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威尼斯不远的一个葡萄园里，他们找到了一架真正的钢片琴，保存完好，只需要清理上面厚厚的一层鸽子粪即可。但琴的主人—— 一个有些多疑的农民——却不愿意把它卖掉。在日内瓦的一家乐器店里，他们发现了一架标着“1955年制造”的钢琴，但经过夏洛特感知，它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40年，简直是捡到了大便宜。
在鹿特丹，他们在一户人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架德国阿尔弗雷德·阿诺德公司制造的班德琴。盖瑞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东西非常罕见，”他说，“这家公司1948年就倒闭了，原始的设计图也随之丢失了，人们再也无法完全重现出完全一样的声音。”
夏洛特则惊讶于键盘乐器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分类。盖瑞让她了解了斯皮内琴和低音大键琴的区别、自动演奏钢琴如何自动弹奏出旋律，以及他格外喜欢的一种名为特珀迪恩的自动簧键盘风琴。他对1819年建造的阿波罗自动管风琴赞不绝口。
她渐渐知道了什么是方形钢琴、竖钢琴、里拉钢琴、奥菲卡钢琴、小竖琴和折琴。她还了解到，音叉琴所产生的环形音并不是通过琴弦，而是通过敲击音叉产生的，因此永远不会走调。她对火焰琴的原理感到惊讶，因为它是一种用气焰代替空气来发声的风琴，正因为这种特性，在十九世纪时，它在音乐会上不时就会爆炸，炸伤乐师。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夏洛特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云端，生活美好又简单：当她做饭、烘焙、洗衣服或者打扫卫生的时候，总有乐声从作坊传来，在屋子里回荡。偶尔她会沿着绿油油的田野间狭窄的乡间小路骑车，只遗憾附近没有直接售卖新鲜牛奶的农舍，也没有其他天然的食材。晚上，当盖瑞关上作坊的灯，他们便一起吃饭、聊天，最后用做爱来结束这一天。生活如此美好，又如此轻松。
但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就暴露出来：盖瑞单身的时候，他挣的钱也仅仅够自己勉强维生，如今有两个人，他的工作方式却没有任何变化。其实他们早就入不敷出，之所以过了这么久才注意到，是因为在柏林发现的那架历史悠久的大键琴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利润，但如今那笔钱已经花光了。
夏洛特和盖瑞都不懂理财，更别提管理家庭开销了。夏洛特从小就习惯了不缺钱的生活，购物时只考虑自己想要什么，很少看价格。当然，她也尝试着关注价格，制定并控制每周的预算，尽可能省钱，但基本上没什么效果。盖瑞在衣食住行上没什么要求，但在特殊工具和配件之类的东西上却格外舍得花钱。
“不能把账户里的钱都花光，”终于意识到处境艰难的时候，盖瑞恳切地对夏洛特说，“我还要留些钱去收购乐器，不然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夏洛特吃惊地盯着银行对账单和记账的本子，财政状况很不乐观，“你要不试试多接一些修复乐器的活儿？”
“我试过了，赚得很少，因为那些推荐客人到我这里来的经销商还要抽佣，而且这个地方也没有多少顾客。得在大城市才能行得通，但那样的话租一间像样的工作室就太贵了。”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他们不能再一起旅行了。否则所有的开销就都是原来的两倍，赚到的钱却没有增加。他们只好无奈地决定，盖瑞之后还是单独出行，只有当他找到一件不错的乐器，需要确定它的出处时，夏洛特再过去。
盖瑞离开之后，她开始感到无聊。她在这里谁也不认识，和低地苏格兰人交流也不容易。最主要的是，她觉得不公平——在一起之后，盖瑞还是一如既往地整天做他喜欢的事，修理古董乐器。对他来说唯一的不同，就是如今有了一个女人为他操持家务，为他暖床。而对夏洛特来说，她从这段关系里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家务什么都没有。
盖瑞前往伊斯坦布尔寻找一架十六世纪的斯皮内琴的时候，夏洛特去了阿伯丁，发泄般地买了她并不需要的小玩意儿。之后又给布兰达打了一个昂贵的长途电话，想和她研究一下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接着盖瑞打给她，让她坐最便宜的航班飞往伊斯坦布尔。那架斯皮内琴事实上是1578年的。当运输公司过来打包的时候，他就已经算好了预计从中能获得的利润。他说，在伊斯坦布尔多待一天也没有问题。他们参观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和托普卡匹皇宫，还在加拉塔大桥下的一家餐厅里欣赏了日落。夏洛特闭上了眼睛，听着她周围嘈杂的人声，听出了土耳其语的基本结构。所有的孤独感都被她遗忘了，生活再次变得美好起来。
然而回到家后，盖瑞发现夏洛特接受了她父母的救济。两人开始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争吵。他的男性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即便她被他吓得发誓没有第二次，他依然没办法平静下来。“你背着我这么做！”他朝她吼道，“我们在一起，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拿着父母的钱袋子当退路，在我看来就意味着，你根本不在乎我们的生活是否顺利，因为你随时都可以爬上你的救生艇拍拍屁股走人，而我却不行！”
这话她不太理解，但被他如此暴躁的一面吓到了。糟糕的是，争吵还没平息，盖瑞就必须立刻出发——在伊斯坦布尔那会儿，信箱里来了一封来自西班牙的信，说是一架1770年的大键琴即将出售，而这架琴属于伟大的安东尼奥·索勒。
剩下夏洛特闷闷不乐地待在家里，她把房间从里到外打扫了一遍，想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等着盖瑞的电话。可他没有打来，而是两天后直接就回来了，并告诉她，他买下了那架琴，因为卖家给他看了相关文件。“专家出具了可靠的鉴定书，”他说，“要是你也去了巴塞罗那，那纯粹是浪费钱。”
但事实证明，买下这架琴才是浪费钱。
“这不是1770年的。”盖瑞刚把琴从包装箱中取出来，夏洛特立马说道。她走过去，把手放着琴上，闭上了眼，她感觉到了制造这架琴的男人的烦躁。事与愿违，“这琴是意大利的，1955年造的。”
盖瑞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你这么说就是为了报复我吧，因为我没跟你说就直接买了。”
夏洛特缩回手，往后退了一步，“看看就知道了。这个做琴的人用错了螺丝。”
盖瑞沉默了，埋头进了作坊，一整天都没有出来。那天晚上，他终于出来了，悲痛欲绝，“是机械支架上的内六角螺丝。螺母在另一侧的锚定方式是1911年才发明出来的，我取下了前面板才发现。”
夏洛特看着他的模样，心都要碎了。热汤的蒸汽飘散在他们之间，她仿佛身处房子被烧毁后的废墟上。“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又赤字了，过去五年的努力全打了水漂。”
“真的这么糟糕吗？”
“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了这架琴上，我真是疯了。”他语气里有些埋怨，仿佛他的鲁莽都是她的错一样。
第二天，盖瑞打了一整天的电话，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要去伦敦一家大型乐器拍卖行做修复工，每隔两周回家待一周，来忙自己的作坊工作。为了省钱，他在伦敦会住在哈克尼区的一间六人合租公寓里。
“一定要这样吗？”夏洛特小心翼翼地问，“我的意思是，撇开螺丝的事，那架大键琴本身应该也不差……”
“那也赔了很多钱，所以现在只能这样了。”盖瑞摇了摇头，他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不会那么做的，不能昧着良心把它卖出去。”
于是夏洛特独自留在贝尔凯恩，每天在电视机前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脑细胞正在死亡，却无法说服自己去做任何事。偶尔，她终于愿意动了，就会去田野间长时间散步。但随着冬天的来临，雨天越来越多，她也就不再出门了。
有一次她走进盖瑞的作坊，在不同的乐器间徘徊，看着闪闪发光的紧绷着的琴弦，抚摸着涂了清漆的木头，随意按着叮咚作响的键盘，她在这其中感受到了琴的历史：以拥有它们而自豪的前任主人、百无聊赖练着琴的孩子，还有当它们终于被遗忘在某个角落之后，那些漫长、空虚、死气沉沉的岁月。
除了这些，她还感受到了一些新的东西——盖瑞在这些乐器上倾注的热爱，以及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充实感。
这却让她伤心。这个世界似乎出了点问题，盖瑞如此擅长这些，甚至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进来，为什么却不能靠它谋生？她见过很多讨厌自己工作的人，做事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但还是能赚到钱。那些人给世界带来的价值远不如盖瑞，却在金钱中游刃有余。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钱这么重要？为什么金钱可以摧毁一段爱情？为什么人们对此放任不管？
接下来的一个晚上，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打破了满屋沉闷的安静。夏洛特连忙拿起电话，心想一定是盖瑞打来的。
“是我。”电话那端却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弘司。”
夏洛特坐了下来，“你？”
“我曾经跟你说过，我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变得富有，你还记得吗？”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忽远忽近，还有一些奇怪的回音。
“嗯，”她说，“我记得。”
“你还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办法吗？”
夏洛特伸出一只手摸着额头，就好像他感受到了她之前的想法似的，现在恰恰是时候！不过，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号码的？
“是的，”她说，“我还想知道。”
“好。”弘司说，“现在我准备好展示给你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