十分期待周末。她终于可以把上次度假的照片整理到相册中去了。
门铃响起时，彼得松抱怨了一句。她按下门禁开关，却无人进门。她叹了口气，站起身，咒骂着走到门外，打算教训一下这些村里的小男孩，他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搞这种愚蠢的按门铃恶作剧。
看到菲利普·冯·诺德克时，彼得松差点没认出他来。他站在警察局门口的人行道上，头发被倾盆大雨浇得湿透，贴在脸上，外套上滴下泥水和血水。他手上紧握着一把菜刀，拳头的指关节处泛白，雨水顺着刀刃流淌。
菲利普今年十九岁，彼得松是看着他长大的。她小心地向他走去，像从前对待父亲农场里的马一样轻声安抚。她从他手里拿过刀，摸了摸他的脑袋。他任由这一切发生。然后她伸手搂住他的肩膀，带他上了两级石阶，走进这栋低矮的房子，领他去了洗手间。
“先冲洗一下吧，你看起来糟透了。”她说。她不是刑警，只是心疼菲利普。
他任由热水冲洗自己的双手，直到手被烫红，镜子也起了雾。然后他弯下腰洗脸，血和着泥流进洗手池，堵塞了排水口。他盯着洗手池，低声说：“十八。”彼得松没明白他的话。她带他来到自己狭小的值班室，坐在她的办公桌前。屋里充斥着茶水和地板蜡的气味。
“现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彼得松问道，让他在访客椅上坐下。菲利普将额头靠在桌边，闭上眼睛，没有说话。
“听着，我们现在给你父亲打电话。”诺德克很快赶了过来，但菲利普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十八，那是个十八。”
彼得松告诉他父亲，她必须通知检察院，她不确定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菲利普说的话也不太正常。诺德克点了点头：“当然。”他边说边想：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检察官从城里派了两名刑警过去。他们到的时候，彼得松和诺德克正在值班室喝茶。菲利普坐在窗前，望向窗外，没有任何反应。
两名警察正式宣布临时拘捕他，把他交给彼得松照管。他们打算跟诺德克回庄园大宅搜查菲利普的房间。诺德克给他们指了儿子位于二楼的两个房间。一名警察进屋搜查时，诺德克跟另一名警察站在门厅里。墙上挂着上百个本地鹿角和来自非洲的猎物。屋里有点阴冷。
警察站在硕大的东非黑水牛牛头标本前，诺德克试图解释羊的事。“是这样的，”他边说边琢磨恰当的措辞，“这四个月来，菲利普杀了几头羊。嗯，把羊的喉咙割破了。牧民有一次逮到他，转告了我。”
“啊，割破了喉咙。”警察说，“这头水牛体重超过一千公斤了吧？”
“是的，这种动物相当危险。一头狮子都无法制服一头成年的水牛。”
“这么说，您的儿子在杀羊，是吗？”这名警察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牛头上移开。
诺德克认为这是个好兆头。“我自然是赔偿了牧民的损失。我们也想对菲利普采取些措施，但总感觉他有一天会消停的。或许我们错了。”诺德克心想，刀痕和眼球的事最好先别提。
“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知道，”诺德克说，“无法理解。”
“这有点奇怪，不是吗？”
“是的，有点怪。我们必须对他采取些措施。”诺德克重复道。
“看来的确如此。您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吗？”
“您指的是什么？”
“这次也是一头羊？”警察问。他的视线一直无法从牛头上移开，还摸了一下牛角。
“对，一个牧民之前给我打了电话，说又发现了一具羊尸。”
警察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周五傍晚就浪费在一个杀羊少年身上，他有点生气，不过这个牛头确实不错。他问诺德克下周一能否到城里的警察局做个简单的笔录。他现在没有心思写文书，只想回家。
“当然。”诺德克回答道。
另一名警察走下楼，手里拿着一个老式雪茄烟盒，上面的黄棕色文字写着一个雪茄品牌“Villiger Kiel”。
“我们必须扣押这个烟盒。”他说。
诺德克注意到，这名警察的语气听起来很官方。他戴的塑料手套也显得很正式。“如果您需要的话。”他说，“里面有什么？菲利普不抽烟。”
“我在浴室一块松动的瓷砖后面找到了这个烟盒。”警察说。诺德克很生气，家里竟然还有松动的瓷砖。警察小心地打开盒子，他的同事和诺德克弯腰凑过去，却马上被吓了回来。
盒底铺了一层塑料膜，分为两格，每格放着一只尚未干透、有些凹陷的眼球。盒盖内侧贴了一张照片，诺德克一眼就认出了上面的女孩：萨比娜，小学老师格里克的女儿。她昨天刚举办十六岁生日宴会，菲利普也去了，此前还多次提到过她。诺德克那时觉得儿子喜欢上了她，此刻却脸色煞白：照片上的女孩没有眼睛，它们被剪掉了。
诺德克在通讯录里找到那位老师的号码，手一直在抖。他高举电话，以便两名警察也能听见。格里克对这通来电有点意外。他说，萨比娜不在家。生日宴会结束后，她就直接去了慕尼黑的朋友家，至今没有联系过家里，但这不足为奇。
格里克试图安抚诺德克：“不会有事的，是菲利普送她去坐的夜班火车。”
警方询问了火车站的两名员工，把诺德克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还问了生日宴会的所有来客，仍没有找到萨比娜的下落。
法医检验了雪茄烟盒里的眼球，发现它们都是羊眼。菲利普衣服上的血迹也来自动物。
菲利普被捕几小时后，牧民又在后院发现了一具羊尸。他将其扛在肩上，冒雨穿过乡间小道，来到警察局。羊的皮毛湿透了，异常沉重，血水和雨水顺着牧民的油蜡夹克滴下。他把它扔到警察局的台阶上，湿漉漉的皮毛在木门上甩出一道深色痕迹。
这座村庄有两百多栋低矮房屋，从庄园大宅去村里的路上，有一条狭窄的乡间岔道，通往堤坝边一间弗里斯兰式的、被称为“迪库斯”的废弃茅草屋。白天，那里是小孩子的游乐场，夜晚情侣则在凉亭约会。那里可以听见海浪和海鸥的声音。
刑警在潮湿的燕麦草丛里捡到了萨比娜的手机，不远处还有一个发箍。她父亲说，那是萨比娜在生日宴会上戴的。警方封锁了这片区域，一百名警员对沼泽地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还牵来了寻尸犬。司法鉴定人员也到达现场，穿着白色的特卫强防护服调查取证。但他们没再发现任何线索。
媒体跟着大批警察涌入诺德克村，凡是在街上露面的人都受到了采访。几乎没人再踏出家门，家家户户窗帘紧闭，村里的酒馆里也只剩下背着各色挎包的记者。他们打开笔记本电脑，抱怨网速太慢，谈着子虚乌有的传闻。
连续几天都在下雨，入夜后，浓雾笼罩着低矮的屋顶，连家畜的脾气也变差了。村民就此事议论纷纷，碰到诺德克也不再主动打招呼。
菲利普被捕后第五天，检察院的新闻发言人在报纸上登出了萨比娜的照片及寻人启事。又过了一天，庄园大宅的门上被人用红漆写了“杀人犯”几个字。
菲利普在看守所的头三天几乎一言不发，即使偶尔开口，也让人听不明白。到了第四天，他恢复清醒，警察审问时表现得无比配合，回答了所有问题。只有谈到羊时，他才低下头，沉默不语。警察自然更想知道萨比娜的去向，但菲利普一直解释自己只是把她送到了火车站。在那之前，他们去了“迪库斯”，聊了会儿天。“像朋友之间那样。”他说。也许那时她自己把发箍和手机弄丢了。他没有对她做任何事。他只说了这么多，也不愿意见精神科医生。
检察官克劳特负责主持调查。他那几天睡得很不好，妻子吃早餐时说，夜里听见他“嘎吱嘎吱”地磨牙。他的困惑在于，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真正的犯罪。菲利普·冯·诺德克杀了几头羊，顶多算故意毁坏财物，违反了《动物保护法》；也不涉及任何经济纠纷，因为他父亲赔偿了羊的损失，牧民没有来告状。萨比娜虽然没去慕尼黑的朋友家，“但她是个年轻女孩，有无数个无伤大雅的理由不联系家里”。克劳特跟妻子说。即便侦查法官批准了他的羁押申请，菲利普是否杀了女孩，也很难通过雪茄烟盒来证明。克劳特感到有些不安。
乡下很少出现有这么多疑点的案件，检方很快完成了对菲利普的身体检查。他的大脑没有器质性障碍，中枢神经系统没有病变，染色体状态也无异常。“不过，”克劳特想，“他一定有精神问题。”
我第一次与检察官会面时，菲利普已经在看守所关了六天，羁押审查将在次日进行。克劳特看起来很疲惫，但似乎很高兴能与人讨论他的想法。“根据拉施的理论，”他说，“性反常行为会不断升级。如果此前下手的对象是羊，为什么现在就不可能是人呢？”
维尔弗里德·拉施生前是法医精神病理学界的泰斗。性反常行为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升级是他提出的一项学术理论。但从菲利普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我认为这不是性反常行为。
和克劳特见面之前，我与帮诺德克销毁动物尸体的兽医有过交谈。警方做了很多工作，但没有询问这位兽医，或许是根本没想到这一点。兽医是个心思缜密的观察者，他觉得整件事很怪异，便为每头羊撰写了简短的报告。我把他记录的内容转交给了检察官，他快速过了一遍。每头羊都被刺了十八刀。克劳特看着我。那名女警察也提过，菲利普一直在说“十八”。这一切或许跟这个数字有关。
我说我不认为菲利普有性功能障碍。法医检查了最后一头羊，没有证据表明菲利普杀害它们时有过性冲动。没有发现精液，也没有迹象显示他曾插入羊的体内。
“我不认为菲利普是性变态。”我说。
“那是怎么回事？”
“他或许有精神分裂症。”我回答。
“精神分裂症？”
“没错，他在害怕某些东西。”
“有这种可能，但他不愿看精神科医生。”克劳特说。
“这是他的自由。”我答道，“案情十分简单，克劳特先生。你们空口无凭，没有尸体，没有犯罪证据，甚至找不到半点线索。你们把菲利普·冯·诺德克关进看守所，只因他杀了只羊，羁押令却是针对萨比娜·格里克遇害一事签发的。这简直是胡来。他之所以被关进看守所，只因您有不好的预感。”
克劳特知道我的话切中要害。我也知道他明白当中的利害关系。有时候，当辩护律师比当检察官更容易。我的立场是有偏向性的，任务是维护委托人的权益。克劳特则必须保持中立。但他做不到。“但愿那个女孩再次现身。”他说。
克劳特背对窗户坐着。雨打在窗上，大片大片往下流。他转过办公椅，顺着我的目光望向窗外灰色的天空。我们就这样坐了将近五分钟，看着雨景，什么都没说。
我在诺德克家住了下来。上次来还是十九年前菲利普受洗的时候。吃晚餐时，有人用石头砸坏了窗户玻璃。诺德克说，这是本周的第五次了，报警也没用。我的车子得停到后院的粮仓里，否则明天轮胎会被划破。
午夜，我躺在床上，菲利普的妹妹维多利亚走了进来。她五岁，穿着一套彩色睡衣，问我：“你能把菲利普救回来吗？”我起身把她架到肩上，带她回房睡觉。门框足够高，她不会撞到头，这是老房子为数不多的优点。我坐在她床上，为她盖好被子。
“你感冒过吗？”我问她。
“感冒过。”
“知道吗，菲利普的脑袋有点感冒了。他生了点小病，恢复健康就好了。”
“他怎么在脑袋里打喷嚏呢？”她问。我举的例子显然不太成功。
“脑袋里打不了喷嚏，菲利普就是有点糊涂了。就和你做噩梦差不多。”
“但我一醒就好了。”她说。
“没错，我们要让菲利普真正醒过来。”
“你会把他救回来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试试吧。”
“纳丁说，菲利普做了坏事。”
“纳丁是谁？”
“纳丁是我最好的朋友。”
“菲利普不是坏人，维多利亚。你现在得睡觉了。”
维多利亚不想睡觉。她不满意我只知道这么一点，很担心她的哥哥。然后，她让我给她讲个故事。于是我给她编了个没有羊也没有病痛的故事。她入睡后，我把文件和笔记本电脑拿了过来，在她的房间工作到天亮。她中途醒了两次，坐起来一会儿，看了看我又继续睡下。清晨六点左右，我穿上屋主摆在大厅的雨靴，到院子里抽了一根烟。天气又冷又湿，我又困又累，这时距羁押审查还剩八个小时。
这一天，萨比娜还是不见踪影。她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检察官克劳特申请延长羁押期限。
羁押审查通常令人不快。法律规定，要审查被羁押者是否存在所谓的重大犯罪嫌疑。这听起来毫不含糊、清晰明了，实践上却不易把握。这个节点，侦查通常才刚开始，整个诉讼程序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情况尚不明朗。法官不能轻率做出裁决，因为可能影响一个无辜之人的人身自由。羁押审查没有庭审那么正式，不对外开放，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不用穿长袍。实际上，它只是一场关于是否延长羁押期限的严肃谈话。
负责菲利普·冯·诺德克刑事案的侦查法官是个刚结束试用期的年轻人。他有点紧张，不想出任何差错。半小时后，他说他已听取双方的论点，将择期再宣判。这意味着他想利用十四天的审查期限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各方对此均不满意。
我离开初级法院时，大雨一直下个不停。
从丹麦科伦德驶往弗伦斯堡的渡轮里，萨比娜正坐在普通客舱的木椅上。即使阴雨绵绵，在那个除了一间家具店和一个小海滩外别无他物的海滨度假胜地，她和拉尔斯仍然度过了快乐的一周。拉尔斯是名年轻的建筑工人，背上文着他喜欢的足球俱乐部的名字。萨比娜向父母隐瞒了自己这周会跟他在一起，她父亲不喜欢拉尔斯。父母信任她，她认为他们肯定不会主动打电话找她。
拉尔斯把她送上了船，萨比娜现在却很害怕。她刚登上渡轮，那个穿着破旧西装外套的男人就一直在看她，直直地盯着她的脸。现在他向她走了过来。她正打算起身走开，那个男人问：“你是萨比娜·格里克吗？”
“嗯，是的。”
“我的老天爷，小姑娘，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全世界都在找你呢。你看看这报纸。”
不久，萨比娜父母家的电话响了。半小时后，检察官克劳特给我打了电话，说萨比娜只是偷偷和男朋友出去玩了，下午就能回来；菲利普会被释放，但他必须接受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这方面我已经跟菲利普及他的父亲约定好了。克劳特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他。
我去看守所接菲利普，那地方看起来像座积木搭的建筑。菲利普很高兴能重获自由，也为萨比娜平安无事而开心。回家的路上，我问他要不要一起散散步。我们在一条乡间小道上停下，头顶的天空就像画家埃米尔·诺尔德的画作。雨停了，还能听到海鸥的叫声。我们聊到他上的寄宿学校、他对摩托车的热爱，还有他最近听的音乐。他突然冒出一句话，一句他不想跟精神科医生说的话。
“我把人和动物看作数字。”
“什么意思？”
“我眼中的动物都有一个数字。例如后面那头牛是三，海鸥是二十二，那个法官是五十一，检察官是二十三。”
“这是你想出来的吗？”
“不，是我看到的。我一眼就能看到，就像别人看脸一样。我不用去想它，它就在那里。”
“我也有数字吗？”
“是的，五，一个好数字。”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是他被捕入狱后第一次笑。我们并排走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菲利普，那十八呢？”
他惊恐地看着我：“什么十八？”
“你跟警察说了这个数字，每只羊都刺了十八刀。”
“不对，不是这样的。我先把羊杀了，才在它们的两侧和后背分别刺了六刀。我还得挖出眼球。这很难，刚开始几次都被我弄破了。”菲利普开始全身颤抖，然后咬着牙说：
“我害怕十八这个数字。它是魔鬼，三个六就是十八。你明白吗？”
我疑惑地看着他。
“《启示录》，敌基督。那是野兽和魔鬼的数字。”他几乎是在叫喊。
“666”是圣经中的数字，出自约翰写的《启示录》。其中写道：“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通行的说法是，福音传道者约翰用这个数字指代魔鬼。
“如果我不把羊杀了，它的眼睛就会焚毁大地。眼球即罪恶之源，是善恶树上的苹果，它会毁灭一切。”菲利普放声大哭，像个孩子一样号啕不止，浑身颤抖。
“菲利普，你听我说。你害怕羊和它们狰狞的眼睛，我能理解。但你关于《启示录》的说法简直是天方夜谭。约翰说的数字六百六十六并非指魔鬼，而是暗指罗马帝国的暴君尼禄。”
“什么？”
“如果你用希伯来语拼写尼禄皇帝的名字，再把它们的编码数值加起来，得到的就是六百六十六。仅此而已。约翰只是不能明写，借助了隐晦的表达。这与敌基督没有关系。”
菲利普还是哭个不停。即便我告诉他《圣经》中没有提到天堂的苹果树，也无济于事。菲利普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等他终于平静下来后，我们回到了车上。空气如同被洗涤过一般清新，有股盐的味道。“我还有一个问题。”过了一会儿我才开口。
“什么？”
“这些事跟萨比娜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那样对她的眼睛？”
“她生日前几天，我在房间里看到了她的眼睛。”菲利普说，“她有一双羊眼。我一下子想明白了。她生日那天夜里，我在‘迪库斯’跟她说了这件事，她不想听这些。她吓坏了。”
“你想明白了什么？”我问。
“她的名字和姓氏都是六个字母。”
“你想杀了她吗？”
菲利普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不，我不想杀人。”
一周后，我把菲利普送到了瑞士的一家精神病院。他不想自己的父亲跟来。我们安置好行李后，院长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这座亮堂又现代的建筑。菲利普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不知道这样评价一家精神病院是否恰当。
我和主治医师通了很久的电话。电话另一头的他同意我的观点，一切迹象表明，菲利普患的是一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种病并不罕见。据推测，全世界约有百分之一的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候都得过这种病。它通常表现为阵发式，会伴随形式及内容上的思维与感知障碍。绝大多数病人会出现幻听，一部分会觉得自己正受到迫害或认为自己是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又或者像菲利普那样为妄想症所折磨。这种精神疾病可以通过药物和长期疗法治疗。病人要信任医生，敞开心扉。完全治愈的概率约为百分之三十。
参观结束后，菲利普把我送到门口。他还是那个孤独、忧伤、胆怯的男孩。他说：“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什么数字。”
“的确，那你是什么数字？”
“绿色。”说完，他转身回了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