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十五年，今天她又一次路过那栋房子。她坐在一家咖啡馆，给我打了电话问我还记不记得她。她已经成年，结了婚，有两个女儿，一个十岁，一个九岁，都很漂亮。小女儿长得像她。她说，她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您还记得那件事吗？”她问。
是的，我还记得。每个细节都不曾忘。
拉里莎那年十四岁，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家人靠社会救济为生。父亲已经失业二十年，母亲做过清洁工，后来他们都成了酒鬼。父母经常晚归，有时干脆就不回来了。拉里莎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也习惯了挨揍，就像孩子总会适应一切一样。她的哥哥十六岁就搬了出去，从此再无音讯。她以后也会这样。
那天是周一。父母都待在两条街之外的酒水商店——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里。拉里莎独自在家，正坐在床上听音乐，门铃响了。她过去开门，透过猫眼向外看了看。是拉克纳，父亲的朋友，住在隔壁。她只穿着三角裤和T恤。他问她父母在不在家，进屋后又确认了一遍。然后，他掏出一把刀，逼她换好衣服跟他走，否则就割断她的喉咙。拉里莎别无选择，只能顺从。她跟着拉克纳走了。他要回自己家里，免得受人干扰。
在楼梯间，住对门的哈尔伯特夫人迎面碰到了他们。拉里莎挣脱拉克纳，哭喊着跑到她怀里。很久之后，一切尘埃落定，法官问哈尔伯特夫人当时为何不保护拉里莎，又为何推开拉里莎，任她落入拉克纳的魔爪。还问她为何在女孩哭着求救的情况下仍任由男人把她带走。面对法官的每一个问题，哈尔伯特夫人总是给出同样的回答：“这不关我的事，与我毫无干系。”
拉克纳把拉里莎带回自己的住处。她还是处女。他结束后就把她打发走了，告别时还说：“替我问候你的父亲。”回家后，拉里莎用很烫的热水冲了澡，皮肤都快被烫伤了。她拉上房间的窗帘，整个人都陷入疼痛与恐惧，但无人可以倾诉。
接下来几个月，拉里莎的身体越来越差。她感到困倦，恶心想吐，精神涣散。母亲说，她不该吃那么多甜食，结果得了胃灼热。拉里莎胖了近十公斤。她正处在青春期，刚把墙上的骏马图撕下来，挂上BRAVO杂志上刊登的照片。她的情况越来越糟，尤其腹痛愈发严重。父亲说“那是胃绞痛”。月经也停了，她以为这是呕吐导致的。
四月十二日中午，她强撑着来到厕所，感觉肠子都快裂开了。整个上午她的胃一直在痉挛。这种感觉不对劲。她将手伸向两腿之间，碰到了异物。它正从她的体内长出来。她摸到了湿漉漉的头发，一颗小小的脑袋。“它不能留在我的身体里。”后来她说，这是她当时唯一不断重复的念头：“它不能留在我的身体里。”几分钟后，婴儿掉入马桶，她听到水花溅起的声音。她一直没动，就这样坐了很久，久到她已经感知不到时间的流逝。
后来，她终于站了起来。婴儿还在马桶里，苍白的身体泡在红色的血水中，脏兮兮的，已经死了。她从洗手池上方的置物架上拿起指甲剪，剪断脐带，然后用厕纸擦干了身体。她不想把废纸扔到婴儿身上，就塞到了洗手间的塑料桶里。她瘫坐在地，直到浑身发冷。接着她强撑着起身离开，踉跄着去厨房取来垃圾袋，因为一路扶着墙走，墙上留下了血迹斑斑的手印。然后，她把婴儿从马桶里捞了上来，它的腿几乎跟她的手指一般细。她把它放到一块毛巾上，非常快速地瞥了一眼，那短暂的一瞬间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海里——它躺在那儿，脑袋青紫，双眼紧闭。她用毛巾包住婴儿，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袋里，心想，“就像在放一块刚烤好的面包”。她双手捧着塑料袋，来到地下室，把它放到自行车旁。她无声地哭着。上楼时她又开始流血，血顺着大腿根往下流，但她没有注意到。她好不容易回了屋，最终却晕倒在过道上。母亲回来后叫了救护车。到医院后，医生帮她取出了胎盘，还报了警。
女警和善可亲。她没有穿制服，一直在轻轻抚摸拉里莎的额头。拉里莎躺在干净的床铺上，护士给她带了些鲜花。拉里莎交代了一切，说“它还在地下室”。然后，她说了一句让人难以置信的话：“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我在女子看守所见到了拉里莎。一位法官朋友请我为她辩护。她才十五岁。父亲接受了街边小报的采访，说她一直都是个乖孩子，他也搞不懂这一切怎么会发生。为此，他得到了五十欧元的采访费。
隐性怀孕的现象一直存在。仅在德国，每年就有一千五百名女性很晚才发现自己怀了孕，其中近三百名直到分娩那一刻才意识到。她们误读了所有症状：停经是因为压力太大，肚子隆起是因为吃得太多，乳房增大是因为内分泌失调。这些女性要么非常年轻，要么已经超过四十岁，其中很多甚至有过生育经验。人会自我压抑一些事，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这类情况有时甚至能骗过医生，从而阻碍他们做进一步的检查。
拉里莎被无罪释放。首席法官说，婴儿生下来时还活着，之后才溺亡，因为其肺部已经发育完全，里面还发现了大肠杆菌。法官说他相信拉里莎。强奸给她造成了心理创伤，她本不想生下孩子。于是她把一切强力而彻底地压抑了下来，以至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在厕所产下婴儿时，拉里莎自己也受了惊吓，因此陷入一种无法分辨是非对错的精神状态。婴儿的死不是她的过失。
拉克纳在另一场审判中被判六年半有期徒刑。
拉里莎乘坐电车回家，身上只带了女警为她收拾好的黄色塑料包。母亲问了问她法庭上的情况。半年之后，她从家里搬了出去。
我们通完电话后，她给我寄了一张两个女儿的照片，还附了一封信，蓝色信纸上圆润漂亮的字迹一看就是用心慢慢写下的：“我跟丈夫和女儿生活得很好。我感到很幸福。但我经常梦到那个独自躺在地下室的婴儿。是个男孩。我很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