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司徒美堂》
作者:王东【完结】
一、苦难身世 过番少年
革命洪流逐逝波,致公一老导先河。 忠诚爱国输财策,勋业长留史乘歌。 1988年4月,为纪念著名的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诞辰120周年,全国 侨联主席张国基用饱含着热情的笔,写下了这首为广大海外华侨传颂一时的 诗篇。它高度地概括了司徒美堂追求进步、热爱祖国的人生旅程,同时也寄 托着后人对这位侨领的无限崇敬和哀思。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广东开平县人。1868年4月3日,他出生 在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在他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在贫病交加之中离开 了人世。家境的贫寒,幼年的丧父,使童年时代的司徒美堂,就饱尝了生活 的艰难与凄苦。 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下,司徒美堂慢慢地长大了。为了能使他像别的 孩子一样,进私塾读书,母亲起早摸黑,昼夜操劳。正是在母亲的一手操持 下,司徒美堂在乡里的私塾里读了四年。尽管当时在私塾里学的都是些 “子 曰”、 “诗云”一类的老课本,幼年的司徒美堂对此不甚了了,但他一生的 文化基础,却正奠定于这一时期。 10岁那年,他不得不搁下心爱的课本,去新会县县城的一家小作坊当学 徒。由于年少体弱,他时常受到县城内一些恶少的欺凌。为了自卫强身,洗 刷凌辱,他毅然拜师习武,苦练武功。日久天长的勤学苦练,终于使他练就 了一身的好拳脚。 在新会县城的这家小作坊里,司徒美堂跟师傅学做木工活计。作为一名 学徒,他不仅要伺候师傅,而且还要照顾师傅一家老小的生活。他的这位师 傅为人刻薄,徒弟稍有不慎,就要遭到责骂,甚至体罚。短短几年的学徒生 活,在司徒美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许多创伤。他后来曾回忆说: “我的 师傅非常严厉,生活变成了一种痛苦。终于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苦了。” 可是,对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少年来讲,要免遭生活之苦,其出路又在哪里呢? 他苦苦地寻觅着,等待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去美国做工的华人回到了家乡。据这位乡邻介 绍,美国是个好地方,当地华工都叫它 “金山”。听到这里,年少的司徒美 堂也不免怦然心动,于是暗下决心,准备去那里闯闯。 1880年3月,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从母亲手中接过告贷来的50块龙 洋,从家乡步行至香港,然后再由香港搭乘大火轮 “加力”号,只身远渡重 洋,去美国 “碰碰运气”,争取干一番事业。这一去,他在美国竟前后生活 了近70年。
二、寄人篱下 备尝艰辛
19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继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 后,1884年至1885年,法国又挑起了 “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 能, “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在这同时,北方的沙皇俄国也蠢蠢 欲动,企图侵占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地区;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自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也久存侵略中国之心。伴随着东西方 列强对中国的宰割和掠夺,中国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广东和福 建等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为了生计,纷纷下南洋,闯美洲。一开始,美国 等西方国家为了发展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鼓励华工进入当地。但是,随着 其开发的渐次完成,便纷纷掀起 “排华”逆流。1882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 排华法案,一股排华浪潮正在形成。年幼的司徒美堂,恰在其时抵达美国。 在后来的一份回忆录中,他曾不无感慨地回忆道: “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 我们手拿布袋,穿着中国土布便服,拖着一条辫子,形容枯槁。脚刚踏上码 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 个见面礼。这种侮辱行为决非偶然,美国政府用钱雇些流氓打手,专任此种 无耻勾当。”上岸时所受到的这种 “见面礼”,使司徒美堂终生难忘。如果 说这次见面礼只是使司徒美堂懂得了美国社会并非什么 “人间天堂”,那么 随后的几件事,则更是叫他明白了寄人篱下的苦楚与艰辛。 第一件事就发生在他刚到美国不久。当时,他在旧金山市中央大道的一 家名为 “会仙楼”的“杂碎”店当厨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月薪只有12 元。在那个排华的年代里,华侨经常遭受到当地暴徒们的袭扰。他们不仅骂 华侨是 “黄猪”,而且还时常到中国餐馆去吃“霸王饭”。所谓 “霸王饭”, 就是白吃白喝,稍不顺心,还要砸店打人。他所在的那家 “会仙楼”,就成 为当地这帮恶棍时常光顾的场所。由于他为人侠义,好打抱不平,而且早年 当学徒时还学过武艺,身手不凡,故而,每当有恶棍光顾时,他总是三拳两 脚,将其打倒,然后扔到大街上。尽管他刚到美国,对这里的一切还十分陌 生,但是,他知道,遍天下的坏人,都是欺软怕硬,因此,对付他们的最好 办法就是以牙还牙。后来,在另一次与暴徒的搏斗中,他盛怒之下,将对方 打成重伤而致死。为此,他几乎被判绞刑。后来,在华侨及洪门人士的大力 营救下,他在吃了10个月的官司后获得了自由。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他刚到美国不久。当时,在波士顿的一个地方,当局 借口要查一个 “私自入境”的华侨,竟把全波士顿的二三千华侨全部拘押审 讯。结果,当地华侨所开的店、所住的房子因无人看管,致使财物被当地的 流氓恶棍全部抢光。在忍无可忍的条件下,华侨在许多地方发生了抗暴行动, 结果死伤很大。据统计,1885年9月仅怀俄明州岩泉城一地,就有19位华 侨被杀,伤残达数十人之众,城内的600多名华侨被逐,流离失所,无家可 归。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全美的华侨连星期日都不敢出门,一旦出门就有
被捉、甚至失踪的危险。 第三件事发生在1885年。当时,旧金山地方当局借口华侨住得太拥挤, 太不卫生,规定每人住房最少要有8尺。政府下令之后,警察和流氓便四处 出动,晚上到华侨居住的地方来拉人,拉走之后,再强行关押起来。这便是 所谓的 “拉房”事件。旧金山地方当局之所以要这样做,当然不是真的要关 心华侨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而是别有所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 广大华侨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旧金山的许多暴发户修建了大量的新房,由 于租不出去,看到华侨软弱可欺,便采取这种手法,企图强行拉广大华侨入 住。 一个又一个针对广大无辜华侨的暴力事件的发生,使年轻的司徒美堂终 于懂得,在反对清朝廷软弱无能的外交政策之下,广大华侨要想在侨居国取 得重大发展,改变这种寄人篱下、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只有团结自助。正 如他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 “既然旧中国这些外交官见美国当局只会磕 头,又看不起中国人,华侨在美国的 ‘外交’方法,只有自己组织社团,团 结自卫……也就是说,华侨本身自办外交。”后来,他之所以要参加洪门致 公堂组织,并创建安良堂,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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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结侨属 自强自励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华侨人数的日益增多,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都出现 了一些小规模的华侨社团组织。最初,由于他们屡受当地流氓、警察和移民 局官员的欺凌,为生存自卫,故而成立了许多 “堂口”、行会等组织。这些 小规模的社团组织,对保护华侨的利益,排除地方恶棍对广大华侨的袭扰, 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美国社会排华浪潮的汹涌而来,这些组织则无法在团结侨属、 协调华侨与居住国的关系等问题上,发挥极积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堂口本 身就是宗派性和保守性的组织,往往各自为政,划地为牢,彼此门户森严。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地方当局,看到华侨中的这些社团组织,不利于他们 的统治,于是便在各堂口之间,挑拨离间,收买内奸,制造疑忌,然后各个 分化,把堂口稳稳地控制在警察或法官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起初立堂结 社的义侠主张,逐渐为纷乱迷惘的宗派斗争所冲淡、甚至掩盖。要想维护华 侨的利益,加强侨属间的团结,就必须重建华侨社团组织。 为了改变美国华侨组织中的这种落后、被动局面,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 侨属,司徒美堂决定利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将有关社团组织予以整顿、改革。 几年来在美国的经历,使他增长了阅历,更由于他平时为人肝胆侠义,为保 护广大华侨利益,经常奋不顾身,从而使他在美国的华侨界赢得了很高的声 誉。特别是在那次因重伤美国流氓而闹出人命案之后,他在美国华侨社会中, 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他失去了工作,但 也正因此而接触到了美国社会上上下下的各色人物。在恢复自由之后,他前 后给人家当过男保姆,当过管家,为人家照看过孩子。1894年春,他还到美 国军舰 “保鲁磨”号上当厨工,随舰游弋了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然后又从 法国的巴黎返回美国的纽约。在这之后,他又到波士顿当过小贩,用小车推 着肉类和蔬菜,沿街叫卖。这种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颠沛流离的切身体会, 使这位仅受过4年私塾教育的中国农村青年,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从 而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华侨领袖打下了基础。 正是本着整顿、改革有关华侨社团组织的愿望,这一时期,他加入了美 国华侨社会中历史最为悠久、规模也最大的一个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 洪门本是中国民间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近代以来,随 着中国劳工大量进入美国,这一民间组织也发展到了美国。司徒美堂在加入 该组织之后,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顿、改革工作。他首先利用自己的出色组 织能力,协调各堂口之间的关系,避免以前连续不断的堂斗。由于他的出色 工作,很快博得了广大华侨的一致称赞,并不久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洪门致 公堂的总监理。从此,他便与美洲华侨社会中的洪门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4年冬,由于考虑到致公堂内情况复杂,指挥失灵,作用不大,因此, 他决定在该堂内另立组织。在当地名侨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协助和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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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创立了 “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由于他在美国华侨界有广泛 影响,很快使得安良堂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洪门兄弟。他们以“锄强扶弱, 除暴安良”为宗旨,由小到大,团结了在美的各界侨属。不久,除波士顿和 纽约两堂之外,他们还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榄勿顿、 圣路易斯、巴尔的摩、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哥伦比亚、奥马哈、新奥 尔良、斯克内克塔迪、布法罗、亚特兰大、哈特福德、诺福克、圣安东尼奥、 格林维尔、纽黑文、布里奇波特、纽特、奥尔巴尼、托利等30多个城市成立 了公堂或支堂,入堂人数也随之剧增,最多时达2万之众。在这个规模巨大、 分 (支)堂林立的社团组织中,司徒美堂被推为“大佬”。在安良堂内,他 排行第五,因此洪门人士都尊称他为 “五叔”。至此,他已从一个刚刚来美 时的厨工,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侨领。 在领导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的过程中,司徒美堂感到,随着华侨队伍的 日益扩大,华侨界的社团组织就不应该停留在原来联络乡情乡谊这一狭窄的 范围内,而应该扩展到各个层面,特别是以社团力量,兴办华文学校,开展 华文教育,更是刻不容缓之事。因为,一方面,许多老一辈华侨,是从祖国 放下锄头和扁担而来到异国他乡谋生的,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在日常 生活中,他们写一封家书,要跑出去老远找人帮忙,由祖国寄来的家书,也 看不太懂,再者,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他们就业困难,大多数都是出卖苦 力,寄人篱下;另一方面,对于生长在侨居国的华侨后代,要想使他们不为 当地的文化所同化,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就必须使他们了解祖国 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正因为如此,在他担任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领 导职务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当地华侨,创立华文学校。在他的倡 导和组织下,波士顿的 “广华华文学校”、纽约唐人街的“中华公堂”等学 校,相继成立。这些学校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简单到完备,为大量的华 侨子弟提供教育,有的学校甚至一次招生就达数百人。许多华侨子弟,白天 做工,晚上进入学校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通过这种教育,很多华侨后 生一方面有了一定的文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对祖国的文化遗产和悠久的历史 有所了解。在那个世界动荡、交通不便的时代,很多华侨子弟虽然生在国外、 长在国外,却一直保持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对祖国始终有着不 可割舍的情结和赤子之心,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的开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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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对清廷 支持革命 司徒美堂童年时代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他 天性好学,尤其爱读中国传统的说部之书。特别是明清鼎革时期有关人物的 事迹和传说,他基本上都耳熟能详。侨居美国之后,他又阅读了记载明清鼎 革之际有关史事的读物,诸如 《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等书。书中记载 的清军南下时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使他义愤填膺;而史可法、郑成功等爱国 名将在民族危亡、国将不国之时的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又使他感到振奋和 鼓舞。尽管此时的司徒美堂整天还在为衣食住行而东奔西走,但是,振兴祖 国的理想,却也在他那颗还很稚幼的心田里悄然萌发。 加入洪门致公堂之后,振兴祖国的思想,在司徒美堂的心里更加明朗化 和具体化。正因为如此,他在致公堂内所创设的 “安良堂”,长期秉承着反 清腐败的爱国主旨。据他的秘书司徒丙鹤先生后来回忆,在当时美国纽约的 安良堂总堂内,长期以来一直供奉着民间反清始祖洪英, “五祖”蔡德英、 方六成、马超英、胡帝德、李式开, “武宗”郑成功和“文宗”史可法,以 及 “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这些人都是反抗清军 南下的重要人物。据说,当时安良堂入会问答的第一句就是 “拜会何事”? 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加入该堂,则其答辞一定是 “反清复明”。在司徒美堂的 积极组织和倡导下,以安良堂组织为中心,聚集了美国华侨中的一大批反清 爱国之士。在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革命过程中,他们 都成了坚定的参加者或热情的支持者。 应该说,早期的安良堂所奉行的 “反清复明”思想,还只是一种狭隘的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促成这一思想与反清革命相结合,则以孙中山先生 1904年赴美的革命活动为契机。这一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的身分, 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洪门致公堂以盛大的场面,欢迎他的到来。当地著名 华侨黄三德和唐琼昌等人,更是积极奔走,多方协助。当时,司徒美堂还是 在波士顿街头沿街叫卖的小贩。但由于他为人侠义,有勇有谋,因此,在与 孙中山初次相会之后,两人便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不久,他便担任孙 中山的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终日追随孙中山左右。后来,孙中山还在他的家 里住了5个月之久。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起自己动手做饭,畅谈国 家大事。孙先生向他讲述了反清革命的主张,并号召洪门兄弟在“推翻清朝, 建立民国”的大目标下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在与孙中山先生朝夕相处的日日 夜夜里,司徒美堂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有机会随时聆听孙先生的 教诲,他的思想进步很快,初步认识到了要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并表示 要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而孙中山先生知识渊博、虚心刻苦、时刻关心祖国命 运和民族前途的远大志向与高尚品格,更是让他万分崇敬,钦佩不已。 以与孙中山先生的相识、相知为起始,司徒美堂的思想深处发生了急剧 的变化。原先反清复明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为反清革命的思想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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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了在行动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首先在洪门致公堂内整顿组织, 使各地的洪门组织逐渐带上革命色彩。在这之前,在洪门组织内,思想驳杂, 参差不齐。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保皇维新思想,还占有相当的市场。戊戌政 变之后,康有为流亡到了美国,组织了 “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 皇会”。他的弟子如梁启超、徐勤、欧榘甲、陈继俨等,甚至还加入了洪门 组织,直接与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主张相对抗。后来,欧榘甲还积极鼓动 致公堂的干事唐琼昌创办 《大同报》于旧金山,外表上作为美洲洪门致公堂 的机关报,实际上则是颂扬 “天子圣明”的“保皇会”喉舌。后来,正是在 司徒美堂等人的积极奔走和努力下,洪门领袖黄三德和唐琼昌终于将欧榘甲 开除,并重新任命刘禺成为主笔。至此, 《大同报》遂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 阵地,为配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团结美洲侨属支 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安良堂成立之后,司徒美堂更是把这一华侨民间社团变成支持孙中山革 命事业的重要基地。在他的亲自谋划下,安良堂一开始就公开以支持革命, 反对保皇为旗帜。正因为如此,当时在美国的有些保皇派人物,甚至把安良 堂的会员称之为 “暴徒”,公开加以诬蔑。为了反对保皇派的诬蔑,宣传革 命主张,他与安良堂内的阮万本、李圣策、陈光耀等人,时常携带武器,以 防备对方的暗杀。 黄花冈起义失败后,国内的革命人士为逃避清军的追杀,聚集革命力量, 曾急电在美国的孙中山,要求汇回15万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当时的 孙中山也是两囊如洗,无款可汇,并因此而一筹莫展,寝食难安。司徒美堂 得知后,遂积极奔走,决心为孙中山先生筹到这笔巨款。他原打算叫洪门兄 弟自行认捐,集腋成裘。但转而一想,这样一来,由于颇费时日,一定会影 响到国内的革命事业。于是,他召集堂内有关人员紧急商量,并建议将加拿 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公堂大楼典压出去,以应急需。 他的这一建议,得到堂内各负责人的一致赞同。就这样,他们很快为孙中山 筹到了7万多港币的现款,并及时汇到了国内。他晚年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 说: “当时许多人奇怪,华侨何以这么热心,平时一毛一分地节省,不在美 国花费,叫美国人看了就 ‘生气’,名之为‘吝啬鬼’,但能于一举手间即 筹得15万元,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奇怪,其实是美国帝国主义 ‘教训’的 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先捐钱。”1911年,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在美国不胫而走之后,孙中山先生急于回国,其路费也是 由司徒美堂等人提供的。孙中山回到国内之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成员 致电300多次,拥护他出任总统。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为人和组织能力早就 十分赏识,因此在就任总统之后,马上就电邀他回国任总统府监印官,他却 以 “我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辞谢了重任。在这之后,他虽然身居海外,却 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曾发动华侨社团捐资200多万元,作为国民政 府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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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就海外华侨对这场革命的贡献作了如下评价:“此 次推翻封建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款,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 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并多次盛赞“华 侨为革命之母”。司徒美堂正是海外华侨中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最积极的追 随者和支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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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身在异乡 心系祖国 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其胜利的果实就为袁世凯所窃取。稍后,为了坐上 皇帝的宝座,袁世凯竟然不惜出卖国家,以换取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进而 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海外华侨一片愤懑。为 了配合国内的反袁抗日运动,司徒美堂在美国各地积极奔走,发动广大爱国 华侨捐钱捐物。在他的努力下,当时旧金山、波士顿和纽约的绝大部分华侨, 都纷纷表示要毁家抒难。他们除将自己的积蓄一概捐出外,还要将商埠中一 半的 “铺底”抽出,以支持国内的反袁抗日活动。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料 想到,在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而一命呜呼之后,接着而来的则是北洋军阀 政府,其屈膝投降的外交政策,比起袁世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司徒美堂 后来十分痛心地回忆道,当他动员广大华侨把有关钱物筹集好之后,行将汇 出时,“一查中国还不曾有个抗日政府,钱寄回什么地方去?大家没有主意。 不得不把钱再分回给华侨”。这件事情过后,美国的有关报纸,把广大华侨 的爱国热情说成是 “五分钟热度”。这曾深深地刺痛了司徒美堂的那颗炽热 的爱国之心。 1920年,他回国一次。此时,距辛亥革命胜利已有9年。因此,在回国 前,他曾猜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国的情况应该比他离家时的情况要好一 些。可是,当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到这块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之后, 他才发现在祖国的大地上,依然是满目疮痍,军阀混战,饿殍遍野,为此, 他感到十分失望。更叫他难以料想的是,当他从海关出来时,军阀兵痞们还 以 “检查”为名,翻箱倒柜,形同抢劫,企图在他这位“金山伯”的身上发 “洋财”。政治的腐败,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暗淡,使这位少年时代就过番侨 居的爱国侨领,陷入了无限的思索之中。 尽管如此,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却始终如一,祖国的兴衰存亡也无 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军阀内战的硝烟,隔不断他对祖国的一往深情; 反对腐朽的现实政治,更加激发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出路的关注。1924年,孙 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开展国共合作,举行北阀革命。此时,司徒美 堂仿佛看到了国家的出路和民族复兴的前途。于是,在振奋之余,他又奔走 在美国各地的华侨组织之中,积极为广州的革命政府和北阀革命作财政上的 支持。他还以美国致公堂的名义,通电国内,拥护国共合作。1927年4月, 当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时,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也 通电痛斥他们的反革命行径,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联共革命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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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援抗战 不遗余力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 “九·一八”事变。在国民 党 “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的大片河山沦于敌手。消息传 到美国,华侨各界一片震怒。司徒美堂更是奔走呼号,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抗 日救亡运动,并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2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爆发。以蒋光鼎和蔡廷锴将军为 代表的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身在美国的司徒美堂得知这一 消息后,倍感振奋。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为十九路军抗日的筹款工作之 中。淞沪抗战结束后,他再一次回到国内,这时他才得知,美洲华侨捐给十 九路军的抗日经费,只有在汇款时写明由 “蔡廷锴将军亲收”字样的、大约 占总汇款1/20的款项,真正寄到了十九路军将士之手,其它的则全为国民 党最高当局所侵吞。 淞沪抗战之后,爱国将领蔡廷锴来到福建,并发起 “福建人民政府”运 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运动失败后,为蒋所迫,蔡廷锴不得不出走美 国。司徒美堂在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后,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并主动提出负 责蔡将军的人身安全。在他在积极奔走努力下,蔡将军一到美国,就受到了 全美各界华侨的热烈欢迎。由于他的精心组织,蔡将军抵达纽约之日,全体 侨胞停了生意,带着鲜花,前往欢迎。据说,当时的欢迎队伍中,有300余 辆汽车,还有司徒美堂家乡的广东式舞狮子。后来,在他的陪同下,蔡将军 还接连遍游了美国的10多个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华侨和美国善良 百姓的欢迎。通过这次活动,十九路军的抗日壮举,在美洲的广大华侨中曾 得到广泛传颂,同时还使中国的抗日活动,得到美国部分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后来,当七·七抗战发生后,美洲各地的华侨之所以能一呼百应,纷纷支持 国内的抗战事业,与这次活动的事先宣传、发动是有一定联系的。 1935年,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爱国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以此为契机, 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进入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新时期。事变之后, 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杨虎城来到美国。司徒美堂作为美国华侨界的领袖, 亲自发动广大华侨,欢迎杨将军的到来。在会谈中,杨将军十分详细地向他 介绍了 “西安事变”的过程,高度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解决事变中 的巨大作用和仁至义尽的风范,同时还向他讲述了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及中国抗战的前途等问题。这次与杨将军的会谈,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 初步的了解,同时也使他对祖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同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北平高校学生为主体,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为了团结国内外一切进步的力量投入到抗日救亡 的历史洪流之中,次年春天,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 (简称“全国学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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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以下简称“救国会”)相继在上海成立。这是当时全 国学生和各界人士要求抗日救国的爱国力量的大汇合,著名的大众教育家、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陶行知先生,就是救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年秋天, 救国会和全国学联派陶行知先生等为代表,前往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 等国,向广大的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形势,以推动和促 进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11月, 陶行知先生一行,经英、法等国,来到美国的纽约。当时,美国的华侨界因 长期受到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影响,对国内的真实情况很少了解。不少人甚至 认为陶行知先生一行,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而来,故而反应相当冷淡。就在这 种情况下,司徒美堂挺身而出,对陶先生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先 在洪门致公堂内的上下各方面广做工作,接着又在美国华侨界,进行了广泛 的说服和动员工作。他指出,在强邻压境、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内任何 一种政治力量,只要能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就是爱国。他们的到来,就理 应受到海外广大侨胞的欢迎与支持。正是在他的努力下,陶行知一行到纽约 后,受到了洪门致公堂等华侨组织的热情接待。在与陶先生一行的会见过程 中,他仔细地听取了对方阐述的救国会和全国学联关于团结御侮、抗日救亡 的具体主张。对于这些,他都完全表示同意和赞赏。 这年11月23日,国内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救国会中以沈钧儒先生 为首的7位著名领袖,竟被蒋介石当局下令逮捕入狱。身在美国的陶行知先 生等人,就动员美国友人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事的“不安”和“严重关注”。 在这同时,全国学联的有关代表还在美国向广大海外华侨发表了援救 “七君 子”、揭露南京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运动的呼请书,请求广大华侨签名。司 徒美堂得知消息后,也义愤填膺地签了名。陶行知先生在美国的这些活动, 深深地震怒了蒋介石,于是悍然下令通缉陶先生。身在美国的陶行知当然不 可能被蒋介石 “缉拿归案”,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海外各华侨社团中的 离间和挑拨,使得陶行知一行,在美国的宣传工作,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司 徒美堂在了解了全部真相后,怒不可遏。他认为爱国无罪,迫害爱国人士, 阻挠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才是真正的民族罪人。为了全力支持陶行知一行在 美国的宣传工作,他除了慷慨资助全部的路费之外,还亲自出面介绍陶行知 先生等人,加入洪门致公堂的组织,并通知美国各致公堂的分堂或支堂组织, 为陶行知一行的工作,尽可能地提供一切方便与支持。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 和热心帮助下,陶行知一行前后由美国东部到西部,并在华盛顿、波士顿、 底特律、芝加哥、费城、西雅图、旧金山等众多城市,向当地的华侨和美国 友人介绍了中国抗战情况,从而更赢得广大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抗战事业的了 解,争得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在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抗战阶段。司徒美堂知道,在敌强 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为此,他和旅美 的爱国进步人士一起,共同发起组织 “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会”,并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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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领导的 “保卫中国大同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动广大华侨捐款 捐物,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为了使筹饷工作顺利进展,他辞去了其它一切 职务,专职于纽约的筹饷局工作长达5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他每天一早上 班,一直工作到晚上深夜12时,东西奔波,极尽操劳。当时,全美洲的华侨 总数仅约20万,经济实力不及东南亚华侨雄厚。但是,在他的精心组织、宣 传和倡导下,以额捐 (每人每月捐15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 公债票等形式,前后捐得数以亿计的巨额款项,有力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 据后来的统计,仅当时的纽约一地,广大华侨平均每人就捐了 670至1000 美元,而且公债和杂捐还不在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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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身陷敌手 脱险归来 由于司徒美堂对国内抗战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故而当1941年12月 初召开 “国民参政会”之时,他被邀请作为华侨参政员出席会议。就在他取 道香港,正准备回国参加会议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年12月8日,日本空 军偷袭珍珠港,不久,香港、九龙相继沦陷。正在香港的司徒美堂,也成为 日本宪兵的阶下囚。当时,驻香港的日本宪兵司令官矢畸在得知他的真实身 分之后,即想方设法在他的身上打主意。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软硬兼施的办 法,企图威逼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并出任 “维持会长”之职,以巩固日寇 的 “占领秩序”,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罪恶目的。身处危境的司徒美堂, 大义凛然,严辞拒绝,表现了一个爱国侨领的崇高民族气节和铮铮铁骨。 早在司徒美堂刚到香港之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就为他的安 全作了种种准备工作。为了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抗战时局的主 张,中共地下组织还安排正在香港的宋庆龄女士,来出面接待他。在接待过 程中,宋庆龄女士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国内的抗战情况,同时还将共产党领导 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向他作了介绍。香港沦陷之后,身陷敌手的 司徒美堂,处境十分险恶。在这情况下,中共地下组织又紧张地筹划营救工 作。由于司徒美堂是一个对祖国抗战贡献很大的爱国人士,同时又是一个在 海外华侨中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人士,而且年岁较大,行动不便,这就给营 救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在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中共地下组织托宋庆龄 女士,将营救计划转交给他。对于这一详尽、周密的营救计划,他表示完全 赞同。他说: “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共产党向我伸出了关怀的双手,可谓患 难之交,终生不忘。”于是,就在日寇将要他出任香港维持会长的委任状送 到他住地的当天晚上,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掩护下,他化装离开香港,并 连夜赶往九龙。后又由九龙,来到东江游击区,再经粤北、广西等地,辗转 来到重庆。 1942年1月,司徒美堂几经辗转,脱险来到重庆后,国民党当局对他极 力拉拢。蒋介石更是对他亲迎亲送,出则相扶,入则相陪,殷勤之至,且以 “国府委员”的头衔相诱,企图拉他加入国民党。此时的司徒美堂,虽然对 国民党政权的本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但是,对国民党最高当局消极抗战、 迫害民主进步人士、 “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以及驻外使馆不管海外华侨生 死等问题,还是耳熟能详的。因此,他对国民党的政治表示出相当超然的态 度。当蒋介石要拉他加入国民党,并以高官相诱时,他委婉告诉蒋介石,自 己是为爱国而回来的,而不是为做官回来的,并说:“谁能出国家于危难, 救人民于水火者,我就拥护他,支持他。我决不加入你们的党。” 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就到他下榻的中 央饭店去看望他,并特自为他带去了中共驻重庆的机关报 《新华日报》。临 别时,周恩来还告诉他,中共驻重庆的办事处,还将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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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会召开的当天,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 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了他的爱国热忱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 作出的卓越贡献,同时还向他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地抗日民主根据地 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和坚持团结的情况,从而使得他对中国抗战的总体情况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会议 上,他也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讲话,同时还揭露了清廷及各时期反 动政府祸害侨胞的罪行。 1943年2月,在重庆滞留了1年多的司徒美堂,决定回美国做华侨的工 作。周恩来亲自为他送行,并嘱托他将祖国抗日的重要性及全国抗战的真相 告知广大的海外华侨,他都一一应允。回到美国后,他还去了南美洲各国, 向华侨宣传祖国的抗战,同时还结识了各地的洪门人士,由此他在美洲侨界 的威望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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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组建政党 热心政治 1945年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在望,中国的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也即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对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政治 前途问题,也开始认真的思索起来。他认为,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海外 华侨应该有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以团结广大的海外华侨,参加战后的祖国 重建工作。考虑到洪门致公堂成员的众多以及影响的广泛,长期以来一直有 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故而他主张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这样当会事半功倍。 他的这一建议提出后,立即得到了洪门内上上下下的附和。不长的时间内, 一切准备工作就已筹划完毕。这年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 纽约如期举行。加拿大、美国、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 加等九国的洪门致公堂组织,均派出代表出席。会议结果,洪门致公堂改为 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的主席。大会还通过了党纲 和对时局的宣言,表示要 “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中国的建设”。洪门人 士主持的报纸,如美国的 《五洲公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洪钟时 报》、古巴的 《开明公报》、《民声日报》以及秘鲁的《公言报》等,联合 其它爱国华侨报纸,发出 《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 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稍后,各国致公堂都纷纷改为 致公党,致公堂的堂员也就成为致公党的当然党员。 同年4月,联合国筹备会议在美国举行。由于司徒美堂长期以来对中国 抗战事业所作出的卓著贡献,加之他在美洲华侨界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他遂 被聘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经历了8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海外华侨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司徒美堂,此时 对祖国政治的兴趣,更是与日俱增。1946年初,致公党作出决定:各地派出 代表,由司徒美堂率领回上海,召开 “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一来能让广大 海外华侨亲眼看看战后国内重建工作的真实情况,二来也希望在将来的国内 政治生活中,能有海外华侨的相应地位。临回国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 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均表示热烈欢迎,唯独蒋介石不予答复。国民党 最高当局如此暧昧的态度,使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这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国参加 “五洲洪门代表大 会”。这些离国多年的老华侨,本着一腔爱国之情,满以为美洲致公堂曾为 辛亥革命和8年抗战作出过重大贡献,实有功于国家与民族,因此,此番回 国,一定会得到政府的热情接待。然而,叫他们痛心的是,一切都是事与愿 违。当时, “四大家族”在忙于接收的同时,正磨刀霍霍准备反动内战,因 此,根本就不把这批“金山伯”放在眼里。6月21日,在上海市市长吴铁诚 的陪同下,司徒美堂前往南京与蒋介石面谈。言谈之中,蒋介石对他在美洲 “私自”组党大为不满,并对他主张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