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琳娜在黑森林高地长大。海拔一千一百米的高地上，坐落着十一户农舍、一座小教堂和一家仅在周一营业的食品超市。她家那栋斜顶的三层建筑位于村子尽头，原是母亲娘家的房子。在她家的院子背后是森林，再后面是山崖，接着又是森林。她是村里唯一的小孩子。
父亲是纸业公司总代理，母亲是教师，两人都在山下的城市工作。卡塔琳娜十一岁那年，常在放学后去父亲的公司，待在他的办公室里，专心听他打电话处理报价、折扣和交货期限之类的事务。父亲耐心地跟她解释所有事情，直到她明白为止。学校放假时，父亲就带着她出差。她帮父亲收拾行李、整理衣服，在旅馆等他办完公事回来。十三岁时，卡塔琳娜已经比父亲高出半个头，她身材很纤细，皮肤白皙，秀发近乎乌黑。父亲称她为白雪公主，每当有人打趣说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父亲总会开怀大笑。
卡塔琳娜过完十四岁生日的两周后，正值那年初雪。天空晴朗，寒气逼人。家门前摞放着新木瓦，父亲打算在入冬前用它翻新屋顶。如往常一样，母亲正载着卡塔琳娜去学校。一辆货车行驶在她们前方。整个早上，母亲什么话都没说。
“你爸爸爱上了别的女人。”她终于说了句话。路边的树上挂着雪花，远处山峰白雪皑皑。她加速超过前面的货车，货车车厢一侧印着“南国水果”，每个字的颜色都不一样。“他的女秘书。”母亲补充了一句。她开得太快了。卡塔琳娜认识那个女秘书，对方一直十分友善。父亲什么都没跟我说——她当时内心只有这个想法。她用指甲戳着书包，直到指间感受到疼痛。
父亲搬进了城中的一栋房子。卡塔琳娜再也没见过他。
半年之后，家里的窗户外钉上了木板，自来水管全部排空，电闸也被拉下。母亲带着卡塔琳娜搬到了波恩，她们有亲戚住在那儿。
卡塔琳娜用一年的时间摆脱了家乡的口音。她为校刊撰写政论文章，十六岁时，当地一家日报首次刊登了她的作品。她留意着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
因为高中毕业考试成绩最好，卡塔琳娜得在学校大礼堂做毕业演讲。她感到不太自在。在随后的毕业晚会上，卡塔琳娜喝多了。她和同班的一个男生一起跳舞，还吻了他。隔着牛仔裤，她感觉到男生勃起了。他戴着一副仿牛角框眼镜，手心汗津津的。卡塔琳娜有时会想到别的男人，那种自信、成熟的男人，想象着他们转过头来对她说：你真漂亮。但他们离她生活的圈子太遥远了，对她来说还十分陌生。
那个男生开车载卡塔琳娜回家。车停在她家公寓门口，她在车上满足了他。过程中，她一直想着毕业演讲时的失误。然后她上了楼。她又一次在浴室里用指甲剪划破手腕。这次血流得要比以往多。她在找止血绷带时，把瓶瓶罐罐都碰倒在了洗手池里。
“我是一件残次品。”她想。
高中毕业后，她和一个高中同学合租了一个两居室套间，进入大学开始攻读政治学。两个学期后，她成为学生助理，周末还兼职当商场宣传单的内衣模特。
第四学期时，她在一名州议员那儿实习。议员来自艾费尔地区，父母在家乡经营时装店。那是他的首个任期。议员只是外表看起来比卡塔琳娜之前的男友年长一些，也是那种自顾自的做派，与其说他是个成熟男性，倒不如说更像个小伙子，身材矮小、粗壮，长着一张和善的圆脸。卡塔琳娜对他的政治前途不抱希望，但她并没有说出口。在走访选区时，议员把卡塔琳娜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他为我感到自豪，卡塔琳娜心想。晚餐时，他们讨论了第二天要出席的活动，他探身越过饭桌，亲了卡塔琳娜一下。两人一同回了议员的房间。他过度兴奋，以至于瞬间就结束了。他感到有点难堪，卡塔琳娜安抚了他。
她没有搬家，虽然现在大多时候都在他那里过夜。他们偶尔出门旅行，但仅限于短途，他太忙了。卡塔琳娜小心翼翼地修改他的讲稿，不想伤害他的自尊。每次做爱，他都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这打动了她。
卡塔琳娜没有庆祝自己的毕业，她跟家人和朋友说，她太累了。男友出席活动后晚归，当时卡塔琳娜已经上床了。他系着她送的领带，拿过一瓶香槟，打开瓶盖，站在床边问卡塔琳娜是否愿意嫁给他。你不用马上答复我，他拿着酒杯说。
当天夜里，她走进浴室，瘫坐在淋浴头下，任由热水冲刷全身，直到皮肤几乎要被灼伤般通红。她心想，这种感觉会一直跟着她。在中小学时，卡塔琳娜就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当时她称其为背景辐射，正如宇宙中无处不在的微波。她默默落泪，感觉好受一些后，一股羞愧感却又席卷而来。
“我们下周回去看望我的父母吧。”吃早餐时，男友说。
“我不去。”她说。
然后她谈起了他的自由和她自己的自由，提到两人还有很多事要体验。她长篇大论地说着那些与事实不符或与他们无关的东西。盛夏的暑气从敞开的窗户扑进来，她语无伦次，分不清是非对错，直到再也无话可说。她站起身，收拾男友摆好的餐桌。她觉得受到了伤害，既空虚又疲惫。
她又躺回了床上。她听到男友在隔壁房间哭泣，起身走到他身边。两人又做了一次爱，好像这意味着什么，但又什么都不是，也与承诺无关。
下午，卡塔琳娜将个人物品塞进两个塑料袋里，公寓钥匙留在了桌上。
“我没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她说。他没有回头看她。
她路过大学校园，穿过王宫花园那散发着热气的草坪，沿着林荫大道走到宫殿前。她在长椅上坐下，蜷起双腿，鞋面满是尘土。宫殿顶端的圆球闪耀着铜绿色的光泽。风往东吹，势头越来越猛，随后，暴雨来临。
她住处的空气令人窒息。她脱下外衣，倒在床上，立即睡着了。醒来时，她听到了风雨声，还有附近教堂的钟声。然后她又一次入睡，再次醒来时，周围一片死寂。
卡塔琳娜开始在一家政治基金会工作，接待前来参加各种会议的政治家、企业家及政治说客。开会的酒店散发着洗手液的味道，男性宾客吃早餐时都把领带搭上肩膀，以免弄脏。日后这段经历给她留下的只是一段模糊的记忆。
她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基金会主席看到了她的天赋：每个人都喜欢她，她的寡言少语反而让大家愿意向她分享更多。基金会主席让卡塔琳娜担任他的顾问，陪伴他左右，为他撰写新闻稿、出谋划策。基金会主席说她的工作能力十分出色，但她认为自己一文不值，表里不一，工作内容也无足轻重。出差时，他们有时会睡在一起，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这样生活了三年之后，她的身体开始隐隐作痛，体重也不断下降。工作之余，她甚至疲累到无力约见朋友，一次会面、一通电话或一封邮件，都会让她筋疲力尽。夜里她也总是将电话放在床头。
趁着两场会议间隙，卡塔琳娜去拔智齿，这期间却突然精神崩溃了。她一直哭闹，无法自抑，牙医只好给她注射了镇静剂。药性太过强烈，她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时已经到了医院。
她坐了起来，身上只穿着敞露后背的病号服。窗前挂着黄色窗帘。随后，走进来一名心理治疗师，他冷静而温柔。她与治疗师交谈了许久。治疗师说，她太在意别人了，要小心照顾自己，学会将自己视作独立的个体。如果她不做出改变，情况还会恶化。
一周后，她辞去了基金会的工作。
在那次精神崩溃过去四个月后，基金会主席打电话给她，问她身体是否好转。他说柏林一家软件公司正在招聘新闻发言人，同事都是年轻人，他推荐了她。他觉得或许她会感兴趣，无论如何，他都祝她一切顺利。
卡塔琳娜明白自己必须重新开始工作，生活节奏已经被打乱太久了。她联系了那家公司，一周后飞往柏林。她以前经常来这座城市，但只知道政务中心、各种会议室和装了空调的酒吧。
软件公司的总裁比她年轻，牙齿洁白，眼睛澄蓝。他向她展示了如何操作公司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领着她参观了各处工作间，员工们十分年轻，大多都盯着电脑屏幕。
傍晚，她回到旅馆，把躺椅推到敞开的窗户前，脱下鞋子，将双脚搁到窗台上。交通信号灯红绿交替的光影轮番映照在门前大树上。街对面的一间公寓里亮起了灯。她看到了屋里的书架和照片，还有窗台上立在窗帘之间的蓝白色花瓶。房间里有窗前菩提树和栗子树的气味，以及楼下入口处出租车的柴油味。
次日清晨，卡塔琳娜坐飞机返程。她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任男友，还有二人的普罗旺斯之行，然后他们沿着海岸线，越过比利牛斯山，一路去到西班牙。那是他们的第一次长途旅行。火车行驶缓慢，每半小时就停靠一次，很多站点都没人上下车。轨道两旁是玫瑰花和薰衣草园地，乡间明媚而迷人。她把头搁在男友腿上，虽然没能看见大海，却总能感受到海的方向。
飞机降落后，她在座位上呆坐了很久。直到有人提醒她得离开机舱，她才点头示意。走过机场大厅时，她感到很冷。她坐上一辆出租车，见仪表盘边贴着照片，上面是一位戴头巾的女士和一个穿着足球运动服的少年。车子行过一座桥，开阔的莱茵河在阳光下流淌。
卡塔琳娜开始在柏林的软件公司工作。工作内容很简单，处理新闻稿，接受采访，偶尔和客户吃饭。她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有一次，她在同事的电脑上看到自己的头像，它被拼接到了一名裸体女子身上。程序员们有时会跟她搭讪。她从不回应，更喜欢一个人待着。
州法院的信件用的是环保信纸。卡塔琳娜被委任为参审员，任期五年。她拨打了信纸抬头的电话，说明这是个误会，她没有时间做这个。电话那头的男人很不耐烦地告诉她，可以试着拒绝委任，听起来他经常这样回答。他说，只要她是州议会、联邦议会、联邦参议院或欧盟议会的议员，或者是医生或护士，就能拒绝委任。他提醒道，这些规定都写在《法院组织法》上，她可以自行查阅。如果她仍坚持认为自己有无法胜任的理由，也可以写信申请，法院会在征询检察院的意见后做出决定。
卡塔琳娜询问了公司的法律顾问。他认为她只能接受。
首次出席庭审的那天上午，卡塔琳娜来得太早了。查验身份证件后，她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审判庭。法警查看了传票，点点头，打开审判庭旁边的审议室，让她进去等候。她来到桌子旁坐下。随后，法官进来，就天气和卡塔琳娜的职业同她寒暄了几句。法官说，他们今天将审理一起人身伤害案。第二位参审员直到快开庭才到达，他是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师。他告诉卡塔琳娜，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参审。
九点过几分后，他们从侧门进入审判庭。全体起立。法官宣布庭审开始，不过先要让新参审员进行宣誓。接着，他开始逐句宣读誓词，卡塔琳娜得跟着念，同时举起右手，一张以大写字母打印的誓词就放在她面前。宣誓结束后，全体落座。被告人坐在辩护律师身旁，法警在看报纸，没有旁听观众。
法官先向辩护律师及检察官致以问候，然后询问被告人的出生日期及住所。被告人已经被羁押了四个月。女书记员一五一十地记下所有对话，她就坐在卡塔琳娜身旁。她的字迹有点潦草。
检察官起立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男子蓄意对其妻子造成人身伤害。辩护律师称，他的委托人“暂且不发言”。法官请法警传唤证人到场。
证人坐下，把她的手提包放在地上。法官说，她不一定要发言作证，因为她是被告人的妻子；如果要发言，请务必基于事实。
女人说，事情要从黄色便笺说起。丈夫总给她写便笺，这是多年来的习惯。他的口袋里一直放着一种自带粘胶的黄色便笺本，他会在上面列出他去上班后妻子要做的事情，比如餐具上贴了写着“冲洗”的便笺，衣物上贴了“洗涤”，冰箱上贴了“奶酪”或者其他需要采买的食物。他把便笺贴得到处都是，这让她无法忍受。她曾告诉丈夫，她受不了这些黄色便笺，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丈夫没有就此打住，还是不断地贴便笺。他抱怨自己每天上班很辛苦，还要分心料理家务。“蠢得跟猪一样。”这是丈夫最喜欢对她说的话。“什么都不会做，”他每天都在念叨，“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她无法生育，丈夫很久之前也对此有过埋怨。这让她难过了很多年。可她现在已经习惯了，况且他也不再提起这件事。
到了夏天，他们几乎总是待在户外，一个位于高速公路和机场之间的小花园。他们在那儿盖了一间小屋。丈夫说，连花园都是他亲自打理的，妻子只有一次“主动”从市场买了些蓝色花苗回来种在那里。他却把花苗都挖了出来。他觉得，那种鲜花不适合种在那儿。
法官在翻阅卷宗。上面写着，丈夫已经因对她实施家暴而四度被判刑，每次出事都是医院报的警。最近一次，他用橡皮艇的船桨殴打妻子，被判刑后获得缓刑。而在本案中，他已被羁押候审，如果罪名成立，缓刑就会被撤销。
“您知道吗？他喝了酒之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女人说。她觉得他是个好人，只是喝酒毁了他。
事发当天，他们在花园里烧烤，邻居们也在场。她将香肠放到烤架上，丈夫和邻居围坐在外面的桌子旁，一边闲聊，一边喝啤酒。她先是去厨房取了面包，接着回到了烤架前，然后便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她听着丈夫的谈话声，心思突然就不在烤香肠上了。她眼看着香肠被烤到裂开，油脂滴到炭火上，香肠被烧焦。丈夫走过来，大声呵斥她笨到连烧烤都不会，还用拳头殴打她的后脑勺。她觉得被打也无所谓，几乎没有反应，只是单纯感到什么都不在乎了。随即他一脚踢翻烤架，炭火飞溅，灼伤了她的小腿和脚掌。邻居开车将她送到医院，丈夫没有跟去。她说，烫伤只留下了几处小伤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法官宣读了医院的急诊报告。那女人说，没错，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法官询问卡塔琳娜和另一名参审员，是否要对证人提问。那名参审员摇头。卡塔琳娜脸色苍白，害怕自己说不出话来。
“感到什么都不在乎时，您想到了什么？”卡塔琳娜问道。
那女人抬起头，望着她，想了好一会儿。
“想到了我们的车。”她说。那是他们的第一辆车，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刚结婚六个月。两人从车商那儿买了辆二手车，但价格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高，所以还贷了款。那是一辆浅蓝色大众甲壳虫汽车，带有天窗和镀铬保险杠。取车当天，两人一起在加油站把车冲洗干净，用吸尘器清洁车内，还给车身做了抛光。一切结束后他们才安心去睡觉。第二天醒来，两人并肩站在窗前，望向停在楼下街边的车子，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用手臂搂住她的肩膀。这就是她当时想到的。她说，她曾想好好地照顾丈夫，同他一起创造美好生活，白头偕老。
卡塔琳娜看着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看着卡塔琳娜。卡塔琳娜开始哭泣，她哭是因为女人的遭遇也是她的遭遇，因为她看懂了这个女人的人生，还因为孤独无处不在。没有人再开口说话。
辩护律师站了起来，平静地说，他现在必须提出一项“不可推延的申请”。法官点点头。审判暂停一个小时。
在审议室里，法官说，辩护律师会因疑心卡塔琳娜立场偏颇而拒绝她担任参审员。如果该申请通过，公诉就会终止，因为没有候补参审员。法官坐了下来，他看起来十分疲惫。
卡塔琳娜问她是否可以请假，她心里很难受。
“这样做只会帮倒忙，”法官说，“还是去喝杯咖啡，冷静一下吧。”
卡塔琳娜和另外那名参审员来到法院食堂。那名参审员安慰她，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不必太过自责。旁边有人把杯碟放到餐车上。“我没法待在这里。”卡塔琳娜说。他们走下楼梯间，穿过走廊，走到外面的大街上。
重新开庭后，辩护律师起立，宣读辩方的申请。他说，我们充分尊重法官的情感并接纳基于情理的表达。法律希望进行量刑定罪的是人，而不是机器。然而，他想申请否决的这位参审员反应着实过激，就第三者视角而言，她已经不是一名客观中立、距离适当且不偏不倚的参审员。这是一项复杂的申请，辩护律师援引了大量的判例，还一直将卡塔琳娜称为“被否决的参审员”。
法官说，卡塔琳娜必须先回审议室写一份正式的职务声明，三到四句话，说明自己是否存在立场偏颇的情况，个中陈述须与事实相符。阳光从高大的窗户洒落。另一名参审员正用塑料杯喝着咖啡。
卡塔琳娜写道，辩护律师关于她的言论准确，她承认自己存在偏颇。
羁押令撤销，被告被释放了。四个月后，他用锤子敲碎了妻子的脑袋，她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不治身亡。报纸上刊登了她的照片。
卡塔琳娜写了一封长信给司法机关，申请将自己从参审员名录中除名，卸下这份荣誉的职务。
法院驳回了这一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