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4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3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3个人却依然在呶呶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4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3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掉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她“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护“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附带在这里谈一下曾在彰德教过我们的杨令老师的态度。她也是不赞成帝制的。有一次，她到府里来，说起洪宪帝制的事，便对我说：“既然共和了，又闹什么君主，恐怕非闹出漏子来不可！”她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她的态度如此，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从而也可以知道我父亲称帝的不得人心。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从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7个人，都穿上了新装，惟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3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废，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来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的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极，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不敢走。他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了一首题目是《明志》而实际上是讽谏我父亲的诗：
乍著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往，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惟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上面谈过，我揭发了假版的《顺天时报》，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3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3个安，计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不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为了筹备帝制，还有一个大典筹备处。大典筹备处是什么时候成立，又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们不清楚。一次听二哥说，和他常在一起的他的朋友郭葆昌郭是当时总统府的庶务司丞，我们一般人都知道他。他会照相，我们在中南海内所照的照片，都是他和二哥两个人分着照的。后来在我父亲死后成立的“恭办丧礼处”里也有他。奉大典筹备处的命令，到江西景德镇去烧洪宪彩瓷去了。我们从这时候起，才知道还有大典筹备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朱启钤。听说早在它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准备我父亲“登极”以后所该办理的一些事情了。例如“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年号“洪宪”，便是大典筹备处依照我父亲的意思规定下来的。又如上面所谈到的“皇子服”、“皇女服”的式样，也是这个机构订定的。我父亲的“龙袍”是已经做成了的，只是没有公开，因而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我娘的“娘娘服”也同样是做成了的，只是由于“妃嫔服”还没有做好，所以也没有拿进来。后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这套“娘娘服”实在无法交代，我娘又坚决不肯要它，最后只得把它放在“烧活”里一同烧化了。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已经送了进来的“皇子服”和“皇女服”的式样吧。“皇女服”的样式是：上身是对襟、宽袖的黄缎褂子，上面绣着凤凰、牡丹、云彩、潮水和红色的太阳，所绣的这些都鲜明地在缎子上凸了出来。衣裳上镶着的领子，同样也绣着小的凤凰和牡丹。那样子，就像京剧里旦角行当所穿的“霞帔”似的。下身是黄缎裙子，也在上面绣着和上衣一样的花样。里面还有水红色绸子的衬衣，衬衣上面镶着白色绸子的“和尚领”。“公主服”虽然由于尚未做好而没有送进来，但是听说那样子和“皇女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上衣、裙子都比“皇女服”的多绣了两只凤，裙子前短后长，“公主”们走动时裙子的后摆能轻轻地拂地。看来，这又是从古代外国贵族妇女那里学来的样式了。“公主鞋”是红色缎面绣花的所谓“朱履”。鞋的前端微微向上翘着，样子好像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鞋。
“皇子服”又叫“金花服”，是仿照英国宫廷内的式样用黑色呢子缝制的由于当时正值冬季，所以用的是黑色呢子，其他季节该用什么样的料子那就不得而知了。。上身采用了西洋大礼服的样式：前身仅及腹部以上胸部以下，后身长过臀部，胸襟上满是一横排一横排凸起的金绣，既不开缝也不系钮扣。下身是西装裤，两侧各绣有一条金线。帽子扁扁的，样式和土耳其式帽子相仿佛，上面饰有一大溜黄色的绒毛。前面已经谈过，四哥等5个人曾经穿着“皇子服”合影。合影时，他们身上还佩着金色的绶带，绶带下端悬着佩刀。所有这些，各人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是胸前部分的金花，五哥和二哥的是麦穗形的，其他弟兄的是牡丹花形的；还有帽子上的绒毛，五哥和二哥的是从前到后长长的一大溜，其他弟兄的则没有他们的那么多、那么长。听说，所有上面已经做成了的服装，都是由当时最大的绸缎店“瑞蚨祥”承做的。
一妻九妾
我父亲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旧时代里封建家庭的一个典型，他有1妻9妾，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此外，还有几个儿媳和一些孙子、孙女。家中还有管事的、账房、男女教师、中西医生、厨役、裁缝、花匠以及男女佣人，跑上房的和跑各房的老妈、丫头等等，总计有几百个人。这么多的人一切都要以我父亲为中心，服从他的命令，听凭他的摆布。他们的荣辱沉浮，全由我父亲一人决定。他的家庭主要成员——1妻9妾的命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之中有的是宠擅专房，有的被打入冷宫。这些人的命运，完全由他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至于他的好恶，到底有些什么标准，那就很难说了。
他的原配于氏，就是因为偶然的一句话，弄得他不高兴，以至牢记在心，从此冷淡相待，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是河南省乡间人。她的娘家在乡间虽是一个有钱的人家，但是她却没有读过书，不认识什么字，也不大懂得什么规矩和礼节。我父亲和她结婚的头一两年里，感情还好。有一天，我父亲看到她经常喜欢系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个马班子河南人称呼妓女为”马班子“。。”她并不认为这只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却反而讥讽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她说的这句“我有姥姥家”的话，意思是说她是有娘家的人，也就是说她是一个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不是没有娘家人的姨太太。我父亲由于自己的生母正是一个姨太太，因此认为这是她有意揭他的短处，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和她同房。所以她在生了大哥克定以后，也就没有再生其他子女。我父亲做官以后，一直把她撂在项城乡下。后来我父亲在山东巡抚任内派人迎接我的祖母刘氏，她才随我祖母一道来到济南任所。自从我父亲把她接到任上直至后来到了北京，我父亲始终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她是家庭中的主妇。他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居。实际上，使她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不过，我父亲表面上对她还是客气，就是到了中南海以后，他也总是按着历来的习惯，隔个3天、5天，就到她房中坐一会儿。他俩在见面的时候，我父亲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她也一定回答一句：“大人妻妾们一直称呼我父亲为大人，直到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你好！”接着，再随意谈上几句生活上的闲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一次会见。
有一次是阳历年，各国公使和夫人先后来到总统府给总统贺年，随后还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她平常在家庭中虽是一个主妇“牌位”，但在这样的外交仪节中，我父亲还是不能不让她上前的。这一天，她穿着红外褂、红裙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正在仪式进行当中，忽有某一国的公使走上一步，到她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口里发出“嗯”的一声，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候，公使一看总统夫人神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着公使夫人匆匆退了出去。我父亲听到这些情况，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她出场的时候，就让二姐、二哥和我陪同出场，由我们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她自己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再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从此，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她就更是一块地道的“牌位”了。
我父亲在前后两个阶段里所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宠爱的是大姨太太苏州名妓沈氏。由于她在我父亲落魄无聊的时候对他有过恩情，所以我父亲在朝鲜做官期间，就把她接到朝鲜，把她当做“太太”看待。我父亲不但让她管家，还把带到朝鲜去的大哥克定交给她抚养。所以从大哥以下，所有的我们兄弟姐妹们都称呼她为“亲妈”。“亲妈”这种叫法，是仅次于“娘”的一种称呼。我父亲竟让自己的儿女们这样叫她，也就可以看出他对她的宠爱之深了。在当时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她同样是以我父亲的“太太”的身份出现。在她的手里，我父亲还娶进二、三、四3个姨太太。事情是这样：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妹妹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李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还因为这3个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进来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担负教导她们的责任。直到我父亲回国在他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才把我娘由项城老家接到济南任所，也才把她那块“假太太”的招牌给摘掉。
过了不久，我父亲又娶来了在后一个阶段里最能得到他的欢心的五姨太太。五姨太太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这主要是由于我父亲既赏识她管理家务的才能，又欢喜她口巧心灵，遇事有决断。从此，我父亲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给她一手经营，就是我父亲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我父亲不仅让她照管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家务，管理各房的女佣人和丫头，管理我们兄弟姐妹们，还管理六、八、九3个姨太太。由于我父亲很能听从她的意见，所以不论是谁，只要不服从她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告诉我父亲，由我父亲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而对她抱有畏惧的心理，就是我娘于氏也不例外。
上面已经谈过，我父亲在朝鲜原定娶金氏一人为妾，可是金氏本人却认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过来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的头上，还有一个我父亲当做“太太”来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人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例如，像前面已经谈过的，她就是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用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又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内一处座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个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直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的佣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止以后，两人才算罢休。她虽是有些醉意，但五姨太太是我父亲当时最宠爱的人，这一点她还是能够意识到的。她是在五姨太太历来的欺压下，忍无可忍，这次为了几句闲话便不顾任何后果地拼起命来。她这种古怪脾气，也表现在对儿女和丫头们的责打上。她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对待女儿就比对待儿子更厉害一些。她有时毒打起丫头来，那就更加厉害了。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的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去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她在过年、过节和她自己生日的时候，总要暗暗地哭一场。她嫁到我家以后，从没有回过娘家，娘家的人也从来没有来看过她。有一次，六姨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从江苏扬州老家来看望六姨太太。这两个客人，既要给我父亲和我娘磕头，还不能和我家的人平起平坐，这大概就是她不愿意娘家人来看望她的缘故吧。对于娘家过去的情况，她更不愿多说。在中南海的时候，她并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但是，我父亲见到有什么好吃的，或是她所喜欢吃的东西，总是时常叫佣人请她同吃。此外，我父亲对于她无论在礼貌词色间，或是物质待遇上，都比较其他姨太太要特殊一些。这或者是我父亲于心有愧，才借此来弥补他的罪过吧！
她在死前的头一天里，对我二哥说了两件事：一件事，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太借对她教导和管束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分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另一件是，她的父母原来也认为她是嫁给我父亲做“正室”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她不但是一个姨太太，并且还把她和两个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成了个三姨太太，自然已经十分痛心。后来，她又要随着父亲离开朝鲜，更是加倍的伤感。特别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迢迢千里地到一个陌生异地去。今后自然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就交织在这个老人的心中。有一天，她母亲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仿佛也就投井自杀了。她父亲既痛心于女儿的遭遇，又看到老妻因为女儿的缘故竟至自寻短见，当时悲痛得吐了很多血，3天后也就身死了。她在说完第二个故事以后，又对我二哥说，她所以不愿意在这以前说起这件事，是为了免得暴露我父亲生前所做的错事，由这一点看来，她算得是“用心亦良苦矣”。
除了上面谈过的这几个姨太太以外，我父亲在后一阶段里，还陆续“置办”了几个姨太太。六姨太太叶氏，七姨太太张氏，都是做直隶总督的时候“置办”的。八姨太太郭氏，是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置办”的。九姨太太刘氏，是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置办”的。他“置办”这么多的姨太太，完全为了自己的享乐。这里只谈谈六姨太太的“置办”过程，便可以看出他的荒唐了。
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派二哥到南京替他办一件什么事。由于二哥生性好在外面玩乐，所以公余之暇，就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因此结识了后来六姨太太。两人一见倾心，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二哥临行的时候，她赠给二哥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依照我们家的规矩，儿女从远道归来，是要向父母磕头“请安”的。二哥返津复命，正在磕头的时候，不料这张照片却从他身上失落下来。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连声问：“是什么，是什么？”当时二哥还没有结婚，自然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智生，就说是他在南边给我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来的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一看这张照片的倩影，果然很美丽，就连声说：“好！好！”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这种差使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她接了回来。那六姨太太原是和二哥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了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二哥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她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想也不会少于我的母亲吧！
四姨太太吴氏和七姨太太张氏，都是我们还没有搬到中南海之前死去的。四姨太太是因为“月子病”死去的。当时我父亲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有的人说，我父亲在临死以前，曾掐死了一个姨太太，有的小说还特别指明是四姨太太，那是不确实的。七姨太太没有生过子女，依照我家的规矩，是应该叫做“姑娘”的。但由于我父亲对她的宠爱，一切给予姨太太的待遇，所以全家上下也都称呼她为七姨太太。当我父亲奉命“回籍养疴”时，他曾带着她由北京到河南辉县暂住，就在那个时候她因病死在辉县了。
音容举止和起居饮食
我父亲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们曾看到过他做直隶总督时的一张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他已经比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些。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档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保留着比较重的河南乡音。在谈话的时候，他总是和人一面交谈，一面却不时地用手摸着他的胡子，并且时常“啥”啊“啥”的。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他有一个口头语是：“嗯，你懂不懂？”每当他和人谈话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总要用上这个口头语。这不过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得听的人不至于忽略他所谈的内容罢了。但是，有人认为这是我父亲对人轻慢的表示，这倒真是冤枉了他。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嘴里总离不开雪茄烟，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些左右轻微地摇摆，手里一定拿着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根藤手杖，仿佛不是我父亲借它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而是故意用它来敲地似的，随着他走路的声音，总是另外听得见这根藤手杖梆、梆敲地的声音。我们知道，我父亲所以要随身带着这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他平常很少有笑容，和人谈话的时候，同样很少看到他又说又笑，就是他遇到或是谈到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也总是哈哈一笑就完。笑完了，在他脸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有一次，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来看望他和我娘，这才看见他带着笑容和黎夫人问答的神态，但这只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例外。可是他又很少生气，也很少看见他脸上有愁容。除了管教儿子有时生气，甚至于气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责打儿子以外，他对于男女佣人，自己从来没有责打过。他们做错了事，他最多只是骂上一声“混蛋”；真的气极了，也只是把一声“混蛋”，变成“混蛋加三级”，便算了事。那些“跑上房的”当这个差使的，都是年龄在十四五岁以下的男孩子，他们都是一些老佣人的儿子或孙子，一过了这个年龄，便调出去做别的事了。，如果谁犯了重大错误，他也只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跑上房的”带了出去，用皮鞭子责打10下、20下，以示惩罚，他自己却从不动手打人。至于他的僚属或部下，他对待他们都很客气，很少看到他厉声厉色的神气。但凡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可以说，我父亲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有的人说，他坐在那里，像一只老虎。这当然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是他的双眼，如果圆睁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杀气”，这大概是人们对他心怀恐惧的道理吧！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盥漱，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7时“下去”由于当时住在居仁堂楼上，所以称上楼、下楼为“上来”、“下去”。，他缓步下去的时候，总是拿着那根藤手杖。这时人们就听得梆、梆、梆的声音，最后又听得他发出一声“哦”像咳嗽而又不是咳嗽，这才算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我曾经问过他：“爸爸为什么要‘哦’呀？”他回答说：“要这样才好。”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是为了表示他的到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或会客。11时半他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放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他吃鸭子的时候，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能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是异常熟练的。他还爱吃我母亲做的高丽白菜。做法是：剥去一棵白菜外边的菜叶，将它的嫩心切成4段，每段的中间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他从不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太做给他吃的熏鱼，到了冬季还有上面所说的高丽白菜。至于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每顿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掺玉米糁的，夏天还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糊糊。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客，除了当值的姨太太姨太太当值的办法当在下面谈到。及我和二姐陪同他吃饭外，有时也叫别的姨太太来陪吃。她们来的时候，总要带自己房里做的一两样有特色的好菜来同吃。
午饭后，他上楼睡约1小时，下午2时起床，又下楼办公或会客。5时以后，他就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及小弟弟、小妹妹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有时候也骑一骑马或划一划船。每逢他出来的时候，是要“净园”的。比如说，他今天要到瀛台去看看，那么，在他没出来以前约1个小时，就有人按传下来的话，吹着哨子，沿途四处知会，叫人们事先回避。这是因为在总统府内办事的职员、杂役人数多，怕他们无意中“惊了驾”而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并不是进中南海的时候才开始的。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那个养寿园的规模并不很大，但是每逢他去散步或垂钓，也是要“净园”的。因此，当我父亲带着我们一些人出了居仁堂的时候，只觉得满园静寂，悄无人声，各处都呈现出空荡荡的一派肃静景象。至于随着我父亲出来的，除了我们家里的人以外，他只许可那一些扬州籍的丫头、老妈划船时，也是由他们划的。和几个“跑上房的”在房听候差遣，其他的任何外人是都要“回避”的。
他大约7时吃晚饭，春、秋、冬3季仍在居仁堂，夏季改在稻香村这是一个能够放眼观赏中南海内景致的所在，房子上面铺着稻草，门口挂着葫芦，似乎带着一些农村风味，冬天有时也在这里吃烤肉赏雪。，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们，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饭。星期日的晚饭，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样了。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来。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各房自做的拿手好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小猪、烤鸭……等等。烤全羊是叫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的。星期日吃饭的时候，他的神情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们逗着玩。这时，哥哥们也都“解放”了，也敢参加说笑，一改他们平常那种畏惧拘谨的不自然神态。他每晚9时归寝，在“上来”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我父亲夜间休息，并不到各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楼上东间我父亲的卧室里去。那时大、二、三3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这4个姨太太，每人轮流值1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不到1个星期，我父亲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他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取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地叫一声“大人”，然后再去招呼我父亲的吃穿一切。其他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也同样称呼我父亲为“大人”，也同样地照料我父亲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却不能像五姨太太那样合他的意。此外，他许可在他身边伺候的，还有几个扬州籍的丫头。因此，有关他惹花拈草的行为，就风言风语地传了出来。但以事涉猥亵，这里不多谈。
在中南海，除了我娘于氏个人有一个厨房外，我父亲和所有姨太太们、少奶奶们的饭食，都有一个大厨房供应。为了分清内外界限，大厨房设了几个转桶。每当早、午、晚开饭、开点心的时候，就由各房“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说明取哪一房的饭食、点心，大厨房的人们就把应该供应那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然后再由他们用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4菜1汤。各个姨太太又各自有自己的小厨房，做菜的都是各房的女佣人。当各房的小弟弟、小妹妹生日的时候，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面炸酱、打卤两种。。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将面和馅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当我父亲看到饭桌上摆上饺子或是卤、酱时，必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当时除了大厨房以外，还另有西餐厨房。但是我父亲只爱吃西餐厨师做的洋点心，并不喜欢吃什么西菜，也不喜欢用什么刀叉。有的时候让做鲍鱼汤，都叫西餐厨房用菜碗盛来喝，既不用汤盘，也不用汤匙。这个西餐厨房，我父亲很少用它，倒是我大哥、二哥请客时还用得多一些。
穿戴装束和习惯嗜好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固然有一套刻板的方式，就是他的装束、习惯、嗜好，也同样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前清做官的时候，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换上黑色制服。他这种喜欢穿着短装的习惯早已形成，在彰德隐居时是如此，在中南海的时候也是如此，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改变，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改穿袍子、马褂。他在夏天穿一套羽纱制服，冬天换穿黑呢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矮立领，4个暗兜。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镶着1块宝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内衬有羊皮，靴的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的松紧带。他由于有轻微的风寒病，所以不愿意穿新做的皮鞋、皮靴。他是从来不穿绸衣服的。他的衬衣裤夏天是洋纱小裤褂，到了严冬天气，除了绒小裤褂以外，外穿厚驼绒坎肩1件，厚毛线对襟上衣1件，皮小袄1件，厚毛绒裤1条。这时外面的黑呢制服也就换成皮的了。不论吃点心还是吃饭，他都是穿着整整齐齐。居仁堂内烧有暖气，温度本来很高，他又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自然遍体出汗。因此，在吃完东西以后，往往是腾腾的热气笼罩了他的头部，那样子，好像是刚从浴室里出来似的。
他沿着上嘴唇留着沿口胡子，胡子末梢都突过嘴唇。他吃东西的速度比一般人都快，用大海碗吃面条，几口就可以吃完。他在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都沾上汁沥。他又从不用手绢，遇着他擦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袖子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有很多这些东西的痕迹，看起来很不雅观。为了他的仪容，姨太太们就得把毛巾沾湿，帮他擦拭干净，他自己从不动手的。他比大家吃得快，吃完了有时就和大家谈些闲话，说笑一会。等到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站起来。有时候就一会儿也不等，吃完以后，立刻就走。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每到炎夏酷暑，汗自然很多，他却从不自己洗，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样是让她们给擦的。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做的木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他平时不喝酒，只是逢年过节喝点绍兴酒。他嘴里经常衔着雪茄烟，却从来不抽水烟、旱烟、香烟。特别是鸦片烟，那真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独自一人出外巡查，恰恰在一个营盘里发现了一个小军官在偷偷地抽鸦片烟。这个小军官一见我父亲闯了进来，手里的烟枪没有来得及放下，吓得浑身发抖，立刻翻身下地，跪着求饶。我父亲顿时大怒，亲自用腰刀把他的首级割了下来。可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但这些人都是偷偷地抽，绝不敢让他知道一点风声。外间传说他有“阿芙蓉”癖，有的小说甚至还说他每顿要抽8口神仙烟，那实在是无稽之谈。他爱吃药，中药是参茸等滋补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之药。此外，当时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挤出的奶。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人奶，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二、三、四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他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她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二、三、四姨太太都是天足，她们嫁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又都已经成年，要想缠足已经不行了，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于他。其中，四姨太太死在他直隶总督任上，算是少受了一些罪，二、三两位姨太太，却一直到他死，双足才得离开“寸子”。但是，她们刚刚离开“寸子”的时候，却反而不会走路了。
封建家规
我父亲整个家庭的家务，主要是由被他宠爱的某个姨太太来经管的。至于我娘于氏，只是个主妇“牌位”，当然很少过问家务。就是他自己也同样是很少过问的。经管家务的姨太太，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但是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我父亲在给她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
我父亲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都要有老的随时教导指点，新的丝毫不得违拗。所谓早进门的，老的姨太太，实际上就是那个管家的姨太太。前一阶段时间里大姨太太对二、三、四3个姨太太的管教，以及后一阶段时间里五姨太太对六、八、九3个姨太太的管教，都是依照我父亲定的这个家规来办事的。
大姨太太由于骤然间来了3个对手，要分享我父亲对她的宠爱，当然内心很有些醋意。因此，她表面上说是教导和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来虐待她们。这3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旦来到我们这样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里，说话既不利落，又不懂得那一套封建礼法，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太很多借口。因此，大姨太太便乘我父亲不在家的机会，常常无事生非，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我母亲左腿的残疾就是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