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儒家主张复古，法家则愿意直面当下，其实都是伪命题。儒家想的，也是怎么解决当下的问题，之所以打起复古的旗号，不过是为了压倒当今的统治者，抬出“先王”这尊大菩萨而已。韩非早就正确地指出，先王到底是啥样，还不是照着儒生的意图说？
更可恶的是，这些拎不清的儒生们还往往觉得自己才是道的代表，则“道高于君”就落实为“我高于君”了。所以他们跟君主说话，姿态是相当嚣张的，孟子就是典型。儒家所塑造的古代理想大臣（关龙逄、王子比干之类）往往会——
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说疑》）
用激烈强硬的言辞来压倒君主。我说你就得听，就好像老师教徒弟一样。一句话没听进去，一件事没顺着他来，他们就言语威胁，以死相逼。砍头腰斩，剁手断脚，他们根本不在乎。用这种人，君主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二是认为家高于国。
宗族作为一种当时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对君主权力的运用，一直是一种很大的妨害。即使大宗族已经被拆分成了小家庭，私人感情的存在仍然不利于你全心全意地为国奉献。
儒家把父子关系看作君臣关系的基础，前者当然比后者重要。在君臣就是父子的时代还好说，尊了父自然也就尊了君。可是现在君臣已经无父子之亲，君与父不同利，忠与孝难两全，“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的问题有很多。儒家仍然坚持父高于君，自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楚国有个正直的人，他爹做小偷，他去告发。执法官员一听，告发父亲的不孝子可不能留，于是判了这个正直的人死刑。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楚国官方再也不能从民间听到各种不法行径的消息了。
鲁国有个人，打仗总是当逃兵。孔子去调查情况，这人回答：“家有老父，我死了就没人奉养。”孔子一听，这可是孝子，我得保举他！——可以想象，树了这么一榜样，以后鲁国人打仗，怕是会抢着扭头就跑，没准还会百步笑五十步，“你怎么跑这么慢啊？明显没有我孝顺！”
即使对君主本人的要求，也是你首先要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由此天子之位相形之下微不足道。照孟轲老师的观点，爸妈健康长寿，兄弟没病没灾是“君子三乐”的头一乐，称王于天下甚至不够三乐之一。（参见《孟子.尽心上》，下同。）
还有这么一段——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某学生问孟子，要是舜的老爸瞽叟杀了人，大法官皋陶要将之依法逮捕，舜应该怎么办？
孟子说：皋陶要抓，那就让他抓呗。
学生接着问：“舜不拦着？”
孟子说：“没法拦啊，皋陶是依法办事。”——从这句看，舜虽然贵为天子，但还是要归法律管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说到法律的神奇功效，法家的论述连篇累牍，但对君主要不要受法律约束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敢面对。
于是学生又问：“那舜应该怎么办？”由着父亲被法办吗？
孟子说，舜可以逃啊。“舜抛弃天子之位，就像扔掉一只破鞋，他背起父亲逃到海滨住下来。”——荒无人烟的地方，法律管不到，从此父子两个就可以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孟老师的大多数方案一样，实践起来铁定要走形（晚明文人吕天成，就据此写了一出叫《齐东绝倒》的滑稽戏）。不过法高于君，孝重于忠这两个基本立场，在这段对话里算是都表现得很突出。
像这么搞，人民群众顾小家，伟大领袖撂挑子；国家的凝聚力，还从何谈起？
三是“以文乱法”。
这其实是说，儒家都是煽动派。
傲娇归傲娇，儒家骨子里是削尖脑袋要往体制内钻的。这种心态，韩非看得很清楚；儒家为体制出谋划策，提出的具体举措经常罔顾可行性，韩非分析得更透彻。韩非说：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八说》）
这明明就是在针对孟子。孟老师主张国家发放更多福利，建设更多公益，提倡减税，却反对各种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不准备美食，却劝饿肚子的人多吃两碗，这就是儒家作风。
但儒家墙里开花墙外香，混体制混成了失势者，体制外却很有号召力。上述孟老师那一套，虽然根本搞不成，但对着老百姓宣讲，却是那么悦耳动听。而且儒家讲究道德修养，又热衷办教育。有道德则得人信任，办教育则受人尊敬，他们要煽动民众对抗政府，往往效果就很好，所以儒家是一定要灭掉的。害死韩非却又崇拜韩非的李斯，后来在建议秦始皇焚书的奏章中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
除儒家外，蛀虫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游侠】
《六反篇》说：“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这两种人是最普通的游侠。
早有学者指出，某些角度看，墨家也算游侠的一种。
和儒生一样，游侠也重视家族伦理，所以“兄弟被侵，必攻”；重视社会关系，所以“知友辱，随仇”，而对君主的法度不太当回事。韩非把“以武犯禁”的侠和“以文乱法”的儒相提并论。后世有些时代，儒与侠甚至无妨是一种人。比如东汉的士子，就是特别多侠气纵横的人物。
【隐士】
隐士的特点是“离世遁上”“畏死远难”，总之，就是对国家没有用。这样的人存在而且受推崇，会破坏人们从军的热情和作战的士气。
【智者】
主要指惠施、公孙龙这拨名家的人物。他们的言论神乎其神，不但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惑乱人心。这类人其实和法家关系很密切，详见下一节。
【纵横之党】
他们是大忽悠。
有的劝君主连横，也就是侍奉大国。侍奉大国将来未必能得好处，但首先要把自家的地图献出去。
有的劝君主合纵，也就是救援小国。救援小国人家未必感激，但已经先铁定把大国给得罪了。
总之，事情还没眉目，纵横家已经先捞到了封赏；等到事情失败，他们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食客】
战国时代，好多贵族都养门客。韩非分析其中的经济原因：当了门客，就可以不服兵役、徭役。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减少了国君的收入；而且使贵族坐大。
【工商之民】
他们投机倒把，占农民的便宜。做生意不但可以发财，有钱了之后更不会听话。
总之，体制外坏蛋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力量来自社会的支持甚或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利益和声望都不是国家赐予的。
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分君主的势，但他们的存在也都可能对官府权势产生对抗、稀释的影响，所以也在取缔之列。
以上各色人等，当时活得都挺个性，有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意思。韩非觉得那怎么成？都给我种地、打仗去，咱们要走国家的路。
综合起来看，打击体制外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国家之外无社会；打击体制内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君主之外无国家。
目标如此之大，坏蛋如此之多，可以想见做君主何其之难。但韩非坚持认为，做君主并不难，中等材质的君主就可以一边放纵享乐一边完成统治。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势的运用，寄寓于法、术之中。
【段子为证】
《八奸篇》中，韩非概括了臣子勾结而扩张权力的八种手段。
同床：先讨好君主宠爱的女人，让她们吹枕头风，效果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
在旁：先讨好君主身边的倡优侏儒，亲信侍从。这些人生理残疾，但绝对高智商，抓君主的心理一抓一个准。
父兄：先讨好君主的庶兄弟，他们也是君主亲近的人，让他们提要求，传消息，效果也一样好。
养殃：想尽花招，让君主玩儿得尽兴。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君主一心想玩，就无心抓牢权势了；第二，修饰宫室台池，打扮倩女狗马，都要加重赋敛，这个过程里就可以夹杂私利。——专心娱乐是君主的灾殃，所以鼓动君主玩叫“养殃”。
民萌：给老百姓好处（往往是挪用公款），鼓动朝廷、民间都称颂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代言人的样子，这样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倒逼政府。
流行：悄悄豢养国内外的辩士，自己想说的话，让他们去跟国君说。国君获取信息的渠道本来比较少，难得见到这种云山雾罩的人，很容易被说动。
威强：聚集亡命之徒，暗杀反对自己的人，制造恐怖气氛，让群臣百姓都顺从自己，进而威逼君主。
四方：勾结外国势力。贪污本国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讨好大国，再借助大国威势来反制自己的君主：轻则把外国使者招来，重则引诱外国军队压境。
法无许可即禁止
法治这个词，韩非很重视；今天的中国人，往往觉得本国的各种毛病都是吃了人治的亏，所以对法治很神往。
所幸，也有好多学者指出过，韩非所说的法治，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于，两者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
一、rule by law还是rule of law
林毓生先生主张，管韩非主张的那套叫“法制”。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法治”。“法制”一词，本来另有内涵，我们还是干脆用英文讲比较清楚。
现代法治是rule of law，即寓规则于法律之中；
韩非主张的是rule by law，即运用法律来治理，则法律之上，必然还有一个运用之的某人或某集团，说到底还是人治。
二、法治与人治
弄清楚了前一个问题，自然可以明白中国古代所谓的法治与人治之争，其实是“君以人治”还是“君以法治”之争。
儒家主张君以人治，即君主应该信任道德和才能都很突出的贤人，充分给他放权，让他去把自己负责的领域治理好。
韩非反对这么做，因为放权意味着失势，贤人有了势，一旦造反威胁还特别大。君主的大患就是相信别人，所以要时刻牢记任何人都有可能捅自己一刀。但法律不会背叛人，所以只有任法才是最安全的。
三、法律与正义
中国人刚开始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就注意到西方人所谓的“法”，其内容涵盖比较广。严复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译文中提到：
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人通谓之法。
就是说，西方人眼里，法律有两大特征：第一是要符合正义，第二是要具有国家意志。在咱们这里，则正义是正义，法律是法律，两回事。
罗马的法学家爱讲“法律是善良公平之术”，法学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还给法律带高帽子，说法律源于天启神意。直到现代人的法学科普书也会说“法律源于神意，是历史上全人类都曾相信的少数事情之一”。
显然，说这话的人无视了中国。
因为不管对儒家还是法家来说，法律都没有这种高贵的气质。
对儒家来说，法律和道德是分开的。基本定性就是：高贵的是礼，是道德；法律几乎等于刑罚，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到后来汉儒那里，甚至定了量。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春秋繁露.阴阳义》）
如上文所示，刑占四分之一而已。至于法家的字典里，高贵二字是没有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崇拜。君是法律的唯一源头，法律体现的就是君的意志。对君主，法家是没有道德要求的；对君所立的法，自然也不会有道德要求。事实是商鞅、韩非都可以说是视道德如寇仇的。
也许大致可以这么概括：
西方的法治观：正义＞法律
儒家的法治观：正义（道）＞君主＞法律
法家的法治观：君主＞法律
四、法律的界限
按照现代的法治观念，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只有碰到极端不道德的事，国家机器的法律才出手；其余的问题还是靠社会力量自己消化解决。
韩非心目中的法治是什么都要管的。对人民，它不是法无禁止即许可，而是法无许可即禁止；它不是消极地告诉人们不许做什么，而是积极地要求民众，你们必须做什么。——韩非为什么要极力论证人性恶，就是要论证这种绝对管制的必要性。
至于对君主的要求，不过是出于技术考虑，通常不宜频繁公开违背法律，但君却从来没有遵守法律之义务。
五、法家之法的目的与手段
从君主的角度说，只有两种人有用：农夫和战士。《商君书》里专门有一篇《农战》，韩非对此也是反复致意。
法治的目的自然就是把所有人都变成“耕战之士”。没有人还拥有任何特权，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至于法治的手段，自然就是刑和赏。法的意义无非是怎样施刑打赏，要具体化和规范化。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奖赏，任何人都可以避免惩罚。从这个角度说，也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这种情况，大概确实有点像孟德斯鸠说过的：“在专制政体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
六、反智的法律
韩非有个很有名的观点，叫“法莫如显”。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1.重视普法。
所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大家都看得到。
2.法律要简单。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五蠹》）
越深奥的东西，越没人缘。为广大民众制定的法律搞得专家都头大，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也对，人民本来就蠢，法家还进一步主张愚民；那么能让民众懂得的法，是铁定不能超出白痴的理解力的。
而且法律一旦复杂，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
大家要服从法律，不允许有关于法令的争论存在，这是韩非心中坚定的目标。《问辩》：“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这是强调法律是唯一的权威。又说“上之不明因生辩也”，这是说不允许有关于法律条文的讨论，讨论一旦出现，君主就该反省自己是不是犯了糊涂。
而一旦法律不易懂，该怎么服从的争论就不可避免，然后就需要有人充当法律与民众的中间人。法越重要，这个善于解说、运用法律的中间人，地位也越会上升。
现代社会中，律师何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
在古罗马，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结果是罗马皇帝承认，凡法律问题未经明文规定的，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即具有法律效力。
咱们这边，汉朝也有过一点这种苗头。研究《公羊传》的儒生搞“《春秋》决狱”，宣称孔子作《春秋》，就是为汉朝写了一部根本大法。《春秋》有何微言大义，普通人根本读不出来，解释权自然在儒生手里。当然，大汉皇帝的威风，不是有共和传统的罗马可比，汉武帝一吓，儒生就又缩回去了。
可见，一旦法律太复杂，就不仅是君主之法，部分也是法学家和律师之法了。这跟“势”绝不容他人染指的基本原则就相悖了。
前面提到过，按韩非的观点，名家人物是一定要灭掉的。其实，形名之学讲逻辑，玩概念，抠字眼——以今天的观点看，要学法律，这都是当行本色的功夫。事实上当时此类学问的出现也确实和法律发展有关：名家尊为祖师爷的邓析是个律师式的人物，而“形名之学”也干脆写作“刑名之学”甚至“刑名法术之学”。
所以，韩非说的“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云云，不仅是泛泛地在说人民聪明了就会不听话，而可以具体理解为，法学和rule of law是冲突的。
余英时先生注意到，按照法家的观点，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把书烧光的。不过他又推测说，“也许法家的著作是例外”。但在《五蠹篇》里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这话明明是批评学习法家思想的人太多了。我的主张，君主本人接受就好，屁民们是不配关心的。民间那些署名商鞅、管仲、孙膑、吴起的书，也禁掉好了。
这就是法家人物的悲剧性宿命：提倡法家思想的最终结果，就是要灭掉法家思想。
【段子为证】
常看见有人打比方说，中国象棋的风格，像儒家；围棋的风格，像道家。
象棋确实有点像儒家心目中的西周礼制。不同的棋子生来地位不同，也要遵守不同的规则，最核心的那颗棋子，本身没什么用，受规则约束也是最多的，但它的存在就象征着政权的合法性，没有它，你就输了。
要说围棋像道家，也是韩非这一脉的道法家——围棋最讲究计算。韩非也是老子的传人，而且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是比庄子更重要的传人。他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写进一篇传记，但题目却是《老子韩非列传》。
越是高手，下围棋越讲究要争“势”，按照围棋的“法”，每颗棋子都是一样的，本身无所谓贤不贤，其作用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就取决于你把它放到什么位置上，而且放在那里了就不许再动，否则就是“乱法”。
围棋盘上没有象征最高权力的棋子，正如韩非主张的，君就像道，应该是看不见的。
术——玩阴的
韩非说，光靠法治收拾体制外的坏蛋足够了；但要想对付体制内的坏蛋却还有所不足。
一味依赖法的结果就是一切社会资源都收归国有。国家确实是强大了；但国家强大，君却不一定是受益者，权势可能被那些重臣夺了去。照韩非的观点看，商鞅变法的结果就是如此。
要保证君主是国家强大唯一的，至少是最大受益人，“术”是非常重要的。和法要公开颁布不同，术是暗箱操作见不得人的东西，即所谓“术不欲见”。
韩非子说，对君主而言，法与术就好像衣与食，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更好的比喻也许是：法是明枪，术是暗箭。以法的名义，君主完成抢劫；以术为手段，君主拒绝分赃。
一、最常见的术，讲究见招拆招。
“术”这个字，一般被理解为阴谋手段。韩非很多时候，也是照这个意思用的。
君臣不同利，是韩非反复强调的。君臣之间看似风平浪静，其实也是“上下一日百战”。
《韩非子》里大量的内容就是这些君臣较量的实战记录和理论升华。比如《内储说》上下两篇大谈七术六微。“七术”就是君主收拾臣下的手段，“六微”则是介绍臣下的招数。最后总结说，把这些招数破得干干净净不算最高明，应该玩斗转星移，借力打力，让它们在本国消失，同时输送出口，祸害外国人去。
这些招具体怎么使，这里就不多说了。反正大家都很熟悉：去书店随手拿本成功学、厚黑学的书，或者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剧、宫斗剧，或者随便关注一下机关单位或职场的那点破事——类似的手段比比皆是，比韩非更高明、更匪夷所思的阴招也绝不罕见。也许可以套一个经典句式，《韩非子》是这样一本书：你合上书，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你就好像走进了书里。
二、高明的术，应该是以静制动，无招胜有招。
各种见招拆招，当然也不是等闲人能做到的。但韩非以为，身为君主，这么做并不可取。
他讲了一个郑国执政子产的故事。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难三》）
子产早上出门，远远听到一个女人在哭，他仔细听了一会儿，吩咐手下去把这女人抓来，一审问，果然是个谋杀亲夫的罪犯。子产是怎么知道的呢？
哭声有问题。为了亲人而哭，他刚生病的时候，哭声里会带着忧虑；临死的时候，哭声里会带着恐惧；已经死了，哭声里则会充满悲哀。
子产说：“她老公已经死了，可是她哭声里却是恐惧而不是悲哀，所以我知道，这当中一定有奸情。”
韩非讲这个故事，不是要称颂子产是郑国的福尔摩斯，恰恰相反，他觉得子产多此一举。因为你子产的身份不是警察、探长，你是郑国的执政，相当于国家总理。不去搞制度建设而亲自去破案，那么多案子你总理一个人破得过来吗？这就是老子说的，“以智治国，国之贼也。”
就好比打鸟，鸟群有几百只眼睛盯着你，你只有两只眼睛看着鸟，你怎么看得过来？所以说，“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术，邑中道也。”《广雅》更直接：“术，道也。”
老子谈“道”，韩非发挥老子，谈“术”也谈“道”。这两个字的本义，都是道路。引申义后来当然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道是冰清玉洁的形而上，术成了肮脏污秽的下水沟。但至少在开始时界限并不明显。《老子》阴谋诡计的东西也不少；而至少在韩非自己看来，他的术修炼到一定境界，也就正是“虚静之道”。
君主怎样才能破尽臣下千奇百怪的招数，而面对无数臣下灼灼如贼的眼睛，却不露一个破绽呢？韩非说：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主道》）
这么玄玄乎乎的一段话，可以有请金庸老爷子来翻译一下。
令狐冲一颗心怦怦乱跳，手心发热，喃喃地道：“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斗然之间，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风清扬道：“要切肉，总得有肉可切；要斩柴，总得有柴可斩；敌人要破你剑招，你须得有剑招给人家来破才成。……真正上乘的剑术，则是能制人而决不能为人所制。”
也就是说，君主的真实想法一旦暴露，就会被臣下利用，所以君主一定要玩神秘。长得跟面瘫似的，平常不出现，出现了也就站在高高的城门楼子上招招手，一开口说的都是毫无信息量的套话，但会在臣下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颁布法令，那可就是快若闪电，势比雷霆，绝不容人有抗拒逃避的余地了。这样就可以做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虽然这样也会导致领袖比较缺乏个人魅力，但咱本来也不靠魅力拉选票。
当然，韩非为君主设计这么一个方案很容易，正如金庸描写独孤九剑天下无敌很容易，真要无招胜有招，谈何容易？
萧公权先生替他算过，按韩非的设计，一个君主除了专制权力什么都不能爱；同时要悄无声息地“明烛群奸，操纵百吏，不耽嗜好，不阿亲幸，不动声色，不挠议论，不出好恶，不昧利害”，其自律能力之强韧，与儒家鼓吹的尧舜圣德相比，也不会输得太多。一部中国史，除了极少数“雄猜之主”（也得是在其鼎盛期），就没几个皇帝能接近韩非的这个标准。
《难势篇》里，韩非宣称，自己的理论是以材质一般的君主为出发点的。这向来颇为学者称道，被认为是很符合现代制度设计之精神的。其实，只要是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哪里是正常人类能干的？这注定是句空话。
三、无招的总诀式，是立法。
韩非在很多地方举例说过什么是术。从这些地方看，术的含义很宽泛。韩非也两次谈过术是什么，《难三》里谈得也很宽泛，无非说术就是跟大臣们玩阴的，但《定法》篇里界定得非常详密。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安排工作岗位，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独自掌握的。
《韩非子》里，很多地方都强调过君主一个个观察臣下是做不到的，应该用法来考核，则这里法与术的界限似乎模糊了。《定法》又批评申不害的术并不完善，有这样一句：
申子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
“申子未尽于法也”一句里的“法”字，学者们多认为是“术”字之误，这大概是对的。但“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显然是一条公开颁行的法规。韩昭侯睡觉，管帽子的给他加了件衣服，韩昭侯醒来后，却把管衣服的和管帽子的一并治罪了，因为前者失职，后者越位。这个有名的故事，就是对这条法规的执行。
如此说来，所谓“申子未尽于术也”，其实是在说申不害立法不善。
回过头来再看韩非对商鞅的批评，所谓商鞅“徒法而无术”，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商鞅的法律执行得很好，但是立法时却没充分考虑到防范奸邪夺权的问题。
大体上，《韩非子》里谈论用人术、制驭术的时候，很大程度都是在谈该怎样立法让臣下不敢为非作歹。很显然，立法是术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术是“人主之所执”，很大程度是在强调立法权必须为君主所独享（那些小伎俩性质的术，君主也不可能做到垄断）；所谓“法莫如显，术不欲见”也有这层意思：法律要公开，但立法过程可决不能公开——商鞅变法时，曾宣言“不和于俗”“不谋于众”云云，其中逻辑一脉相承。
另外，韩非给“能法之士”定的标准是“强毅而劲直”。显然，在执法时要做到不畏豪强，不恤民生，这项素质特别关键。但立法不太需要这个。君主立法时要找人出谋划策，“远见而明察”的“智术之士”，倒确实用得上。
也就是说，韩非说的术，其中包括立法；韩非说的法，主要是指司法；至于势，不用说，当然是行政。
给立法、司法、行政分别归类，大概可以说明韩非已经认识到这三种国家权力的性质、职能各不相同。甚至应该说，韩非已经意识到三权分立意味着什么。所以，作为一个绝对尊王的人，韩非要集法术势之大成，也就是说，司法、立法、行政的权力必须垄断于一人之手。
还是那句话，怎样组织一个庞大的政体，技术问题上，韩非的眼光往往让人不得不叹服其非常“现代”。但你要是想从他那里寻觅通往现代政治的道路，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在逆向行驶。
怎样治理老百姓
企业税负太重，足额交税必死。为此修订相关法规，这是理想中的现代法制；死不死的不管，税你给我交了再说，这是法家；法律不合理由它去，税就别交了，这是儒家；平常你少交税我记着但不管，哪天看你不顺眼就把这当成治你的罪名，这叫阳儒阴法。
韩非说，明主治国，治吏不治民。
他劝国君收拾坏蛋。照他的标准，体制内的坏蛋固然都是朝廷显贵；体制外的坏蛋，大体也称得上社会贤达。换普罗大众的观点，上述二者都进入了中上层阶级，是成功人士。
韩同学为君主出谋划策，对这些成功人士的内心阴暗面抉隐发微，抓痛脚、点死穴的手法尤其精妙，足以成为后世君主收拾他们的九阴真经。中上层阶级对这本书也是神经高度紧张，知识分子骂不绝口不说，再有著名的例子如，在门阀强盛的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一给太子看《韩非子》，世家大族就立刻行动起来，一边上书表示抗议，一边觉得有策划一场政变的必要。
中上层阶级的功能，一是对暴君的掣肘，二是构成了暴君和暴民之间的缓冲。韩非知其一不知其二，相信其理论的秦始皇出雷霆手段，企图把中间等级扫荡干净，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朝亡了。
小韩这“一双冷眼”何等犀利，为什么竟会见不及此？一方面，是直到战国末期，历史还是“敌人内部矛盾”的历史，统治阶级打来打去，人民群众确实没折腾出什么大动静。另一方面，大概还得怨他贵族出身，两眼只盯着上看，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看不到民众的厉害，也就不觉得有留个缓冲区的必要。
韩非反智，但并不怎样热衷直接谈愚民。他的“术”，精彩纷呈、诡诈百出的地方全在收拾成功人士。《显学》里一段关于老百姓的论述是被反复引用的，大意说：人民的智商就跟婴儿差不多，不能懂得政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很多政策明明是为他们好，他们却怨气很大。大概韩非认为，愚民诚然是对的，但民愚已经是事实，所以就不用怎么额外浪费精神了。
事实尚不止此。另引一段也主张人民是笨蛋的话来做比较，希罗多德《历史》里说：
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
区别很明显。韩非把人民当婴儿，希腊人却和儒生们一样，比之为奔流、泛滥的河。婴儿柔弱，洪水却几乎是不可抗力。
认为人民愚蠢而强大，接下来才会恐惧“水能覆舟”或者琢磨如何使“民心可用”；但像韩非这样把人民看得既愚蠢又软弱，对老百姓的反抗，就只会喊“用刑用刑用刑！”小韩虽然给老子做过注释，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警句，他却给看漏了，或者解偏了。
该怎样糊弄老百姓或操纵民意，小韩这个阴谋大师可能是最没招的一个。相反，其余诸子却往往都有一套。
老子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策越精明，老百姓就越会钻空子，所以要愚民效果好，政策也要含混。这等于是预言：小韩你这么搞，是在诱导老百姓变成刁民嘛。
再如跟小韩一样属法家的商鞅，因为在基层摸爬滚打锻炼过，对民众的认识，就跟小韩很不同。要“弱民”，他是有成套的执行方案可以拿出来。
孔夫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名言，后半句怎么解释聚讼纷纭，其实真正的微言大义却在前一半。什么叫“使由之”？就是顺毛捋，不折腾。后来孟子进一步提炼了一个听起来就非常儒法合一的词，叫“仁术”。小韩鄙视仁义道德，对这些门面货的安抚、防震功能，认识就很不够。
孟子有些毛病，和现在的某些舆论领袖其实很像。谈历史，往往捏造；谈地理，河流改道；谈治国，不考虑行政成本；谈学术，来来去去只会引用几句经典。但他民本立场鲜明，对当权派抨击猛烈，点评时事善于说尖刻的俏皮话。要跟“普世价值”对接，先秦诸子中没有谁比他更合适。假如今天孟老师跟小韩在微博上展开骂战，拼逻辑小韩胜过不止一筹，但孟老师的粉丝肯定直接把小韩同学给淹了。
墨子是宗教领袖，装神弄鬼是绝活。靠宗教狂热发动群众，全世界都是惯技。秦以后墨家号称绝迹，但其实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里，都飘荡着他的幽灵。小韩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邪，但人家已经篝火狐鸣，把群众煽乎起来了，你没法跟群众普及无神论。这时该怎么应对，小韩也只能一翻两瞪眼。
所以说，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统治术传承三千年，荟萃了九流十家的蔫损坏。小韩当然是影响特别大的一个，但屎盆子扣他一个人头上，他担不起。
汤武关键词：革命还是暴力
——读《商君书.开塞》
法家其实也不是一味宣称自己在搞创新。不说《韩非子》里也反复出现“先王”字样，商鞅在秦孝公前和儒家的大臣辩论，称道过“汤武不循古而王”，其实也恰恰说明了商鞅并未以为自己的行为前无古人。他把商汤和周武王当作了古代的正面典型。
众所周知，先秦诸子里，孟子也特别喜欢汤武革命，有警句云：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而韩非子却认定汤武是乱臣贼子。这么看起来，儒家、法家是死对头，但在怎么评价商汤、周武王的问题上，孟子和商鞅似乎意见一致。而韩非子和商鞅两个法家同行的观点却彼此“打架”。
真是这样么？
商鞅对汤武的具体看法，在《商君书》的《开塞篇》里讲得最详细。这个“塞”不是边塞，而是堵塞。商鞅认为，汤武之道已经被堵塞很久了，现在需要给社会重新开窍。
在这篇里，商鞅首先给历史划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亲亲而爱私”。
商鞅认为，人类在“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阶段上就是自私的，固不待家庭与私有制起源。商鞅也看到了人口压力的问题，把“民众”（人口增长）当作人和人之间矛盾激化的原因，于是原来的简单社会无法维持下去了。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上贤而说仁”。
就是在大家都自私自利的时候，难得有个特别大公无私的人，就被推崇了。他被认为是贤者，被推举出来成为统治者。而“贤者以相出为道”，就是贤者把推举其他的贤者作为原则，这显然就是在说禅让了。
《礼记.礼运篇》里，借孔子之口讲了一段关于大同、小康的论述，把实行禅让的“大同”当作人类的第一个阶段。商鞅则认为亲亲在前，禅让在后，也就是先有血缘纽带维持的小族群，族群变大后，推荐选拔制度才出现。
更重要的区别是，商鞅并不认为大同世界有多美好。他强调“上贤”只是人们私欲相妥协的产物，而这个妥协并不稳定。“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必有乱”，共同体内的人口越多，道德就越不管用，没有制度约束而搞推荐模式，时间长了，一定会有猫腻。于是禅让、选举都成了形式，其实质是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名利场。
这一段，商鞅的分析显然比《礼运篇》要有说服力。“大同”只是对原始社会理想化的描述，既未说明它何以出现，也无法解释它何以终结。商鞅对这两个问题则都给出了答案，而且抓住人性自私和人口压力这两个关键，他的解答虽然粗糙一些，但和不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倒是有相当高的契合度。
这就不得不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贵贵而尊官”。
就是与其为了比谁更“贤”，无休无止地吵闹争斗下去，不如认定了，某人就是君主，大家都得听他的。这个君主其实未必贤能，但反正认定了他就是权威，好歹可以求个社会稳定。
这个阶段也有点像《礼运》里说的“小康”。但小康社会的特点是多方调和，讲血缘亲疏，更讲选拔贤能，也讲身份地位。商鞅则把三者对立起来。“中正者使私无行也”，上贤就不能亲亲；“立君者使贤无用也”，立君就不能上贤。
这种极端的立论，好处是避免了曲为弥缝的麻烦，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君主既无亲族的拱卫，本人又未必贤能，他凭什么能够统治天下？
商鞅的答案简单明了：靠暴力！
他又进一步分析三个社会不同的社会基础，云：
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
人民愚蠢，则可以靠智慧称王；人民聪明，则可以靠强力称王。笨蛋们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聪明人则机巧有余而勇气不足。人的本性是，笨蛋因为无知所以爱学习，聪明人因为软弱所以易屈服。所以神农教老百姓耕作，大家都师法他的智慧，神农就当了王；商汤、周武王发展实力，大家都屈从于他们的力量，所以他们能够征服诸侯。
这是把神农和汤武当作成功者的两类不同典型。神农生活在一个都是笨蛋的时代，所以靠智慧称了王。汤武生活在到处是聪明人的时代，所以靠暴力称王。商鞅显然认为，如今这年头，问题显然是聪明人太多，所以需要的正是暴力。
正是因为当今天下需要暴力而尚没有一个商汤、周武王式的绝对暴力，所以才导致这个时代充满了无序的暴力，即大国都在征伐，小国都在防御。既然如此，商鞅推崇汤武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运用绝对的暴力，来造就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
商汤、周武王夺取天下，采用的手段是暴力，其性质是革命。这基本可算先秦时代的一般看法，但更关心哪个侧面，则诸子各不相同。
商鞅推崇汤武，是看中了暴力；韩非反对汤武，是不准革命。其实商鞅也反对革命，特别强调“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韩非也推崇暴力，有名言“当今争于气力”，因为他们虽然对汤武的评价相反，而其实却立场相同。
孟子喜欢汤武，是在鼓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而他恰恰是企图消除、缩小汤武革命中暴力因素的影响，“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不取的，就是讲武王伐纣，杀得血流漂杵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