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拉长得很漂亮，一头金发，有一双棕色的眼睛，老照片上的她还扎着发带。她在奥尔登堡附近的农村长大，父母经营农场，饲养奶牛、肉猪和鸡。她不喜欢自己脸上的雀斑，爱读历史小说，一心向往城市生活。中学毕业后，父亲安排她到城里一家声誉不错的面包店当学徒，母亲则帮她找了住处。她一开始很恋家，每个周末都回来，后来渐渐在城里交了一些朋友。她热爱生活。
学徒期结束后，她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钱是母亲给的，但她想自己挑选。她当时十九岁，汽车销售员大她十岁，是个身材高大、臀部紧实的男人。他们一起试车，他给她讲解车子性能。她总是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的双手看，那是一双修长有力的手，她很喜欢。交易完成后，他邀请她一起吃晚饭或看电影。她过于紧张，笑着拒绝了，但在购车合同上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一周后，两人开始约会。她喜欢他讲话的方式，喜欢什么都被他安排妥当的感觉。她觉得一切都好极了。
两年后，两人结婚。婚礼照片上，她身穿白色礼服，皮肤晒得有点黑，正挽着比她高两个头的丈夫冲镜头灿烂地笑。他们聘请了专业的摄影师。这张照片会一直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连相框都买好了。两人都对婚礼很满意，也很喜欢那个弹奏哈蒙德风琴的独奏艺人。他们随着音乐起舞，尽管他自己说不太会跳。双方的家人很合得来。她最爱的祖父是个患有尘肺病的石匠，他在婚礼上送了他们一尊雕像——外形很像她的裸体女孩。公公则把礼金包在信封里送给他们。
亚历山德拉对婚姻没有恐惧，她相信自己会跟这个男人过得好。一切的确如她所愿。他表现得温柔体贴。她以为自己足够了解他。
他第一次打她，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很久。那天他半夜才回家，喝得大醉。她醒来后埋怨了一句，说他身上有酒味。她不觉得有什么，只是这么一说而已。他却冲着她大喊，把她的被子掀了起来，等她坐起身，就朝她脸上打了一拳。她被吓到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天早上他哭了，说都是酒惹的祸。她不忍心看他坐在厨房地板上的样子。他说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他去上班后，她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一整天都没法做其他事。婚都结了，这种事在所难免，她想着，就当是个小插曲吧。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亚历山德拉怀孕时，一切如常。他周末会带鲜花回来，平时也会把头贴在她的肚子上，试着听孩子的动静，温柔地抚摸她。她生完孩子出院后，他已经把家收拾得焕然一新，把婴儿房墙壁粉刷成了黄色，还买了一张换尿布用的桌子。婆婆给婴儿买了各种日用品。大门口挂上了纸做的花环。
女儿接受了洗礼。他原想给她取名尚塔尔，但他们最后达成一致，决定叫她萨斯基亚。亚历山德拉觉得很幸福。
孩子出生后，他再也没有跟她同过床。她尝试了几次，但他都不情愿。她感到有点孤独，但因为身边有了孩子，慢慢也就习惯了。一个朋友说，如果丈夫曾在产房陪产，有时就会发生这种事，但迟早会过去的。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
几年后，生活变得艰难起来。汽车销售行业不景气，他们还有公寓的贷款要还。无论如何，日子还过得下去，只是他比以前喝得更多了，有时夜里回来，身上还带有其他女人的香水味，但她什么都没说。她的朋友们和各自丈夫之间的矛盾更多，大部分都离了婚。
一切始于那个圣诞节。她已经摆好餐桌，用白色桌布搭配祖母的银质餐具。五岁的萨斯基亚正在告诉她要把装饰彩球挂在圣诞树的哪个位置。傍晚六点半，她点上蜡烛。但直到蜡烛燃尽，他都没有回来。母女俩吃了晚饭，饭后她把萨斯基亚抱上床，给女儿念新买的书，哄她入睡。她跟父母和公婆都通了电话，如寻常家庭般互道圣诞快乐。只是当长辈们问起他时，亚历山德拉说他开车去了加油站，因为家里没有火柴点蜡烛了。
他打人时一声不吭。他以前练过拳击，知道打哪里最疼。尽管酩酊大醉，他每次下手依然精准，出拳规律而凶狠，而且会避开脸。他们就站在开放式厨房的美式早餐桌和冰箱之间，冰箱门上还贴着孩子的照片和花纹贴纸。为了不喊出声，她拼命咬住自己的手，心里想着萨斯基亚。他揪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客厅拖回卧室。他强迫她肛交时，她感觉身体快要撕裂。他很快高潮，然后一脚把她从床上踹了下去，倒头便睡。她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过了很久才起身来到浴室，全身瘀青，还尿了血。她在浴缸里躺了很久，直到呼吸恢复正常。她欲哭无泪。
圣诞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她恢复了一些气力，说要带着萨斯基亚回娘家。他在她之前出了门。她收拾好行李，将行李箱搬上电梯。萨斯基亚很高兴。等他们来到楼下，他正站在大门口。他从她手中拿过行李箱，动作很轻。萨斯基亚问，她们是不是不能去外婆那里了。他用左手牵着女儿，右手拉着行李箱，走回电梯间。到家后他把行李箱放到床上，盯着她摇了摇头。
“你哪儿都去不了，我总能找到你。”他警告。他回到门厅，抱起萨斯基亚，说：“我们现在去动物园。”
“太好了。”萨斯基亚说。
直到门被关上，亚历山德拉才重新感觉到自己双手的存在。她刚才太过用力地抓抠椅子，断了两个指甲。当天夜里，他打断了她一根肋骨。她躺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他的名字叫费利克斯，租住在后面楼房的一间小公寓里。她每天都能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出入。在超市购物时，他总会跟她打招呼。有一次，她因为肾脏疼痛蜷缩在过道上，他还帮她提了购物袋回家。此刻，他正站在她家门前。
“您家有盐吗？”他说，“好吧，我承认，这个借口太蠢了。您想和我一起喝杯咖啡吗？”
两人都大笑起来。她的肋骨还在隐隐作痛。她已经习惯了挨打。她还要再忍受四五年，等萨斯基亚再长大一些。她现在才九岁。
她喜欢费利克斯的公寓。那里很温馨，有着浅色的地板，窄小的木质书架上摆满了书，床垫上铺着洁白的床单。他和她讨论书，一起听舒伯特的音乐。他看起来像个大男孩，还有些忧郁，她想。他对她说，你真漂亮。然后两人就陷入了漫长的沉默。回到家后，她想，也许一切还没有那么绝望。当晚，她又被迫在床边的地板上过夜，但她觉得没有那么难熬了。
三个月后，她和他睡在了一起。她不想他看到自己裸露的身体，尤其是那些瘀青和擦伤。她拉上百叶窗，在被子里脱了衣服。她三十一岁，而他经验不多。但这是自萨斯基亚出生以来，她第一次和男人真正地做爱。她喜欢被他抱着的感觉。事后，两人在昏暗的房间里躺着。他跟她说，想带她去旅行，到佛罗伦萨、巴黎，还有很多她从未去过的地方。这一切让她感觉十分放松。她喜欢听他的声音。她只能待两个小时，但她对他说，她现在不想回去了。就这样脱口而出，应该也算一种爱的宣言吧。她意识到，自己是认真的。
后来，她找不着丝袜了，两人都大笑起来。突然间，他打开了灯。她把床单挡在身前，但为时已晚。她看到了他眼中的怒火，他说必须马上打电话报警。她花了很长时间劝阻他，说她担心自己的女儿。他不愿意听下去，嘴唇一直在颤抖。
两个月后，长假开始了。他们把萨斯基亚送到了乡下的外婆家。小女孩很喜欢那里。返程途中，她丈夫说：“现在开始，你要学会听话。”费利克斯给她发了短信，说他想她了。她在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卫生间里读了短信。那里弥漫着一股尿味，但她觉得没什么。费利克斯说，她的丈夫是个虐待狂，从羞辱和伤害她中获得快感。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对她很危险，必须让他去接受治疗。而且，她必须立刻远离他。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能告诉母亲，因为她为丈夫，也为自己感到羞耻。
八月二十六日，萨斯基亚回家的前一天，两人打算去接她，并在亚历山德拉父母那儿过一夜。之后一家三口会去马略卡岛度假一周，机票就放在过道的小桌上。她想，到了那里，情况或许会有所好转。女儿不在的日子，他喝得越来越没有节制。而她几乎无法行走。过去的两周，他每天都强迫她肛交和口交，对她拳打脚踢，强迫她用放在地上的宠物喂食碗吃饭。在他面前，她必须一丝不挂，而且只能睡在他床前的地板上，现在连身上的被子都被抽走了。她无法跟费利克斯见面，只是发短信告诉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不行。
在这最后一晚，他说：“萨斯基亚已经成熟了。我一直在等着。等她回来之后，她就是我的了。”
她听不明白他的话，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像干你一样干她。她已经准备好了。”
她尖叫着冲向他。他站起来，朝她腹部抡了一拳，那一击迅猛而结实。她马上吐了起来，他转过脸去，命令她把地擦干净。一小时后，他上床睡觉。
丈夫再也没有打鼾。两人睡在一起的头一个美好的夜晚，她就知道他有打鼾的习惯。起初她觉得很是陌生，心想，这真是个与她全然不同的人，声音也不一样。但慢慢地她便习惯了。他们已经结婚十一年。人生不可重来，摊上这样的丈夫便注定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她坐在另一个房间听收音机，里面播放着她听不懂的内容。她呆呆地望着漆黑的夜色。两个小时后天将破晓，到时她就得回到卧室，回到她的卧室。
她父亲请求我为她辩护。我申请了探视许可证。负责本案的检察官叫考尔巴赫，体形壮实、头脑清晰。他的话总是言简意赅。
“真是可怕，”他说，“我们这里不常发生谋杀案，但这件案子一目了然。”
考尔巴赫给我看了案发现场的照片。
“她用雕像把自己丈夫砸死了，当时他还在熟睡中。”
“关于他是否在熟睡中，法医也还没有定论吧。”我说。但我知道这个论点站不住脚。
问题很简单。不同于犯罪题材影视剧所表现的，谋杀与杀人罪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蓄意”。所有谋杀都属于杀人，但要具备某些要素，谋杀才能成立。这些要素并非随意决定，而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比如凶手是出于“满足性欲”“贪婪”或其他“卑鄙的动机”而害人性命，或者凶手杀人的手法具备“阴险”“残忍”的特征。如果法官认为上述任一要素成立，便别无选择，只能判处凶手终身监禁。但若只是杀人，法官还可以视情况判处五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考尔巴赫说的没错。如果一个人睡觉时被打死，是无法进行反抗的。他不知道自己正受到攻击，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也就是说，凶手的行为是“阴险的”，可以构成谋杀，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请您仔细看一下这些照片，”考尔巴赫说，“男人仰卧，双手没有反抗的痕迹，被子也整齐地盖在身上。那里没有发生过打斗。没人会怀疑他正在熟睡中。”
检察官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从现场照片上看，雕像底座把男人的脸给砸烂了。血迹四溅，甚至落到了床头柜的照片上。参审员们不会想看到这种照片。
“此外，您的委托人今天认了罪。”
这一点我还不知道。我不由得想，自己还能为这场诉讼做些什么。我完全帮不了她。
“非常感谢，”我说，“我现在就去见她。之后我们再谈。”
亚历山德拉正躺在看守所的医院里。她微微一笑，是人们在医院里面对陌生访客时会露出的那种表情。她坐起来，披上浴袍。浴袍有点大，她看起来不太自在。地板铺有油毡布，屋子里散发着消毒水的味道，洗手池缺了一个角。她旁边躺着另一名女囚，床铺之间只隔着一道黄色帘子。
我在她的病房待了三个小时，听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让人给她伤痕累累的身体拍了照。她的诊断报告长达十四页：肝脾均破裂，两个肾脏出现挤压性损伤，皮下大面积淤血，两根肋骨骨折，另外六根肋骨有旧伤。
三个月后，此案正式开庭。首席法官即将退休。他脸颊瘦削，平头灰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形象与崭新的审判庭格格不入。室内设计师按照当时流行的风格给审判庭配置了浅绿色的塑料座椅和白色的复合板桌子，旨在体现民主司法系统的气质，但判刑尺度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首席法官宣布开庭，确认诉讼参与人均已到场。然后，他中断了庭审，先把旁听者请到庭外，又把亚历山德拉送回拘传室。一直等到现场重新安静下来，他才再次开口。
“女士们，先生们，坦白说，”他语速很慢，语气中尽显疲惫，“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会完成案件的审理，理清卷宗。但我不想判被告人有罪，她被这个男人折磨了整整十年，差点被他打死，而他的下一个施暴对象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女儿。”
我不知道说什么。如果在柏林，这位法官会因立场偏颇而立即被检察院要求回避。开庭审理前如此公开发言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乡下地方就不同了。这里圈子更加狭小，大家还得相处下去。首席法官不在乎检察官的想法。考尔巴赫始终一言未发。
“但我必须判她有罪，法律要求我这么做。”首席法官看着我说，“除非您能想出别的办法。我会给您提供一切机会。”
庭审只持续了两天，没有证人出庭。亚历山德拉讲述了她的故事。法医报告了死者的尸检情况，但用更长的时间陈述了亚历山德拉遭受的虐待。法庭的调查取证就此结束。检察官主张将此案定性为谋杀。他的陈词不带任何感情，内容无可指摘。他说，被告人的情况满足从轻判决的先决条件，但根据法律规定，谋杀不存在减刑的可能。因此，唯一适用的判决就是终身监禁。我的总结陈词被安排在第二天。在那之前暂时休庭。
离开审判庭前，首席法官把检察官和我叫到了法官席前。他已经脱下了长袍，里面穿了一件绿色西装外套，皱巴巴的衬衫上满是污渍。
“你错了，考尔巴赫先生，”他对检察官说，“谋杀固然无法轻判，但还有其他可能。”他递给我们两人几份复印件。“明天之前，请仔细地研究这份判例。我想从您那里听到合理的辩护词。”这是说给我听的。
我知道那个判例。联邦最高法院大审委会认为，对谋杀罪的量刑并非绝对。在特殊情况下，终身监禁也应有减刑的可能。除了这样总结陈词，我别无他法。
法院最终宣判亚历山德拉无罪。首席法官认为，她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正当防卫的界定很苛刻，只有在正遭受攻击或即将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实施防卫才可算作正当防卫，免受刑罚。而本案唯一的问题在于，熟睡之人无法发起攻击，也没有任何法院会认为，一个睡着的人会马上发起攻击。首席法官说，这只是独立的个案判决，一个特例，不适用于其他案件。亚历山德拉不必等到丈夫醒来再自卫。她想保护女儿，也应该被允许这样做。同时，她也还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危。法院撤销了羁押令，解除了对她的羁押。后来，首席法官还说服了检察官不再提起上诉。
宣判结束后，我来到街对面的咖啡馆。客人们可以坐在屋外一棵高大的栗子树下喝咖啡。我回想着那位年迈的首席法官、整场仓促的审判和我自己愚蠢的总结陈词。我请求从轻判决，法院却宣判她无罪。接着我突然意识到，法庭还没有听取指纹专家的证词。我查看了笔记本电脑中的档案卷宗：雕像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凶手必定戴了手套；而且雕像重达四十一公斤，亚历山德拉的体重和它差不了多少。床的高度也有五十多厘米。我重新翻看了她的供词。她说自己作案后就回婴儿房坐到了天亮，然后才去报的警，其间没有洗澡，也没有换过衣服。卷宗往后翻大概一百页，可以看到她衣服的照片：她穿着白色衬衣，上面没有一处血迹。首席法官经验丰富，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合上了电脑。那是夏末的最后几天，吹来的风还带着热意。
我看到她从法院走了出来。费利克斯正在出租车上等她。两人一起坐在车子的后座，他握紧了她的手。她打算带他去见她的父母，拥抱萨斯基亚，而这一切终将过去。他们会小心地经营这段关系。只有当她感觉到被温暖呵护之时，她才会主动回应那双杀死丈夫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