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正在柏林参加一个大学生公开派对。这种地方总有一些女孩喜欢来自克罗伊茨贝格和新克尔恩的男孩，只因他们与众不同。也许，是被他们身上的脆弱感吸引了。这回萨米尔似乎运气不错。他面前的女孩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还十分爱笑。
女孩的男朋友突然冒了出来，命令萨米尔要么消失，要么到街上做个了结。萨米尔不明白什么叫“做个了结”，但嗅到了挑衅的气息。两人被簇拥着来到街头。一名高年级学生告诉萨米尔，对方是业余拳手，拿过高校比赛的冠军。萨米尔说：“关我屁事。”他只有十七岁，却已经历一百五十多次街头斗殴，这世上能让他害怕的事不多，打架并不在其中。
那个拳手肌肉发达，比萨米尔高一个头，身板也更壮硕，正冲他咧嘴坏笑。众人将两人团团围住。拳手脱下外套的那一瞬间，萨米尔抬起鞋尖直踢他的下体。鞋子内侧有钢片，拳手疼得低吼一声，痛苦地蜷起身子。萨米尔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拽，同时抬起右膝猛顶他的下巴。尽管街头嘈杂不已，在场的人还是听到了颌骨骨折的咔嚓声。拳手浑身是血地倒在了马路上，一手护着腿间，一手护住脸。萨米尔助跑两步，又是一脚，踢断了拳手的两根肋骨。
萨米尔觉得自己已经很守规矩了，至少没有直接踢对方的脸，也没用刀具。这场打斗很轻松，他几乎大气没喘一下。令他生气的是，那个金发女孩没跟他一起开溜，而是哭号着去照看那个倒地不起的男人了。“臭婊子。”他骂骂咧咧地回了家。
少年法庭判了萨米尔两周的监禁，强制他参加反暴力培训。萨米尔很愤怒。他试图向少年监狱的社工解释判决是错的，说是对方先动的手，他只不过出手更快。这种事不是游戏，足球可以玩玩，但没人把拳击当儿戏。法官根本没有理解这套规则。
两周后，厄兹詹去接萨米尔出狱。厄兹詹是萨米尔最好的朋友，今年十八岁，身材高大，行动迟缓，有一张面团似的脸。他十二岁时就有女朋友，常用手机拍摄两人的私密行为，这确保了他在哥儿几个中的地位。厄兹詹的阴茎极其粗大，每当站在小便池前，他总会想方设法让别人都看见。他特别向往纽约，尽管从未去过，也不会说英语，但就是对那座城市无比着迷。他总在人前戴一顶印有“N. Y.”字样的深蓝色帽子，想在曼哈顿经营附带餐厅和情色舞女表演的夜总会，又或者是类似场所。他说不清为何偏偏钟情于纽约，也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他的父亲在电灯泡厂干了一辈子，当年从土耳其移民过来时，身上只带了一个行李箱。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理解不了儿子关于纽约的想法。
厄兹詹告诉萨米尔，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马诺利斯的人，对方正计划做点什么。计划还行，只是那人“脑子有时不太清醒”。
马诺利斯生在一个希腊家庭，家里在克罗伊茨贝格和新克尔恩开了几家餐馆和网吧。他已经中学毕业，在大学攻读历史学，同时涉足毒品交易。几年前他出了一次意外，交货的箱子里装的不是可卡因，而是一堆纸屑和沙子。他驾车携款逃跑时，买家向他开了枪，不过枪法不好，九发子弹只命中一发。子弹射入马诺利斯的后脑，卡在颅内，他撞上一辆巡逻警车时它还一直卡在脑袋里。直到去了医院，医生才发现那个弹头。打那以后，马诺利斯就有点不正常了。他在手术后向家人宣布，自己从此就是芬兰人了，每年十二月六日还会庆祝芬兰国庆日。他试过学习芬兰语，但没有成功，身体也时不时会出现问题。或许这就是他的计划不太完善的原因。
但萨米尔认为，这好歹也是个计划。马诺利斯的姐姐有个朋友在达勒姆的一栋别墅做清洁女工。她急需用钱，于是提议马诺利斯入室行窃，自己也从中分一杯羹。她知道警报装置和电子门锁的密码，也知道保险柜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别墅的主人不久后会离开柏林四天。萨米尔和厄兹詹立即同意入伙。
行动前一晚，萨米尔睡得很不好，他梦见了马诺利斯和芬兰。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两点。他骂了一句“该死的法官”，把女友从床上踢了下去。他下午四点还得参加反暴力培训。
深夜两点左右，厄兹詹开车去接他们。马诺利斯睡过了头，害得萨米尔和厄兹詹在门口干等了二十分钟。天气寒冷，车窗起了雾，三人途中还走错了路，为此大吵起来，快三点才来到达勒姆。他们在车里套上了黑色羊绒面罩。面罩太大，不停地往下滑，还很扎脸，弄得他们汗流不止。厄兹詹嘴里沾了一团羊绒，他一口吐到了仪表盘上。他们戴上塑料手套，沿着碎石小径走向别墅大门。
马诺利斯在门锁键盘上输入密码，咔嚓一声，门开了。门口有个警报装置，马诺利斯又输入了一串数字，警报的红灯立刻变绿。厄兹詹忍不住大笑道：“《十一罗汉》。”他是个电影迷。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顺利的情况。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他们陷入一片黑暗。
他们没找到灯的开关。萨米尔踩空了台阶，左眉角撞上衣帽架。厄兹詹被萨米尔的脚绊倒，摔倒时整个人压在了萨米尔背上，压得他连连呻吟。马诺利斯站在原地没动，他忘了带手电筒。
待视力逐渐适应黑暗后，萨米尔擦了擦脸上的血，马诺利斯终于找到了电灯开关。房子装修成了日式风格，萨米尔和厄兹詹觉得没人会愿意住在这里。清洁女工的情报很准，他们只用几分钟就找到了保险柜。他们用撬棍把它从墙上撬下来，抬到了车上。马诺利斯有点饿了，还想回别墅厨房找些吃的。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萨米尔说，这样太危险，他们待会儿可以找个小吃店。马诺利斯嘴里嘟囔个不停。
回到新克尔恩区的一个地下室，他们努力想要撬开保险柜。他们有过类似经验，但这次行不通。厄兹詹只好借来姐夫的大功率电钻。四小时后，保险柜开了。那一刻，他们就明白这一趟值了。柜里有十二万欧元现金和六块装在首饰盒里的手表，还有一个黑漆小木盒。萨米尔打开木盒，见红色丝绸内衬里放着一个旧碗。厄兹詹觉得碗很丑，想扔了，萨米尔则想把它送给姐姐。马诺利斯对这些都无所谓，他的肚子还是很饿。最后，他们决定把旧碗卖给麦克，对方经营着一家挂着大招牌的小店。他自称古董经销商，其实只有一辆小型货车，靠倒卖别人搬家留下的杂物为生。他花三十欧元收购了那只旧碗。
离开地下室时，萨米尔拍了拍厄兹詹的肩膀，模仿他说道：“《十一罗汉》。”三人大笑起来。马诺利斯的姐姐替朋友收下了三千欧元。他们每人分到近四万欧元，萨米尔打算把手表卖给一个销赃贩子。这次入室行窃一切顺利且收获颇丰，想必之后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他们想错了。
棚田弘至站在卧室，打量着墙上的洞。他七十六岁了。数百年以来，他的家族在日本影响深远，势力遍布保险业、银行业和重工业。棚田没有怒吼，没有任何气急败坏的举动，只是一直盯着那个洞。不过，跟了他三十年的管家夜里跟妻子说，他从未见过棚田如此愤怒。
那天，管家忙得不可开交。警察来后提了很多问题，怀疑此事是家中雇员所为，因为警报系统被解除了，大门也没有暴力闯入的痕迹。但他们尚未找到确切的怀疑对象。棚田力保他的雇员。现场搜证一无所获，联邦州刑事犯罪调查局的技侦人员采集不到任何指纹，也没找到DNA痕迹。清洁女工在报警前就将房子里里外外打扫过了。管家很了解他的老板，回答警察的问题时，总有些闪烁其词、潦草简单。
棚田表示，眼下更紧要的是通知媒体及各大收藏家：他们家族持有那个被盗的茶碗已超过四百年，如果有人想要交易，他们愿出天价回购。棚田只求知道卖家的名字。
约克大街的那家发廊以老板的名字命名——“波科尔”。橱窗贴着两幅褪了色的八十年代威娜洗发水广告海报，上面有一个身穿条纹毛衣、秀发浓密的金发女郎和一个长着长下巴、留着小胡子的男模特。波科尔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这家发廊，年轻时亲自剪过头发，手艺是家传的。现在他还经营着几家合法或非法的赌场。他原样保留了发廊，包括那两张舒适的理发椅，整天就坐在那里喝茶、做生意。随着年岁增长，他逐渐发胖。他喜欢土耳其甜点，姐夫则在三栋房子开外的地方经营糕饼店，能做出全城最好吃的蜜糖苹果——一种用热油煎炸的蜂蜜苹果片。
波科尔生性易怒残暴，他知道，这是他的资本。外面流传着他跟一家餐馆老板的故事。那是在十五年前，他们互不相识，那个老板对波科尔说，他吃饭得付钱。听到这话，波科尔把饭菜摔到墙上，走回车子后备厢取来了一根棒球棍。最后，餐馆老板右眼失明，脾脏和左肾不得不摘除，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波科尔因杀人未遂被判处八年监禁。宣判当天，餐馆老板连人带轮椅从地铁站的楼梯摔了下去，摔断了脖子。出狱后，波科尔外出吃饭再也没有付过账。
波科尔在报纸上看到了入室行窃案的新闻。给亲戚朋友、销赃贩子及其他生意伙伴打了十几通电话后，他搞清楚了是谁闯进了棚田的别墅。他派出一个干劲十足、甘愿为他卖命的年轻人去转告萨米尔和厄兹詹，自己想立即和他们谈谈。
两人很快来到了发廊，没人敢让波科尔久等。桌上有热茶和甜点，气氛轻松愉快。突然间，波科尔咆哮起来，揪住萨米尔的头发，将他从店这头拖行到另一头，堵到墙角一顿乱踢。萨米尔没有反抗，在拳打脚踢间提出愿意给波科尔百分之三十的分成。波科尔点点头，嘴里嘟囔着什么，不再理会萨米尔，转而抡起一块专门为这种场合准备的木板，朝厄兹詹的额头打去。之后，他冷静下来，坐回理发椅，把隔壁屋的女朋友喊了过来。
几个月前，波科尔的女朋友还是一名模特，上过《花花公子》九月刊的封面。她曾梦想在T台走秀，或者到音乐频道发展，直到波科尔发现了她。他把她当时的男朋友痛打了一顿，当上了她的经纪人，还把这种做法称为“采摘”。他出钱让她做了隆胸丰唇手术。一开始，她信任波科尔的计划，他也极力把她推荐给经纪公司。可当他日渐感到厌烦，就让她去迪厅跳舞，接着是表演脱衣秀，最后就是拍摄不符合德国法规的色情片。没过多久，波科尔给她注射了一剂海洛因，她现在只能依附于他、爱他。但自从他的朋友们在色情片中对着她撒了尿，他就再也不跟她发生性关系。之所以还留她在身边，是因为波科尔想把她卖到贝鲁特——是的，这种反向人口贩卖也是成立的。无论如何，他得把整容花的钱挣回来。
波科尔的女朋友给厄兹詹包扎了伤口。波科尔开玩笑说，他现在看起来就像个印第安人，“你懂吗？那种红种人”。波科尔端来新的热茶和甜点，把女朋友打发走，谈判继续进行。双方商定，现金对半分，手表和茶碗归波科尔。萨米尔和厄兹詹向他认了错，波科尔强调他对事不对人。告别时，波科尔拥抱了萨米尔，真诚地行了贴面礼。
两人离开发廊后，波科尔给瓦格纳打了电话。瓦格纳到处行骗，喜欢用谎言包装自己。他身高一米六，由于常年晒日光浴，皮肤有些发黄；头发染成棕色，但发根有几寸新长的白发。瓦格纳住的房子建于八十年代，分上下两层，楼上卧室摆有带镜子的衣柜、羊毛地毯和一张超大尺寸的床。楼下客厅则一片白色风光：白色皮革沙发、白色大理石地板、白色墙体及菱形小桌。瓦格纳喜欢一切闪闪发亮的东西，连无线电话都镶了玻璃石。
几年前，他申请了个人破产，财物都分给了亲戚。由于法院执行不力，直到现在他还能举债度日。实际上，瓦格纳一无所有，房子是前妻的，医疗保险已经断缴好几个月，女朋友做整容手术的账单也还没支付。他之前挣的快钱都挥霍在了豪车和伊维萨岛的可卡因香槟派对上。当时和他一起开派对的投行顾问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他甚至没钱给十年车龄的法拉利换新轮胎。长久以来，瓦格纳一直在等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咖啡馆，他总会向女服务员点一杯“拿铁”，调戏她们，然后自顾自地狂笑不止。瓦格纳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无足轻重而苦恼。
一般的骗子只会自吹自擂，瓦格纳的手段更加高明。他自诩为“出身柏林底层家庭的坚韧男孩”，通过顽强拼搏才“成功逆袭”。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很容易相信他，觉得瓦格纳虽然粗鲁、聒噪，不讨人喜欢，但也因此更显朴实真诚。实际上，瓦格纳既不坚韧，也不真诚。即便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也没有“成功逆袭”。他只是诡计多端，因为自己是弱者，所以能看穿别人的软肋。就算没有任何好处，他也会占别人的便宜。
波科尔有时会用一用瓦格纳。他时不时揍瓦格纳一顿，原因可能是瓦格纳耍了滑头，或者太久没挨揍，又或者只是波科尔手痒了。除此之外，他都把瓦格纳当作一个废物。但就眼下这份差事而言，他觉得瓦格纳是最佳人选。因为波科尔知道，自己的出身和口音常让圈外人不把他当回事。
瓦格纳的任务是与棚田联系，告诉他茶碗和手表可以物归原主，但不透露更多细节。瓦格纳同意了。他找到棚田的联系方式，跟管家打了二十分钟电话。管家向瓦格纳保证，警察不会介入。瓦格纳挂了电话后心情激动，一边抚摸两只被他取名为多尔切和加巴娜的吉娃娃，一边想着怎么从波科尔手里多捞点钱。
绞刑器是一种源自中世纪的刑具，由一根细铁丝和两端的木把手组成，直到一九七三年西班牙还在用它执行死刑。现在，它演变成了一种常见的杀人工具，配件可以在任何一家建材店买到，价格便宜，便于携带，用起来也顺手：只要拿铁丝从身后套住受害人的脖子，用力拉紧，对方就无法喊出声，很快会被勒死。
联系完棚田四个小时后，瓦格纳家的门铃响了。瓦格纳只开了一条门缝，但连腰间那把手枪都救不了他，对方一出手就锁住他的咽喉，令他无法呼吸。三刻钟后，绞刑器结果了他的性命，而他已受尽非人的折磨。
次日清晨，瓦格纳的清洁女工把采买的食物拿进厨房，看到了洗碗池里的两根手指。她立即报了警。瓦格纳躺在床上，两条大腿被夹钳夹在一起，左膝盖钉着两根木工铁钉，右膝钉了三根。脖子上还架着绞刑器，舌头从口中探出。瓦格纳死前尿了裤子。侦查人员很困惑，他到底向凶手泄露了什么，才会招致这样的下场。
两只狗的尸体躺在客厅大理石地板的墙角。凶手肯定是被狗吠声惹恼，把它们踩死了。痕迹鉴定专家试图从狗的身上提取鞋印，经过病理学分析后，却只提取到一片塑料。凶手显然给鞋套了塑料袋。
瓦格纳被害当晚，凌晨五点，波科尔从赌场把两大塑料桶的硬币搬回了发廊。他很累，弯腰开门时，听见一阵清脆的嗡嗡声。他听过这种声响，只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它是什么。直到甩棍快打到后脑勺的一瞬间，他才想起。
女朋友来发廊讨要海洛因时，发现了他的遭遇。他脸朝下趴在理发椅上，两条手臂环抱椅背，像在拥抱椅子。他的双手被扎线带捆绑在下方，肥大的身体卡在扶手之间。波科尔全身赤裸，肛门里插着一根折断的扫帚柄。法医解剖尸体后发现，由于用力过猛，扫帚柄把膀胱都刺穿了。波科尔的后背和脑袋上共有一百一十七处外伤，被甩棍打断了十四根骨头，致命伤已无法确定。波科尔的保险柜完好无损，两桶硬币也几乎分毫不差地摆在门口。他断气时，嘴里含着一枚硬币，食道里也有一枚。
调查毫无进展。波科尔店里采集到的指纹可以指向克罗伊茨贝格和新克尔恩的任意一个犯罪分子。扫帚柄酷刑显示阿拉伯人可能涉案，因为这被他们视为一种极端的羞辱方式。警方在周遭抓捕并审讯了一些可疑人士，认为案件跟黑帮争地盘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此前，波科尔与瓦格纳从未同时受到警方调查，凶杀案调查组也没有找到两起案子之间的关联，最终，警方也没得出定论，只能做出一系列猜想。
波科尔的发廊及门前的人行道被红白警戒线封锁起来，探照灯照亮了整个门店。警方还在勘查现场，新克尔恩所有关心此案的人却都听说了波科尔是怎么死的。这回萨米尔、厄兹詹和马诺利斯真正感到了恐惧。上午十一点，他们带着现金、手表和茶碗混在发廊门前的人群中。买他们茶碗的古董经销商麦克，正在四条街以外的地方冰敷右眼。他归还了茶碗，支付了一笔赔偿金，同时被打得鼻青眼肿。毕竟，道上有道上的规矩。
马诺利斯说出了三人心中的担忧：波科尔受到了酷刑折磨，如果事情与他们有关，他一定已经把他们供了出去。那些人连波科尔都敢杀，他们现在怕是已经命悬一线。萨米尔说，茶碗的事必须马上解决，其他人点头赞同。最终，厄兹詹想到了找律师帮忙。
三个年轻人跟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实际上是马诺利斯在讲，他没法集中注意力，不时把话头转到哲学上。整场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说，不确定棚田是否知道具体是谁闯进了他的家，然后把现金、手表和装茶碗的黑漆木盒放到会议桌上，请求我把这些东西物归原主。我尽量准确地给所有物件做了记录，没有拿现金，因为可能涉及洗钱。我和棚田的管家通了电话，约好下午见面。
棚田的别墅位于达勒姆一个安静的街区。门口没有门铃，隐形的光电传感系统被触发后，一记沉闷的锣声传来，让人感到如同身在禅宗寺庙。管家用双手指尖奉上名片，似乎有些多此一举，毕竟我人已经在这儿。接着我才想到，交换名片是日本的礼节，便也照做了。管家很有礼貌，但一脸严肃。他把我带到一个有着土色墙壁、黑色木地板的房间。我们在桌前的硬椅子上坐下。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有壁龛上摆着深绿色的日本插花。间接照明的灯光温暖而柔和。
我打开公文包，把物件一一取出排开。管家把手表放到了提前准备好的皮革托盘里，但没碰装茶碗的密封木盒。我请他在我预制的签收单上签字。他起身离开，消失在推拉门之后。
房间一下子沉寂下来。
他再回来时，签收了手表和茶碗，然后他带走托盘，又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木盒仍然没有被打开。
棚田先生个头很小，有些干瘦。他用西式礼仪向我问好，心情明显不错，跟我提起了他在日本的家族。
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桌前，打开木盒，取出了茶碗，一手托住碗底，一手缓慢将其转动着仔细端详。这是一只抹茶茶碗，可以用小茶筅在碗里搅拌鲜绿的抹茶粉。碗身是黑色的，深色的素烧坯上了一层釉。这种茶碗并非在转盘上拉坯，而是手工捏制成型，每只都独一无二。早期的陶艺工场会在陶器上印“乐烧”的标记。有位朋友告诉我，茶碗里蕴藏着古老的日本。
棚田先生小心翼翼地把茶碗放回木盒，说：“这只茶碗是长次郎一五八一年为我们家族烧制的。”长次郎是乐烧技法的创始人。红色丝绸上的茶碗像一只正凝视着什么的黑色眼睛。“您可知道，这只茶碗曾引发过战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战乱持续了近五年。我很高兴这次很快就结束了。”他啪的一声关上盒盖，回声在房间里回荡。
我告诉他，那笔现金也会尽快归还。他摇了摇头，问：“什么现金？”
“您保险柜里的现金。”
“里面没有现金。”
我没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我的委托人说……”
“如果里头真的有现金，那就是一笔黑钱了。”他打断我说。
“咦？”
“因为您得向警方出示签收单，到时候少不了被问到具体细节。我报案时可没提过有现金失窃。”
最后我们商定，我把归还茶碗和手表的事告知警方。棚田没有向我打听偷盗者的名字，我也没有问及波科尔和瓦格纳的事。警察向我提了问题，但为保护委托人，我只能以律师的保密义务为由拒绝作答。
萨米尔、厄兹詹和马诺利斯活了下来。
萨米尔接到一通电话，请他们三人到选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馆会面。与他们见面的男人彬彬有礼，用手机给他们看了波科尔和瓦格纳死前几分钟的影像，为拍摄画质太差而致歉，还要请他们吃蛋糕。他们没碰蛋糕，第二天就如数奉还了十二万欧元，还按道上的规矩额外付了两万八千欧元的“费用”。这是他们能筹到的所有钱。男人绅士地说，不用那么客气，然后把钱收进了口袋。
此后，马诺利斯隐退，接管了家族的餐馆，结了婚，话也少了很多。餐馆里挂着峡湾和渔船的照片，售卖芬兰伏特加。他打算带着全家移民芬兰。
厄兹詹和萨米尔成了毒贩，再也不偷任何来历不明的东西。
两年后，棚田家那位提供情报的清洁女工去了安塔利亚度假。她早把入室行窃的事忘了。某天，她去海边游泳，虽然当天风平浪静，她却一头撞到岩石上，淹死了。
我后来在柏林音乐厅又偶遇了棚田先生，他坐在我后四排的位置。我回过头时，他友好地向我点头致意，没有多言。半年之后，他去世了，遗体被运回日本，达勒姆的别墅出售，管家也回了家乡。
如今，那个茶碗成了棚田基金会建在东京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补遗
刚认识萨米尔和厄兹詹的时候，马诺利斯因涉嫌贩毒正在被警方调查。嫌疑没被坐实，法官签署的电话监听许可不久之后也被撤销了。但马诺利斯和萨米尔首次通话的录音却保存了下来。厄兹詹也通过手机外放参与了对话。
萨米尔：“你是希腊人吗？”
马诺利斯：“我是芬兰人。”
萨米尔：“你听起来不像芬兰人。”
马诺利斯：“我是芬兰人。”
萨米尔：“你的口音像希腊人。”
马诺利斯：“那又如何。不能因为我的母亲、父亲、祖父母以及其他所有亲人都是希腊人，我就得背着希腊人的身份过一辈子。我讨厌橄榄树、酸奶黄瓜酱和愚蠢的希腊舞蹈。我是芬兰人，从内到外都是芬兰人，精神上也是芬兰人。”
厄兹詹对萨米尔说：“他看起来也像希腊人。”
萨米尔对厄兹詹说：“如果他想做芬兰人，就当他是芬兰人吧。”
厄兹詹对萨米尔说：“他连瑞典人都不像。”厄兹詹以前有个瑞典同学。
萨米尔：“你为什么想成为芬兰人？”
马诺利斯：“这跟希腊人有关。”
萨米尔：“……”
厄兹詹：“……”
马诺利斯：“希腊人千百年来都是这个样子，你们想象一下，就像一艘船在不断地下沉。”
厄兹詹：“为什么？”
马诺利斯：“因为船漏水了或者船长喝醉了。”
厄兹詹：“船为什么会漏水呢？”
马诺利斯：“我只是举个例子。”
厄兹詹：“呃。”
马诺利斯：“船就是在不断地下沉，明白吗？”
厄兹詹：“呃。”
马诺利斯：“所有希腊人都淹死了，所有人，懂吗？只有一个希腊人幸存。他游啊游，终于游回岸上。他不停地吐出喝下的海水，从嘴里吐，从鼻子里吐，从每个毛孔里吐出来。吐干净后他累得半死，直接睡了过去。这家伙是唯一的幸存者。其他人都死了。他在海滩上呼呼大睡，醒来后才意识到只有自己活了下来。然后他站起身，杀死了他见到的第一个路人。事情就是这样。只有那个路人死了，宇宙万物才能保持平衡。”
萨米尔：“？”
厄兹詹：“？”
马诺利斯：“你们听明白了吗？他一定得杀一个人，这样没被淹死的幸存者现在也死了。一个顶替另一个。死了一个，就有一个能活下来。明白了吗？”
萨米尔：“没有。”
厄兹詹：“船的哪个位置漏水了？”
萨米尔：“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