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弘司已经十四岁了。
这天晚上，他结束了控制论兴趣小组的活动，回到家里，发现一个男人坐在桌旁。
男人个子很高，是个白人，身材笨拙且臃肿，看起来很丑。他双腿叉开坐在桌子边，似乎已经坐了很久，一直在和母亲说话，而母亲不知为何眼睛湿润着。
“弘司，这是你父亲。”母亲轻声对弘司说。
“真的假的。”弘司应道。但其实他心里清楚，母亲说的当然是真的。一瞬间弘司脑海里闪过了些事情，那些夏洛特当年触摸了小折刀之后跟他讲的关于父亲的事。不知为何，尽管从来没见过，但这个男人感觉很熟悉。
然而眼下的情景着实有些怪异：本以为早就过世了的父亲意外出现在餐桌旁，整个人看起来仿佛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医学实验。这让弘司不知所措。
弘司试探着握了握男人的手，用英语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这时候，他第一次觉得要是多花一点精力在英语课上就好了，哪怕只有上物理和信息技术课一半的认真，也不至于这么尴尬。
他父亲尝试用日语和弘司交流，但说得很费力，弘司基本没听懂。他以前的日语应该还不错的，只可惜……母亲打断了他，说道：“约翰，你用英语跟他说吧，这样他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要求他好好学英语了。”
约翰·梅纳德·里克松了一口气，换成了自己的母语，给弘司讲他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告诉弘司，经过一系列脑部手术，他最终康复了，连医生都没有料到他能恢复得这么好。这几年来，他一度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多亏了一位优秀的治疗师，他才能再度生活自理。他离开家独自生活，和家里人没了瓜葛。后来，他的父亲过世了，兄弟姐妹们为了完全掌管公司，从他手中买走了属于他的那些股份。
“我本来也不想再和公司扯上什么关系，”他轻蔑地挥了挥手，却差点把桌子上的水杯打翻，“他们愿意当亿万富翁，就让他们去操心好了，反正我没什么兴趣。他们觉得这笔买卖划算得很，不过我也得到了我需要的一切。事实上，我觉得我才是赚到的那个。”
他继续说，他现在仍然需要巩固治疗，必须服药、接受康复训练等。但至少，他总算能承受来日本的长途旅行了，对此他感到特别骄傲。看到父亲说起这趟日本之旅时喜形于色，弘司第一次对这个高大臃肿的男人产生了一些好感。父亲告诉弘司，自己的面部肿胀是药物的副作用，大型脑部手术也在他的头上留下了很深的瘢痕……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再稍做努力，便能依稀看出当年照片上那个男人的影子。
“所以我这次来日本，”父亲看着弘司的母亲，似乎接下来的话她也没听过，“是想问问弘司，是否愿意跟我回美国，接受更好的教育。”
母亲的脸拉了下来，“他在这里接受的教育有什么不妥吗？”
父亲轻轻地摇了摇头，“我说的是以后的学业，他可以去读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世界顶尖大学。”
弘司喘着粗气，却说不出一个字。这种感觉仿佛站在一扇即将打开的大门前，而门后的世界无边无垠，让他难以想象……
“何必呢？”他的母亲尖锐地反驳，“日本也有很多优秀的大学，只要弘司努力，他绝对进得去。”
“没错，他当然可以。”父亲宽慰道，并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无意冒犯，“但你这么想想，我已经在我儿子的成长过程中缺席了，要是能帮他读一所好大学，那我的钱多少也算派上用场了。”他上身朝母亲的方向探了探，“并且，就像我所说的，最好是你们两个都能跟我回去。”
显然，在弘司到家之前，他们已经谈论过这件事，因为母亲立马强烈地反对道：“不可能！我还要跟你说多少次？那种事，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不会再像当年那样了，绝对不会！”
“我属于这里。那时我还不知道，但现在我知道了。”
直到这时，弘司才发现父亲的突然造访有些奇怪。他插嘴问道：“母亲，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原来，他父亲委托了一个大型国际侦探社帮忙，查这点事情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母亲还告诉弘司，得到他们的地址后，他父亲起初只是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告诉她，弘司的爷爷——那个曾想杀死弘司的人——已经去世了。母亲回了信，附上了弘司的照片，并告诉了他弘司的名字、兴趣爱好和他过去几年的成绩，等等。
“你怎么没跟我提过？”弘司问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我想先看看他会不会回信，是不是对你感兴趣。我不想先给了你希望，最后又让你失望。”她无奈地举起双手，接着又放了下去，“谁能料到，他就这么直接过来了。”
三个人各有所思，陷入了沉默。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弘司的父亲最终打破沉默，看了看手表，“我得走了。”他有些艰难地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字条递给母亲，“这是我酒店的电话。或者我明天可以再过来一趟。”
母亲接过字条，一句话也没说。父亲欲言又止地站在那里，他太高了，把公寓衬托得比平时还要小。最后，他迈着缓慢而沉重的脚步离开了，走得很慢，即便房门已经关上了半晌，还是能听到楼道里传来的脚步声。
日本和美国的学制有所不同，在日本，四月份学期就结束了，而美国则要等到暑假之后才会开学，这让弘司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来安顿并适应新生活。
在机场告别时，母亲没有哭，只对弘司说：“属于你的新时代要开始了。”最后她还是接受了弘司父亲补偿给她的钱，并且辞去了大使馆的工作。她计划着先去长途旅行，去北海道看樱花，再乘船去冲绳。之后，她也许会去井元先生的办公室工作，这样她的英语就又有用武之地了，不过现在还不着急决定。
“但井元老是欺压你。”弘司说。
“总不能待在家什么也不干吧，”母亲说，“特别是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不能让自己闲着。”
弘司的航班下午三点钟左右起飞，这是他目前为止最远的一次旅行。他第一次体验了人们口中的时差：起初他从熟睡中醒来，感觉应该是半夜了，但外面却是正午。降落在亚特兰大后，他又在机场浑浑噩噩地等了四个小时，才换乘了一架小型飞机，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路程不到两个小时。再次着陆后，弘司以为应该是早晨了，但这里的夜幕刚刚降临。
父亲就在海关闸口外等他，很明显弘司的到来让他格外高兴。他不停地跟弘司说话，询问他一路上怎么样，飞行是否顺利（要是不顺利，弘司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弘司走了他母亲什么反应（他称呼母亲为“美夕”，这让弘司很不适应），等等。当他们走出机场时，父亲指着航站楼屋顶上硕大的发光字母灯牌对弘司说：“这是在吹牛，尽管这里叫亚历山大国际机场，实际上却一个国际航班都没有，哪怕是去周边国家的都没有。”
接着他们坐进了一辆豪华轿车，一辆有一艘小船那么大的雪佛兰。弘司的父亲格外缓慢小心地开车。弘司起初还没担心，直到他发现，父亲竟然被一辆突然超车到他们前面的车吓到，他意识到做过脑部手术后，父亲已经不是个好司机了。之后，他就对父亲的驾驶技术不那么放心了。
他们去了一家装修十分高级的餐厅，但令弘司惊讶的是，菜单上只有汉堡——分量很大，面包、肉饼和其他配菜分散着放在一个大盘子上，食客要自己加上番茄酱、蛋黄酱和其他不知道名字的调味料，再把它们混到一起。
父亲说：“你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环境，高中要一直到秋天才会开学。”
“我知道。”弘司盯着杯子回应道。他点了中杯的可乐，结果没想到这里的中杯竟然比半升还多。如此看来，他的确是需要点时间来适应这个国家。
父亲住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房子看上去不起眼，但内部相当大。他为弘司准备的卧室比他和母亲在东京的公寓还要大，然而却是整座房子里唯一一间没有日式家具、水墨画或者宣纸屏风的房间。墙上贴着些照片，有牛仔们骑着野马，有大都市的天际线，有穿梭在夜色中的航天飞机。一旁的架子上放着一个蓝绿色的篮球、一只棒球手套和配套的球棒，以及其他一些与运动有关的东西，不过弘司眼下还搞不清具体用途。
“这些是为了让你更好地适应这里准备的。”父亲说道。
另外亟待弘司适应的是那张软得难以置信的床。他从出生起就一直睡在榻榻米上，这张床让他感觉整个身体都要陷进去了。辗转反侧到半夜，他仍然没法睡着，于是裹着被子躺到地板上。从抵达美国开始，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睡着。
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他们出门，弘司就会到处观察，留心那些和东京不太一样的地方。这里的街道宽得多，行人的外貌也让他觉得陌生，但这些都不是最让他惊讶的。
弘司花了一些时间才终于弄明白到底是哪里奇怪：这里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算是大城市了，然而当他在城里走动的时候，却总有一种身处超大露营营地的感觉。这并不是说这里的建筑都像移动房车一样带着轮子（虽然其中一些真的有轮子），而是它们看上去就像匆忙中临时搭建的一样，没有经过悉心规划，仿佛只要来一场暴风雨，所有房子就都会被刮走，只剩下柏油路，然后居民们就可以再建新房子了。
还有一件让他困惑的事，这些房屋都是联排的，连屋前的草坪都无缝衔接。这对于像弘司这样在东京市区长大的人来说非常稀奇。在东京一切都是小而拥挤的，即便公寓里有阳台，从阳台伸出手去也能轻易够到隔壁建筑的墙。
他还看到了一些用栅栏围起来、被精心照料的花园，虽然他和父亲所居住的街区里并没有。而在东京，只要把野草拔掉，随便换上一块草坪，就算是一个花园了。
“这是一个不错的社区，”有一天，当弘司跟父亲说起他这些天来的观察时，父亲说道，“尽管土地很便宜，但邻居都是很好的人。我不想把钱浪费在什么时髦地段的房子上。”
父亲并不工作，多数时间都在看医生，他可以使用残疾人士专用停车位，除此之外，他主要忙于收集有关古代日本的书籍。偶尔，他会接到邀请，为一些本地或者外地举办日本主题展览的画廊和博物馆当顾问，例如平安时代、室町时代的浮世绘和插画手卷等。父亲保留了参与过的所有活动的宣传册、海报和目录，其中一些甚至还印有他的名字，令他格外骄傲。
他请弘司帮他巩固日语写作。为此，很多个晚上他们都会坐在一起，用昂贵的毛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直到深夜。弘司此前从未用过毛笔，和别人一样，他基本只用圆珠笔写字。也正因为这样，弘司注意到了父亲在记忆新事物、总结规律、模仿动作等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么说不太好，但的确很迟钝，也很笨拙。
不过，他对弘司一直很亲切，而据弘司观察，几乎没有一个日本父亲会对儿子这样。尽管这有些与众不同，弘司却觉得又舒心又感动，所以，对于父亲的缺陷他也格外包容，不会觉得厌烦。
然而弘司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当老师。很多父亲想要了解的东西，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比如什么时候用汉字，什么时候用平假名，什么时候用片假名，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而不是那个词，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说，这是习惯用语，就是这么说的。每次想总结出一些规律，下一刻总会碰到例外。
在弘司看来，那些他现在不得不每天接触的拉丁字母相比之下要合乎逻辑得多。亚洲语言的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演化来的，字与字之间没有特殊的关联，并且如今已经简化得十分抽象了，人们从文字的构造上很难看出它的含义。西方的语言结构则恰恰相反，每个词都由字母构成，就像用原子构成物质一样，完全符合构造原理。
他更喜欢计算机呈现信息的方式：计算机语言甚至只需要两个指令，比如0或1，开或关，高或低，仅此而已。这是人类能想象到的最简洁的设定，却同时也是最强大的，能完整地表达事物的设定——不只是文字，还有声音、图像、影片，等等。
弘司逐渐认识了他们所住街道上的邻居们。父亲每次都骄傲地向邻居介绍：“这是我儿子。”有趣的是，他总想表现得谦虚些，却一次也没成功过。
为什么他要搬到这里？一天晚上用毛笔练字的时候，弘司问父亲，亚历山大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父亲慢慢地点点头，小心地放下毛笔，思考了一会儿才答道：“做完手术后，我身体没怎么见好，健康状况依旧很差。我父亲叫我‘花椰菜’，医生们也差不多放弃我了。”他把手放在大腿上，盯着桌子正中的一点，“但是有一位治疗师始终没有放弃我，每天都来花很长时间给我做康复训练，到最后我终于有了些进步。”
弘司手里仍然握着毛笔，他看着他问：“什么样的进步？”
“再度吐字清晰地与人交谈，伸手接住别人给我的东西之类的。”
“这样啊。”弘司有些惊讶。
父亲歪着嘴笑了，“说实话，很多事情都是治疗师后来告诉我，我才知道的。我花了很久才恢复记忆，多亏了她的帮助，我的生活才有了起色。就在我感到可以重新振作的时候，她充满歉意地告诉我她要搬走，去另一个城市结婚。”
“这样啊。”弘司再一次说道，“那然后呢？”
“我问她要搬到哪儿，她说去亚历山大市，因为她的未婚夫在那里工作，于是我就跟着搬。”父亲看着弘司，耸了耸肩，“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
“但你都能搬到一个新城市了，身体应该恢复了很多吧？”
“并不是。起初的两年，我还是需要看护来照顾，接着又过了两年，我才像现在这样能够自理。”他满足地叹了口气，“这样挺好，能离开家我就很高兴了。”
弘司一边点头，一边打了个寒战，“母亲跟我说过当年发生的事，说你父亲……”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那个人是他的爷爷。
在与祖父母的关系上，他着实没有什么好运气。
“现在那里还是一样可怕，”父亲说，“我很少回去。他们觉得我是个傻子，但是我跟你说，其实他们才是傻子。我的兄弟姐妹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但是每次我一过去，他们就当着我的面一直抱怨：某某公司想欺骗他们，抢走他们的市场份额，降低他们的股价之类的。看着他们大呼小叫的样子，你甚至以为他们生活在战争年代。要是像他们这样每天都不开心，当上亿万富翁又怎样。”
听到这里，弘司又想起了他那了不起的构想。父亲口中那些叔叔和姑姑（姑且这么称呼，尽管弘司从来没见过他们）似乎格外恐惧会失去财富。
弘司思考了一阵子，得出结论：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穷人。要是所有人都有钱了，那富有就会成为一种常态，再也没有人会害怕损失财产，甚至连“损失”这个概念都会消失。这就像呼吸一样，每个人都有足够呼吸一辈子的空气，所以没人会担心有一天可能空气短缺。如果所有人都富裕了，与财富相关的恐惧和与之相关的焦虑都会消失。
弘司能轻松听懂英语，这归功于他在电影院看过许多英文原声电影，也常看美国电影的DVD。但他的发音仍旧有很大问题。来美国一个月后，父亲仍然没发现他在发音上有任何进步，于是说道：“我们得解决一下这件事。”
“我会学的。”弘司反对道，“只是还需要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那些错误的发音只会根深蒂固，我不会让你就这样蒙混过关的。”
于是父亲拖着弘司去找了那位让他生活重回正轨的治疗师。她叫希尔薇，看上去并没有父亲描述的那样神奇。实际上，她又矮又胖，有着浅棕色的头发和一个突兀的大鼻子。起初，她如弘司所愿地拒绝了父亲的无理要求，因为那并非她的专长。
“总归试一下吧，希尔薇。”父亲用一种让弘司不适的近乎耍赖的方式说道。
从那天起，弘司每周要去见希尔薇四次，每次花上四十五分钟去重复无意义的音节，由她纠正那些细微的发音错误，按照音律来朗诵英文句子，在喉咙里发出咳嗽、漱口似的声音，再大声喊出来。这对弘司来说很难熬，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飞速进步：那个夏天的某一天，弘司去了市立图书馆，一位兼职图书管理员对他说，她打赌他来自西雅图或者周边地区，她能听出那里的口音。
“我的确来自西雅图，”当弘司告诉希尔薇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笑着说，“这意味着我们的训练可以告一段落了。”
父亲想知道，弘司是怎么回答图书管理员的。
“刚开始我差一点就说是了，”弘司说，“但最后没说出口。”
“这么做很对，”父亲说道，“你不需要否认自己的出身。”
等到弘司终于上了高中，他便意识到父亲坚持矫正他的发音是对的。美国几乎混合了来自全世界的种族——他的同学一半是白人，另一半是黑人和亚裔，弘司在其中并不显眼。由于种族的多样性，谁的英语好谁在学校就会更吃香。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来自墨西哥移民家庭的孩子很吃亏，他们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差。
课程本身并不难，对弘司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从一开始他的成绩就名列前茅。他唯一低于平均水平的科目是体育课。因为一来他本身不喜欢运动，二来他依旧比同龄的男孩子更矮小瘦弱。尽管他的柔韧性很好，但并不强壮，跑得比别人慢，跳高时总是第一个刮倒横杆。他也用不着操心自己会不会入选橄榄球队。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事实证明，加藤弘司是亚历山大高中有史以来最好的棒球捕手：高中四年，他接住了每个投手投出的每一个球，从无遗漏。
弘司的反应很快。上高中前的那个夏天，父亲经常花几个小时和他练习投球接球，就像其他的美国父子一样。不过父亲扔的球一点没有挑战性，所以肯定不是在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
学校没有人知道，弘司自己制造了一台计算机控制、马达运转的棒球投掷机，能够以所有可能的曲线和速度连续投掷二百个球。他用这台机器反复练习，直到他看到发球就能立即判断出接球方式。最终，他能在一个晚上打完五个回合，没有一个球落在他身后的网中。
尽管如此，他并不擅长直接的身体对抗，例如在封锁本垒板的时候，他的移动速度总是不够快，无法进行夹杀，甚至都来不及跑到一垒。因此，教练总是一方面夸奖他接球的本事，同时又告诫他不要梦想成为职业球员。
弘司跟教练保证，他没有想那么远。
总之，尽管弘司成绩出色，在学校里人缘也还行，却没有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也很少参加其他人组织的周末娱乐活动。至于女孩，他几乎不会多看她们一眼。相比之下，女孩们对他的兴趣反而大得多。在这一点上，学校里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
早在上高中之前，弘司就对他的房间越来越不满意，他请求父亲允许他撤掉房间里的一些东西。
“你想怎样都行，”父亲立马说道，“这是你的房间。”于是，弘司摘下了墙上的所有照片，将带有运动器材的架子搬到了地下室，刮掉了印着碎花的墙纸。在父亲的协助下，他把墙面刷成了简洁的白色。
父亲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弘司想了想，“可能之前的风格太美国了吧。”
父亲借此向弘司讲述了他对于日本文化的了解。弘司没想到，他从父亲这里了解到的有关日本的知识，比他在东京上学的那几年还要多。
有一天，弘司的一个同学开玩笑地说，如果他接下来的考试不及格的话，他可能会去“腹切”。弘司讲给父亲听，父亲却给他解释说，“腹切”这个词其实并不是日本的传统用语，而是英国人发明出来的贬义词，仅仅是直接翻译了“割肚皮”，表达的是对武士自杀仪式的一种蔑视。“正确的词应该是‘切腹’，一个因失职而蒙羞的日本武士，可以通过正确的‘切腹’使家族恢复荣誉。”
1英尺约为0.305米。 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给弘司看日本短刀的样子—— 一种微微弯曲、边缘锋利的匕首，刀刃长约一英尺 ——并向弘司展示了它与“肋差”的不同之处。后者的刀刃几乎是前者的两倍长。这两种刀都是用于切腹仪式的。“武士会穿上白色的和服象征纯洁，在自裁前写下一首辞世诗。”
弘司既害怕又着迷地听着父亲的讲解。这些知识从他父亲、一个美国人口中讲出来，感觉很奇怪。在东京上学的时候，他自然也是听说过的，不过只是同学之间开的愚蠢玩笑而已。
“这个人‘正坐’着，你知道‘正坐’吗？”
弘司点点头，“当然知道，就是人们坐在地上时的常规坐姿。”
“好吧，这在日本确实是常规，不过在西方看来坐在椅子上才是正常的。”父子二人这时坐在地板上，双膝应并拢着地，臀部压足，挺直了背部，“现在，这个男人露出了上半身。然后，他拿起刀子，将其刺入所谓的‘丹田’，一个位于肚脐下方约六厘米的点，被认为是人体的中心和灵魂的所在地。他从左至右切开腹部，最后向上划开，以便能够让腹中的器官露出来。这种动作通常首先会切断腹部的主动脉，从而导致血压立即下降并迅速失去知觉。这很关键，因为评判切腹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武士脸上不可以出现一点恐惧和疼痛的神情，更不能呻吟。在死者的身上，不允许有一丁点痛苦的迹象，不然就不算是切腹。”
弘司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说道：“听起来太吓人了。”
父亲笑了，“没错，你可以这么说。通常切腹不会在室内进行，不过一旦有例外，屋内会铺满带有白色绲边的特制榻榻米。当然，事后人们会把它们丢掉。”
从一开始父亲和母亲就达成了协议，弘司每年会飞回东京一次去看望母亲。母亲接受了井元先生办公室里的工作，主要负责对澳大利亚的业务，为那里的店铺供应日本的食品杂货。母亲说，井元先生不再像以前那样训斥她了，也许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过依旧只发给她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过如今母亲也不在意，反正也不需要什么钱。她没有结识其他男人，倒是有了几个新的女性朋友，偶尔一起短途旅行，每周聚一次，在一起打牌或者下五子棋。
奇怪的是，当弘司回到东京，却发现自己在亚历山大比在这里更有归属感。附近的街道和小巷如今看起来更窄了，狭小的公寓更是让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塞到笼子里的小鸡。但看望母亲是儿子的义务，他还是会回东京来。
高中最后一学年的时候，久美子阿姨去世了。弘司比以往早了两个月飞回日本，不是飞到东京，而是直接飞往水俣湾参加葬礼。葬礼结束后，所有人都觉得，死亡对久美子阿姨来说反而是解脱，就连铃木医生也这样说。
“你不必仅仅出于责任回来看望我，”返回美国前，母亲对他说道，“孩子早晚会离开。只要你能偶尔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告诉我你的近况就行了。等你真心想要回来的时候，你再回来吧。”
“好吧。”弘司应道，之后很多年都没回过日本。
返回到亚历山大时，一封印有麻省理工学院印章的信正等着他。机器打印的信上写着，学校审核了他的申请，决定录取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