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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主政府”等言论极为恼火。由于话不投机，会谈不欢而散。 与同蒋介石的会谈相比，司徒美堂在南京与中共代表的会谈，则完全是 另外一番情形。就在他与蒋介石不欢而散的第三天，他们一行与中共代表周 恩来、董必武等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其间，周恩来向他介绍了抗战胜利后祖 国的形势、解放区的民主气氛、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果等情况。7月底，他 还不顾国民党右派的重重阻挠，准时出席了中共代表陆定一和上海各界民主 人士马叙伦、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沙千里等人为他所举行的茶会。会 上，双方再次交换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与意见。这个茶会，对他的思 想引起了很大的触动，使他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茶会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再次亲赴司徒美堂在南京的下榻之处，与他 促膝交谈。他们从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谈到中共对于中国前途的具体主张， 再谈到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双方不时发生摩擦的本质和真相。如果说在这之 前，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还抱有某种幻想的话，那么，经过这次 回国后的亲身经历，特别是经过与中共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多次交谈，他 已基本上认清了事实。自此，他感情的钟摆，已基本上定在了为谋求国家与 民族和平、幸福、发展、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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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追求进步 反对独裁 就在司徒美堂回到国内不久，蒋介石公然违背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 一致要求 “和平、建国”的真诚愿望，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11 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为笼络各界的民主人士，伪 “国大”的闹剧此 时也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登场。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军事上暂时得势，更加目 中无人。对于国内其它政党和团体，他根本就看不上眼。在分配伪“国大” 代表的名额时，他只给司徒美堂本人一席代表权，让他代表洪门致公党出席 “国大”。对于这一安排，司徒美堂断然予以拒绝。为了使司徒美堂就范， 蒋介石又叫江征卿、杜月笙等人前去游说，企图让他屈服。杜月笙甚至还半 威胁地说：“蒋介石的为人你可能不知道，他翻脸无情，如果此事使他恼火， 你会吃亏的。”闻罢此言，司徒美堂勃然大怒。他告诉杜月笙， “我司徒美 堂的为人，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何曾又是一个好惹的人！”一席话，说得杜 月笙瞠目结舌，扫兴而归。 当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司徒雷登在得知司徒美堂与蒋介石“闹翻”之后， 也前去说合。他转弯抹角地说，他在中国五六十年，父母的坟山也葬在中国 的杭州，他爱恋中国，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所以与其说他是美国人， 还不如说他是 “半个中国人”。他还告诉司徒美堂，他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工 作了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完全可以 “团结”这些学生，在中国做一番 事业，把中国搞好，云云。刚开始司徒美堂还不知对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 药。后来，等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之后，他再也沉不住气了，于是便毫不客气 地打断了司徒雷登的话。他说： “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民族，美国人 民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是，美国的兵、美国的飞机、美国的军舰几乎 开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美国的商品充斥了中国的市场；美国政府那样的热 衷于搞起中国的内战。很明白，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不亡于日本， 也会亡于美国。中国人决不能接受这种命运。”一席义正辞严的言论，说得 司徒雷登哑口无言。这就是曾轰动当时舆论界的 “两个司徒之争”。 1946年11月，司徒美堂就国内政局，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 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说：“数月居沪，目睹国内实际情况， 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为官僚资本把持。此种现象 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由于他拒绝出席 伪 “国大”于先，继而又发表这番讲话于后，蒋介石暴跳如雷。由于对蒋介 石的态度日益强硬，他们一行在国内的活动，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 叫随同前来的美洲洪门代表全部先行返美，他自己则留在国内， “再顶一阵 子”。他估计蒋介石暂时还是不敢加害于他的，天大的事，也不过拼一条老 命。对此，他已经置之度外了。 美洲的洪门代表踏上归途之后，上海发生了 “摊贩惨案”。出于对四大 家族大肆搜刮的不满，上海的一些小商小贩，由不满而走向抗争，结果，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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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军警的镇压。事情发生后，司徒美堂当即发表讲话，反对国民党特务对劳 动人民的迫害，公开站到小商贩的一边。 1947年4月中旬，上海的洪门帮会及青帮等组织，又有为司徒美堂发动 “庆祝81诞辰”之举。在用红纸精心印制的长达多页的 “寿序”中，赫然有 着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吴铁城等国民党大员的名字。此时的司徒美堂， 虽然年逾八旬，但他的脑子却异常清晰。考虑到国民党政要的不时软硬兼施， 同时更考虑到先前改组的“洪门民治党”早已为陈立夫等“CC派”势力所把 持，故而，他决定避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返回美国。 这年7月，司徒美堂离开上海，准备取道香港返回美国。临行前，他起 草了一份 《脱离民治党声明》，内中声称：“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 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从事于经济建设。我们不是任何党 派的尾巴，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行动。”同时，还声明自己自脱离民治党之 日起，不再担任党内的一切职务，回到美国后，将一如既往地从事华侨福利 工作。 司徒美堂虽然到了香港，但是，蒋介石依然对他不放心。为了掌握他在 港的活动，蒋介石派出了军统特务，名为 “侍从人员”，实则对其实行监视， 前后达半年之久。旅居香港的司徒美堂，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寡于言辞， 陷入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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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议论国是 拥护中共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国内的政治形势也 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度陷入彷徨之中的司徒美堂，终于看清了国家和 民族的真正希望。尽管他的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的耳目，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监 视和盯梢，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与中共代表和其他在港民主人士的接触。1948 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 “五一劳动节”的消息，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 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这一号召立即 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香港的民革、民盟、民进、农 工、致公、救国会、民促、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 主人士，都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终于认识到，以前 他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是万难行通的，在民主政府即将建立的时候，他也 决不能袖手旁观。 这年8月12日，他在香港建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 商报》、 《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和《星岛日报》等十多 个新闻单位发表了 “国是”主张。这是他在沉寂多时之后，再次用洪门致公 堂耆老身分，就国家的出路问题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发言。他表示： “本人虽 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 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的目标。”当时，香港各报都 以头条新闻争相发表了这一消息，轰动一时。 这次招待会结束后，司徒美堂与中共代表进行了秘密的会见。中共代表 向他介绍了对于时局的看法，并倾听了他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和建议。稍后， 中共代表又在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寓所，为他的返美设宴饯行。席 间，宾主谈笑风生，憧憬着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及未来的新中国。司徒美堂十 分感慨，当即起草了一份 《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并向 “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泽东主席致敬。他着重表示：“新政协何 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0月26日，司徒美堂在滞留香港9个月后，离港返美。 离港前夕，他又在香港各报发表了 《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新 政协的声明》。在这篇声明中，他痛斥 “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 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阐明 “谋 国之道，旨在和平”的政治主张，指出 “剿民内战，元气大伤”的严重后果， 并指出 “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 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 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司徒美堂的这次回国之行，历时2年之久。当他再次回到美国之时，情 况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由他一手创办的安良堂，在他走后，已为 国民党分子所把持，他原有的人事安排，已被有计划地清除干净。其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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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堂自改为民治党后，国内的 “CC派”势力逐步渗入，内部陷入四分五裂的 涣散状态，一时难以收拾。再次，美国政府为配合国民党的政策，在美国的 华侨中采用 “拉册”和“查册”等手段，阻挠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面 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司徒美堂并没有放弃努力。尽管原定于在加拿大召开的 “美洲洪门恳亲大会”无法举行，但是，在当地进步华侨青年的支持下，他 不顾年高体弱，拖着行动不便的双脚，到美国各地的唐人街去访问、演讲， 详细介绍祖国的政治形势，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真相。为了团结广大的美 洲侨胞在新中国成立后能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他还在报上发表了 《致美洲全 体洪门人士书》，回顾洪门人士的爱国历史，揭露国民党不许洪门人士过问 政治的阴谋，号召洪门人士切勿为“CC派”所迷惑，要重新团结，切勿内讧。 他在声明中还指出， “美洲洪门人当务之急者三事”：其一，要促进洪门团 结，与国民党 “CC系”一刀两断，清除CC派分子，并与国内爱国民主人士 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分工合作，与国内各民族人民一起，共同担负新中国 的建设事业；其二，洪门人士应该全力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彻底消 灭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其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洪门人士应该回国参加建 设，与全国人民一起，担负建国和强国的伟大重任。 司徒美堂的这些访问、演讲和文章发表后，对最广泛地团结美洲的爱国 洪门人士，澄清华侨界的是非，打击国民党在洪门中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 的影响。他不辞劳苦，四出奔走，精诚爱国，再一次在海外的华侨中树立了 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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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回到祖国 迎接解放 1949年初，毛泽东主席在收到中共代表转来的司徒美堂的那封言辞恳切 的书信之后，马上给他回信。信中向他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消息， 并告诉他新的政协会议不日将正式举行，请他做好出席的准备工作。不久， 司徒美堂接到中共正式邀请他出席人民政协会议的通知，即着手准备返回祖 国。消息传到当时也在美国的孔详熙耳中后，孔详熙便约请他吃饭，劝他不 要被人利用，而且告诉他，既然年纪这么大，为什么还要跑来跑去。司徒美 堂知道，孔祥熙所说的这些，无非是要阻挠他返回祖国。于是，他当场拒绝 了孔祥熙的劝阻。他说，他之所以要返回祖国，完全是出于自愿，出于自己 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并未受任何人的利用。饭后，他考虑到事久生变，可 能有人会向美国政府告密，故而于8月9日坐飞机离开美国，来到香港，准 备由香港回国，参加人民政协会议。 然而，当司徒美堂一行到达香港机场后，香港当局便派出警车前来 “保 护”，对他严加防范。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为了使司 徒一行顺利、安全地抵达北京，中共地下组织作了种种周密的布置。9月4 日，经过长途秘密的跋涉，他终于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北京。 司徒美堂回到北京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早已成为国民党 “CC系” 御用工具的 “民治党”有关人物，还不死心，还想把他拉过去。他们在上海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便手持 “拥戴司徒美堂大哥为民治党整理委员会主席 呼吁书”潜入北京。司徒美堂得知他们的来意后，严加痛斥，并告诫他们赶 快悬崖勒马，再也不要上 “CC系”的当。 9月21日，司徒美堂以美洲华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80多高龄的他，一生虽然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活动，但 是，在现在这样的场合，他依然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在开幕式上，他用最 炽热的感情，高吭的声音，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并祝愿祖国蒸蒸日上， 繁荣富强。 在政协会议期间，司徒美堂还代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向大会致辞。他说： “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 护！同时相信，我们既能把三大敌人打倒，我们就有办法把祖国搞好。比如， 我们工业落后，要赶紧生产建设，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 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回祖国来。中国有无尽的宝藏，尚未开发，协助 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这番话，不 仅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而且也表达了海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在这次政协会议上，司徒美堂还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号问题，发表了自 己的意见。根据代表们的一致意见，新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 简称上，有些代表则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代表认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 领导国民革命的结果，因此应该沿用这一简称。但有的代表认为，这一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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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废除。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司徒美堂十分激动地要求发言。他说： “我 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 ‘中华 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0多年来，中华 民国给蒋介石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 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就应 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这块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 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百姓？我们 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 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这一席发言，博得了与会 者的热烈掌声。马寅初、沈钧儒接着发言，拥护他的这一主张。结果，经一 致讨论，还是废弃了简称，他的这一主张终被与会者所采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司徒 美堂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出席了这一盛典，并与当时党与国家 重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一起，登上天安门的城楼。 伴随着毛泽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洪 亮声音，他也像千百万中国人民一样，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是的，中 国人民站起来了，身居海外的广大侨胞，再也不是失去父母、浪迹天涯的游 子了，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伟大祖国！这是他一生 都在企盼的事，现在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怎么能不激动，又怎么能不兴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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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参政议政 献计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来，还担任过全 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 职。 此时的司徒美堂虽然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却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 参加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关心国家大事。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土改， 并为此召开了全国政协会议，请各界人士就土改问题献计献策。对于这一重 大举措，他是十分支持的。他认为，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的理想，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因此，他表示：“土改是占中国人口80％的 农民生死攸关的大事，土不改，中国无出路；土不改，国家无法富强；土不 改，中国革命未算彻底成功。”不过，针对当时部分干部头脑发热，以一刀 切的方式来解决土改问题，他则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土改，不能搞一刀切。特别是对于广大海外华侨在家 乡所购买的部分土地，应该给予适当的放宽，否则就会损害广大侨胞的利益， 使侨胞对新中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为此，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 还专门发表了 “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内中指出：“第一，就过 去百年情况看，所谓华侨，其实就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靠出卖劳 动力，获得微薄的工资，积蓄了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 主的田租剥削大不相同；第二，华侨中，有的兼有自建的乡村洋房，这些东 西最好也不要分。因为，洋房之来，是由于他本人的血汗所得，与专靠封建 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他的这些意见，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切中了当时 土改过程中不问清红皂白、处处一刀切的弊病。只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 他的这一中肯意见未能为有关方面所接受。 1951年3月初，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分，自北京南下，前 往广东侨乡新会、江门、开平、台山、鹤山等地观察土改情况。出乎他意料 之外的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家乡开平县和其它周围各县，此时已经普遍地组织 起来了，耕作方法也正在改变，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 涨。在视察他家乡的邻县时，他还发现，经过土改，这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肆虐一时的所谓“三毒”——土匪、赌博和鸦片， 现在已完全消声匿迹。以前这里的农业是靠天收，所谓 “大雨发大水，小雨 发小水”的农谚，正是这种依赖自然条件的典型写照。但是，现在则完全不 同了，除了修建成大规模的水利设施之外，还新建了水力发电厂。看罢家乡 如此喜人的形势，86岁高龄的司徒美堂，也禁不住热血沸腾。他后来在一篇 向海外华侨介绍自己故乡情况的文章中，曾不无感慨地写道：“在我漫长的 一生经历中，我看到了许多变化，但是没有一个能与我可爱的祖国正在发生 的变化相比；” “解放前很多年，我一直为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 痛心疾首。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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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已经开始，这也是我为什么并没有真正感到老的原因，我的心是年轻的。 我很高兴我最后还能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和自由，贡献我微薄的力量。” 抗美援朝的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内有一些人，存在着亲美、崇美和恐美 的思想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以一个在美生活近70年的老华侨身 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美援朝主张。他认为，和美国人打交道，不打 不相识，只有立足打，打了以后，才有和谈的可能。为了揭露美国的侵略面 目，反对有些人亲美、崇美和恐美的思想，他还口述旅美69年的生活经历， 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剖析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向那些不了解美国的人，分 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痛述广大旅美华侨百年来在美国的遭遇和牺 牲。这一口述后来经整理，在 《光明日报》上连载，并为多家报刊所转载， 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主席在看了该书之后，也多次当面称赞他 “写 得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这本薄薄的小书，其意义的确 是非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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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筹划侨务 心系侨胞 晚年的司徒美堂，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但是，作为一个大 半生飘泊在异乡他国的老华侨，他的心却时刻都在惦记着广大的海外侨胞。 他知道，广大的海外华侨由于种种原因，对新中国可能有不尽理解之处，但 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是希望国家独立、富强的。为了最大限 度地沟通海外华侨与新中国的联系，他亲自给旅美各地的侨胞及洪门兄弟提 供自己在北京的住址。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告诉各地华侨： “今后不论华侨 有何种困难，何种意见，何种要求，望能以兄弟谈心之态度，多向本人提出…… 在可能的范围内，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 权益而努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向政府和人民讲述海外华侨界的情况， 讲述华侨与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 在他刚刚回到北京不久，国民党和海外的一些反华势力便竞相造谣，说 他已经被共产党斗死，这事曾在海外的华侨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揭示其 中的真相，消除侨胞中可能出现的误会，他多次通过报纸、广播等形式，向 广大海外侨胞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介绍自己回国定居后的各种情形。他说： “反动派造谣说我被斗死了，但我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下，更健康、更 年轻了。每餐两碗饭，不能缺少！”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侨胞， “我 以华侨身分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华侨事务 委员会的工作。我亲眼看见庄严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人民欢欣鼓 舞和国际人士喝彩声中诞生；我亲眼看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各民族代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开诚布公，诚恳亲切地协 商国事……根据我4个月来的经验，我认识到中央人民政府是真真实实、不 折不扣的人民民主政府。这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各少数民族、国内民主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共同组成的。”在新中国刚刚成立， 国际上一片反华叫嚣的严重关头，他的这些讲话，对澄清真相，宣传新中国， 沟通新中国与广大海外侨胞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新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他还竭诚为广大的海外华侨提 供各种服务或帮助。他告诉海外侨胞，百闻不如一见，要知道新中国的实际 情形，就应该尽可能地回国看一看，走一走。每逢海外华侨寄来函电，或问 时局，或提意见，或陈狐疑，他都用书信、广播或著文等形式，予以详细的 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归侨和侨眷怕沾上 “海外关系”，不敢与国外的亲 友通信，有的甚至拒收国外亲人的汇款，以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特 别是抗美援朝开始后，一些美国的侨眷更是谈美色变。司徒美堂得知这些情 况后，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要求政府重视这些问题。他多次向有关侨 眷解释说：中国共产党的侨务政策是鼓励归侨和侨眷加强与海外亲人的通信 联系，促进华侨团结爱国，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加强国际友好合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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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归侨和国外华侨正当利益的。他还结合自己对欧美华侨各界有关情况的 了解，认为欧美华侨中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科学技术和管 理方面的人才，有的还是国内外第一流的名家。尽管他们对新中国有着这样 或那样的不理解，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爱国的。因此，他建议政府 一定要创造条件，打消他们的顾虑，欢迎他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正是在他 的建议之下，1955年在国务院专家局的领导下，设立了 “归国留学生接待 处”，同时还批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鼓励和协 助留学生家属与国外亲人通信联系。从此，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 归国定居，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50年代初，不少海外华侨为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把子女送回国内读 书。对于这些回国就学的华侨子女，司徒美堂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 就读于中等学校的一些归侨学生，因患肺结核和关节炎等慢性疾病，需要一 段较长的休学与疗养，而学校限于条件无法解决，为此不少侨生产生了苦恼， 严重影响了学习情绪。于是，部分侨生要求出国，身在国外的家长也为此忧 心忡忡，来信来访要求侨务部门给予照顾。当时有些人片面理解“一视同仁”， 强调侨生考入正规学校后，其学习、生活等问题应由所在学校统一安排，不 能有所特殊。司徒美堂得知后，认为此事关系到国家的侨务政策，如果处理 不好，不仅影响到海外华侨在侨居国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也会挫伤他们送子 女回国就学的积极性。他向有关部门反映说，归侨学生家在国外，患病之后 长住学校集体宿舍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因此侨务部门应该予以适当解决。在 他的努力下，稍后北京侨联经上级批准，在西城区办了一个归侨休养所，供 侨生中的长期病号疗养。仅 1955年一年，该休养所就接受了252名侨生进所 疗养。经过半年到1年的疗养、休息，全部恢复了健康，愉快地返回到原就 读的学校或工作单位。许多身在海外的家长在得知孩子身体康复后，纷纷来 信感谢政府对其子女的关怀和照顾，同时也对司徒美堂处处为华侨利益着 想、时刻关心归侨子女，表示谢意。 在司徒美堂晚年的社会活动和侨务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关于 建立华侨银行的设想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各种努力。作为一个在异乡他国苦苦 奋斗了数十年的老华侨，他深知华侨在国外创业的艰难和辛酸。很多华侨在 国外苦苦奋斗多年之后，便将其血汗所得，寄回国内，赡养家人，这就是侨 汇的来源。近代以来，源源不断的侨汇，对繁荣侨乡经济，促进侨乡生产， 支援祖国建设，都曾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侨汇承担了 很大一部分的抗战经费。然而，在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只知道搜刮侨汇而不 问华侨的疾苦。当时，华侨寄回的侨汇，照例由中国银行办理。而当时的银 行，事实上是一个官僚机构。因此，侨汇一到，便按当时汇率折算成法币， 发函通知散处各地的侨眷或侨属，等到他们收到通知时，所折合的法币早已 大大贬值。司徒美堂清楚地记得，一位台山籍的陈姓华侨，抗战前自己辛苦 得来的侨汇换成大洋5000元，存入中国银行，可等他1948年12月去取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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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折成法币，连本带利只有四角五分，仅勉强能够买半斤米。广大华侨饱 受国民党金融机构的盘剥，怨声载道。可是，国民党华侨事务委员会却对广 大华侨的呼声，不闻不问，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觉得应该办 一个华侨银行，以处理侨汇，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因此，他于1942年返回 重庆后，当著名华侨荆有岩等人发起组织 “华侨兴业银行”，并邀请他出面 领导时，他便欣然同意。后来，在这个银行正式成立后，他还被选为首席常 任董事 （相当于后来的董事长）。 司徒美堂在加入华侨兴业银行之后，和侨务界的联系极为密切，归侨和 侨界的有关人士，都经常到他那里聚会。一时间，不只美洲华侨与他联系密 切，南洋华侨也多与他有着很好的交往。以经营万金油起家的南洋名侨胡文 虎，在到达重庆时，就曾到当时设在重庆的兴业银行写了增资认股书。在银 行内，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诉同事，华侨兴业银行一定要办成为广大海外侨 胞所满意的银行。1943年他回到美国后，便开展了大规模的募股增资工作， 并派出该银行职员，赴美留学，专攻银行业务。经过他与其他同行们的努力， 华侨兴业银行在抗战时期那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还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 展。到 1943年，该行的总资本比初创时增加1倍，总额达800万元。除重庆 总行外，大后方的昆明、韶关、成都、灌县、兰州、西安、平凉、界首、老 河口等地，都设有分行或办事处。这一银行的设立，为保护海外侨胞的权益， 最大限度地利用侨汇，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曾起着积极的作用。 正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段经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当他兼任华侨事 务委员会委员之职时，他就把组建华侨银行的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提交 国家有关方面讨论。他认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人民要迅速医治战争 创伤的百废待举之时，大量的侨汇，正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笔难得的资 金来源；而对于广大的海外华侨来讲，有这样一个专门的银行来处理侨汇， 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周折和不便。1952年，他把自己的这一设想正式付诸实 施，并起草了计划。根据计划，该银行取名为华侨建设银行，总资本20万美 元，其中侨资占2／3，国内资金占1／3。为了使计划得以落实，他还专门为 此事去找过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华侨事务委员 会主任何香凝老人。后来，由财经委员会批交中国银行拟出意见，经多次协 商后，认为此举既满足广大海外华侨长期以来希望国内能有一个专业银行以 办理侨汇的愿望，同时也可借此沟通政府与广大华侨和侨眷联系，并可作为 吸引侨资回国投资的重要媒介，因此很快得到认可，并颁发了营业执照等法 定文件。为了使该银行能尽早开业，中国人民银行还向司徒美堂建议，在侨 资一时还无法正式到位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先行垫款，以助其成。对于政府 的这种关心，他十分感动，但鉴于该行以侨资为主的建行宗旨，他还是主张 等待时机，俟侨资逐步到位时，再行开业。然而，此时的司徒美堂，毕竟已 是年近九旬的老人，尽管他在海外的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声望，但身体和年龄 的情况都不允许他再到海外作长途的奔波，以组织和动员广大华侨参加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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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金的工作。因此，创办银行的计划，也就只好被搁置了。 司徒美堂创办华侨银行的计划虽然被搁置，但是，他在人生的暮年还能 身体力行，想广大海外华侨之所想，急国家和人民之所急，为华侨的事务鞠 躬尽瘁，贡献毕生精力的崇高精神，却一直为人们所敬佩和景仰。
十四、爱国侨领 汉史留芳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安居北京、度过了6年平静、幸福的晚年生 活之后，因脑溢血病逝世，享年89岁。 司徒美堂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华侨事务委员会，组织治丧委员 会及安排有关治丧事宜。在他逝世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向全世界播发了讣 告，并公布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次日，他的灵柩移到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 灵前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送来的花圈。 10日上午，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堂为他举行公祭。公祭大会由周恩来总 理亲自主持。陪祭的有陈云、林伯渠、李济深、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 人。在廖承志所致的悼词中，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司徒美堂先 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 “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道路，也是1200万国外侨胞所走 的历史道路，他们正在走着拥护祖国与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的道 路。”这可以说是对司徒美堂一生所作所为的最好概括。 1985年5月18日，司徒美堂的家乡开平县的县委和县政府，为了表彰 他爱国护侨的光辉业绩，决定为其建造纪念馆。消息传到海外后，海外的中 文报纸如加拿大的 《大汉公报》等纷纷刊登报道。由于海外侨胞对司徒美堂 素怀景仰之情，欣闻建馆，便争相赞助，前后捐款达300多人次，捐款达80 余万港币。不满1年时间，就筹措到了基建经费。一座建筑面积达1400多平 方米的司徒美堂纪念馆很快就建成了。1986年10月31日，座落在开平县长 沙侨园宾馆内的司徒美堂纪念馆正式落成，是日举行了盛大剪彩典礼。来自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嘉宾及国内各界 著名人士200多人参加了盛典。这也是开平县自建国以来，海外嘉宾出席最 多、场面最为热烈的一次庆典活动。 1988年4月3日是司徒美堂12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的爱国者， 激发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和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联合编辑出版了《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一书。 该书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同志作序，全国 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同志、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同志以及香港 《大公报》社社 长费彝民先生等也为本书题词。正如叶飞同志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 “司徒美堂一生的光辉业绩，是美洲华侨的旗帜，与代表东南亚爱国华侨的 陈嘉庚先生交相辉映。”是的，司徒美堂那彪炳史册的爱国业绩，不仅永远 为亿万炎黄子孙所崇敬、所景仰，而且还会激励全国人民和广大的海外侨胞 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