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克斯·阿舍尔出生时，腹部就有一片小小的红色斑点。父母觉得，这是一种过敏反应。他们的朋友们则说，婴儿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和洗衣液或牛奶有关，过段时间便会自动消退。然而，斑点并没有消失。新生儿毛细血管扩张、充血，血液不断流动。出生十八周后，费利克斯几乎整个上身、脖子和右脸都被“染”成鲜红色。这是鲜红斑痣，一种微小的遗传缺陷。
费利克斯的母亲当时三十九岁，父亲四十三岁，两人都是二婚。他们供职于慕尼黑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父亲担任能源供应技术员，母亲则是会计。费利克斯是他们的独子。
费利克斯四岁时第一次到爷爷家。爷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生在上海，他的父母在那里的德国医学院当医生。后来他搬到香港定居，通过进口德国工业设备积攒了一笔财富，妻子去世后就搬回了德国。他在上巴伐利亚买了一栋房子，位于慕尼黑南边约六十公里处。这栋房子原是一座建于十七世纪的奶制品作坊，此前归一家修道院所有，一直被称为湖景屋。房子坐落于一个小村庄外的小山丘上，外形是朴实无华的正方形，墙体厚实，有十九个房间，可以从那里远眺湖面。一到焚风天气，从这里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的景色都呈现出一种深沉浓郁的蓝色调。一百年前，瓦西里·康定斯基、弗朗茨·马尔克、保罗·克利和洛维斯·科林斯都曾在附近写生。后来的厄登·冯·霍尔瓦特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也曾居住于此地，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就是以附近的一个村庄为背景而创作。
爷爷家的窗帘总是半拉着，室内光线柔和、微暗，房间里寂静无声。地上铺有暗色木地板，墙上糊着淡黄色的中国风壁纸，上面是印有橘子树、樱桃花、苹果花、欧亚鹤、蜻蜓和异域珍禽的风景画。家具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来自原英国驻上海的官邸。家里没有电视或收音机，只有一台木质唱片机。图书室里放着两把磨损严重的皮椅，一张套着浅绿色亚麻沙发套、已经久坐凹陷的沙发，一张可用于抽烟和休闲的小桌，以及一个竹质书报架。大多时候，爷爷都坐在那里阅读。他喜欢穿白色的三件套亚麻西服，抽埃及进口的椭圆柱香烟。费利克斯就坐在他面前那张褪色的丝绸地毯上玩耍，把上面的图案当成迷宫游戏。
爷爷把费利克斯的房间安排在二楼，还送了他一辆玩具火车，带有铁质的黑色火车头和两节深绿色车厢，透过车窗能看见里面的乘客。爷爷每天夜里都打开床头柜的旋转夜灯，灯影投在墙上，呈现出老上海的图景：正在卸货的船舶，用长烟斗抽烟的中国人，还有一只头戴蝴蝶结、走街串巷的小狗。
随着年龄增长，费利克斯开始为身上的红斑感到羞耻。别的小伙伴都拿这个嘲弄他。父母带着他四处寻医问药，他不得不一次次脱光衣服接受检查。然而，在经过激光治疗、涂抹药膏和打针之后，红斑依然没有消失。只有爷爷跟别人不一样。他给费利克斯讲中国人的故事，说那里长着三个乳头或六根手指的人都会受到敬重，因为上天必将赋予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爷爷说，他的红斑实际上是一幅隐秘的地图，只要费利克斯仔细观察，就能读懂这幅地图。他肚脐上方的红斑是灵兽的王国，神龙、美人鱼、刀枪不入的英雄均栖居于此；胸膛的红斑则是智者的王国，绝顶聪明的人物都聚在这里，为世界的发展出谋献策；而脸颊上的那一小块红斑看起来跟家门口的湖泊有几分相似，那是最重要的地方，是家的幸福所在。
爷爷每天都从家散步到村里，夏天总戴着一顶编织草帽。村民们都认识他，对他彬彬有礼。费利克斯觉得在爷爷身边很有安全感。爷孙俩总是坐在湖边的同一张长椅上，爷爷会闭上眼，握着费利克斯的小手，让他给自己描述看到的东西：一个干枯的鸟巢，一只船桨被折断的小舟，一辆手推车在草地上留下的几处车辙。爷爷会给他讲述在上海时的童年往事：正午的暑气，傍晚的琥珀色灯光，绵绵的雨季，美丽女子的晚礼服，以法语命名的酒店，还有水乡、斗鸡比赛和染上鸦片瘾的民众。费利克斯渐渐地将眼中所见和耳中所听联系起来，眼前的油菜花地、三叶草草坪及湖岸的芦苇丛，就这样同上海街头的气息、市场的叫卖声及翡翠绿的棕榈树交织在一起。只有在湖景屋前，身处阿尔卑斯山下的静谧景色中，他才能够获得安宁。
爷爷逝世时，费利克斯·阿舍尔十四岁。他此后的人生都平淡无奇。正如很久以后，那位法官所说的，他这一生“遵纪守法”，“没出过问题”。他先上文理中学，然后服兵役，再上大学。二十六岁时，他受雇于汉堡一家保险集团，三十五岁成为理赔部门副主管，四十二岁升任北德地区总经理，四十六岁调任伊斯坦布尔。再过三年，他成了阿拉伯地区总经理。他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他光顾妓院，因为不想勉强别人接受他的外貌。有一次，在保险集团研讨会上被问到人生目标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做出回答：他想有一天搬回湖景屋居住。在他现在住所的床头柜上，一直摆着爷爷的照片。
阿舍尔五十四岁时，母亲离世，父亲也已逝世十二年。他回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到了中年，人总会被死亡环绕。”神父说。这句话烙印在阿舍尔的脑海里。
在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他一直心神不宁。回到公司后，他工作的热情日渐消退，行事变得马虎，也无法集中精力。夜里他一直在想，自己虚度了这一生。
两个月后，他跟税务顾问一起分析了自己的财务状况。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财产、父母名下的房产加上公司的遣散费足以让他衣食无忧。他又考虑了两个月，然后向公司申请提早退休，接着变卖了伊斯坦布尔的家具，将父母在慕尼黑的公寓出售。母亲逝世六个月后，阿舍尔成了自由无拘的人。他搬进了湖景屋。
父母还在世时，爷爷的老旧家具和藏书都被堆放在阁楼。他们还撕下褪色的壁纸，把房间粉刷成白色，在地上铺了地毯。他们很少来湖景屋，只会在周末或假期时过来小住。
阿舍尔请人将老旧家具搬下楼，让村里的木匠修缮了木质百叶窗和架子，还翻修了桌子和写字柜，重新给地板打磨抛光。他花了几个星期在网上找壁纸，终于找到伦敦的一家供应商，在那里买了几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壁纸，看起来与老旧的中国风壁纸颇为相像。他还把皮椅和亚麻套沙发清洗干净，甚至请了慕尼黑的一家工作室将木质唱片机修好。
一年后，除了新购置了几件舒适的现代家具，他几乎完全把房子恢复成了爷爷生前的样子。
接下来的几年，他都在湖景屋和村里度过，几乎不外出旅行。到了夏天，他上午在面包店吃早餐，夜晚就到集市广场的小餐馆或冰咖啡馆待着。他和当地居民交朋友，为志愿消防队捐款，参加村里的节庆、基督圣体节游行及传统服饰俱乐部的推介活动。阿舍尔处处表现和善，平易近人，正如村里人所说，他融入了这里。他偶尔还是会去慕尼黑看话剧或电影，回来时经过那段没铺柏油、通向湖景屋的路，总要在车里停留几分钟，关掉车灯，等待一切重归平静。
阿舍尔搬到这里五年后，村民大会决议将湖边废弃的渔民平房卖给了一名投资人。这些平房归村里所有，已经空置多年，投资人获准拆除房子，在该区域修建简单的度假屋。村里希望借此带动旅游业，复兴村里的零售业和餐饮业。
该区域位于湖边，离阿舍尔的房子很近。听到这一计划时，他陷入绝望。他去找村长商量，逐个劝说当地议会成员重新投票，向每个人解释这里为什么必须维持一切不变。劝说不管用，阿舍尔就委托律师，提起诉讼，结果败诉了。没有人能够理解阿舍尔为什么如此激动。从那以后，阿舍尔都去隔壁小镇购买食物，并且只允许清洁女工和饮料配送员踏入他的家门。
施工在年初启动，阿尔舍就坐在湖景屋门前的长椅上观察着。只要道路入口处堵塞超过半个小时或施工队早晨七点前开工，他就打电话报警。起初，村里的年轻女警官会过来一探究竟，但她很快就明白，阿舍尔只是在小题大做，于是再也不理会他的来电。
度假屋很快便建好了。那是一种木质结构的小型别墅，每栋有三个房间，外墙涂了红蓝绿三色油漆。房子在三个月内就售罄了。然后，一些年轻的父母开始带着孩子来这里欢度周末与假期。
阿舍尔性情大变。清洁女工时常听到他自言自语，连续几个小时喋喋不休地咒骂。他疏于打理生活，食量骤减，不再光顾理发店，也开始不脱衣服便入睡。有时候，他整天都躺在床上。他买了一个望远镜，制作了详细的记录表：哪家人晚上十一点后还在度假屋门口喧闹、哪家人没有做垃圾分类、哪家人在周日修剪草坪、哪家孩子午休时间大声吵闹。他把记录表发给警察、州县政府部门和州长。可即便他的投诉有时候不无道理，也没人理会。
直到夏末的一个周日傍晚，阿舍尔再也无法忍受了。度假游客口中的夏日湖畔狂欢节到了，整个周末都喧闹不休。组织者甚至往他的信箱里塞了一封邀请函。整整三天，湖边小道塞满了挂有慕尼黑车牌的汽车。人们在沙滩上架起音箱，举办盛大的篝火晚会，跳舞，呼喊，放声欢笑。
这个夏季的每一天，阿舍尔都在思考应该怎么办。家里的地下室存放着爷爷的枪柜，里面放着两把生锈的手枪、三把步枪和八包弹药。这些枪支都没有登记，是爷爷不知何时用集装箱从中国一次性运回来的。
阿舍尔从枪架上取下一杆二战时期瑞士军队使用的卡宾枪。他还没荒废在联邦国防军服兵役时掌握的枪法。他先拆卸枪支，清理干净后涂上润滑油，再填装弹匣，上膛。他举枪瞄准门口，一直大声地自言自语道：“真是受够了。”“现在做个了断吧。”
他拿起一瓶杜松子酒，坐到门前的长椅上慢悠悠地喝着。步枪就靠放在他旁边的墙根上。等天色足够昏暗，他戴上了从厨房拿的粉色洗碗手套。因为长期在保险理赔部门工作，他了解罪犯可能犯下的所有失误。他沿着小道走向湖边。那里只有一栋房子还亮着灯，其他几家人早已返回城里。
阿舍尔穿着靴子，径直朝木门踹去。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个酒店经理，已婚，有两个孩子和一条狗。经理的妻子穿着浴袍来开门。她二十九岁。看到指向她的枪口时，发出尖叫，条件反射般扭头就跑。子弹从腋下射入，穿透两片肺叶和心脏。她倒在地上。阿舍尔跨过她，去其他房间检查。她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先回了慕尼黑，她想留下来再收拾下房子。
尽管受了重伤，她还是努力地爬到门口。阿舍尔站在她身后，再次扣动扳机。“一不做，二不休……”他喃喃道。子弹从第六及第七节 颈椎间穿过。他拉着女人的双脚，将尸体拖回屋里，然后熄灯，往外走去，关上了门。
回到湖景屋的地下室，他在工作台上将步枪切割为三截，随后又脱光衣服，将衣服、洗碗手套及靴子都塞进了垃圾袋。他冲了个澡，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鞋子，驱车几公里到达穆尔瑙沼泽区，那是一片广袤的沼泽地。他把三截步枪及弹药分别扔进不同的沼泽坑，并焚烧了衣物。
尸体直到周三才被发现。丈夫联系不上妻子，这才开车回到度假屋。该市凶杀案调查组的警官先是怀疑丈夫，后又怀疑是抢劫谋杀，但都查无所获。他们调查了这家人是否树过敌，也没有进一步发现。住进其他度假屋的几家人被一一传讯，所有人都具备不在场证明。连阿舍尔也被作为证人询问。他说，他什么都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只有村里那名年轻的女警官记得，阿舍尔曾因反对修建度假屋发起过诉讼，还一直在投诉抱怨。检察官申请对阿舍尔的房子进行搜查，但侦查法官驳回了，说：“这只是一个十分站不住脚的猜测。”
作案五天后，阿舍尔夜里喝醉酒，在地下室的阶梯上摔倒了。他髋部骨折，脑袋磕到石阶上，大约昏迷了三十分钟。等他醒来，身体已无法动弹。直到次日清晨，清洁女工才发现了他，赶紧打了求救电话。年轻的女警官驱车来到湖景屋，通知了救护车，亲眼看着阿舍尔被抬上车运走。然后她独自在地下室逗留了几分钟。枪柜半敞着，她拉开柜门，见柜里铺着绿色绒布。其中两个枪架上挂着步枪，最后一个枪架空空如也，但是枪托的压痕在绒布衬里上清晰可见。她将情况报告给了凶杀案调查组。
这一次，检察官获得了搜查许可。阿舍尔住进医院后，司法鉴定部门的侦查人员对整个房子进行了搜查，排除了两把步枪作为凶器的可能，发现的弹药也与射杀女人的弹头不符。阿舍尔的清洁女工作为证人被传讯。她说，这个柜子一向是锁着的。警方将这一点认定为间接证据。清洁女工还被问到，阿舍尔是否性情大变。“他一直自言自语，经常过量饮酒，但他从未对我有过恶意。”她说。
警方确信，阿舍尔必定与那起谋杀案有关，但他们的调查毫无进展。检察官最终申请监听阿舍尔的病房，办案人员希望他会跟访客谈起谋杀案。法官有些犹豫，但还是批准了。趁阿舍尔进行髋部手术时，一名警员将监听设备安装在了他的病房里。
连续几天，警方都在听阿舍尔的自言自语：抱怨髋部骨折、头痛、伙食糟糕、护士笨拙、医生无能。没有人来探望过他。就在办案人员打算放弃时，阿舍尔夜里突然提到了谋杀案。他说：“早就该这样做了。”“现在终于消停了。”“真该把房子也烧了，这些蠢货。”当时，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
阿舍尔立即遭到逮捕。警察审讯时播放了录音带，对他说：“这就是供词。”他们想知道作案的枪支和子弹藏在哪里，让他都供出来，这样对他更好，因为他无论如何都脱不了干系了。阿舍尔一直说自己是无辜的。五个小时之后，他要求见律师。法官对他下达了涉嫌谋杀的羁押令。
阿舍尔在牢房里做告解。他对神父说，他也无法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是有罪之人。”他说。
他被捕四周后，侦查法官开始进行羁押审查。法官提醒他可以保持沉默，然后跟阿舍尔的律师及检察官讨论了很久，其间谈到了沉默权、日记、监听手段及最高法院可能做出的裁决。
阿舍尔试图回忆起被他射杀的年轻女人。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她说了什么吗？她的脚趾涂了红色指甲油，这个他还记得。他突然感到害怕，心里生出一种轻微但不可捉摸的恐惧感，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接着，他站起身。律师轻声示意他坐回去，但阿舍尔一直站着。他想说些什么。
“我……”他口中发干，身体无法动弹。他心想，要是现在待在湖景屋该多好。从前那里十分单纯，一片宁静。
“请问怎么了？”法官问，语气十分友善。
“我……我……”阿舍尔感觉不舒服，髋部又疼了起来。他希望律师能够说些什么，但没有人开口。法官看着他。阿舍尔低头看着地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又坐了下来。
法官摘下老花镜，放在面前的桌上。“阿舍尔先生，您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没什么，抱歉。”
“有人来医院看望您吗？”法官问。
“我的委托人已经说过，他选择保持沉默。”律师大声说。
“不，没有人来看过我。”阿舍尔回答。
“您有时会自言自语吗？”法官问。
“是的。”
“在医院也这样？”
“我想是的。”阿舍尔说。
“好的。”法官边说边点头。他又戴上了老花镜，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东西。律师还在陈述。她的声音令人不适，阿舍尔想。检察官一直在打断她，两人之间的争执越发激烈。她拿出一沓材料，放到桌上推向法官。阿舍尔听见那是判决案例。过了半个小时，法官说，他已经听取了所有的论据，必须慎重考虑一下，当天的羁押审查就到此为止。
第二天，阿舍尔再次被领到法官的办公室。律师这次将头发扎了起来。阿舍尔想到了年轻女人的颈部。她身穿绿色浴袍，浑身散发着刚洗完澡的清新气息。直到她倒在血泊里，他才看到她下身穿着白色内裤。他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人的思想是不允许被监听的，”侦查法官说，“不同于日记，自言自语是语言化的思想，不应该公布给任何人，也不能被留存。这属于个人隐私。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区别在于，不允许为了追查真相而不惜一切代价。法治国家都给自身设限。我们知道，这种限制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但我们不能采用病房的监听录音带，因为人的思想必须是自由的，无论何时都不能被国家监控。在本案中，没有其他证据表明被告人有重大嫌疑，因此本庭决定撤销羁押令。他持有枪支及弹药，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但这不足以构成持续羁押的理由。”
检察官被激怒了。他提出抗诉，申请在上级法院做出裁决前继续羁押阿舍尔。
“不行。”法官平静地合上了面前桌上写着阿舍尔名字的红色档案夹，“我的裁决与联邦最高法院的持久性判例一致。我不认为上级法院会做出其他判决。因此，我拒绝您的申请。”
两个小时后，阿舍尔通过侧门离开了拘留所，大批记者围堵在正门口。他与律师约好在一个公交车站碰面。
“您先不要回村里，”律师说，“等这阵风头过了再说。”她把他带到法院附近的一家旅店，安置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阿舍尔将装有随身物品的行李包放到地上，打开电视。当地新闻正在报道他的案件，他看到了村子、度假屋及湖景屋的照片。阿舍尔上床躺下，解开衬衫纽扣，手指在身上的红斑上游走。
夜深时，他坐在阳台上，见那些看完了最后一场电影的观众从对面的电影院走出来。阿舍尔想，他们现在一定都跟朋友们待在一起，谈论着电影、工作或其他事情。然后他们都会回家，回到自己的房子或公寓去。
六年之后，阿舍尔因肝癌在一家医院去世。他再也没有踏足村里。他曾数次想要卖掉湖景屋，卖掉这栋被当地人称为凶手之屋的房子。一位远房亲戚成了阿舍尔唯一的继承人，对方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他一次。她住在马德里，用不上这栋房子，就把它捐给了村子。楼上的两层被改造成了一间当地历史博物馆，一楼则租给了一个饭店老板。他在那里开了一家餐厅，餐厅的网站上写着，食客可以到阳台上享受湖泊的静谧，观赏蔚蓝的乡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