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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条件；但从实质上看，它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蕴藏了日本势力 的侵略和控制，盛宣怀也就逐步变成了日本侵华势力的代理人。 盛宣怀入了日本人的圈套，成为日本人在汉冶萍公司的事实代理人，是 经过一个过程的。盛宣怀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外方设置各种 陷阱、诱骗，还是有所警惕和认识的。但是随着盛宣怀官作得越来越大，洋 务办得越来越大时，他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实现更多更大的野心，也就明 知有陷阱，而却自愿坠入其中了。 汉冶萍公司成立之初，据盛宣怀的估计，汉阳铁厂的股本银 1200万余 两，萍乡煤矿的股本银700多万两，加外债商欠1000万两。当时借日本贷款 不足500万两，其所占的资本比重不大，还不致落入外商之手。可是后来盛 宣怀为了扩充汉冶萍公司的实力，又频频向日本借款，到辛亥革命前夕，短 短的三年间竟向日本借款达1200万日元，为公司成立前的二倍以上。所以汉 冶萍公司逐步落入日本人之手，盛宣怀当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盛宣怀怎么落入日本人的圈套？主要是日本人利用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 说教，借盛宣怀对欧美列强侵华的警惕，拉拢盛宣怀，使盛宣怀自觉不自觉 地上了日本人的船，成了日本人侵华政策的俘虏。这在盛宣怀1908年赴日本 就医时，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中林雄次郎在与盛宣怀的说话中，双方都认为 两家钢铁公司名誉远播，因而引起欧美同行的抵御，从这两家要联合起来加 以对付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后来汉冶萍公司与美国的大来公司，曾商谈 美商购买大冶铁矿石和生铁的合同，被日本发现后，立即兴师问罪，认为大 冶铁矿为日本专用，绝不允许汉冶萍公司卖给他人。日本人已经飞扬跋扈地 把大冶看成是自己的地盘，绝不许其他国家染指了。 当然，日本人对盛宣怀也是有拉有打的。他们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压盛宣 怀就范，为日本人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逼盛宣怀太急，还要为他保个 面子，留点出路，以便于更进一步利用盛宣怀。如 1911年盛宣怀正与日本正 金银行谈判1200万元的借款时，正是盛宣怀因川汉、粤汉铁路借款事受到朝 野攻击之时，而且汉冶萍公司又有几名董事不是盛宣怀的心腹，他们可能在 董事会讨论时加以反对，日本人就很理解盛宣怀的处境，从多方面给以谅解 和保护，以免造成盛宣怀的垮台。 其实，盛宣怀在汉冶萍公司的问题上，一再向日本人让步，也一步步受 到日本人的控制，还有他个人的原因。盛宣怀是清朝末年借办洋务成长起来 的一个封建官僚资本家。他除了在政治上依靠李鸿章的提拔推荐，一步步爬 上了大官的地位外，还借办洋务积累了相当的个人资产。在袁世凯将招商与 电报局收走后，盛宣怀就将个人的资产大部投入了汉冶萍公司中。但因政治 的风浪动荡不定，盛宣怀很担心万一天有不测风云，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 他在汉冶萍的投资会全部化为泡影。所以盛宣怀急于想从借外债中谋取手续 费，通过大量借外债的抵补，设法将自己投入的资本抽回，所以他就一而再、 再而三地向日本人低头，将主权出卖给日本人。到辛亥革命时，日本人以在 大冶保护筑路矿产为名，驻有日本军队，已经以主人自居。汉冶萍名为中国 人办的公司，实际上已变成日本人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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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 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经过近30年的开创和经营，盛 宣怀全部或部分控制了中国近代工业中的轮船、电报、钢铁、铁路、矿产、 纺织、银行等16家比较大型的企业，成为中国近代办工业的先行者之一。但 是当时中国的教育还是科举制度，学的是八股文章之学，根本不可能培养出 懂近代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的人才。所以盛宣怀办企业之初，最感缺乏的是 人才。怎么解决人才？在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是聘用外国人才，这在当时不 但费用高，而且这些人都比较傲慢，难以与中国官员合作；另一个就是自己 培养人才。 自己怎么样培养人才呢？在早期，他曾派人跟随聘用的洋技师学习，但 学技术要有科学基础知识，如果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一无所知，跟随洋人也 只能学个皮毛，根本学不到真正的技术。盛宣怀也曾派人出国留学，这当然 是一个途径，但学成回国总要花几年时间，有时远水也解不了近渴。盛宣怀 也根据不同的需要，办过短训班，这只能培养技术工人，还解决不了需要的 专家级人才的问题。所以最后盛宣怀决定仿照外国的模式，在中国创办永久 性的大学。 1895年盛宣怀在任天津海关道三年之后，在他的权力和经济实力允许的 范围内，得到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支持和批准，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即 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 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初，设立了大学本科四个班，大学预科四个班，每班 30名学生，共有学生240人。学生除学外文外，主要学习理工方面的基础知 识，如算术、地理、逻辑、物理、化学、机器制造和采矿等。这些基础课学 完后，选择其中的30名优秀者，分为律例、矿务和制造三个专科，再分类学 习，以培养专门的人才。1897年北洋铁路学堂合并于北洋大学堂，于是又增 加了铁路一个专科。从上述北洋大学堂所学的课程和划分的专科看，它是中 国近代的第一所工科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的大学，因为它比京师大学 堂，即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的还早了两年多。当然，从今天的标准看， 这所大学还是很不完备的，但是在当时，它确实是中国第一所系统传授和培 养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大学，所以很值得纪念。 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对发展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影响深远，成为以后各 地创办大学的范例。两江总督刘坤一要办大学，就是向盛宣怀索取北洋大学 堂的全部章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的。 盛宣怀在办北洋大学堂时，制订了两条规则：一是学习必须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地学完所有课程，不得中途退学，也不允许学无次序，浅尝辄止。 这是接受过去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难而退，结果 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而订的。二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工具，重点要放 在学习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上。这也是接受过去清政府设立同文馆，学生只 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不懂科学知识，因而用途不广的教训。所以当继任他为 天津海关道的李少东，准备将60名学生，分别改学法、德、日等三国文字， 而不再专门学习科学技术时，盛宣怀坚决予以反对。他认为，这是李少东根 本不懂专门教育造成的。因为按各专科培养人才，每年的各科毕业生也只有 数人，根本满足不了需要。现在一下都让学外语，必将使人才断档，造成不 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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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堂创办后，盛宣怀即卸任天津海关道，而长驻上海的铁路总公 司，因而他对北洋大学堂过问的较少，而主要关注的是他随后在1896年于上 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它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南洋公学创办的时候，其培养学生的方向就与北洋大学堂不同。北洋大 学堂是工科为主，而南洋公学则设置了内政、外交和理财三科，是以文科为 主。北洋大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公家拨款，而南洋公学则主要是商捐，即 由招商局和电报局捐助，这样办学受政府的干预相对就小一些。 盛宣怀想把南洋公学办成以培养内政和外交等政治家为主的政治类型的 大学，面向全国招生，毕业后使用也不拘于一省一地，这和盛宣怀当时在政 治上正青云直上，从而想为自己培养一批得心应手的下属官吏是相一致的。 南洋公学最早开设的是师范院，它是在1897年考选比较优秀的40名学 生的基础上开学的。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校，后来南洋公 学的教师多来源此院。为了建立一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系统的完整教育 体系，也为了给师范院的学生提供教学实习基地，盛宣怀在办师范院的同时， 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的办法，招收了12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另设 一外院学堂，即小学校，由师范院学生分班教习。接着，又于1898年开办二 等学堂，即中学。这样学生入校后，可以由小学、中学再升入大学，从而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制。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属于首创。 这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培养体制，虽然比较系统和完善，培养的时 间却相对较长。一个学生从入学到大学毕业，要花费十几年时间，当然不能 满足盛宣怀当时迫切的人才需要。为了迅速培养自己的政治僚属，盛宣怀在 筹建南洋公学的同时，还同时筹建达成馆，即速成培训班。他计划招收已有 基础的成材之士，集中学习外语、法律、公法、政治和通商等课程，三年以 后即可毕业，先到政府的有关机构中任事，经过一段实际锻炼，其成绩突出 者，即可备选出使大臣、总署大臣等。他原来计划在北京和上海各设达成馆 一所，均未能按期建成。到了1899年，才在上海开办了特班，也就是原来设 想的达成馆。 盛宣怀筹办南洋公学的积极性很高，对之寄托的希望也很大。在徐家汇 购地建校的地皮，是他慷慨解囊捐助的。常年经费是由他经营的招商局和电 报局，每年捐10万两支持的。其它房舍、仪器、图书等设备的购置，乃至派 遣学员出国留学的经费，他都一一过问，预先准备好钱，以不影响学堂的进 展。南洋公学后来的发展及培养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都和盛宣怀的积极关 心和支持分不开。 南洋公学除设有师范院、外院 （小学）、中院（中学）、上院（大学） 和特班 （速成班）外，还附设有译书院、东文学堂、商务学堂等。 译书院是公学的翻译出版机构。盛宣怀认为过去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制造 局等处翻译的书，多为科学技术书，政治类的书籍较少。结合南洋公学主要 是培养政治法律类人才的特点，把译书院翻译的重点，放在能反映西方新理 新法的政治类图书上。他聘任当时的名学者张元济主持其事，广购日本和西 方新出版的图书，还聘了一批外国人当翻译或顾问，在国内招聘了一批懂外 文的留学回国人员为译员，开始进行有系统的翻译出版工作。此外，还向院 外的翻译人员约稿，如严复所译的 《原富》这部名著，就是向他约稿，由南 洋公学译书院印刷出版的。译书院是1898年成立的，到1901年8月，译成 之书已排印13种，译成尚未排印有15种。其中多数为军事方面的书，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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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政法、理财、商务、学校方面的书。这和盛宣怀的强兵求富思想有关， 也与当时接二连三地遭到外国的军事侵略有关。1901年后，清朝被迫搞维新 和立宪，译书院的翻译重点也转移到维新和立宪方面，翻译了不少日本、德 国的有关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书。但是这时袁世凯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 大臣。袁世凯于1903年迫使南洋公学改隶北洋大臣，因而造成译书院经费困 难，不得不在当年停办。张元济将停办的译书院与沈瑞芳主办的商务印书局 合并，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将译书院的一些工作继续坚持了下来。译书院从 成立到停办，仅四年多时间，就翻译出版了图书共13种40余部，不少书曾 风行一时，对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培养翻译人才，盛宣怀于 1901年创办了附属于南洋公学的东文学 堂。首次招收了40名学生，专门学习日语。学堂聘张元济兼任主任，译书院 翻译细田谦藏、稻新六为教员，可见它主要是为译书院培养翻译人才。它本 来制定的学制为二年一期，但与译书院一样，改隶北洋大臣后，也因经费无 着落，一年后即停办。 商务学堂1903年开办，以培养工商业方面的管理人才为主。这一方面是 由于当时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抵制封建束缚和外国侵略的意 向。盛宣怀在正式办商务学堂前，由于他很重视这一举措，已经做了一些准 备工作。他与南洋公学掌管教务的提调刘树屏商量，计划先将尚未开班的上 院先改为商务学堂，并对未来的毕业生出路，作了优先安排和保证。为了学 习外国培养商务人才的经验，他还派南洋公学的监院福开森，赴欧美七国考 察经验，甚至包括造屋的图样。为了事先准备好教材，他还请出国考察的大 臣，为他注意收集和购买有关商学和商律方面的图书。后来因为南洋公学的 校长劳乃宣，建议先缓办商务学堂，而将准备入学的学生派往海外留学，才 暂时没有办成。到了1903年，在正式创办商务学堂时，为了说明它属于高等 教育，盛宣怀建议在前面加上了“高等”二字。到了1904年，正式将南洋公 学改为高等商务学堂，后来因改为隶属商部，又将校名改为南洋高等实业学 堂。从此，它成为我国南方成立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 盛宣怀办教育，除了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外，还办了不少其它的学堂。 如1905年，因修卢汉铁路，需用法文人才，他曾创办了铁路法文速成学堂。 1911年在上海吴淞又创办了商船学校，以后在宁波又办了分校。 在办学的过程中，盛宣怀为了培养高等的专业人才，他很重视从南洋公 学的学生中，选其优秀者，送出国外留学。据统计，从 1898到1906年期间， 他主持派遣到美、英、德、日、比五国的留学生共有58人，这其中包括后来 成为政治上风云人物的章宗祥、王宠惠、雷奋等人。他对派出的留学生要求 很严，一定要他们学成归国服务，不准中途退学。如 1903年广东总督岑春煊 想调留学国外的陈锦涛，提前回国主持办学，盛宣怀以陈锦涛正在美国耶鲁 大学读博士学位，一定要拿到学位后才能归国为由，拒绝了岑春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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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国联军入侵时导演 “东南互保” 盛宣怀办的洋务企业，虽然采取的多为官督商办的形式，但由于盛宣怀 的身份既代表 “官”，又代表“商”，所以这种企业对封建统治者有很大的 依赖性；如果盛宣怀没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大官支持，他 的企业是一天也维持不下去的。而且盛宣怀所处的时代，又是列强侵略和瓜 分中国的时期，盛宣怀在开始办企业时，虽然也有争夺主权、抵御外国侵略 势力的意图，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增强，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政治和经 济控制的强化，他的企业如果不与外国侵略势力妥协，甚至让一部分利益给 外国侵略势力，他也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当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八国联 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他就在政治上采取了坚决反对义和团的态度，而对外国 侵略者则妥协退让，以求得保住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因为对一切洋务都采取了全面反对的态度，所以盛 宣怀办的铁路和架的电线，都受到了冲击和破坏。义和团运动直接涉及到他 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一再向清政府建议，要进行血腥的镇压，而镇压的目的 是保护外国侵略者的在华利益。 盛宣怀的洋务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眼看北 方的清政府已无力抵抗的时候，盛宣怀借助他与东南督抚李鸿章、刘坤一、 张之洞等人的密切关系，与他们酝酿，要进行 “东南互保”。所谓“东南互 保”，就是以东南的三个主要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为首，明确向西 方列强宣布，他们不支持清朝政府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而愿与列强合作， 共同保护东南一带的局势，不受战火的影响。这无疑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 示不抵抗，不反对侵略的一种投降妥协的作法。 “东南互保”的方案是盛宣怀支持上海道余联沅出面提出的，很快得到 了江督刘坤一、苏抚鹿传霖、粤督李鸿章、鄂督张之洞、闽督许应骙等实力 派人物的支持。以后，山东巡抚袁世凯、川督奎俊等人，也表示了参加 “东 南互保”的意愿，所以实际上 “互保”的范围已从东南发展到中南乃至西南 了。 盛宣怀为了稳定 “东南互保”的局面，他一方面要求各督抚对境内的义 和团，要尽力镇压，以保护外国商民及其财产，以免引发外国人出兵的口舌； 另一方面对外国侵略者的侵扰和挑衅，步步退让妥协，以免扩大事端。由于 “东南互保”保护了外国的在华利益，所以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最终 果然达到了 “东南互保”的目的。 在 “东南互保”的目的实现后，盛宣怀又以“东南”为基地，力促清政 府与八国联军谈判，达到和约的签订。盛宣怀借他掌握着电报局这一通讯中 枢的有利条件，通过与各方势力的协调，向清朝政府推荐由李鸿章出面负责 与八国联军的和谈。清朝政府这时已感危机四伏，无计可施，因而也就接受 了盛宣怀等人的建议，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全权大臣资格与列强进行 和谈。 盛宣怀主张由李鸿章出面议和的目的达到后，接着他又建议，用严惩祸 首的办法，以达到和议的速成。但是谁是祸首呢？主要的祸首是慈禧太后， 这当然不能惩办。要找下边的替死鬼，又因各督抚中的利害关系，也有矛盾， 最后集中在首先利用义和团的前山东巡抚毓贤、率军围攻使馆的董福祥和军 机大臣刚毅等人的头上。杀毓贤容易，可董福祥因有兵权在手，杀之恐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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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最后只给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清朝政府在协调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 中，很多是先与盛宣怀商量，然后再由盛出面协调督抚们意见的，所以盛宣 怀当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微妙的地位。 在戊戌变法的时候，盛宣怀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坚决反对者。但时隔两 年，到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他一下子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积 极主张变法了。因为这时盛宣怀认为，变法能迎合列强的胃口和利益，有利 于促进停战的谈判。至于怎么样变法，他认为不能全变，也不能急变，所以 只能进行一些如改官制、变科举等枝节的小变，这既不会动摇清朝统治者的 根本利益，又有利于像盛宣怀这样人士进入政界掌握实权，他完全是从少数 洋务派的利益为出发点考虑的。清政府1901年进行的所谓“变法”，正是在 盛宣怀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能变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谈判签订了屈辱的 《辛丑条约》后，总算把清朝政 府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但摆在清朝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筹措4.5亿 两的巨额赔款了。清朝政府的一些大臣们，都对从哪儿搞到这笔赔款一筹莫 展，而唯独盛宣怀认为，这笔赔款数额并不很大，有办法筹措。从哪里筹措 呢？无非是不顾人民的死活，加重民众的负担，在田赋、盐课、印花、土货 等上边加税等。于是盛宣怀就被清朝政府任命会办商务大臣，专门负责赔款 和商约谈判了。 所谓商约谈判，就是 《辛丑条约》签订后，要根据条约的原则对某些具 体条例进行谈判签约，如内河行船、商务等。签订商约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当 时的商务大臣吕海寰，但直接具体进行谈判的负责人却是商务副大臣盛宣 怀。 《辛丑条约》有11个签约国，首先进行商约谈判的是英国。谈判的焦点 集中在加税免厘上。厘金是商品流通税，中国的商品在流通中一直上这种税。 口岸开放后外国货大举进入，进口商品要上关税，交了关税后是否还要上厘 金，这是当时双方争议的焦点。盛宣怀主张税厘并征，就是上了关税还要征 厘金，但外国人一直主张，只上关税，不征厘金，商品上了关税后就可以在 中国市场上流通，不应再征其它的税。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到国家税收主权的 问题，但在西方的压力下，盛宣怀被迫退让妥协，最后答应外国商品进入中 国，只征关税12.5％后，免征厘金。在谈判中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内河航 行权的问题。过去盛宣怀创办内河轮船公司，一直主张内河航运要由中国独 占，不许外人插手。在不平等条约的压力下，盛宣怀也不得不出卖内河航运 主权，允许外国轮船不但可以在内河航行，而且可以租用河道两岸的栈房和 码头。对于这种出卖主权的作法，他还在向清政府报告中自我安慰说，租期 只有25年，并可随时更改，而且招商局还准备购置新船以与外轮竞争。这完 全是一派自欺欺人之辞了。 盛宣怀 1902年与英国谈判签订这个出卖国家主权的商约和内河航行的 章程后，按照这一出卖主权的原则，随后于1903年与美、日，1904年与葡 萄牙也签订了类似的商约。这三个商约虽然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在加税免 厘和出卖内河航行权上，都与英国签订的商约一样，并不像盛宣怀所说的， 没有侵犯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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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与袁世凯的矛盾斗争 盛宣怀和袁世凯都是李鸿章提拔起来的亲信，但是因为盛宣怀长期在李 鸿章身边工作，所以盛宣怀与李鸿章的关系，要比袁世凯更为亲近。 盛宣怀和袁世凯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但由于他们都自认为是李鸿章的门 生，而且在对时局的一些认识和评价上，又往往意见相同，因而在当时复杂 的斗争和人际关系中，彼此互认为知己，在一些问题上常常互相支持，彼此 声援，从而达到共同的目的。比如在甲午战争后，改革军制、筹练新兵成为 一时朝野的共同呼声。袁世凯和盛宣怀都是上述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后来袁 世凯获准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盛宣怀给予热情支持，并且在皇帝面前十分 推崇袁世凯的作为。他认为袁世凯在小站所练的新兵太少，应该予以增加。 这当然正合袁世凯的愿望。再如对于戊戌变法，他们都持反对的态度。他们 俩人也主张变法，但变的只是工商之法，对政治上的变革都是反对的。所以 在变法过程中，盛宣怀持不合作的态度，而袁世凯则表面上支持，背后却出 卖了维新派。 1901年李鸿章病故。谁来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重要空 缺，成为当时朝野关注的大事。盛宣怀在李鸿章去世之前，就曾对袁世凯说 过，李鸿章老了，以后他的大业只有袁世凯可继任。李鸿章死后，盛宣怀马 上公开推荐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但袁世凯另有他的打算。天津是清朝重臣 荣禄的地盘，他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山东巡抚的职位，而去就一个空头 的北洋大臣之任。所以袁世凯提出，要他去当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必须仍 保留其山东巡抚的职位，他才能够去接任新职，否则他怕一离开山东，在当 地引发混乱。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显然是一种要挟。但盛宣怀却胸有成 竹地向袁保证，他一定向清朝政府游说为袁争取到不解任山东巡抚的调任。 盛宣怀对荣禄做工作后，果然完满地达到了袁世凯的愿望和要求。 盛宣怀极力推荐和支持袁世凯为李鸿章的继任人，其目的很明显，是希 望袁世凯权力到手后，利用其政冶的地位和军事的实力，保护和支持盛宣怀 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和地位。但是盛宣怀的这一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万万没有 想到，袁世凯在政治上达到自己的目的后，为进一步发展势力而充实财源， 首先开刀的是盛宣怀所经营和控制的洋务企业，特别是赢利丰厚的招商局和 电报局。 1902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病故。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故后，要在家守 孝三年，照例应免去原来的各种官职。盛宣怀一守孝，清政府即派张翼 （此 人为出卖开平煤矿给英国的罪魁）为招商、电报二局的督办，企图将此二局 的收入划归户部筹饷。盛宣怀对此当然坚决反对，但又不好说自己不解职， 因而只得求援于袁世凯，希望他出面主持公论。 袁世凯早已垂涎招商、电报二局的收益。盛宣怀来求他，正好可以将计 就计，将此二局吞并在自己手里。他一方面支持盛宣怀反对张翼督办二局的 主张，另一方面又以二局原来就归北洋大臣所管为理由，希望维持现状。后 来反对张翼督办的目的虽然达到了，招商、电报二局却也落入了袁世凯之手。 袁世凯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代替盛宣怀当了招商局的督办，电报局由商办改 为官办的企图，虽然在盛宣怀的全力反对下一时没有得逞，但也被袁世凯派 原直隶布政使吴重喜为驻沪会办大臣，接受了电报局，最终将二局控制在自 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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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局虽已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但仍属商本而官办，盛宣怀一再坚持， 如要改为官本官办，一定要发还商本，这对清政府虽然有利，却因拿不出还 商本之款，所以一直未能施行。1908年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右侍郎，这时邮传 部决定收购电报局的商股，仍要官本官办时，因为盛宣怀正好分管邮电，如 果电报局收归官办，等于又归了自己控制，因而一改原来的主张，不再坚持 商办了。这时官方与股商争论的焦点变成股价问题，政府希望以每股170元 收购，而实际股值是290元，盛宣怀想以200元折中的办法解决，清政府不 同意，最后才决定以每股180元的价格收购。盛宣怀自己掌握着900股，收 购的价格高一点当然对他有利。但当他看到再抬价会招致清朝统治者对自己 的不满时，就带头接受了这个价格，从而进一步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所以 盛宣怀在电报局的得失上，虽然经济有所失，而政治上并无所失，还有所得。 对于招商局被袁世凯拿走，盛宣怀当然也不甘心，他一直在等待收回的 机会。1908年，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靠逢迎慈禧发迹的袁世凯，被赶 回老家养病，盛宣怀看准时机，积极开始了收回招商局的活动。这时的招商 局已遍布袁世凯的亲信，而管招商局的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更是袁的骨干，由 于徐世昌与港商的关系密切，而港商在招商局又占有相当的股份，所以盛宣 怀很担心徐世昌依赖这部分股东稳定其对招商局的控制。为了争取招商局中 股东的支持，盛宣怀抓住广东商股中的领袖人物郑观应，要他私下拉拢和争 取广东的股东，大力争取招商局的商办事宜。郑观应和盛宣怀的意见一致， 都主张招商局应归商办，所以他积极支持盛宣怀的活动，很快争取到股东中 十分之六的支持。条件成熟后，1909年在上海召开了招商局的股东大会，会 上选盛宣怀、郑观应等九人为董事，盛宣怀任董事会主席，这样盛宣怀就以 招商局完全商办的名义，又从袁世凯手中将招商局的大权夺了回来。 在招商局和电报局的问题上，袁世凯倾向官办，而盛宣怀则主张商办， 在很大程度上其矛盾虽然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的，但从客观上来说，商办总 比官办好。因为一官办，就难免会将官场的一些腐败习气带入企业，不利于 企业的发展，而商办却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复兴。所以盛宣怀与袁世凯的斗争， 盛宣怀还是站在进步的方面，因而应予以一定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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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成为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 1906年，清政府批准川汉和粤汉铁路集股商办。盛宣怀是铁路商办的主 要支持者。他认为，铁路归商办，如果外国想造铁路，就可以不以国家外交 的交涉范围为理由加以拒绝，而由商办铁路公司来与之谈判，谈判的标准是 对我是否有利，因而可以达到保护国家主权的目的。从盛宣怀个人来说，铁 路公司归商办，权力归公司，而他正是铁路公司的督办，所以等于归自己。 清政府于1911年不顾商人的利益，突然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派端 方为接受川汉、粤汉铁路的督办大臣。为了维护商人的权益，各地掀起了保 路运动。盛宣怀这时新任邮传部大臣，他刚向英、法、德、美四国借款，签 订了 《英法德美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以出卖部分铁路权为条件，向 四国借得了巨款。因为盛宣怀这时的地位不同，他已是邮传部大臣，收归国 有，等于收归邮传部所有，即铁路大权仍掌握在盛宣怀手中，因而他的立场 又变了，从主张商办变为支持国有。为了贯彻清政府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决 定，他当然非常敌视各地的保路运动，支持对之采取坚决的镇压态度。因而 他也就成了保路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 由保路风潮开始，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时清政府为了在表面 上搞点改革，以欺骗群众，由各省派议员组成了资政院，作为表面上的民议 机构。资政院当然是维护和支持清朝统治的，但是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代表民 意，就要找个目标进行攻击，以从另一个角度达到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这 时保路运动的攻击目标是盛宣怀，而盛宣怀又是新组成的 “皇族内阁”的成 员，因而盛宣怀也就成为资政院成立后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所以发 生保路运动，爆发辛亥革命，都是盛宣怀处理事务不当，激怒民变造成的， 所以应该杀盛宣怀以谢天下。他们想把盛宣怀作为清政府的替罪羊，以达到 杀盛宣怀保清朝统治的目的。 盛宣怀不但反对保路运动，也反对辛亥革命。他与资政院的立场是一致 的。所以他对资政院的攻击，一方面进行解释，力求取得他们的谅解；另一 方面对辛亥革命却积极参与策划镇压。他凭借自己掌握的铁路、轮船、电报 等交通运输的优越条件，和他多年经营的企业、银行等经济实力，竭尽全力 来支持清政府镇压辛亥革命。 盛宣怀虽然与袁世凯有矛盾，但在革命爆发的情况下，盛宣怀主动缓和 了这个矛盾。他认为当时只有袁世凯有实力也有能力起来维护清朝统治，将 辛亥革命镇压下去，所以极力向清朝政府推荐重用袁世凯。这时袁世凯正因 与清朝权贵的矛盾，而借机在家养病。他对清政府让他出山镇压辛亥革命， 当然要提条件，拿架子了。这时盛宣怀就成为中间劝架说合的主要人物。但 是就在他从中说合，清政府答应了袁世凯的全部出山条件，袁世凯赴武汉前 线镇压革命的几天之后，盛宣怀没有料到自己竟成了替罪羊被清朝政府下令 革职，永不再用了。 盛宣怀被革职后，迫于压力，马上逃离北京，从青岛转大连逃亡日本。 他在日本，仍然借助自己在经济上的实力，从事反对辛亥革命的活动。 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支 持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只得向外借款。可借款要有东西做抵押，用什么东西 来抵押呢？孙中山想到了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日本早对汉冶萍公司存 有鲸吞之心，这时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提出与中华民国政府合办汉冶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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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日本出资1500万日元，其中500万日元借给南京政府，用于购买军火和 支付军饷，而南京政府则担保不收中国出口铁块之出口税，并尊重日本在汉 冶萍公司中所享有的特权。这种中日合办企业，由于日本的条件过于苛刻， 因而受到国民政府中一些人的坚决反对，所以最后还是没有合办成。但是在 合办过程中，因为牵涉到盛宣怀这位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切身利害，他虽在 日本逃亡，仍用尽了各种手腕，以达到反对南京政府的目的。刚开始的时候， 盛宣怀想借此机会达到他早就想与日本进行合办的目的，不过他想将此责任 推到南京政府的头上，因而坚持先南京政府核准后他再签押的程序。后来国 内人士坚决反对中日合办的呼声高涨，他就顺势推脱责任说，他本来反对中 日合办，只是由于南京政府的逼迫，他才违反自己的本意，不得不同意合办 的。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为反对中日合办的英雄，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其实， 盛宣怀只是主张由他来与日本合办，这一主张在辛亥革命前他已在一步步实 行，他反对的只是南京政府插手罢了。在招商局问题上，当南京政府准备以 之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万元时，盛宣怀又坚决反对，企图在财政上困死 南京政府。 后来在代表封建保守势力的袁世凯与代表革命势力的孙中山的斗争中， 孙中山被迫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时，盛宣怀也是坚决支持袁世凯的。 袁世凯是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盛宣怀见袁世凯已夺 走辛亥革命的成果，就以支持袁世凯办实业为名，于1912年10月间从逃亡 的日本回到上海。不久，1913年3月间，发生了袁世凯刺杀革命党人宋教仁 案，于是就爆发了所谓 “二次革命”。盛宣怀在“二次革命”中，从保护他 的经济实业出发，是坚决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的。他积极向袁世凯的反 动军队提供军饷，出谋献策，送情报，希望袁世凯的军队能尽快控制住上海。 他本来与袁世凯有很深的矛盾，这时却一再吹捧袁世凯，说他是一世的英雄， 论才干谁也不能与他匹敌，将他比之为汉高祖、宋太祖，认为只要袁世凯能 一统天下，就可以再造天下。所以他寄希望于袁世凯的成功。 孙中山对盛宣怀办实业是很赏识的。在1900年10月间，孙中山策划成 立中央政府的时候，曾推荐盛宣怀主持内政。辛亥革命时盛宣怀虽然逃亡在 日本，孙中山还派人与之联系，希望争取他支持革命。但盛宣怀从其顽固的 政治立场出发，对孙中山一直采取反对和不支持不合作的态度。他认为孙中 山只有理想而无经验，所以不足与谋。从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两种不同的评 价和态度中，可以看出盛宣怀对革命与反革命，爱憎是分明的，态度是明朗 和坚决的。所以辛亥革命开始后，一些革命党人将他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并 不是没有根据。正是盛宣怀自己，将位置摆在了革命的对立面。
十二、走了一条矛盾曲折的道路 盛宣怀生活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没落衰败直至最后被推翻的复杂 时代，当时有封建统治者的垂死挣扎；也有外国侵略者的频繁入侵；又有革 命者为反对上述两种势力的反抗斗争。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矛盾斗争中，盛宣 怀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从政治上来说，盛宣怀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那种古老落后的科举制度 不满，但为了政治上的出路和前途，他又不得不频频去应试，虽然走这条路 他失败了，连个举人都没有中上，但他对整个封建统治制度并没有失去信心， 还是极力去支持它，维护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能延续下来。所以 他一直追求 “高官”，想爬进统治集团的上层。这是他的保守和落后性，也 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在那个时代，没有科举出身，要爬到统治集团的上层是很困难的。盛宣 怀选择了投靠当时洋务派的首脑人物李鸿章，寄希望于通过搞洋务，挤进统 治集团。他选择的这条路成功了。正是借助李鸿章等一批洋务运动人物的提 拔和推荐，他的地位逐步上升了，最后变成了洋务派中的重要人物。 搞洋务要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办实业，另一个是善与洋人打交道。办实 业，就要引进资本主义的一些技术和管理方法，从本质上说，这是与封建主 义的政治制度矛盾，水火不相容的。洋务派办实业的目的，是想将两种矛盾 的东西硬捏合在一起，所以才有盛宣怀一直主张的那种 “官督商办”企业的 出现，有一会儿要官办，一会儿又要商办的矛盾和斗争。要与洋人打交道， 在当时列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清朝政府又腐败无能，所以办洋务要想站稳 脚根，只有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步步退让，事事妥协，最后变成代表洋人利益 的买办。盛宣怀一生办了不少实业，也和洋人打了不少交道，开始也还想争 取主权，发展民族企业，但最后也不得不走上买办的道路。这不仅仅是盛宣 怀个人的脆弱，而是整个时代的产物。 从盛宣怀个人来说，他最终达到了 “做高官”的目的，爬到了“皇族内 阁”成员、邮传部大臣的地位；他要 “办大事”的目的也达到了，一手控制 了轮船、电报、铁路、银行、钢铁等企业，成为在经济上十分显赫的人物。 但是就在他个人事业最成功的时候，也是他终结的时刻。当辛亥革命的暴风 雨摧垮了清朝统治后，盛宣怀的“高官”一下子没有了，不得不逃亡到日本； 他辛勤经营的企业大厦也倒塌了一半，个人的财产被革命政府没收。由于辛 亥革命的不彻底，盛宣怀虽然没有完全垮台，但他毕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和 打击，此后再也未能恢复过去的辉煌。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利用自己和袁世凯与孙中山过去的老关系，从中周 旋，力图保持自己在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的实力，但因失去政治后台，已不 尽如意，所以在心情上一直闷闷不乐。到了1915年已患病在身，年底卧床不 起，1916年4月27日，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走完了他矛盾复杂的一生 道路。遗有 《愚斋存稿》，反映了他一生的思想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