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最大功德是翻译了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名著，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一整套西方理论引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有志之士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严译名著，这些译书使他们的视野为之开阔，耳目为之一新，生气勃勃的西学知识给了他们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最新工具。
中年时代的严复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学问和传统制度，但近十余年来他逐渐地改变了过去的偏激态度，对传统的学问和制度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历世愈久，他对中国的国性民质愈看得深刻。
他今年六十三岁了，因患气喘病，常常住进洋人医院治疗。他身体虚弱，很长时间不能执笔为文了，通常的消遣是看书、打麻将。这些日子里，他寻思着要给儿孙留下一个遗嘱，将自己一生的摸索所得留给后人。
要留下的话很多。作为一个全面引进西学的思想家，一个曾经猛烈抨击中学的叛逆者，他认为首先要留给子孙的应是这样的信念：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个信念是他深研中国和外国、中学和西学几十年后所最终确立的，后人一定要记住，以免重走弯路。《天演论》的译者到了晚年却要立下“旧法不可叛”的遗嘱，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然而它却真实地存在着。
盛署来了，别人都觉得炎热难耐，严复反而比平时要舒畅点。气喘病伯的是寒冷，越热越不碍事。他把卷读了一会儿杜诗，忽觉自己也来了诗兴，便放下书，抽出一张水印花笺来。望着对面墙璧书架上摆着的一大排凝聚了自己毕生精力的西学著作，想起这些年来的国事蜩螗，晚年所面临的现实竟与中年时期投身翻译事业时的抱负相距是如此的遥远，他真有点心血白费之感，本来略为宽松的心境又凝重起来。他沉思良久，终于写下一首七律：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
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
他放下笔，把诗再念一遍，不觉轻轻地摇了摇头。
“爹，有人来访。”长子严璩走到父亲身边，随手递过去一张名刺。
严复看那名刺上写着：国史馆副馆长参政院参政勋四位湘潭杨度皙子。他把名刺往桌上一放，吩咐儿子：“你对他说我气喘病又犯了，不能见客，请他原谅。”
严璩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再多问，便出了门。
严复虽与杨度同处京师，同为参政院参政，却从未见过面。这是因为严复这些年来一直多病，深居简出，很少外出。袁世凯给他的职务，诸如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他的态度是统统接受而不参与其事。不过对于杨度其人，他还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他对杨度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他看不起杨度无才学，也不是看不起杨度辛亥年背弃自己过去的学说转而趋附时尚，严复本人也有过否定自我的经历，对此他可以理解。他是认为杨度太热衷于名位了，把权势看得太重了。
严复一生对名位权势很超脱。戊戌年，他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支持的，并当面向光绪帝直陈变法自强、出国考察的建议，但政变后祸未及于他，他依然做他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原因是他未进入维新新贵们的官场。袁世凯罗致他，他不去，也是因为他不想与权位沾上边。杨度争当交通总长、想做国务卿这些事，严复都有所风闻。他觉得杨度与他走的是两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一会儿，严璩又进来说：“客人讲他有祖传秘方专治气喘病，请爹允许他进来见一面。”
严复为气喘病苦恼甚久，听说杨度能治病，马上改变了主意，要儿子让他进来。
杨度在客厅里刚坐下，见里屋走出一位皮肉松松胖胖、鼻梁上架一副金边镜片、嘴唇上蓄着一字形黑白相间短髯的老头子，便知道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又陵老人了。他站起来恭敬地说：“杨度拜见严老先生！”
严复随便挥了挥手，面无表情地说：“坐下吧！”
什么寒暄也没有，待杨度刚一坐下，严复便说：“杨皙子先生有治气喘病的祖传秘方，请说说，是什么方子。”
杨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他只是借此进门，好与严复攀谈。他扯了一个谎：“家母十年前也患有很厉害的气喘病，后经一个族叔的治疗，现在基本上断了根。这位族叔开的方子乃是我杨家祖传的，只因我不喜医道，故未详细过问。今日方知老先生您也有气喘病，我一定去把这个秘方讨来。”
“你的族叔在哪里？”严复见杨度自己并不知这个祖传秘方，心里已有三分不快。
“族叔在湘潭乡下老家。下个月我有一个亲戚要回湖南，我叫他带封信去，请族叔把秘方寄到北京来。”杨度煞有介事地回答。
严复心里想：这小子原来是在耍弄我，于是板起面孔说：“这么麻烦，算了吧！老朽体弱，不耐久坐，杨先生见我有什么事，就请直说吧！”
杨度暗思：这老头子果然不大好打交道。他是早作了准备的，便压下心中的不悦，做出一副笑脸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最近又将老先生的译著《天演论》重读了一遍，依然如十多年前读时一样，触动很大，获益良多。”
到严复面前来谈读《天演论》、《群学肄言》体会的人太多了，严复也听惯听腻了，遂淡淡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朽现在为病所苦，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天演论》的价值没有过去，它仍在启迪着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杨度不为严复的冷淡而在意，兴致浓烈地说，“物竞天择，永远是宇宙间的真理，亿万年都不会变。我们中国人倘若自己不争气，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淘汰的结局。最近我重读《天演论》，又加深了这个认识。”
见杨度的态度挺认真恳切的，严复不便立即下逐客令，只得敷衍两句：“你是什么时候初读这本书的？”
“不怕老先生见笑，我读这本书已经较晚了。”杨度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是在光绪二十九年秋天第二次去日本时，在横滨梁启超寓所里读的。一读之后我就被它迷住了，与梁启超讨论了好几天。梁启超也是极佩服老先生的。”
严复欣赏梁启超，见杨度谈起这段往事，便问：“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梁启超的？”
杨度答：“早在光绪二十一年，我在京师会试时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那时就与梁启超结识了。二十四年，梁启超来长沙办时务学堂，我又专去长沙看望他，还就《公羊传》中的一些疑问与之切磋。”
严复斜靠在红木圈椅上，头略微点了点。
“我今天来拜谒老先生，是想就《天演论》里的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严复一副提不起神的样子使杨度颇为沮丧，倘若在以往 他必定会立即告辞了，但眼下负有重大使命，不管这个老头子是如何的冷淡，他也要想办法使他变得热乎起来。他要将这几天钻研《天演论》的一个大发现说出来，他相信这一定会引起严复的兴趣。
若是十年前来家请教《天演论》，严复一定会很高兴地和来人高谈阔论，但这几年来，一则对世事的灰心，二则身体衰弱，严又陵先生对这种谈话并不热心了，他应付式地问一句：“你要谈这本书里的什么问题？”
“严老先生，我虽不懂英文，但我在日本读过日文的赫青黎的这部著作，日文版的书名叫做《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您译的‘天演论’一名有区别。”
“你说得不错。”严复说，“赫胥黎这书的原名是日本人所译的这个意思。”
“我先前不理解为什么您用‘天演论’作为书名而不采用原名，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杨度黑亮的眸子放射着光彩，这情形颇像二十年前坐在东洲明杏斋里似的。“我后来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发现赫胥黎是一位忠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又与达尔文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赞同达尔文的自然规律，却不同意把这种规律引向社会伦理关系，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有着大不相同之处。人能征服自然，人能胜天。而这一点，老先生您是不能全部赞同的，您更趋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普遍化。您对斯宾塞很崇敬，但又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斯宾塞的理论为一切侵略者的行为作袒护。您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您译西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于唤醒中国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您不能容忍列强侵凌中国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所以您最终还是更趋向于赫胥黎，把他的书译过来，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启示国人，又指出赫胥黎的不足之处。并有意不用其原名，也就是不赞成赫胥黎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割开来，故用‘天演论’三字来包括这两部分的内容。老先生，我这个理解对吗？”
严复用心听完了杨度这段长篇陈述，心里暗自惊奇：《天演论》出版二十年了，不计其数的人和自己谈过这部书，但像杨度这样通过书名的比较来看出自己翻译过程中的良苦用心，并通过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来窥探自己思想的读者，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杨皙子，真不可小看，难怪有这么大的名气，难怪他一心想当国务卿。看来此子不是凡才。
严复不自觉地将腰板伸直了一下，精神显然有所增加：“你刚才说的话有些道理。赫氏颠倒了一个本末关系。他认为人之所以相互结为群体，是因为人心善的原故。其实不然。人之相结为群体，是天择的结果。在漫长的岁月中，结为群体的人的力量增强了，就存在下来了。反之，不结成群体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灾害，就淘汰了。在物竞过程中证明了群体的重要，然后才有巩固群体的道德观出现，即善心的出现。所以，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不过，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毕竟还是有别于动植物之处，通过自力自强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我还是最看重赫氏这部书。”
得到了老头子的赞同，招来了他的兴致，杨度游说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将老头子的兴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们中国人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既看到优胜劣败的严酷事实，同时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转劣为优转败为胜的。我最喜欢《天演论》最后的那几句诗，您译得真是太好了。”不待严复的答话，杨度便自个儿背起来，“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这几句诗一背，果然大大引发了严复的兴头。毕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结成的最为得意的硕果，面前的这个后辈既对这部书如此的珍重，又有这么强的思辩能力。作为一个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热情而冷静的爱国者，严复能拒绝与优秀后辈的深谈吗？他正要打叠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来。严赚忙从书房里出来，帮助老父抚胸擦背。
杨度见状，忙起身说：“老先生，我的秘方虽一时不能寄来，但我有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德国医生朋友。我明天请他给您瞧瞧如何？”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杨度通过袁克定，将袁世凯的保健医生德国人希姆尔博士请来严宅。希姆尔久闻严复大名，对他很尊敬，且两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谈更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希姆尔仔细地对严复进行诊断，给他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约定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杨度又陪同希姆尔来了。希姆尔又给严复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就这样，杨度陪着希姆尔来了五次，给严复打了五针，吃下五小瓶药丸。严复的气喘病大为好转，精神也奋发多了。这次，他主动约杨度，愿与他作一次深谈。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已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说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得精辟。这样作伪下去最终必变为无耻。我和几个朋友商议，与其假共和真专制，不如干脆行真专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宪制。”
严复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杨度说得更明白了：“我说我们主张改国体，变民主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严复摇摇头说：“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废除，这时又来再提君主立宪，岂不是笑话？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
杨度说：“我们先在学术上研究，发动大家来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赞成也行，反对也行，各抒己见。”
“在学术上讨论讨论，那倒不是不可以的。”严复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折扇，打开来轻轻地摇着。“我向来主张学术上要宽松。战国时期就是因为环境宽松，才有诸子百家出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说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己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的心态。定下君宪制后，我们再来商讨谁为君主的事。我看袁项城固然可成为候选人，孙中山、梁启超、黎元洪、徐世昌，甚至严老先生您，都可以成为候选者，到那时再取决于国民的、公意。”
严复笑起来了，说：“皙子先生你真会说话，老朽连官场都不愿进，还想做皇帝吗？老朽最相信曹孟德那句话，做皇帝等于被架到火炉上受燎烤，那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当然，老朽不想做的事，天底下想做的人多得很，那时再看天命属于谁吧！”
杨度说：“老先生这话最是说得好，天命不可违。天命属于谁，我们就尽力拥戴他；天命不予，强推也是空的。”
严复说：“皙子先生，今天话说得很多了，我也累了，要休息了。你们如果硬要老朽参加你们的团体，那就列个名。一不过我得事先声明两点：一是我决不做什么理事长之类的头领；二是你们开会也好，其他活动也好，我都不参加。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老朽重病在身，无力应付，尚望各位见谅。”
杨度起身说：“老先生肯列名，已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国家的大幸了。至于其他一切，我们都完全遵照您的意见。”
七 梁启超公开宣布：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全国都赞成，我也断不能赞成
孙毓筠游说刘师培的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是一拍即合。刘师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是个图实利不重节操的人。他在北京虽有许多头衔，却无一实职，著书立说又卖不了几个钱，经济上比较拮据。刘师培的老婆爱交际好打扮，花费很大，常抱怨丈夫没本事，使得她在人前人后无脸面。
刘师培这些年是够气沮的了。他十八九岁便投身政治，前前后后弄过不少名堂，先是醉心秘密暗杀，后来又参加革命排满，再后来又办社会主义讲习所，最后又鼓吹无政府主义，皆一无所成。他与别人共事也难以协调。他与章太炎因为既是革命者又是学问家，原本很好，后来因为章说了他老婆的闲话而两人闹翻了。他对孙中山起先很是尊敬，不久又参与倒孙活动，大肆对孙进行人身攻击。他很早就参加光复会，以后却又和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大闹别扭，甚至暗中对陶进行盯梢侦察。到了最后好不容易看准了端方，谁知端方死于非命，自己也冤里冤枉地被关了起来。
有认为负绝世之才，混迹政界十多年，却一无所得，眼见别人个个高宫厚禄趾高气扬，刘师培已够自惭了，经老婆这样一抱怨二奚落，他更加颓丧。孙毓筠一说起筹安会，刘师培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在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了，而袁的皇帝是一定可以做得成的，到那时新朝建立，论功行赏，至少可以入阁做个实权在握的总长。刘师培满口答应。他只提一个要求从筹安会开办费中预支五万银元，他要用这笔钱去讨好自己漂亮的老婆。孙毓筠说这好办。刘师培便这样进了筹安会。
比起刘师培来，李燮和的进入，则让胡瑛多费了些口舌。
李燮和曾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和激烈的反袁派。早在十一年前，三十刚出头的湖南安化人李燮和参加了黄兴的华兴会。华兴会失败后，李燮和流亡上海，结识了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不久李去了日本，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刘道一等人发动萍浏醴起义时，李燮和与胡瑛、孙毓筠一样也回到国内，准备参与这次起义。起义很快失败了，他辗转去了南洋。在南洋以教书为业，并在华侨中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中，光复会南洋支部负责人李燮和也积极配合倒孙。广州起义中、李燮和捐弃前嫌，热心为黄兴募款，并回国欲参加起义。但起义旋告失败，他逃回湖南老家。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受黎元洪之命，他前往江南策划湘籍军警起义。
李燮和与上海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一起发动上海起义。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他原以为可当上沪军都督，却不料此职被陈其美夺去了。李愤而去吴淞，自称吴淞分府都督，不受陈其美的辖制。那时江苏一省同时出现五个都督。章太炎建议李去都督号，改称光复军总司令，李接受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那时正是南北议和之时，革命党中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的首领们都倾向于拥立袁世凯为推翻清廷后的民国大总统，独李燮和坚一决反对。他在《时报》上发表一封给孙中山的公开信，指出革命党不应与北方停战议和，议和已使革命党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不良现象。此风若蔓延，将有可能使革命党重蹈洪秀全的覆撤。李燮和还明确指出，从甲午之战、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目前的武昌起义，这一段历史已充分证明袁世凯是一个玩弄权术反复无常的小人，决不可信任。
然而后来时局的发展完全与他的愿望相反，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他的北伐理想也成了一场春梦。总司令当不成了，他再次回湖南。宋教仁血案后，他从湖南来北京参与调停。袁世凯聘请他为总统府高级顾问。
袁之不计前嫌的举动，使他颇为感动，孙中山的退位使他失望，黄兴、李烈钧的二次革命也使他失望。李燮和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认为袁世凯才真正具备干大事的气概，能够稳定中国局势的目前还只有袁一人。
胡瑛对他说起筹安会，准备再推出一个皇帝来，李燮和感到突兀，不想参与。后来想到，若是拥戴袁做皇帝成了功，向袁求个湖南巡抚，整个中国管不了，把家乡湖南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也不错。有个十年的时间，湖南一定可以治理好。
他把这个想法跟胡瑛说。胡瑛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兄的胃口不算大，当个湖南巡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包在我身上！”
但李燮和对袁世凯并不信任，要求袁给他一个十年湘抚的亲笔字据。胡瑛觉得为难，告诉杨度。杨度与袁克定商量。袁克定说我来替他写。于是袁克定给李燮和立了个字据，偷偷地将老子的印章盖上。李燮和得了这纸保证，放心了。他怀着做十年湘抚的美梦参加了筹安会。
现在是六个人了。孙、胡、李是民主革命的元戎转而支持帝制，这是有相当号召力的。严复是中国第一号西学大师，拥有千千万万的崇拜者，他也支持帝制，可见帝制应推行。刘师培的名声虽不太好，但他的学问大得很，如此大学问家支持帝制，可见帝制是有根据的，这些人袁克定都满意，但他还想再添一个人。此人便是袁大公子一向崇敬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才气、学问、识见、资历自然是不用说了，除这些之外，他现在还是进步党的领袖，拥有一个实力很大的政党。若梁启超也支持帝制，那这个帝制是绝对无疑可以在中国恢复了。袁克定跟杨度商定后亲自给梁启超发出一封请柬：定于七月七日乞巧之夜在小汤山宴请文化界名流，恳请任公大驾光临，并有专车接送。
梁启超一向不大与袁克定往来。在他看来这位大公子并无真才实学，却又热衷政事，他心里有点瞧不起。但袁克定的特殊身份，又使得同样热衷于政事的梁启超不敢得罪。何况这次大公子出面是邀请名士饮酒谈风月，他怎好不去？
傍晚时分，德国小轿车载着梁启超来到小汤山，杨度出来迎接。自从袁世凯向杨度颁赐“旷代逸才”匾额后，梁启超更看出了杨度与袁家的关系。此时此地见到杨度，他并不觉得意外。刚进客厅，袁克定便出来热情地打招呼，大家坐下喝茶聊天。一会儿，一个服饰鲜美貌如倩女的男仆出来，请大家入席。梁启超有点纳闷：其他人呢？他们怎么不出来见个面打个招呼呢？来到后花园，只见花木丛中有一张圆桌，桌上已摆满了各种杯盘菜肴，桌边有三张高背红木靠椅。袁克定客气地请梁启超入座。
梁启超奇怪地问：“其他人呢？”
袁克定笑道：“没有其他人了，我只邀请你和皙子两人。”
梁启超想：皙子如今已成了袁家的人了，这么说来，他今夜就只邀请我一人了。这位芸台公子请我来做什么呢？
袁克定举起一酒杯说：“今夜是七月七日，传统的乞巧日。月色明媚，风清气朗，二位都是当今的大才子，大忙人，平时难得有空，今夜我做个东请二位来小汤山休憩片刻，谈谈天，叙叙旧，也是一番人生美好的情趣。来，我们先干了这杯，再慢慢地边喝边聊。”
大家都一口喝了杯中的酒。
梁启超笑道：“大公子如此雅兴，真令人高兴。你的小汤山别墅我还是第一次来，楼阁如此精美，花园如此清幽，又配上这月色佳肴，今宵可谓良辰美景俱全。”
杨度说：“我与卓如有两次难忘的饮酒，一次是戊戌年在长沙，一次是癸卯年在横滨。”
梁启超说：“是呀，提起来仿佛如在昨天，却都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岁月过得真快呀！”
袁克定说：“二位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了，但愿今夜是你们之间第三次难忘的饮酒。”
“只有在一起饮酒谈话，才最令人难忘。”梁启超说，“怪不得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三人都笑起来。
杨度说：“我们前两次饮酒，蔡松坡都在场。这次芸台兄不知道，不然今夜也请他一道来就好了。”
袁克定说：“是呀，我可是不知道蔡松坡与你们二位还有这么一段情谊。不然的话，今天非把他请来不可。”
“松坡不善饮。”梁启超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略停片刻一后说，“何况这些日子他心情不好，说不定请他，他也可能不来。”
“他遇到什么事了？”袁、杨一齐问。
“他们夫妻吵架了。”
袁克定说：“据说蔡夫人最是贤惠，她怎么会跟松坡吵架？”
“不但夫妻吵架，连母子都闹翻了。老夫人站在媳妇一边，指责儿子的不对。”
“这是为什么？”杨度放下了筷子，好奇地问。
“哎，这是松坡自己不检点。”梁启超以师长的口气说，“松坡过去一向持身甚严，不料进京后被一班子阔少带坏了，最近常常去八大胡同，说是给云吉班一个名叫小风仙的迷住了。”
小凤仙交上了蔡锷，怎么没听富金说起过？杨度在心里说。
“哦，这真是新鲜事，想不到松坡这小子外表正正经经的，骨子里也懂风流。”袁克定乐道。他对此等事最有兴趣，且按下正题不说，先听听这段艳事吧！“任公，你是他的先生，他与小凤仙的事，你一定清楚。这里没外人，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梁启超点起一支烟，一只手慢慢地理着稀疏的长发，脸上微微地笑着。原来，蔡锷混迹八大胡同结交小凤仙，完全是他们师生共同策划的一场大戏的前奏。
蔡锷来到北京后，并没有达到袁克定和杨度所预期的效果，他遭到了北洋系权要的排挤，袁世凯也对他不太信任，虽处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高位，实际上并无一点权力。时间一久，他发现自己呆在北京，如同一只被锁在金丝笼里的鸟雀，心中十分苦闷。梁启超很能理解这位抱负不凡的学生的心情，劝他毋烦毋躁，安心供职，等待时机。不久前，他得到了一册《君宪救国论》。读了这篇文章，再联系到京师其它动向，他已经摸到了当前政治的最敏感处。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也读到了《君宪救国论》。梁启超以他特有的敏锐，早在此文出来之前，便已从各种迹象中看出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企图。今年春天，他回广东为父亲祝寿，回京时绕道去了南京，与冯国璋谈起这事。冯对袁想做皇帝的心思甚是不满，并表示，倘若袁做了皇帝，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交谊就算断绝了。从冯的态度中梁启超看出，袁一旦称帝，北洋旧系就会分裂。袁早已结怨革命党，之所以仍能站稳脚跟，就凭着北洋系。到那时，革命党就会以一个最好的借口来报昔日之仇，北洋旧人也不会支持，外遇强敌，内遭分裂，袁世凯还不彻底垮台吗？
师生俩人在这件事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梁启超为学生谋画：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回到云南去，但要袁放其出京，决不是一件易事，先宜以放浪形骸自甘堕落来消除袁的猜忌，然后趁放松戒备时伺机出京。于是便有了蔡锷逛八大胡同的事出来。
蔡锷结识了小凤仙后，发现小凤仙不仅色艺双全，且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很多方面超过了自己的妻子。蔡锷爱上这个风尘女子，假戏真做起来。这样便招致了蔡夫人的不满，老夫人也看不惯。蔡锷不能向她们泄露天机，又想到借这个机会把她们逼回湖南去更好。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遇到合适的时候抬脚就走了，也省得有后顾之忧。
当梁启超看到今夜只有他们三人时，他便猜到了宴饮的真正目的，他正要借此模糊蔡锷的形象，为下一步的行动铺下道路，便笑了笑说：“松坡本来对戏院妓寮从没兴趣。有一天几个朋友对他说，你住北京，不看京戏，不逛八大胡同，等于白住了。松坡到底年轻，血气正热，禁不起别人的诱惑，先是去园子里听戏，不料一听就上了瘾，赞不绝口，说京戏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朋友说，你去去八大胡同吧，去了你就知道，八大胡同的女人是最好玩的女人。”
袁克定禁不住插话：“松坡怎么看？”
梁启超答：“自从结识了小凤仙，他真的就完全赞同了这些朋友的说法。其实，这是他的见识不广。”
袁克定笑道：“正是的。咱们任公见的女人多了，自然不会像蔡松坡这样死心眼儿。”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袁克定无意中说了一句实话。一代人杰梁启超在这方面也并不是很检点的。流亡日本时，有几个既艳丽又有才情的东瀛女子倾慕他，常与他往来。近来他又与一个名叫花云仙的名妓关系密切。夫人比他大好几岁，对此事采取宽容的态度，所以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
见引火烧身了，梁启超忙转移话题。他望着杨度说：“皙子，我好久没有去看壬老了，听说他对国史馆不满意。你这个副馆长要好好襄助恩师。”
杨度说：“湘绮师近来常发脾气，有两件事他最恼火了。”
“两件什么事？”梁启超问。
“一是许多人都要往国史馆里钻，或是托人关说，或是毛遂自荐，狗屁不通的人，一个个都自吹有马、郑之学，韩、欧之才，弄得湘绮师哭笑不得，说一个清华之地倒变成名利渊薮了。外面的人钻山打洞要进来，已延聘的一批编修却又不安心在馆里做事。因为财政部每个月都不按时拨款来，等到十天半月后来了，又总要短三成五成的。这便是湘绮师的第二个烦恼。他说编修们天天向他讨钱，好比县太爷向差役索求逃犯似的，八十多岁的人了，还受这个耻辱，何苦来着！”
湘绮老人这个自嘲的比喻打得新奇，把大家都逗乐了。
袁克定说：“我听人讲，国史馆的权都握在壬老的女仆周妈手里。皙子知道吗？”
杨度当然知道老师与周妈的关系，也知道周妈贪财好货的脾性，但他不能在外人面前说起这些有关老师的不光彩的事，便摇摇头答：“我这个副馆长只是挂挂名而已，从来不去，也不知究竟。不过，想必湘绮师不会让周妈插手馆里的事。”
梁启超笑道：“皙子不要为老师辩护了，壬老与周妈之间的关系，可是眼下京师文人们茶余饭后最为时髦的谈资啊！”
袁克定也听到了不少有关这位老名士与周妈的绯闻，但话题若转到这上面，只怕是说到天亮还说不完，煞费苦心地把梁启超请到小汤山，尽说些这种风流艳事，岂不是舍本逐末？必须就此打住。他举起酒杯，对梁启超说：“不要难为皙子了。他一个做学生的，岂能议论老师的房闹之事？喝酒吧！”
又对杨度说：“来，不要误了喝酒的大事。”
杨度明白，喝了一口后问梁启超：“卓如兄，你近来在忙些什么？”
“还不是忙着为《大中华》杂志撰稿的事。”今年正月，中华书局筹办的《大中华》杂志出版，聘梁启超为总撰述，与之签订了三年的契约。梁启超估计袁克定会有什么事要他办，他是不愿卷入袁氏帝制自为的漩涡中去的，便预先打下埋伏。“陆费逵这人精得很，尽想从我身上多榨油水，稿子安排得紧紧的，弄得我一天到晚脱不了身。”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总经理，袁克定、杨度与此人也很熟。
袁克定说：“陆费逵前不久来约皙子写一篇关于国体的文章，眼下关于国体的事众说纷纭。”
“共和国体已实行四年了，不是很好吗，为何还要议论国体呢？”梁启超故作惊讶。
“共和国体虽已行四年了，但弊端丛生，有识之士皆认为中国不宜将共和制推行下去。”袁克定转脸望着杨度说，“皙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跟任公说说。”
杨度说：“早在日本时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制度，大家都认为中国应向日本学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想必卓如兄一定还记得。”
梁启超说：“我一向是主张君宪制，不赞成革命的，这点与皙子的看法一致。但辛亥年革命成了功，共和制度既已建立，全国都接受了这个选择，我当然只能服从民意，故回国来襄助大总统。皙子，你对共和的拥护比我积极得多哩，又是发表宣言，又是南北奔走，你是共和的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