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勒穿着浅蓝色晚礼服，内搭粉色衬衫。他的双下巴溢出衣领和领结，外套在腹部处绷得很紧，胸前起了褶子。他站在女儿特雷莎和自己的第四任妻子之间，两人都比他高。他那长满黑毛的左手紧紧托住女儿的臀部，就像一头深色的动物。
招待客人耗资不菲，但他认为值得，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州长、银行家、权贵和俊男美女，尤其是那位著名的音乐评论家。此刻他什么都不愿多想。这是特雷莎的盛会。
特雷莎当时二十岁，是个典型的苗条美女，五官匀称到几近完美。她表现得镇定自若，只有脖子上那根纤细的血管显露出内心的紧张。
父亲简短致辞后，她在铺着红毯的舞台落座，给大提琴调音。弟弟莱昂哈德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为她翻乐谱。姐弟俩反差明显。莱昂哈德比特雷莎矮一个头，继承了父亲的身材和脸形，却没有父亲刚强的个性。汗水沿着他的红发渗入衬衫，衣领边缘出现深色印痕。他朝观众微微一笑，亲切而温柔。
来宾坐在矮小的座椅上，渐渐安静下来，灯光也慢慢暗下去。我还在花园里犹豫是否返回大厅，特雷莎就开始了演奏，曲目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三首。几个小节过后我知道，我再也忘不了特雷莎。在那个温暖的夏夜，德国奠基时代风格的别墅大厅，高大的木门敞开，通向灯火通明的花园。那一次，我少有地感受到了一种纯粹的欢愉，那是只有音乐才能带来的享受。
塔克勒是第二代建筑企业家，和他父亲一样行事果决、头脑聪明，从法兰克福房地产业积累了大量财富。父亲生前总在右裤兜放一把左轮手枪，左裤兜装一叠现金。如今，塔克勒再也不需要枪了。
莱昂哈德三岁那年，他的母亲去参观丈夫新建的摩天大楼。封顶仪式在毛坯楼的第十八层举行，工人忘了加固其中一处安全护栏。塔克勒最后看到的妻子遗物，是她放在身旁高脚桌上的手提包和一个香槟杯。
接下来几年，两个孩子陆续换了好多“妈妈”。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待在这里超过三年。塔克勒拥有一栋豪华别墅，配备一名司机、一名厨师、几名清洁女工和两名打理花园的园丁。塔克勒没有时间过问孩子的教育。唯一始终陪在孩子身边的是个上了年纪的保姆。塔克勒也是她带大的。她身上有一股薰衣草的香味，大家都叫她埃塔。她住在塔克勒家别墅的两居室阁楼里，对鸭子情有独钟，墙上挂了五个鸭子标本，就连那顶她出门必戴的棕色毡帽，装饰带上也插有两根蓝色的公鸭毛。她不是很喜欢小孩子。
埃塔一直待在别墅，早就成了家里的一分子。塔克勒认为，童年就是浪费时间，他几乎记不起自己的童年时光。他信任埃塔，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一致。孩子应该循规蹈矩，就像塔克勒所说，“不能骄傲自大”。有时，严加管教必不可少。
特雷莎和莱昂哈德都得自己挣零花钱。夏天，他们在花园挖蒲公英，每株可换半个芬尼。“但必须连着根，否则不算数。”埃塔说。她数蒲公英像数钱一样仔细。冬天，他们得去铲雪，埃塔以米为单位给钱。
九岁那年，莱昂哈德尝试离家出走。他爬到花园的冷杉树上，等着家人来找他，心想，埃塔和父亲会先后因他的出走而担惊受怕。可事实上，没有人担惊受怕。晚饭前埃塔开始喊他，说再不回去，不仅没饭吃，还得挨打。莱昂哈德乖乖下了树，衣服上沾满了树脂，回家后挨了一记耳光。
每逢圣诞节，塔克勒只会给孩子们买香皂和套头衫。只有一次例外。那年，一个跟塔克勒一起挣了不少钱的合作伙伴分别送了莱昂哈德和特雷莎玩具步枪和玩偶厨房。埃塔把玩具都收到了地下室，说：“孩子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塔克勒根本没听他们说话，但同意她的做法。
埃塔认为，只要姐弟俩学好餐桌礼仪，能说一口标准的德语，平日里规规矩矩的，家庭教育就圆满了。她对塔克勒说，这两个孩子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他们太软弱，没有一点父亲或爷爷的样子，不像塔克勒家的人。这番话在塔克勒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埃塔后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认知能力衰退，人也温和不少。她去世后，鸭子标本捐给了本地博物馆，但那里用不上，就把标本销毁了。只有塔克勒和两个孩子参加了她的葬礼。回来的路上，塔克勒说：“好了，这件事也完成了。”
假期时，莱昂哈德跟着塔克勒打工。他本想跟朋友出去玩，但没有钱。这正是塔克勒想要的。他把儿子带到工地，交给施工队的领班，吩咐“给他点苦头吃”。领班按老板的指示做了。第二天晚上，莱昂哈德因过度劳累呕吐不止。塔克勒却说，总会适应的，他在莱昂哈德这个年纪，有时还跟着父亲在工地过夜，同别的扎铁工人一样“蹲在户外拉屎”。他让莱昂哈德摆正态度，“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娇贵”。
特雷莎也得在假期打工。她去了公司的会计部门，同莱昂哈德一样，只能拿平均工资的三成。“你们不是来帮工的，反而只会越帮越忙。你们拿的钱是我的打赏，不算什么工资。”塔克勒说。姐弟俩要是想去看电影，塔克勒就只给他们十欧元。可他们还得坐公交车，剩下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他们不敢把实情告诉父亲。有时，塔克勒的司机会偷偷送他们进城，还塞给他们一些钱。司机自己也有孩子，他了解老板的性格。
塔克勒的妹妹也在公司上班，小时候会把每件心事都跟哥哥分享。除此之外，家中再无其他亲戚。两个孩子起初是害怕父亲，后来转变为憎恨，最后父亲的世界在他们眼中变得全然陌生，以至于彼此再也无话可说。
塔克勒并不鄙视莱昂哈德，但厌恶他的软弱。他觉得必须让儿子阳刚起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锻造”他一番。莱昂哈德十五岁时，在房间挂了一张芭蕾舞海报，那是他们班组织观看的演出。塔克勒从墙上撕下海报，呵斥他注意一点，不然更像同性恋了。塔克勒还说莱昂哈德太胖，永远都交不到女朋友。
特雷莎则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和法兰克福的音乐教师排练大提琴上。塔克勒搞不明白她的事，也就没有干预她。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特雷莎刚过完十六岁生日的夏天，当日万里无云，她在泳池里裸泳。从水里出来时，她发现塔克勒正站在泳池边上。他喝了酒，像看陌生女人一样打量自己的女儿，还拿起毛巾，为她擦身。碰到她的胸部时，他身上散发出了威士忌的酒气。她扭头跑回家里，从此再没来过这个泳池。
他们很少共进晚餐，为数不多的几次，话题也总由塔克勒主导，往往是关于手表、美食和汽车。特雷莎和莱昂哈德知道他每一辆车和每一块手表的价格。这只是虚无的逢场作戏。父亲有时会给他们看银行流水单、股票行情和公司年报，说：“这一切将来都是你们的。”特雷莎这时会凑到莱昂哈德耳边小声说：“他在引用电影台词。”塔克勒认为，精神生活都是胡扯的东西，毫无用处。
姐弟俩相依为命。特雷莎被音乐学院录取后，他们决定离开塔克勒。两人打算晚饭时说这件事，特地进行了排练，还设想了父亲的各种反应，准备据理力争。但当他们真正说起这件事时，塔克勒却说他有事要忙，离开了。他们又等了三个星期，特雷莎才找到机会。姐弟俩认为，塔克勒至少不会打他们。她告诉父亲，他们俩打算离开巴特洪堡。他们觉得“离开巴特洪堡”的说法听起来委婉些。特雷莎说她会带着莱昂哈德一起，无论怎样他们都能撑下去。
塔克勒没明白她的意思，一直埋头吃饭，还让特雷莎给他递一下面包。莱昂哈德不禁冲他大吼：“你折磨我们够久了。”特雷莎接着低声道：“我们不想成为你那样的人。”塔克勒手里的餐刀滑落到盘中，发出哐当一声。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坐上他的轿车，去了女朋友家，直到凌晨三点才回来。
后半夜，塔克勒独自待在书房。镶嵌在书柜墙的电子屏幕上，播放着一段自制的无声影像，是从“超8摄影机”转录而来的。画面有点过度曝光：
他的第一任妻子牵着两个孩子，特雷莎大约三岁，莱昂哈德两岁。妻子说了些什么，嘴巴一张一合，但没有声音。她松开特雷莎的手，指了指远处。镜头顺着她指的方向拍去，虚化背景中立着一处古堡遗迹。然后镜头拉回到莱昂哈德身上，他正躲在母亲身后大哭。近景中，石头和草丛虚晃而过。摄影机一边拍摄，一边被交给了另一个人。镜头向上拉，画面里的塔克勒穿着牛仔裤和敞开的衬衫，露出胸前的体毛。他开怀大笑，没有声音，然后对着太阳举起特雷莎，吻了她一下，又冲着镜头招手。画面越来越亮，影像戛然而止。
那一晚，塔克勒决定为特雷莎安排一场告别音乐会。他的人脉够广，足以把她“捧上顶峰”。塔克勒不想做个讨人厌的父亲，于是给两个孩子各开了二十五万欧元的支票，放在早餐桌上。他觉得这样应该就够了。
音乐会后第二天，一家在全德国发行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那位著名的音乐评论家断言，作为大提琴演奏家，特雷莎将拥有“耀眼的未来”。
特雷莎没有去音乐学院报到。她觉得凭自己的天赋，不用操之过急。现在还有其他事要做。接下来的近三年，姐弟俩游遍了欧洲和美国。她在一些私人音乐会上演出过，但其余时间只为弟弟演奏。塔克勒给的钱至少足够他们无忧无虑一段时间。两人亲密无间，不在乎外界的流言蜚语，几年来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他们好像获得了自由。
巴特洪堡音乐会过去快两年后，我在佛罗伦萨近郊的庆典活动上再次遇见了他们。庆典在卡斯特罗迪托尔纳诺酒店举办。那里原是十一世纪的古堡遗迹，位于大片葡萄园中间，四周种满了橄榄树和柏树。姐弟俩驾驶一辆六十年代的敞篷车前来，庆典主办方称他们为“时髦的富家子弟”。特雷莎亲了亲主办方的人，莱昂哈德则夸张又优雅地抬了抬头上那顶滑稽的博尔萨利诺草帽。
那天晚上，我对特雷莎说，离开她父亲的别墅后，我再没听过如此扣人心弦的大提琴组曲。她回应：“那是第一组曲的前奏曲，不是世人认为最重要、难度最大的第六组曲。不，第一组曲才是。”她喝了口酒，探过身子，在我耳边轻声说：“你知道吗？第一组曲的前奏曲只用三分钟就展现了整个人生。”说完便大笑起来。
第二年夏天快结束时，姐弟俩去了西西里岛，在一个原材料贸易商租来消夏的房子里借住了几天。那人对特雷莎有些动心。
莱昂哈德睡醒后有点低烧。他以为是头天晚上喝了酒的缘故。他不想生病，不想错过这样灿烂明媚的日子、这么美好的时光。但大肠杆菌正在他体内迅速蔓延，源头是两天前他在加油站喝的饮用水。
他们在车库里找到一辆老旧的韦士柏摩托，骑着去海边兜风。沥青路中间有个从运载车上掉落的苹果，滚圆，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光。特雷莎说了些什么，莱昂哈德想转过头听。摩托车前轮碾过苹果，车子一下子打滑横了过来。莱昂哈德失去了控制。特雷莎幸运地只是撞到肩膀，留下几处擦伤。莱昂哈德的脑袋却被夹在后轮和一块石头之间，破了个大口子。
入院的第一晚，他的伤情急剧恶化。没有人为他验血，医生都在忙其他事。特雷莎给父亲打了电话，塔克勒调用公司的里尔喷气机从法兰克福送来一名医生。但医生来晚了。莱昂哈德体内的毒素已经从肾脏扩散到了血液系统。特雷莎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等候。医生跟她说话时，一直紧握她的手。空调的声音很吵，特雷莎盯了几个小时的窗户蒙着一层灰尘。医生说，尿脓毒血症伴随多器官衰竭。特雷莎听不懂。体内尿液排不出去，莱昂哈德活下来的概率只有两成。医生不停地往下说，他的声音听起来越来越遥远。特雷莎已经近四十个小时没合过眼。医生再次走进手术室时，她闭上了眼睛，对方提到的“死亡”一词化作黑色的字母在她眼前浮现。她完全无法把这个词和弟弟联系起来。她说“不会的”，不停地念叨“不会的”，再讲不出别的话。
入院第六天，莱昂哈德的病情逐渐稳定，可以转送回柏林的医院了。抵达夏洛特医院时，他全身布满了黑色的皮革状坏疽，表明细胞组织已经坏死。医生对他进行了十四次手术，截除了他左手的大拇指、食指和无名指。同时，左脚脚趾自根部关节处被切断，右脚前足掌和一部分后足掌也被切除，整个人成了变形的肿块，几乎无法承重，挤压皮肤的骨头和软骨清晰可见。莱昂哈德进入了人工昏迷状态。他活了下来，但大脑损伤情况尚未得到评估。
大脑颞叶中有个古老的结构叫海马体，其名称来自波塞冬的坐骑，希腊神话中一种半马半虫的海怪。海马体能把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莱昂哈德的海马体受损了。九个星期后，他从人工昏迷中醒来，问特雷莎是谁，自己又是谁，完全失去了记忆能力，记不住三四分钟之前的事。经过无数次检查后，医生试图向他解释，他得了失忆症，包括顺行性和逆行性失忆。莱昂哈德听懂了医生的话，但三分四十秒后，他又忘了，连自己失忆的事都不记得。
特雷莎照料他时，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两个月后，姐弟俩搬入父亲在柏林的公寓。护士每天过来护理三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特雷莎负责照料。起初她还邀请朋友过来吃晚饭，渐渐地再也无法忍受外人看莱昂哈德的目光。塔克勒每个月来探望他们一次。
那是一段孤独无助的日子。特雷莎日渐消沉，头发变得毛燥，气色也越来越差。一天晚上，她从琴箱里取出已经好几个月没碰过的大提琴，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演奏起来。莱昂哈德躺在床上打盹。不知何时起，他掀开被子，开始自慰。她停止演奏，扭头望向窗外。他让她到床边来。特雷莎看着他。他直起身，想吻她。她摇了摇头。他又躺了回去，说，她至少该把上衣脱了。
他结疤的右脚残肢像一坨摆在白色床单上的肉。她走到他跟前，抚摸他的脸颊，然后脱下衣服，坐回椅子上，闭上眼睛开始演奏。等到他入睡，她才起身用毛巾擦干净他腹部的精液，帮他盖好被子，亲了一下他的额头。
她走进洗手间，吐了起来。
尽管医生认为，莱昂哈德恢复记忆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大提琴似乎能够触动他。她演奏时，仿佛能与往昔生活建立起一种模糊而不可言状的连接，感受到她怀念的亲近关系留下的微弱余温。有时，莱昂哈德第二天还能记起大提琴。他会谈起它，即便记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有些东西好像停留在了他的记忆里。特雷莎每晚都为他演奏，他几乎每次都自慰。事后，特雷莎总会蹲在洗手间抱着脑袋痛哭。
做完最后一场手术的六个月后，莱昂哈德的伤疤开始疼起来。医生说必须进一步截肢。CT结果出来后，医生说他很快就会丧失语言能力。特雷莎知道，她再也撑不下去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阴冷灰暗的秋日，天早早就黑了。特雷莎在桌上点了蜡烛，用轮椅把莱昂哈德推到桌前。她从卡迪威百货买来食材，做了他以前爱喝的鱼汤，在鱼汤、炒豌豆、煎鹿肉、巧克力慕斯甚至红酒里都掺入鲁米那，一种巴比妥类安眠药。因为要给莱昂哈德止痛，她很容易拿到这种药。她放的剂量很小，以免令他呕吐。她自己什么都没吃，只是坐在边上等待着。
莱昂哈德开始昏昏欲睡。她把他推入浴室，给大浴缸放满水，帮他脱下衣服。他几乎连扶着浴缸新装的把手进入浴缸的力气都没有。然后，她也脱了衣服，跟他一起泡在热水里。他坐在她身前，头靠着她的胸部，呼吸平稳均匀。小时候，因为埃塔不想浪费水，他们常在浴缸里一起洗澡。特雷莎紧紧抱住他，头靠到他肩上，等他睡着后，吻了吻他的脖子，松手让他滑入水中。莱昂哈德深吸了一口气，没有挣扎，因为安眠药让他丧失了行动能力。他的肺部灌满了水，最终溺亡。他的头浮在她双腿之间，双眼紧闭，长发漂浮在水面。两个小时后，她从已经凉透的水中起身，将浴巾盖在死去的弟弟身上，然后给我打了电话。
她对一切供认不讳，但不仅是在供认罪行。她在两名警官面前坐了近七个小时，口述了自己的一生，被记录在案。她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从童年经历到弟弟去世，没有遗漏任何细节。她没有哭泣，也没崩溃，坐姿笔挺，语速平稳，用词精练。完全不需要插话提问。记录员打印她的供词时，我们到旁边的房间抽烟。她说，从现在起她不会再谈这件事，该说的都说完了。“我没别的可讲了。”
法院对她下达了涉嫌谋杀的羁押令。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守所看她，应她请求给她带去很多书。自由活动时间她也待在牢房里，阅读是她自我麻醉的方式。我们见面时，她不愿再谈弟弟的事，对即将到来的庭审也毫不关心。她更愿意给我读书中的内容，一些她在牢里挑选出来的篇章段落。那是看守所里的朗读会。我喜欢她温暖的嗓音，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她已经失去其他自我表达的机会。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一直陪着她，直到探视时间结束。装甲玻璃门在我身后关上。圣诞节到了，外面下起了雪，到处一片祥和。特雷莎又被带回了她的牢房。她坐到小桌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然后撕烂床单，拧成绳子，在窗户把手上自缢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塔克勒接到了当值检察官的电话。挂断电话后，他从保险柜中取出父亲留下的左轮手枪，把枪口塞进嘴里，扣下了扳机。
看守所管理部门把特雷莎的物品存在了储物室里。我们的刑事诉讼委托书规定，作为辩护人，我有权接收委托人的物品。一天，司法部门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她的衣物和书籍。我们把这些物品转寄给了她在法兰克福的姑姑。
我留下了其中一本书，她在书的第一页写了我的名字。那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书在我的书桌上放了两年，我才有勇气再次翻开它。她用蓝笔标出了想读的地方，旁边还用小字做了批注。只有一句是用红笔标注的，那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我读到它时，仿佛仍能听见她的声音：
“我们奋力前行，小舟逆水而上，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