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椅子挪到了窗前，她喜欢坐在那儿喝茶。从窗前还可以看到儿童游乐场。有个小女孩正在做侧手翻，两个小男孩在一旁看着。小女孩比小男孩年纪要大一点。她摔了一下，哭了起来，然后跑回母亲身旁，给她看擦伤的手肘。母亲带了一瓶水和一条手帕，轻轻地给她擦洗伤口。女孩站在母亲两腿之间，伸着手臂，看着男孩们。那天是周日。一个小时后他会带着孩子们回来。她将摆好咖啡桌，等朋友们过来拜访。家里一片寂静。她继续望着游乐场，但不再留意那里发生的事。
他们过得很好。她如常做着所有事，跟丈夫谈论他的工作、到超市购物、给孩子报网球课、去父母或公婆家过圣诞节。她总是说着以往常说的话，穿着以往常穿的衣服。她会跟女性朋友一起逛街买鞋，如果保姆忙得过来，她每月还会去一次电影院。她持续关注着展览和戏剧演出的最新消息，看新闻，阅读日报的政治版面，照料孩子，出席家长会。她不做任何运动，但仍然没有长胖。
她一直觉得丈夫跟自己很般配。那不是丈夫的错，也不是其他人的错，它就这样出现了，她无法抵抗。直到某天晚上一切才显露出来，她记得当时的每个细节。
“你生病了吗？”当时他问，“你的脸色看起来好苍白。”
“没有。”
“你怎么了？”
“没事，亲爱的，我要上床睡觉了，今天太累了。”
晚些时候，两人躺在床上，她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天亮都还清醒着。恐惧和内疚让她浑身僵硬、大腿抽筋。她不想要这种感觉，但它不肯消失。第二天早上她为孩子准备早餐、检查书包时，她意识到那种感觉将永远无法改变：她的内心空荡荡的。她必须这样生活下去。
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他们依然生活在一起。他没有察觉她的异常，没有人能。他们很少同房，但要做，她也配合。
渐渐地，什么都消失了，她只剩一副躯壳。她感觉世界变得陌生，仿佛自己不再属于这里。孩子们欢笑，丈夫发怒，朋友们谈天说地——没有任何事能触动她。她可以严肃、开怀大笑、放声哭泣，也能给予安慰——根据需求表现得一切如常。但当私下一片安静，她看着咖啡馆和电车上的人时，会觉得一切皆与她无关。
终于，她开始做那件事。她在放有丝袜的货架前站了半个小时，走开后又折返，然后不分颜色和尺寸地抓了一把丝袜，将它们塞进大衣。仓促间几双袜子掉落在地，她弯下腰捡起，迅速离去。一路上她心跳飞快，脖子上的脉搏也在狂跳，手上起了鸡皮疙瘩。她全身被汗水浸透，感知不到大腿的存在，只是颤抖着往前走，穿过收银台时还被人撞了一下。外面晚风刺骨，还下着雨。她肾上腺素飙升，想大声喊出来。走过两个街角后，她把丝袜丢进垃圾桶里，脱下鞋子，一路淋着雨跑回了家。在家门前，她抬头仰望天空，任由雨滴拍打在额头、眼睛和嘴上。她还活着。
她偷的都是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只有当一切变得难以忍受时，她才去偷窃。她知道，事情总会败露的。如果丈夫知道，他会说，有因必有果。他总是说这种话。他是对的。当她被商场警卫在街上逮到时，她立即就承认了。行人都停下脚步看她，一个小孩指着她说：“那个阿姨偷了东西。”警卫抓着她，一路紧扣她的胳膊，把她带回他的办公室，给警方写了一份告发书，上面详列了她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犯罪经过和价值十二点九九欧元的清单，还设了一个打钩栏，写着：“是否认罪：是/否。”他穿着格子衬衫，身上一股汗臭味。而她是一个手拿路易威登手提包、用着古驰钱包的女人，身上带了信用卡和八百四十五点三六欧元现金。他给她指了指签字的地方。她通读了一遍告发书，思考了一下要不要像教自己孩子那样纠正他的拼写错误。他说她会收到警方的信函，对着她一阵冷笑。办公桌上还放着吃剩的香肠小面包。她想到了丈夫，仿佛也看到了即将面临的审判，以及向她问话的法官。警卫从商场侧门把她带到了外面。
警方要求她写一份书面声明。她带着信函到事务所来找我，事情很快便办妥。这是她首次被抓，涉案金额很小，她也没有前科。检察官没有起诉。她家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事情平息了下来，正如她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