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深夜才回来，为了不吵到丈夫，就睡在了客房。她在一家新闻杂志社任职，刚到委内瑞拉做了为期一周的摄影报道，这时正站在厨房敞开的冰箱前，盯着那双自己都不喜欢的赤裸的脚，还能看见薄薄皮肤下的血管。她心想，这双脚看起来比她更老。
她骑着自行车下了山坡，前往俱乐部，后颈在阳光下显得比平常还要纤细，瘦削的肩膀在洗得褪色的T恤下高隆起来。她找到他打球的网球场，让自行车倒在栅栏边的草地上。车把早已没了把套，插到土里，泥土陷进车把，后来慢慢风干，骑行时又掉落出来。几年前，他本想送她一辆新的自行车，但是她一直割舍不下旧物。
她向丈夫打了个招呼，然后躺在草地上闭目养神。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只能听到网球撞击地面的声响，还有运动鞋摩擦沙地的声音。当年他们两人还彼此心意相通时，她试过打网球，但他认为她不适合这项运动，说她缺乏球感。这让她觉得，让他和自己打球是强人所难。
她知道丈夫一定会赢，他从不输球。他五十七岁，她三十六岁，他们已经结婚十一年。早上，她在丈夫的床上发现了一条珍珠项链。她将项链揣在裤兜里把玩，珍珠质地光滑、硬朗。她试图想象那个陌生女人的模样，但想象不出来。
过了半个小时，她骑车来到湖边。只有泡在湖水里，她才能什么都不想。她起身躺在湖岸码头温热的木板栈桥上，风轻拂她的皮肤，一片凉意。随着太阳越来越火辣，她骑车回家，给他带了白色山桃，就放在写字桌上敞开的购物袋里。她打开笔记本电脑。新闻杂志社的部门主管写来一封邮件，让她去俄罗斯出差，在那里做一期《无毒之城》的摄影报道。主管为又要派她出差而感到抱歉，但任务紧急，签证也已为她办好。她给杂志社打了一通电话，一边说，一边把玩项链，珍珠撞到木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给丈夫写了一张纸条，说她现在得补个觉。但她彻夜未眠。
次日清晨，她很早就站在家门口等出租车。司机将行李箱搬进后备厢，她则从后排上车。十分钟后，她让司机折返，说落了东西在家。家里还是一片漆黑，她轻轻打开大门，从口袋里掏出项链，放在了楼梯最高的一级台阶上。珍珠项链在黑色花岗岩地板上闪闪发亮，表面完美无瑕。他会明白的，她心想，然后关掉了灯。直到抵达机场，她才发现自己忘了带手机，但再回去已经太迟了。
杂志社的口译员到叶卡捷琳堡机场接应她，然后把她带到了戒毒所。那是为瘾君子修建的简易建筑，位于城市边缘，看起来就像一出老旧电影里的战地医院：瘾君子睡上下铺，屋子里散发着大蒜、汗液和尿液的臭味。戒毒所的负责人是一个粗脖子的短发男人。他说，只有用强硬的手段才能帮助这些人。瘾君子会把含有可待因的止咳糖片舀在勺子里烧煮，再将融化的液体注射到静脉里。他们的身体慢慢腐败，皮肤和骨头都被磷、碘和金属侵蚀，肌肉逐渐变黑、硬化。这种毒品被称为“鳄鱼”，因为它能使皮肤变成鳞片般的死皮。止咳糖片比海洛因便宜，哪里都能买到。
她拍了一些自己都知道质量差到没法用的照片。大雨中，一个老人坐在口译员的车前，头埋在双膝之间。她叫来口译员，问老人为何不回家，外面太冷了，他这样会生病。雨水从老人脸上流下，他先是没有回话，只是抬头看着她，过了一会儿才说，“鳄鱼”吃了他女儿。女儿已经死了四天，他今天刚到城市殡仪馆辨认尸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问。
这句话听起来像在提问，老人似乎也在等待一个回答。雨还在不停地下，雨水渗入他的衣领。她说服他同她一起返回酒店。一路上，他都将额头紧贴着车窗。他头发稀疏，发色灰白。
回到酒店，她让服务员拿来毛巾。老人擦干头发，将湿透的外套搭在膝盖上，喝了点热茶和伏特加后，逐渐平静下来。水滴顺着座位滴下，将地毯染成深色。老人说，能一边喝着热茶一边跟人说说话，感觉好多了。这是他很久都没有过的体验。他提到了自己的女儿。她的左腿和右臂已被截肢，四肢早就腐烂，但还是没有停止烧煮止咳糖片。他的儿子在车臣战争中丧生。“得了斑疹伤寒。”老人说，儿子死的时候才十八岁，连心上人都还没有。女儿或许是因为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谁知道呢？他们从不敢碰触这道伤疤。
“生命真的只有一次。”老人说完后，问能不能再多要一杯热茶和伏特加。她本想给他钱，但老人不接受，说：“我不是乞丐。”他告诉她，家里搭了个窝养了四只兔子，皮毛顺滑，他每天都会喂它们吃菜叶。他不需要金钱施舍，只想有个人一五一十地跟他解释，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一点都理解不了。
后来，她送他回家。老人的兔子窝安置在公寓楼顶，他想带她去看。尽管天气寒冷，他还是脱下衬衣，把一只兔子抱到怀里，说兔子的身体很暖和，他能听到兔子的心跳，比人类的要快很多。老人家胸前的毛发灰白，看起来就像兔毛一般，也像极了屋顶上这片阴雨连绵的天空。
那天夜里她睡得很沉，一夜无梦。醒来时，房间里一片沉寂，空气混浊。她开了窗，闻到这座城市烧煤炉散发的硫烟味。她没有吃酒店的自助餐，咖啡的气味让她感到恶心。
口译员过来接她，带她各处游览，去大教堂、马戏团和歌剧院。在一家博物馆的收银台前，她忘了拿找回的零钱，也很多次都没回答口译员的问话。
返程的航班订在了晚上。她坐上飞机时，心情畅快。在将要熟睡过去之前，她回想起那次在法国南部的度假之旅。当时她去商店为丈夫买烟，他就在观景塔前的停车场等她，穿着白衬衫，袖子高卷，双手插在阔腿裤的口袋里。她回来时，他正仰头靠在观景塔的墙壁上。那时候她还很爱他，曾相信一切都会很好。
回到法兰克福机场，她的兄弟正在等她，尽管她并没有让他来接机。“你的丈夫现在进了医院。”他说。丈夫还在昏迷中，没有人能联系到远在俄罗斯的她。
三年后，她参加了丈夫所在俱乐部的网球联赛，比赛过程中十分专注，击球力道既狠又准。她看似几乎没移动，却总是能正确地跑位，接球时几乎毫不费力。网球教练说，她天生就是打网球的料。
后来，她坐在家里的阳台上，丈夫也坐在身旁。那是一场意外。黑暗中，他没有留意那串珍珠项链，一脚踩在上面滑倒了。他的脑袋磕到花岗岩楼梯，造成重度创伤性脑损伤，大脑皮层功能受损。从此以后，他几乎讲不了话，无法再独立进食、洗澡或穿衣。
天气预报说夜里会下雨，气温也要下降。她进屋为他取了条毯子。客厅沙发的上方悬挂着一张抱着兔子的老人的照片。这张照片获了奖，还登上了杂志封面。午后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落在照片上，灰暗的客厅被照亮，显得有些古怪。她在照片前脱下衣服，然后走向阳台，全裸地站在丈夫面前，双手交叉放在身后。在她身上，唯一的外物就是那个陌生女人的珍珠项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