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警正站在柏林绕城高速边的某个停车场上，冻得瑟瑟发抖。她跟同事们负责车辆例行检查的最后一关。这份差事很无聊，她宁愿自己是一名司机，坐在有暖气的车里，车窗只用开一条小缝。当时的气温已达零下九摄氏度，结冰的积雪下只有一些被冻住的杂草，湿冷的寒气透过制服钻入骨髓。她更希望站在前面挑选检查的车辆，但那都是老警官的任务。她从科隆调到柏林才两个月，现下十分想念家里的浴缸。她适应不了这种寒冷，科隆从没这么冷过。
迎面开来的是一辆挂有波兰牌照的银灰色欧宝欧美佳轿车。车子保养得很好，没有凹痕，车灯也无异样。司机按下车窗，把驾驶证和车辆证件递了过来。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司机身上没有酒气，还友善地微笑着。但不知为何，女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试图在车辆证件上找出问题所在。在警校受训时，她就学会了相信直觉，但还是得为此找出合理的解释。
这辆轿车是从国际租车公司租来的，租赁方是司机，所有证件齐全。然后她意识到了是什么让她感到不对劲——车子完全是空的。车里没放任何东西，没有揉成一团的口香糖纸，也没有杂志、行李、打火机或手套，什么都没有。整个车子空空如也，就像刚从车厂提出来的一样。司机不会讲德语。她挥了挥手，把会讲一些波兰语的同事叫了过来。他们让司机下车，他依旧全程保持微笑。他们请他把后备厢打开，司机点点头，按下按钮。后备厢同样一尘不染，只是中间放了一个人造皮革的红色手提箱。女警指了指箱子，打个了手势，让司机把它打开。他耸耸肩，摇了摇头。她俯身过去查看密码锁。那是一排常见的数字密码锁，上面的数字全部位于零，一下子就能打开。她掀开箱盖，然后被吓得猛地往后一退，后脑勺磕到了后备厢盖上。她强忍着扭过头去，在路边吐了起来。没见到箱子内部的那位同事迅速拔出枪，对着司机大喊，命令他把双手放在车顶上。其他警察冲了过来，把司机制服。女警脸色苍白，嘴角还挂着一些呕吐物。她说：“噢，我的老天！”然后又吐了起来。
警察把男人带到凯斯大街上的“涉人身犯罪调查科”。红色手提箱被送到了法医研究所。那天是星期六，法医室主任兰宁格还是被叫了过来。手提箱里有十八张彩色的尸体照片，看起来像是用激光打印机影印的。照片上的死者都有着相似的面部表情，嘴巴大张，眼球凸出。每次出了人命，法医都要验尸，这是他们的职责。但即便在法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看来，这些照片也极不寻常。死者包括十一名男子和七名女子，所有尸体以同样扭曲的姿势仰卧在地，而且看起来惊人地相似：全都赤身裸体，被一根粗糙的尖木桩刺穿腹部。
“扬·巴托维兹”是他波兰护照上的姓名。他被送到警察局时，警察想立即审讯他，口译员都安排好了。巴托维兹很有礼貌，几近谦卑，但一直重复说，想先跟大使馆通个电话。这是他的权利。警方最后同意了。他说了自己的姓名，大使馆的法务部门建议他在律师到达前保持沉默。这也是他的权利。巴托维兹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刑警队长佩措尔德，最多可以把被告人扣留至次日。他也正打算这样做。巴托维兹被带到临时看守所，关进了一个小隔间。就像对待其他嫌疑人一样，警察没收了他的鞋带和腰带，防止他自缢。当我第二天下午两点到达警察局时，讯问才能正式开始。我建议巴托维兹拒绝警方的讯问，但他选择了接受。
“您的名字？”佩措尔德看似有些不耐烦，但头脑异常清醒。口译员如实翻译了每个问题和回答。
“扬·巴托维兹。”
佩措尔德看了他的个人资料，让人查验了护照，看起来这身份是真的。他们昨天就向波兰当局咨询了巴托维兹是否有犯罪前科。同往常一样，这种咨询要等很久才会收到回复。
“巴托维兹先生，您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吧？”
“您的警员把我带过来的。”
“是的。您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您那些照片从哪儿来的？”
“什么照片？”
“我们在您的手提箱里找到了十八张照片。”
“那不是我的手提箱。”
“是吗。那究竟是谁的呢？”
“我家乡维托斯瓦夫的一个商人的。”
“那个商人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他只是把箱子交给我，让我带到柏林来。”
“您一定知道他的名字。”
“不，我没有必要知道。”
“为什么？”
“我们是在酒吧认识的。是他主动跟我说的话，当场付了我现金。”
“您知道照片的内容吗？”
“不知道，箱子给我的时候是锁着的。我完全不了解。”
“您没打开看看？”
“它上着锁呢。”
“锁是开着的。您本可以打开看看。”
“我不会做那种事。”巴托维兹说。
“佩措尔德先生，”我说，“我的委托人究竟因何事被指控？”
佩措尔德看着我。他也明白这才是关键。
“我们让人分析了照片。兰宁格教授说，这些尸体很有可能是真的。”
“是吗？”我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委托人的手提箱里有尸体的照片，尸体还被木桩刺穿了。”
“我还是不明白对他的指控是什么。运输彩印的尸体照片？兰宁格不是修图专家，他说‘很有可能’，就意味着无法确定。即便尸体是真的，持有这种照片也并不违法。这里面根本就不存在犯罪事实。”
佩措尔德知道我说得对。我也能够理解他的立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本来已经可以走了。我站起身，拿起我的公文包。但我的委托人做了一件我无法理解的事：他把手搭在我的小臂上，请警长继续讯问。我本想打断，但巴托维兹摇了摇头，说：“请您尽管让他问吧。”
佩措尔德继续问道：“这个手提箱是谁的？”
巴托维兹答道：“酒吧那个男人的。”
“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箱子？”
“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我只负责把它运来柏林。”
“那个男人跟您说过箱子里是什么吗？”
“是的，他说过。”
“什么？”
“他说，这是一项大工程的建筑图纸，值很大一笔钱。”
“建筑图纸？”
“对。”
“他为什么不用快递寄送？”
“我也这么问过。但他说他不相信快递公司。”
“为什么？”
“他说波兰的快递公司经常出卖客户，他宁肯找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跑一趟。”
“您要把照片送到哪里？”
巴托维兹毫不迟疑地回答：“克罗伊茨贝格。”
佩措尔德点点头，看起来快要逼近目标了。“在克罗伊茨贝格跟谁交接？叫什么名字？”
我听不懂波兰语，但能从巴托维兹的语气判断出，他十分镇定。“我不知道。我只需要在周一下午五点将东西送到一个电话亭就行。”
“在哪儿？”
“梅林达姆地铁站，约克大街。”这是用德语说的。接着他又说回了波兰语：“那儿应该有一个电话亭。我只需要明天下午五点到达那里，就会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办。”
佩措尔德继续讯问了一个小时，再没问出任何新信息。巴托维兹的态度一直十分友好，礼貌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没有急躁。佩措尔德无法反驳他的供词。
警方对巴托维兹做了身份鉴定。但电脑数据库里找不到任何匹配的信息。波兰当局也终于回复，表示他一切正常。佩措尔德只能要么放了巴托维兹，要么将其移交法庭。检察官拒绝申请羁押令，佩措尔德没有其他选择。他问巴托维兹能否把手提箱交给警方。巴托维兹耸了耸肩，说只要给他开个回执就行。晚上七点，他获准离开警察局，在这座老旧建筑的台阶上跟我道别。他走向他的车子，消失在夜色中。
第二天，二十名警察埋伏在电话亭附近，周围的警车也随时待命。一名与巴托维兹身形相仿的波兰裔便衣警察穿上了同他相似的服装，于下午五点准时提着红色手提箱等在电话亭里。法官还批准了对电话线路进行监听。可电话始终没有响起。
周二早上，一名慢跑者在森林停车场发现了巴托维兹的尸体。他的身上只有一个六点三五毫米口径勃朗宁手枪留下的小小圆形弹孔，直径几乎不到半厘米。这是一次处决。佩措尔德只能新建一个档案，并通知了波兰警方。巴托维兹的命案始终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