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伯格和贝克在站台上晃荡。两个光头，身穿迷彩裤、跳伞靴，迈着飞扬跋扈的步子。贝克的夹克上印着“Thor Steinar”，伦茨伯格的T恤上则印了“Pitbull Germany”。
贝克比伦茨伯格矮一点，曾因暴力犯罪被判刑十一次。第一次犯人身伤害罪时他才十四岁，是跟着社会上的大哥一起围殴了一名越南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十五岁第一次进少年监狱，十六岁文身，右手四根手指的第一个指节处各刺了一个字母，合起来是单词“H-A-S-S”（仇恨），左手拇指戴着纳粹十字符。
伦茨伯格只有四条犯罪记录。他正拿着一根新的金属棒球棍。在柏林，棒球棍的销量是棒球的十五倍。
贝克冲着一名老妇人辱骂，把她吓得够呛。他哈哈大笑，举起双手向她逼近了两大步。老妇人吓得攥紧手提包，一溜小跑躲开了。
伦茨伯格将棒球棍砸向垃圾桶。哐当声在整个火车站回荡，他没费多大力气就把金属垃圾桶打凹了。站台上几乎没人，下一班火车在四十八分钟后出发，是开往汉堡的城际快车。他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贝克跷起双脚，伦茨伯格蹲坐在椅背上。他们有点无聊，随手把身上最后一个啤酒瓶扔向铁轨。啤酒瓶碎裂，标签慢慢卷起。
然后，他们发现了他。男人与他们相隔两条长椅，四十来岁，半秃，戴着黑框眼镜，身穿灰色西装。他们猜他是个会计或公务员，无趣至极，兴许老婆孩子还在家等他回去。他们相视一笑。这是个理想的猎物，胆小怕事。他们整晚都不顺利，没有女人，也没钱买好东西。贝克的女朋友周五刚跟他分手，她受够了争吵和他酗酒的毛病。这个周一的清晨简直无聊透顶，直到他们发现这个男人。暴力犯罪的欲望飙升，两人撞了撞肩，并排向他走去。
贝克坐到男人身旁，在他耳边打了个嗝，散发出酒臭和未消化食物的气味。“嘿老头，今天爽过了吗？”
男人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个苹果，用衣袖擦了擦。
“嘿王八蛋，我跟你说话呢。”贝克说着，拍掉男人手中的苹果并踩碎，果肉溅到了靴子上。
男人没有瞧贝克一眼，仍旧一动不动坐着，眼睛朝下看着地面。贝克和伦茨伯格将这视作挑衅。贝克用食指在他胸口戳了几下。“哦，这里有人不想说话啊。”说着，他给了男人一耳光。男人的眼镜滑了下来，但他没有扶正，仍然无动于衷。贝克从靴子里取出一把长刀，刀尖开了双刃，刀背有锯齿。他拿着刀在男人面前晃了晃。男人却只是注视着前方。贝克在男人手上扎了一下，不深，开了个针孔大的小口。他满脸期待地看着男人，一滴血从男人的手背上渗出。伦茨伯格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兴奋地用棒球棍敲打着长椅。贝克用手指沾了血滴，在男人手上来回涂抹。“喂，王八蛋，感觉不错吧？”
男人还是没有反应。贝克勃然大怒，将刀子从右到左在空中挥舞了两次，离男人胸前只有几厘米。第三次时，刀子命中目标，划破衬衣，在男人的皮肤上划出一条二十厘米长的水平伤口。血从布料上渗出，形成一道波浪形的红色条纹。
当时，一个打算搭早班车去汉诺威参加泌尿外科会议的医生就站在对面的站台上。他后来作证说，男人几乎没怎么动，事情发生得太快了。站台监控录下了整个过程，但也只是一幅幅黑白的定格画面。
贝克再次挥起长刀，伦茨伯格在一旁助威。男人抓住贝克持刀的手，同时击打他的右手肘。这一击改变了刀的方向，却没有减弱它的力道。刀锋划出一道弧形。男人将刀尖引向贝克的第三与第四根肋骨之间，令贝克把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刀锋刺破皮肤时，男人猛地给了贝克握刀的手一拳。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宛如舞蹈。刀锋完全扎入贝克体内，刺破心脏。他只剩四十秒可活了。他呆住了，低头看着自己，手紧握刀柄，像是在辨认手指上的文身。他感觉不到痛苦，神经突触已经停止传递信号。贝克还没意识到自己正在死去。
男人转身看着伦茨伯格，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站在那里。他在等待。伦茨伯格不知道该逃跑还是战斗。男人看起来仍像一名会计，这使伦茨伯格做了错误的决定，抡起了棒球棍。男人只是迅猛地给了伦茨伯格的脖子一拳，速度太快，以至于站台摄像头的单帧画面没有捕捉到。然后，他又坐了下来，不再理会这两个人。
这一击准确命中了颈动脉窦，即颈内动脉的膨大部分。这个小点上分布着一整束神经末梢，它们会将外力击打解读为血压急剧升高，致使大脑发出信号，让心跳减缓。伦茨伯格的心率持续降低，血液循环系统开始崩溃。他跪倒在地，棒球棍落在身后的地板上，弹起两次才滚落站台，掉到铁轨上。这一击十分猛烈，破坏了颈动脉窦敏感的外壁。血液渗入，过度刺激了神经，使其不断发出减缓心率的信号。伦茨伯格脸朝下倒在站台上，一小注血流过浅色地板，聚在一根烟头周围。伦茨伯格的心脏停止跳动，他死了。
贝克多站了两秒，然后也倒了下来，脑袋磕到长椅，留下一道红痕。他倒在那里，双眼圆睁，好像在盯着男人的鞋。男人把眼镜扶正，然后跷起双腿，点了根烟，等着被捕。
一名女警察率先抵达案发现场。那两个光头年轻人走进火车站时，她和一名男同事已经收到指示前往查看。她发现了两具尸体，注意到贝克胸口的刀、男人被划破的衬衫，还发现男人在吸烟。在她看来，所有信息同等重要。她拔出配枪，对准男人喊道：“火车站全区域禁止吸烟。”
“有位核心客户向我们寻求帮助。请你帮忙处理一下这起案子，费用由我们来承担。”一名律师在电话里说。他说他是从纽约打的电话，但听起来仿佛就坐在我身边，语气迫切。他是一家经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该律所在每个发达国家都至少设有一家分所。“核心客户”指能让律所赚大笔钱的委托人，享有特殊权利。我问他是什么案子，但他也一无所知。他的女秘书接到警方电话，只被告知有人在火车站被捕，连姓名都没问到。“可能涉嫌杀人之类的。”更多的她也不知道。他们之所以知道那人是核心客户，是因为接到电话的号码只提供给这类客户。
我来到凯斯大街的凶杀案调查组。警察局无论设在玻璃钢筋的高层建筑里，还是有两百年历史的老旧楼房中，都大同小异。走廊里铺着灰绿色的亚麻油毡，空气中散发着清洁剂的味道，审讯室挂有超大尺寸的猫咪海报及同事们度假时寄回来的明信片。电脑屏幕和柜门上贴着剪裁下来的幽默名言。橙黄色咖啡机里有微热的过滤咖啡，加热底座有烧焦的痕迹。桌上摆着大咖啡杯，上面印着英文“I love Hertha”；还放有赫里特牌的浅绿塑料笔筒。有时墙上还挂着装在无框玻璃架里的夕阳照片，是某位警察拍的。室内摆设以实用为主，色调浅灰，办公室狭窄，座椅特别符合人体工程学，窗台上摆着膨胀黏土培植的植物。
刑警队长达尔格在审讯方面身经百战。十六年前调入凶杀案调查组时，他已是警界翘楚。他为晋升感到自豪，以为这主要归功于一个品质——耐心。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认真倾听几个小时，从不厌烦；而且在警界工作多年之后，他仍对这份工作充满兴趣。达尔格从不介入首轮审讯，因为一切还未发酵，他还了解得不够多。他是审讯高手，不耍花招，从不刑讯逼供，也不用言语侮辱嫌犯。他喜欢把首次审讯交给年轻的警察，充分掌握案情后才自己出马。他对细节有超强的记忆力，不依赖直觉，尽管它从未欺骗过他。达尔格知道，最荒诞不经的供词有可能是真的，最可信的故事反而可能是谎言。他对年轻警员说，审讯是门苦差，并且从不忘补上一句：“从钱财的去向或精液入手，一切谋杀案都会迎刃而解。”
虽然我们大多时候代表不同的利益方，但很尊重彼此。当我终于找到他并走进审讯室时，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我们这里毫无进展。”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达尔格想知道是谁委托我过来的。我说出那家律所的名字，他耸了耸肩。我请求所有人回避，以便不受打扰地跟委托人谈话。达尔格咧嘴一笑：“那就祝您一切顺利。”
只剩我们两人时，那个男人才抬头看了一下。我做了自我介绍，他礼貌地点点头，但什么都没说。我试着用德语、英语及十分蹩脚的法语问话。他只是看着我，一言不发。我放到他面前的写字笔被推了回来。他不想说话。我向他出示授权委托书，无论如何，我得证明自己获得了他的代理授权。他好像陷入了思考，然后突然做出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打开桌上的印泥盒，右手拇指先按了蓝色印泥，再在委托书的签名处摁下指印。“这也是个办法。”我说，接过委托书。我走进达尔格的办公室，他问我这个人是谁。
这次轮到我耸了耸肩。接着他详细地向我说明了案件经过。
达尔格一天前才从分管火车站的联邦警察那儿把男人接管过来。无论是在抓捕、押送还是凯斯大街的首次审讯中，他都没有开过口。不同语种的口译员都试了，还向他出示了十六种语言的权利义务告知书，都无济于事。
达尔格已经下令对男人搜身，但什么都没找到。他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钥匙。达尔格给我看了搜查记录B部分列出的已发现物件，有以下七项：
1.得宝牌餐巾纸，贴有火车站药店的价签。
2.一包还剩六根的香烟，印有德国税务标签。
3.黄色塑料打火机。
4.开往汉堡主火车站的二等座车票（无座位预订）。
5.一万六千五百四十欧元纸币。
6.三点六二欧元硬币。
7.印有“柏林洛吉斯、梅特卡夫及合伙人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机号码的名片。
奇怪之处在于，他身上的所有衣服都没有标签——裤子、西装外套及衬衫可以请裁缝做，但很少有人连袜子和内裤都量身定做。只有鞋子能查到来源，品牌为“Henschung”，出自法国阿尔萨斯的鞋类制造商。不过，这个牌子在法国境外的高端商店也有出售。
警方采集了男人的人像及指纹，对他进行了身份识别。达尔格让人检索了所有数据库，却没有找到匹配结果。所有调查部门都对此人一无所知。火车票的来源也帮助不大，它购于火车站的自动售票机。
在此期间，警方调取了火车站的监控录像，询问了当时在对面站台的医生以及那位受惊的老妇人，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男人被暂时拘留，在警察局过了一夜。第二天，达尔格才拨打了名片上的电话。他尽可能拖到最后才打这通电话，因为他觉得律师介入只会把案子搞得更复杂。
我们坐在达尔格的办公室，喝着微热的过滤咖啡。我把录像带看了两遍，对达尔格说，这是个毫无争议、几近教科书式的正当防卫场景。但达尔格不想释放这个人，“他有些不对劲。”
“是的，当然，这很明显。但除了您的直觉，您没有理由拘留他。这您也清楚。”我回答。
“我们甚至连他的身份都不知道。”
“是的，达尔格先生，这是您唯一不知道的事。”
达尔格给检察官凯斯汀打了电话。这是一桩所谓的“人命官司”，由检察院重罪调查组负责。凯斯汀已从达尔格的第一份报告中掌握了案情。他也一筹莫展，但好在行事果决，这种性格有助于开展检察工作。他决定让侦查法官对男人进行拘传。打了几通电话后，我们约定下午五点跟法官会面。
侦查法官叫兰布雷希特，尽管已经到了春天，还穿着一件挪威毛衣。他低血压，一辈子畏寒怕冷，常年郁郁寡欢。他五十二岁，做事思路清晰，工作有条不紊。他不愿把烦心事带回家。
兰布雷希特曾到大学做过有关刑事诉讼法的客座演讲，引用的案例在校内流传甚广。他告诉学生们，如果大家认为法官很愿意给人判刑，那就错了。“法官判刑是职责所在；但只要案件存疑，法官就不会这么做。”他说，法官独立性原则的真正意义在于，法官夜里也想睡个安稳觉。每次讲到这里，学生都会放声大笑。但这是事实。他几乎没有遇到过例外。
刑事司法中，侦查法官的职位或许最值得玩味。他们只用简单了解案情，无须忍受冗长的庭审，也不必听任何人的意见。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孤独。侦查法官必须独自裁决。羁押还是释放嫌犯都取决于他。这份工作并不容易。
兰布雷希特不会偏袒辩护律师，也不会偏袒检察官。他只对案子感兴趣，外界很难预测他的裁决。大多数人都对他颇有微词，他超大的眼镜和苍白的嘴唇显得有些怪异，但每个人都敬重他。在他入行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上，初级法院院长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院长问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是否还喜欢这份职业。兰布雷希特回答，他从未喜欢过这份职业。他就是这样我行我素。
兰布雷希特读了证人的证词。尝试让男人开口无果后，他要求看监控视频。我们不得不和他连续观看了上百遍，我甚至都能画出那些画面了。这段时间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把机子关掉吧，”他终于对法警说，转头看向我们，“先生们，我洗耳恭听。”
凯斯汀自然已经提交了羁押申请，否则就不会有这次面谈。他要求以涉嫌杀害两人为由对男人进行羁押，因为对方连确凿的身份证明都没有提供，有潜逃的风险。凯斯汀说：“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也有过度防卫之嫌。”
检察官想将案情引向所谓的防卫过当。当人遭到攻击时，可以自我防卫，且防卫工具的选择不受限制。遇袭者可以用棍棒回击拳头，以手枪回击刀具，不必选择伤害性最小的工具。但同时，防卫不能过度，如果对方已经中枪并失去还手能力，就不能再去砍对方的头。这种过度防卫是法律不容许的。
“本案中的过度防卫体现在，该男子将刀打入了被害人的胸口。”凯斯汀说。
“我明白了。”兰布雷希特说，语气带着惊讶，“辩护律师先生，到您了。”
“大家都清楚这是无稽之谈。”我说，“任何人遭遇持刀攻击时都无须容忍，我的委托人当然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自卫。检察院关心的其实不是这个。检察官凯斯汀身经百战，想必不会认为这种指控能够在法庭上站住脚。他只是想查清该男子的身份，需要为此争取一些时间。”
“检察官先生，是这样吗？”兰布雷希特问。
“不是，”凯斯汀说，“检察院不会随意提出羁押申请。”
“我明白了。”法官再次说道，这次听起来夹杂了些讽刺。他转头看向我：“那么，您能告诉我们这名男子是谁吗？”
“您知道的，兰布雷希特先生，即便我知道，我也不能说。但我能给您一个可供传唤的地址。”我此前又跟委托我的律师通了电话，“您可以通过这家律所传唤该男子，我口头担保，他的律师已经同意。”我把地址信息递了过去。
“您看，”凯斯汀喊道，“他不愿意说。他明明知道更多，就是不愿意说。”
“现在被指控的人不是我，”我说，“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被告人为什么保持沉默。他可能听不懂我们的语言，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他的行为已经触犯《违反秩序处罚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凯斯汀打断了我的话，“这很明显。”
“先生们，请一个一个发言。”兰布雷希特说，“根据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提供个人信息。这一点我支持检察院。”兰布雷希特不停地把眼镜戴上又摘下。“但光凭这条法规不足以支持我签发羁押令。以确定嫌犯身份为由进行关押，最多只能关十二个小时。检察官先生，十二个小时早就过了。”
“除此之外，”我说，“被告人也不是非要提供个人信息。如果提供真实信息会导致自己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可以保持沉默。要是该男子说出自己是谁就会被捕，他当然可以不说。”
“您看到了吧，”凯斯汀对侦查法官说，“他不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没错，”我说，“您什么都做不了。”
男人木然地坐在长椅上，身穿一件绣着我姓名首字母的衬衫，是我让人带过来给他的。衬衫很合身，但看起来有些别扭。
“检察官先生，”兰布雷希特问，“凶手与被害人之间存在过任何联系吗？”
“没有，我们没查到这方面的信息。”凯斯汀说。
“被害人喝酒了吗？”兰布雷希特提的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人在正当防卫时应尽量避开醉酒的人。
“两人血液的酒精浓度分别为千分之零点四和千分之零点五。”
“还不够，”法官说，“您是否在凶手身上发现了卷宗里没有的东西？还有别的犯罪线索或羁押记录吗？”兰布雷希特好像是在一张清单上打钩。
“没有。”凯斯汀回答，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否定回答都让他离目标越来越远。
“还有正在进行的侦查事项吗？”
“有。完整的解剖报告还没出来。”凯斯汀很高兴他还有话可说。
“好吧，但这两人总不会是死于中暑吧，凯斯汀先生。”兰布雷希特的声音变得温和，对于检方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信号，“除了桌上这些材料，如果检察院没有新证据提交，我现在就做出裁决。”
凯斯汀摇了摇头。
“先生们，”兰布雷希特说，“我已经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他往后靠了靠，“这无疑属于正当防卫。当一个人被刀具和棒球棍威胁，甚至遭到刺伤和殴打，他可以选择自卫，直至对方停止攻击。这正是被告人做的事。”
兰布雷希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同意检察官的观点，本案有些不同寻常。被告人面对被害人时的冷静表现让我不禁毛骨悚然。但我看不到这个过程中存在所谓的防卫过当。我的判断还基于一个假设：如果那两名暴徒现在不是躺在解剖桌上而是坐在我面前，我一定会签发针对他们的羁押令。”
凯斯汀合上文件夹，弄出很大的声响。
兰布雷希特接着指示：“驳回检察院申请的羁押令，立即释放被告人。”然后他转向凯斯汀和我说：“就这样。祝你们有个愉快的夜晚。”
书记员准备释放材料时，我走出了门，达尔格正坐在访客长椅上等待。
“晚上好，您在这里干什么？”我问。警察对法官的审理结果如此感兴趣，有点不寻常。
“他被释放了吗？”
“是的，毫无疑问是正当防卫。”
达尔格摇摇头，说：“我想也是。”他是一名好警察，而且此时已经二十六个小时没合过眼了。这个案子显然让他愤怒，这也不像他的惯常作风。
“发生什么了？”
“怎么说呢，有些事您还不知道。”
“什么事？”我问。
“您的委托人被捕的当天清晨，我们在威尔默斯多夫发现了一具尸体，心脏被刀刺穿。现场没有指纹，没有DNA痕迹，没有纤维，什么都找不到。与死者有关的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而七十二小时很快就会过去。”
七十二小时是侦破谋杀或杀人案的黄金时间，一旦过去，破案率会急剧下降。
“您想说什么？”
“这是专业手法。”
“刀具刺穿心脏的案子并不少见。”我说。
“是，又不是。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做到这么精确。大部分凶手都要刺上好几刀，或者刀会卡在肋骨上。通常没有那么顺利。”
“所以呢？”
“我有种直觉，您的委托人……”
这当然不仅是种直觉。德国每年大约有二千四百起命案，约一百四十起发生在柏林，比法兰克福、汉堡和科隆的总和还要多，但即使破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仍有七起案件的凶手逍遥法外。现在，这里有一名男子即将获释，他又完美契合达尔格的推论。
“达尔格先生，您的直觉……”我正要往下说，就被他打断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他边说边转身离开。我在他身后喊道，如果有任何消息就给我打电话。达尔格咕哝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像什么“没有动机……律师……总是这样……”，然后回了家。
男人直接在法官办公室获释。他拿回了我帮他签收的现金和其他个人物品。我们一起走向我的车。我开车带他去了火车站，回到他三十五小时前杀死两个人的地方。他一言不发地下车，消失在人群中。从此我再没见过他。
一周后，我与委托我的那家经济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共进午餐。“你们的核心客户，就是那位请我为陌生男子代理的人是谁？”我问。
“我不能告诉你，有一天你会认识他的。至于那个陌生男子是谁，连我都不知道。对了，我有东西给你。”说着，他取出一个袋子，装着我借给陌生男子的衬衫，已经洗干净并熨过了。
回停车场的路上，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