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带走之前，霍尔布雷希特的人生一直很顺遂。他在朋友的晚宴上认识了米丽娅姆。她当时穿一条黑色裙子，系着绣有彩色极乐鸟的丝巾。她是小学教师，而他是办公家具代理商。两人情投意合，过了热恋期仍然心意相通。在家庭聚会上，大家都称赞两人般配，而且大多数人都是打心底这么认为的。
结婚一年后，他们在柏林郊外一个环境优美的社区买了一栋半独立式住宅。五年后房贷便差不多还清了。“提前还清的。”大众银行的分行经理说。每当米丽娅姆或霍尔布雷希特来柜台办业务，他总会起身致意。霍尔布雷希特喜欢这种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心想。
霍尔布雷希特想要孩子。“明年吧，”米丽娅姆说，“让我们先享受一下人生。”她当时二十九岁，比他小九岁。两人打算冬天去马尔代夫度假，每当谈及此事，米丽娅姆都会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客户欣赏他的率真直爽。加上年终奖金，他每年能拿到九万欧元。见完客户开车路上，他喜欢在车里听爵士乐，生活什么都不缺。
他们是早上七点过来的。当天，他原本要去汉诺威拜访新客户，谈一家公司的全套家具采购，那是一笔很大的订单。他们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带出家门。米丽娅姆盯着那张羁押令，身上还穿着她喜欢的睡衣。“二十四起虐童案。”她认出了一个小女孩的名字，那是她任教班级的学生。两名警察押着霍尔布雷希特穿过狭窄小径走向警车时，她正和一名警察站在厨房里。黄杨木树篱是她去年才种下的；斜搭在他肩上的西装外套是她圣诞节送他的礼物。警察说，妻子大多时候都毫无察觉。他想给她一丝安慰。接着，他们对整栋房子进行了搜查。
诉讼程序很简短。霍尔布雷希特否认了所有指控。法官驳斥他说，警方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了色情影片。尽管影片不涉及儿童，也都是合法的，但女演员都很年轻，其中一个的乳房几乎还没有发育。法官六十三岁。他相信小女孩的话。小女孩哭着告诉法官，霍尔布雷希特总是在她回家的路上拦截她，将她带到他家阳台，摸她的“下面”。另外一个小女孩也作了证，说她甚至亲眼见过两次。两个小女孩描述了他家房子和小花园的样子。
米丽娅姆没有出席庭审。她让律师把离婚文件带给了审前羁押中的霍尔布雷希特。他连看都没看就签了字。
法院判处他三年半监禁。判决书中写道，法院没有理由怀疑两名小女孩的证词。霍尔布雷希特在监狱里服满了整个刑期。心理治疗师劝说他认罪。他没有说话。
他的鞋子已经被雨水泡软，水滴透过鞋沿渗入，袜子也湿透了。公交车站有塑料棚顶，但他更愿意站在外面。雨水沿着后颈流进大衣。他所有的个人物品都装在身旁的灰色行李箱里：几件换洗衣物，几本书，大约二百五十封写给妻子但从未寄出的信。他的裤兜里放着假释监督员的地址，还有可供他暂时落脚的公寓住址。他有一笔在监狱劳动挣的过渡资金。霍尔布雷希特已经四十二岁了。
接下来五年，他的生活都很平静，靠给一家旅游餐馆充当人形广告柱为生。他会站在选帝侯大街上，套着贴有彩色比萨图的纸箱，头戴一顶白帽子。发放传单的技巧是，递过去时轻轻向对方点一下头。大多数行人都不会拒绝。
他住在舍嫩贝格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里。雇主对他很满意，因为他从不缺勤。他不想依赖社会救济生活，也不想从事其他职业。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那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女孩，穿着一件紧身T恤，看起来无忧无虑。她跟男朋友走在一起，吃着冰激凌，把头发往后甩去，一脸笑容。她就是那个女孩。
他迅速扭过头去，突然感到一阵难受。他把身上的广告箱脱下来，跟餐馆老板说自己病了。他的脸色如此苍白，老板没有追问下去。
在城市快铁上，有人在布满灰尘的车窗上写了“我爱你”，另一个人则写下“流氓”。到家后，他和衣躺到床上，还往脸上敷了一条浸湿的厨房毛巾。他睡了十四个小时，然后起身煮了咖啡，坐到敞开的窗边。一只鞋落在了邻居家的雨篷上，一群孩子正试图用棍子去够它。
下午，他去见了一个朋友，那人是个流浪汉，正在施普雷河边钓鱼。他在他身旁坐下。
“这次的事和一个女人有关。”霍尔布雷希特说。
“事情总是和女人有关。”对方说。
两人陷入沉默。等朋友从河里钓起一条鱼，并在河岸的水泥地上把它砸死后，他回了家。
到家后，他又望向了窗外。那只鞋还在雨篷上。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啤酒，把瓶身贴到太阳穴上，却感受不到一丝凉爽。
她每周六都路过选帝侯大街，与他和他的广告箱擦肩而过。他周末都请假，然后等待着。每当她经过，他就尾随上去，在商店、咖啡馆和餐馆外面蹲守。没有人注意到他。第四个周六，她买了电影票。他就在她正对的后排选了个座位。他的计划能成。她把手搭在男朋友的大腿上。霍尔布雷希特坐了下来，闻到她的香水味，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他从腰带里抽出厨刀，把它紧紧地揣在西装外套里。她把头发扎了起来，露出后颈纤细的金色汗毛。他几乎可以数清每一根。
他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利这样做。
我不知道霍尔布雷希特是怎么找到我的律师事务所的，我通常不接待临时上门的客户。或许只是因为事务所在电影院附近。秘书一大早就给我打了电话，说有个没预约的男人正坐在事务所门口的楼梯上等着，身上还带了一把刀。秘书已经跟我搭档很多年，当时她感到很害怕。
霍尔布雷希特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盯着面前桌上放的那把刀，一动不动。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把刀拿走。霍尔布雷希特点了点头，没有抬眼看我。我把刀装进一个信封，拿到了秘书处，然后坐回来等待着。不知过了多久，他才看向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那样做。”我点了点头，有时候，当事人不会轻易开口。我递给他一杯咖啡。我们就坐在那里，抽着烟。时值盛夏，透过会议室敞开的大窗户，能听见外面嘈杂的声响：一群集体出游的孩子在嬉闹，年轻人在对面的咖啡馆里欢笑。我把窗户关上，室内变得安静、闷热。
过了很久，他才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他说话的方式很奇怪，每说一句话就点一下头，好像必须再确认一次自己说的话，每段话之间都有很长的停顿。最后，他说，他跟着那个女孩进了电影院，但没有用刀捅她，他做不到。他全身都在颤抖。他在律师事务所门前坐了一整夜，此刻又困又乏。秘书给电影院打了电话，确认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霍尔布雷希特带来了旧案的诉讼材料，女孩的地址可以在通讯信息栏上找到。我写信问她是否愿意跟我聊一下。我们想不到其他办法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真的来了。
女孩在接受餐饮行业的职业培训。她脸上有雀斑，面露紧张。她的男朋友也跟着来了，我请他在另一个房间等候。我跟她讲完霍尔布雷希特的事后，她平静下来，向窗外望去。我跟她说，如果她不出来作证，我们无法在再审程序中胜诉。她没有看我，也没有回答。我不确定她是否愿意帮助霍尔布雷希特。但当她向我握手告别时，我发现她哭了。
几天后，她把自己的旧日记本寄给了我。那是一个粉红色的本子，布质封皮上印着骏马和爱心图案。事发几年后，她才把一切写了下来，但从未得到真正的解脱。为了便于我阅读，她在其中几页贴了黄色便笺。她八岁那年编造了整件事，因为想独占老师米丽娅姆。霍尔布雷希特有时来接米丽娅姆回家，这让她心生妒忌。一切都是一个小女孩的幻想。她还说服了自己的朋友为她作证。这就是全部真相。
再审申请通过了。当年那个朋友也承认了她们做的事。霍尔布雷希特被当庭宣告无罪。出庭作证对于两个年轻女孩来说并不容易。两人在法庭上向霍尔布雷希特道了歉。但他已经无所谓了。我们没有对媒体透露任何消息。霍尔布雷希特因无辜遭受牢狱之灾而获得一笔赔偿，金额是三万欧元多一点。
霍尔布雷希特在夏洛滕堡买了一家小咖啡馆，供应手工巧克力和美味的咖啡。他现在跟一个意大利女人生活在一起。她很爱他。有时我会去他那里喝一杯浓缩咖啡。我们再也没有提过那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