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宽恕贫乏）
2051年2月
坐在书房里，托马斯阅读了他的知识矿工编撰的上一个真实时间星期新闻选辑里的最后一份报告。一位身穿毛皮大衣的记者站在小雪中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前，对着镜头讲话——尽管她更有可能是坐在一个温暖的演播室里，看着一个软件傀儡模仿她的话。
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 “今天的五比一多数裁决意味着备受争议的加州法规将继续有效。当局占有计算机存储介质，以检查重罪嫌疑人的大脑、身体或人格的模拟，无论其本人生死，并没有侵犯近亲或者计算机硬件所有者的第四修正案权利 。首席大法官安德莉亚·斯坦纳强调，这项裁决并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副本本身的地位。她说，软件可以被没收和检查，但不会受到审判。”
终端机瞬间跳回到一个菜单。托马斯将双臂伸到头顶，有那么一瞬间，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虚弱的外表和轻快有力的四肢之间的差异。毕竟，他又变成了年轻时的自己。成为肉体意义上的他本人——无论他是否选择面对镜子里的他。但这一想法没有任何结果。
托马斯从一开始就在关注加州法规的来龙去脉。他希望桑德森和她的同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他们的努力适得其反，可能会对各地的副本产生不愉快的影响。托马斯自己的舆论模型抖落出随机性的走向预测，宣布法律的影响可能走向任意一边，这取决于后续将会采取的措施和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大部分是难以预测或操纵的。
显然，其目的是震慑冷漠的美国选民，促使他们支持副本的人权——否则就会出现实际的绑架、思想掠夺，甚至是未经审判的处决。懂电脑的人都明白这条法律在实践中是多么无用——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说服了。《不明一家》在最不可能掌握技术现实的人群中评价最高——那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善意仓库。托马斯看到了其中的可能性。复活的蓝领工人拉里·恩克拉尔有可能会被发现他在死亡时是个谋杀嫌犯。闪回：酒吧里的误解导致了拉里和客串演员X之间场面难看的激烈争吵，继而滑稽地升级为全面打斗。趁着混乱，客串演员Y将酒瓶砸向客串演员X的头颅——而拉里，带着他一贯讨喜的软弱，最终在一张桌子下面昏睡过去。新的法律可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他拖出家门，使他离开家人，去接受卡夫卡式的虚拟审讯。在审讯中，他罪恶的梦境会被当作实际犯罪的记忆……而依然活在人世的客串演员Y将接受文明的审判，满嘴谎言，并被宣告无罪。儿子勒罗伊可以像往常一样，在最后一刻以某种方式挽救一切。
托马斯闭上眼睛，用手捧住脸。房间里的大部分地方都停止了计算。他想象自己漂流在达勒姆的随机数之海中，带着椅子和一小块地板——仅有的因为被他触摸而显现实体形态的物件。
他说：“我没有任何危险。”房间闪烁着重新出现，巧妙地修改了他说话的声音，然后重回凝滞。他觉得谁会来指控他？已经没有人关心安娜的死了。他们没有一个活到现在。
但是，只要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认识继续存在于他的内心，他就永远无法确信事情不会被揭发。
案发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梦见安娜来到他的公寓。他会汗流浃背、大喊大叫地醒来，盯着房间里的黑暗，等待她出现。等着她撕开他周围世界一切正常的假象，揭示他被诅咒的证据：鲜血、烈焰、错乱。
后来他开始被噩梦惊醒，从床上爬起来，赤身裸体地走到阴影里，赌她在不在那里。他希望她在。他会进入公寓的每一个房间，在其中的大多数房间，他都不得不伸出手来在黑暗中摸索，等待她与他十指交叉。
夜复一夜，她没有出现。渐渐地，她的不在本身就成了一种恐怖，令人眩晕，寒意摄魂。阴影是空洞的，黑暗是漠然的。世界的表面之下没有任何东西。他可以屠杀十万人，而黑夜仍然变不出一个幽灵来与他对质。
他想知道这个领悟是否会使他发疯。
没有。
此后，他的梦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有行走的尸体。相反，他梦见自己走进汉堡警察局，供认不讳。
托马斯抚摸着右前臂内侧的伤疤，那是他笨手笨脚地逃跑时，在安娜房间的窗户外被砖头刮伤的地方。谁也没有问过他怎么回事，包括伊尔莎。他编造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个谎言一直没被揭穿。
他知道他可以抹掉对犯罪的记忆，从他的原始扫描文件、目前的大脑模型和紧急快照中删减出去。没有其他证据留下。谁也不会有丝毫的理由——更不用说合法的权利，更不用说权力——来扣押和检查组成他的数据，这种事情想一想都会觉得可笑……但是既然那么做可以缓解他偏执的恐惧，为什么不做呢？他对能像读书——或者说只读存储芯片——一样读取他思想的技术可能性感到不安，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比喻——或者说几乎是字面事实——转为自己所用，化解掉不安呢？为什么不改写他过去的最后一个有罪版本？其他副本会以愚蠢而奢侈的方式利用他们当下的身份。他为什么就不能用些许心灵的安宁满足一下自己呢？
为什么不呢？因为那将剥夺他的身份。六十五年来，汉堡那一夜对他思想的牵引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恒久。此后他所做的一切都受其影响。撕掉他心中所有纠结的丝丝缕缕——让剩下的一半记忆变得不可理解——将使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困惑的陌生人。
当然，任何失落感或者迷失感也可以被处理，被减掉——但是这个删删减减的过程到哪里是尽头呢？最终会是谁来享受他所制造的平静无忧？会是谁在他的床上坦然入睡？
记忆编辑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有一种算法可以将他流畅而迅速地送入一种开明的接纳状态：被修复、被治愈，与自己以及自己完整的过去和平相处。他不需要忘记任何事情。他对通过意识读取而遭到指控的荒谬恐惧定然会消失，连同其他负疚的焦虑也会一并消失。
但他也不打算接受这种命运——无论他在转变完成后会感到怎样的幸福。他不确定在救赎和救赎的错觉之间是否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区别……但他性格中的某些部分——尽管他骂它是受虐成性、感情用事——对立即获得宽恕的前景畏缩不前。
杀害安娜的凶手已经死了！他已经烧了那人的尸体！他还要做什么，才能把罪行抛在脑后？
随着病情的加重，等到他已经处于“临终”之时——当他每天早上都在兴冲冲地期盼着订购最终扫描时——他确信，对自己身体命运的见证将足够戏剧性地清除他那陈旧、机械、无情的内疚。安娜已经死了。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一生的悔恨并没有让她回来。托马斯从不相信自己已经“赢得”了摆脱她的权利——但他逐渐意识到，除了一种奢侈的赎罪仪式：谋杀者本人的死亡，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向他脑壳里的小小锡制节拍器供奉了。
然而凶手并没有真正死去。被送进炉子里的尸体只不过是蜕去的皮囊而已。在被扫描的前两天，托马斯失去了勇气，撤回了他先前的指示：允许他的血肉之躯在扫描后重获意识。
因此，那个垂死的人类从未醒来，也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死亡。也没有一位独立的凡人托马斯·黎曼背负着罪恶进入火海。
1983年夏天，托马斯在汉堡的一家火车站咖啡馆里遇到了安娜。他当时在城里为他父亲打杂。她当时正要去西柏林听一场音乐会。尼克·凯夫和坏种子乐队。
咖啡馆里人很多，他们共用一张桌子。安娜的外表并不引人注目——黑发，绿眼，脸又圆又平。如果是在街上擦肩而过，托马斯绝不会多看她一眼，但她很快就给他留下了印象。
她赞赏地看了看他，然后说：“我很想买一件这样的衬衫，你的品位挺费钱的。你靠做什么来供养它们？”
托马斯小心翼翼地撒了谎：“我之前是个学生。工程学。直到几个月前。不过学得没什么希望。我做什么都不成。”
“那么你现在做什么呢？”
他看起来很沮丧：“我父亲拥有一家商业银行。我去做工程，为的是摆脱家族生意，但是……”
她一点都不同情：“但你搞砸了，现在他就被你缠上了？”
“互相纠缠。”
“他很有钱吗？”
“是的。”
“那你恨他吗？”
“当然。”
她甜甜地笑了：“我何不替你绑架了他？你给我当内线，赎金咱俩分掉，五五开。”
“你靠绑架银行家过日子，是吗？”
“也干别的。”
“我认为你在唱片店工作。”
“猜错了。”
“或者二手衣服店。”
“更不靠谱了。”
“你去柏林要见谁？”
“就是几个朋友。”
她的车次提醒上车的通知传来时，他向她要电话号码。她写在了他的衬衫袖子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只要他去北方，他就给她打电话。她找借口推脱了三次。他差不多放弃了，但他一直在回忆她嘲弄的表情，他知道他想再见到她。
到了十一月初，她终于松口了：“愿意的话，你就来吧。我没什么事情。”
他本打算带她去夜总会，但她带着一个孩子，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他不是我的。我在帮一个朋友照看他。”他们一起看了电视，然后在沙发上发生了关系。从他身上爬下来的时候，安娜说：“你真的很可爱。”她吻了他的脸颊，然后消失在卧室里，把他锁在外面。托马斯看着一部约翰·韦恩的老电影睡着了。凌晨两点左右，两个涂着睫毛膏的少女敲门，安娜卖给她们一塑料袋白色粉末。
还在沙发上的托马斯问她这些粉末是海洛因还是可卡因。
“海洛因。”
“你吸那玩意儿吗？”
“不吸。”她略有兴致地看着他，并不关心他是否相信她。
五点半时，他再次醒来。安娜已经走了。孩子还在摇篮里，尖声哭着。托马斯给他换了尿布，给他喂了奶。安娜给他看过所有东西的位置。他想洗个澡，但是没有热水。他刮了胡子，并及时离开去开会，告诉自己安娜很快就会回来。整个上午，以及整个午餐期间，他都能闻到自己手上带有孩子皮肤的酸臭味。他在想那些面带微笑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否也能闻到这种味道。
他从酒店打了电话，为他没有在那里度过的一夜付了钱。他知道他的父亲会仔细检查他的开支。安娜在家，他吵醒了她。她身边有人不高兴地哼了一声。托马斯没有提到那个孩子。
下一次，他是在一个星期六下午来的，并不着急去别的地方。他们在阿尔斯特宴会厅见面，喝着咖啡，俯视阿尔斯特内湖上身穿彩虹服饰的小丑们，然后去少女堤购物。托马斯为安娜选择的衣服买了单，那些仿哥特式设计的垃圾衣服看起来比最便宜的仿制品还烂。看来她终究还是不想像他那样穿衣服。他们手拉手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店，在最昂贵的精品店门口，他们停下来亲吻了几分钟，挡住了想要过去的顾客的路，然后进去花了很多钱。
后来，在一家夜总会里，他们遇到了马丁，一个高大魁梧的金发青年，安娜说是她朋友。当时现场有一支不怎么样的乐队，穿得像甲壳虫，翻唱性手枪的歌。马丁和善里透着凶狠，使出浑身解数想让人感到害怕，乃至几乎成了搞笑。他们一起踉跄着回到安娜的公寓，坐在地板上听唱片。安娜去上厕所时，马丁掏出一把刀，告诉托马斯他打算杀死他。他当时喝得烂醉。托马斯站起来，在他脸上踢了一脚，踢断了他的鼻子，然后拿走了刀，把不住呻吟的他拖到大厅里。托马斯让他侧躺着，免得他被血噎住，然后锁上了门。
安娜从洗手间出来。托马斯对她讲了事情经过。她出去查看了马丁的情况，在他的头下垫了一个枕头。
安娜为他脱衣服时，托马斯说：“有一次在电视上，我看到一个刚从北爱尔兰回来的英格兰士兵。他说：‘那里是地狱，但至少是真实的。至少我现在还活着。’”托马斯悲伤地笑了笑，说：“那个可怜的傻瓜搞颠倒了。杀人是真实的，而过普通人的生活才是某种梦想，某种妄想吧？脑子被搅乱的小可怜。”
他在安娜身上寻找针痕，但一个也没找到。
回到法兰克福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公寓里，在他父母家的餐桌上，托马斯都在想着安娜，想着她的样子和气味。回忆并没有让他分心。他可以继续与人谈话，或者阅读抵押贷款时间表，而她就像背景音乐一样在他的脑海中放个不停。
他的父亲在复活节时把他逼得无处可逃了。“你应该考虑结婚的事。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但是会给你带来某些社交方面的优势，你迟早用得上。想想看，那会使你的母亲多么高兴。”
托马斯说：“我才二十四岁。”
“我二十四岁的时候都已经订婚了。”
“说不定我是同性恋，或者说不定我有一种无法治愈的性病。”
“我不明白这两种情况为什么会成为障碍。”
托马斯每隔一个周末去见安娜。她要什么，他就给她买什么。有时她还带着孩子。那孩子叫埃里克。
托马斯问她：“他母亲是谁？我见过她吗？”
她说：“你不会愿意见她的。”
他有时会担心她——担心她会被捕，或被吸毒者或者竞争对手殴打——但她似乎有能耐照顾自己。他本可以雇用私人侦探来揭开她生活的神秘面纱，雇用保镖来保护她，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个权利。他可以给她买一套公寓，为她提供投资——但她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他怀疑如果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她会受到极大的侮辱。他的礼物很奢侈，但他知道没有这些礼物她也能生活。他们在互相利用。他告诉自己，她就像他一样独立。
他不会说他爱她。分开时，他并不感到难过。他只是感到麻木得令人愉快，并期待着下次见到她。他会吃醋，但并不迷恋，而且她没让她的其他情人碍他俩的事。他很少需要承认他们的存在。他再也没有见过马丁。
在现实世界中，穆德俱乐部（Mudd Club）是当时纽约朋克音乐大本营之一，1983年春季关门，而小妖精乐队（Pixies）成立于1986年。时间上都与这里托马斯的回忆不符。 安娜和他一起去了纽约。俩人在百老汇的一场演出中睡着了，在穆德俱乐部看了小妖精乐队的演出 ，爬了通往曼哈顿大通银行楼顶的楼梯。
托马斯年满二十五岁时，他的父亲给他升了职。他的母亲说：“看看你那些白头发。”
春天，埃里克不见了。安娜漫不经心地说：“他妈妈走了，她搬走了。”
托马斯很受伤。他已经喜欢上了有这个男孩在身边的感觉。他说：“你知道吗，我曾经认为他可能是你的……”
她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我告诉你他不是。我为什么要撒谎？”
托马斯失眠了。他不断尝试想象未来。等他的父亲去世后，他是否还能看到安娜，每两周在汉堡见一次面，而她贩卖海洛因，与皮条客和瘾君子上床？一想到这些他就感到恶心。不是因为他不希望一切都保持不变，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不可能。
六月的那个星期六，很接近他们相遇的两周年纪念日。他们下午去了一个跳蚤市场，他给她买了便宜的珠宝。她说：“要任何更好的东西都是自找麻烦。”
他们吃了垃圾食品，去跳舞。他们最后在两点半回到了安娜的公寓。他们在狭小的客厅里跳舞，互相搀扶着，比喝醉了还累。
托马斯说：“上帝啊，你真漂亮。”嫁给我吧。
安娜说：“我要向你提出一些从未提出过的要求。我这一整天都在努力鼓起勇气。”
“你提什么都行。”嫁给我吧。
“我有个朋友，有很多现金。差不多二十万马克。他需要一个能——”
托马斯从她身边退了几步，然后用力打了她的脸。他被吓坏了。他以前从未打过她，甚至不曾有过这个想法。她开始打他的胸口和脸。他站在那里，让她打了一会儿，然后抓住她的两只手腕。
她喘了口气：“放开我。”
“我很抱歉。”
“那就放开我。”
他没有。他说：“我不是为你的朋友洗钱的机构。”
她怜悯地看着他：“哦，我做了什么？冒犯了你崇高的道德原则？我只不过问了一句。你本可以让自己派上点用场。不要紧，我早该知道这个期望太高了。”
他贴近她的脸：“十年后，你会在哪里？监狱里？易北河底？”
“滚开。”
“哪里？告诉我？”
她说：“我还能想到更惨的命运呢，搞不好我会落得个和一个中年银行家假装家庭幸福的下场。”
托马斯把她扔向墙壁。没等撞到墙，她就脚下打滑摔倒了，她的头撞到了砖头上。
他蹲在她身边，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形。她的后脑勺撞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她还有呼吸。他拍了拍她的脸颊，然后试图扒开她的眼睛。眼球已经翻到了上面。她最后几乎坐到了地上，双腿摊在前面，头靠在墙上。她身下积起了一摊血。
他说：“快想想。快想办法。”
他跨在她身上，两条腿分别跪在她身体的一侧，用手捧着她的脸，然后闭上眼睛。他把她的头往前拉，然后撞回墙上。五次。然后他仍然闭着眼睛，把手指放在她的鼻孔附近。没有感觉到气息。
他从她身边退开，转身睁开眼睛，然后在公寓里走来走去，用手帕擦拭他可能碰过的东西。他一直避免看她。他一边哭一边发抖，想不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的手、衬衫、裤子和鞋子上都有血。他找到一个垃圾袋，把所有的衣服都放进去，然后把皮肤上的血洗掉。他的视野中心有一个黑点，但他有意忽略了它。他把垃圾袋放进手提箱，穿上新衣服：蓝色牛仔裤和黑色T恤衫。他走遍了整个公寓，把属于他的东西都打了包。他差点拿走了安娜的地址簿，不过他翻了一下，发现里面并没有他的名字。他寻找日记，但没有找到。
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见过他们在一起的人已经足有几十个。安娜的邻居，安娜的朋友。有几十个人看到他们离开夜总会。他不确定她的朋友中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来自哪里。他仅仅对他们说过自己的名，关于其他的事情他一直在撒谎，不过搞不好安娜已经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了。
在她活着的时候被人看到和她一起已经够糟的了。他不能冒被人看到在她被杀的那晚走出前门的风险。
公寓在二楼，浴室的窗户通向一条小巷。托马斯把行李箱扔了下去。行李落地时发出一声轻响。他想过跳下去——几乎相信他能安然无恙地落地，或者几乎相信他不会在乎——但在这些妄想之下，他还隐约留着一份清醒，他的脑壳里有一个已有十亿岁的引擎，只想活下去。
他爬上窗框，进入滑开的一半窗格留下的间隙，脚踩轨道两旁。这里没有窗台，只有构成墙壁本身的双层砖。他不得不蹲下身子，但他发现他可以通过抬起左手推窗框的顶部来保持平衡，将自己卡在那里。
他侧过身子，然后沿着外墙伸手，够到了旁边公寓的浴室窗框。他可以听到车流和某处的音乐声，但公寓内没有灯光，下面的小巷也是空无一人。这两扇窗户相距不到一米，不过第二扇窗户是关着的，容身的宽度减半。他用两只手分别抓着两扇窗户的边缘，把右脚移到邻居的窗户上。然后，他用前臂紧紧夹住中间的墙壁，把左脚移过去。最后，他用右手顶着上方窗框确保安全，完全放开了第一个窗框。
他拖着脚步走过一砖之宽的窗台，压制着哼《圣母颂》的冲动。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停止了哭泣。一根排水管紧挨着窗户的远端。他想象着自己的手掌被金属表面利如锯齿的锈割开，但这根管子很光滑。他用手和膝盖紧紧夹着水管，用尽全身力气才把自己固定住。当他的双脚接触到地面时，双腿都软得撑不住自己了。不过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他在一个公共厕所里躲了三个小时，盯着房间的一个角落。灯光、瓷砖，说不定都是监狱或者精神病院的陈设。他发现自己与世界、与过去断开了联系。他的时间被分割成若干时刻，倏然地警醒，闪闪发光的水珠，豆大的汗滴。
这不是我。这是认为是我的其他什么东西。而且这是错的，错的，错的。
没有人打扰他。六点时，他走到晨光中，搭上了回家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