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边离城市快铁站不远的地方，一对情侣想去那里消磨时光。起先他们只是听见了苍蝇的嗡嗡声。“别动。”他喊道，一把握紧了她的手。一名男子俯卧在地上，四周无人喊叫，一切平静如常。彼时暑气未消，鲜亮的草地上阵阵热风掠过。细节变得越发清晰，能看清死者凝成一坨的黑发和周围飞快盘旋的蓝绿色苍蝇。
施莱辛格曾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总是说：“刑事辩护就像大卫迎战巨人歌利亚。”那时他总是相信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他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相当成功，又接了不少重案要案。人生如此顺遂，直到他为一个被指控虐待孩子的男人做了辩护。因为证据不足，男人被判无罪，可他回家后，却把两岁大的儿子塞进洗衣机，按下了启动键。
施莱辛格开始酗酒。但他经验丰富，又与法官、检察官很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出什么大问题。他会在休庭时躲到洗手间喝小瓶装的药草烧酒，蒙骗委托人自己能“把人捞出来”，承诺可以让他们无罪释放或判得很轻。委托人之所以相信他并愿意掏钱，既是因为他前期积攒的好名声，也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任何一个扬言能让他们重获自由的辩护律师。施莱辛格不给委托人开收据，也几乎不纳税。如果败诉或判罚过重，他就指责委托人隐瞒了部分事实，说他们罪有应得。他侥幸蒙混了一段时间。但渐渐地，再没有人被他糊弄了，因为他输了太多官司，并且一大早就浑身酒气。
施莱辛格的妻子忍了很久，最后让他从家里搬了出去。他没有提出异议。两个孩子跟了妻子。她提交离婚申请时，他也没有怪罪任何人。他从不怨天尤人。
他靠接一些小案子为生，比如邻里纠纷案、酒馆斗殴案以及涉毒案。委托人中有街头毒贩，他们把小袋装的海洛因藏在嘴里，遇到警方盘查就整袋吞下。一到夜里，施莱辛格就去一家脏乱的中餐馆，几乎每晚都在餐馆的包间玩牌。他代理过赌徒，知道那是一群脾气暴躁、极度敏感且拒绝长大的人。可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他们为何只在赌桌上感到安全：赌桌上的规矩一目了然，只要一开局，世界就只剩下这个包间和面前的卡牌，再无其他。
中餐馆的赌局上总有一两位专业玩家。施莱辛格明白，他不可能赢钱。到后半夜极度清醒或烂醉如泥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跟其他赌徒一样——只想要输。
从前的施莱辛格长相俊朗，很受女性青睐，如今的他却已经瘦了十五公斤，西装穿在身上松松垮垮。他在事务所的沙发上过夜，到茶水间后面的小浴室洗澡。女秘书已被他解雇。他早就将自己视为堕落之人。
施莱辛格还在侦查法官案头的刑事义务辩护律师名录上，因此每三个月要轮一次班，提供紧急服务：如果有人遭到逮捕而找不到律师，他就必须为其辩护。大多数值班日里，他的手机都不会响起；即使真的有案子，多半也无关紧要，无法给他带来多少收入。但这个晚上不同。法官在电话里说，这次涉及杀人，一名女子被指控枪杀了她的丈夫。法官两天前已经下达针对嫌疑人的羁押令，她也于昨晚被捕，将在一个小时后被传唤。她需要法院为她指定一位辩护律师。施莱辛格说他这就过去，然后挂了电话。
他看了一下表，深夜一点半。之前他没脱衣服就睡着了，衬衫上还沾着烟灰，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他走进浴室，冲了个冷水澡，然后从地上的衣服堆里找出一条裤子。因为没有干净的衬衫，他只能穿高领毛衣。出门后，经过事务所旁的麦当劳时，他买了一杯纸杯装的咖啡，然后拦了辆出租车，去往钟楼大街的莫阿比特刑事法院。
施莱辛格已与这位法官相识二十年。等待开庭时，两人聊起过往的案件。法官一如既往地埋怨，警察总是在午夜才把被告人带过来。
“施莱辛格先生，您现在去见那位女士吧，”法官说道，“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件事了结了。我感觉这个案子希望渺茫。您带上羁押令，去跟她谈谈吧。”
法警领着施莱辛格穿过一扇低矮的门，走下狭窄高陡的楼梯。法院大楼下，灯光昏暗的过道将牢房和各个审判庭连接起来，如同一座巨型迷宫。这里被司法界称为“地下墓穴”。一名女法警打开其中一间拘传室，里面空气污浊，充斥着汗臭、食物杂味及冷掉的香烟的气味。墙上是囚犯涂写的下流图案及句子，各种语言都有。施莱辛格对这种场合并不陌生，他已到访此处无数次。
他向那位女士做了自我介绍，坐了下来。从羁押令中他得知她四十三岁。她的眼睛呈浅绿色，身穿棕色裙子，搭配着黑色鞋子。
“我没有杀我的丈夫。”她说，语气像在谈论天气。
“好吧，但这不是关键。”施莱辛格说，“问题在于，检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说服法庭。”
“我可以回家了吗？”她问。
她不属于这种地方，施莱辛格想，但谁又属于呢？
“恐怕还不行。法官前天拿到卷宗，对您下达了羁押令，所以您才会被关在这里。我们马上会被传唤到法官办公室，到时他会向您宣读羁押令，询问您是否要陈述什么。如果您无法当场驳回指控，就会被羁押至开庭审理。”
“我应该说些什么呢？”
“暂时什么都不要说，我们还没有掌握侦查进度。等拿到卷宗，我会再来这里见您，到时我们一起把所有文件过一遍，再考虑可以做什么。您当下不论说什么都有风险。您回答警察的讯问了吗？”
“是的，我把知道的都跟警察说了。我是无辜的。”女士望着施莱辛格说，接着她反应过来，“或许每个人都会这样说。”
“是的，每个人都会这么说。这种话在这里说服不了任何人。”他说。
他们继续交谈，直到法警走进拘传室，提醒说时间到了。
法官先问了那位女士的姓名，然后宣读羁押令，总结了一番目前针对她的侦查情况，语调毫无起伏，语速飞快。“两个年轻人在湖边发现了您丈夫的尸体，”法官说，“他被子弹击中后脑而死，尸体旁有一把手枪。现在无法确定您丈夫头颅内的弹头是否来自这把手枪，但枪械鉴定专家初步评估，有这种可能性。根据您在警察局的供述，该手枪归您所有，是您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枪身、弹匣里的子弹以及草地上的弹壳上也都留有您的指纹。办案人员已经询问过您的邻居。他们说您和丈夫经常争吵，有时声音太大，邻居还向物业投诉过。您丈夫在死亡的两周前，购买了以您为受益人、保额超过八十万欧元的人身保险。根据目前推断的尸体死亡时间，您并不具备可供查证的不在场证明。您对警察供述的是，您当时独自在家。”
法官休息了片刻，合上卷宗，直视着被告人的眼睛。
“我的总结如下：您具备作案动机、时机及武器，而且没有不在场证明。您不必立即对指控做出回应，但可以发言并申请搜集证据。想必您已经与辩护律师交流过了，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的委托人选择保持沉默。”施莱辛格说道。
“没问题，那么羁押令持续有效。”法官说。
“我申请让我的委托人免于羁押，”施莱辛格说，“她没有犯罪记录，半辈子都住在这里。她在柏林有一处房子，十二年来都在时装公司做采购员。我们可以缴纳保释金，也能提供身份证明……”
“不可以，施莱辛格先生，”法官打断他，“如果我没记错，您的委托人在向警察供述时提到，她在国外有较多亲友。她的父母在美国生活，女儿在意大利。她的量刑或许会很高，因此有足够的动机潜逃。我驳回您免于羁押的申请。”
女书记员坐在法官身旁的小桌边，在电脑上敲下了两行字。
“您是否还有别的申请，施莱辛格先生？”法官问。
“我申请以言词审理的方式进行羁押审查，并指派我为辩护律师。我还要申请查阅卷宗，请您也一并写入记录。”
“您都记下了吗？”法官问女书记员。她点了点头。法官继续说：“我决定并宣布：施莱辛格律师将在本次审判中担任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女书记员打印出一张纸，让法官在上面签字确认。
“我已经和负责的检察官谈过了，”法官对施莱辛格说，“您马上就能拿到卷宗。”接着，法官转向法警，说：“请您带被告人回去吧。”
当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人时，法官问：“我可以提一个私人的建议吗？”
“当然。”施莱辛格答道。
“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我这么说您别见怪。您看起来气色很差，而且一身酒气。您需要好好地睡一觉，调整下饮食习惯。”
“好的，谢谢。”施莱辛格说。他把卷宗夹到腋下，辞别法官，坐出租车回了事务所。这时已是凌晨三点半。
事务所门口站着一名男子，施莱辛格认识他。他叫亚瑟尔，是个穿着考究的阿尔及利亚人，做讨债人的同时兼职打手。施莱辛格多年前为他做过辩护。当时亚瑟尔被指控在一家酒吧打伤了三名俄罗斯保镖，致使对方重伤住院数周。每个保镖都是亚瑟尔的两倍壮，身上还带着刀具、电击棒和棒球棍，而亚瑟尔只有一支圆珠笔。亚瑟尔被法院羁押，因为据酒吧客人供述，打斗是亚瑟尔挑起的。可后来，在法庭上，三名俄罗斯人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是他们先动的手。亚瑟尔被无罪释放。
“你好，亚瑟尔。”施莱辛格问候道。
“十分抱歉，律师先生。”亚瑟尔戴着薄薄的皮手套，“债主让我来的，规矩您也知道。”
“了解。”施莱辛格说。
“您有钱还清赌债吗？”
“没有。”
“您喝醉了吗？”亚瑟尔问。
“不至于，我刚从法院回来。”
“会有点疼的。”亚瑟尔说，随即结实地朝施莱辛格的腹部抡了一拳。在施莱辛格痛得弯腰蜷缩之时，亚瑟尔又抬起膝盖猛撞他的鼻子，同时给了他后腰几拳。施莱辛格躺倒在地。
“十分抱歉。”亚瑟尔说。
“好吧。”施莱辛格说。他满脸是血，鼻梁骨折，但他知道一切还没结束。亚瑟尔还要拍照发给那些债主看。他们总是疑心很重，什么事情都要证据。亚瑟尔又朝他脸上踹了一脚。施莱辛格昏死过去。
施莱辛格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事务所的沙发上。他的脸上敷着裹了冰块的毛巾，水滴入耳朵，浸湿了他胸前的毛衣。亚瑟尔从茶水间端来一杯咖啡，然后把椅子拉到沙发前，在施莱辛格旁边坐下。
“您的办公室看起来一团糟。”亚瑟尔说。
施莱辛格想要坐起来，但做不到。
“您就躺着吧。”说着，亚瑟尔喝了口咖啡，“我欣赏您，律师先生。但您必须还债。债主要我下次切掉您一根脚趾。这样下去，不光是脚趾，您的手指，甚至整只手都会遭殃。您知道的。”
“我知道，亚瑟尔。”
“我看过一部电影，里面的人总是说‘我是对事不对人’。当时我搞不懂，因为我们一生不都是在跟人打交道吗？但现在，我确实没有针对您的意思。”
“我知道。”
“您能筹到钱吗？”亚瑟尔问。
“我觉得没问题。”施莱辛格说。
“我只能给您一周的时间，”亚瑟尔说，“您明白吗？”
施莱辛格点头。
“请重复一遍这句话。”
“一周的时间。”施莱辛格说。他害怕自己又要昏迷过去。
“您必须戒酒。”亚瑟尔站起身，把咖啡杯放在了椅子上。
施莱辛格闭上了眼睛。
“卷宗我放您办公桌上了。您昏迷的时候，我翻了一下。”
施莱辛格知道亚瑟尔几乎不识字。他是个头脑聪明的人，但从未上过学。
“边错了。”亚瑟尔说。
施莱辛格没听懂他的话。他实在困意难忍。亚瑟尔披上了自己的风衣。
“一筹到钱，就请送到债主那里。也可以打电话给我，您有我的号码。”他说。
施莱辛格听见亚瑟尔从外面关上了门，然后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上午，他来到医院急诊室，给自己的头部、躯干及肾脏都拍了片。医生说，他还算走运，然后给他开了止痛药，包扎了鼻子及额头的伤。
施莱辛格去了当铺，抵押了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妻子送他的手表，随后去了中餐馆还债。债主清点了三次才收下钱，把欠条还给了施莱辛格。“下次再来玩，”他说，“这里随时欢迎您。”
接下来大半天，施莱辛格都躺在沙发上，直到傍晚才起身。他坐到办公桌前，吃力地读着卷宗。眼前的文字渐渐模糊，施莱辛格意识到，人堕落起来是飞快的。这个案子是他最后的机会。他知道，自己只是碰巧被指派为辩护律师，但这是一起正经案子，他有机会打赢。他吃了两粒止痛药，换上旧牛仔裤和T恤，将事务所收拾了一遍，一直忙活到凌晨五点。他把瓶装烧酒倒进洗手池，将屋里的垃圾打包了整整五大袋，扔到垃圾回收处。他用吸尘器清理地板，打扫浴室和茶水间，将脏衣服装到两个行李箱里，打算送去清洗。整理完办公桌上的文件后，他又躺回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他来到了看守所。委托人被他的外伤吓到了。他解释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出了一场交通事故。他将侦查卷宗上的内容念给她听，每一条都对她不利。她的丈夫在生意上负债累累，在股票及期权交易上也判断失误。他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名下公寓也已高额抵押。委托人说，她的丈夫无法承受资金链断裂的后果，投资失败让他大受打击，因此他们愈加频繁地争吵。没错，手枪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父亲教会了她如何握枪。父亲去世后，她给枪做过几次清洁，平时就保管在卧室的抽屉里。这一点她也跟警察说了，其他事她就不清楚了。
施莱辛格到打印店把卷宗里的照片放大打印，挂在事务所的墙上，盯着它们看了几个小时。他想不明白亚瑟尔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卷宗，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努力寻找间接证据中的漏洞，希望作为辩护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三周后，他决定放弃。天气开始转凉，柏林灰暗的冬日已然来临。施莱辛格穿上大衣，往那家中餐馆走去。他又想赌博酗酒了，好忘记自己变成了怎样一个人。
亚瑟尔站在餐馆门口。
“您不会想要进去的。”他说。
“我想。”施莱辛格说道。
“您又想放弃？”
“我的委托人就是凶手。她从背后枪杀了自己的丈夫。没有其他解释，这场官司我们输定了。”
亚瑟尔摇头。“您真是个蠢货，律师先生。跟我来。”
“去哪儿？”
“我们去吃饭，您买单。”
他们坐上亚瑟尔的宾利轿车，开往选帝侯大街上最贵的海鲜餐厅。亚瑟尔点了牡蛎和白葡萄酒，施莱辛格只要了一份鱼汤。
“这里的牡蛎很新鲜，非常好吃，”亚瑟尔说，“老板每天凌晨三点就到海鲜市场进货。您喜欢牡蛎吗？”
“不喜欢。”施莱辛格说。
“还是尝一下吧。”
“没有兴趣。”
亚瑟尔将一个牡蛎夹到小碟子里，推到施莱辛格面前，说：“尝一下吧。”
“吃起来有种盐巴、冷鱼肉和金属的味道。”施莱辛格说。他很想将牡蛎吐出来。
“您应该搭配白葡萄酒食用，”亚瑟尔说，“您还喝酒吗？”
“至少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施莱辛格说。
“很好。”亚瑟尔说完，低头沉默地吃了起来。吃完之后，他说：“问题出在边错了，律师先生。非常简单。”
“这话您之前说过，但是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施莱辛格说，“什么该死的边错了？”
亚瑟尔朝前探了探身：“这一顿您请客？”
“没问题。”施莱辛格说。
一个小时后，亚瑟尔开车送他回了事务所。施莱辛格立即躺倒在沙发上。接手这个案子以来，他第一次睡足了十二个小时。
八个月后，案件开庭审理。报纸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公众认定被告人有罪，检察官接二连三地接受采访。
据办案人员找到的证人供述，案发前一天，这对夫妇在超市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卖给这名丈夫人身保险的保险经纪人称，这名丈夫应该压力很大，当时表现得十分焦虑。警方表示，被告人的举止异乎常人地冷静。精神病司法鉴定人则鉴定，被告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庭审过程中，施莱辛格安静地坐在委托人旁边，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或申请。
开庭第五天的早晨，首席法官发言道：“按照证人名单，今日本庭将只听取枪械鉴定专家的证词。这之后，本庭的调查取证环节便结束了，请问各位诉讼参与人是否有新的证人要申请传唤？辩护律师，您要申请吗？”
施莱辛格摇头。首席法官挑起了眉毛。
“那好，请带鉴定专家进来。”他对法警说。
鉴定专家在证人席上落座，并报上了自己的身份信息。首席法官提醒他必须依据事实作答。
“如果我没看错，您就职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首席法官问。
“是的，我的专业领域是枪支鉴定、弹道学、枪弹技术。”
“您对本案中的枪械及子弹进行了鉴定。”首席法官说。
“对。”
“关于本案的枪械，您能给我们说明一下吗？”首席法官问。
“这是把手枪，名为‘FN勃朗宁HP’，产于比利时埃斯塔勒的国营工厂。这种手枪十分常见，自一九三五年首次生产以来，已被五十多个国家的警察及军队投入使用。”
“死者头颅内的弹头是否由该手枪射出？案发现场发现的弹壳是否与该手枪及弹头匹配？”首席法官问。
“我们把这把大威力……”
“大威力？”首席法官打断道。
“这把勃朗宁手枪也被称为‘大威力’(High Power)。名称中的缩写HP即为此意。”
“谢谢，请您继续。”
“我们用该手枪向一个四米宽的水池射击，这样能在不造成外部污染的条件下截获子弹。然后，我们将得到的子弹零部件与案发现场的弹壳及死者头颅内的弹头进行了比对。”
“您是怎么对比的？”
“开枪射击时，弹头及弹壳上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是枪内机械作用与枪管造成的。您一定知道，现代枪械的管膛内壁并不光滑，而是分布有螺旋状的凹凸槽，以此给子弹一个纵轴螺旋力，让子弹更稳定地射出。我们可以在弹头上看到这些痕迹。在弹壳底部，还能辨认出击针痕、弹底窝痕、抛壳挺痕等。如果无法准确辨认，我们也可以借助电子显微镜。但本案没有这个必要。”
“此案的鉴定结论如何？”首席法官问。
“我可以肯定地说，被害人头颅里的弹头与现场发现的弹壳相匹配。如果需要，我可以详细解释。”
“谢谢，我听明白了。”首席法官说，“还有人要向鉴定专家提问吗？”
检察官摇头。
“好的，您可以离开了。”首席法官说。
“不行，请您留步。我还有几个问题。”施莱辛格说。
“不好意思，”首席法官有些惊讶，“您刚才一直没有提问，施莱辛格律师，所以我……没问题，请您继续。”
“我可以展示两张放大的照片吗？这样更容易让所有人跟上鉴定专家的思路。这是图片档案夹第十四与十五页中的两张照片。”施莱辛格把照片铺开在纸板上。
“好的，请继续。”首席法官说。
施莱辛格站起来，将照片摆到展示架上，然后转过架子，以便审判席及旁听席都能看见。
“这是死者的后脑勺，子弹从此处射入，”施莱辛格边说边指向第一张照片，“我们在庭审中已经听过法医的证词，这是一个‘顶着脑袋射击’的伤口。你们可以在枪伤附近的皮肤上看到一个细小的黑色圆圈，这个圆圈是子弹从枪口射出时产生的火药烟晕。如果枪口顶着头颅或者射击距离只有几厘米，火药烟晕会直接沉积在伤口附近。我说的没错吧？”
“这一点我能证明，”鉴定专家说，“从这张照片来看，这无疑是个‘顶着脑袋射击’的伤口。”
“但这个问题根本不该问枪械鉴定专家。”检察官说，“此外，正如您所说，这些我们早已听法医说过了。”
“请少安毋躁，”施莱辛格说，“接下来才是我要提的问题。”
施莱辛格指向第二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侦查人员在发现尸体的现场拍摄的，地点是湖边的草地。此前的庭审中提到，这片草地在案发前不久刚被修剪过，而死者面部朝下趴在地上。您能跟上我的思路吗？”施莱辛格问。
“可以。”枪械鉴定专家说。
“您完成鉴定报告时，是否看过这些照片？”
“没有，我只负责对弹头、弹壳及手枪进行鉴定。我收到了邮寄过来的枪械零部件，但没见过这些照片。这与我的鉴定没有关系。”
“我也这么认为，这与鉴定毫无关系，您的问题也是。”检察官说，“您这是要把我们引到哪里？”
“请不要一直打断我。”施莱辛格说着，再次转向鉴定专家。“您看照片上有两个小标签，分别标有数字1和2。1是发现手枪的地点，2是发现弹壳的地点。”
“据我所见，这把手枪应该是我鉴定的勃朗宁手枪。”鉴定专家说道。
“警方报告也是这样写的。”施莱辛格望向首席法官，“我可以看一下这把手枪吗？”
首席法官站起来，向审判席背后的储物架走去，从一个纸箱里拿出手枪。它被装在一个透明塑料袋里。
“没错，送鉴定的就是这把手枪。”首席法官一边说，一边拆开袋子，将枪递给施莱辛格。
“谢谢。”施莱辛格说。他把枪放到了鉴定专家面前的桌子上，“是这把手枪吗？”
鉴定专家拿起手枪，对照了一下他的鉴定书。
“是的，枪支序列号一致。”
“专家先生，我对枪支一无所知，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枪管右侧的开口有什么作用？”
“它是所谓的抛壳窗。”
“请您详细说明一下。”
“在发射子弹时，手枪套筒会往后收缩，同时一个钩子会将空弹壳从弹膛拉出，空弹壳会撞到一块硬金属，即所谓的抛壳挺，就这样被抛出枪栓结构。”
“也就是说，空弹壳会从手枪侧边被抛出。”
“是的，可以这么说。”
“窗口在右侧，也就意味着弹壳也会从右边被抛出。”
“对。”
“您知道弹壳被抛出的速度和距离吗？”
“不知道，必须进行测量。”
“当然。但是如果我们说，弹壳能飞出大约一米远，这是符合实际的吧？”
“大概如此，没错。”
“专业文献上也是这样写的。”
施莱辛格在审判庭上缓慢踱步，走回照片前。
“这张照片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草地上的弹壳距手枪大约一米远，而周围既没有树木也没有其他障碍物，所以弹壳不可能是从别处反弹过来的。”
“是的。”专家说。
“但是请您再看一看照片，仔细观察一下。”施莱辛格压低了声音。法官、参审员及检察官都转头望向展示架上的照片。施莱辛格等待了片刻，然后说：“大家能看出来吗？弹壳不在尸体的右边。它距离尸体一米远，不过在左边。”
“这是……”检察官一边低声嘟囔，一边翻看卷宗。
施莱辛格走回辩护席。
“如果死者确实是被这把手枪从背后射死的，”他说，“弹壳应该在尸体右边。”
“我认为您说得没错。”鉴定专家说。
“所以弹壳怎么会出现在左边呢？”施莱辛格问。
鉴定专家陷入沉思，然后说：“我无法解释这一点。”
“我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施莱辛格说。
“什么？”
“这名男子其实是举枪自杀的。”媒体席及整个旁听席一片哗然。首席法官暂停做笔记。所有人都盯着施莱辛格。
“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是反着拿枪的，即持枪的时候枪托向上，只有这样弹壳才会掉在左边。一个人要对着自己的后脑开枪是非常困难的，几乎只能用这种方式握枪。”
施莱辛格又停了下来。鉴定专家再次拿起桌面上的手枪，拉了一下套筒，确认枪膛是空的以后，持枪抵住后脑。他将枪托转向了上方。
“您是对的。”鉴定专家说，“自杀只能这样握枪。”
“没错。”施莱辛格转向法官及参审员，“该男子想要制造被谋杀的假象。从之前的庭审看来，他的动机很清楚，就是想让妻子获得人身保险的赔偿。”
第二天，施莱辛格的委托人被判无罪。首席法官说，警方从一开始就将案件定性为谋杀，没有追查其他可能性。整个审判程序被一连串草率的预判误导，但实际上所有的证据均有可能从其他角度进行解读。从目前的证据链来看，无法排除男子自杀身亡的可能性。
检察官没有就判决提出抗诉。
完成无罪辩护后，施莱辛格再次邀请亚瑟尔一起吃午餐。亚瑟尔让他将整个庭审过程讲了一遍，想知道所有细节。
最后，施莱辛格忍不住问：“您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发现问题的？”
“您不会想知道这个的，律师先生。”亚瑟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