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易中天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孟子，把“叟”翻译成老头。在公众性的讲坛上，追求表达效果，这么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严格说来，这么翻译不准确。朱熹注：“叟，长老之称。”也就是说，梁惠王虽然问得有点太猴急不含蓄，但称呼上还是挺客气的。
不客气的是孟老师。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句话引出“义利之辨”的大问题，这里暂不讨论。总之，不接对方的话茬，一句话给顶回去。啥叫“说大人，则藐之”，这就是现身说法了。
孟老师在魏国的运气不大好，游说刚有点效果，梁惠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
魏国这位新国君，在《孟子》里只算打酱油的。仅出现一次，孟子对他的那句评价倒是很有名。
“望之不似人君。”
只远远看了一眼，孟老师就否定了这位的统治资格。
照这样子，孟子在魏国是待不下去了。好在，不重视他的齐威王，不久前也很凑趣地死了。
公元前319—前312年，孟老师又到了齐国。
这个时候，孟老师在国际间的名声已经很大。实际上，孟老师要见齐王的心理固然很迫切，但刚即位的齐宣王对孟老师的好奇心更旺盛。两人见面之前，齐宣王竟然派人去偷窥了孟子一回。知道自己被偷窥了，孟老师豪爽亲切地说：“看什么看，尧舜也是人啊！”
两人见面，孟子照例是一开口就把人家的话给顶回去。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齐宣王打听齐桓公、晋文公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想问孟子该怎样称霸。孟子睁着眼睛说瞎话，咱们孔子的传人，没有谈齐桓、晋文的——《论语》里对齐桓公评价不算低，对晋文公也捎带提过一次。所以顾颉刚先生说，当时要是齐宣王从身边拿出卷《论语》来，场面只怕要尴尬。
当然，孟老师敢这么说，也是拿准齐宣王不好意思这么跟自己过不去。他就是要表明态度：霸道，咱不爱提；我不答你的问题，而你要顺着我的思路走。
《孟子》书里，孟老师和齐宣王的对话特别多，这其中，最著名的宣言无疑是：
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
这句很好懂，不翻译了，也实在是翻译不出原文的气势来。
此外，孟老师放钩子下绊子打棍子，什么招都使过。如果说苏秦张仪是妾妇，孟老师却常常也不像大丈夫，而是像最会折腾男朋友的女生，有时气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有时又挤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于，两个人还能为了谁应该去看谁这样的问题纠结不已。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公孙丑》）
孟子本来已经准备好去见齐宣王，偏生齐宣王派了个人来跟孟子说，本来应该是我来看您的，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不过要是您过来，我还能支撑着上朝，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见到您？
于是孟子改变计划：“不幸得很，我也病了。”
第二天，孟子要到别人家去吊丧。学生劝阻：“昨天您刚说有病，今天又招摇过市，这不太好吧？”
孟子很干脆：“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不行吗？”
齐宣王对孟子的身体倒是很关心，派人来慰问孟子，医生也带来了。孟子的学生赶紧跟来人敷衍打圆场：“昨天是真病了，真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点，就小步快走着去了。但能不能撑到终点，我说不准。”
同时他派人去给孟子带信：“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赶快上朝去！”
于是孟子被学生逼得有家不能回，上朝又实在不想去，换作是女人，这时候最自然的反应，大概只能是去找闺蜜。
——孟老师也确实是住到一个叫景丑的朋友家去了。
孟老师有名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我们先放着，反正，至少在他老人家面前，君王的分量，确实显得不大重。
仁政：孟子的不二法门
当然，孔、孟以至刘向的界说都只能当作“理想典型”来看待。事实上真能合乎这种标准的士终属于少数。但是自从诸子百家竞起，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情形来看，这些少数的士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的，他们正是汤因比所谓的“创造少数”。
——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
孟老师跟闺蜜交心，谈了自己不见齐王的理由：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恒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
他先引用本门前辈曾参老师的话：晋国、楚国的财富，没有谁比得上。但是，他们有富贵，咱家有仁义，面对他们，我也不气短。
然后孟老师比较自己和齐王各自的优势。
天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算一个，岁数算一个，道德算一个。朝廷上，爵位最尊；日常生活中，岁数最尊；至于辅助君主治理百姓，德行最尊。
齐王只有爵位这一个优势；我老孟占着俩，而且这俩当中，德行应该算双倍积分。
孟老师宣称，对大有作为的君主来说，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有事儿，得你亲自上门去找他。
于是孟老师又引史为证。商汤面对伊尹，桓公面对管仲，都首先是学生，然后才是君主。这二位之所以能够称王称霸靠的就是这种正确的态度。而当今天下，之所以会形成国际均势，不是因为大家都很强，恰恰相反，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大家都太弱。因为各国君主都好为人师，所以哪国都搞不好。
最后孟老师愤愤然地说：“管仲都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瞧不上的人呢？”
在其他场合，孟老师还讲过一些类似的故事。强调不是我傲娇，而是我们儒家向来就是这么傲娇。
鲁国掌权的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自己，孔老师就不去。阳货就派人给孔老师送礼——因为照规矩，你得亲自来给我回礼，那不就见着了？结果孔老师有意挑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礼。虽然最后两人还是见了面，但那纯属意外，小概率事件下不为例。
孔老师的孙子，小孔老师子思先生也是这个脾气。小孔老师和鲁穆公的关系是这样：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孟子.万章》）
鲁穆公多次去见小孔老师，问古代千乘之国的国君，是怎样和士人做朋友的呢？——意思是，让我们交往吧。
小孔老师的反应是不高兴。“按古人的观点，国君应该给士人当学生，而不是当朋友。”
孟老师又解释小孔老师的意思：按地位，您是君我是臣，我不配跟您当朋友；论德行，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哪配跟我当朋友；想当我朋友都不行，召见我当然更不行。
从上面引的话很容易看出来，儒门这股子傲气，是源于这样一种自负：比道德，我们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们的道德能这么好呢？孟老师说，人的天性之中，都包含着一些美好的品质，主要是以下四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但是，这些美好的品质，大多数人培养得并不好，被恶劣的环境给毁了。就像绿树茏葱的山丘，生生被砍成了秃岭。但是我们孔门高手不一样，这四大美德，从小都发育得特别好。
为什么只有我们发育得这么好？孟老师并不藏私，介绍过修炼法门。比如我们中学里学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云云，就是其中的一段。那么多痛苦，都是在练级。当然，被认为最重要的，是孟老师关于“知言养气”的一大篇议论。
这段话太长，又非常不好懂。总之，孟老师说了，“浩然之气”养足了，可以“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那境界非金庸、古龙所能梦见，完全进入了玄幻的范畴。
当然你又会问，道德好有什么了不起？光凭道德好你就能打败官二代，横扫高富帅？别说，孟老师还真有这个自信。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君王们在儒生的指导下，把自己天性中的善良发掘推广开来，从而建立一种有道德的政治，一切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
通过安抚百姓的途径而追求称王，没有人能够阻挡。天下将在你的掌控中运转。
所谓“保民而王”，也就是行仁政。
【段子为证】
孟子养气的理论，后来很被重视。魏晋隋唐，佛教、道教盛行的时候，儒家的人往往也有这个倾向——就是承认本门的功夫，只解决社会问题；宇宙、人生方面的困惑，则该到佛经、道藏里去找答案。大概从韩愈开始，儒家想把这块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宇宙人生方面的问题，人是不可能知道确切的答案的。既不可能知道答案，又总是忍不住要追问，其结果，就是往神神叨叨的方向上发展。
复杂繁琐的宗教哲学，是神神叨叨地探讨宇宙人生；女生们研究星座，玩塔罗牌，也是神神叨叨地探讨宇宙人生。
孔子喜欢说“不知也”“空空如也”，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虽然多数时候属于玩低调，但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性命与天道，是事实。
所以，二程、朱熹他们翻《论语》时恨不得掘地三尺，就差喊一嗓子：“这个可以有！”但就是起孔老师于地下，他也只能双手一摊：“这个，真没有。”
所以有学者说，倘不是碍于孔子的祖师爷身份，按宋儒的偏好，很可能是不想把《论语》列入《四书》的。
于是孟子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程、朱们看到“浩然之气”这一段的时候，真是欣慰无比。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为什么“其功甚多”？因为有了这个，我们也可以在宇宙人生方面跟佛教、道教叫板了。
“仁”者无敌
大体上，孟老师是这么论证仁政的伟大意义的。
先看一下《孟子》开头，孟老师和梁惠王的对话。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问，您老人家大老远跑来，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啊？所谓“利吾国”，这个利自然是国家的利。这点，过去注解《孟子》的人，从最早的东汉赵岐，到影响最大的南宋朱熹，到集大成的清代焦循，意见是非常一致的，朱熹就说：“王所谓利，富国强兵之类。”
更具体点说，梁惠王这些年来既被孙膑偷袭，又被商鞅胖揍，还被楚国趁火打劫，憋着一肚子火，他所谓“国家的利”，就是该怎么找这些国家寻仇，把场子找回来。
孟老师的回答，给人感觉是调子高得吓人，只谈道德，不谈利害，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这确实怪他乱放嘴炮。不过仔细体会文意，孟老师的意思不过是在说，你梁王关心的所谓“国家利益”跟别人无关，是你梁王的私利；那么，别人也只会关心跟你无关的他个人的利益，这样，大家都追逐私利，国家就完蛋了。
“亦有仁义而已矣”则不妨理解为，要找到共同利益。仁义是什么？就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当然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了人民的利，自然也就有了你国君的利。
对人民群众来说，仁政的意义在于，可以改善生活。
孟老师对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特别有同情心。而说到用语言文字把人民的惨状描述出来，同时慷慨激昂地抨击骄奢淫逸、邪恶暴虐的统治，孟老师的煽情能力，可说无与伦比。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下同。）
丰收了，民间多余的粮食丢给猪狗吃，这个时候政府不知道平价收购，作好储备工作；灾荒了，路上有饿死的尸体，这个时候政府不知道开仓赈济。饿死了人，有关部门就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是自然灾害。”这和把人捅死了，却说：“不是我杀的，是刀子杀的。”有什么区别？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骏马，人民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是你们这些统治者带着野兽在吃人。
今之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现在老百姓的经济状况，是对上不足以侍奉父母，对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风调雨顺的年景还吃一辈子苦，有点自然灾害就不免死亡。这种情况下，求个活命都困难，谁有工夫听你谈礼义道德？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
争夺土地而战，死人漫山遍野；争夺城池而战，城市变成死城。这是带着土地去吃人肉，这样的人死有余辜。
所以孟老师做了一个极其沉痛的判断：“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抨击完现状，自然就要提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才是抓住了当前社会的根本矛盾。具体指标有：
——如“不嗜杀人”，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就这个问题，孟老师有警句云：“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如“制民之产”。这四个字，我倾向于理解为，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至于孟老师所提倡的具体制度，有的太复杂（比如井田制），专家们都吵得不亦乐乎；有的又好像过于简单：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孟子》里反复出现了三次之多，可见孟老师有多重视。虽然章太炎骂这个方案太幼稚，但孟老师关怀弱势群体的拳拳之心，总算是跃然纸上。
——如“与民同乐”。领导开心的时候，要记得让人民群众也开心——乐意引申的话，这句话里牵涉到的权利也可以相当多。
对于君主来说，行仁政的意义在于可以保住权势，进而统一天下。为了忽悠各国国君行仁政，孟老师对他们威逼利诱，也算手段都用尽了。
威逼者何？就是警告他们不行仁政就会被推翻。
孟老师和齐宣王有这样的对话——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返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
孟子问：“一个齐国人到楚国去，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一个朋友。结果回来时发现，老婆孩子在受冻挨饿，请问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绝交！”
孟子问：“法官管不住他的下级，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撤职！”
孟子问：“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该怎么办？”
齐宣王只能环顾左右，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去了。
孟子的意思很明白，君主尽不到对国家人民的责任，也是该撤职的。这个意思，他反复强调过多次，“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云云，都是孟老师就这个问题所发的名言。
利诱者何？就是告诉他们行了仁政就能成为真正的王者。当时各大国的君主虽然多半已经称王，但大家心里多少还有点犯嘀咕，觉得“王”应该是像西周盛世的周天子那样，被天下尊为共主，自己这个王，自娱自乐的性质多一点，成色还有很大的不足。
孟老师说，行了仁政，你这个王，就可以十足真金了。为什么呢？只要你推行保障人民利益的政策，那么全天下的各色人等，都会愿意成为你的国民。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
“现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找官做的人都想到您的朝廷上来做官，天下的农民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种地，天下的商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做生意，天下旅行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旅行，天下痛恨本国国君的人都想到您这儿来控诉。”
显然，孟老师心目中，只有好体制和坏体制，对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的要求。如此发展下去，就是中学语文课上学过的话：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
孟老师告诉梁惠王，你不是想跟商鞅、孙膑他们找场子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老百姓，提根棍子就能把装备精良的秦兵、楚兵给揍了。
说到这里，实际上面临着跟墨巨侠类似的问题。仁政听起来这么美好，做得到吗？
孟老师说，当然做得到。我跟墨子那个禽兽不一样，那厮心理阴暗，只看到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而咱们强调的因素刚好相反。
将要被屠宰的牛，你看看它的眼神，听听它的哀鸣，那种恐惧有没有打动你？那种求生的渴望有没有打动你？你有没有同情心油然而生想给它一条活路，或者至少不忍心吃它的肉？
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了，你有没有想赶紧拉他一把？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跟他的爸爸套交情吧？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要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名声吧？你拉他不是因为嫌孩子的哭声难听吧？那是为什么？这是源自人类天然的同情心啊！
孟老师说，这就足够了。把这份爱心推广开来，就是仁政。
所以，在孟老师看来，仁政可行的基础在于，人性善。
【段子为证】
把仁义理解为共同利益，并不是按照今天的思维捏造出来的新说法，而是古已有之。孟老师这句话单独拿出来，造成了仁义和利益对立的效果，儒生往往也觉得不好接受，于是他们捏造了一段孟子和子思的对话。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显然，编这个故事的人对孟子的话不满，又不敢直接反驳，只好抬出一个比孟子更有来头的人物，借他的口说，仁义的最终目的还是利，利是道义的总和。
这个虚构的故事被司马光采集进了《资治通鉴》。但他又打圆场说，其实子思说的和孟子说的，是一个道理。不过仁义才是最大的利，这个道理过于深奥，只有仁义的人才明白，梁惠王这种野心家是听不懂的。所以孟老师才会干脆主张只谈仁义不谈利。
性善论的软肋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韩非子.显学》
这段话的大意是：巫师为人祈祷，说让你长生不死，说得你耳朵起老茧，你能因此多活一天吗？这就是人们鄙视巫师的原因。儒家游说君主，不说治国的具体策略，只说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多么美好，和巫师又有什么区别？
性善论是孟子的招牌菜，但理解起来，麻烦却很多。
我们把问题尽量简化。人性是什么，当然永远不可能说清楚。不过我们今天说人性，一般是把人与生俱来的全部特性，都算人性。而孟老师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人当然是生来就会作恶的，但使人作恶的天性却都只算禽兽性，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只有那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才算是人性。
这个人性才是善的。今天，口语当中骂人说，“你丫没人性”，这倒是在孟老师意义上使用人性的概念。
我不在这里抄《孟子》里那些关于“性”的讨论，原因也在这里。孟老师和他的论敌们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却往往完全不同。鸡同鸭讲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孟老师并不认为人本质上有多善；但是孟老师确实是在强调不管人和禽兽的距离有多么近，不管人可以有多么恶，这一点点天生的善，力量却是无穷的。只要把这点善发掘出来，就几乎无所不能。
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国君之所以可以安抚人民，普通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士人，士人之所以可以不屈服于权力，都源自这种向善的能力。
鼓吹性善，其实很多时候意义并不在于探寻人性的真相，而类似于一种激励教育。你天天跟一个孩子说，你真聪明，肯定能学得比别人好，他也许就真的爱学习了。你经常说人可以很善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家就真的乐于去做好人了。
这种正面激励功能，谁也不能否认。但如果把性善论推到极致，可能有两大问题。
一是强调既然人性善，人就必须善，不善也得善。
好比“只要你是人，就可以成为尧舜”这个动人的结论，它的逆否命题就非常吓人：“凡是不能成为尧舜的，就不能算人。”——好，你为啥没有成为尧舜？你是不是放弃了天赋的良知良能？你还配做个人吗？你不是人，所以我杀你也就不算杀人。
在这种追求善的冲动下，屠刀霍霍磨砺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了。后世所谓“理学杀人”“道德杀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而如果这种主张真的能跟政治权力相结合，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演为暴政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拿这点来责怪孟老师本人，有点过苛。因为孟老师不是一个一以贯之、逻辑严密的思想家。虽然他有时会抛出一些骇人听闻的高调主张，但大多数时候，还不至于跟常识常情过不去。孟老师说，老百姓没点固定资产，跟他谈道德往往就没法谈；年成好了，年轻人就比较乐意学做好人，年成坏，年轻人往往就容易成为暴徒。这都是些很能体谅人情的说法。他的道德绳索，基本可算很宽松。
但性善论可能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在孟老师这里就比较严重。
孟老师太相信善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他平治天下的方案里，暴力因素（如军队、法律、监狱之类的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绝对没有，但占的比例极低。
最能体现他这种盲目乐观的就是前面引过的那句，生活在仁政中的老百姓拿着棍子就能把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邪恶军队给揍了。
孟老师敢这么说，仰仗的第一是士气，第二是人数。
他认为邪恶的军队会没有士气，而正义的人民士气很高。
为暴君作战的军人，想想自己“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生活状况，多半就倒戈了。
想想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好，为了捍卫这美好的生活，老百姓打仗肯定得玩命。
说邪恶的军队士气不高，孟老师显然忽略了三大现实。
第一，暴君可能整得民不聊生，但唯独给军队的待遇特别好。罗马皇帝塞维鲁有云：“让军人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管。”这个道理当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但却不难得逞于一时。对此，古今中外的暴君都明白，只有孟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明白。
第二，孟老师嚣张惯了，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所以他看不到恐惧的力量。对暴君的习惯性恐惧，使人民不敢反抗，而这种压抑感，正需要通过凌辱杀戮他人来释放。比如骊山释放刑徒，就没有按照孟老师的逻辑行事，他们非但不曾调转武器杀向秦二世，反而是神勇无比地把陈胜、吴广打得落花流水。
第三，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有一种对军营集体生活的热爱，杀人时也另有一种快感。当代一部研究士兵心理的书中介绍亲历过战争的老兵的体验。
“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
现代人受文明约束比较多，所以对这种快感更多遮遮掩掩，古人就野蛮也坦荡得多。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听说打仗了如“饿狼见肉”，就是这种心态活灵活现的展示。
另一方面，孟老师对人民的抗战热情，只怕也大大高估了。我们不妨参考《天龙八部》里面的一段描写，少室山下，武林群豪围剿萧峰——
忽听得人丛中有人大叫：“姓乔的，你杀了我兄长，血仇未曾得报，今日和你拼了。”跟着又有人喝道：“这乔峰乃契丹胡虏，人人得而诛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去。”但听得呼喝之声，响成一片，有的骂萧峰杀了他的儿子，有的骂杀了父亲……群豪虽有一拼之心，却谁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战。人人均知，虽然战到后来终于必能将他击毙，但头上数十人却非死不可，这时忽见慕容复上场，不由得大是欣慰，精神为之一振。
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振得何其猥琐——然而却也是群众中常见的心理。经济学上，谓之“搭便车困境”。
群豪与萧大王有父子兄弟之仇，不可谓不深；民族家国之恨，不可谓不厚。这些仇恨比起抽象的“仁政”带来的利益，更是直接切身得多。然而饶是如此，他们仍不敢上前挑战，而寄望于别人先去送死。仁政这个东西，人民群众感情上当然都很支持。别人为了捍卫仁政而流血牺牲，大家也乐于致以崇高的敬意，但自己是否愿意为它把命搭上，那就另说了。
然后必须说明的是，即使把人民群众的士气都调动起来，甚至对他们也进行了足够的武装，加以相当程度的军事训练，也就是说，做到了比士气比装备比训练，咱们的正义之师都不比那些邪恶部队差，胜负仍然是未知之数。
这点孟老师当然不信。外部条件双方都均等，比军队规模，得道自然多助，支持仁政的肯定比支持暴政的多，咱们以多打少，还有不赢的吗？孟老师和齐宣王之间还有这样的对话——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孟子.梁惠王》）
邹国小，楚国大，所以邹国一定打不过楚国；同理，齐国小，天下大，所以齐国一定敌不过天下。
齐宣王当时是被孟子唬住了，也许今天仍然有人觉得这番话听来很有道理。
但这偏偏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秦国就不可能取得天下。
很多人指出过，天下并不是一个整体，一国要与天下争锋，只要各个击破就可以。
其实，即使天下是一个整体，它对齐国的优势，也不能与楚对邹的优势相比。
原因很简单，等比例放大，是行不通的。
这个道理如同你把我的书撕一页下来折纸飞机，可以飞得很流畅；你拿一整张报纸折飞机，软塌塌的，根本飞不起来。你想挖一个一米深的坑，随便挖；你挖十米深的坑，不给四壁加固的话你就自埋吧。猎豹可以腰间无骨灵活自如；大象、犀牛却必须要有一副粗笨的骨架才能支撑沉重的身躯。
同样，打仗不是人越多越好。人数超过一定上限，组织、后勤的成本就会高到无法承受。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把天下的军队集合起来，是怎样一个过程，看看汉朝怎么打匈奴就知道了。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汉书.匈奴传》）
发动三十万军队，准备三百天的军粮，必须东到山东沿海，南到江淮地区全国总动员。花费一年时间，集结都无法完成。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先头部队却已经被前线军营的恶劣条件长期折磨，人员疲惫，设备损耗，失去作战能力。
楚国打邹国，有能力从容组织一支人数占压倒优势的部队；天下打齐国其实做不到这点。如果齐国被天下揍了，那牵涉到的因素一定有很多，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规模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总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像孟老师这么玩高屋建瓴，把难度如同挟着泰山蹿过北海的事情，看得像给老人按摩肢体一样容易，结果只能是三个字：不靠谱。
宋国推行仁政，引起齐、楚等大国的警觉，导致后来宋被齐国吞并。
孟老师对滕文公的姿态，几乎可说是耳提面命。但当滕国面临危机，滕文公向他问计的时候，孟老师的主意不过是要么你像古代太王那样流亡，要么你就死守。
像太王那样流亡是不可能的。那是七八百年前的往事，那还是地广人稀的时代，到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现在滕国所在的山东地区早已日渐拥挤，再没有多余的生存空间。
死守的话，滕国太弱小了，那就是受死。
于是滕国很快就灭亡了，宋国在自己被灭之前，把它给灭掉了——学者估算，时为公元前318年。当时孟老师早已放弃了最崇拜自己的滕文公，滋滋润润地在齐国享受客卿的待遇，并高谈阔论仁政有如何神奇的功效。
在很长时间里，耳朵软，好脾气又富有好奇心的齐宣王对孟老师很尊敬，但孟老师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齐国。《史记》说，攻打燕国是孟子的主意，而齐国这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结果，却是后果严重的失败。当然，《孟子》书里提供了很多有利于孟老师的说法，认为还是齐宣王理亏，齐王甚至还表达过对孟子的愧疚之情。但这毕竟只是一面之词，齐国方面是怎样看待此事件的，毫无文献记录。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就是这事上孟老师馊主意出得太多，齐王才不得不把他尽可能体面地送走了。
《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大概是在公元前319年，孟老师和梁襄王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梁襄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
孟老师答：“统一了才能安定。”
梁襄王又问：“谁才能统一天下？”
孟老师答：“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
就在这段对话之后不到百年，以狂热嗜血，斩首无数著称的秦国，横扫六国，天下一统。
从“民本”到“民主”
孟老师注重“养民”，强调的是“民本”。这一点，大概只有一些最极端的反儒人士才会否认。
但孟老师的观点算不算民主，争论可就多了。
刚受西方影响的时候，学者和志士仁人们一边想西化，一边对自己的传统还比较有信心，所以乐于寻找“民主”这个西方概念的本土资源，于是孟老师自然被看上了。康有为说，“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谭嗣同说，孟子“畅宣民主之理”；郎擎霄说，卢梭的主张“与孟子之意相近”。最有意思的是谭煊吾先生。
总观孟子的民本思想，实概括现代民主思潮的一切：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法国革命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林肯不惜南北一战所换来的民有、民治、民享；国父集中外大成所创立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老子的小国寡民，等等。成为理想的追求，或是进步的建设，要皆离不了孟子以民为本的思想范畴。故孟子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保姆，也是世界先知先觉者的革命导师。孟子这人，真千古伟大的哲人。
说得真是兴高采烈。只是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又和民主有什么关系？
等到了对传统完全失去自信力的时候，面对西方文明，只觉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思之弥光辉灿烂，学者们就普遍精于界定民本与民主的区别，甚至认为民本也不过是君本的另一种面相。总之，民主这么伟大光荣正确的思想，中国古代是不可能也不配有的。十几年前我念书的时候，就到处看见这种论调。
到了最近这些年，大国崛起的心态愈演愈烈，儒家思想里，就又仿佛什么价值都能开出来了。
其实，要问孟子思想里有没有民主，首先有一大难题很难克服，就是到底什么是民主。
这个难题，不仅我这种不通现代政治学的人存在，专家们也一样困惑——其实应该说是更困惑，因为他们不能打马虎眼。如菲利普.施米特教授曾感叹道：
曾几何时，民主这一词语作为一种贬值的通货在政治市场上流通。犯有大量罪行的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占有这一招牌；学者们则正相反，犹豫而不愿用它，因为前面没有加上合适的限定词时它具有太大的模糊性。杰出的美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甚至试图引入一个新的术语，“多元政治”（Polyarchy），以（徒劳的）希望获得概念上的精确性。
要判定孟老师有没有民主观，却使用不同的民主概念，结论当然没法一样。
有人拿孟老师跟古希腊的雅典政制比，判定民本不是民主。孟老师确乎做梦也想不到公民大会这种东西，不过，那种全体公民凑到一起投票或抽签以此来决定城邦事务的搞法，现代也没有哪个国家保存下来。所以若用雅典人的眼光看问题，民主制于今绝矣，那么就算孟老师不民主，“吾何慊乎哉？”
若拿现代西方世界的民主制作标准，孟老师当然也不算有民主观念。但仍引施米特老师的话说，把民主等同于“现代的、代议性的、自由的政治民主，像在民族国家实践的那样”的民主，是个“不幸的习惯”。如此界定，则民主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古典世界无传焉。自由、法治、宪政这些价值也难说是民主与生俱来的属性。比如雅典，就是典型的法律粗疏，个人自由匮乏，更完全不知道宪政为何物。按这个概念，跟任何古代世界的人物谈政治，民主都属于伪问题，岂独孟老师为然？
如果仅仅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理解民主——学者们当然坚决反对这么干，不过看这两年网上关于民主的大讨论，这么理解大概很有群众基础——民主就是民意决定政策的存废，领导人的去留。则孟老师的民主倾向很明显。
孟老师理解的“尧舜禅让”是这样的：舜登上天子之位，不是因为尧把天下让给了他，而是因为尧去世之后，人民群众坚决要求舜来治理天下。同样，禹死后，继位的是禹的儿子启，这个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巨变之所以会发生，也不是因为禹自私，而是人民群众就乐意接受启的领导。
孟老师理解的“汤武革命”是这样的：商汤、周武王杀死桀纣不算是弑君，只算是“诛一夫”，因为民心要求他们成为新的天子，他们就“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