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一起吸麻果了？！”
我推门进去，杨虹坐在讯问椅上目光呆滞。孙力已经站了起来，满脸怒气，正叉着腰教训杨虹。
我问孙力怎么了。
“要不是我在重庆上过大学，还真就信了她的邪！”孙力说，杨虹说李红军带她去了重庆会仙楼吃饭，还去了楼顶的空中花园，但会仙楼2009年就被拆除了。当年孙力正在重庆读书，还记得当时爆破拆楼的新闻。
7
就在我和孙力商量如何盘问杨虹时，领导打来电话，让我俩去他办公室一趟。领导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中年男人，领导指着他介绍说，这是杨虹的姐夫，某国有企业的书记张国华。随后又说，“问话到此为止吧。”
我正揣摩领导这又是个什么意思，领导递给我一份精神病医院的诊断证明。我打开看，是杨虹的，精神分裂症。
“给警官添麻烦了，她得这病已经两年多了。”张国华在一旁面带愧色。
就这一句话，让孙力直接在领导办公室跟张国华拍了桌子：“她有精神病这种事你们怎么不早向公安机关反映？她个精神病人折磨了我们一年多，浪费了多少警力处理她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
我先把孙力劝了出去，再回到办公室。张国华脸色也不太好看，毕竟大小也是个书记，领导正在打圆场。
我强压着不满放平语气问张国华：“我去杨虹家很多次，从没见到她吃药。今天在
她家进行现场搜查时也没看到家里有精神类的药物。我是社区民警，手里掌握着辖区所有精神病人的资料和情况，为何从未听说杨虹有精神病这件事？”
张国华有些不好意思，说这是他们家属的原因。之前杨虹的病情时好时坏，但吃药能够控制。他们担心杨虹丢工作，就没跟任何人提起过。“毕竟李红军靠不住，杨虹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如果单位知道她有精神病，肯定会让她转岗放假，咱这边病休的薪资待遇情况您也知道……”
说到这里，张国华面露无奈。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他的小九九——杨虹有精神病，丈夫李红军是第一监护人。但李红军因吸毒无法承担监护责任，这个责任就要落在张国华和他老婆身上。谁家也不想平白无故落个精神病人要照顾，这恐怕才是张国华一直帮杨虹隐瞒精神病的根本原因。
这话我也不好当面说破，只能继续问他什么时候发现杨虹精神不正常的？
他说大概在2014年初，是李红军说的，杨虹精神不正常，时常对着空气说话。开始他们两口子不信，觉得李红军吸毒后嘴里没实话，甚至一度怀疑李红军闹幺蛾子找他俩骗钱。但后来有一次，李红军脖子上带着伤跑去找他们，说夜里睡觉时差点被杨虹勒死。他和妻子看不像是假的，去杨虹家里，发现她精神确实不太正常，于是带她去了医院才
确诊的。
我问张国华，杨虹这一年多给我们打了十几次报警电话说李红军打她，你知不知道？
张国华很吃惊，说从来没听杨虹说过李红军打她的事情。这次是因为警察上门带走了杨虹，对门邻居通知了杨虹姐姐，他才来的派出所。
“自从李红军吸毒之后，我们两家几乎没来往了。我们劝杨虹赶紧跟李红军离婚，她不同意。谁家也不想沾这么个吸毒亲戚，况且李红军还经常为钱的事来纠缠我们，所以平时没啥事干脆就不走动了……”
我便问他近期有没有见过李红军。张国华却啐了一口，“谁知道那个狗日的死到哪里去了。不提他我还不生气，如果不是李红军吸毒，杨虹也不会害上这毛病！”
他说，李红军和杨虹去重庆的事他知道，当时杨虹说陪李红军去涪陵面试。他和妻子还阻止过，因为杨虹还在吃药，李红军的样子也不像是去找工作的。至于骨灰盒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
我说2014年6月杨虹从重庆回来之后，你们有没有再见过李红军？张国华说没见过，听说李红军走了，高兴还来不及。后来偶尔问起李红军在重庆的情况也是客套一下，杨虹一两句话带过，他们也没多问。
送走张国华，我回到所领导办公室。领导点了支烟，说眼下的问题是，即便杨虹跟我们说她已经把李红军杀了，作为一名精神病患者，她的话也
很难作为证据。怎么办？
“即便做不了证据，我们也得把李红军找出来，因为他是杨虹的法定监护人，如果失踪或死亡，需要走变更监护人手续。”
“那就分开搞吧，杨虹该治病治病，继续留意李红军的下落。”领导说。
李红军涉警的案子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很快，杨虹就被送去做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确认了在之前数起虚假报警事件中不承担法律责任。她的姐姐暂时承担法定监护责任。
我问孙力，案子办到现在，你觉得李红军的失踪有多大概率与杨虹有关？孙力说：“你这是明知故问。李红军失踪的所有线索都指向杨虹，如果她不是精神病，现在几乎就可以确定杨虹在整个事件中的责任。”
的确，一纸精神病鉴定书完美解释了此前所有事件中的谜团，也给了杨虹所有不合理行为一个合理解释。
“你们处理了那么多次关于杨虹的警情，材料也做了一份又一份，都没发现她精神有问题吗？”一次所务会上，领导问其他几位处理过杨虹警情的同事。
“你说没有觉得异常吧，那真不可能，但当时都在往案子的方向想，推测她是因为某些涉案因素，想隐瞒某些真相，所以说话做事不合逻辑，可谁能想到她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呢？”一位同事说。
“你给她家人看过杨虹放在骨灰盒里的那些东西吗？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
或者疑点？”领导问我。
杨虹被家人送去精神病院后，我确实协调杨虹姐姐一起去了她的住处，又找出了那个骨灰盒。那次我把两人的日记、信件都打开了，讲的全是两人过去的事情。又在杨虹姐姐的讲述下，大体勾勒出当年杨虹与李红军的爱情故事。
8
李红军1993年大学毕业后到我市工作，早年还教过书。1995年转到某研究院工作后，一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他作为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代表研究院去北京领了奖。之后在本市作公开汇报。汇报结束后，接受了市里机关报记者杨虹的专访。两人就此相识，几个月后发展为情侣关系。
最初杨虹家人并不看好李红军——杨虹父母都在四川南充老家。姐夫张国华是福建人，与杨虹姐姐结婚后，两边的老人为照顾孩子颇费周折，因此他们都希望杨虹能嫁一个本地人家，这样父母至少免去奔波之苦。另外，杨虹父亲年轻时与东北人结过梁子，杨虹母亲则一直对东北人印象不好，担心女儿会吃亏。
杨虹个子不高，穿着高跟鞋也不超过一米六，也是大学毕业后分来本市报社的。她外表柔弱但性格很要强，别人很难改变她的想法，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好在之后的相处中，杨家人发现文质彬彬的李红军确实也不错，就默许了两人的结合。
“李红军年轻的时
候确实与众不同，他心很细，对杨虹也非常好，关键是两人的兴趣爱好相投。”杨虹姐姐说，妹妹从小喜欢读书、旅行，还热衷于打理花花草草，恰好李红军也喜欢这些。两人刚结婚时住在李红军单位分的公房里，不到30平方米的小屋子堆满了书籍和各种花草植物。两人还经常外出旅行，一同去过新疆和海南。
杨虹与李红军的美满生活持续了近10年。“当年设计院和机关报社相距几公里，李红军每天下班后骑车去接杨虹，风雨无阻。每周五晚上两人都会去城南的红苑餐厅吃饭，然后李红军载着杨虹去机关影院看电影，杨虹在后座搂着李红军。我那时候还总是抱怨我家那口子说‘你看人家，结婚这么多年就像刚谈恋爱一样，你再看看咱俩’。可谁也没想到，他们两口子后来会走到这个地步……”
2006年春节前，在设计院已经准备提拔科长的李红军突然选择前往山东外派工作，杨虹也整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杨虹姐姐察觉到问题，一边安慰妹妹一边打听原因。起初杨虹和李红军什么都不说，直到李红军去了山东之后，杨虹才在她的追问下说出原因。
原来，杨虹在武汉读大学时，爱上了报社带她的男记者。那个记者大杨虹十几岁，已婚。两人的地下恋情持续了半年，被记者的老婆发现。那女人先闹到报社，又闹到杨
虹的大学。男记者慑于老婆的泼辣，选择与杨虹一刀两断。杨虹很伤心，不久又发现自己竟然怀了孕。
此事杨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她借钱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在毕业季的忙碌中瞒过了身边所有人。她可能以为男记者和那个拿掉的孩子只是自己人生路上一块小小的绊脚石，绕过去就行了，但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她低估了这场恋情带给自己的伤害。
杨虹与李红军的婚姻里，唯一的缺憾就是两个人一直没要上孩子。两人借外出旅游之机在武汉、长沙和北京的医院看过，后来医生确诊，杨虹受当年流产手术影响，在当时的医疗技术下已经很难生育。
这个结果令杨虹和李红军深受打击，尤其是李红军，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对自己隐瞒了这段经历。那段时间杨虹精神状态很差，甚至一度想要自杀。李红军一直陪在她身边，继续像往常一样接送她上下班，周末依旧一起去红苑餐厅和机关影院，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在李红军的陪伴下，杨虹用了一年时间才从失去生育能力一事中走出来。但正当她接受现实，平复情绪准备重新投入与李红军的二人世界时，李红军却突然告诉她，自己年后要去山东外派，时间两年。
杨虹当场呆住，哭着问李红军为什么悄无声息地要去山东。李红军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她解释外派工作的原因，只说是
单位临时通知。
杨虹知道丈夫是一个温柔到不会发脾气但内心却十分执拗的人，哭着问姐姐两人会不会因此分道扬镳。杨虹姐姐说，得知整个过程后她也很崩溃，既不知道该怎么劝妹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最后只能劝杨虹放宽心——李红军需要时间自我调整，既然选择外派两年那就去吧。也许等他回来，一切便都过去了。
杨虹姐姐再次见到妹夫，已经是2007年10月。她说那时的李红军变化不大，只是整个人比之前瘦了些。李红军说自己不放心家里，申请提前结束外派回设计院上班。
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杨虹。李红军提前回来了，就说明之前的一切都过去了。之后的日子里，李红军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杨虹上下班，周五晚上带杨虹去红苑餐厅。只是那时机关影院已经关门了，两人不再去看电影。
“大概是2009年国庆，我们开始发现李红军不太正常。他频繁找我们借钱，先是三千五千，说家里买东西周转，后来三五百也借，说是应急。当时我们也没多想，便借给了他，但后来一合计，李红军前后一共借走了三四万，一直没还。”
这个数字那时对工薪阶层来说不是笔小钱，杨虹姐姐当时很纳闷：李红军和杨虹都有工作，也没见妹妹家里添置大件。起初她以为妹妹和妹夫遇到了什么困难，直到2010年春节李红军被抓，她才知道原来那些钱都被他拿去赌博和吸毒了。
在她的追问下，杨虹才讲出实情。
“那时我才知道，李红军在山东时被同事拉拢参与了驻地村里的赌局。那边有些团伙知道外派人员的工资高又没有花钱的地方，手里都有钱，所以专门‘做局’坑他们，俗称‘杀鸭子’。李红军文质彬彬没啥社会经验，很容易上道成了‘鸭子’，一年多不但输光了外派工资，还欠了同事一大笔钱，最后又在牌桌上受人蛊惑吸上了冰毒……”2007年，李红军因吸毒被山东当地警察抓过。碍于影响，外派单位没有声张。但提前结束合同，把他赶了回来。李红军回来后大概收敛了一年，但后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本地“道友”圈。
“2010年，还是张国华偶然得知李红军因吸毒被拘留的消息，到公安局一问才知道，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如果不是他问到消息，我们还蒙在鼓里不停地借给李红军钱呢。”杨虹姐姐说，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李红军吸毒后，杨虹想过很多办法，最初想帮他戒毒，也考虑过离婚，但最终李红军没能戒毒，两人也没能离婚。
杨虹不能接受李红军吸毒赌博，但又深爱他，同时因为不能生育感觉有愧于李红军；李红军不能原谅杨虹婚前隐瞒的历史，却也深爱杨虹，本想靠外派工作暂时逃避现
实，却又染上毒瘾无法自拔。两个人分不开又合不拢，只能相互折磨。
“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如果早离了，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杨虹姐姐感慨地说。
9
摸清了杨虹与李红军的过去，似乎对我们寻找李红军的去向也没有多少帮助。
我和孙力始终觉得李红军的失踪与杨虹有关，至少杨虹应该知道其中情况。我们联系重庆警方查询对应时间段的报失人口、无名尸等，对方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过核实都与李红军无关；我们又查询了长江重庆段下游一些县市提供的无名尸协查通报，也未发现符合李红军信息的线索。
后来在日常工作中，所里同事也在留意有关李红军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曾与李红军有过交往的“道友”，每次抓到后都会审问李红军的去向，但同样没有结果。有次工作中遇到之前借过“码钱”给李红军的人，我问他钱要回来没有？他摇着头说：“哪个晓得他跑哪里去了嘛，他女人又得了精神病，找哪个要钱？”
2016年8月，我陪父母去重庆游玩，一天晚上老人去坐轮渡，我晕船没有同去。在酒店里玩了半天手机，突然想起之前的“重庆大德”。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索性打车去了那家店铺。
店子开在江边，很不起眼，店主是对50多岁的夫妇。我亮明身份，说想了解一下杨虹和李红军的事情，两人很是
意外。店主说去年不是在电话里已经把情况告诉你们单位同事了吗？“不就是往你们那里寄了一个骨灰盒，两年了还不消停。早知这样当初说啥也不做那单买卖。”
我说自己只是正好路过这里，来问点事情，案子早就结了。店主说，那你快问吧，我们这里也快打烊了。
我说我想知道杨虹为什么来你这里买东西，她是如何知道你们这家商店的？
老板娘说她还有点印象，杨虹好像是一天早上来的店里，当时店子刚开门，她是第一个客人。杨虹说她老公在江边落水死了，尸体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我家店子离她老公出事地点最近。
老板娘说，那时她还问过杨虹有没有报警，没有的话她帮忙通知警察。但杨虹说已经报过警了，然后买了一个5寸的遗像相框。老板娘也就没多心。
2015年4月，老板娘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要邮购一个骨灰盒。之前没遇到过这种生意，起初老板娘没答应，但对方说自己去年去店里买过相框。老板娘想起了是杨虹，就答应了。
但挂了电话，老板娘又有些纳闷：杨虹为何去年买相框今年才买骨灰盒，难道老公的尸首今年才被发现？她加了微信后随口问了杨虹一句，但杨虹没回答，只是转了钱。
老板说，2014年他还在开出租车，是老板娘自己看店，但后来骨灰盒是他寄的，留的也是他的电话。警察
打电话问骨灰盒时他才问了老婆这件事，当时还跟老婆说以后别再惹这份麻烦。
离开“重庆大德”后，我给孙力发了一段微信，把老板娘提供的情况讲给他听。孙力回复我说知道了，信息很重要，他会向上汇报。
这年年底我离开公安局，移交工作时嘱咐孙力，希望他能在之后的工作中继续寻找李红军的下落。孙力说当然，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2018年6月，我回单位处理一些事情，那时孙力也准备调回老家工作。我俩一起吃了个饭，又说起当年杨虹和李红军的事。孙力说李红军依旧没有消息，他联系上了李红军远在黑龙江的姐姐，希望对方能够提供一些有关弟弟的信息，最好能来我们这里一趟，代替杨虹为李红军报一个人口失踪的案。但李红军的姐姐拒绝了，她说自从弟弟吸毒之后，两人便一刀两断了，李红军是死是活都与她无关。
我问杨虹现在是什么情况，孙力说，病得越来越厉害了，吃药看病似乎都没啥用处。以前是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现在几乎常态化了。她姐姐、姐夫偶尔来看看，但多数时间没人管，现在已经上了公安局“肇事肇祸”的名单。
“她犯了病会穿着以前放在李红军骨灰盒里的那身衣服在街上晃悠，逢人就说自己是李红军，当年是杨虹在重庆把他推到水里淹死了。周围人都躲着她。也有人报过
警，可是她这副样子，说的话哪个肯信呢？”孙力说。
在我提笔写下这个案子时，手头依旧没有李红军的确切消息，但我听到过一个有关李红军的传言：2019年，有人在南方某座城市里见过他。他还活着，而且戒掉了毒品，改了名字，以送外卖为生。
我又给孙力打过电话，他说，如果真是这个结局，他倒可以理解：“‘社会性死亡’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总比我们之前猜测的结果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