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宋教仁》
作者:张爱平 【完结】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1902年考入武昌普通中款学堂，常议论时政，萌生了“实行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1904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1904年因长沙起义失败，前往日本，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政治。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成立，宋教仁致力于建设民主共和政权，大力宣传革命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希望在将来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能争取多数席位，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1913年2月国会选举接近尾声，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1913年3月袁世凯惶恐不安，策划构陷宋教仁，未果之下，指使洪述祖派刺客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教仁暗杀。
一、走上革命道路 1913年3月20日夜晚，在上海火车站开往南京方向的月台上，猝然响 起3声枪响。在枪声中，年青的政治活动家、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宋教仁，一 个他的生与死足以影响全国政局的人，倒了下去。第二天，上海 《民主报》 以 “可骇之暗杀案”为题报道了这则举世震惊的消息，随后又用大量篇幅连 续揭载了这起谋杀案的全部过程和追捕凶手的详细情形。这3声枪响，带着 战争的阴影，很快就飞出上海，飞向全国。 宋教仁，字遁初 （亦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 桃源县香冲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4岁开蒙，在私塾读书，因为聪敏颖悟， 不久成为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他的家乡山木葱茏 （cōng lóng，形容草木青翠 茂盛），水流潺缓，风景十分优美。他从小就萌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 热爱。他很喜欢地理，可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看。一次，他得到一把上面绘 着地图的折扇，高兴得整天带在身边，朝夕展玩，一直到天气凉了下来，已 经不用扇子了，他还依然舍不得丢开。 儿童时代的宋教仁表现出对时事，特别是军事活动，有着异常浓厚的兴 趣。而外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和清政府的处处妥协与黑暗统治，却又早早地在 他小小的心灵上投下片片的黑影。每到傍晚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就把同学们 召集到村外的草地上去操演军操，做军事游戏。他让那些身体较弱的同学去 做 “清朝贵族”，自己则带领身体强壮的同学来做平民，双方都在他的安排 下互相攻击。结果当然是 “清朝贵族”打输了。他就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叫 道：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别的同学不明白做这游戏有什么意思， 他就给他们解释说：“你看在我们这里的那些清朝贵族多凶，动不动就打人。 我们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给他们打呢？所以我们现在就该操演起军操，等 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好和他们去打。” 12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他无力留在私塾里，但他刻苦自学，乡里的 人看见这个行止特异的孩子，都表现出很大的惊奇。 17岁的时候，宋教仁的母亲，一个有着朴素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女人，把 他送入了桃源县的漳江书院，一所当地最好的学校。这里的山长 （即书院的 院长）黄彝寿兼任着县学教谕，是长沙人，不仅精于宋学，待人律己都很严 格，而且富于民族思想，平常说话虽然不多，但对满清统治者的不满却时常 表现在文字之间。他的窗前挂着一幅他亲笔写的对联： “莫使真心堕尘雾， 要将热血洗乾坤。”又在县学大堂上悬挂一幅对联： “堂堂华夏愤膻腥，要 大家励精致气，以湔 （jiān）国耻；纳纳乾坤运枢纽，看此日从新化故，懋 育群生。”这里的主讲瞿方梅，除了传授 《四书》、《五经》和作八股文以 外，还传授经学、小学、舆地、算学、掌故与辞章。他是属于比较开明的“经 世致用”派的学者。 宋教仁的敏学好问，又密切了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一次，黄先生从长 沙运一船书到桃源，在路途中把船碰破了，水渗进来，好不容易才抢救到桃 源，但书都被洇湿了。黄先生请了几个学生替他检晒，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一 个。他边晒边看，工作一完，马上就书中的疑义向先生请教。黄先生看出他 的资性与抱负与众不同，对他很器重。 这样过了两年，在黄彝寿、瞿方梅两位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宋教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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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获得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而且发展了自小就有的朦胧的反清革命思 想。1901年，他考取了秀才，但他想的却是怎么样去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在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与同学好友文骏等人登上书院东边的漳江阁。年青 的宋教仁纵谈中西政治的得失，关隘的险要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豪情地说： “中国人痛恨满清政权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 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 以得志天下。”巧得很，10年以后，果然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爆发了辛亥革 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国政权。 1903年，宋教仁22岁。和许多同时代的年青人一样，在获得相当的传 统文化教育后，他投身到新式学堂，去寻求更多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知识。 通过考试，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这时的宋教仁已经明确 了建立反清组织的思想。这年7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兴回国来到武昌，在两 湖书院发表演说，散发邹容的 《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二书，提倡 对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会场上引起了顽固派的责难，一场舌战，延续了一 整天，黄兴侃侃而谈，见识高超，使全场的听众都为之叹服。黄兴的到来， 使宋教仁找到了与之共同战斗的同志。从此，他们相互公开谈论革命，宣传 革命思想。但由于他们鼓吹革命的活动过于公开，不久学界当局就驱逐了黄 兴，宋教仁也引起清吏的忌恨，有随时被逮捕的危险。学监纪钷 （pǒ）爱惜 他的才华，担心自己无力对他进行庇护，便悄悄地暗示他迅速离去。8月间， 宋教仁尚来不及建立他的组织，就离开了武昌，一路匆匆，回到老家桃源。 他回到桃源县城，在下乡回家之前，先去县学拜访老师黄彝寿先生。师 生重逢，分外欣喜，但没容他们坐稳，县里的差役送上一份湖北来的公文。 黄彝寿拿过来，打开一看，内容是要捉拿桃源乱党 “宋敏仁”。挨次行文， 经常德府到桃源县，稍许延搁了一点时间，所以刚刚送到。桃源没有 “宋敏 仁”其人，黄先生知道是宋教仁闯了祸，赶紧让他逃走，叮嘱他千万不可回 家，立刻就走。黄先生又在公文上写了 “查无此人”4个字，搪塞了之，据 说后来黄先生因此被扣去3个月的薪俸。 宋教仁听了老师的话，连家都不回就走了。他从县学后门走出，过河走 沅水南岸，经常德、益阳、宁乡一路，到长沙岳麓山隐居起来。这年11月4 日，黄兴借庆祝自己30岁生日的名义掩护，召集在长沙的具有革命思想的知 识分子聚会。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等人出席了这次聚会。在西区保甲巷 彭渊恂家里，他们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第二年的2月 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刘揆一、宋教仁被推举 为副会长。宋教仁由此正式走上了推翻清朝封建政权的革命道路。 二、从华兴会到同盟会 华兴会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奋斗目标，计划先在湖南发动起义，让各 省随即响应，然后直捣清廷的老巢北京。因此，在华兴会成立后不久，陈天 华和姚宏业被派去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名缙，要他到时响应；周维桢和张荣 楣去接洽四川会党，使他们与两湖会党合作；杨守仁和章士钊去南京和上海， 负责策应一切；宋教仁和胡瑛则奉命赴武昌，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在当地 的新军队伍里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同志。7月3日，宋教仁、胡瑛与湖北进 步学生吕大森、曹亚伯、张难先等人一起，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省第一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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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科学补习所。由吕大森担任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则充当文书。 华兴会湖北支部和科学补习所虽然名义上是两个革命团体，但在实际上彼此 间人员交叉，协同活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安排就绪以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11月16日 （阴 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70岁生日）于长沙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以长沙武备学 堂学生，联络湖南新旧各军为主力，把会党作为辅助力量，除联系邻近各省 闻讯响应以外，又在省内划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 （今岳阳）、宝庆5 路，约定同时起义。这次起义的总指挥是黄兴，宋教仁一方面与科学补习所 进行联络，一方面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10月，他回到自己的家 乡桃源发动起义，但由于缺乏思想宣传的基础，起义的经费无从筹措。他想 变卖自己的家产，可又限于时间紧迫，一时也没有办法脱手。于是，为避免 因为没有经费而导致功败垂成，10月30日，他冒雨从乡下赶到桃源县城， 然后又从县城雇了一条小船，急匆匆地赶赴长沙，找黄兴商量这件事。 但这时的长沙城里，起义的消息已经泄露，从10月下旬开始，长沙府、 县衙门已在省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并且悬赏缉捕黄兴、刘揆一和宋教仁。 不过，这次又将宋教仁写成了 “宋敦仁”。长沙城里，革命党人星流云散， 刘揆一事先逃走，黄兴也在别人帮助下秘密离开长沙。11月5日，宋教仁来 到长沙秘密机关，才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他打算派人回常德去从事破坏 活动，以分散清廷的注意，使长沙革命党人的压力减轻，但是苦于没有旅费， 无法成行。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帮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潜赴武昌，去 追寻黄兴。 到达武昌的当天，正是慈禧的生日，原本预定起义的一天。武昌市表面 上一片歌舞升平，暗地里却杀气腾腾，清兵正在加紧搜捕华兴会会员。宋教 仁找到了胡瑛，胡瑛告诉他，黄兴已经离开武昌到了上海，并且在上海创办 了一个 “启华译书社”作为革命机关，准备再一次举行革命暴动。得知消息 后的第二天，宋教仁搭乘日轮 “瑞和”号，又匆匆地沿江东下，前往上海。 11月21日，他到了上海。但这一次他依然没有追上黄兴，由于受到万福华 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革命机关也遭到封闭。困境 中的宋教仁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12月13日，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当时革命者聚集的地方。从武昌到 上海，从上海到东京，在漫长的水上旅程中，他默默地思索了一路。他第一 次参加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只有使 他在意识到革命的艰巨性的同时，坚定了 “欲完我神圣之主义”的决心。宋 教仁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从长沙起义的失败中知道中国革命的时机尚不成 熟，在搞下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之前，必须大力进行革命宣传，对全国人 民进行教育，使人们都能了解进行革命的必要，并为此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时的日本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 都远远超过了老大落后的中国。目睹这一切，宋教仁的心情是不能平静的。 但祖国的落后和任人蹂躏，却又激发着他那蓄积在胸中的爱国热情，坚定着 他革命救国的决心。一到日本，他就发起组织“20世纪之支那”社，出版《20 世纪之支那》，宣传反帝反清思想。他自任总庶务，全面负责这个杂志的组 织和联系工作。 脚踏实地的革命活动，机动灵活的组织才能，以及尖锐而又深刻的时论 文章，很快就把宋教仁的名声传扬开去。他到东京半年多时间，就已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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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人物。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重返日本，通过官 崎寅藏的介绍，首先在东京的中国餐馆凤乐园约见了黄兴，表示愿与黄兴合 作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随后又通过程家柽的联系，约宋教仁等人在 “20世纪之支那”社纵谈中国的形势与前途，及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斗争 的问题。7月30日，宋教仁又应孙中山的邀请，前往黑龙会成员内田良平宅， 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到会者共有70余人，在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和黄 兴关于成立新的革命团体的说明之后，全都填写姓名，举手宣誓，加入了同 盟会。 在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中，宋教仁是为了顺应革命大势而加入由孙中山 所倡导的全国性革命团体的。在华兴会的一次讨论会议上，陈天华主张团体 加入，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与其联合，而在精神上仍 然保持华兴会的独立。宋教仁则发言认为应该研究入会与不入会的不同以后 才能决定，没有明确表态。他之所以持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除了他的性格 谨慎以外，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革命思想与策略上，从一开始就同孙 中山并不完全一致。宋教仁不赞成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据此有一些人叫 他 “二民主义者”。但在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革命 的根本问题上，他和孙中山是一致的，所以他还是随黄兴一起加入了同盟会。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制造革命声势，他又同黄兴、程家柽等人发 起了一次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约有1300余人。宋教仁主持了 这次大会并致欢迎词，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演。会场上不断爆发掌声 和喝彩声，气氛十分热烈。看到这种情景，连日本友人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 情，走上讲台，激动地说： “为中国感到庆慰！为中国感到庆慰！” 一个星期以后，中国同盟会在赤坂区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住宅内召开 正式成立大会，约有100多人前来参加。大会讨论通过了章程草案30条，同 意孙中山提出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 革命纲领。章程还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 议、司法三部，负责处理各项具体事务。会上一致推选孙中山担任总理，黄 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 （相当于协理），协助总理主持本部日常工作。宋 教仁担任了司法部检事长。与此同时， 《20世纪之支那》也移交给同盟会作 机关报，由黄兴代表同盟会，宋教仁代表 《20世纪之支那》社，具体办理交 接事宜。不久 《20世纪之支那》改名 《民报》出版，宋教仁依然任庶务干事 兼撰述员，驻社办理一切事务。1907年初，又代理同盟会的庶务。由于能力 出众，宋教仁一直在同盟会里占据了很重要的领导地位。 三、在艰难的日子里 1906年，宋教仁在积极撰写革命文章的同时，决意进入早稻田大学学 习。2月1日，他插班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壬班。当时他的日语水平已 经高于学校所授的水平程度，从2月起他开始同时学习英语。3月，宋教仁 着手翻译 《英国制度要览》，成为他作为民国政府制度设计者的开始。 这时，爱情也光顾了这个年青的革命家。他在日本友人西村年一家中结 识了他的女儿西村千代子，美丽的千代子深深打动了宋教仁的心弦。一天晚 上，他来到西村年一家门口，但他在将要敲门进去的时候，迟疑地停了下来。 徘徊良久，最后他鼓足了勇气推门走进去。正巧西村年一不在，动人的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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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他开门。这一天，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 感。但宋教仁的爱情没有瞒过他的革命同志，并受到对他期望的同志们的批 评。最终，宋教仁为了大局，为了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而牺牲了这次爱情。 在日记中，他这样说： “我一时心中大受震动，如劈头冷水，心神皆乱，似 愧非愧，似悔非悔，似怨非怨。觉得他们对利害关系的分析实在不错，然而 随即想到西村氏的情意，又欲不听之，一时交战于心中，甚为难过。良久， 始姑下决心，而听从其言。然而心中仍如火灼，如刀刺，不能片刻忍受。” 这以后，他的身体健康一直不好。4月，上海中国公学的姚剑生为抗议 反动势力而投黄浦江自杀，消息传到东京，宋教仁大为哀痛。由于身心两方 面的压抑，精神状态很差。深夜，雨声渐沥，孤灯独坐，他觉得有万种凄凉， 交集于心。这样的心境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尽最大的力 量做好各项工作。 宋教仁在关心国事的同时，一面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一面翻译了大量的 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论文，同时还经营 《民报》事务，撰写革命文章。 过度的劳累，使他的病情转重。但在病中他仍在关注着自己亲爱的祖国的命 运。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 “未及半夜忽醒，而左腋甚痛，我不甚以为虑。 良久，忽身体发抖，像疟疾，而且腋痛更加厉害，于是起呼看护妇告之，遂 有医生来诊视。又良久，以药与我服，始不发抖，而痛如故。没多久，看护 妇、医生都离去，我目不能交睫。这时万籁俱寂，惟有一盏灯惨然立于我的 眼前，窗外雨声时滴，我不觉万感交集，想到我罹病在异国的不幸，又想到 我前年在武昌生病时也举目无亲，较现在更加愁困几倍，又思考我一身究竟 结果如何，我一身结果与我祖国时势的关系如何……朦胧间随口得诗两联： 四壁虫声急，孤灯夜雨寒。此身愁里过，故国梦中看。” 这年冬天，湖南革命力量又逐步壮大，全国的革命浪潮逐步高涨，各地 反清起义不断。12月18日，宋教仁从报上得知湖南革命军已占领萍醴铁路， 高兴得到处找人，询问有无从湖南寄来的信。26日，报上又载萍乡、醴陵、 浏阳、湘潭已为革命军占领，长沙也危在旦夕。孙、黄、宋三人频繁碰头， 决定由黄兴回广东乘势发动起义。宋教仁非常高兴，到一家体育器械店买了 一对铁哑铃，希望通过炼使自己尽快恢复健康。 但反清斗争却又渐渐地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次年2月，黄兴也从广东 一事无成地回到日本。随着革命形势的低迷，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分裂。 作为一个领导人，宋教仁心里很是焦急。他担心中国革命党人步俄国烧炭党 人革命失败的后尘，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革命党人尚未涉及的东北地区。 他计划在东北发动一场起义，以直接威胁清廷的统治中心北京。2月14日下 午，日本友人末永节、古河来访。古河曾在东北“马贼”中干过多年的头目。 宋教仁先与他们谈了很久，晚上，由黄兴设宴，商议运动 “马贼”起义的事 情，最后决定请古河陪一位革命党人先去试探一下，看有无可能。不久，宋 教仁又去见了孙中山和黄兴。他打算辞去代理同盟会庶务的职务，专心组织 东北起义的事情，但黄兴不同意这个计划。在这次谈话中，黄兴突然说自己 要退出同盟会，与之断绝关系。原来，同盟会的两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孙中山 和黄兴也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宋教仁在政治见解上倾向于黄兴，因而对 他没有加以劝阻，自己也于第二天上午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孙中山起初不允， 经宋教仁再三坚持，只好同意。 宋教仁注意东北 “马贼”由来已久。他所以寄希望于“马贼”，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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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是4万万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只是因为统治者 的压迫和腐败，逼得他们无处可归，他们才不得不走上盗贼的道路。“马贼” 的成员其实大多数是穷苦的老百姓，只要对他们申明大义，有把他们变成反 清力量的可能。宋教仁曾写过一篇 《20世纪之梁山泊》，说： “马贼何起 乎？……满洲人民不堪其虐，乃相与团结屯聚，据寨堡，备器械，习技艺， 以为卫身家保妻子之计。其后聚众日多，良莠不一，习为掠财杀人之举者， 往往有之。于是满洲官吏指之曰 ‘会党’，目之曰‘盗贼’，且以其善骑马 也，遂以 ‘马贼’称之”。 当年 4月，宋教仁偕党人白逾桓由古川清陪同到达辽宁的安东 （今丹 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在东北，他成功地联系了大孤山等处“马贼”， 他给各头目写信，劝勉他们进行革命。同时成功地建立了辽东支部。这年五、 六月间，广东黄冈和七女湖起义的消息相继传到东北，宋教仁准备在东北地 区立即起事，以示响应。不料白逾桓在碱厂招兵被捕，导致起义流产。宋教 仁逃到大连，四处营救没有结果，愤怒之下又潜返吉林，准备伺机再起，不 料却意外地撞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大阴谋，即 “间岛事件”。 间岛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炮制的企图侵吞中国疆土的阴谋。这件 事起于1907年7月。中国与韩国边境有一块地区，名 “间岛”（kantao）， 一直在中国国界内。18世纪60年代末，韩国北部钟城等郡连闹灾荒，许多 农民渡江前来垦荒，每年都向中国越垦局缴纳租金。日、韩两国史藉对此都 有明确记载，韩国政府也一向承认这块土地是中国领土。但是，自朝鲜半岛 变成日本的 “保护国”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扩大了领土扩张的野心。他 们见中国延边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便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借口没有 史藉记载，硬说 “间岛”位于韩国一侧，应当属于韩国，其实也就是属于日 本。他们还不断扩大 “间岛”的范围，竟把延边一带的延吉、汪清、和龙、 珲春4县地方，全都归入所谓 “间岛”地区之内，从而把一个本来不存在的 边界问题，变成了一个中外瞩目的外交事件。 敏感的宋教仁立刻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迅速从起义失败的阴影里摆 脱出来，满怀着爱国热情开始调查事情的真相。在日本友人片山潜的帮助下， 他化名贞村，混入制造事端的日本侵略组织 “长白山会”，巧妙地摄取了该 会所制造的所谓延边地区历来属于韩国的证据，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然后 他又回到东京，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 里查阅了大量资料，从中、日、韩三国的史籍里，稽引出证据，确凿地证明 了这块土地应属于中国无疑。为了起到宣传的作用，他出版了 《间岛问题》 一书。 当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日本某些著名学者巧言劝诱宋教仁以高价卖 给日本政府，不要帮助自己的仇敌清朝政府。但目光远大的爱国者宋教仁拒 绝了这种诱劝。恰在这时，已经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尚书的袁世凯为同日本 政府进行交涉，电令驻日公使杨枢物色两名吉林省的留学生，前去查明这一 地区的情况。杨枢已经知道宋教仁写了 《间岛问题》一书，就通过宋教仁的 好友覃理鸣索得书稿，给袁世凯拍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电报，介绍了这本 书的主要内容。袁世凯复电极为赞许，特地赠款1000元，同时命令宋教仁立 即回国，以便在日本谈判时出席作证。宋教仁说： “我系通缉有案之人，焉 能回国？”杨枢对此不敢作主，只好打电话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满口答应 奏请慈禧太后，取消通缉令，并且赏给四品京堂，要宋教仁回国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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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就此事会晤了孙中山，在经过孙中山的同意后，决定打入清政府 内部进行革命活动，表示愿意回国。可是，当他正在准备束装就道的时候， 忽然接到由 《民报》社转来的两封在封面上写着“宋京卿启”和“宋京堂启” 的信。信中对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一事大加讽刺，大意是说：你回国做 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等等。 宋教仁阅后，见自己的心思这样不被同志所理解，不禁大哭一场，决计取消 回国的打算。他把杨枢硬塞给他的1000元赠款大部分都散给了比较贫困的中 国留学生，心安理得地说： “我著此书，是为了中国的一块土地，不是为了 几个钱。”又登报申明自己与清政府不可调和的立场。 在日本期间，宋教仁一边学习，一边革命，知识突飞猛进，思想更加活 跃。在这段艰难的时间里，他一步一步从反满的狭小樊篱中解脱出来，向着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靠拢。通过这一段艰难岁月的磨练，他又把自己锻炼成为 民主革命思想的出色的宣传家和鼓动家，通过 《20世纪之支那》、 《民报》 等重要活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同时，宋教仁还在无数个艰难的长夜 里苦苦思索，明确了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 四、渔父大名闻于全国 自“间岛事件”以后，日本政府对宋教仁大为不满，把他看作是清政府 派来的密探，对他多方刁难，他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 的逐步涣散，革命党人所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则使他感到心 情非常压抑。1908年 《民报》被日本政府封闭。1909年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 重组光复会，公开与同盟会分庭抗礼，革命队伍内部更趋分裂。1910年6月， 孙中山化名Alaha医生潜返日本，宋教仁去见孙中山，商量整顿党务问题。 但几天以后，日本警察发现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迫使孙中山匆匆离去，使 得同盟会整顿工作没有获得任何进展。这年的年底，宋教仁接受了内田良平、 北一辉、清藤幸等日本黑龙会成员为他举行盛大送别会。宋教仁抱着在大江 南北开展革命运动的决心，离开日本归国，并于1911年1月初回到了他离开 6年之久的上海。 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都市，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也是革命 党人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有不少全国闻名的进步报刊，其中规模最大，发 行量最多，影响也最广泛的一家，是于右任创办的 《民立报》。早在于右任 创办 《民呼报》时，他就想请几位撰稿人，正好康宝忠从东京回沪，于右任 就请他在同盟会总部中，推荐一位能文善写之士，康宝忠即推荐宋教仁。当 时正是间岛问题交涉最困难的时候，康宝忠告诉于右任说： “您试着读一下 《间岛问题》这本小册子，就可以知道宋君的学问气度与见识了。”这番话 使于右任对宋教仁这个名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教仁回到了上海后，也因为早已慕于右任的大名，遂与谭价人、刘成 禺一起主动拜访于右任。在于右任的寓所，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抵掌而谈。 当谈及中国外交形势危急的时候，宋教仁侃侃而谈，旁证博引，把列强各国 间的关系，以及我国应取的策略分析得头头是道，居然令一向才气横溢的于 右任为之折服。宋教仁又谈及报社的宗旨和倾向，报社的具体工作办法。于 右任当即力请宋教仁留下担任 《民立报》编撰。宋教仁认为自己是被清政府 通缉的 “要犯”，有些为难地说：“上海危险之邦，恐怕不能久住。”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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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是被通缉的 “要犯”，回答说：“处境的危险，我与您是同样的。但一 定会有保证安全的办法。”宋教仁见于右任这样说，也就慨然地答允了。于 是，于右任在法租界三茅阁桥畔另外租了一间屋，作为宋教仁的编纂室。后 来 《民立报》社房子着火，同事之间互相解嘲，都说是因为宋教仁想搬到租 界去的缘故。有一人得联云： “桃源渔父真逃世，一炬居然避祖龙”。《民 立报》社的新屋也就因为他才开始营造。 当时上海各界的人士中没有人知道宋教仁这个名字。报社同行称他为“桃 先生”，外面寄来的函件也是寄给 “桃先生”，写的文章则署名“渔父”。 时间长了，认识他的逐渐增多，但也只知道他是 《民立报》的渔父先生，不 知是大名鼎鼎的宋教仁。 “间岛”交涉期间，中国内地报纸有很多激愤的文 章，但并不能搞清 “间岛”的地理位置。后来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到宋教仁 陈书披图，考以历史，亲手绘制地图予以公布以后。当时，全国为之震动， 上海的外文报纸也竞相转载。但那时宋教仁署名 “宋练”，旁人也不知“宋 练”即是渔父。宋教仁主持 《民立报》笔政之后，“间岛”的交涉还没有最 后结案。这一时期上海的民气很旺，集会结社演说极为盛行。可惜大多数演 讲者因为限于知识与依据的缺乏，不能击中要害。于右任于是介绍宋教仁到 各处演说。宋教仁在上层人物经常聚集的西园演讲了两次，效果异常的好， 只要他登上讲台，听众的情绪一下就会热烈起来。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当时上 海名流都向于右任打听演讲人的名字、籍贯，于右任回答说他即是渔父。宋 教仁自己也签名为 “宋渔父”。从此，宋渔父的大名渐渐传播开去。 中俄界约纠纷发生后，举国激愤，但清政府昏聩，毫无外交策略。宋教 仁发愤著 《二百年来之俄患史》，将新旧条约逐一研究，发表交涉办法，洋 洋数万言。交涉过程中，外文报纸转载俄人要求在撒拉时美驻兵，在库尔札 驻领的消息。西报地名的音译，与我国地名全然相异，当时举国报纸，莫能 辨明，又是宋教仁引经据典，指明撒拉时美为承化寺，库尔札是伊犁附近的 宁远城，俗称金顶寺。一时读者翕然拜服，钦佩他的博学，惊叹无人能与之 抗衡。 宋教仁痛斥清政府的昏聩无能，指出那些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对 国际形势一无所知，而且 “因循苛且，视国事若传舍，无复公忠之义，至于 其极，则且不恤营私罔上，学秦桧、严嵩之所为而毫无顾忌”，从而把中国 一步一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除了 《二百年来之俄患史》，他还在《西方 之第二满洲问题》、 《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讨俄横议》、《清政府 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以及 《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等文中，全面分析了 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危机，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 义各国之所以对中国维持均势主义，绝对不是因为它们热爱中国，实在是因 为分割中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帝国主义各国是各怀鬼胎的：日本时 刻都在想着独吞中国；沙俄在日夜觊觎中国新疆和东北的大片土地；英国想 继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并且窥伺云南与西藏，而美国则正在利用其强大的经 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扩张侵略势力，所以，中国有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宋教仁从当时各国的相互关系来看中国的处境，发出一系列为别人所不及的 独到见解，不愧为一个卓有见识的政治家。 对于清政府的 “立宪”骗局，宋教仁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深刻尖 锐的批判。他专门写了 《宪政梦可醒矣》、《中国古宪法复活》和《希望立 宪者其失望矣》等文章。他指出： “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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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行专制者也。”可谓一针见血，希望人们尽快丢掉对清政府的幻想。 就这样，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共发表了文章80余篇，内容涉及到内 政外交等各个方面。这是宋教仁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 以 《民立报》为主要阵地，在政治思想领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同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他以丰富 的学识，使人为之耳目一新。 五、建立中部同盟会总会 正当宋教仁在上海积极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的时候，同盟会在香港又一 次酝酿举行起义。黄兴和赵声等人按照孙中山的意见，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统 筹部，准备对广东省城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这次他们决定召集 各省同盟会同志及敢死之士，编制敢死队，名为选锋，作为起义部队的骨干 力量，并通知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党人同时响应。原计划分10路，后改为4 路，先攻占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支军队，由湖南进攻湖北；由赵声率领 一支军队，经江西进攻南京，与长江流域各省起义部队会师北伐，直取清朝 统治者的巢穴北京。 各地同盟会会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欢欣鼓舞，纷纷赶往香港及广州。 宋教仁也接到黄兴、谭人凤的来信邀请。于右任竭力挽留，说： “就大义而 言，何敢阻君；就私交而言，实在不愿意君去也。”宋教仁回答： “事情成 功，则为4万万同胞造就幸福，失败，则不过送掉我一颗头颅而已。” 他将报馆笔政暂托方潜代理，嘱他著文时仍用渔父名义，以免引起人们 怀疑。自己携带一只大皮箱，假装回武汉，悄悄乘轮南下。4月中旬，他到 达香港。香港统筹部下设有5个分部，宋教仁到后，接替陈炯明任编制部部 长，负责拟订文告、约法，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制度草案，以便在起义胜 利后颁布施行。在异常纷扰的环境中，他尽思竭虑，仅仅用了10余天时间， 就写成了厚厚的3大本。此后所有的公告、文令也都出于他一人之手。 4月27日，宋教仁与何天炯、陈其美等人乘晚班轮船赴省，准备参加冲 锋陷阵的战斗。他们于4月28日凌晨到达广州。但这个时候起义却已经失败， 他们在船上只望见火光蔽天，城门紧闭。清军兵痞拥入码头，对过往旅客盘 问甚严，他们无法离船上岸，只能返回香港。 这次武装起义就是著名的 “黄花岗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英勇牺牲与 被捕就义的革命党人有近百人，许多优秀的同盟会员英勇地捐躯了，其中有 宋教仁的好友，福建侯官 （今福州市）人陈铸三。宋教仁抑制不住自己的悲 愤之情，挥笔写下了两首七律： 《哭铸三尽节黄花岗》： 其一 孤月残云了一生，无情天地恨何平！ 常山节烈终呼贼，崖海风波失援兵。 特为两间留正气，空教千古说忠名。 伤心汉室终难复，血染杜鹃泪有声。 其二 海天杯酒吊先生，时势如斯感靡平。 不幸文山难救国，多才武穆竟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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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年片梦成长别，万古千秋得有名。 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无声。 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无论在人力或是在财力，都受到惨重的损失， 思想上也遭到重大创伤，不少人对革命的胜利丧失了信心，对革命的前途感 到渺茫。不久，赵声愤郁而死，正在英国利物浦留学的杨守仁痛不欲生，投 海身亡。负伤而归的黄兴，对残酷屠杀同志的清廷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人恨 尽切骨，立誓要杀了他们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连一向反对采取暗杀手段 的胡汉民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附议黄兴的主张。 宋教仁与众不同，默默地咬着牙关，和陈其美一起返回上海，仍然主持 《民立报》的笔政。他那支锐利的笔，饱含了比以前更多的郁郁的愤懑，向 人民反复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热切地呼唤国民担负起关心国家大事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依旧坚韧不拔地从事着革命的联络和组织活动，积极地寻找中 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7月，经历了黄花岗起义失败的谭人凤本已心灰意懒，想回湖南老家去 休养，不再过问党事，但在武汉受到焦达峰等人的劝阻，又沿江东下上海， 和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再次相聚。三人聚会以后，重又鼓足了组织革命力量 的劲头。宋教仁鉴于黄花岗起义的教训，强调下次起义非切实准备不可。于 是，他们又重新考虑建立中部同盟会分会的事情。 组织中部同盟会分会的建议，源于宋教仁在1910年提出的著名的“革命 三策”。这年，由于同盟会内部的整顿工作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东京总部一 片涣散，在南方边远省区发动与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又无法取得胜利，部 分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对以往采取的革命方略的正确 性也发生怀疑。这年秋天，谭人凤和赵声商量后，召集了张懋隆、林时爽、 李伯中、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和张斗枢等人，在宋教仁的寓所 寒香园开会，讨论关于革命组织与方略的一些设想。会议推谭人凤为召集人， 邀请在日本的11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在陈犹龙寓所召开大会。会上着重讨论 了革命中心的转移和革命进行的步骤问题。 宋教仁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总结了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 史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对以后的斗争方略提出了一套较为系 统的建议，即革命三策。他指出，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 省为后援，一举攻占北京，摧毁清廷心脏，然后号令全国，就像已经获得胜 利的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一样，是三策中最好的上策。中策是在长江流域 各省同时大举武装暴动，先建立政府，然后兴兵北伐。下策是在边远的地区 设立革命机关，徐图进取。至于地方，可以挑选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 当时与会者都认为上策运动比较困难，下策则实践已证明为失败，并且可能 导致国家的分裂，不如取中策。鉴于同盟会东京本部已经不能对国内革命发 挥积极的领导作用，会议根据同盟会初成立时关于在国内设立5个支部的决 议，决定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沿江地区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但当时 因为经费缺乏和情况的变化而暂时被搁置起来。 此时旧事重提适是时候，经过几次蹉商，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正 式成立。与会者29人。谭人凤在成立宣言中写道：“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 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 也”。说明了它和同盟会的关系。宋毅仁在章程中说：“本会以推覆清政府， 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揭示了该会宗旨。会议决定设会长一席，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