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玛的父亲十八岁时离开土耳其来到德国，很快便在鲁尔区的一个采煤场找到了工作。十九岁时，他在父母的安排下跟一个家乡的女孩结婚，二十岁就当了爸爸。他对自己工作的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也不会说当地语言，想着反正有朝一日会返回家乡。他总说，他们村边的亚拉腊山是挪亚方舟搁浅的地方。他把钱都攒了起来，打算为家人在村里建房子，还把建房规划书保管在楼上客厅的柜子里。
塞玛是他的大女儿。但是她跟家乡的女孩不同，她不愿意戴头巾，他不得不强迫她这么做。而无论对于父母的传统习俗还是宗教信仰，塞玛都提不起兴趣。她曾说，外面必定存在一个与他们生活的地方全然不同的世界，她想要经历更多。比起妹妹们，父亲对她更加严厉，因为他想让她迷途知返，为她感到担忧。她三天两头就被禁足一次，零花钱总是遭到扣减，还必须打扫家里、清洗父亲的汽车。但她生性坚韧，将这一些都忍受了下来。她十六岁时从实科中学转到文理中学，高考结束后，她告诉父母，自己打算去另一座城市上大学。父亲厉声呵斥她，说如果她现在离开，他就把她逐出家门。他还想要打她，好在母亲挡在了中间。塞玛第二天去火车站时，母亲偷偷跟了上来。在火车上，母亲抱紧塞玛，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给了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很快就会消气的。”母亲说。但塞玛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到了柏林，她在父亲的一个哥哥家借住了八周，其间会去他的餐厅帮忙，等顺利拿到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就搬进了学生宿舍。接下来两年，她把从前不能做的事一一“恶补”回来：酗酒，吃摇头丸，吸食可卡因，经常在次日清晨才离开夜店。她对上课没有兴趣，想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有时她会给母亲打个电话，聊上几分钟，但从不讲自己的事。直到一次派对后，她赤身裸体地在两名陌生男子中间醒来，却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这才感到后怕。她不想失败，不想在父母面前丢脸，也不想让自己失望。她开始努力学习。
不上课的时候，她就去刑事法庭旁听庭审。有一次，她见识到了一名年长律师的出庭现场。他的委托人因为逃税被起诉。搜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在保险柜里发现一盒伟哥和穿戴式假阳具。一名警察在法庭上拿此事进行调侃。年长律师放下手头的文件，抬头问道：“通过贬低他人的弱点来抬高自己，您这样做合适吗？”只是这样一句话，声音很轻，几乎没有情绪起伏，内容也跟此次审判与委托人的罪行没有关系。但是，整个审判庭顿时鸦雀无声。塞玛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五年后，她来到这名律师的事务所应聘。
该律师事务所在业内有口皆碑。塞玛在庭审中见识过的那位年长律师是资深合伙人，早在四十年前就凭借庭审中的强硬作风声名鹊起。他的辩护方式在当时被称为“对抗式辩护”。如今，他那里的律师几乎只处理经济犯罪类业务，他们整日在办公桌前度过，每小时收费六百至一千欧元不等。参与庭审通常只是例外情况，大多数案子都是以协商及冗长的答辩状来解决。律所每年只会接一两件重罪案的辩护。大家一般称那位资深合伙人为长者。长者说，庭审是必不可少的。他相信，《刑事诉讼法》的奥义只有在法庭上才会显现，也只有在那里才具有生命力。
塞玛不怕面试。她曾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次国家考试，担任过刑法学教授的研究助理，还在法制报刊上发表了十四篇有关判决案例的评述。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审前羁押的判例。她的阅历已足够丰富。
律所的办公室经理请她来大会议室。他是个光头，肤色浅粉，说话时会露出门牙。她打听了一下资深合伙人，但办公室经理解释说，合伙人不负责律所的运营管理，对聘任律师、秘书、见习律师及实习生等事一概不管。
办公室经理把她的所有经历都过了一遍：实习情况、毕业成绩、法官及检察官的评价、博士论文及个人爱好。他的面试中规中矩，中途提了几个想让塞玛感到压力的问题：“什么东西是金钱无法交换的？”“您最不想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她不慌不忙，礼貌友善地一一作答，觉得这些问题有些幼稚，但没有让对方察觉。办公室经理很少跟她对视，总是盯着她的胸部。塞玛了解这样的男人。
二十分钟后，长者还是来到了会议室。
“请不要被我打扰到。”他边说边穿过会议室，坐到了会议桌的另一头，“谁把花放在那里的？”
“新来的女秘书。”办公室经理回答。
“为什么？”长者问。
“因为这样会显得更友好……”
“我不想要这样，”长者打断他，“这里是律师事务所，不是时装精品店。”他把花瓶推到一边，然后说，“请您继续吧。”
长者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塞玛知道，他正集中精力听他们说话，她在庭审上见识过。办公室经理又提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就再想不到其他内容了。
长者睁开双眼。
“您结束了吗？”他友好地问。
办公室经理点点头。
“好的。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德莱……女士，”长者不知道怎么念她的姓氏，“抱歉，您可以再说一遍您的姓氏吗？”
“德莱登科布杜卡迪尔。”
“德莱登……”
“您可以叫我塞玛。”她说。
“谢谢，请您原谅，”长者说，“您知道吗，塞玛，我不相信证书。一名法律工作者能否胜任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只能通过庭审证明。我认识一些很会写文书但庭审实践糟糕透顶的法律工作者，也认识一些只懂《刑事诉讼法》但业务能力出众的辩护律师。我看了您的简历，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里面提到的古兰经学校，您能介绍一下吗？”
塞玛望着长者。这个问题令她猝不及防。她犹豫了一下。
“我上的是天主教小学，”她说，“但从八岁起的每个周末，也就是周六和周日，我都要去古兰经学校上课，从上午十点上到下午六点。这是我父母的意思。那位霍加……”
“您的宗教老师？”长者问。
“是的。霍加说，如果我们不戴头巾，就会被送入地狱炙烤。如果违反其他神圣规定，也会遭受同样的下场。我小时候很害怕。”
“您的学校有体罚吗？”长者问。
“有的。”
“什么样的惩罚？为什么会被罚？”
“大部分时候是因为不专心听讲。老师会用木棒敲学生的指头和脚踝。不算很疼，就是让人感觉很丢脸。这也是老师想要的效果。”
“您在这所学校学了些什么？”长者问。
“《古兰经》。根据规定，每个信徒一生中必须至少通读一遍《古兰经》。我在学校通读了五遍。我们上课用的是土耳其语，但读《古兰经》用的是阿拉伯语。”
“您什么时候离开那所学校的？”
“十七岁。但这一切没有结束。我父亲只是一名矿工，但他还是为我聘请了私人教师，一个嘴里总是含着水果糖的男人，土耳其语讲得很差劲。”
“为什么？”长者问。
“父母希望我成为一名学者。这是霍加的建议，他认为我有天赋。我本该去上研究伊斯兰教法的学校。这被视为一种荣誉，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塞玛停顿了一下，然后答道：“我一直在等待。”
“我不明白。”长者说。
“从十二岁开始，我就每天都跟自己说，用不了多久我就成年了。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早上，我终于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把头巾扔进垃圾桶，直到今天都没有再戴过。那天一早我还给私人教师打了电话，告诉他以后都不用再来了。吃早餐时我跟父母说，我要去上大学。父亲勃然大怒。他认为，我已经比他走得更远了，不该再异想天开。他想要我去牙医诊所当助理，他十分尊重这个职业。我很喜欢我的父亲，他是个勇敢的男人，心胸开阔。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然后呢？”长者问。
“我搬了出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双面人生。在父母眼里，我还是那个规矩的土耳其女孩。但实际上，我的生活跟其他年轻女孩没什么两样。父亲无法忍受我在酒吧打工、穿短裙或者交德国男朋友。”塞玛意识到，自己讲了很多本来不打算讲的内容。长者望着她。她没有闪躲。
“您为什么读法律专业？”他问，声音很轻柔。办公室经理已经提过这个问题，她也做出了回答，谈到了社会的基础、责任担当、教育理想以及对法律的热爱等。每一个论证听起来都令人信服，但她现在却沉默不语。
“为什么，塞玛？”长者又一次轻声问道。
“我绝不允许别人主宰我的人生。”她也轻声答道，“法律一定会保护我。”
长者从外套口袋中取出一个银色烟盒，弹开盖子，又缓缓地合上。办公室经理想要说点什么，但长者摇了摇头。
“如果您愿意，这个职位就是您的了。”他说，“请把预期薪水及入职时间告诉我们。”
长者站起身，走向门口，然后又回头看了一眼。
“谢谢您，塞玛，您很有勇气。”说完，他就离开了会议室。
一周后，塞玛开始在律所上班。前四个月里，她一直忙于阅读卷宗、撰写批注，有时候还跟着律师去参加会议。她负责的诉讼案包括贪污腐败、拖延破产申请、背信罪及内幕交易。卷宗长达数千页，律师答辩状也有足足数百页。律所的分工专业且高效，同事之间也和和气气，男士都穿灰色或黑色西装，女士则身穿相同颜色的职业套装。
塞玛很少见到长者。他大多时候都在外出差。他的委托人是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银行家、知名音乐家或演员。这跟她想象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这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每周一上午九点，律师们都会一起讨论律所当下正在处理的案件，除了出庭、生病或休假的律师，每个人都必须到场。长者却很少参会。但这天早晨，他和办公室经理在其他人到达前就坐在了会议室里。
塞玛穿着一件长款彩色帽衫，坐在一众身穿西服及职业套装的同事中间，蜷起双腿，将下巴放在膝盖上。她想，自己的深绿色连裤袜跟会议桌深绿色的油毡桌面十分相配。她喜欢这条连裤袜，因为她喜欢包装上的文字：不透视。
“我们接手了一名新客户，”长者说，“此案涉及人口贩卖、卖淫等指控。被告人已被侦查羁押了九个月，公诉程序上现已获准进入庭审。前任辩护律师已经在委托人的请求下终止代理，改由我接手。当然，我无法亲自代理，必须由你们当中的某人接手，哪怕大家手头都有很多案件在忙。被告人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位委托人的侄孙。”
律师们低头不语。塞玛早已知道，没人愿意接手这样的重案。大家都说，接这种案子不利于律所的名声，毕竟为抢劫犯、皮条客及强奸犯辩护令人恶心。经济犯罪类案件虽然更具挑战性，但是委托人也没那么让人不适。
“谁愿意接手这个案子？”长者问。
“我有一桩涉税刑事案要处理，抽不开……”他们中资历最深的律师回答。他穿着昂贵的深蓝色马海毛西装。
“不对，”长者打断他，“您已经不需要操劳了。这个案子今早已经结案，无任何附加条件。祝贺您。”
身穿马海毛西装的男人低头看着会议桌——就像害怕被老师点名的学生一样，塞玛心想。那一瞬间她才明白，她是多么自由。会议桌边坐着的十四名律师，都是能力出众的法律从业者和不可多得的律界人才。他们思维敏捷，有能力为每一位有需要的委托人进行辩护。他们崇尚自由主义，具有国际视野，精通英语、法语与西班牙语，其中一位梳着精致偏分发型的年轻律师甚至还会讲一点中文。他们关心时事政治，喜欢滑雪、打高尔夫球，读过一些重要的经典名著。他们屋里的家具是包豪斯灯饰、伊姆斯休闲椅及柯布西耶躺椅，连家庭话题都是关于学校的素食配餐、父亲的陪产假及幼儿园里的伊斯兰祈祷室等。他们做垃圾分类，每隔四年就将选票投给一个中产阶级政党。但是他们并不自由，而且永远无法获得自由。这才是长者招她进来的原因。她与这桌人格格不入，就像年轻时曾为恐怖分子辩护的长者也不属于这个圈子一样。
“我愿意接手这个案子。”塞玛说。
长者看着她，点点头说：“这个案子会很艰难，也会异常辛苦。庭审会旷日持久，十分考验人的抗压能力。”
“我还是要接。”她说。
“可以，那就这么定了。”长者微笑着说。
接下来就是常规的会议内容，塞玛却几乎听不进去。
检察院调查了三年之久，卷宗将近一万页。起诉书中提到，委托人是黑帮头目。该黑帮从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拐卖女性到柏林，在那里经营妓院，并强迫那些女子卖淫。
但对他的调查取证却异常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警方甚至连他的照片都没有。那些被拐卖的女性不愿意或者无法指证他。调查工作跨越四个国家，直到一个电话号码不断出现在警方的视线中。警方相信，那就是主犯的号码。
调查历时两年半后，警方在一次交通检查中搜查一辆被盗车辆时，偶然拘捕了一名男子。车内副驾驶座上放着的正是那部被追踪的手机。办案人员因此认定该男子就是主犯。羁押令已签发，但警方后来却找不到直接证人。为防止男子被释放，检察院只得提起公诉。尽管证据链薄弱，但法院仍然批准该案进入庭审程序。
对被告人进行首次羁押探视时，塞玛是和长者一同前往的，之后她就要独立处理案子了。在看守所等待委托人的时候，长者问她是否害怕。她回答“不怕”，但这不是实话。
男子身穿牛仔裤、黑色T恤和运动鞋，长相俊朗，举止彬彬有礼，这让塞玛颇感意外。他看起来十分尊敬长者。
长者请塞玛总结了卷宗的内容。她在前一天夜里做了排练，想要表现得专业而老练。等塞玛结束总结，口译员也翻译完毕后，委托人问，这是否就是对他的所有指控。塞玛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委托人还想知道她会如何为他辩护。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塞玛看到了他T恤下沿露出的文身。卷宗里有他上身及双腿的照片，他的胸前以醒目的颜色文了一只双头鹰，腹部则是一对硕大的人眼。他的后背文有莫斯科的圣瓦西里主教座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美元钞票和斯大林头像。肩膀和右侧大腿上则分别文了星星和一个拿钓鱼竿的裸体女孩。所有文身都粗糙拙劣，是他在库页岛监狱让人文的。卷宗提到，这些文身说明他是俄罗斯黑帮的高级成员及强奸犯。长者指出，这不符合实情。文身根本不代表什么，因为俄罗斯每个监狱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乌拉尔地区就跟西伯利亚的不同。长者继续解释道，这些图案都是用电动剃须刀、小刀或生锈的肮脏铁钉刺上的，很多囚犯因此感染了破伤风或梅毒。而真正重量级的黑帮老大根本不会有文身。
塞玛向委托人逐一讲解证据细节，指出了侦查中的小错误以及卷宗中前后矛盾之处，建议他在庭审中保持沉默。三个小时后，狭窄的牢房里空气混浊，大家都感觉到了疲倦。
离开的路上，长者称赞她做得很好。她就该如此保持距离，即便有时很难做到。
“虽然外表上看不出来，”长者说，“但他却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案件于六周后开庭。办案人员汇报了一整天，先是宣读并口译来自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文件，接着播放了一些电话录音。在休庭间隙，首席法官说，公诉方没能让她信服。按照塞玛的提议，委托人一直都保持沉默。
到了第八天，检察官迟到了半个小时。他手上拿着一小沓文件，说，警方昨夜询问了一名女性证人，不过目前为止暂时只有十分简略的书面证词。说着，检察官把几页材料递给首席法官和塞玛。
他说：“负责询问的警官今天早上已经将证人带到这里。她正在走廊上等候。我们担心证人会因为恐惧而再次消失。因此，我建议今天就询问证人。”
塞玛表示抗议。她需要时间准备。她必须先仔细阅读证词，再与委托人进一步交流。
“只有两页半的内容，律师小姐。”检察官说。
“您需要多长时间？”首席法官问。
“至少两天，”塞玛说，“您知道的，我得去牢房探视我的委托人，我每次还都需要带口译员。”
首席法官点头。“法庭也需要一些时间，”她说，“另外，我们也理解检察院的难处。因此，我们休庭至下午两点，随后开始询问证人。”她对塞玛说：“这期间，您可以跟被告人及法庭口译员留在这里准备。”
休庭期间，塞玛给委托人读了证词，口译员逐句翻译。委托人耸了耸肩，表示对证词无话可说。
下午两点，庭审继续。年轻女子在法官席前面的证人席落座，身旁是口译员。她只敢看着首席法官，说只要被告人还在庭上，她就无法做证。她对他心有余悸，而且羞于在公众面前陈述这些事。检察官申请让被告人及公众离席。塞玛再次抗议，首席法官暂停了庭审。
几分钟后，众法官从会议室回到审判庭。首席法官宣布，她同意检察官的申请。被告人站起身，朝证人的方向微笑着点了点头，脖子上青筋暴起。两名法警将他带回拘传室。公众也陆续离场。
证人开口了，一开始有些卡顿，但逐渐顺畅起来。她提到自己在罗马尼亚农村的家庭，还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妹妹。被告人曾向她承诺，要是去柏林给老年人当护工，她可以挣到很多钱，每个月九百欧元，相当于在家乡整整一年的收入。她跟父母谈过之后，就跟被告人走了。被告人魅力十足，样貌俊朗，而她那时还太年轻，不会辨识男人。他们一跨过边境，被告人就没收了她的护照，对她说，这个你再也用不上了。
他们在柏林市郊的一处简易房屋中过夜。屋里十分肮脏，墙体潮湿发霉。在那里的第一晚，他就告诉她要为他工作，说加上吃饭和住宿，这趟旅途花销很大，而她很漂亮，可以工作“抵债”。她想要逃跑，但大门已经被锁死。
第二天早上，她朝他大声吼叫，说要马上回家。他十分镇静地说，那现在只能用“苏博尼克”的方法了。她在学校听过这个词。“苏博尼克”，原意是自愿劳动，例如一起打扫校园或教室。但被告人说的“苏博尼克”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起身开门，引进五个男人。她感觉他们都是建筑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浑身散发汗臭。这五个男人扒光她的衣服，将她绑在床上。她竭力反抗，但无济于事。五个男人一次又一次地强奸她。偶尔暂停休息，喝酒，看电视，然后继续。他们把啤酒瓶捅入她的下体，往她身上撒尿。在她的记忆里，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不知过了多久，被告人回来，把五个男人打发走了。
“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就会一直受‘苏博尼克’的折磨。”他说。
她说她会自我了断，被告人却大笑起来。
“我认识你的妹妹。她多大了？七岁还是八岁？她的年纪对男人来说是有点小，但或许也足够了。我们可以试试。”他原话就是这样，每个字她都还记得。她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屈从。
被告人将她带到柏林的一处公寓。她跟六个女人和一名看守在那里住了两年。那些女人都和她有着同样的遭遇。她每天要和十到十二个男人做性交易。每小时付三十欧元，客人就可以对她做任何事。她从中拿不到一分钱，而且每周只能在看守的陪同下离开住所一次，去购买食物和化妆品。她通过广播和电视学习德语，但再也不想用这门语言说话。
关于男人的某些要求，她到现在仍无法启齿，不能告知法官，也永远不会向其他人讲起。如果她们拒绝这些要求，被告人就会用“苏博尼克”作为威胁。有一次他抓着一个女人的头发，将她拖进车里。其他所有人都站在窗前看着。那个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是一次十分漫长的证词供述。首席法官就细节、地点、时间、人名、被告人的汽车及电话号码进行了提问。她从文件夹中拿出警方拍摄的照片给证人看，上面是那处公寓、房间、街道及其他嫌疑人。证人回答了所有问题。
“您是怎么逃出来的？”首席法官问。
“我生病了，瘦了十八公斤，一有男人碰我，我就会大喊大叫。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被告人又用‘苏博尼克’警告我，但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我完全崩溃了。被告人毒打了我一顿，我没屈服，他就用刀插入我的右眼。我失血过多，他们不想要一具尸体，那名看守便将塑料袋缠在我的脸上，把我载到医院，丢在医院门口。我的脸变成这样，对于男人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后来呢？”
“在医院，医生也没有办法救回我的右眼。警察来问了我一些问题，但我坚持说是自己不小心撞到了一块玻璃。等我感觉好一点之后，就马上返回了罗马尼亚的家里。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
“您是怎么来到法庭的？”首席法官问。
“罗马尼亚警察带我来的。虽然我从未提过在柏林的遭遇，但这件事在家乡那边已经传开了。几周之前，两名警察来到村里，想找我谈话。他们说，德国警方需要我的协助，还说一名皮条客在柏林遭到起诉，而他正是从我们这里拐卖女性的。警方会询问所有离家很久的女人，确认该男子是否就是拐卖她们的皮条客。警察向我展示了被告人的照片。就是他没错。我想了很久要不要出来作证，最终还是给两名警察打了电话。他们安排了所有行程。我昨天跟其中一名警察来到了柏林。”
“您为什么决定出来作证？”首席法官问。
“为了其他女孩子。这座城市还有很多这样的公寓。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我听别人说过几次，肯定没有错。”
首席法官感谢她出来作证，说她知道这对证人意味着什么。
“不，”证人摇头，“您不会知道的。”
检察官和塞玛都没有提问。首席法官解释道，证人不必进行宣誓，因为她是一名受害人。“作为证人，您现在可以离开了。非常感谢。”首席法官说。
证人站起身，转过头来。塞玛看见了她的伤疤，从额头经过脸颊再到下巴，覆盖整个右脸，右眼是白色的。证人从地上拿起手提包，走向门外。
首席法官请法警将被告人从牢房带出来，向他转述了证人的证词。直到很久以后，所有人才意识到他们犯了个怎样的错误。
庭审结束后，塞玛走向城市快铁站。那是周五傍晚。她多希望自己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在站台等车、在咖啡馆看报或赶路回家的人，一个对法庭上的事一无所知的人。回到住处后，她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她浏览了几个月以来的私人邮件，因暖气费与房东产生的纠纷、新手机的订单及朋友发来的沙滩度假照，感觉仿佛是另一个人在过着她的人生。她尝试入睡，凌晨三点又起身去了以前经常光顾的夜店。那里的人穿着鲜亮的彩色T恤，墙上投影着视频。一个年轻人向她兜售小塑料袋装的致幻蘑菇。她买了一袋，开始伴随着出神音乐跳舞。
第二天中午，她在家里的阳台上醒来，身上只穿着一件T恤。她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了。
周一，塞玛开车前往法院，走进首席法官的办公室。
“我想解除委托关系。”她说。
“遵从您的意愿，”首席法官说，“但我会将您指派为被告人的义务辩护律师。”
“您不能这样做……”塞玛说。
“我当然可以，而且也会这么做。”首席法官打断她，“我不会因为您想要退出而在开庭第九天中断审判。也不会要求那名证人重新出来作证。”
她友善地看着塞玛。
“这是您出庭的第一个大案子吗？”她问。
“是的。”塞玛说。
“我理解您。但律师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我不想再为这个人辩护了。”
“非常抱歉，但这不由您来决定。您不能就这样退出，除非您能证明您与委托人的关系会带来致命后果，让我甚至都不能指派您为义务辩护律师。您不喜欢委托人，或者他对您心有不满，都不是退出的理由。您已经向我明确表达了您对委托人的反感，单凭这一点，我已经可以认定您违反了律师义务守则。但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是您代理的第一起案件。”
塞玛沉默不语。
“我希望您继续全面而有条理地为您的委托人辩护。他享有每一个被告人都拥有的权利。我们明天在审判庭见。”首席法官说。
被告人被判处十四年零六个月监禁，只比最高量刑少了半年。塞玛下午就提出了上诉。
上诉理由很难写。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会对被判刑者的犯罪事实进行复核，也不关心原判决是否基于真相，只要事实审法官采信证据的程序合法即可。证据不允许存在自相矛盾、事实不清或出现漏洞等情况。量刑的轻重也是由事实审法官决定，因为只有他们见过被告人和证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会重复诉讼程序，也不会再询问证人及鉴定专家。除非判决出现法律性错误，即违反了法律时，联邦最高法院才会撤销判决。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大多数的上诉申请都会被驳回。
塞玛收到了邮寄过来的刑事判决书。接下来，她有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上诉理由。她每天在事务所的图书室待上十五个小时，关掉手机，不跟朋友见面，也不再查看电子邮件。长者一次又一次地通读她写的东西。“还是不行，”他总是说，“应该写得更清楚一点。句子太复杂，没人读得懂您想要说什么。我感觉您自己都没有完全弄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您还要多思考，直到您的表达变得简单易懂。”他的批评很尖锐，但她在那段时间学到了很多。
短短几个钟头的睡眠时间里，塞玛都会梦到上诉程序。三周半后，她找到了一个破绽。证人陈述证词时，首席法官将被告人请出了审判庭，当然，她有权这样做。但在被告人重新回到审判庭之前，首席法官就准许证人离席了，这是不对的。被告人是作为主体而非客体参与诉讼程序的，因此有权利及义务参与庭审过程。他能够且应该参与决定是否准许证人离席。但在本次审判中，被告人无法这样做，因为他当时不在场。这并非首席法官故意剥夺被告人权利。但这不是重点。法律是严苛的。
四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这项判决，该案必须由另一个刑事审判庭组织重审。
证人没有出席新一轮庭审。法官对她下达了羁押令。警方也找不到她。她在罗马尼亚的父母说，她没有从柏林回来。据警方的匿名线人称，这名年轻女子在首次出庭作证后就被人杀害，尸体被扔到了垃圾堆里。但这一点也无法被证实。几天之后，法官宣布被告人无罪释放，因为仅靠其他证据不足以做出有罪判决。
庭审结束后，塞玛将笔记本电脑和纸质材料装入手提包，辞别了委托人。她和两名追踪报道该案的法庭记者简单谈了几句，就从正厅的楼梯下楼离去。
走在大街上，她想着可以给谁打个电话，但想不到任何人。她搭车来到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土耳其甜点店，买了用糖浆、柠檬汁、玫瑰水和开心果制成的绿色甜点——土耳其夜莺巢果仁蜜饼。店里站着一个小男孩，穿着非常白净、精心熨烫过的衬衫，正在专心地观察三面墙上的玻璃橱柜，里面摆满了甜点。他约莫七八岁，手上只有一个硬币，花了很长时间思考到底买什么。其间他不时指向某份甜点，店主便回答他一个土耳其单词，小男孩满意地点点头。塞玛站在收银台边看着他，突然间感觉自己老了。
她离开甜点店，搭车回到律所，叫上长者。他们一起步行穿过小小的公园，路过喷泉和过去几周总坐在那里讨论案子的长椅。天气晴朗，气候温和，这是一个美丽的春日午后。两人在广场的咖啡馆坐下，听着周围刀叉相碰的声响、食客们的交谈，还有游乐场上孩子的欢笑。
“事情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塞玛说。
他们点了咖啡，从袋子里拿出她刚买的甜点来吃，直到嘴巴和舌头全被糖浆黏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