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办法倒是有一个，他昨天就想到了，只是觉得不十分体面，不想说出来。现在见戴鸿慈很着急，知道他没有更好的主意，于是停步微笑着说：“实在没有法子想，只有一个馊主意，你别笑话。”
“说吧，馊主意总比没主意强。”戴鸿慈催道。
“太后如此重视立宪，如此器重你我，按理说我们回来后应该交一份泰西各国以及日本关于宪政的详细调查报告，为太后制定国策作参鉴，可我们没有这份能力。不说我们，就是满朝大臣也没有谁有这个能耐。”
这句话说得戴鸿慈直点头，因为既是实话，又给他挽回了面子。
“这非要精通各国宪政的大才不可！”徐世昌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加以肯定。“我想这事分两个方面来同时进行，出洋的管出洋，写禀报的管写禀报。”
“哦，我懂了。”戴鸿慈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明白了。“你是说请一个捉刀人。这主意很好，我也这样想过，只是这个高明的捉刀人难请。”
“国内是没有，海外倒有两个。”徐世昌重新坐下来，端起了茶碗。“一个是你的广东老乡梁启超，你跟他有联系吗？”
“老兄，你别开玩笑了，我哪敢跟他有联系。”戴鸿慈忙摇手，似乎生怕与梁启超沾上一点边。
徐世昌冷冷地笑道：“梁启超虽是在逃的钦犯，却的确是个人才，联系联系也无妨。你既然跟他无往来就算了。另一个是湖南人杨度。此人于宪政也很有研究，他也在日本。戊戌事变前我和他在小站见过一面，以后一直没有联系，现在也不知怎样跟他取得联络。”
戴鸿慈摸着茶碗盖，想了一会儿说：“熊希龄是湖南人，他可能与杨度有联系。”
“好。”徐世昌高兴地说，“你去跟熊秉三说，干脆叫他去一趟日本，亲自会见杨度，务必叫他说服杨度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是这样的……”
徐世昌略停片刻，说：“一篇叫做《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另一篇叫做《宪政大纲应吸取各国之所长》，再写一篇《实施宪政程序》。留学生都很穷苦，可以先送他一千两银子，限他半年内写好，交稿时再给他一千两。”
“行，就按你的意见办。”戴鸿慈起身。“我这就告辞了，明天就去跟秉三说。”
徐世昌把戴鸿慈送到大门口，再叮嘱一遍：“少怀兄，你要秉三一定得说服杨度写，即使他要价再高点也接受。还可以告诉他，今后回国一定予以重用。”
“放心吧，秉三聪明过人，他会办好的。”戴鸿慈向徐世昌拱拱手，钻进了候在门外的绿呢大轿中。
十一 熊希龄东渡日本找枪手
在七年前那场政变所波及的一大批人物中，熊希龄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当时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革去翰林院庶吉士，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的原籍凤凰乃是湘西的一个偏僻小县，隶属常德府。当他发配到常德城里时，遇到的知府朱其懿是个爱才惜才的人。他早就闻得熊的大名，私下里对熊办时务学堂办《湘报》，启迪民智开发风气的举动甚为钦佩。湘西素来闭塞贫苦文化落后，能出一个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待到熊希龄以负罪身份来衙门报到时，朱其懿见他身材魁梧气宇昂扬，更是喜爱。朱存心保全，便不将熊发配凤凰，留在常德城里西路师范学堂当体操教习。后来又召熊谈了几次话，发现这个革职翰林果然学问优秀，见识超俗，有意将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朱其慧对熊希龄也满意，只是还想测试一下，便传话要熊为知府衙门后花园题一副楹联。
熊希龄用心写了一副联语送去。朱其慧将联语一读：栽数盆花知世间冷暖，蓄一池水观天地盈虚。心中惊道：此人真有宰相胸襟！遂满心喜悦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第二年，朱其懿又以兴学有功向巡抚赵尔巽保荐他出国留学，熊希龄又得以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继续在常德任教。朝廷赦免戊戌年政治犯，他开复了功名。今年春天又恢复了庶吉士的官职，熊希龄喜气洋洋地带着夫人晋京供职。他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办事的才干很快得到内阁的赏识，这次被圈定为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重要随员。
熊希龄也正为这批尸居余气的考察大臣们犯愁：若叫他们去欣赏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可胜任，要他们去考察政治，回来后还得递交报告，他们如何有这种才于！亏得徐世昌、戴鸿慈也料到了这一点，到底是翰苑前辈，能未雨绸缪。
熊希龄从上海搭坐山本丸，六天后便到了横滨。他不知道梁启超的住处，没在横滨停留，随即转车到东京。熊希龄办的是公差，清廷驻日本公使馆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又用小轿车把他送到田中龟太郎家门口。
汽车喇叭声把田中唤了出来，司机用日本话问：“支那杨度先生还住在这里吗？公使馆有人找他。”
田中点点头。熊希龄从后座钻出来，胳膊里夹了一个大公文包，用不太流畅的日本话微笑着与老先生打招呼。当时小轿车在东京还不多，能够乘坐小轿车的都是达官贵人，清廷公使杨枢为摆阔气，高价买了一辆小轿车，为他和朝廷来日本的要员服务。田中心想，来找杨度的人虽多，但绝大部分都是清贫的留学生，从没有坐小轿车来访的客人。见熊希龄一派气宇轩昂的样，估计可能是公使馆的公使，于是两手垂直放在膝上，深深一子弯腰，极有礼貌地说：“公使先生请进，杨先生在家。”
熊希龄说：“我不是公使，我是他的朋友熊希龄。”一边对着室内说，“皙子，我来看你了！”
这天，恰好杨钧约了代懿来到哥哥处，三人正在说话，猛听得外面有陌生的中国人的声音，杨度忙出门。熊希龄赶紧迎上去，笑着说：“还认得我吗，当年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
自从那年在时务学堂晤面以来，七年多了，杨度再也没有见到过熊希龄，不料今日在这里相见，杨度大喜过望，亲热地抱着他的肩：“秉三兄，是你呀，快进屋！”
代懿和杨钧也出来了。代懿走上前说：“熊翰林，多年不见了，什么风把你送到日本来了？”
杨度伸开手，对熊希龄介绍道：“这是我的妹夫王季果，那年他和我一起去过时务学堂。”
熊希龄忙说：“记得，记得，湘绮先生的四公子。”
又问代懿：“老太爷有信来吗？身体还好吗？”
“托福，托福。”代懿连连点头，“家父身体还健旺。”
杨度指着杨钧说：“这是舍弟杨钧，字重子，到日本来两年了，现在弘文学院攻读东洋美术。”
杨钧有点腼腆，红着脸说：“熊翰林好。”
熊希龄握着杨钧的手，笑着说：“芝兰玉树，俱生于贵府庭阶。”
大家都笑起来，一起进了屋，杨钧为客人斟上茶。
“秉三兄，你现在放了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随从大员，怎么有空到日本来，莫非为五大臣打前站来的？”待大家都坐下来后，杨度首先发问。
“五大臣出洋考察事，你们知道了？”熊希龄想，东京的消息真快，此事在国内除通都大邑外，一般州县都还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知道，刚才我们还在谈论哩！”代懿说。
杨钧说：“熊翰林你好运气，可以免费周游列国。”
熊希龄说：“国内朋友们也这么恭喜我，我自己倒并不怎么得意，反而觉得这件差事不好办。”
“好办，好办。”杨度说，“你可以，也应该把这件差事办得相当漂亮！”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三天前东京所有华人报纸都在显要位置上登了出来，还有好几家日文报纸也作了报道。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这几天都在议论这件事，杨钧、代懿来此，也正是要和哥哥谈谈这件事。
杨钧一向淡于政治，对此事期许不高。代懿近来受革命党影响较大，对朝廷失望。只有杨度从里到外都对这件事有极高的兴趣。上次在武昌，张之洞告诉他国内有些重要的官员都倾向于君宪。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已获得了慈禧太后的赞同，在国内政治中占了上风。对于一贯主张君宪的他来说，已意味着一个大可施展身手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甚至想到了立即回国，转念又想，像现在这样的身份回国算什么呢？算一个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算一个宪政方面的专家？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以如此身份回国，与素日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他期望着自己在日本声名显赫，不仅为留学生界，也为日本政界所倾服，因此而声动九重，由慈禧太后、皇上亲自下诏书，派亲贵大臣或尚书、侍郎一级的高官前来东京，将他迎回国内，然后安车蒲轮载入紫禁城。太后、皇上率文武百官下阶迎接，宣读诏命，授予大学士，主持全国宪政事宜。那场面，就好比当年燕昭王拜郭隗、汉高祖拜张良一样。而现在呢，他明白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郭隗、张良那样的声望，不可能指望帝后拜为大学士，必须提高自己的名声。
这几天他设想过，要提高政治声望只有组建政党，为组建政党而做的最好准备，就是创办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如同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孙中山黄兴办《民报》一样，在报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招来和集结同志，以自己为领袖的政党便会很快建立。报纸的名字他也想好了，就叫《中国新报》。前几期的重头文章也有了，那就是分章刊登自己的皇皇巨论《金铁主义》。这个主义即为将要组建的政党的宗旨。它既区别于孙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又不同于康梁保皇党的开明专制，它要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来赢得人心，扩大队伍，最终执掌中国政治之牛耳。办这个报纸并不难，自己胸中已积蓄了许多大文章要写，又有二万银元在银行里作坚强的后盾。他把一切都设想得很美妙。激情澎湃的年轻政治家，沉浸在流亡岁月中最为亢奋最为狂热的日子里。
“难啊！”熊希龄叹了一口气。“皙子，你不知道，出洋五个大臣，除开徐世昌是个明白人外，其他四个，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都是个‘宝’。”
“宝”，是湖南方言，含有呆、愚、戆、自以为是、不明事理等多层意义。杨钧、代懿都笑了起来。杨钧说：“当大官的，哪个不是‘宝’？我看光绪皇帝，就是第一个大‘宝’。”
“所以章太炎骂他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骂得好极了。”代懿补充后又感叹一句，“梁启超号称会掉书袋，我看章太炎的书袋比他还掉得好，同盟会里的人才真是多！”
杨度说：“据说载泽是皇室中的开明派，端方是满人中的才子，应该是能办事的呀！”
“徒有虚名而已。”熊希龄摇摇头说，“我讲个事给你们听。那一天载泽在国公府里摆酒，请了不少皇家子弟和大官们吃饭。客人们纷纷向他敬酒。载泽举着杯子对大家说，在京城见到外国人，听他们讲话时咕噜咕噜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含了珠子在口里才这样。他们都是使官，我不好叫他们把珠子吐出来。这次到西洋后，我可以叫他们普通老百姓把珠子吐出来，让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照他的样子买一颗含在嘴里，学外国话就容易了。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贝勒衔镇国公、堂堂正正的黄带子的见识！”
杨钧、代懿哈哈大笑起来。杨度也觉得好笑，说：“这是别人编出来臭他的吧！”
“哪里的话！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那天也去吃酒了，亲耳听见的。你们看，这样的人出去考察政治，能够考察个什么出来！”熊希龄的湘西官话气势很足，像是发怒似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荒唐，就是五个大臣中没有一个懂外国话的。话都听不懂，还能谈别的事吗？”
“秉三，你这就要求高了。我们国家当官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懂外语。如果以懂不懂外语作为标准的话，那就一个官员都不能派了，只能派留学生。”杨度马上反驳，“当年李鸿章遍访欧美十多个国家，他一句洋话都听不懂，还不照样把事情办了。这要靠翻译，靠你们这些随员呀！”
“皙子，你这话有道理。不过，李鸿章当年出访，公使馆事先把事情都办好了，他只是签字画押，出席酒会罢了。可这次是去考察，考察别人的政治、宪法，翻译和随员中也没有人懂这些。好比拿我来说，我日本话可以说，日本文字可以看，但日本数百部法典，我就一点都不懂，我就不算一个合格的考察随员。”
熊希龄坦诚的态度赢得了杨钧的尊敬。他说：“熊翰林，你是个明白人。我国官场中能明白地看出自己不足的人真是太少了，一顶乌纱帽戴在头上，就仿佛变得比别人都高明了似的，其实许多做官的，比起我们石塘铺的作田人还要蠢三分。”
“你说的也是实话。”杨度起身给熊希龄斟茶，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次考察各国政治，是件很好的事情，全国全世界都在望着。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今后君宪的成败。”
“皙子，正是你这句话，所以我专程来到日本找你，是想请你为此次考察宪政的成功帮一个大忙。”熊希龄站起来，恳切地望着杨度说。
“找我帮什么忙？”杨度问。这句话也提起了杨钧、代懿的兴致，他们都专心望着熊希龄，静听他的下文。
“我这次来日本，是奉了徐侍郎徐世昌的命。徐世昌说当今中国研究各国宪政的有两个专家，一个是梁启超，一个就是皙子兄你，两位都是不世之才。”
这“不世之才”四字是熊希龄临时糊的一顶高帽子，果然起了作用，杨度听了很得意，嘴上说，“徐世昌还晓得点事！”
代懿插话：“秉三兄，听人说徐世昌是靠了袁世凯的力量才当上兵部侍郎的，有这事吗？”
“这话有些道理，但也不全是。”熊希龄答，“当年徐世昌落魄的时候，袁世凯看出他是个人才，与他拜把结兄弟，又资助他进京会试，徐世昌一举中进士点翰林，靠的他自己的真才实学。进翰苑后官运不济，袁世凯邀他去小站。后来袁做了直督兼北洋大臣，保举他为国子监司业。从那以后便年年升官，先是商部右丞，后署兵部侍郎，又奉命在军机上行走，又正式授兵部侍郎，短短几年间，便由正七品升为正二品，官运之好，如有鸿星高照。”
代懿说：“你们看，这还不都是袁世凯起的作用？袁世凯现在是除了慈禧就是他了。”
“也不尽是。”熊希龄笑着说，“徐世昌学问好，会办事，而且长得一表人才，修养、风度都是朝廷大员中数一数二的。听说袁世凯向慈禧推荐他时，慈禧说叫他来看看。一见面，太后便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哟，这是个美男子呀！”
一句话，招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杨度想起那年初见徐世昌时，也曾为他的仪表风度所吸引。
杨钧有意揶揄下，说：“徐世昌怕是张易之、张宗昌一类人物。”
“别瞎扯，徐世昌是正派人。他请皙子帮忙的事，还特地与袁世凯商量过。袁世凯也说，杨皙子是大才，就不知请得动不。”熊希龄借机又把袁世凯抬出来，再给杨度加一顶高帽子。“你们知道吗？派五大臣出洋的事，是袁宫保上的折子。”
“噢，是他上的折子！”杨度轻轻地说。袁世凯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袁世凯称赞他是大才。这两件事，大大消除了杨度因戊戌政变而对袁的反感。
代懿说：“秉三兄，你绕了这多弯子，要害事还没说出来，你专程来日本，到底要请皙子兄帮什么忙？”
熊希龄笑着说：“徐侍郎要借重皙子的大才，代五大臣写几份回国后的察报。”
杨钧忙说：“有这样的怪事，他们出国花天酒地，禀报却要别人来写？”转脸对杨度说，“哥，这种枪手的事不能做。”
杨度袖着手，冷冷地笑着，没有做声。
代懿说：“重子，人家秉三来一次也不容易，你先别一口否定。只是枪手不能白当，有什么报酬吗？”
“有哇，有哇。”熊希龄连连点头，“先送一千两银子暖笔，交卷后再奉送一千两。”
代懿叫道：“二千两银子，这事做得，皙子，答应下来！”
杨度在心里思忖着。假若以自己的名义写一部关于宪政的书，朝廷把它印出来发给各级官府，即使无一分银子的报酬，他也甘心乐意。但把自己的成果奉献给那几个混账不通的大官僚，尽管有二千两银子作为交换，他心里也很不情愿。本欲拒绝，转念一想，他很快同意了，对熊希龄说：“行，我同意替他们做个枪手，不过要跟梁启超合作，他也写一部分。卓如住在横滨，明天我们两人到横滨去一趟。你不要开口，由我来说。至于报酬嘛，”杨度想了一下说，“二千两银子我也不要，……”
“为什么不要？”代懿急道，“你不要，送给叔姬和重子也好嘛！”
杨度笑道：“请秉三回去对徐侍郎说，要他们为我捐一个候选郎中放那里。需要多少钱我不清楚，少于二千两，他们沾了光，多于二千两，对不起，请他们补足，行吗？”
“行！”熊希龄一口答应。“不过，你可要认真写好哟，万一梁卓如不同意的话，你要一人独力承担。”
代懿说：“我为你们做个中人，到时一手交卷一手交顶子。”
原以为要磨许多口舌，没有想到杨度答应得这么爽快，熊希龄很高兴，笑着说：“季果做中人最好，此事就这样说定了，顶子包在我身上，文章就包在皙子身上了。等下我做东，请大家喝几杯，现在权且以茶代酒，大家碰个杯，祝君宪在中国成功。”
说着自己先举起茶碗，杨度、代懿都举了起来。杨钧心想：哥素日里口气大得很，动不动就是封侯拜相之类的话，却为何为一个小小的候选郎中卖出了自己的文章？他不想扫大家的兴，便也缓缓地举起手中的茶碗。四个人碰了一下，都笑了。
熊希龄望着墙壁上悬挂的《湖南少年歌》，对杨度说：“皙子，你的书法真好，帮我写个条幅吧！”
杨度笑道：“翰林熊秉三要举人杨皙子写字，岂不降低了你的身份？”
熊希龄诚恳地说：“不是降低，是抬高。”
“写什么？”杨度问。
“是这么回事。”熊希龄说，“镇国公载泽那天喝多了酒，醉醺醺地要我给他写首诗以壮行色，我也糊里糊涂地答应了。这些日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无半点诗情，只得把早几年在关外填的一首小词翻出来，你帮我写张条幅，我带回去送给他。”
杨钧又不大乐意了，说：“这些黄带子懂什么书法，给他们写字白费了神。”
“重子此言差了。”熊希龄正色道，“爱新觉罗家族中政治家很少，但会写字会画画的人却不少，且造诣颇高。载泽书画在宗室里虽不算高明，但鉴赏水平不差。再说，这位国公爷人是糊涂得可以，不过为人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凡别人有一技之长，他也不掩盖不嫉妒，好张扬别人的长处。”
杨度听到这里立时来了兴趣。他对自己的书法视之甚高，只可惜并没有墨迹传到最上层去，现在借这位好张扬别人长处的国公爷之口，在王公贵族中传播自己的名声，也是一桩好事。他眼前急需的就是名播九重！
“你来念词吧！”杨度已铺开了纸笔。
“浪淘沙。登吉林城。”熊希龄抑扬顿挫地念道，“一水几湾环，山势龙蟠，城楼高处且凭栏。晚渡夕阳风更紧，如此江山。时序已秋阑，转瞬严寒，塞鸿飞去不知还。寄语君休忘故国，恋恋江南。”
熊希龄刚念完，杨度的笔也停了。只见三尺余长的宣纸上，上下两片，字字精彩，是一种典型的学力和才情的结合品。翰林击掌赞道：“好一件精美的墨宝！”
“还有跋语吗？”杨度握笔问。
“写上几句吧！”熊希龄略加思忖，说，“国公爷索句，无新诗，以旧作小词一阕奉上。恰赴东京访老友杨皙子，久慕其书法，请为书写，皙子欣然挥毫，聊供国公爷晒之。”
杨钧听了心想：这位翰林先生原来是个巴结权贵的人物，又是“奉上”，又是“晒之”。你的词要奉献给他，这是你的事，我哥哥的字怎能聊供他晒之呢？这不有点媚味吗？他也不便做声，只拿眼睛看着哥哥。
杨度眉头有点皱，刚才的笑意也没有了。他望着手中的笔说：“这段话太长了，与词配起来，结构不匀称，不如这样写：熊希龄旧作，杨度新书。乙巳年初秋于东京。”
熊希龄正在迟疑，见杨度已经动笔了，只得勉强点头：“也要得，就这样吧！”
他意识到杨度不愿在载泽面前折腰的心态，怕误会了自己，遂说：“我是借这阅词提醒他不要迷恋洋人的花花世界而乐不思蜀，出洋在外要时时记得故国家园。”
杨钧对哥哥的态度很满意，笑着对熊希龄说：“我也看出来了，熊翰林送载泽这阕《浪淘沙》，也是有这么一层用心。”
熊希龄收起字，请大家出门吃饭。餐桌上，杨度和熊希龄各自谈起了自戊戌年分别后的经历，一直到深夜才回寓所休息。
十二 杨度道出借尸还魂的奥妙，终于说服了梁启超
第二天，杨钧、代懿仍回学校，杨度陪着熊希龄乘早班车来到横滨。
梁启超异国重逢老友，自然欢喜无尽，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话题很快就转到了近日的特大新闻——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事。杨度趁着这个机会，把熊希龄来日本的意图和自己已答应代笔的事告诉了梁启超，并且请他帮忙也做个枪手。不料这个舆论界的骄子一口拒绝：“秉三远道而来，若要我帮别的忙，任何事我都会尽力而为，只是这件事我不能做。”
话说得这样死，简直无任何商量的余地，熊希龄脸上很觉不自在，暗中责备杨度多事：你何不干脆一个人写算了。杨度却不生气，笑嘻嘻地说：“卓如，你这态度算什么老朋友！秉三奉命来日本，什么事都用不着你帮忙，惟一就这事找你，而且这里面也还有我一半面子。我何时得罪了你？”
“皙子，你不要误会，我不写，不是不帮朋友的忙，而是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二位对考察一事寄与很大的希望，尤其是秉三作为重要随员，更是满腔热情。我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泼一点冷水，不客气地说，这其实只是一曲戏文而已，何来什么实际作用！”
熊希龄说：“卓如，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真的让载泽、端方这些人出去走一趟，朝廷就按他们回国后所说的来制定宪法，那确实有点像做戏。不过，提出这个建议的袁世凯和采纳这个建议的慈禧太后则不是做戏。”
梁启超陡然变色道：“秉三，你弄错了，这个戏的主导恰恰就是慈禧和袁世凯。”
稍停一会，梁启超以坚决的口吻说：“我这一生决不为慈禧和袁世凯做事。”
话说到这般地步，熊希龄已在心里打退堂鼓了，好在杨度已答应，梁启超即使不写，他也会独立完成这几篇文章，自己的差使可以交了。他对杨度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杨度装作没看见似的，笑了笑说：“好个有骨气的梁卓如，袁世凯出卖了你，慈禧要杀你，你被迫羁旅异国他乡，你和他们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不共戴天，所以发誓不为他们做事，志节可嘉可佩！”
梁启超听出杨度这几句话有点不大对味，说：“我和慈禧、袁世凯之间并不是个人的恩怨，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大是大非。不为他们做事，正是保持着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清白。”
杨度冷笑道：“那么，何不学革命党的样，把慈禧、袁世凯暗杀掉，为国家和人民除害呢？”
“我向来不主张暗杀，暗杀只能除标，不能去本，根本的问题在于开化民智。”梁启超摆出素日里那副政论家、思想家的派头。
“此论高明至极，我完全赞同。”杨度立即接言，“既不行暗杀，那就只有等老天爷来收拾他们了。慈禧今年七十多岁了，老天收她为期不远了。袁世凯还不到五十，照这个样子，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还要坐二三十年，难道今后二三十年内你就不与朝廷有任何联系了吗？”
“皙子，你不要替袁世凯做说客，只怕是慈禧一死，他今日的位置也就没有了。”
梁启超的二郎腿在薄绸长袍下跷了两跷。康有为现在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慈禧死后光绪重掌大权的那一天，梁启超并不像他的老师那样完全迷信光绪，但也相信只要慈禧这座大山一倒，中国就会有大变化。这一点，杨度和熊希龄都没有像他们那样考虑得深远。熊希龄一贯较为持重，不喜多讲话，且杨度已叮嘱过他，所以他只是自个儿喝茶，望着他们，静听两位才子的唇枪舌剑。
“卓如，你不要弄错了，我决不是为袁世凯当说客。要说当说客，我今天是替四万万中国人当说客，游说你这个自诩的少年中国之少年，要为中国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要摆名士的架子！”看来杨度有点动气了，声调提得很高，“慈禧死后，袁世凯保不保得了位置，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也很难顶测。你说你不为个人恩怨，而是为国家和人民，那么就不应该看这件事是谁在主办，而要看于国家和人民有无好处。若真是出以公心，只要于国于民有利，那就应当支持，因为你支持的是事而不是人，这里不涉及到个人的清白不清白的问题。倘若以所谓保持个人的清白来反对或不参与，那就是以小私而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
杨度这番话锋芒凌厉义正词严，熊希龄十分钦佩，连连点头：“说得好，说得好！”
梁启超也觉得有点锐不可当，一向能言善辩的新政思想领袖一时穷于应对。杨度挟其气势，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我知道你飘泊海外七八年，备尝艰苦，办报纸，写文章，集会结社，联络同志，所干的这一切，莫不是为了人民的觉醒，为了国家的强盛，故而无论海内海外，人民都尊敬你爱戴你，视你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这个荣誉，我看你也当之无愧。”
梁启超笑着对熊希龄说：“你看看，这个巧嘴滑舌的杨皙子，刚才说我是以小私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现在又说我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打了一巴掌又来安抚。就凭这点本事，袁世凯的位置就该让他来坐才是。”
杨度也笑道：“袁世凯的位置，你就料定我坐不到是不是？到时候，说不定光绪皇帝下诏书请我去坐哩！”
熊希龄、梁启超都笑了起来。熊希龄说：“好好，巴不得皙子早登相位，我们这些旧日朋友都叨点光。”
“到时再说吧！”杨度挥挥手，仿佛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了那一天似的。“现在还是来谈这件事。卓如兄，十年来你一直以提倡民权推行宪法为己任，到日本来这些年一直沉潜各国宪政的研究。你的宪政造诣为世所公认，就是最不愿居别人之下的杨皙子，在这点上也不能不承认你在我之上。这就是我和秉三特来找你，请你在此事上帮忙的原因。说句实在话，我虽不曾与慈禧、袁世凯有深仇，但当秉三提出此事时，我开始和你一样也不愿意，但转念一想，同意了。”
“你开始为何也不同意？”梁启超追问。
熊希龄也没想到杨度还有一个转变过程，瞪起两眼望着他。
杨度款款而道：“要我杨某人替别人做枪手，我辛苦研究得来的成果被他们拿去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梯子，我如何肯甘心？”
“正是这话。”梁启超深表赞同。“这也是我不愿为的一个原因。”
“但后转念一想，他利用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杨度狡黯地一笑。“我给他来个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梁、熊都觉得很有趣味。
“我杨度研究宪政为的是什么？难道是像阎若璩研究伪古文《尚书》、王懿荣研究甲骨文那样，纯为学术，纯为个人名声吗？不是的，我为的是实际，是在中国推行宪政。既为的是实际的推行，我冷静地想了一下：眼下，是我杨某人推行得动呢，还是慈禧、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能推行得动呢？尽管说不定哪一天我杨某人的名位会在袁、张之上，但我要正视现实，现实中的我只是一个落拓的布衣，然而中国的宪政推行不能晚。”
杨度这番实实在在的话对梁启超很有触动，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能理解。杨度见初战成功，信心更足了。
“卓如兄，我还有一种顾虑，秉三兄在这里，我当着他的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其实是一场儿戏。他们能考察什么宪政，他们回国后能说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来？秉三兄是大才，但长处在理财而不在宪政，作为一个重要随员，怕也很难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
熊希龄插话：“皙子说得对，我不懂宪政，其他人也无人真正懂宪政，有的爱说几句法呀律呀的，那都是附庸风雅而已，究其实一窍不通，哪及你们二位的百分之一。”
“我刚才说了，五大臣出洋是个儿戏，但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即在中国实行立宪，却不能视同儿戏。若全盘都是儿戏一场的话，不但我不会答应秉三所求，反而会劝秉三不要参与其事。正因为在中国立宪是件郑重的事，我杨度就非插手不可，我也愿意力劝你梁卓如非插手不可。”
杨度两眼逼视梁启超。梁启超摸着尖尖的下巴，恬然望着他，思路不知不觉地被他引上了轨道。
“卓如兄，你有没有想过，几年后中国推行宪政的蓝本是什么？会是你的《开明专制论》吗？会是我的《金铁主义》吗？都不是！它只能是五大臣回国后向太后、皇上所提出的建议设想。倘若他们在吃大菜拥洋姬之余，睡在松软的钢丝床上，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宪政胡编乱造一通，奏报上去，慈禧御笔一挥‘照此办理’，卓如兄，你想过没有，那将会把中国的未来弄成一个什么样子，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梁启超领首说：“你说得有道理，这点我倒没想过。的确如此，中国的政治，有很大部分就败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宫僚身上。”
“正是这样。”杨度见梁启超的思路已被自己牵过来了，忙加以肯定。“但是现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官僚我们无力去掉，五大臣考察也不能改成梁卓如、杨皙子考察，而我们又要对中国的立宪负责，希望将来推行的是真正的立宪制度，不是出自糊涂官僚的糊涂编造，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办法：接受秉三兄的请求，精心为五大臣撰写几篇宪政考察报告，为中国的立宪画出一个精彩的蓝本。卓如兄，早在戊戌年，你就被慈禧、袁世凯扼杀了，我杨某人也在癸卯年遭扼杀，但我们力图新吾中国救吾中国的精卫之魂，却始终顽强地浮游在天地之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借尸还魂的鬼狐故事，它实际上寄托的是蒲松龄自己的理想。我们今天也来个借尸还魂，即借五大臣之尸，还梁卓如、杨皙子之魂；也就是说借五大臣回国禀报之尸，还中国真正的立宪新政之魂。这样，今后慈禧、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卖力推行的立宪政治，就是梁、杨之辈多年来所苦苦追求的理想。卓如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又利己的绝大好事，你竟然把它看成是在为慈禧、袁世凯出力而不为，是多么可惜可悯呀！”
熊希龄听到这里，方才看出杨度步步营构引导梁启超人殷的苦心，也看出杨度能言善辩的说客之才，心里感叹：古之苏秦、张仪恐亦不过如此！
梁启超哈哈大笑：“秉三兄，你看看这个杨皙子，简直如孙猴子耍弄猪八戒一样把我戏弄了一通。自己心甘情愿做别人的枪手不算，还硬要拖我上贼船。如果不上，又是以小利害大公的自私者，又是连利国利民又利己的大好事都看不出的傻瓜，看来我梁启超已无路可走，只有跟他上贼船了。秉三兄，你可要记住，明年五大臣考察回来，并报受到老太婆表扬的时候，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为他们出了大力的杨皙子哟！”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不但要奖赏皙子，还要奖赏你梁卓如。”见梁启超已答应，熊希龄满心欢喜。把举世公认的两大宪政专家都请动了，无异于刘备既得卧龙，又获凤雏，自己为中国的宪政可谓立了一大功。
杨度也很高兴，说：“卓如兄，也不要你写多了，只写一篇，即《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东方无别的国家，只有日本，西方选几个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比利时等等，把他们的宪政特点罗列出来，加以比较，再分别长短优劣就行了。你是日赋万言尚可睡懒觉下酒楼的怪才，这篇东西你不用三天就写好了。”
“皙子，你可不要乱说哟，日后传给子孙们听了，那我梁启超岂不变成唐伯虎、袁子才那样的人了。”梁启超虽否认“睡懒觉下酒楼”这句话，其实心里还是很以“才子”为得意的。
熊希龄说：“唐伯虎、袁子才有什么不好，我是想学都学不像。”
“我是羡慕死了，下决心要学像！”杨度笑了一下，又正正经经地对梁启超说，“卓如兄，我给你提个建议。用《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这个题目作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二三万字可以说清，长则二三十万字也无废话。你干脆写两份。二三万字的短篇作为五大臣考察回来的禀报上奏慈禧，二三十万字的长篇作为一本书印出来广为流布，既开化了官智，又开化了民智。你再花三百块大洋请我为你做一篇序言，将今日的这段来由详详细细地写上去。那时，普天下人都晓得，原来当初五大臣的禀报就是你梁老夫子的杰作。事也做了，书也出了，名也享了，五大臣暂借的宝贝也物归原主了。梁卓如呀梁卓如，那个时候看你拿什么来感谢我！”
“哈哈哈！”
陈旧矮小的横滨寓所里，近世中国三杰的爽朗笑声，简直要将年久失修的顶棚冲破！
一 孙毓筠造反被捕，却意外地受到礼遇
熊希龄回国交差后，杨度开始为中国未来的宪政精心构思蓝图。他详细地分析了行君宪制度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宪政，找出他们各自的长处。比较来看，他认为最适宜中国国情的是日本的宪政，中国的宪政应多采取日本的成法。又设想中国实施宪政应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召开国会，第二步制定宪法，第三步推行宪政。完成这三个步骤大致需要五年的时间。
正在这时，国内传来惊人的消息：五大臣启程的那天，车厢里发生爆炸事件，行刺者为安徽桐城籍革命党人吴樾。吴当场被炸死，载泽、绍英受伤，五大臣打道回府。杨度很担心考察之事因此而流产，写信给熊希龄，要他设法促使此事早日成行。两个多月后，五大臣再次启行。这次绍英不去了，以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又因吴樾行刺一事，朝廷急建巡警部，袁世凯推荐徐世昌任该部尚书。于是徐也不去了，改以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代替。杨度这才放了心。
不久《中国新报》正式创刊，杨度的《金铁主义》在该报上连续刊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新报》办得有声有色，很快便成为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革命党的《民报》鼎足而三的大报纸。杨度的名气更大了。到了这年十一、二月间，日本留学生界里又出了一件大事。
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应清廷的请求，颁布了一份《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同时，日本报纸还低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此事激起了所有留日学生的公愤。全体留日学生团结一心，决定罢学回国。身为总会干事长的杨度认为全体罢学回国不合适，他一面以干事长的名义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书，一面又以个人的名义与日本政府交涉，企图说服日本政府修改这个规则。
不久，留学生界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分歧。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主张自办学校。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学生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
这时，有一个热血澎湃的青年，见分歧不能弥合，又感于国事多艰，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的觉悟，遂毅然于十二月八日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殉。此人就是《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华兴会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报》撰述人，三十一岁的湖南新化籍革命家陈天华。
陈天华愤然投海的事在日本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些留学生埋怨杨度在这个事件中态度不够坚决，有人甚至扬言要杀掉他。杨庄姐弟得知后很担心，一再劝说哥哥暂时避避风潮。于是杨度离开东京城，到乡间住了两三个月，直到大家的心情都平静下来后才回到田中寓所。
转眼到了夏天，五大臣在海外游荡了七八个月，提着一箱箱装满了各式各样奇器巧具、衣料、皮鞋、首饰、香水，以及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洋文原版书报回到了上海。熊希龄再次东渡日本找到杨度。杨度的两篇文章《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长》及《实施宪政程序》，早已恭恭正正誊抄完毕。两篇文章加起来约有五万多字，博采众论，规画精详，熊希龄看了很满意。和杨度一起再去见梁启超，谁知这位梁才子根本还没动笔。杨度责备他爽约，他笑嘻嘻地说：“不要紧，二位在横滨宽住十天，我把文章赶出来，决不会比皙子的差。”
熊希龄啼笑皆非，然事已至此，再无别法，只有等他笔下出东西，但眼下如何向五大臣作交待呢？
杨度给熊希龄出了一个主意：“你请载泽领头向朝廷上个折子，说东南士民得风气之先，于立宪多有卓识，宜应趁此机会用十天半月时间召集官绅会议，并深入里巷实地考察，为立宪多做一点实务。上海十里洋场，够他们花天酒地一些日子了。如果有雅兴，还可以到苏州、杭州一带走走，半个月时间他们只会嫌少不会嫌多。朝廷也会觉得他们言之有理，定会允准。待到梁卓如的文章一出来，你就赶快乘船送到上海去。”
熊希龄只得照此办理。十天后梁启超拿出了《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也有三万余字，洋洋洒洒，纵横自如，是一篇典型的饮冰体论文。熊希龄如获至宝，连夜乘船回国。
杨度期待着朝廷会按他设计的程序先召开国会，结果大失所望。慈禧太后毫无召开国会之意，却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参加者为醇王载沣以及各位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并特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参加。会议决定先改革官制，以廓清积弊明定责任为宗旨，待官制改定之后再议宪政事。
于是成立了一个官制编制馆，设在恭王府之朗润园，特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贝子载振，大臣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库、寿耆、袁世凯为编制大臣，又派庆王奕劻，大学士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阵营庞大，规格很高，可谓郑重其事。然而议起事来却十分棘手，因为衙门的存与撤，直接关系到该衙门宫员去与留的切身利益。
先议军机处。坐在主位上的庆王奕劻及大学士瞿鸿机都是军机大臣，大家都不便开口，冷清的场面使得众位大员们都很尴尬。实在挨不下去了，左都御史张百熙首先发言打破僵局，说军机处乃雍正爷由内阁中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张百熙刚一说完，载泽、世续、那桐等人都表示同意，众人不好再说什么了。奕劻的儿子载振于是建议，改革官制有许多事要办，军机处不如暂不议，先议别的。众人也只好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