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们在审议室换上长袍，一位参审员迟到了几分钟，当值的法警还因牙痛换了班。被告人瓦利德·阿布·法塔里斯是个粗笨的黎巴嫩人，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证人依次出庭，受害人有些夸大事实；物证也受到了评估。这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案，量刑在五到十五年之间。法官们达成一致意见：鉴于被告人有前科，对其犯罪事实及刑事责任能力也无异议，法庭决定判处他八年监禁。庭审进行了一整天，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不过本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期待。
下午三点，庭审就要进入尾声。当天的议程快要进行完毕。首席法官看一眼证人名单，只剩被告人的弟弟卡里姆还没有出庭。“好吧，”首席法官想，“大家都知道亲属提供的不在场证明是怎么一回事。”他透过老花镜看着卡里姆，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他，即是否真要作证，表明瓦尔塔大街的典当铺遇劫时，他的哥哥瓦利德一直待在家里。法官尽量用简单的语言提问，还问了两遍卡里姆是否听懂了。
没人指望卡里姆开口说话。首席法官告知过他，作为被告人的弟弟，他有权保持沉默，这是法律明文规定。法庭上的所有人，包括瓦利德及其辩护律师，都为他出庭作证感到惊讶。现在，人人都在等待他的答案，它可能影响他哥哥的命运。法官们有点不耐烦，辩护律师也觉得有些无聊，一名参审员在不停地看表，他还要赶五点的火车去德累斯顿。卡里姆是这场庭审的最后一名证人，这也意味着他无关紧要。卡里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一直都知道。
卡里姆生长在一个犯罪家族。他有个叔叔在黎巴嫩因为一箩筐西红柿开枪打死了六个人，该事件广为流传。卡里姆的八个兄弟有一连串犯罪记录，法庭要用半个小时才能读完。他们偷盗、抢劫、诈骗、勒索、作伪证，只有谋杀罪和杀人罪没有犯过。
他们家族世代以来都有堂表兄妹之间通婚的情况。卡里姆上小学时，老师们都抱怨：“又来一个阿布·法塔里斯。”然后把他当智障儿童看待。卡里姆只能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班主任告诉六岁的他，不要惹是生非，不能打架斗殴，最好安静待着。所以他一直很安分。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能表现出与众不同。哥哥们听不懂他说的话，老敲他的后脑勺。因为他们城市推行的移民融入项目，一年级班里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有移民背景。每当他试图向同学们解释些什么，总会遭到取笑。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如果他表现得过于与众不同，同学们还会揍他。于是卡里姆的成绩很差。他没有别的选择。
十岁时，他从教师图书馆偷了一本教材，自学了概率、微积分和解析几何。在学校考试时，他会估算自己得错多少道简单得可笑的题目，才能刚好拿到一个毫不起眼的及格分数。遇到教材认为无解的数学题，他会有种大脑嗡嗡作响的感觉。那是独属于他的快乐时刻。
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后便去世了。他跟哥哥们同母亲住在一起，包括已满二十六岁的大哥。他们在新克尔恩的公寓只有六个房间，却挤了十个人。他年纪最小，被分到了储物间，只有一个磨砂玻璃的天窗，还放了一个云杉木置物架以及一堆没人要的杂物：缺了手柄的扫帚、没了提手的清洁桶、找不到适配电器的电线。他整天坐在电脑前，母亲以为他也和人高马大的哥哥们一样，是在玩电子游戏。实际上，他是在古登堡网站阅读文学经典。
十二岁那年，他最后一次尝试走哥哥们的老路。他编了一个程序，可以骗过邮政银行的电子加密系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数百万个账户中分别划走几分钱。哥哥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口中的“傻子”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反而又敲了他的后脑勺，把装程序的光盘扔了。只有瓦利德觉得卡里姆比他们更有头脑，会在那帮粗鲁的兄弟前护住他。
年满十八岁之后，卡里姆离开了学校。如计划的那样，他以勉强及格的分数通过了实科中学毕业考试。他们家还没有人走到这一步。他向瓦利德借了八千欧元，对方还以为他想贩毒，欣然把钱给了他。卡里姆很了解股市，通过互联网在外汇市场做交易，一年就挣了近七十万欧元。他在一个中产阶层社区租了一套小户型公寓，每天早上出门去往那里都要故意绕很多弯路，确保无人跟踪。他打造了自己的庇护所，买了数学书和一台速度更快的电脑，把时间都花在证券交易及阅读上。
家里人以为这个“傻子”在贩毒，对他十分满意。当然，他太弱小了，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布·法塔里斯。他从不去拳击俱乐部，但至少也像其他兄弟一样戴大金链子，穿花里胡哨的缎面衬衫和黑色的纳帕皮夹克。他会说新克尔恩的俚语，还因从未被警察抓到过而赢得了一点名声。但哥哥们不太把他当回事。如果有人问起他，他们就会说，他只是家里的一个兄弟。没人真的关心他在做什么。
无人注意到他的双重生活。没人知道卡里姆还有另一个衣柜，上夜校轻松通过高考，现在每周在理工大学上两节数学课。他积累了一小笔财产，依法纳税，还交了个漂亮的女朋友。她在大学修读文学，对新克尔恩的事一无所知。
卡里姆读了针对瓦利德的刑事诉讼卷宗。家里所有人都见过这份材料，但只有他能看懂内容。瓦利德闯进一家当铺，抢走一万四千四百九十欧元后飞奔回家，想制造不在场证明。受害人立即报了警，准确描述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两名警察马上认出那人是个阿布·法塔里斯。然而，他们兄弟几个长得惊人地相似，这让他们多次逃过法律制裁。证人常常分不清他们谁是谁，监控录像中也很难看出区别。
这一次，警察迅速采取了行动。瓦利德在路上藏起了赃物，把作案凶器扔进了施普雷河。警察破门而入时，他正坐在沙发上喝茶，身穿一件苹果绿短袖T恤，上面有一串亮黄色的英文“FORCED TO WORK”。他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很酷。警察逮捕了他，并以“情况紧急，一旦拖延便会危及取证”为由，进行了一次“混乱的大搜查”：割开沙发，将抽屉倒翻在地，推倒橱柜，甚至因为怀疑有暗格而拆了墙脚的踢脚板。但他们一无所获。
尽管如此，瓦利德还是被关了起来，因为当铺老板准确地描述了他穿的那件T恤。两名警察很高兴，他们终于逮到一个阿布·法塔里斯，这次至少可以关他五年。
卡里姆坐在证人席上，抬头看着法官席。他知道，如果只是简单地给瓦利德做不在场证明，法庭上不会有一个人相信。他毕竟是个阿布·法塔里斯，全家人早被检察院列为惯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预设他会说谎，所以这样是行不通的，瓦利德将在监狱待上好几年。
卡里姆想到奴隶之子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其核心思想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如果法官和检察官是狐狸，他就是刺猬。他掌握了刺猬的智慧。
“法官先生……”他边说边抽泣起来。他知道这样打动不了任何人，但可以吸引一些关注。卡里姆努力让自己显得愚笨却可信。“法官先生，瓦利德整晚都待在家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等待这句话发酵。他用余光看到检察官正在写文件，打算控告他作伪证。
“哦，是吗，他整晚都在家……”首席法官向前探了探身，“但受害人准确无误地指认了瓦利德。”
检察官摇了摇头，辩护律师埋头继续翻看卷宗。
卡里姆看过卷宗里证人指认时用的照片。上面有四个看起来很像警察的人：留着金色小胡子、系着腰包、穿着运动鞋。瓦利德比他们高出一个头，体格也壮硕两倍，皮肤黝黑，身穿印着黄色英文的绿色T恤。即便是让一个不在现场、老眼昏花的九十岁老奶奶来认，也能“准确无误地指认”出来。
卡里姆又开始抽泣，还用外套袖口擦了擦鼻子，沾到了些鼻涕。他看着袖口说：“不对，法官先生，那个人真的不是瓦利德。请相信我。”
“我再次提醒您，在法庭上作证，您必须说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您这样会被判重刑，可能要坐牢。”法官说，尽量用卡里姆听得懂的话提出警告。接着他高高在上地说：“如果不是瓦利德，那是谁干的？”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检察官也笑了。
“对啊，是谁？”检察官重复了一遍。他捕捉到首席法官责备的目光——这是法官的问话环节。
卡里姆故意迟疑了一会儿。在心里数到五后，他开口说：
“伊马德。”
“什么？‘伊马德’是什么意思？”
“那个人是伊马德，不是瓦利德。”卡里姆说。
“伊马德是谁？”
“我的另一个哥哥。”卡里姆说。
首席法官吃惊地看着他，连辩护律师也一下子清醒了。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直犯嘀咕：“这个阿布·法塔里斯不守规矩，连自己家人都指认？”
“但伊马德在警察来之前就跑了。”卡里姆补充。
“是吗？好吧。”首席法官有点生气。他想，真是一句屁话。
“他交给我的东西还在这里。”卡里姆说。他很清楚，单凭证词完全不够。等待开庭的几个月里，他从个人账户分批取了好几笔钱。现在，这些钱正装在一个棕色信封里，刚好与瓦利德抢的数额相当。他把信封递给首席法官。
“信封里装了什么？”法官问。
“我不知道。”卡里姆说。
法官撕开信封，取出钱，没有在意指纹，即使在意也不可能在上面找到。他大声而缓慢地数着钱：“一共一万四千四百九十欧元。这就是伊马德四月十七日晚上交给您的东西？”
“是的，法官先生，就是这样。”
首席法官思考片刻后，又语带嘲弄地提了一个问题为难卡里姆：“证人先生，您还记得伊马德给您信封时穿的什么衣服吗？”
“唔，我想想。”
法官席上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首席法官向后靠了靠。
现在必须慢一点，沉住气，得逼自己停一下。卡里姆心想。他回答：“牛仔裤，黑色皮夹克，T恤。”
“什么样的T恤？”
“啊，这我真不记得了。”卡里姆说。
首席法官满意地看了看将在庭审结束后负责撰写判决书的主笔法官。两人都冲对方点了点头。
“嗯……”卡里姆挠了挠头，“啊，有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兄弟几个都有一件这样的T恤，是我们舅舅送的。衣服很便宜，他买给我们当礼物。上面写了些字，是英语，意思好像是我们必须工作之类的。特别搞笑。”
“您说的是您哥哥瓦利德在照片中穿的那件T恤吗？”首席法官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给卡里姆看。
“是的，是的，法官先生。没错，就是这件。这种T恤我们家里有很多。我现在还穿着一件呢。但照片上的人是瓦利德，不是伊马德。”
“是的，这我也知道。”法官说。
“请给我看看。”检察官说。
终于是时候了。卡里姆心想。他回答：“要怎么看呢？T恤都放在家里。”
“不是，我说的是您现在穿的那件。”
“现在就看？”卡里姆问。
“是的，没错，快点。”首席法官说。
检察官表情严肃地点点头，卡里姆耸了耸肩，尽可能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然后拉下皮夹克拉链，敞开外套。他穿的T恤跟卷宗里瓦利德穿的一模一样。卡里姆上周在打印店遍布的克罗伊茨贝格印了二十件T恤，分发给所有的兄弟，还在家里留了十件以备警方再来搜查。
庭审中断，卡里姆被请到庭外。出去之前，他听到法官对检察官说，没有其他证据，只能进行对质辨认了。“第一回 合很顺利。”他想。
再次被传唤上庭时，卡里姆被问到是否有犯罪前科。他说没有。检察官拿到的一份犯罪记录查询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阿布·法塔里斯先生，”检察官说，“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供词不利于伊马德。”
卡里姆点了点头，羞愧地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这样的，”他磕巴起来，“瓦利德也是我的哥哥。我年纪最小，他们总嘲笑我是最笨的。但瓦利德和伊马德都是我的哥哥。您明白吗？如果确实是伊马德做的，就不能让瓦利德顶替他入狱。要是这事是其他人做的，不是我们家的人，就更好了……但的确是我哥哥做的。是伊马德。”
现在，卡里姆准备发动最后一击。
“法官先生，”他说，“真的不是瓦利德干的。他和伊马德确实长得很像，你们看这个。”他从脏兮兮的钱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全家福，九兄弟一个不缺。他快把照片贴到首席法官的鼻子上了，对方抓过照片，气恼地放在桌上。
“照片里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法官先生，第二个是瓦利德，第三个是法鲁克，第四个是伊马德，第五个是……”
“我们可以先保管这张照片吗？”年长而温和的义务辩护律师打断了他的话，觉得这个案子突然有了希望。
“您之后再还我就行，我也只有这一张。这是我们半年前专门给黎巴嫩的哈利马舅妈拍的，九兄弟站成一排，您明白吗？”卡里姆望着在场的诉讼参与人，想知道他们听懂了没有。“这样舅妈就能认出我们所有人了。但最后我们还是没把照片寄出去，因为法鲁克说把他拍得很傻。”卡里姆又看了看那张照片，“他瞧上去确实有点傻，法鲁克，但他其实一点也不……”
首席法官挥手让他回去。“请坐回座位，证人先生。”
卡里姆在证人席坐下后又说了起来：“法官先生，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瓦利德，第三个是法鲁克，第四个……”
“谢谢，”法官生气地说，“我们知道了。”
“好吧，每个人都会搞混的，学校老师也分不清。有一次生物课堂测验，因为瓦利德的生物成绩很差……”卡里姆还在喋喋不休。
“谢谢。”法官大声打断。
“不，我只是要跟你们说一下生物测验的事……”
“不必了。”法官说。
证人卡里姆按要求离开了法庭。
当铺老板坐在旁听席上。他已经陈述完毕，但想见证判决的过程，毕竟他是受害人。现在他又被叫上前去看那张全家福。他刚才听清了，是“第二个人”，他必须指认出来。他说，案犯“无疑就是照片中的第二个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有点过于草率——他一口咬定“第二个人”就是案犯，毫无疑问。法庭稍稍平静下来。
庭外的卡里姆此时却在计算着，法官们要多久才能完全搞清楚状况。他知道，首席法官不会等很久，一定会再次询问当铺老板。卡里姆掐准时间，四分钟后未经传唤便再次返回法庭，见当铺老板正站在法官席前看那张照片。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卡里姆大声嚷嚷起来，说他忘了一些事，法官必须再听他说一次。他说，很快的，这件事很重要。首席法官不喜欢被打断，烦躁地说：“好吧，还有什么事？”
“对不起，我犯了个错误，一个愚蠢的错误，法官先生，真的很不好意思。”
卡里姆马上引起了整个法庭的注意。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收回对伊马德的指控。这种事经常发生。
“法官先生，我说的伊马德，其实是照片上的第二个人。瓦利德不是第二个，他是第四个。对不起，我搞混了。真的十分抱歉。”
首席法官摇了摇头，当铺老板的脸一下子红了，辩护律师咧嘴一笑。“第二个，嗯？”法官愤怒地说，“第二个是……”
“是的，是的，就是第二个。法官先生，我跟您说，”卡里姆说，“为了让舅妈知道谁是谁，我们在照片后面写了名字，因为她也认不全我们几个。她想见见所有人，但因为入境问题又来不了德国，我们家兄弟还那么多。法官先生，请您把照片翻过来。您看到了吗？背面按顺序写了名字，跟照片上的人是对应的。我想问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回照片呀？”
法院从档案中找出伊马德的证件照进行勘验取证，不得不宣布瓦利德无罪释放。
伊马德被捕了。但如卡里姆所料，出入境记录能够证明案发期间伊马德其实在黎巴嫩。两天后，他也被无罪释放。
最后，检察院针对卡里姆涉嫌作未经宣誓的虚伪陈述及诬告伊马德一事进行了调查。卡里姆跟我讲了整件事的经过，我们决定让他保持沉默。他的哥哥们作为近亲，可以行使拒绝作证权。检察官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到头来，卡里姆只是有重大嫌疑，但不会遭到起诉，他早已预见这一结果。毕竟有太多种可能性存在，比如瓦利德把钱转交给了伊马德，或者另一个兄弟拿着伊马德的护照出入境——这兄弟几个长得实在太像了。
当然，他们又敲了卡里姆的后脑勺，不知道卡里姆不仅救了瓦利德，还打了法庭一记响亮的耳光。
卡里姆默不作声。他想到了刺猬和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