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斯贝格站在他的车旁。每天傍晚回家，他都会像这样在中途拐弯，开上一处小山坡，来到这棵古老的白蜡树下。小时候他经常逃学，坐在树荫下刻木雕。他放下车窗，白昼变得越来越短，天气也逐渐转冷。四下一片寂静。这是他一天中唯一的独享时刻。手机也关了。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从小到大生活的房子。那是他曾祖父修建的，里面灯火通明，院子里的树也被照亮了。他看到路边停了很多车。几分钟后他就会回到家，客人们已经在等候了。他将不得不应付社交场合上毫无意义的聊天话题。
保尔斯贝格今年四十八岁，在德国和奥地利一共拥有十七家门店，专卖男士奢侈服装。因为曾祖父在山谷后面办过针织厂，保尔斯贝格从小就掌握了关于面料及裁剪的所有知识。后来，针织厂被他转卖了。
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她落落大方，身材苗条，优雅迷人，会招待好所有来宾的。她三十六岁，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喜欢穿黑色职业装，披散着头发。他们是在苏黎世机场认识的。当时，他们都坐在咖啡厅里等候延误的班机，而她被他逗得开怀大笑。他们约好要再见面。两年后，两人结了婚，至今已经过去八年。他们的人生本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酒店桑拿房发生的事改变了一切。
婚后，他们每年都会去上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酒店度几天假。他们喜欢那种放松方式，只是吃饭、睡觉、徒步。这家酒店是著名的“疗养胜地”，配有蒸汽浴池、芬兰桑拿浴、室内外泳池，还提供按摩和矿泥热敷服务。地下停车场里停的都是奔驰、宝马、保时捷等高档车。这里属于上层圈子。
跟大部分同龄男人一样，保尔斯贝格也有小肚子，妻子则保养得好很多。他为她感到骄傲。他们一起蒸桑拿时，他观察着那个盯着他妻子看的年轻人，对方一头黑发，南欧长相，可能是意大利人；相貌俊朗，晒得黝黑的皮肤很光滑，大约二十五岁。这个陌生男子像观赏美丽的动物一样打量着他的妻子。她有点不胜其扰。男子对她微笑，她就把头转向一边。然后他站起身，阴茎半勃，往门口走去。途中，他在她面前停下，转过身，阴茎冲着她的方向。保尔斯贝格正想阻止，男子却拿起浴巾裹住了臀部，还冲他点点头。
后来他们回到房间，还拿这件事开起了玩笑。晚饭时，再遇到那个陌生男子，保尔斯贝格的妻子冲他笑了笑，脸一下子就红了。当晚剩下的时间，夫妇俩都在谈论那个陌生男子，夜里还一起设想，接下来会跟他发生些什么。那天晚上，他们久违地做了爱，感到既害怕，又享受。
第二天同一时间，他们又去了桑拿房。陌生男子等候已久。她一进门就解开浴巾，光着身子从男子身旁慢慢经过。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要对方也知道。男子站起身，又一次来到她面前。她坐在长椅上，先看了他一眼，又望向保尔斯贝格。保尔斯贝格缓缓点头，大声地说：“可以。”她握住男子的阴茎。透过桑拿房的蒸汽，保尔斯贝格看到妻子的胳膊正有节奏地律动着，而她身前的男子的肩背闪耀着橄榄色的湿润光泽。没有人说话，只能听见男子的喘息声。妻子胳膊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然后，她转向保尔斯贝格，让他看到男子留在自己脸上和身上的精液。陌生男子拿上浴巾，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桑拿房，留他们继续待在高温中。
他们先是在公共桑拿房尝试，然后加入了交换伴侣俱乐部，最后开始在网上刊登小广告。他们制定了规则：拒绝暴力，不能产生感情，禁止带回家。如有任何一方感到不舒服，活动立刻终止。但他们从未中断过。起初他负责写广告，她则把打了马赛克的照片传到网上。四年后，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他们找到了一处隐蔽的乡间旅馆，周末就在那里与回应了小广告的男人会面。他说，他的妻子供人享用。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但多次聚会后，游戏却变了质，成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妻子依旧是律师，明艳照人，难以接近。但一到周末，她就会成为别人的玩物。他们都是自愿的。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
他不认识邮件上的名字，也没认出照片上的人。他早就不细看男人们发来的照片了。妻子给男人回了邮件。现在，男人正站在酒店大堂，就在他们跟前。他是保尔斯贝格有过几面之缘的中学同学，那已经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他们在中学时代同年级但不同班，没有任何交情。他们坐在大堂酒吧的高脚凳上，聊着老同学间常聊到的话题：以前的老师，以及他们都认识的朋友，试图借此忘记当下的状况，可无济于事。男人点了威士忌而不是啤酒，说话嗓门很大。保尔斯贝格知道他供职的公司，两人是同行。三人共进晚餐时，男人喝多了。他跟保尔斯贝格的妻子调情，夸她年轻漂亮，说他很羡慕保尔斯贝格，其间一直喝个不停。保尔斯贝格想走，她却开始谈论性，说起那些给她发照片或者同她约会过的男人。没过多久，她把手放在了男人的手上，两人回了那个早已订好的房间。
那个男人跟妻子做爱时，保尔斯贝格就坐在沙发上，看着床头的那幅画：一个年轻女孩站在海边。画家只画了她的背影，她身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常见的蓝白条纹泳衣。“她一定很美。”他想。某一刻，她会转过身，冲着画家微笑，跟他一起回家。保尔斯贝格想起，他们已经结婚八年了。
事后，夫妻俩回到车上，他们都没有说话。她透过副驾驶的车窗望着漆黑夜色，直到到家为止。夜里，他起床去厨房喝水，回来时，发现她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着。
她服用抗抑郁药物百忧解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已经上了瘾，只要出门，就从不会落下那些白绿色胶囊。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满足那些男人。偶尔在夜里，四下一片寂静，保尔斯贝格也陷入熟睡，她会因为无法忍受闹钟上的浅绿色数字，穿上衣服来到院里，躺在泳池边的躺椅上仰望夜空。她在等待那种自父亲去世后就有的感觉。她几乎快要无法承受。银河中存在数十亿个太阳系，宇宙中又有数十亿条银河，置身其中，是何等冰冷而空虚。她完全失控了。
保尔斯贝格早已忘了那个男人。参加每年都于科隆举办的行业协会年会时，他站在早餐自助餐厅里，听到那个男人在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
突然间，世界慢了下来，一切都变得黏稠。他后来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每个画面：浮在冰水中的黄油、五颜六色的杯装酸奶、红色餐巾纸和酒店白色瓷盘上的香肠片。保尔斯贝格觉得那个男人看起来就像一种没有视力的两栖动物，小时候他曾在南斯拉夫黑暗的山洞里见过这种动物。当时他抓到一只，一路捏着回了酒店，想拿给母亲看。可等他再张开手，动物已经死了。那个男人胡子刮得精光，有着水汪汪的眼睛、细眉毛和几近发紫的厚嘴唇。就是这双厚嘴唇亲吻了他的妻子。男人的舌头如慢动作般抬起，叫出保尔斯贝格的名字时，舌头碰到门牙内侧。保尔斯贝格看见他透明的唾液、舌头上的味蕾、细长的鼻毛，还有不断挤压泛红皮肤的凸起的喉结。保尔斯贝格听不清那个男人在说什么。他又看见了酒店那幅画里穿蓝白泳装的女孩，她转过身，冲他微笑着，然后用手指着跪在他妻子身上的精瘦男人。保尔斯贝格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想象着自己向后摔倒并把桌布扯下来的画面，看到自己已经死亡，就躺在橙子切片、白色香肠和新鲜奶酪中间。但他并没有摔倒。那只是个一闪而过的念头。他向男人点了点头。
行业协会的年会上都是一些例行演讲。大家看着幻灯片，喝着从银色保温瓶里倒出来的过滤咖啡。几个小时后，就没有人再专心听会了，也没什么可听的。
下午，那个男人敲开了他的房门。两人喝着男人带过来的啤酒，他还给保尔斯贝格倒了一行自己随身携带的可卡因。他把粉末倒在玻璃桌上，将纸币卷成筒状吸食。他去卫生间洗手时，保尔斯贝格跟了进去。男人站在洗手池前，弯下腰洗脸。保尔斯贝格看着男人的耳朵，注意到了白衬衫泛黄的衣领。
他别无选择。
现在，保尔斯贝格正坐在床上。这个房间跟他住过的无数酒店房间一样。棕色迷你吧台上放着两块巧克力、真空袋装花生和黄色塑料开瓶器。空气中散发着消毒水和浴室洗手液的气味。瓷砖上的告示牌写着：“重复使用毛巾有助于保护环境。”
他闭上眼睛，想到了那匹马。早上，他踏上一座桥、走过石阶，迎着清晨河床上飘散的雾气，来到了莱茵河的河谷低地。然后那匹马就出现在了他面前，呼着热气，鼻孔鲜红而柔嫩。
晚些时候他还是得跟她通个电话。她会问他何时回来，给他讲这一天发生的事，关于事务所的同事、把垃圾桶敲得砰砰响的清洁女工，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琐事。他不会跟她提起那个男人。然后，他们会挂掉电话，继续努力生活。
保尔斯贝格听到那个男人在浴室里呻吟。他把烟头扔进半杯水里，提上行李，走出了房间。在前台结账时，他说，最好赶快上楼清理一下。前台的女服务员看着他，但他没再说什么。
二十分钟后，他们才发现了那个男人。他活了下来。
保尔斯贝格用客房里的烟灰缸动的手。它产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用深烟色玻璃制成，又厚又沉。法医后来说男人遭受的是钝挫伤，撞击点的边缘模糊不清。烟灰缸被确认为作案工具。
保尔斯贝格看到男人脑袋上的伤口，从那儿渗出的血比他想象中更加鲜红。“他死不了的。”保尔斯贝格一边猛击他的颅盖骨，一边想，“血是流了，但他死不了。”最后，保尔斯贝格把男人夹在浴缸和马桶中间，将他的脑袋按到马桶盖上。保尔斯贝格本想再给他最后一击，手臂都挥了起来。男人的头发在血污中结成硬块，看起来就像浅色头皮上插着黑色钢针。可突然间，保尔斯贝格想起了妻子，想起了他们第一次道别的情景。那是十年前，一个冰天雪地的一月，两人站在机场外的大街上，都快冻僵了。他记得她当时穿了一双单薄的鞋子，站在融雪上，身上披了件大纽扣的蓝色大衣。她把衣领立起来，一只手封住翻起的领口，开心地笑着。她曾经那么孤独、美丽、脆弱。当她坐上出租车，他就知道，她属于他。
保尔斯贝格把烟灰缸放到了地上，警方后来在瓷砖上的红色血迹间找到了它。保尔斯贝格离开时，那个男人还在喘气。保尔斯贝格不再想杀人了。
庭审在五个月后开始。保尔斯贝格被指控谋杀未遂。检察官说，他企图从身后将男人杀死。起诉书上写着，该案涉及可卡因。检察官深谙此类案件。
保尔斯贝格没交代犯罪动机，也没有提到那个男人。“给我的妻子打电话吧。”这是他被捕后对警方说的唯一一句话，之后他一直沉默。法官们试图找到他的作案动机。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在自己的酒店房间里杀人，但检察官也没有发现两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精神科医生说，保尔斯贝格“完全正常”。他的血液里没有检测出毒品，也没有人认为他作案是出于杀人的嗜好。
唯一能够提供线索的就是那个男人，但他也保持沉默。法官无法强制他供述。警方在那个男人的口袋和玻璃桌上找到了可卡因，开始针对他展开调查，这使得他有权保持沉默，因为一旦开口，可能对自己不利。
当然，法官并非必须知晓被告人的动机才能做出判决。但他们仍想知道，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只有真正了解了作案动机，才能更好地依据被告人的罪责来量刑，否则重判的可能性会增大。
法官不知道的是，保尔斯贝格是想保护妻子。妻子是律师，而他现在犯了罪。律师事务所还没有解雇她，毕竟面对发疯的丈夫，妻子也无能为力。但是律所合伙人不可能接受真相——一个女律师竟跟那么多陌生男人约会。一旦真相暴露，她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保尔斯贝格把决定权交给了妻子，让她去做她认为正确的事。
她只身出庭，身边没有律师，在保尔斯贝格看来有点太脆弱、太无力了。首席法官告知她相关权责。没有人相信审判还会有转机。但当她开始说话时，一切陡然生变。
几乎在所有庭审过程中，都会出现那么一刻，案情豁然开朗。我曾以为她会说出那些陌生男人的事。但她却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不间断地讲了四十五分钟，思路清晰，内容明确，逻辑自洽。她说，她和那个男人有外遇，保尔斯贝格察觉了。他曾打算和她离婚，因为嫉妒心而变得精神失常。这是她的错，跟丈夫无关。丈夫还发现了她和情人拍摄的视频。她把一张DVD递给法警。保尔斯贝格和她经常拍这类视频，DVD里的东西就是跟那个男人约会时拍的，当时，架着摄像头的三脚架就摆在床边。无关人员被请到了庭外，但我们必须观看。网络上这种片子数不胜数。但毫无疑问，和她上床的就是那个男人。视频播放时，检察官一直在观察保尔斯贝格的反应。他十分镇定。
检察官还犯了一个错误。德国刑法典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是一部睿智的法律。有时候，案件的发展并不如罪犯所愿。比如，一个男人想杀一个女人，手枪已经上膛，内有五发子弹。他一边走向女人一边开枪，可前四发子弹都没有命中，只有一枪擦伤了她的胳膊。然后，男人站到了女人面前，用手枪的枪管抵着她的腹部，要扣动扳机。这时，他看到血从她的胳膊流下，看见了她的恐惧。他或许会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在这个节骨眼上，糟糕的法律执着于以谋杀未遂的罪名给男人判刑，睿智的法律则着眼于拯救那个女人的性命。德国的刑法规定，若犯罪中止，则当事人不因犯罪未遂而受罚。也就是说，如果男人现在停手，没有杀害女人，便只会被判危险性人身伤害罪，而非谋杀未遂。罪名为何取决于他。如果他做出正确的选择，放受害者一条生路，法律就会轻判。大学教授们称之为“黄金桥理论”。我一直不喜欢这一表述，因为一个人在此种境况下产生的情绪实在太过复杂，而“黄金桥理论”更适合出现在中式庭院的设计里。但是，这种法律理念是正确的。
保尔斯贝格停了手，不再猛砸男人的脑袋，最终决定不杀他。于是，谋杀行为中止，法官只能判处他危险性人身伤害罪。
法院无法反驳保尔斯贝格的应诉答辩及其妻子的证词，也无法质疑他的动机。大刑事审判庭庭长判处他三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妻子定期到监狱探望他。后来，他被转移到开放式监狱服刑，又于判刑两年后获得假释。她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两人搬回她的家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她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他则卖了商铺和房子，开始专注于摄影。不久前，他在柏林首次举办了个人摄影展：所有照片上都展示着一个没有露脸的裸体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