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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日晚上8点，我们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转警，辖区居民杨虹求助，称被丈夫李红军家暴。
杨虹家住在朱雀小区6号楼3层，我和同事孙力赶到现场时，屋里一片狼藉：电视机摔在地上，鱼缸破了个大洞，水流了一地，几条金鱼在地板上躺着。杨虹额头肿起，坐在客厅沙发上哭，李红军则不知去向。
我建议杨虹先去医院，但她摇头，又问她丈夫去哪儿了，她说不知道。孙力让她讲一下事情经过，沉默了好一会儿，杨虹才断断续续地说：李红军傍晚回家找她要钱买麻果（一种毒品），她拒绝，李红军就动手打了她，然后把家里的东西也砸了。
孙力让杨虹跟我们一起回派出所做报案笔录，她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去卧室拿包。我看着满地碎玻璃碴，气不打一处来——那时我手里至少有7起与李红军相关的警情，第一次是2014年5月18日朱雀小区北门烤鱼店的杨老板大早上报警称，李红军砸坏了他店里的卷帘门；剩下的6次报警人都是杨虹，每次都是说丈夫吸毒和家暴。
我跟孙力说：“先不回派出所。”
孙力看我一眼，“今晚搞他？”
“早晚都得搞，正好今晚没事儿，辛苦一下。”然后又转头对杨虹说，“给你老公打电话，说你同意给钱，让他回来拿。”
杨虹点点头，给李红军
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们说人晚上9点回来。我和孙力安排好派出所值班事宜后，便坐在杨虹家客厅，等李红军现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9点了，人没回来，10点了，人还是没回来。我让杨虹再给李红军打电话，电话打过去，对方却关机了。眼看时间过了11点，所里有新警情需要处置。我叹了口气，只能跟孙力准备回去。
杨虹送我俩下楼，孙力去远处开车。我站在楼道口问杨虹：李红军最近在做什么？
“除了四处瞎混还能干啥？前段时间说8月初要去重庆涪陵打工，但也没见有要走的迹象。”
孙力开车过来，我把社区民警名片递给杨虹，反复交代“李红军回家马上通知我们”。杨虹接过名片不住点头，嘴里说着“谢谢警官”。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一边抽烟，一边翻着手机通讯录，打算联系特情摸出李红军的位置。打了几个电话，有人说他去了重庆，有人说他在武汉，还有人说他可能在沙市躲债，反正没人在本地见过他。又问了几个麻将馆老板，也都说很久没见他人影儿了，一些放过码钱给他的家伙也在找他。
挂了电话，我问孙力最近有没有见过李红军。孙力摇头，说自己还有两起警情与他有关，也找不到人。“都这样了你也不急，真能坐得住。”见我有点抱怨，孙力笑着说：“不是不找，是真找不到，那个
混蛋死了才好。”
我叹了口气，又点了支烟——孙力说得不错，李红军真要是死了，我所有的麻烦也就一了百了了。
其实，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找这个“老毒么子”。
当初，在杨老板报案的次日，我配合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去辖区一家网吧抓“网逃”时，撞见了李红军正在用别人的身份证开卡上网。因为要配合兄弟单位工作抽不出身，李红军身上的案子也不大，又没戴手铐，只能先让网吧保安看住他。但转头等我回来，李红军却不见了，保安说他趁乱跑了。我训了保安几句，他们很委屈，说都知道李红军吸毒，谁敢管他？
回到派出所后我被领导痛骂一顿，之后的几次会上，领导也一直因为这事质疑我的工作态度。我又羞又气，想方设法地找李红军。但邪门的是，自网吧那次“偶遇”后，我竟再也没找到他。
而这晚令我恼火的不仅是李红军，也包括杨虹——这大半年里的6次报警，每次都是李红军跑了她才拨110。我叮嘱她无数次，“下次李红军一回家马上通知我”。她每次都说“好”，但下次还是照旧——就在半个月前，李红军用晒衣竿抽得她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她先去了医院，验伤之后才来派出所报案。我无奈地给她做完笔录，又把老话重复了一遍，她依旧说好。等到了这晚却又是如此。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
跟孙力吐槽：“这女的脑袋有毛病吧？！”
孙力说，这倒也正常，涉毒人员的老婆一般都比较纠结：一方面希望警察帮老公戒毒；另一方面又不想老公被警察抓。杨虹八成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还算好的——以前杨虹从来都是护着李红军，前年广化（派出）所要抓李红军去强戒（强制隔离戒毒），杨虹被李红军打得鼻青脸肿却还帮着他跑路到襄阳——她现在也算是进步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警情录入平台，打电话给所领导“批警”时，值班领导看到了“李红军”的名字，问我：“这次人抓住没有？”我只能实话实说。领导不太高兴，让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别总是守株待兔指望李红军自己出现。
挂掉领导电话，我长叹一声，去了监控室，调取了朱雀小区两个大门的监控——按照杨虹的说法，李红军晚上7点左右回家要钱，8点左右离开家不知去向——我按照这两个时间段，紧紧盯着屏幕，把两段视频都看完了，完全没有李红军的影子。
保险起见，我到值班大厅把辅警队长叫了进来——他在所里工作多年，之前抓过李红军很多次，肯定不会认错。辅警队长把监控视频也仔细看完了，说没见李红军。
这下我有些迷糊了——杨虹记错时间了？我又把两个监控视频时间向前拉长了两个小时，跟辅警队长瞪大了4只眼睛看下
来，还是没发现李红军。
“她掰（骗）你的吧？”辅警队长问我。可她用这事骗我对她有啥好处？况且她家里被打砸也是真的，她头上还受了伤。
我又想起杨虹半个月前的那次报警，情况也类似——派出所社区面监控可以保存一个月，应该还能找到上次李红军进出小区的影像——于是又翻出报警记录，查好时间，跟辅警队长一起找监控视频。
这次我俩每人“看”一个大门，时长截取了4个小时。忙活了好久，我这边啥也没看到，辅警队长那边只看到杨虹一个人踉跄着走出小区大门。
“这他妈奇了大怪了，难道李红军长翅膀了？翻墙进出的小区？”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或许李红军在这个小区里还有一处落脚地，这两次他压根没有离开朱雀小区呢。
天亮之后，我向领导汇报。领导同意我的判断，让我联系朱雀小区居委会，尽快把李红军找出来送去戒毒。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纳闷：这个小区就在我的管片内，我每天不定时巡逻3次，没事还会着便衣过去转转，一年多了，怎么愣是完全没碰到过李红军。况且，李红军在本小区若有其他房子，杨虹也不应该不知道，为什么几次报警都不跟我说？
辅警队长顺着我的疑惑，说：“你尽快去看吧，看来朱雀小区里八成有个咱都不知道的毒窝。你去找到李红军，顺便把那个毒
窝也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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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协调，派出所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对朱雀小区里的租房户、外来人口和前科人员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可兴师动众忙活一番，除了发现几个藏在地下室里的“晃晃馆”（麻将馆）和几名在册吸毒人员外，还是没有李红军的踪影，也没找到他在小区里的其他落脚之地。
没等领导发作，我就又去了杨虹家，打算质问她之前两次警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大概多久能见到李红军一次？他每次回家的时间有什么规律？你再回忆一下，他有没有常去的地方，或者和哪些人走得比较近？”一股脑问了这么多，我又安抚她，“你也别有啥心理负担，我们抓他也是为了救他，如果放任他这么吸下去，你受罪不说，他本人最后也是个死。”
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跟杨虹说话，但她却一直面无表情，只是目光呆滞地流着眼泪，反复絮叨说丈夫在外面赌博、吸毒，只要没了钱就回来找她要钱，不给钱就用晒衣竿抽她，按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任我口干舌燥，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
这么说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干脆让她领我去李红军的房间，想找找这个家里有什么能找到李红军的线索。杨虹把我领进卧室，语气有些哀伤地说，李红军的东西都在这里，但他已经许久没动过了。
放眼看去，卧室陈设并不复杂：一张凌乱的双人床，
堆满杂物的书桌，立式衣柜，还有三个塞满书的书橱。
“看不出来，你们家里还有这么多书。”我感慨道。
杨虹说，书多数是李红军的，他以前是设计院的工程师，吸毒前喜欢看书，也喜欢存书。
这话令我十分意外——自我来派出所上班起，李红军便是在册吸毒人员，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精瘦、佝偻的身板儿，胡子拉碴，一头乱发，脸色发黑，还有疲倦中带着亢奋的眼神。我以前能见到他的地方也多是公共厕所隔间、晃晃馆、垃圾回收站的角落，非赌即毒——真没想到，他以前竟然也是个知识分子。
我问杨虹：“李红军当初怎么染上毒品的？”
她沉默了很久，方才在我背后幽幽地说，在山东的牌桌上。
关于李红军的过去，那天杨虹没有跟我说太多，可能是这些伤心事她不想再回忆。她只是说，如果当年李红军不去山东就不会迷上打牌，不上牌桌就不会上当染上毒品。吸毒前，李红军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爱读书、不沾烟酒，浪漫、知性、温柔，没有任何坏习惯。
我说估计李红军现在本人都不记得自己吸毒之前是啥样子了，你还跟他过个啥劲，离婚算了。杨虹却叹口气，说还是不想放弃丈夫——她清楚记得李红军吸毒前的样子，她迷恋那种感觉，相信有朝一日，丈夫可以回头，所以下不了离婚的决心。
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
翻看着书柜，想找一下有没有李红军留下的类似车票、消费单据之类的票证，好摸出他最近的活动范围。书多是李红军的专业书籍，也有一些经典小说，很多书的扉页上都印着篆体的“李红军印”，有的还写着“××年×月×日购于××书店”。书柜最下层摞着几捆旧杂志，但看封面，都是十几年前的。
“你看哪本感兴趣拿去读就行，反正这些书也没人看了。”杨虹说，以前李红军对这些书宝贝得要命，还不厌其烦地做了书目。每本书都有固定位置，外人别说拿走，就是想抽出来瞧瞧都得看他心情。“我当年也是爱上他这一点，都说东北人粗犷，但他这一米八的东北大汉，不爱抽烟喝酒却爱读书，衬衫烫得平平整整，还做得一手好菜，心思细得像个南方姑娘……”
我看到一本1986年版的《尼采诗集》，想抽出来看看，不想书插得太紧。一用力，和诗集一同被带出的还有一个相框，黑色仿木质，里面是一张男人的五寸半身照，我一眼认出就是李红军。
“噢，这是他99年拍的，当时单位拍证件照，他顺便照了一张大的留纪念。你看，那时多好，多帅。”杨虹看到我拿着相框端详，就在一旁解释。
的确，照片上的李红军高鼻梁、大眼睛、剑眉，戴金属框眼镜，中分发型，面庞瘦削，应该是未吸毒时拍的——但这张照片又给我些许怪
异的感觉。我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翻过相框，背面角落里印着“重庆大德”几个小字，之后是地址和一串手机号码。我趁杨虹不备，偷偷用手机拍了这些信息。
之后我又跟杨虹聊了一些别的事情。临走前借走了那本《尼采诗集》和另外两本书，约定下月初还她。杨虹似乎有些不舍，但又不好开口拒绝，只是细声嘱咐我说书的年份久了，纸张易破，翻书时一定要小心。
我点点头，再一次嘱咐她：“如果之后李红军回家，务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杨虹点头称是，我又拿出社区民警名片给她，她却摆手说上次给过了，还在包里。
3
之后，我大概有两个月没见过杨虹——那段时间市里总丢电动车，局里搞专项行动把我抽走。一来二去，直到2015年国庆节后专项行动结束我才回到所里。
回来后的第一次所务会上，领导上来就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我被骂得云里雾里，听了半天方才明白，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李红军又犯事了：他偷了同栋一楼住户的摩托车，还为要钱又打了杨虹两次，甚至在9月25号晚上，差点用绳子将杨虹勒死。好在后来杨虹说出银行卡密码，李红军才放过她。
那次杨虹本没有报警，但第二天上班时，单位同事发现她脖子上有勒痕，细问之下得知事情经过，便帮她报了警。所里领导一听又是李红军涉
案，立马发了火，碍于我当时人在专班，不好直接打电话找我说，一直忍到我回来才发泄出来。
会上，领导不断问我：“李红军到底在哪里？你都做了哪些工作？是抓不着他还是压根不想抓？还有，你跟杨虹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她差点被勒死却不报警？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他是个重大隐患，这样下去说不好哪天搞出人命来，必须尽快把人抓回来！”
李红军偷摩托车和勒杨虹脖子的案子在孙力手里，领导让我和他搭班，我主办他协办。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室，从孙力手上接过杨虹和那位摩托车失主的笔录材料。孙力说，其实两起案子都没啥难度，条理清晰，证据齐备，唯一难点还是在于李红军的去向——他偷摩托车的案子立案后局里给他上了“网逃”，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抓回来。
我心里苦笑，这话等于没说。我问孙力这两起案子案发后他有没有设法找过李红军，孙力说找过，但就是找不到。
“摩托车被偷的监控在哪里？顺线追了没？”
孙力说追了，摩托车上了国道之后便追丢了。我叹了口气，让孙力把截取的盗窃摩托车监控调出来给我看。
按照监控视频上的时间，2015年9月17日凌晨3时10分，李红军头戴鸭舌帽进场，在朱雀小区南广场附近徘徊一阵后走向6栋。那栋楼前没有监控，但两分钟后，南广
场监控拍下李红军驾驶摩托车穿过，3时15分，小区东门监控拍下李红军驾车出门，沿公路径直向东离开。
“你确定这人是李红军？”我问孙力。朱雀小区是老旧社区，南广场上的探头还是十几年前安装的数字模拟型的，夜间拍摄的效果很差。视频里的人戴着鸭舌帽，拍不到正脸，即便我对李红军印象颇深，也无法通过视频确定此人就是他。
孙力说，他也不能确定这人是李红军，但所里同事听失主说是李红军，就找杨虹过来做过辨认。杨虹一眼就认出了那顶鸭舌帽，确定这人就是她丈夫，为此还给失主赔了3000块钱。
“李红军之前有过盗窃电动车、摩托车的前科吗？”我问道。
孙力说有过两起盗窃电动车电瓶案，都是“治拘”，最近一次是去年3月。
“这就更不对了，”我说，“从监控上看这人从进场到出场一共用了不到5分钟，除去路上时间，撬开摩托车只用了1分多钟，明显就是个惯犯，而且手段高明得很，李红军有这本事吗？”
孙力说这点他也注意到了，但一来失主怀疑李红军，因为整栋楼就他吸毒，之前还跟失主打听过摩托车情况；二来李红军此次作案距离上次盗窃电动车电瓶已经接近一年，真要有人教他“技术”，一分钟撬开车也不是难事；三来杨虹咬定说那顶鸭舌帽是她在夜市买的——如果不是李
红军的话，杨虹为什么要主动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领导那边的意思是，盗窃摩托车的案子暂时先这样放着，看之后李红军还偷不偷，如果再偷，迟早有天会被我们抓住尾巴。所里针对李红军和杨虹的问题开了几次会了，大家一致认为要抓李红军还是得从杨虹身上想办法。”
的确，眼下唯一与李红军发生过直接接触的人也只有杨虹。但事实上杨虹一直没有配合过我，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想让我抓李红军。
我将之前她的数次报警和查监控、查小区的事情讲给孙力，孙力也不解了：“你和杨虹接触的次数多，是否发现她这个人有啥异常？你是否想过，会不会是杨虹报假警？李红军这人，是否真的出现过？”
“8月1日晚上的现场是咱俩一起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难道是杨虹自己搞的？她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呢？诬陷老公吗？”
孙力却说，9月底那次杨虹同事报案后，技术队的胡法医按程序来看过杨虹脖子上的伤，也问了一些情况。当着杨虹面胡法医没说什么，等杨虹一行人走了，胡法医才私下跟他说，杨虹脖子上的这道勒痕有些奇怪——按道理，人被绳子勒住脖子后，会下意识地用手指去抓绳子，勒痕附近通常会同时伴有指甲造成的伤疤，但杨虹脖子上没有抓痕，至少很不明显，所以胡法医怀疑这道勒痕
是杨虹自己搞出来的。
当然，这也可能跟杨虹来派出所的时间有关。根据笔录材料，李红军找杨虹要钱是9月25日晚上，那天是周五，之后双休，同事发现杨虹脖子上的勒痕是周一下午，间隔两天半，杨虹还去医院抹过药，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伤痕形态。
10月12日，我和孙力一起去了杨虹家。我带着之前借走的书，见面先跟杨虹表达了超期归还的歉意。杨虹笑着说：“没事儿。”
孙力在客厅跟杨虹聊李红军的事，我进卧室把书放回书架。前两本书的位置我都记得，放《尼采诗集》时，我记得旁边应该是李红军的相框，但找了半天却没找到，便喊杨虹进来帮我一下。她闻声而至，顺手把《尼采诗集》插在了书架上。
看是这样，我只好直接问她：“李红军那张照片在哪里？我想再看一下。”
杨虹却面露迷茫，问我“什么照片”，我说，就是之前那张放在相框里的，李红军1999年拍的半身照。听罢，杨虹从书柜里掏出一本影集，从里面拿出了那张照片。说前几天整理书柜时不小心把相框玻璃摔破了，就把照片直接夹在了影集里。
我又看了看照片，确实就是一张放大的证件照而已，似乎也没上次那种怪异的感觉了，便把照片放了回去。
那天孙力跟杨虹聊了一个多小时李红军的去向，杨虹从头到尾还是说着之前跟我
说过的那些车轱辘话。见问不出什么，孙力就问杨虹要李红军父母或其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杨虹说，公婆几年前便去世了，李红军还有个姐姐，一直在黑龙江工作，前几年逢年过节还会打个电话，或来看看他们两口子。说完去拿了家里的通讯本，找了半天，给了我们一个座机号码。我问有没有手机号、微信之类的，杨虹说以前有手机号，但后来李红军赌博吸毒，总打电话找姐姐借钱，姐姐换了手机号就没再告诉过他俩。
回派出所的路上，孙力问我刚才在卧室跟杨虹聊的啥。我从手机里翻出上次偷拍的照片，孙力盯着看了半天，说确实很怪。“黑色相框、黑白半身照片，摆在那里怎么看怎么别扭，而且你看，这照片边条也是黑色的，就是尺寸小点，放到A4纸那么大，妥妥就是一张遗像嘛。”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想起相框背面的“重庆大德”和地址信息，急忙按号码拨了过去——一个女人接了电话，说自己是专业定制、销售殡仪用品的商家。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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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女人怕不是精神有问题吧？”这是听到我们汇报后领导的第一反应。
随后，领导让我去警综平台上查，至今所有涉及李红军的警情，再把这期间所有办过李红军案子的民警都叫来办公室开会。
从2014年7月第一次接到杨虹家暴的报
警至现在，李红军在警综平台上一共有19条涉警记录。除我手中的7条之外，另外还有3位民警处置过12起报警，报警人基本都是杨虹。
“你们谁在这一年里亲自跟李红军打过交道？路上遇见过、跟本人通过电话的都算数。”领导问道。但大家回忆了一番，都说没见到过本人。
领导有些恼火，“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消失了不成？”
一般民警，平时手里有两三起案子一时找不到嫌疑人的情况很正常，我们都想着吸毒人员跑不远，也许哪天碰巧就抓住了。但所有人把案子聚在一起，方才感觉不对劲——这李红军是一直涉警却一直不见踪影，这算哪门子事？
大家安静了一会儿，余警官突然开口。他说想起2015年4月份处理的一起杨虹的报案。那是一起打人的治安案件，受害人同样是杨虹，但打人者却非李红军，而是一个姓徐的男人。原因是“感情问题”。“那个男的是沙洋县一个饭馆老板，说是为了跟杨虹在一起跟老婆离了婚，但杨虹三心二意跟前夫纠缠不清，那个男的一怒之下打了杨虹。”
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事——以往与杨虹的接触中，感觉她对李红军的感情还是有的，也没听说她在外面跟别人谈过恋爱。我问余警官那起案子最后怎么处理的，余警官说两人和解了，也就没走治安处罚程序。
“那个男的为什么说‘
杨虹跟前夫纠缠不清’？是怎么个‘纠缠不清’法儿？”领导在一旁问。
余警官说，那个男的好像也是憋了一肚子委屈，但当时具体说了啥他也忘了。不过案子录了平台，有那个男人的联系方式。
男人名叫徐业辉，40多岁，是沙洋县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听我和孙力说明来意后，他把我们领进自家饭店的一个包间里。
“那个女的简直是个精神病！”
徐业辉说，他与发妻关系一直不好，2014年10月份认识杨虹后便跟妻子离了婚。但两人谈了半年恋爱，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了。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处（对象）之前她跟我说自己是死了老公的，后来在一起了又跟我说其实老公没死，但是吸毒从不回来，跟死了没两样。她说和我交往一段时间试试，合适的话她就回去跟老公离婚。当时我蛮喜欢她的，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忍了，走一步看一步嘛……”
杨虹是徐业辉喜欢的那类女人，温柔、娇小、体贴、有修养，与他膀大腰圆的前妻正好相反。徐业辉去过杨虹家，确实是长期没有男人生活过的样子。
那段恋爱的初期，两人一同去过湖南凤凰、张家界等地方旅行，徐业辉说那时他仿佛找到了青年时代恋爱的感觉。但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他却逐渐感觉到一些问题：
“我们一块住过一段时间，从2015年春节到4月底，大
概不到3个月吧，我发现这女人好怪，一天到晚跟我叨叨她老公怎样怎样，让我穿她老公的衣服、留她老公的发型，还弄那一柜子书逼我读，甚至我俩做那事儿的时候她都喊她老公的名字，你说这事换你能忍吗？”
的确，细看之下，徐业辉眉宇间和那张照片上的李红军有些许神似。
“你和杨虹谈恋爱期间有没有见过她老公？”孙力问。
徐业辉说没见过，也不想见。自己的身份很尴尬，加上早就听说吸毒人员难缠，他不想招惹李红军。
“警官……”徐业辉欲言又止，咽了咽口水说，“现在想想，这女人太不正常了，我甚至感觉她老公早被她弄死了……”
我问徐业辉此话怎讲？
“明明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却总好像在跟别人说话似的嘀嘀咕咕。家里有张她老公的黑白照片，平时摆在书柜里，杨虹没事儿就站在那儿跟照片对视，一看就是个把小时，有时还会说话。最吓人的是，我有一次半夜醒了发现杨虹不在床上，起来一看，她竟然跪在阳台上给照片上香！”说到这里，徐业辉神色中带着一丝惊恐。
我问徐业辉，这么说有证据吗？
徐业辉摇头，说两人刚同居时，他曾建议杨虹来他家住或在外租房，免得哪天回家遇上她老公发生冲突。但杨虹说什么也不同意离家，只说了句：“你放心吧，他永远不会回来的。”
“刚听这话时我
也没多想，但我俩同居的那俩月，我几次听到她夜里说梦话喊‘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我想把你推下去’……第二天我关心她问是不是做噩梦了，她就发脾气，每次都跟我大吵一架，好像我戳破了她的什么秘密似的。我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一想——妈呀，怕不是她把她老公推下什么地方摔死了，所以永远不会回来了……”
“你俩什么时候分的？”我继续问。
徐业辉说，2015年4月底，有人从重庆给杨虹寄来一个包裹，杨虹有意避着他。他怀疑是她老公寄来的，醋意大发，跟杨虹吵了架，还动手扇了杨虹一巴掌。“当时是你们所的余警官来处理的。虽然当着警察面杨虹没再说啥，但警察一走她就要跟我分手，说之前她老公从没打过她。听她说这话，我也就绝了跟她继续处下去的念想。”
我按住心里的诧异，继续问：“你为什么怀疑那箱东西是她老公寄给她的？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说，杨虹之前一直说她老公在重庆，不是她老公还能是谁？如果是别人，杨虹用得着躲着我吗？但至于快递箱装的是什么东西，徐业辉说他也不知道。
“快递发货具体地址你记得吗？”——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或许这个地址就是李红军的落脚处。
徐业辉说“记得”，然后开始翻手机，翻了半晌，给了我一张照片：重庆市××区××街道××路×
号，后面还有一组电话号码。
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脏似乎被一股电流击中，顿时全身震了一下——我赶紧打开手机翻出那张照片，没错，是“重庆大德”的地址。
5
回到派出所，我和孙力把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询问能不能给李红军上“技侦”，但领导说李红军的涉警记录连刑事案件都算不上，估计上级不会批，但他会尽量争取——领导可能看出了我的惊讶，解释说，摩托车盗窃案被广化派出所破掉了，人抓住了，赃车也追回了，嫌疑人并不是李红军。
这就更令人困惑了——此前辨认时，杨虹的信誓旦旦是从何而来？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她认错了人吗？
“那么从警综平台上剩余的18起涉警记录来看，李红军从未现身，而且除了杨虹外，这一年多来再无其他人见过李红军本人。”一旁的孙力说出了我的想法。
“徐业辉提供的信息十分重要。照目前情况看，李红军的去向成谜，虽然没人报案，但往小里说，他身上关系着我们18起报警记录，我们需要找他核实情况；往大里说，这事也许人命关天，李红军是死是活我们必须得有个定论。”领导给事情定了调子，我们必须查出李红军下落。
从领导那里出来，孙力问我：“你感觉有没有可能真像徐业辉怀疑的那样，李红军已经被杨虹害死了？”
“如果她已经把李红军干掉了，
那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报警是为什么？怕引不起我们的注意，还是存心挑战我们的工作能力？”我反问道。
我联系了公安局技侦部门，领导前期的沟通起了作用，技侦部门同意用技术手段锁定李红军位置，但需要我提供李红军本人常用手机号码——我手机里的李红军号码早已停机，找杨虹要来新号码，但技侦经过分析之后告诉我，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号码也已停机多时。
我联系电信部门核查李红军的手机号码，对方告诉我半年前号码已经欠费停机——我找出8月1日那晚出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没错啊，杨虹当时确实给李红军打了电话，让他回家拿钱——我又请电信部门查询杨虹在8月1日当晚7点至11点间的手机通话记录。记录显示，她确实拨打了李红军的手机，但是根本没有接通，更不可能有人告诉杨虹“晚上9点回家”。
结合那晚朱雀小区大门监控里根本没有李红军的影像，我开始深切怀疑，杨虹那晚所说的，恐怕都是子虚乌有了。那么，她为什么要骗我？那晚她头上的伤又是怎么弄的？另外，除了8月1日那次外，其他17次警情有哪些是真的？
我决定直接问杨虹，让她向我解释明白。
面对我的质疑和手中所调取的电信部门通话记录，杨虹坐在客厅沙发上一言不发，无论我问什么皆是有问无答。她的态
度令我恼怒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耐着性子对她说：“也许你有很多难言之隐，但还是希望你能信任我们，你和李红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现在人到底在哪里？”
但她依旧不说话，怔怔地看着地板，不知在想些什么。就这样跟我僵持了两个多小时。
我只好转头去了朱雀小区的居委会，找到治安干事，让他立刻安排人手24小时盯着杨虹家，有什么人去了她家或者她什么时间出了门，马上通知我。
另一边，孙力找到了徐业辉口中2015年4月份从重庆寄给杨虹的那份快递。经过核实，发货方并非李红军，而是“重庆大德殡葬用品店”，至于发来的东西——“是一个骨灰盒，杨虹订的。”
本地也不是没有殡仪用品店，为什么杨虹要舍近求远去千里之外订购这些东西？着实有点奇怪。
孙力给“重庆大德”的老板又打了一次电话，对方说自己还依稀记得杨虹。因为这是家小店，买东西的大多是周边居民，没有网店，也从未通过快递发送过货物，杨虹是这么多年来首例邮购的客户。
“核实完快递的事情后，我顺手查了杨虹与李红军两人的购票信息。两人在2014年6月2日各自买了一张从本市去重庆的动车票，但6月8日只有杨虹买了一张从重庆返回的车票，李红军再无购票信息。”孙力说，除了铁路部门外，民航、公路
部门能查的他也查了，都没有李红军的购票信息。
的确，也是从这个时间点之后，我再没有在辖区内见到过李红军。于是，整个事件的时间线大致如下：
2014年6月2日，杨虹与李红军二人共同前往重庆，7天后杨虹返回，李红军不知去向；
2014年7月，派出所第一次接到杨虹有关李红军吸毒家暴的警情，8月接到2起相同警情，9月接到2起警情；
2014年10月，杨虹与徐业辉相识并恋爱，至2015年春节前的4个月间，警方接到杨虹1起报警；
2015年春节后杨虹与徐业辉开始同居后的近3个月内，警方再未接到过杨虹报警；
2015年4月底，杨虹在“重庆大德”邮购骨灰盒，同月与徐业辉分手。此后至2015年10月，警方连续接到11次杨虹报警。
“你看，杨虹认识徐业辉后报警的频率明显降低，两人同居后再无警情，分手后警情又陡然上升。”孙力说，除非李红军“配合”杨虹，当她身边出现恋爱对象时便不来骚扰，但这可能吗？自己的老婆在家中跟别的男人天天睡一张床，李红军不更应纠缠杨虹吗？
“2014年6月她与李红军去重庆后，李红军本人再未出现过。结合徐业辉提供的同居期间杨虹在家的非正常举止，我深度怀疑李红军恐怕已经不在人世，而杨虹至少是整个事件的知情
者，甚至……”孙力顿了顿，我明白他想说啥。
我叹了口气，说这个结论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杨虹反复报警这事，你能解释得通吗？如果她在重庆时真把李红军杀了，那她应该竭力隐瞒情况，尤其是隐瞒李红军的踪迹才对。李红军本就是一个“老毒么子”，日常行踪飘忽不定，在本地又没亲属，如果杨虹不发声，谁会管李红军的死活？可现在她反复报警，相当于推着警方寻找李红军的下落，这对她来说有一丁点好处吗？
“你说杨虹会不会真像徐业辉说的那样有精神病，所有事情都是她自己臆想出来的？我想来想去，总觉得正常人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当然这很有可能，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就算之前所有遭遇家暴的事情都是杨虹妄想出来的，但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还是——李红军去哪儿了？
6
2015年10月22日，在获得上级批准后，我、孙力和另外3位同事前往杨虹家中进行现场搜查。虽然是以搜查吸毒人员李红军住处为名，但我和孙力心里都清楚这次搜查的关键点在哪里。
杨虹似乎对我们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像接待普通客人一样给我们开门，还给每位民警倒了茶水。搜查开始前，我把杨虹拉到一旁，依旧努力用平和的语气问她：“李红军到底去哪儿了，你俩之间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
杨虹还是之前那副样子，低着头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提出她在2015年4月从重庆买骨灰盒的事时，她才明显怔了一下。我看事情或许有突破，接着问她买那东西干什么用？现在骨灰盒放在哪里？杨虹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似乎噙着泪水。
既然多说无益，我和同事们只好着手开始搜查。
很快，贴着李红军照片的骨灰盒在杨虹床头柜下被发现了——她并没有费心思去隐藏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十分敏感的物件。
我把骨灰盒从床头柜里抱出来，感觉有些分量，问杨虹：“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以为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作为搜查中的法定程序，我必须要杨虹亲口说出里面的东西。杨虹静静地看着骨灰盒时，我的嘴边已经准备好下个问题——“李红军是怎么死的？在哪儿被火化的？”
然而，杨虹却说了句：“里面不是骨灰，你打开看吧。”
我用执法仪对着杨虹说，你站到骨灰盒前面来，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
杨虹照办，盒子打开了，所有人都愣住了，里面装的确实不是骨灰——两本日记、一摞信件、一件白色衬衫、一条西装裤还有几个小小的饰品，便是骨灰盒里所有的东西。
两本日记一红一绿，都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款式。绿皮的是李红军的，红皮的则属于杨虹。一摞信件都是李
红军写给杨虹的，我打开几封看了，长短不一，大多是当年李红军写下的情诗。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都不是新衣服，剩下的就是一副耳环和几个小玩意，应该是杨虹戴过的。
孙力不死心，伸手进去又翻了一遍。我也没想到是这结果，场面一时很尴尬。
半晌，杨虹淡淡地说了句：“警官，骨灰盒里放这些东西不犯法吧？”
大家铩羽而归，我又被领导骂了一顿。
我们动手可能太早了，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便抛出了骨灰盒的事情。虽然现场搜查找到了那个骨灰盒，但里面没有我们预想中的东西，如果杨虹真有问题，那么这时她也肯定对我们的动机有所察觉。
“不管骨灰盒里是什么，现在人肯定已经‘惊’了。先把她带回派出所来，你们也别跟她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吧。”领导交代。
那天我们把杨虹带回派出所。讯问室里，我和孙力先询问了8月1日她虚报警情的事情，她只承认那晚骗了我们，说头上的伤是自己不小心撞的。但对于其余17次警情，她坚持称确实存在，没有骗我们。
“你最后一次见到李红军是什么时候？”我问杨虹。
“一个月前，他来家里找我要钱。”
“你给他钱了？”
杨虹点头，说自己怕被李红军勒死，说出了密码。这些问题孙力第一次受案时已经问过，当时杨虹说李红军拿走了一张建行储蓄卡，里面
有7600块钱。孙力核实过那张卡，金额没错，但从没人取过里面的钱。
“9月25日那天李红军回家时穿的什么衣服？”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7月15日那次呢？就是用晒衣竿打你那次。”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6月10日呢？”
“白色衬衫、黑色西装裤。”
我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杨虹你放老实点，李红军天天穿那件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吗？他从没换过衣服？”杨虹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说李红军每次回家都是穿那身衣服。
“就是你在他骨灰盒里放的那一身吗？”孙力突然在一旁幽幽地问道。
杨虹愣了一下，竟然点点头，说是的，就是那一身。
孙力当场就火了。
警情聊不下去，我换了一个话题：“2014年6月2日，你和李红军一起前往重庆，7天后的6月8日你买了一张返程车票，而李红军却没有任何购票记录。这件事你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另外，你们在重庆的7天都做了什么？”
“我陪他去找工作，然后在重庆旅行，我们去了洪崖洞、磁器口、歌乐山，吃了火锅，坐了长江索道……”杨虹陷入回忆之中。她的记性似乎很好，快时隔一年半，两人当时在洪崖洞下餐厅吃的日料，在磁器口商户买的挂件，竟然可以一一陈述。说到开心处，脸上还露出了笑容，仿佛这些
事情就发生在昨晚一样。
我仔细听了大概20分钟，打断了她，说行程够详细了，讲一下返程车票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她一人的返程票记录。“是你们记错了，我俩一起回来的，离开重庆后我们去了成都，红军要看一下他的母校……”
孙力开口要打断他，被我制止了，让杨虹接着往下说。杨虹说，李红军大学同寝室好友王平毕业后留在母校工作，他俩一起去看了王平，王平还请二人吃了饭，第二天还带他们去逛了武侯祠。
我听到新人名，马上上网查询，那所学校确实有叫王平的教师。我留下孙力在屋里继续和杨虹谈话，自己跑回办公室。先通过指挥中心联系了那所大学辖区派出所，取得了王平的联系方式。表明身份后，我问王平，2014年6月初，你的大学同寝舍友李红军夫妇是否曾到访？
“李红军？怎么可能！我跟他已经十多年没联系了。1998年夏天，他刚结婚时带老婆来过我这儿，当时我领他们在成都玩了两天。之后两人再没来过。”王平说2014年6月前半个月自己一直在北京开会，都是有参会记录可查的。
挂掉电话，恼火的我匆匆返回讯问室，想揭穿杨虹的谎言。没承想刚走到讯问室门口，就听孙力正在里面吼：“你就跟老子胡扯吧，今年是哪年你能搞清楚不？要不要给你做个尿检？你是不是也跟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