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雷利茨四十三岁，未婚，无儿无女，并且个头矮小。他的手掌很小，脚也不大，鼻梁更是不高。他平时会穿特制厚底鞋，能让他增高五厘米。他的客厅里摆放着一系列矮个子人物的传记：拿破仑、恺撒、墨索里尼、萨德侯爵、康德、萨特、卡波特、卡拉扬和爱因斯坦。他读过所有关于矮个子男人的研究报告，知道矮个子普遍寿命更长，婚姻更美满，患睾丸癌的概率也更低。他甚至能精确地说出演员汤姆·克鲁斯（一米七〇）、达斯汀·霍夫曼（一米六七）和歌手普林斯（一米五七）的身高，还把亨弗莱·鲍嘉（一米六七）参演的所有电影都看了个遍，将他的照片贴在浴室的镜子上。《夜长梦多》是他最喜爱的电影，他对片中谈论鲍嘉身材的两段对话烂熟于心：
玛塔·威克斯：“你的身高不怎么样呀？”
亨弗莱·鲍嘉：“怎么说呢？我已经尽力了。”
几分钟后，鲍嘉首次和劳伦·白考尔碰面。
白考尔：“听说你是私家侦探？我都不知道这个职业真的存在，还以为是小说编的，就是那种老在酒店里探头探脑的矮个子油腻男。你看起来一团糟，我说得没错吧？”
鲍嘉：“我确实不高。下次我会踩着高跷，打个白色领带，带上网球拍再过来。”
白考尔：“恐怕这也没什么用吧。”
鲍嘉在影片中当然是抱得美人归，但白考尔说得对，施特雷利茨心想，无论做什么都没用。施特雷利茨尝试了各种方法，但还是吸引不了女性。他买了一辆价格远超消费能力的小轿车，出入酒吧会所，花了不少钱给人买饮料和香槟，最终却一无所获。女人们并不拒绝他的宴请，但最后都跟其他男人走了。有一段时间，他转而专注于知识女性，于是在业余大学选修了哲学和文学，参加作品朗诵会，频繁出入电影院和歌剧院，结果还是无功而返。他同时注册了四个约会交友账号，照片颇受女性欢迎，他们在线上的交流也十分顺畅。不过一旦提及他的身高，对方立即就兴致索然了。如果他一直对自己的身高只字不提，那么到了彼此初次见面共进晚餐时，他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的失望。尽管如此，女人们依然会表现得体面而友善，但最终还是会说，他不是自己的理想型。她们会告诉他，这不是因为他的身高，当然不是，身高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方面，比如“内在品质”。说这些话时，她们总是露出同情的目光，这是他所憎恨的。
施特雷利茨住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是一家超市的副主管。他住房租低廉的公寓，每年圣诞节都去奥地利的蒂罗尔度假一周，夏天就到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待上两周。他攒了一些钱，有一辆四年车龄的宝马轿车，还在一家健身房注册了会员。
这个周六，他又来到了住所对面、几乎每晚都去的土耳其饭馆，点了煎羊肉、沙拉和啤酒。然后，他从公文包取出笔记本电脑，浏览了一遍超市这周的订货情况。饭馆老板给他端来了饭菜，两人还短暂地寒暄了一会儿。施特雷利茨合上笔记本电脑开始用餐。他吃得很慢，毕竟晚上也没什么事可做。吃完饭后，他又喝了三杯拉克酒，一种土耳其的茴香味烈酒。
隔壁坐着两名男子，施特雷利茨常在饭馆里碰到他们。其中一名男子十分壮硕，脖子上文着黑色的狼；另一名男子则身材高大，戴着羊毛帽。两人小声地交谈着。高大男子用脚把桌下的运动手提包推向文身男子。文身男子提上包，站起身，走出了饭馆。只见他穿过狭窄的街道，走向施特雷利茨住的那栋房子，然后消失在大门后。几分钟后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重新坐回饭桌。两人看起来松了一口气。文身男子从外套里掏出一支电子水烟抽了起来。一刻钟后，他们结账离开。两人在大街上告别，走向相反的方向。
施特雷利茨在克罗伊茨贝格区住了很久，知道这背后藏着什么猫腻。这两名男子将他住的那栋楼当作了藏毒点，这种地方通常被称为“地堡”。施特雷利茨又要了一杯烈酒，想再仔细地思考一下。如果打电话报警，他还得接受询问，名字会在卷宗上留档。之前他因为超市发生的偷盗案经历过类似情况，已经受够了。他最好还是先观望一下。等过几天毒贩们找到了新的藏毒点，这件事就翻篇了。
施特雷利茨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结了账，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坐到沙发上，随手打开了电视，但心思根本不在眼前的影片上。于是他拿起手电筒，下楼来到地下室，从一处杂物间里堆放的木板、建筑废料及旧油漆桶中，翻出了那个黑色运动手提包。施特雷利茨拉开拉链，见里面有五个包裹，每个约重一公斤，被玻璃纸薄膜层层密封。这些包裹闻起来有股混杂着汽油、酸醋和回潮石灰粉的气味。施特雷利茨把包裹放回原地，思来想去很久，最后离开房子，回到饭馆，一直等到店里只剩他一个客人。
饭馆老板笑着走过来，问：“还没吃饱？”
“不是。”施特雷利茨回答。他已经认识饭馆老板很多年。
“那您想要喝一点什么？再来点特制的拉克酒？”
“好啊。”
饭馆老板取出一瓶没有标签的酒，斟满两个杯子在他对面坐下。
“这是我妈妈自己蒸的酒。”饭馆老板脱下围裙，将其搭在一把空椅子上。
“谢谢。”施特雷利茨说。两人一饮而尽。老板继续给他添酒。
“最近工作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女人缘呢？”
“就那样吧。”施特雷利茨耸了耸肩。老板笑了起来。
“我可以问您一件事吗？”施特雷利茨说。他感到胃里的酒精一阵灼热。
“什么？”
“我记得饭馆几年前有一次突击搜查。后来大家都说，那是在搜查毒品。”
“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老板说着，准备起身离开。
“请先不要急着走，”施特雷利茨说，“我想打听的根本不是那件事。您是我唯一能问的人。”
“是吗？”
“一公斤可卡因售价多少？”
老板挑了挑眉。“这要看品质，两万到三万欧元之间吧。”
“两万欧元？”施特雷利茨十分惊讶。
“没错。但是您要一公斤可卡因干吗？”
“没事。”
“您为什么问这个？”
“就是问问。”
老板又把杯子斟满。两人沉默地喝着酒。
“我想卖掉它。”过了一会儿施特雷利茨才说。
“你有一公斤可卡因？”老板盯着他。
施特雷利茨点头。他现在有点兴奋了。
“我可以给人打个电话。”片刻后老板说，又把酒杯斟满。“给谁？”
“一个熟人。”
“这个熟人，您信得过吗？”
“我当然信得过，他就是干这个的。”老板大笑，施特雷利茨也跟着大笑起来。施特雷利茨心想，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易，而且他们俩在这一带都有点地位。他感觉酒劲上来了。
“您抽多少佣金？”施特雷利茨问。
“百分之二十，”老板突然严肃起来，“但这不是闹着玩的。一旦开始，你就必须做到底。”老板开始用平语称呼施特雷利茨，说明把他当自己人了，他为此感到自豪。
“那个熟人多久会过来？”
“我给他打个电话，他会说什么时候过来。你先把那一公斤货带来，我们再看着办。”
“没问题。”
“你真有一公斤？”
“五公斤。”施特雷利茨说。
“五公斤？”老板深呼一口气，“我不会问你从哪里来的，但如果有麻烦，那是你的麻烦，跟我无关。你确定还要做？”
施特雷利茨点点头。老板站起身，先是到旁边的房间取来一个小笔记本，然后戴上老花镜，在手机上输入号码。他先讲了几句土耳其语，中途看了施特雷利茨几眼，又继续往下说。最后他问施特雷利茨：“我的朋友十分钟后到，可以吗？”
“可以。”施特雷利茨说。
“我们在厨房碰头。你走后门吧，我去把店门关了。”
施特雷利茨喝完了杯里的酒，站起身，这才意识到自己醉了。他穿过街道，回家取了辣椒喷雾，这是他平时去公园跑步时带在身上防狗的。回到地下室的杂物间，他坐在一块木板上，又一次打开手提包。东西还在。他等了几分钟，想让自己清醒一下，然后才拿起手提包。
街道对面，饭馆门前正站着那个有着狼文身的壮硕男子。他一动不动，一直盯着施特雷利茨。两人就这么僵持了一阵，施特雷利茨抢先跑开。他的车子就停在街尾约五百米处。文身男子怒吼了一声。施特雷利茨一边奔跑，一边从夹克里掏出车钥匙，按下遥控，把宝马车的锁打开，随即打开车门，把手提包扔到副驾驶座上，然后钻进车里。文身男子一直在咆哮，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整个人快要扑到车上。施特雷利茨发动汽车，猛打方向盘。文身男子拉开驾驶座车门，往施特雷利茨的脖子抓去，施特雷利茨则拿起辣椒喷雾，对着文身男子的脸一阵狂喷，接着猛地踩下油门。文身男子不得不放开手，前臂重重撞在车门框上，疼得他大叫。车门砰地关上了。一些喷雾留在车内没散开，施特雷利茨的脸被烧得灼热，皮肤红肿，眼泪直流。他不断地打喷嚏，狂吐口水，从后视镜看到文身男子正躺在马路上，蜷缩着身体抱紧左腿。施特雷利茨的视线模糊起来，车也横冲直撞，剐蹭到两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他踩住油门不放，飞驰穿过十字路口，而车子失了控，正面撞上了高架桥墩。冲击力把他整个人从座位上震起来，一头磕到了前挡风玻璃上。他昏了过去。
十七个小时后，他坐在了初级法院的一位侦查法官面前。侦查法官说，手提包里装有四点八公斤高纯度可卡因，而且，他还随身携带武器——那支辣椒喷雾。她给他念了法律条文，说他即将面临不低于五年的有期徒刑。他现在可以做出陈述，但也有权保持沉默。
施特雷利茨戴着一个肉色颈托，他的脖子还在疼，眼睛依旧红肿。他说他需要再考虑一下。法官对他下达了涉嫌毒品犯罪的羁押令。
施特雷利茨被带到了看守所。他看过关于监狱的电影，片中有嗜虐成性的狱警、用金属器皿盛装的食物，还有在澡堂遭到强暴或被自制凶器刺死的囚犯。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他被关押在单人间，然后一切都变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如此受人敬重，羁押令就是他的身份证：携带四点八公斤可卡因，驾车逃亡，拒不认罪。在这里，施特雷利茨不是小毒贩，而是受到尊敬的人物。没有人再拿他的身高开玩笑，没有人再提“矮子”“侏儒”“地精”之类的词语，也没有人再说“你长大后就会明白”之类的话。一名囚犯早在超市认识了施特雷利茨。他到处散布传言，说施特雷利茨只是把超市当作贩毒生意的幌子。施特雷利茨没有反驳。有人问他怎么一直都没被发现，他只是微微一笑，希望这样看起来更有神秘感。
开庭前六周，施特雷利茨收到了一个刑事处罚令，针对的是他出逃时的醉酒驾驶行为及后续造成的交通事故。他的血液中测出了千分之一点六的酒精含量。处罚并不重，交九十天罚金，每天三十欧元，吊销驾照一个月。法警提醒说，如果有需要，他可以在两周内提交异议书。施特雷利茨挥手拒绝了。他说，跟毒品犯罪相比，这都不算什么。
羁押四个月后，庭审开始。施特雷利茨对带他上法庭的法警说，这是他第一次出庭。
“大多数时候很无聊，”法警说，“内容千篇一律。”
“现在都已经十一点半了，但我的传票上写的是九点。”施特雷利茨疑惑地说。
“这很正常，延迟开庭是常有的事。”
“会有很多人旁听吗？”施特雷利茨问。
“没有。你的案子没什么特别的。另一个法庭在审理杀童犯，那边听众很多。”
施特雷利茨有点失落。
走进审判庭后，他才发现法官、检察官和他的辩护律师都没有穿长袍。现场没有听众。检察官正拿着一瓶矿泉水喝。
“施特雷利茨先生，请入座。”首席法官说，“我们没有启动诉讼程序。”
施特雷利茨摸不着头脑。
“您在六周前收到过醉酒驾驶的处罚令，对吗？”首席法官问。
施特雷利茨望向他的律师。她向他点点头。
“是的。”施特雷利茨回答。
“而且您没有提交异议书？”
“对。”施特雷利茨感觉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
“我们今天早上才得知这件事。”
“我很抱歉。”施特雷利茨说。
“我先跟您解释一下，”首席法官说，“或许您知道，我们的法律不允许对同一个人的同一罪行进行两次判罚。”
“我知道。”
“这在拉丁语里叫作‘ne bis in idem’，翻译过来就是‘一事不再理’，即任何人都不得因同一罪行而被多次判罚，这是保证诉讼公平的基本原则。就您的案子而言，情况是这样的：初级法院已经对您醉酒驾驶的行为做了判罚。今天本应审判毒品犯罪一案。这是两个犯罪行为。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在法庭上谈论犯罪行为时，指的是罪犯实施的、所谓连贯的生命体过程。比如，如果您先偷了一辆车，然后开着车去抢劫银行，整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一个犯罪行为。尽管偷车和抢劫银行在现实生活中是两件事，但我们只能将其看作一个行为进行审判。您能听明白吗？”
“我也不知道。”施特雷利茨说。
“我们现在认为，不能把醉酒驾驶和毒品犯罪分割开来，因为驾驶行为是用于运输这批毒品的。两者在法律上被视为同一犯罪行为。您已经被判罚过，我们现在无法再次对您进行审判。”
施特雷利茨呆呆地看着首席法官。
“您可以让律师再跟您解释一遍。总之，因为初级法院的同事犯了个错，这场审判无法进行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〇六a款第一条规定，本庭宣告该诉讼程序终止。初级法院颁发的羁押令亦被撤销。”
全体法官离席。律师把手搭在施特雷利茨的肩膀上。她比他还高一个头。
“发生了什么？”施特雷利茨问。
“您的运气很好，”律师说，“现在您自由了，祝贺您。您只被判了较小的那个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