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海姆·费纳在罗特韦尔当了一辈子全科医生，每年开具两千八百份诊疗单，诊所就位于城里的主街上。他是埃及文化协会的主席、国际狮子会的成员，无犯罪记录，连违规行为都没有。除了自住的房子，他还有两栋房屋用于出租，一辆车龄三年、带有皮革内饰和自动空调系统的奔驰E级轿车；持有价值约七十五万欧元的股票、债券及一份人寿保险。费纳没有儿女，唯一在世的亲人是小他六岁的妹妹，她和丈夫及两个孩子生活在斯图加特。费纳的人生本来没什么可讲述的。
除了与英格丽德的故事。
二十四岁那年，费纳在父亲六十岁的生日宴会上认识了英格丽德。他的父亲也在罗特韦尔行医。
罗特韦尔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城市。外来游客即使不主动问，也会被告知这座城由斯陶芬家族创建，拥有巴登-符腾堡州最悠久的历史。在这儿，你能邂逅中世纪的凸窗和源自十六世纪的精美店牌。费纳一家世代定居于此，是城里所谓的初代家族。家族成员从事医生、法官及药剂师等职业，受人敬重。
弗里德海姆·费纳长相酷似小约翰·肯尼迪。他长相和善，给人一种无忧无虑的印象，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只有仔细观察，才能从他脸上察觉一丝忧伤、沧桑和阴暗的痕迹。这种特征在黑森林和施瓦本山脉之间的地带并不罕见。
英格丽德的父母是罗特韦尔的药剂师，他们带女儿参加了那场生日宴会。她比费纳大三岁，拥有山区特有的美貌：丰腴的胸脯，水蓝的眼睛，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她对自己的外貌颇为自信。她那少有的高亮嗓音如金属般尖利，讲话时总是一个声调，有时惹得费纳颇为烦躁。只有当她轻声说话时，语调才有了起伏。
她实科中学都没读完就去餐馆当了服务员。“这只是临时的工作。”她对费纳说。他不在意这些。至于费纳更在意的那个方面，她远比他成熟。在此之前，费纳只跟女人有过两次短暂的性经历，而且都不太成功。他立即爱上了英格丽德。
生日宴会的两天之后，他们外出野餐，她引诱了他。他们在一处避雨的小木屋做了，她床上功夫很好。费纳意乱情迷，一周后就向她求婚，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费纳是所谓的理想伴侣，在慕尼黑读医学，魅力十足，温柔体贴，正在准备第一次国家考试。最重要的是，他认真的态度吸引了她。她说不出那种感觉，
但告诉好友，费纳绝对不会抛弃她。四个月后，他们同居了。
依照他的意愿，他们去了开罗度蜜月。后来有人问起那次埃及之旅，他会形容它“有点缥缈”，即便知道没人会理解他的意思。在埃及时，他就像那位年轻的帕西法尔，一个纯洁的傻子，但很开心。那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欢乐时光。
返程前夜，他们躺在旅馆房间里。窗户都打开了，室内依旧闷热，热气凝聚在狭小的房间里久久不散。这是一家廉价旅馆，充斥着腐烂水果的气味，楼下街道的噪音清晰可闻。
尽管暑气难耐，他们还是做了爱。费纳平躺在床上，双眼盯着天花板上转动的吊扇，英格丽德则在抽烟。她转过头，一手托着下巴，看着他。他微微一笑。两人沉默许久。
然后，她打开了话匣，讲到她在费纳之前交的男朋友，诉说她的心灰意冷和种种过错，特别是那位让她怀孕的法国中尉，堕胎差点要了她的命。她哭了起来。他被吓到了，把她抱进怀里，胸膛感受到了她的心跳，觉得束手无策。他想，她把自己全盘交托给我了。
“你得向我发誓，你会照顾好我。永远不准抛弃我。”英格丽德的声音在颤抖。
他深受触动，想安抚她，说他在教堂婚礼上已经许下诺言，他跟她在一起很幸福，他会……
她粗暴地打断他，提高嗓门，那个金属般尖锐的声音又来了。“向我发誓！”
突然间他明白了。这不是爱人之间的谈话。头顶的吊扇，开罗，金字塔，旅馆房间的热气——一切幻想骤然消散。他把她往前推了推，好望着她的眼睛说出誓言。他说得很慢，知道自己的话意味着什么。“我发誓。”
他又拥她入怀，吻了吻她的脸颊。他们又一次做爱。这次不一样了。她骑在他身上，随心所欲地索取。他们之间变得严肃，陌生，孤独。高潮来临时，她给了他一巴掌。事后，他久久无法入睡，一直盯着天花板。旅馆停电，吊扇再也不转了。
他毫无意外地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家考试，取得博士学位，成功入职罗特韦尔地区医院。他们租了一套带浴室的三居室公寓，可以望见森林边缘。
收拾慕尼黑的家当时，她扔掉了他收藏的唱片，他直到搬进新房后才发现。她说，那些唱片都是他跟其他女人一起听过的，她受不了。费纳很愤怒。接下来的两天他们几乎没和对方说话。
费纳喜欢包豪斯的简约风格。她却购置了橡木和松木家具，挂上窗帘，买了五颜六色的床上用品，甚至添置了针织杯垫和锡质水杯。他都忍了。他不想约束她。
几周之后，英格丽德说，他拿餐刀的样子让她很不舒服。一开始他还大笑着说她幼稚。可第二天她又重复了同样的话，接下来几天也不消停。见她如此在意，他改了拿刀的方式。
英格丽德接着指责他不把垃圾拿下去扔。他安慰自己，他们刚在一起，这只是磨合期的小插曲。不久之后，她又控诉他回家太晚，还跟其他女人调情。
她的指责没完没了，后来他每天都能听到。她埋怨他没有条理，把衬衫搞得很脏，弄皱了报纸，有体味，只顾自己，废话连篇，满嘴谎言。费纳几乎从不反驳。
几年后她开始辱骂他。一开始还算克制，后来愈发出格。她骂他混蛋，说他只会折磨人，叫他蠢货。接着便是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和大声嘶吼。他选择了屈服。他开始深夜爬起来读科幻小说，恢复了大学时期每天慢跑一小时的习惯。他们很久之前就已分床而睡。其他女人追求过他，但是他从未有过婚外情。三十五岁那年，他接手了父亲的诊所。四十岁时他头发已经花白。费纳觉得累了。
费纳四十八岁那年，父亲离世，五十岁时母亲也走了。他用父母的遗产在市郊买了一栋木桁架屋，配有一座小花园，园中有荒芜多年的灌木花丛、四十棵苹果树、十二棵栗子树和一个池塘。花园成了费纳的避难所。他购置相关图书，订阅专业杂志，阅读一切关于灌木花丛、池塘和树木的资料。他还买了最好的工具，钻研灌溉技术，以他特有的严谨态度倾力学习。渐渐地，花园里鲜花盛开，灌木花丛也变得远近闻名，费纳经常见到路人驻足，在苹果林里拍照。
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诊所。作为一名医生，他严谨且富有同情心，受到病人的信任与尊敬。他的诊断也成了罗特韦尔的标杆。他一般在英格丽德睡醒前出门，晚上九点后才回来，默默忍受晚餐时桌上不绝于耳的指责，任凭一连串羞辱谩骂借由英格丽德金属般的尖利嗓音不断蹦出。她胖了，白皙的皮肤随着年岁增长染上一层淡红色，脖子不再紧致，有了双下巴，下颌脂肪会随着咒骂来回晃动。她患上了呼吸困难症和高血压。费纳也越来越消瘦。一天晚上，他苦口婆心地劝英格丽德去找他认识的神经科医生治疗。她抄起炒锅就往他身上砸去，怒斥他是个不知好歹的混蛋。
六十岁生日前夕，他整夜无法入睡，找出了那张褪色的在埃及拍的照片：英格丽德和他站在金字塔前，背景是骆驼、供游客观赏的贝都因人部落和沙漠。她把结婚相册扔掉时，他从垃圾桶里捡回了这张照片。自那之后，他就把照片藏在了柜底深处。
那天夜里，他意识到自己永远会是一名囚徒，直至生命的尽头。他在开罗许下了承诺，就必须信守到底，特别是在当下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因为世上从来没有只求同享好日子的誓言。他眼前的照片逐渐模糊起来。他脱下衣服，裸身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了自己很久，然后坐到了浴缸边沿。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哭泣。
费纳在花园里劳作。他已经七十二岁，四年前把诊所转让了出去。如往常一样，他六点起床，轻轻出了房门——多年来他一直睡在客房。英格丽德还没醒。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早晨，雾气散去后空气清新，还有点冷。费纳拿着锄头给灌木花丛除草。这项工作费力而单调，但是费纳怡然自得。他期待在九点半喝上一杯咖啡，那是他每天固定的咖啡时间。费纳想起了春天种下的高翠雀花。它会在深秋迎来第三次盛放。
突然间，英格丽德打开阳台门，大声咆哮道：“你又忘了关客房的窗，真是个白痴。”那声音尖利刺耳，如金属一般。
费纳之后也无法准确描述出他当时的感受。在他内心深处，一道刺眼的强光闪过。光芒之下，一切都变得无比清晰。
他叫英格丽德去一趟地下室，自己则从户外的楼梯走了下去。英格丽德喘着粗气走进那个他存放园艺工具的地方。里面的工具十分精致，是他常年积攒下来的，根据功能和尺寸分了类，或有序地挂在墙上，或清理干净后放在铁桶和塑料桶里。英格丽德很少来这里。她推门进来时，费纳一声不吭地从墙上取下一把砍树用的斧头。斧头产自瑞典，经手工锻造，上过防锈油，没有一点锈斑。他手上还戴着那双粗糙的园艺手套。英格丽德默不作声，一直盯着那把斧子，没有躲闪。第一劈就要了她的命——颅盖骨被劈开了，斧头沾着骨屑砍进大脑，将脸切成两半。她还没倒地就断了气。费纳想把斧头从头骨里拔出来，费了很大力气，最后用脚踩着她的脖子才成功。他用力劈砍了两次才把脑袋砍下。后经法医鉴定，费纳又砍了十七次，终于卸下她的四肢。
费纳呼吸沉重。他在平日种花草时用的小木凳上坐下。凳脚浸在血泊中。费纳有点饿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站起身，在尸体旁边脱下衣服，到地下室的洗手盆边将头发和脸上的血迹冲洗干净。他锁上地下室，从室内楼梯走回屋内，在楼上换好衣服后才拨打了报警电话，先报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然后逐字逐句说：“我把英格丽德砍碎了。请您马上过来。”这通电话被录了音。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就挂了电话。他的语气中没有一丝慌张。
几分钟后，警察就赶到了费纳家门口，沿途没有鸣警笛，也没亮警灯。其中一名警察已从警二十九年，他们一家都曾是费纳的病人。费纳站在花园大门前，把钥匙递给他，说，她在地下室。警察知道，眼下最好什么都别问。费纳穿着西装，没穿鞋也没穿袜子，整个人非常镇定。
庭审持续了四天。大刑事审判庭的首席法官资历深厚。他认识受他审判的费纳，也认识英格丽德。即使他不够了解情况，证人们也能提供足够的信息。所有人都替费纳惋惜，选择站在他那边。邮递员说费纳“是个圣人”“他能忍受她，简直是个奇迹”。精神病司法鉴定人认为，费纳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堵塞”，但这不影响他的刑事责任能力。
检察官求刑八年。他陈述了很长时间，讲完作案过程后，又重点描述了地下室里的那摊血。然后他说，费纳不是别无选择，他本可以离婚。
检察官错了，离婚正是费纳做不到的。当时，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证人出席刑事诉讼时必须宣誓证词为真的规定。我们早就不相信誓言了。如果证人要说谎，谁也无法阻止。没有法官真的认为宣誓能改变什么。现代人似乎早已不再看重誓言。但是——正是这个“但是”背后藏着另一个世界——费纳不是这样的现代人，他的承诺是认真的。它捆绑了他一辈子，甚至让他成了一名囚徒。费纳不能解除誓言，否则就是背信弃义。他一辈子都困在誓言中，这次暴力宣泄就像高压容器的炸裂。
费纳的妹妹请我为她哥哥辩护。此刻她正坐在旁听席，流下了眼泪。费纳诊所的老护士紧紧握着她的手。进了看守所后，费纳更加消瘦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被告席的深色木椅上。
就犯罪事实而言，这个案子没什么可辩护的。此案的关键在于法理学问题：刑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给人判刑？我试图在总结陈词中给出答案。这方面的理论很多：判刑是为了震慑罪犯、保护无辜者、防止罪犯再度犯案、惩处不法行为。我们的法律整合了这些理论，但没有一条适用于此案。费纳不会再去杀人。他的行为显然触犯了法律，但其罪行的轻重难以衡量。另外，谁又想看到他遭受报应之刑呢？这段总结陈词很长。我讲述了费纳的故事，希望大家明白，费纳走进了死胡同。我不停地讲，直到认为法庭听进了我的话为止。一个参审员点了点头，我才坐了下来。
费纳有最后的发言机会。庭审结束前，法庭会听取被告人的陈述，法官们将结合他的陈词来考虑量刑。他鞠了个躬，双手交握，说出了下面这番并未事先背诵过的话，这是他人生的总结：
“我爱我的妻子，最后却杀了她。我依然爱着她，我曾承诺过，她永远都是我的妻子。这一点直到我死都不会改变。但我违背了诺言。我会背着这个罪过走完一生。”
费纳坐下来，陷入了沉默，低头盯着地面。审判庭内鸦雀无声，连首席法官都感到有些压抑。接着他宣布休庭，判决结果将在次日公布。
那天晚上，我又去看守所看望了费纳。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从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拿出那张度蜜月的照片，用拇指抚摸着英格丽德的脸。照片表面的保护膜早已脱落，她的脸几乎被磨白了。
费纳被判了三年，羁押令撤销，他得以从审前羁押的看守所中出来，在开放式监狱服刑。这意味着必须在监狱过夜，但白天可以自由外出，前提是他有一份工作。对于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重新找工作并不容易。最后还是他的妹妹想到了解决办法。她让费纳注册成为水果商户，售卖自己花园里种的苹果。
四个月后，一只装着十个红苹果的箱子送到了我的办公室。随附信封里只有一页纸，写着：
“今年的苹果很好。费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