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勒以最佳成绩从汉诺威的一所高中毕业。他的父亲曾是名钢筋工人，个子瘦小，双肩下塌。尽管妻子抛下孩子弃他而去，他还是想方设法让儿子上了文理中学。瓦勒毕业十六天后，父亲去世了：他失足跌入建筑工地新浇注的混凝土床，手上还拿着啤酒瓶。施工人员来不及停下机器，父亲活活淹死在混凝土泥浆里。
参加葬礼的除了瓦勒，还有父亲的四个工友。瓦勒穿着父亲仅有的一套西装，十分合身。他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国字脸与薄嘴唇，但眼睛和其他方面却与父亲全然不同。
德国学业基金会为瓦勒提供了奖学金，但他没有接受。他买了一张去日本的机票，只带上一个行李箱就飞往京都，在当地一家寺院待了十二个月。这一年他学会了日语，随后便受聘于东京一家德国机械制造公司，五年后成了分公司总经理。他住在一处廉价的膳宿公寓，挣来的钱全都拿去投资了。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商把他挖走，六年后他晋升到了外籍员工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当时他的银行账户存了约两百万欧元，但他仍然住在那家膳宿公寓，没什么日常开销。三十一岁那年他辞职搬到伦敦，八年后在股市赚了近三千万欧元，但他还是住在伦敦的一处小屋子里。三十九岁时，他在巴伐利亚的一个湖边买了一幢庄园大宅，其他钱都买了国债，从此不再工作。
几年前的夏天，我在那个湖边租了一处小屋，住了三周。各家之间没有栅栏，透过树林就能看到那幢庄园大宅。在我屋前的码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瓦勒。他做了自我介绍，问我是否能在这儿坐坐。我们两人年纪相仿。那天很热，我们把脚伸进水里，看着往来的小艇和身穿各色衣服的冲浪者，几乎没怎么交谈，却也不觉得尴尬。两个小时后，他回了家。
第二年夏天，我们约在法兰克福酒店的大堂见面。我到得有点晚，他早就在等着了。我们点了咖啡。我因为出庭忙了一整天，感到有些疲惫。他让我一定要再回湖边看看，说那里每天早上都会有一大群苍鹭从湖面和屋顶飞过。最后，他问能否给我寄一份文件。
文件在四天后送达。是一份由侦探事务所搜集的关于他家人的资料：
瓦勒的母亲在离家一年后再婚，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瓦勒同母异父的弟弟弗里茨·迈纳林。迈纳林两岁时，父亲离家出走；他刚上小学，母亲又因酒精中毒意外身亡。迈纳林被送到了儿童之家。他梦想做一名木匠，儿童之家便帮他安排了一份学徒的工作。但他开始和朋友们喝酒，不久就因酗酒过度，上午常常无法按时上班，最终被辞退。他离开了儿童之家。
自那之后，他就走上了犯罪道路：偷盗，斗殴，扰乱交通秩序。他曾两次短暂入狱。在慕尼黑啤酒节上，他喝了太多，血液酒精浓度高达千分之三点二。他当众骚扰两名女子，最后被按醉酒犯罪的标准判了刑。之后他日渐堕落，公寓也没了，只能住进流浪者收容所。
啤酒节事件发生一年后，他抢劫了一家食品商店。后来他只对法官说自己需要钱。可实际上，他在作案前夜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女店员用一把簸箕就把他制服了。他被判了两年零六个月监禁，但因要接受戒酒治疗而提前获释。
有几个月他努力保持清醒，还找了个当销售员的女朋友，两人搬到了一起。他十分善妒。有一次她回来晚了，他就用锅盖砸她的左耳，导致她耳膜破裂。法官又判了他一年。
迈纳林在监狱结识了一名毒贩。两人出狱的时间仅相隔一周。毒贩劝说他从巴西携带可卡因回德国。迈纳林拿到了机票和五百欧元报酬。警方收到线报，在他去往里约热内卢机场的出租车上将其逮捕，发现他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藏了十二公斤高纯度可卡因。他被关进当地看守所，等待审判。
文件资料到此结束。我读完后给瓦勒打了电话。他问我是否愿意为他关在巴西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安排辩护事宜。他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但觉得自己还是得救他。他想让我亲自飞过去，请律师，联系大使馆，处理一切事务。我同意了。
里约热内卢的看守所没有隔间，只有内设狭窄木板床的牢笼。一众囚犯蜷缩双腿坐在湿漉漉的地上，墙上还有蟑螂在爬。迈纳林蓬头垢面。我告诉他，有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为他支付了辩护的费用。
我聘请了一名出色的刑事辩护律师。迈纳林被判处两年监禁，之后被引渡回德国受审。由于巴西监狱条件恶劣，那里的一年刑期相当于德国的三年。因此，德国停止审理此案。他被释放出狱。
三周后，他在酒馆因半瓶苦艾酒跟一个俄罗斯人发生争执。两人都喝多了，酒馆老板把他们扔了出去。
酒馆门前是一处工地，迈纳林捡起一个施工照明灯就往对方头上砸去。俄罗斯人倒在地上。迈纳林打算回家，但找不到方向了，只是绕着工地的围栏打转，二十分钟后又回到了原地。俄罗斯人正在前面不远处爬行，身上血流不止，急需救助。照明灯还放在地上。迈纳林拿起灯就往下砸，直到俄罗斯人断了气。他在作案现场直接被捕了。
等再次来到慕尼黑，我开车去见了瓦勒。
“您现在打算怎么办？”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再也不想帮他了。”
那一天晴朗宜人。挂有绿色百叶窗的黄色宅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坐在底层的船库里。瓦勒穿了一条米色的短裤和一双白色棉布鞋。
“您稍等一下，我去拿点东西。”他回到楼上。阳台上躺着一名年轻女子。湖面平静无波。
瓦勒回来后，递给我一张照片。
“这是我的父亲。”他说。
那是一张七十年代用宝丽来拍的照片。有些褪色，呈现出橙棕色调。上面的男人看起来就像瓦勒本人。
“他进过四次监狱，”他说，“三次是因为主动挑起斗殴，还有一次是盗窃。他偷了收银机里的钱。”
我把照片还给他。瓦勒把它塞进口袋。
“他的父亲一九四四年被纳粹分子判处死刑，因为他强奸了一名女性。”他接着说。
他坐回椅子上，朝湖面望去。两艘小艇正在比赛，蓝的那艘眼看就要赢了，紧接着，红的却突然改变航向，退出了比赛。瓦勒起身，走到烧烤架前。
“很快就可以吃了，您也留下吧？”
“好，”我说，“乐意之至。”
他用一把叉子捅了捅炭火。
“我们的后代也不见得会变好。”他突然说。这是他最想说的话。
他的女朋友下楼加入了我们。我们聊了别的话题。吃完饭后他送我到车前。这个孤独的薄唇男人。
几年后，我从报纸上得知了瓦勒的死讯。他在水上遭遇风暴，从船上落水溺亡。他的财产捐赠给了日本的那家寺院，大宅则留给了巴伐利亚湖边小镇的政府。我喜欢瓦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