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那天我起床时，对面山谷的雾一点没散。屋前那棵野杏开了花，摘几朵放鼻子边，还是闻不到任何气味，大概两年前，我因为常年酗酒失去了嗅觉。
一整天我都在给老屋刷石灰，那是个上年头的土坯房，墙皮掉光了，只有靠近瓦檐的地方还能看到一点白色。
老屋在深山里，手机没信号，离最近一户人家也有二里山路。七个月前邵林开着皮卡一路颠簸把我从镇上送到这儿，我觉得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了。
我和邵林是几年前在重庆监狱认识的，我曾经在重庆一家地下赌场当管事儿，那工作吃香喝辣，但出了娄子得替上头兜着。
监狱比想象中好些，灯红酒绿过够了反倒清净，唯一问题是里面没个能逗乐解闷的。过了一年多，监舍来了个大个子，听说是帮朋友出头进来的。
那天吃饭他坐我旁边，聊了几句，问他帮的什么人，他问我小时候有没有那种互相怂恿跳伞的朋友。
“跳什么伞？”他把我问住了。
“雨伞，楼上往下跳。”他比划着说。
“有吧。”我想了想说，“应该有。”
“就那样的朋友。”他把一勺饭送进嘴里。
“然后呢？”
“我跳了。”他含混不清地说。
后来我们常一起闲扯打发时间，前妻送的吃穿都有他一份。
过了大半年，他先出狱，临别时留给我一个座机号，让我去贵州一定找他，拍胸脯说迷雾河那片儿他罩得住。
我从没想过打那电话，但不知怎么，最后还是想到了他。号码不难记，只忘了最后一个数，试到第三次，有个老头接起电话，全是哗啦声，邵林和我提过他父母在镇上给他留了个铺面，长年租给别人开麻将馆。老头问明来意后让我等一下，一分钟后邵林来了，“哪个？咋不说话？喂？耀哥！”没想到他一下听了出来。
大雨夜，邵林安排一个朋友来曲江接我，出了县城，公路沿河逆流而上，进入森林，河面雾气溢到路上，能见度很低，我始终没能看见河的样貌，开车的年轻人一脸和年龄并不相称的严肃，始终保持缄默。
邵林家在镇子边上，一栋孤零零的二层砖混小楼，面朝公路背靠大山，后院有棵粗壮的梧桐，邵林在树下搭了个车棚，我到的时候他正弓在车棚修车，浑身机油，满脸汗，那台车引擎盖开着，车身罩着块蓝色防水布。
那时邵林二进宫刚出来没多久，他冒充警察抓赌判了一年半。他应该早有了计划，在里面才事无巨细跟我打听赌场的情况。
我告诉他我不能待在镇上，镇子再小他们也能找到，我甚至只能晚上来。
“哥，咱究竟得罪谁了？”他转着手里的扳手。
我无法告诉他事情原委。
“看来麻烦不小。”他皱了皱眉，“这样，给你安排个地方，保证鬼也找不到。”
老屋偏僻，设施却齐全，邵林父亲过世后，母亲去外地跟大女儿过，之后一直空着。
那是我几个月里睡得最踏实的一晚，中午才醒，精神好了些。下午打扫完屋子，邵林来了，带不少吃的，拉来一台旧冰箱。
“想住多久住多久，”他说，“有啥需要跟我说，我送来。”
我叮嘱他没事别来。
我把老屋周围抛荒的地重新开垦了出来，手上起了水泡，就用针挑破缠上布。
我把地分成七八块，种上不同蔬菜，每天浇水，半个月除一次草，让邵林帮我买了几只鸭苗，养在院子里。
我费了点力气修好了房顶那口天锅，晚上能看看电视，这儿可以收到几个国外专门放纪录片的台，多数时候在讲动物，那段日子我见识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动物。
西藏有种赤麻鸭，非常痴情，如果一只鸭子配偶死了，它就会飞到悬崖，把头插到石缝里，用脚拨动身体扭断自己的脖子，以此殉情。所以藏人不杀赤麻鸭，杀一只等于杀两只。
亚马孙丛林有种蓝冠水鸟，非常美味，是当地人最爱的食物，这种鸟头上长着一簇蓝色羽毛，只在很高的树顶上栖息，很难捕捉。
但猎人有办法，只需抓住一只蓝冠水鸟，用细绳把它脚绑住，拴在树下，时间一长这只水鸟饥饿难耐，发出哀鸣，就会有其他蓝冠水鸟前来喂食。猎人躲在旁边，等它靠近时开枪，其他蓝冠水鸟看到同伴中枪，只要绑住那只还在叫，仍然会继续喂食。
这些动物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企鹅，这种动物行动缓慢，反应迟钝，却在南极存活了几千万年。
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关于企鹅的纪录片，几乎成了企鹅专家，对它们生活习性了如指掌。
但有一只企鹅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摄制组在南极拍人类主题纪录片时，偶然发现了一只奇怪的企鹅，这只企鹅不去海里捕鱼，栖息地也不回，竟朝群山方向走去。对企鹅来说那无异于自杀，摄制组把他抓回族群，更奇怪的事发生了，不管抓回来多少次，这只企鹅都会离开，义无反顾地，朝山那边去，没人知道他究竟要去哪儿。
晚上我煮了块腊肉，从地里摘了蒜苗和豌豆尖，准备做腊肉炒蒜苗和清汤豌豆尖，似乎不够丰盛，犹豫要不要宰一只鸭，看到鸭子们回来了，扭着屁股，像企鹅一样，便弃了念头，舀一大碗麦子给它们加了餐。
吃完年夜饭，我架火烧一大锅水，泡了个澡。白天太累，泡一会儿就睡着了，做了个梦，梦到他们还是找上门来，一顿扫射，把浴桶打成了筛子。梦里我一点不害怕，只觉得浴桶四面漏水有些滑稽。醒来时水已经冷透，外面有鞭炮响，还有说话声。
我拿着擀面杖，从窗户往外看，邵林和一个女人在院里放烟花，邵林拿着烟花转圈，转晕了头，一跤摔在雪堆里，女人笑个不停。
我穿好衣服，开了门。
“春节快乐。”女人先和我打招呼。
我和她点点头。
“梅梅，我女朋友，这是耀哥。”邵林嚼着口香糖，搂着女人的腰。
“我想找朋友再喝点，”他说，“梅梅不想见我那些狐朋狗友。”
“欢迎。”我只得说。
“来这儿就来对了，耀哥也是狐朋狗友。”邵林笑着说。
我在屋里生了火，他俩把吃的喝的一股脑摆上桌，我们围着火堆烤火。
“十八岁快乐。”邵林端起酒杯对梅梅说，又看看我，“今天是梅梅生日。”
“谢谢。”梅梅说，“我二十九，马上三十了。”梅梅不是那种缺乏阅历的女人，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生日快乐。”我说。
“谢谢。”她用热水和我碰了一下杯。
“咱们干了。”邵林对我说。
“你在我这儿永远十八。”邵林一边倒酒。
“可我不想永远十八。”
“十八有什么不好？我就喜欢十八，你十八在干嘛？”他问梅梅。
“在爱。”梅梅捧着热气腾腾的水杯。
“谁那么倒霉？”邵林说。
梅梅踢他一脚。
“你呢？”邵林问我。
“什么？”
“十八岁在做什么？”
“瞎混。”我说，那时候我在做什么呢，刚上大学，每天无所事事。
“你们怎么认识的？”我说，我不知道邵林还有这么一个女朋友。
“你信不信我一直在等你问这个？”邵林笑起来，“酒干了我告诉你。”
我喝了那杯酒，分两口。
两年多前，邵林在长沙火车站排队进站准备回家，梅梅在他前面，当时他一眼就喜欢上了梅梅，但他们中间隔了好几个人，眼看梅梅将消失于人海，他注意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孩正沿着进站队伍挨个要钱，说自己是离家出走的，现在要买票回家，一路过来没人搭理，只有梅梅给了他钱。小孩走了，邵林追过去，回来给了梅梅一张纸条，告诉她，出于负责任的态度，明天最好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有没有到家。
“接下来她和你讲。”邵林搂着梅梅。
“还要喝一杯？”我问。
“当然！”梅梅说。
我一饮而尽。
“我上了这个狗东西的当，”梅梅伸手捏邵林脸，“第二天我按那电话打过去，问小孩到没到家，结果是这个狗东西接的。”
“后来呢？”我说。
“后来，有的人天天打电话找我，甩不掉了。”
梅梅没反驳，只是笑。
“我们要结婚了。”她看着我。
“是吗？那得喝一杯，”我倒上酒，“恭喜。”
“谢谢。”她和我碰了一下杯。
“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我们想把麻将馆收回来，改成酒吧，”梅梅说，“镇上这两年不是搞旅游么，那位置开酒吧挺适合，正好我也会调酒。”
“不一定呢，”邵林倒上酒，“她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老被骗。”
“被骗什么了，被你个狗东西骗还差不多。你们想不想喝一杯我调的酒？”梅梅胳膊肘碰了碰邵林，“递一下。”
“我跟她说那小孩是骗子她还不信。”邵林给她橙汁。
梅梅往一个空杯子里倒些白酒、橙汁，再撒点盐进去，摇几下。
“谁要试试？”
我举了下手，她把酒递给我，我喝了一口。
“怎么样？”
“不错。”我说。
“那孩子很瘦，七八岁的样子，眼睛乌黑乌黑的，额头上有一小块疤，你觉得他是骗子吗？”梅梅问我。
“不是。”我说。
“听见没！”梅梅对邵林说。
“你救了他，”我说，“再流浪下去他很可能会犯罪。”
我想起自己七八岁的时候，在县城街上看到一群衣不遮体的孩子，那些孩子操着外地口音，年龄和我相仿，我能记住的是其中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根铁钉，锈迹斑斑，至少十公分长，他把铁钉插进自己鼻孔，然后拉着路人衣服要钱。
“犯罪怎么了？”邵林点了支烟，告诉我们他第一次犯罪就是在十八岁，那年他在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做了几个月行李员，有天，一个老头在他送完行李后说还想请他帮个忙，老头掏出一沓崭新的人民币，说只要邵林把鞋和袜子脱了，就给邵林那些钱。邵林没给老头看脚，而是给了他一脚，还拿走了那沓钱—他抢劫了老头。
“我只是重新分配一下。”邵林揽着梅梅的肩。
“这儿很安静是不是？”梅梅问我，“你每天做些什么？”
“事儿多了，翻地，种菜，劈柴，现在城里人喜欢往乡下跑，耀哥今天还把房子刷了，”邵林对梅梅说，“城里人就这样，到哪儿都好面子。”
“耀哥还养了鸭子。”他说。
“鸭子？”梅梅说。
“想不想吃烤鸭？”邵林说着起身往外走，“给你烤一只。”
“别乱来，”梅梅说，“我从来不吃鸭子。”
外面传来一阵人模仿的鸭子叫，过了一会儿鸭子们也叫起来。
“不去看看你的鸭子？”梅梅说。
“鸭子没事。”我说。
梅梅拿起邵林放在桌上的烟，抽出一支，对我做了个嘘的手势，“他现在不让我抽烟。”
我拿打火机给她点上火。
“谢谢。”她说。
有那么一会儿谁也没说话，梅梅添了几根柴，火堆噼里啪啦腾起一串火星。
“你的事他什么都没和我说。”梅梅说。
我看着她眼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他当朋友。”她出神地看着那堆火。
“我一点儿不了解你，不知道你从哪儿来，以前做过什么，可我知道，邵林把你当朋友。”梅梅说，“我有种预感，他还想干那事，就是最近。”
“什么意思？”我说。
她看看我，突然笑了笑，“我干嘛和你说这个，都一样，你们管这个叫什么？天性？对不对？”
“先不烤了，让它们好好睡觉吧。”
梅梅把半截烟扔进火堆，用手扇着面前的烟。
邵林两手空空回来，依然兴致勃勃。
“有人想帮我调杯酒吗？”他喝掉杯里剩的酒说。
“自己来，”梅梅说，“又不是不会。”
邵林学着梅梅给自己弄了一杯。
“你说我要是往里面加点这个会怎么样？”说着他往杯子里倒些辣椒面，用手搅了搅。
“神经。”梅梅捶他胳膊一下。
“嗯，好喝。”邵林又喝一口。
“怎么这么安静？”他说，“为什么没人说话了？”
“要不你讲个故事吧，”邵林看着我，“讲讲你究竟惹了什么人，一直不肯讲。”
“要是我说之前骗你，”我喝了口酒，“只是想找个地方躲清静呢？”
“巴不得，”邵林说，“下个月可以收房租了。”
“你们想听故事么？”梅梅突然说。
“想。”邵林说，“非常想。”
“你呢？”她问我。
“好啊。”我说。
“但是你们得答应，”她说，“讲完什么也别问。”
“不问。”邵林点了一支烟，“你说吧。”
她开始讲那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七八年前的南方，那座曾被称为犯罪之都的沿海城市。
女孩叫阿云，非常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梅梅说，“如果你被她真正看过一次，就不会对其他女人产生兴趣了。”
这话让我想起了前妻，她眼睛很好看，据说有的人对你笑，你会有一种被运气青睐的感觉。
“不是所有孩子都是爱的结晶。”梅梅说。
阿云出生在长江边一个小镇上，有个大她两岁的智障哥哥，父母告诉她，这就是生她的原因，他们请不起保姆照顾他。
她的处境可想而知，她没得到过一点爱，连智障哥哥也欺负她。
她只能把全部寄托放在爱情上，十五岁和一个理发师私奔去了北方。
随着慢慢长大，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她爱过一些人，都是混蛋，其中一个曾经海誓山盟对她好，同居之后却完全变了个人，当他向她挥出拳头，她惊醒过来，离开了北方并发誓永远不再回去。
她去了南方，在当地最出名的一家夜总会做陪酒小姐。
有一天阿云喝得很醉，上了一个老板的车，认识了开车的阿志。
阿志是财务，大学刚毕业，老板看他可靠，偶尔叫他来开车。那是阿志的第一份工作，他工位在二楼窗边，往下看，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穿着蓝色工服的年轻人在流水线上忙碌的场面。
这次同样是送到酒店，路上老板接到老婆电话，说孩子生病了，老板只得让阿志掉头送自己回家，顺便处理一下阿云。
阿志把老板送到家后，准备送阿云回家，阿云醉得不省人事，怎么也叫不醒。
他只得带她回自己住处，路上女孩醒了，扶着额头，问阿志是谁，阿志把刚才的事告诉她。
“你要带我去哪儿？”她在后视镜盯着他眼睛。
“刚才我叫不醒你，”阿志解释，“只能先带你回我家，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不。”阿云想了想，“去你家。”
“家里有酒吗？”她说。
阿志把阿云带回了家，电子厂附近有座山，山上全是荔枝树，他在山脚下租了间平房，旁边是个武警边防哨所，安静又安全。
他去便利店给阿云买酒，阿云却不喝了，给阿志讲起自己的故事，她从没跟谁讲过，讲到最后她笑起来，说自己现在好得很，因为她终于发现与其被男人利用，还不如利用男人。
阿志告诉她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
“不用安慰我。”阿云点了支烟。“我很漂亮不是吗，这就是最强大的武器，”她说，“我的立足之本。”
阿志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一直在鼓起勇气去凝视她那双棕色眼睛。
“你想做我男朋友吗？”她朝他吐出一口烟，“我是不会拒绝你的，我男朋友多得数不清。”
“我喜欢你。”阿志脱口而出，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说出那句话。
“你说什么？”阿云看着他，“不要骗我，喜欢我，想上我，我都能区分出来。”
阿志后悔不该说那句话。
“我好困。”阿云说。
阿志让她睡床，自己睡沙发。
阿云躺下瞬间就睡着了，“晚安，”她说，“你是个好人。”
阿志整晚没睡着。第二天一早，他把阿云送回公寓，阿云告诉阿志她把他当成好朋友。
一开始阿志常去夜总会接她回家，他认为那是好朋友应尽的职责，阿云不喜欢他那么做，她只想方便时见面，再后来，电话也不接了。
那天阿云不上班，阿志去找她，前一晚他在书上看到一句话，爱不是束缚，是自由。
门开了，阿云睡眼惺忪，穿着一件几乎透明的睡衣，她让他进屋坐，给他倒了杯水，他以为他们关系回到了过去，没多久卧室里出来一个赤裸上身的漂亮男人，在沙发上找到T恤，出了门。
阿志心里反复默念书上那句话。
“那人是？”他装作不经意。
“一个朋友。”阿云说，她在卧室换衣服，阿志一扭头，看到了她的裸体，把头转了回来。
“好朋友吗？”
“普通朋友都不算。”她说，“一个屁。”
“那你有几个好朋友？”
“要多少有多少，谁都可以当我好朋友。”她说。
“就是说，一个也没有。”
“你听着，”阿云穿好内衣，把裙子拿在手上，走到客厅，“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早说了，我有很多男朋友，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他看着她。
“你想吗？”阿云说，“想要就现在，不然衣服一会儿还得脱。”
“我想告诉你，不是每个男的都那样。”阿志说。
她笑了，“说教很不性感，你别总想着教我变好，除非你能给我变好的条件。”
她开始穿裙子，转过身，让阿志帮忙拉上背后的拉链。他照做。
“其实你人不坏，”她说，“只是我们注定不是一类人。”
“如果你能接受这一点，不来干涉我生活，那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阿云看着他。
阿志立刻答应。
他们一度更亲密了，她经常给他打电话，逛街时会像女朋友那样挽着他手……他觉得自己领悟到了爱的真理，所有痛苦都源于不够慷慨。
变化是她和他谈论换一种生活方式开始的，她说她老了，脸上开始有皱纹了，还说她最近认识了一个男人，交通部门一把手，也在做二手车生意。
“一年他愿意出这个数。”她伸出五个手指。阿志不同意，理由是出价太低，她采纳了。
有一天，阿志看到她坐在老板车里从面前经过，他一下子愣在那里。
他打电话问阿云他老板开价多少。“一笔无法拒绝的钱。”她说。阿志的老板没少偷税行贿，走私洗钱。阿志认为那笔无法拒绝的钱，很可能对他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笔钱，一个屁。
“我需要那笔钱。”阿云说。阿志觉得她的决定和她家庭有关，但他不再给她打电话了。
几个月后，他觉得已经把阿云给忘了，直到有一天，他和一个老乡喝酒。那人失业了挺久，之前在道上混过，他们聊起大捞一票的生意，朋友提到绑架，阿志立刻想到他老板。他们当即策划起来，准备对老板七岁儿子动手。那是个调皮捣蛋的小霸王，尽管阿志不喜欢他，还是要朋友保证绝不伤害孩子。
“放心。”朋友说，“只谋财，不害命。”
很快，他们绑架了老板儿子，管老板要一笔巨额赎金，老板没报警，老老实实给了钱，但孩子没送回去。据说是个意外。
“后来呢？”邵林问。
“两人没多久就抓到了，”梅梅说，“死刑，很快执行了。”
“这事不怪阿云。”邵林说，“她没做错什么，不能一出事就说女的是红颜祸水，不地道。”
“你知道这故事最悲哀的是什么？”梅梅说。
“都很悲哀。”邵林抬头看着她，眉头紧锁，“最悲哀就是那个阿志，大笨蛋，搞什么绑架，敲诈勒索多好，他不是说老板有很多黑料？我太了解那些老板了，他们绝对不敢报警。”
“阿云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消失了，”梅梅说，“谁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不怪阿云，”邵林撇撇嘴，“对了，那阿志，他们怎么被抓的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不说说你是怎么被抓的？”梅梅看他一眼，“算了算了，有的人根本没听懂故事。”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讲这个。”邵林说。
“我喜欢这故事。”我说。
“听得我头晕脑涨，”邵林晃了晃脑袋，“你头不晕？”他问我。
“屋里生着火呢。”梅梅说。
“对对对，氧气不够了，”邵林吸了吸鼻子，“出去转转吧，透透气。”
“去哪儿？”梅梅说，“镇上看耍龙灯？”
“都行，就是不能去镇上，”邵林看看我，“对吧？”
“我也不想去人多的地方。”梅梅说。
“有了，去钓鱼吧，”邵林站起身，“我知道个好地方。”
“神经病，”梅梅说，“大半夜钓什么鱼。”
“你不懂，大鱼就喜欢晚上活动。”邵林说，“走吧，把火灭了。”
“你去吗？”梅梅问我。
“当然去，我们还没怎么喝呢。”邵林说，“把酒带上。”
一路上邵林放着歌，他手扶着方向盘，一边哼歌一边打拍子，还递给梅梅一袋薯片，张大嘴发出“啊”的声音。
皮卡沿河开一阵进了山，没多久，到了个湖边。湖心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船屋，邵林说那是朋友开的水上农家乐，他让我拿吃的，自己从后座抱下来一箱烟花。
我们上了湖边一艘木船，邵林解开绳子，我和他一人一桨，往船屋划去，周围空无一人，我们穿过湖面弥漫的雾，划桨声清脆悦耳。
登上船屋，邵林拴好木船，打着手电在门口一排花盆底下摸半天。
“怪了，钥匙呢？”
“要不打电话问问你朋友？”梅梅说。
“这哪有信号啊？”邵林找来一根锈铁棍。
“不太好吧？”梅梅说。
“没事儿，”邵林三两下撬开，“哥们儿。”
邵林打开电闸，船屋顿时亮了起来，四周全是橘黄的灯，像座水上宫殿，他领着我们参观一番，厨房餐厅卧室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个KTV。
“晚上住这儿也行。”邵林说。
“我不想钓鱼，外面太冷了，”梅梅说。“我想唱歌。”
邵林从库房里找出两根鱼竿。
“好啊，”邵林说，“女人唱歌，男人钓鱼。”
船屋上有块专供钓鱼的平台，挂好饵，船屋那头响起了歌声，梅梅唱得不错，我们边听歌边盯着夜光浮漂，邵林往浮漂的位置撒了几把鱼食。
“一开灯，”邵林说，“这些鱼就知道开饭了。”
六七首歌，我们钓上来几条鲫鱼和黄辣丁，之后浮漂陷入沉寂。
“看来都吃饱了。”邵林把鱼竿放到一旁，点了支烟。
“你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被抓的？”他说。
我看着他。
“一切很完美，”邵林吐出一口烟，看着远处，“场子再大也不在话下，完全正规流程，所有赌鬼全程配合，没一个怀疑我们身份。”
“问题出在那辆车上。”他说，“我们开私家车去的，那次收队引起了怀疑。”
“你想不想有把枪？”他看着我，狠狠地啜了一口烟，烟头亮起瞬间听见燃烧的嗞嗞声。
“什么？”我问。
“一把枪。”他说。
他讲了一件小时候的事，关于一只鸽子。那是只迷路的信鸽，飞到他家老屋，他把它养在阁楼上，给它喂食喂水。时间一久鸽子可以停在肩膀上吃他手里的玉米，他把鸽子放出去，都会自己飞回来，直到那天遇到了鹞子。鸽子拼命逃，但鹞子比它飞得快，他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想要有把枪的。
“前两天我找人查过你。”邵林把烟头摁灭，“重庆，那个大案，关键证人。”他看着我。
“你知道自己值多少钱吗？”他继续那样看我，突然嘴一咧，露出一口大白牙，“跟你开玩笑，放心，你是我朋友啊，欸，你的漂，漂。”
我连忙提竿，饵没了。
“干脆我也和你说个秘密。”他说，“不过这事儿跟梅梅有点关系，你不能告诉她。”
我答应了。
“之前我搞到一辆坏掉的警车，我修了很久，费老大劲，怎么也修不好，本来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干的，还是出了点差错，”他说，“上周梅梅突然中招了。”
“这事儿主要怪我，我就跟老天打了个赌，如果梅梅生日之前，我修不好那台车，就是天意，老天让我收手，我和梅梅结婚，把孩子生下来，咳咳……”他清清嗓，“但是那车，昨天突然修好了。说起这个，还真有个事想问问你，你觉得究竟算抢劫还是诈骗？”
“梅梅怎么办？”我说。
“你不能跟梅梅说。”他看着我，“绝对不能。”
“想不想游泳？”他说。
他收了鱼竿，三下五除二脱光衣服，后退几步，往前一冲，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他在水里扑腾着，大喊大叫。
歌停了，梅梅听见动静跑出来。
“有病啊。”她喊，“淹死了怎么办？”
“你救我啊。”邵林说。
梅梅从墙上取下个救生圈，扔给他，他开始往回游。“好冷。”边游边说，“要冷……冷……冷死了。”
邵林一上船赶紧裹住了梅梅给他的浴巾，浑身抖个不停。
“冻死你个狗东西！”梅梅搂着他进了屋。
他们许久没出来，我抽完一支烟，把鱼倒回湖里。我打开那箱烟花，拿出最大那个放甲板上，点燃引线，一枚枚礼花弹升上天空，炸开黑夜。
晚上我们没在船屋住，邵林坦白其实不认识老板，车上他问我去哪儿，我说都行。
梅梅先睡了，我和邵林在客厅又喝了些酒，邵林醉了，睡在了客厅。
外面下起了雪，落在地上簌簌响。我站在窗边，点了支烟，我很想给前妻打电话，听听她的声音。
我又想起那只企鹅，笨拙地行走在荒原，那片他永远无法离开的苦寒之地。
后院，那辆车停在车棚，掀开防水布，打开油箱，找来盆和软管，取出几升汽油，揭开引擎盖，浇到里面。
呼一声，火焰蹿起，很快吞没车身，车棚和梧桐树也跟着燃烧起来，熊熊烈烈，直冲云霄。
猛然间一股电流击中心脏，我定在那里，动弹不得。
“阿耀。”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
我没回头，继续火中寻找，直到倒在地上。我朝着火的方向，浑身温暖，我闻到一阵甘甜，我看到他走向那扇门。
这次我知道，他将去往任何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