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刑事法庭位于柏林的莫阿比特区。那里总是灰蒙蒙的，没人知道其名字的由来，不过听起来有点像斯拉夫语里的“沼泽”。欧洲最大的刑事法院坐落于此，一共有十二个法庭、十七座楼梯。一千五百人在这里供职，包括两百七十名法官和三百五十名检察官。这里每天大约举行三百场庭审，八十个国家的一千三百名嫌疑人在此羁押；同时每日还有上千名访客、证人和诉讼参与人到访。每年约处理六万起刑事诉讼。以上皆是统计数据。
带图兰进来的女警低声说：“真是一个可怜虫。”他拄着两根拐杖，拖着右腿走进探视室，左腿内弯，看起来像步行街上的乞讨者。他今年四十一岁，瘦弱矮小，浑身只剩下皮包骨。他的脸凹陷，牙齿几乎掉光，胡子拉碴，一看就无人照顾。为了跟我握手，他还得把一根拐杖靠在肚子上，站都站不稳。图兰坐了下来，艰难地讲述他的故事。他正在服刑，处罚令早已生效。起因是他带着斗牛犬攻击了一名男子。据称，“他凶残地把男子打趴在地上”。图兰说，他是无辜的。他回答问题时要想很久，说话也用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其实他也不必说这么多。他走路都成问题，一条小狗就能把他撞倒。当我准备离开时，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臂，拐杖掉在了地上。他说，他不是坏人。
几天后，我拿到了检察院送来的卷宗。卷宗不厚，还不到五十页：霍斯特·科夫斯基，四十二岁，当时正在新克尔恩散步。新克尔恩是柏林的一个城区，那里的学校都要聘请私人保安，百分之八十的小学生是外籍，一半居民依靠社会救济生活。霍斯特·科夫斯基正在遛他的腊肠犬。后来，腊肠犬跟一只斗牛犬厮咬在了一起。斗牛犬的主人被激怒，矛盾升级，最后把科夫斯基打翻在地。
科夫斯基回到家时，嘴角还在流血。他的鼻梁骨折，衬衫也被撕烂了。妻子为他包扎时说，她认识“那个牵斗牛犬的男人”，他叫塔伦，是她工作的那家日光浴沙龙的常客。她查了沙龙的电脑，找到了塔伦的打折卡和住址：科尔贝环路五十二号。夫妇两人来到警察局，科夫斯基把从电脑上打印出来的信息交给了警方。市户籍登记库里没有塔伦的名字，警察对此并不意外。在新克尔恩，不是所有人都会按照规定登记户籍的。
第二天，一名巡警查了科尔贝环路五十二号的一百八十四个门牌，都没找到塔伦的名字，但发现有个门牌写着“图兰”。该巡警到柏林的户籍登记处询问，得知确实有个叫哈尔坎·图兰的人住在科尔贝环路五十二号。巡警认为报警人可能搞错了拼写，正确的名字应该是“图兰”而非“塔伦”。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他在信箱留下一张传票，通知图兰到警察局接受调查。
图兰没有去警察局，也没有申请择日再去。四周之后，警官把卷宗移交检察院。检察官申请了处罚令，法官也签了字。“如果不是他做的，他早该来说清楚了。”法官认为。
接到处罚令时，图兰还有机会扭转一切。他只要给司法机关写一句简单的话就行。两周之后，处罚令生效。司法执行部门给他发来一张汇款单，让他缴纳罚款。他当然没有支付，也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于是罚款就演变成了监禁。从拘留中心寄来的信函上写道，他必须于十四天内自首。图兰把信扔了。三周后，两名警察把他带走了。此后他就一直被关押着。图兰说：“不是我干的。德国人这么严谨，他们一定会弄清楚。”
图兰天生残疾，一生都在不停地做手术。我给他的医生写了信，取得他的病历并发给一位专家过目。专家说，图兰不可能把人踢倒在地。图兰的朋友们来到了律师事务所，说图兰怕狗，也从未养过狗。其中一个朋友甚至认识养斗牛犬的塔伦。我申请了再审，图兰被释放。三个月后庭审开始，科夫斯基说，他从未见过图兰这个人。
图兰被宣判无罪。司法机关却忘了起诉塔伦。
根据法律规定，图兰可以向国家申请赔偿，每被关押一天可获得十一欧元。但申请必须在六个月内提出。图兰没有拿到赔偿。他错过了申请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