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坐在草坪中央。他有一张歪斜怪异的脸，一双招风耳，一头红发。他双腿伸直，放在大腿上的双手攥着一捆钞票，正盯着身旁腐烂的苹果。一群蚂蚁正咬着小块果肉，来回搬运。
柏林的盛夏酷暑难熬。此时刚过中午十二点，一般人都不愿出门。高楼大厦之间的狭长广场是城市规划部门建的，钢筋玻璃建筑反射着阳光，地面热气聚集。洒水器出了故障，到了晚上，草地会被晒焦。
没有人留意这个男人，即便对面银行的警报声已经响了起来。三辆巡逻警车迅速赶到，从他身边疾驰而过。一部分警察冲进银行，一部分则封锁广场，越来越多的警察抵达现场。
一名身穿工作服的女士跟着警察从银行出来。她将手举到眉毛上方挡住阳光，目光扫视着草坪，最后抬手指向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身穿绿色和蓝色警服的警察迅速朝那个方向拥去。他们冲着男人大吼，一名警员拔出手枪，呵斥他举起双手。
男人没有反应。闷在警察局写了一天报告、早就无聊透顶的警长直直向他冲去，准备打头阵。他扑向男人，把男人的右臂扭到身后。钞票散落在空中，警察的命令声此起彼伏，但无人理睬。他们只好将男人团团围住，开始捡钞票。男人趴在地上，警察的膝盖压着他的后背，将他整张脸都按到了草地里。泥土温热。男人在警靴之间又看到了那颗苹果。蚂蚁无动于衷地搬运着。他鼻间充斥着草坪、泥土和腐烂苹果的气息，闭上双眼，思绪又回到了埃塞俄比亚。
他人生的起点就像个暗黑童话。他是个弃婴。当年，在吉森附近的一个小镇，神父住所的台阶上放了一只鲜绿色的塑料盆，里面有个婴儿，躺在一条起毛的毯子里，有点冻着了。遗弃婴儿的人不曾留下任何东西，没有信件，没有照片，也没有信物。这种塑料盆在任何一家商店都有出售，毯子则是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物资。
神父立即报了警，但没有找到婴儿的母亲。婴儿被送到了孤儿院，三个月后被人领养。
收养他的米哈尔卡夫妇没有儿女，为他施洗并取名为弗兰克·克萨韦尔。这对夫妇沉默寡言，在上弗兰肯地区一片宁静的地带种植啤酒花。他们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养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生就没有容易两个字。”说着，还会伸出发青的舌头舔舔嘴唇。他用同样的严厉态度对待人、牲畜和啤酒花。如果发现妻子对孩子过于温和，他就会横加责骂。“你把孩子宠坏了。”说这话时他总会想，牧羊人从不安抚牧羊犬。
念幼儿园时他就总被同学们捉弄。他六岁开始上小学，什么都做不好，长得又丑又高，关键是性格过于粗野。他学得很吃力，单词拼写简直就是灾难，几乎每个科目都排全班倒数。女生不是怕他就是讨厌他的长相。他没有安全感，只能虚张声势，连头发都格格不入。大多数人觉得他很笨，只有语文老师认为他别有天赋。她有时会让他来家里帮忙做些简单的维修工作，还送了他人生中第一把折叠刀。米哈尔卡做了架木头风车作为圣诞礼物回赠她。吹气时，风车的叶片会转动。语文老师后来嫁了个纽伦堡男人，暑假时离开了当地。她从没跟他提过这件事。再次去看望她时，他在她家门口的垃圾箱里看到了那架风车。
米哈尔卡留级了两次，职业预科学校毕业后便不再读书，到附近的大城市做了木匠学徒。现在他身高一米九七，没有人再捉弄他了。他能通过学徒结业考试，全靠实践部分过于出色。后来，他在纽伦堡附近的通信部队服兵役，与上级长官吵过一架，被关了一天禁闭。
退伍后，他一路搭便车来到汉堡。他看过一部在那儿拍摄的电影，有貌美的女子、宽阔的街道、港口和真正的夜生活。去那里一定过得更好。“自由之精神扎根于汉堡。”他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
富尔斯比特尔区的木工厂聘用了他。老板在厂房楼上给他安排了住宿，房间干净整洁。米哈尔卡手艺出众，大家对他很满意。虽然他经常看不懂术语，但会看技术图纸，能纠正其中的错漏并把产品做出来。可工厂一个保险柜的现金被盗后，他被解雇了。他是最新来的人，工厂此前又从未发生过失窃事件。两周后，警方在一个瘾君子的公寓里发现了那个钱匣子。米哈尔卡跟那件事完全无关。
他在绳索街偶遇了昔日的战友，后者介绍他到妓院当管理员，干各种各样的杂活。他结识了社会的边缘人群：皮条客、放债人、妓女、吸毒者、打手。他尽可能不和他们扯上关系。在妓院地下室的昏暗隔间住了两年之后，他开始酗酒。他忍受不了周遭发生的苦难。妓院的女人喜欢他，常向他诉说自己的命运。他消化不了这些。他欠了一些坏人的钱，无力偿还，利息越滚越多。他遭到毒打，被丢弃在门口，最后让警察带走了。米哈尔卡意识到，他会一直这样消沉下去。
他决定出国闯一闯，哪个国家无所谓。他没有考虑太久，便从一个妓女那里拿了只长筒袜，走进储蓄银行，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长筒袜套在头上，然后掏出一把塑料枪威胁银行柜员，抢走了一万二千马克。警察封锁了各大街道，检查每个行人。米哈尔卡恍恍惚惚地上了机场大巴，买了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经济舱机票，以为那个城市在亚洲，一定足够遥远。没有人拦下他。抢劫案发生四小时后，他登上了飞机，唯一的行李就是一个塑料袋。飞机起飞时，他害怕起来。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经过十小时的飞行，航班降落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他在机场办了六个月的签证。
这里有五百万居民，六万儿童流落街头。城里充斥着卖淫、轻微犯罪、贫困，还有数不清的乞丐和路边展露身体缺陷以博得同情的残疾人。三周后米哈尔卡意识到，汉堡和亚的斯亚贝巴充满一样的苦难。他遇到了几个德国人，都是流亡海外的失意者。当地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米哈尔卡感染了伤寒，发烧、长皮疹、腹泻，直到别人找来不知可否称为医生的人为他注射了抗生素。他又一次走进了死胡同。
米哈尔卡那时坚信，人间就是一座垃圾场。他没有朋友，没有前途，没什么可留恋。在亚的斯亚贝巴待了六个月之后，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自我了结。但他不愿死在肮脏的地方。手头的钱还剩五千马克左右，于是他坐上前往吉布提的火车，过了迪雷达瓦几公里后开始徒步穿越牧场，在路边或破烂的小旅馆过夜。途中他被蚊子叮咬，感染了疟疾，搭乘大巴前往高原地区时发病，全身发抖。他在不知何处下了车，拖着病体跌跌撞撞穿行在咖啡种植园，眼前的画面逐渐模糊。他倒在了咖啡树丛里，完全昏死过去之前，他脑海中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人生就是一坨屎。”
高烧发作的间隙，米哈尔卡醒过一次，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边围绕着医生和很多陌生人。他们都是黑人。他知道大家在救他，又昏睡过去，陷进高烧的噩梦中。疟疾来势汹汹，残酷无情。高原上没有蚊子，但当地人都知道这种病，懂得怎么治疗。这个在种植园晕倒的奇怪陌生人会活下去的。
米哈尔卡昏睡了近二十四小时，烧慢慢退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独自躺在一个被粉刷成白色的房间里。外套和裤子洗干净了，整齐地放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背包搁在旁边。他试图站起来，但双腿发软，眼前发黑。他在床上坐了一刻钟，又试了一次，急着上厕所。他推开门，来到过道上。一个女人冲他走来，激烈地打手势，摇着头说：“不，不，不。”她挽着他的手臂把他推回了房里。他向她表明自己的需求，她点点头，指了指床底的胶桶。他觉得女人很美，接着又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后，他感觉好多了。他检查了背包，财物分文不少。他终于有力气走出房间，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这栋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的小屋里，屋内干净整洁。他走出屋子，来到村里的小广场。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孩子们笑着向他跑来，想摸他的红头发。明白他们的意图之后，他坐到石头上，随他们去摸。孩子们都很开心。过了一会儿，收留他的漂亮女人走了过来。她责备了他几句，把他拽回了屋里，给他做谷物煎饼。他都吃完了。她面带微笑看着他。
他渐渐对这个种植咖啡树的村庄熟悉起来。原来，是村民在种植园发现了他，把他背回来，从城里找来了医生。大家都对他很友好。恢复体力之后，他想留下来帮忙。他们起初很惊讶，后来就接受了。
半年过去，他还住在那个女人家里。他慢慢学会了他们的语言，首先会说的就是她的名字——阿亚纳。他在笔记本上记下单词的读音，发错音时，两人会放声大笑。有时，她会抚摸他的红头发。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亲吻了彼此。阿亚纳二十一岁，丈夫两年前在省城的一场意外事故中去世了。
米哈尔卡一直在思考咖啡种植的事。咖啡豆都是十月到三月之间靠人工采摘，费时耗力。他迅速找到了问题所在——村子处于咖啡贸易链最末端。收购干咖啡豆的商人干得少却挣得多，因为他有一辆旧卡车，村里却没人会开。米哈尔卡花一千四百美元买了一辆更好的卡车，自己把采收的咖啡豆送到工厂，卖出了之前九倍的价格，然后把利润分给农民。接着，他教会村里的年轻人德雷杰开车，两人还去附近的村子收购咖啡豆，开出了此前三倍的收购价。不久，他们买了第二辆卡车。
米哈尔卡还在想怎样减轻工作量。他开车到省城买了一台老旧的柴油发电机，用废弃的汽车轮辋和钢缆在种植园和村庄之间搭了一条索道，还自制了大木箱作为运输容器。起先，索道崩断了两次，后来他找到了木箱之间的适当间距，同时用钢筋进行了加固。村里的老人满脸狐疑地旁观着他的试验，但是当索道成功运行时，他第一个走过去拍了拍米哈尔卡的后背。如今，转运咖啡豆的速度变快了，大家也不用再背着咖啡豆来回奔走。采收过程不仅加了速，也没那么累人了。孩子们很喜欢那条索道，在木箱上画了面孔、动物和一个红头发的人。
米哈尔卡想进一步提高质量。之前，农民要把咖啡豆摊在木架上翻晒五个星期，直到它们几乎干透。晾晒架都放在各家门前或屋顶。咖啡豆一旦受潮就会变质，晾晒时必须摊成很薄一层，否则容易发霉。这项工作十分辛苦，家家户户都得亲自上阵。米哈尔卡买来水泥，搅拌成混凝土，在村外铺出一块空地，所有人都可以在那里晾晒咖啡豆。他设计了大型的晾晒耙，大家一起协作翻晒，还在晾晒场撑起了一张透明的塑料雨罩，咖啡豆因此干得更快了。咖啡农对此很满意，他们的工作量少了，咖啡豆也不会再变质。
米哈尔卡了解到，如果在常规的干燥处理之外加一道工序，还能进一步提高咖啡豆的品质。村边有条小河，河水清澈。他把新采摘的咖啡豆亲自清洗了一遍，分装入三个水箱中，又花了一小笔钱从经销商那儿买了一台咖啡豆去壳机。最初几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分离的咖啡豆发酵时间过长，出现了过度发酵的情况。渐渐地，他摸索出了门道：机器必须绝对干净，一颗不合格的咖啡豆就能毁了整个流程。最后，他成功了。他把咖啡豆冲洗一遍，除去了羊皮层的残渣，在水泥地上隔出一小块地方来晾晒。他带着一袋咖啡豆去找收购商，拿到了此前三倍的报价。米哈尔卡把这项技术传授给了农民。在索道的助力下，采收的咖啡豆很快就能运回村庄，十二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湿加工。两年后，村里产出了这一带最好的咖啡豆。
阿亚纳怀孕了。两人期待着孩子的降临。女孩出生后，他们给她取名蒂鲁。米哈尔卡很自豪，也很开心。他知道，阿亚纳让他重获了新生。
村子繁荣起来。三年后，村里有了五辆卡车，采收工作井井有条，咖啡种植园逐步扩大。他们修了一套灌溉系统，种了防风林。米哈尔卡倍受敬重，成了当地的名人。农户们拿出部分收入创设公共基金。米哈尔卡则从城里请来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村里的孩子读写。
村里有人生病时，米哈尔卡会帮忙照料。医生给村民们建了急救药房，教授了米哈尔卡基本的医疗知识。他观察别人如何治疗血液中毒，协助妇女分娩，学得很快。医生晚上常去米哈尔卡和阿亚纳那儿小坐，说着这个圣经国度的悠久历史。他们成了挚友。
村民出现纠纷时，都会向这个红头发的人征求意见。米哈尔卡就像一名公正的法官，从不受贿，不会偏袒任何家族或村落。大家都很信任他。
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阿亚纳彼此相爱，蒂鲁也健康成长。米哈尔卡无法相信自己的运气。有时他还会做噩梦，但次数越来越少，阿亚纳醒来也会安抚他。她说，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过去”这个词。与她相处的这些年里，米哈尔卡的性情变得温和沉静。
他终究还是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他们想查看他的护照。他在埃塞俄比亚生活了六年，签证早已过期。他们很有礼貌，但是坚持让他去首都一趟，把问题解释清楚。离开村子的时候，米哈尔卡有种不祥的预感。德雷杰载他去机场，家人冲他挥手，阿亚纳哭了起来。
他被带到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德国大使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看了看电脑，拿着他的护照走开了。米哈尔卡等了一个小时。工作人员回来时一脸严肃，身边还跟了两名警卫。他被捕了。工作人员向他宣读了汉堡法官签发的羁押令，罪名是抢劫银行，证据是银行柜台留下的指纹。他曾卷入过一场斗殴，指纹被录入了数据库。米哈尔卡拼命想要挣脱，却被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他在大使馆地下室的隔间过了一夜，然后跟两名安保人员飞回了汉堡，来到侦查法官面前。三个月后，他被按最低刑期判了五年。判罚之所以较轻，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而且他没有前科。
他无法给阿亚纳写信，因为连确切的地址都没有。德国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不能或不愿帮他。村里也没有电话。他也没有照片。他几乎不再开口说话，成了个孤僻的人。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
三年后，他首次获准离开监狱，可以无陪伴外出。他想马上回家，不想再回监狱，但身上既没钱买机票，也没有护照。他知道怎么搞到那两样东西。他在监狱里偶然打听到一个造假贩子在柏林的地址，搭便车去了那里。与此同时，警方又对他展开了追捕。他找到了那个造假贩子，但对方想先拿钱。米哈尔卡几乎身无分文。
他感到绝望，连续三天不吃不喝地在城里流浪，内心满是挣扎。他不想再犯罪，但又很想回家，回到家人身边，同阿亚纳和蒂鲁在一起。
最后，他在火车站用仅剩的监狱零花钱买了把玩具枪，走进最近的一家银行。他看着女柜员，枪管向下。他嘴唇干燥，轻声说：“我需要钱，请原谅我，我真的很需要钱。”起先她没听清，过了一会儿才把钱递给他。事后她回忆说，自己很“同情他”。她给他的钱是为提防遇劫事先准备的，同时触发了无声警报系统。他拿过钱，把枪放在柜台上，说：“我很抱歉。请原谅我。”银行前有片绿色草坪。他没有力气再逃跑，只是慢慢走着，然后坐了下来，就这样等待着。米哈尔卡第三次走进了死胡同。
米哈尔卡的狱友请求我接手此案，说他在汉堡认识的米哈尔卡，愿意支付辩护费用。我在莫阿比特看守所见到了米哈尔卡。他给我看了羁押令，那是一张司法部门常用的红纸：抢劫银行，外加汉堡旧案未服完的二十个月刑期。辩护似乎毫无意义，米哈尔卡被当场人赃俱获，还因同样的罪行被判过刑。因此，这只是量刑高低的问题，而且刑期一定很长。但米哈尔卡身上的某种特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案也有些与众不同。他不是那种典型的银行抢劫犯。我接受了他的辩护委托。
接下来几周，我经常去探望米哈尔卡。起初他几乎不开口说话，似乎隔绝了外界的一切。渐渐地，他敞开了一点心扉，慢慢讲起他的经历。他不想透露任何具体信息，觉得在看守所里说出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会连累她们。
辩护人可以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人或心理学家对被告人进行精神鉴定。只要提出被告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或精神异常的事实依据，法院便会批准。当然，精神病司法鉴定人的意见对法庭没有约束力，无法决定被告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只有法院可以这么做。但鉴定意见能为法官提供科学依据，帮助法院做出判断。
很明显，米哈尔卡在犯案时有精神障碍：没有人会在抢银行时道歉，还拿着赃物坐在草地上等着被捕。法院委托了一名精神病司法鉴定人，两个月后收到了书面鉴定报告。专家认为，他的控制能力确实出了问题。他会在庭审上详细说明。
庭审于米哈尔卡被捕五个月后举行。除了首席法官，刑事审判庭上还有一名年轻的职业法官及两名参审员。首席法官只安排了一天的庭审时间。
米哈尔卡对抢劫银行一事供认不讳。他说话时显得犹豫迟疑，声音很低。警察报告了抓捕米哈尔卡的经过，描述了他坐在草坪上的样子。当时扑倒米哈尔卡的警长说，米哈尔卡没有反抗。
女柜员说她并不害怕，反而有点可怜这个抢劫犯，他看起来很悲伤。“像只小狗一样。”她说。检察官问她现在工作时会不会感到后怕，有没有因此休过病假，是否要接受受害者心理治疗。她全都否认了。她觉得抢劫犯只是个可怜人，比大多数顾客还有礼貌。检察官必须如此提问，如果女柜员当时很害怕，被告人可能会被判更重的刑。
经鉴定，那把玩具枪是产自中国的廉价模型，只有几十克重，看起来毫无威胁力。一个参审员拿起枪，不慎将其掉到地上，摔裂了一块塑料。几乎没人会把这种玩具枪当真。
诉讼程序中，犯罪事实厘清之后，被告人还会被问到“个人情况”。
米哈尔卡全程几乎不在状态。即便只是让他粗浅地讲一下自己的人生，也很不容易。他只能十分缓慢、一字一句地尝试去说出自己的故事，但因找不到准确的词语而很难做到。跟许多人一样，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身感受。由精神病司法鉴定人代为转述似乎更简单些。
鉴定专家准备得很充分，他详细梳理了米哈尔卡的人生。法院已经从纸质的鉴定报告中有所了解，但对参审员们来说，一切内容都是新的。他们听得很认真。鉴定专家和米哈尔卡进行了无数次对话才掌握了这些情况。他结束陈述时，首席法官转向米哈尔卡，问他专家说的是否正确。米哈尔卡点了点头：“是的，他说的没错。”
鉴定专家被问到，根据他的专业评估，米哈尔卡抢银行时精神状况如何。专家解释，他在城里游荡了三天，没吃没喝，控制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米哈尔卡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庭审的举证环节结束。
休庭间隙，米哈尔卡说，大家没有必要为他投入这么多精力，反正他最后也会被定罪。
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先提出诉讼主张。与英美不同，德国的检察院不代表任何一方，而是保持中立。检察院是客观的，也会搜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因此对他们而言没有输赢一说。除了法律，他们对其他事都没兴趣。他们只服务于法律与正义。至少理论上如此。这在案件侦查阶段基本成立。但在庭审的激烈交锋中，情况时常会发生变化，检察院的客观性开始受损。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再优秀的公诉人始终还是公诉人，要在提出指控的同时保持中立是极其困难的。这也许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的先天缺陷，又或许是法律要求得太多了。
检察官申请判处米哈尔卡九年有期徒刑，说他不相信米哈尔卡讲的故事是真的。这个故事“太天马行空了，很有可能是编造的”。他不认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受限，因为鉴定专家的证词仅基于被告人的陈述，没有其他凭据。唯一的事实是，米哈尔卡抢劫了银行。他说：“抢劫银行的法定最低量刑为五年，而这是被告人第二次犯下此罪。唯一可以认定的减刑情节是赃款被追回及主动认罪。综上，九年的刑期对于被告人的罪行及罪责是恰当的。”
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于被告人的陈述是否可信。法庭讲究的是证据。被告人的优势在于，他不用证明任何事，无须自证清白或证明供词的真实性。但检察院和法院要遵循另一套规则：他们不能提出任何没有证据的主张。这听起来简单，实操却很难。没有人可以客观到总能分清推论与证据。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真相，一味固执己见，之后往往就很难再回到正轨上来。
在我们的时代，总结陈词已经无法左右审判结果。控辩双方面对的不是陪审团，而是职业法官与参审员。任何偏颇的口吻、夸张的情绪表达或矫揉造作的措辞，都不为法庭所容忍。大段的总结陈词已成历史。德国人不再喜欢慷慨激昂的发言，他们在历史上早就听够了。
不过有时候，法庭也能接受一点戏剧性的小安排，一个意料之外的最后转机。米哈尔卡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我有个朋友在外交部工作，外派到了肯尼亚，正是她帮了我。经过多方迂回打听，她找到了米哈尔卡的朋友，那个在省城工作的医生。医生英语说得很好，我与他通过电话，请他出庭作证。当我提议为他支付机票时，他大笑起来，说他很高兴自己的朋友还活着，就算是天涯海角，他也会来找他。现在，他正在庭外等候。
米哈尔卡瞬间清醒了过来。医生走进审判庭时，他跳着要冲过去，泪流满面。法警死死按住他，但首席法官挥了挥手，表示同意。两人在法庭中央拥抱在一起，米哈尔卡紧紧抱住这个瘦弱的医生，把他举了起来。医生带来了一段录像，法警取来了播放器。我们看到村庄、索道、卡车、吵闹的儿童和大人，他们对着镜头欢笑，挥手大喊“弗兰克，弗兰克”。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阿亚纳和蒂鲁。米哈尔卡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坐在医生旁边，大手快要把朋友的手指捏断。首席法官和一名参审员已经热泪盈眶。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法庭现场。
德国的刑法属于罪责刑法。法庭根据一个人的罪责判刑，追问的是罪犯要为自己的罪行承担多大责任。这很复杂。中世纪依照罪行判罚的刑法则简单多了，比如偷盗就得砍手，没有例外，无论偷盗原因是贪财还是不偷即会饿死。那时的量刑就是一种数学游戏，每项罪行精确对应一种刑罚。今天的刑法更加智慧，对生命更公平，却也更加复杂。抢劫银行不再是单纯的抢劫银行。我们能指控米哈尔卡什么呢？他做的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选择吗？易地而处，我们难道会有别的出路？回到爱的人身边，不正是每个人的愿望吗？
米哈尔卡被判处两年监禁。庭审结束一周后，我在莫阿比特法庭的长廊偶遇了首席法官。她告诉我，参审员们给他凑了机票钱。
服刑过半后，米哈尔卡获准假释。刑事执行法庭的庭长酷似冯塔纳小说中的人物施特希林，他又让我把故事完整地讲了一遍，咕哝了一句：“不可思议。”最后，他批准了释放申请。
米哈尔卡又回到了埃塞俄比亚，加入了那里的国籍。现在，蒂鲁多了一对弟妹。米哈尔卡偶尔会给我打电话，一直在说，他很幸福。
第二部 罪责
世界保持着原本的面貌。
——亚里士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