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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虚席以待，将来由选举产生；全会的事务由总务干事集体议决。总务干事 设5名：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补生、潘祖彝。宋教仁分掌文事部， 负责管理参谋、文案、编辑及其他各事，实际上成为中部同盟会的首要人物。 中部同盟会成立以后，宋教仁精心擘画，以为湖北居中国之中部，影响 四及，地理重要理当在武昌首义。但武昌属四战之地，周围没有屏障，粮饷 也不能接济，所以又计划一等湖北起义，同时即命令湖南、四川同时响应， 以解救上游之困，作湖北起义军的后援。又计划于武昌起义之后，即派兵扼 断京汉铁路，驻守武胜关，使敌人不能够增兵南下，这样使战火不涉及武汉， 避免给帝国主义造成出兵干涉的口实。而山西、陕西后继起义，分散清兵力 量，减轻湖北的压力。长江下游地区，则计划在南京同时起义，封锁住江口、 海口，使敌人舰队孤立，而乘机袭取。与之同时，保证长江航运的通畅，不 影响经济。宋教仁的计划非常周密。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计划，中部同盟会确定了在湖北省城首先发动，四方 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他们在长江沿岸各省进行 了周密的布置，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等人一起组织湖南分会；范鸿仙、郑 赞丞赴安庆，设法筹组安徽分会；谭人凤前往起义的重点区域湖北省，策划 具体的行动；居正到武汉，负责调解武汉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关 系，谋求成立湖北分会。上海总机关统一指挥，运动沿流各新军的活动，也 都按宋教仁的计划行事。他又命令刚从东京回沪的吴玉章、张懋龙回四川后 即刻建立四川分会，与长江中下游各省分会遥相呼应。井勿幕在陕西宣传革 命颇具实效，宋教仁请他与南方各省到时一致行动。此外，江西、南京和长 江口地区，也同样作了适当的安排。这样一来，长江一带革命力量首尾呼应， 起义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宋教仁又致力筹款、购械，力求谋定而动，一举 成功。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六、革命爆发与争取革命领导权 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先是在1911年的5 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首先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 有”，同时又与英、法、德、美4国银团签订借款合同，将这两条干线铁路 的修筑权出卖给4国。湖南绅商学工各界首先起来反对，接着湖北、广东、 四川纷纷响应，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保路运动。6月，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在成 都组织保路同志会，宣布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并联络各省，赴京请愿。各 府州县成立分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8月，成都全城罢市。9月，发展成为 全省范围的拒缴厘金杂税的斗争。9月7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 群众20余人，制造了成都血案，立宪派的 “文明争路”主张也告破产。全川 人民怒不可遏，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等联络会 党组成保路同志军20余万人进围成都。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 天杰等荣县宣布独立，建立全国第一个革命的县政权。清政府急令督办两路 大臣端方自湖北调军入川镇压。清军西调，武昌地区兵力空虚，起义的时机 成熟了。 宋教仁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广泛收集四川的消息，在舆论上给四川 保路运动以有力的声援。9月中旬，他撰写了 《论川人争路事》一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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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民万众一心，坚持不懈，以暴抗暴，把斗争进行到最后取得胜利。此 时，他已预感到革命行将爆发，他对革命的具体步骤，也考虑得一天比一天 具体。9月2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了战略战术主张：一、不作持久的战 争，速战速决。二、策反旧政府武装，使之为革命所用。 保路运动发动以后，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加紧了策动起 义的工作。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演变而来的，1911年成立于武昌，领导人 是同盟会员蒋翊武、刘复基等。共进会是同盟会的一些会员于1907年8月在 日本成立的，领导人是刘公、孙武等。这两个团体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长期 的组织工作，吸收了士兵和下级官佐约五六千人参加，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 1／3。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负责人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议下，举 行联席会议，拟定了起义计划，组成统一的领导机构。蒋翊武任革命军总指 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为未来的军政府总理，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 员，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邀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主持大 局。 居正、杨玉如在9月25日到达上海。当时黄兴远在香港，近日内无法赶 到，谭人凤生病住在虹口筱崎医院，活动也不方便，只有宋教仁一人可以自 由行动。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 形势极为险恶，在近期内不能发难。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和密友，他的信， 使宋教仁对形势的判断发生了疑问，去武汉的决心发生了动摇。正巧于右任 这时离沪未归， 《民立报》无人照管，宋教仁趁势延搁行程，一拖再拖，直 到于右任回来，他却又生了病，无法赴鄂。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 界宝善里的共进会机关赶制炸弹，因失慎爆炸受伤。起义机关暴露，准备起 义时用的旗帜、文告、印信、名册等悉数被闻声赶来的俄国巡警搜去。湖广 总督瑞澂下令闭城搜捕。当晚设在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也遭破坏。蒋翊武机 智脱险，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3人被捕遇害。革命党人从武汉给宋教仁 致电，告知事情败露。宋教仁一直守在 《民立报》社的电台旁，接到这封电 报，如五雷击顶，面色焦黄。谁料第二天晚，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 士兵在失去领导人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发动起义，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第一 枪，起义士兵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标营士兵积极响应，齐集楚望台， 推举日知会会员、新军左队队官 （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经过一夜血 战，占领总督衙门，瑞澂逃跑，武昌首义胜利。当夜一封电报飞到上海。宋 教仁、于右任都在，电文译出，宋教仁高兴得大叫一声，从病榻上翻身而起， 病也竟然痊愈了。 起义的胜利使宋教仁感到非常兴奋。他通过发表文章和拍发私人电报， 积极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大力宣传革命的宗旨，以稳定市场 和广大百姓的情绪，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但是，由于起义 当时黄兴、宋教仁尚未赶到，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又都失去了联络，起 义军骨干当场推新军第21混成协（旅）协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 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民政部长，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旧官僚和旧军阀。 首义地区革命领导权的旁落，又使宋教仁感到悔恨不已。他认为革命的领导 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于是他竭力设法挽救，以为亡羊补牢之计。 10月24日，黄兴接他的电报后从香港回到上海。他从争取革命的领导 权出发，劝黄兴赴南京领导已经布置就绪的第九镇新军起义，攻取南京和东 南各省，形成与武汉并列的局势，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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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兴认为此时以鄂事最为重要，反而拖他一起西上武汉。两人一夜未眠。 第二天，宋教仁与组织南京起义的革命同志匆匆告别，决定到武汉以后见机 行事。 到了武汉，宋教仁联系部分湖北革命党人一起策划，由居正出面提议， 推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以吴兆麟为首的部分参加首 义者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反怪宋教仁多事，坚决反对。这件事没有成功， 黄兴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民军总司令，渡江到前线指挥同清军的作战。宋教 仁则被派去协助军政府外交部长胡瑛办理外交，没有得到任何职位和实权。 宋教仁的努力，没有被大多数人，包括黄兴在内，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但 挫折没有磨损宋教仁的锐气，他仍尽职尽责，积极地从事外交的斗争。11月 10日，袁世凯派蔡廷干和刘承恩来武汉议和，开出4个条件：一、清帝下罪 已诏。二、实行君主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企图蒙骗革 命党人的斗争。宋教仁都一一予以驳斥，当场严辞拒绝。他没有被袁世凯的 阴谋诡计所迷惑，指出袁世凯阳为议和，阴为添兵之计，强调革命党人必须 联兵北伐，彻底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 在办理外交期间，宋教仁还参与地方革命政权的组织和建设工作。他和 孙武、刘公、张知本等一起制订了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在中 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公开宣布 “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选举投票及 被投票选举之权”，可以享受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信教、 居住、迁徙、保有财产以及营业的自由等。对于各种官职的设置与官吏的任 免，他们都根据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为中华民国的地方 政权拟就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组织方案，并为后来的 《临时约法》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蓝本。 宋教仁在鄂期间，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政权已摇摇欲坠。11月3日、 4日两天，上海和浙江也先后独立。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 8日，原驻南京的第九镇革命官兵，进攻南京雨花台，失利后退往镇江。以 沪军都督陈其美为首的中部同盟会在得到第九镇新军进攻雨花台失利的消息 后，认为南京是战场上的要地，势所必争，非攻取南京，不足以完成江苏革 命的任务，便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策动江浙各军编组联军，作为再次 进攻南京的基本武装力量，并且还通电已光复各省，速派援军。与此同时， 筹划成立中央临时政府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革命形势，正如宋教仁的 计划所料。在武汉，宋教仁清醒地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革命 党人全都处在黎元洪的指挥之下。他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感到再在武昌呆 下去已无可作为，不如回上海组织全国临时政府，重新成立一个新的权力中 心。正巧南京的革命党特使倪铁僧此时来找他，请他回去调和各方进攻南京 的武装之间的关系。于是，他留了一封短笺给黄兴，自己和日本友人北一辉 一起乘坐一条小船，冒着两军激烈对射的炮火，穿越大雨中的江面，登上日 轮 “大利丸”号，顺流东下。 此时，建立临时政府的计划，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7日，黎 元洪首先发出通电，向已经起义或独立的各省征询组织中央政府的意见。两 天后，他又致电各省都督府，要求派代表赴鄂开会，筹商成立中央临时政府 问题。但是，因为时局动荡，通讯线路受阻，黎元洪的电报东南各省并没有 收悉。所以从11月11日起，浙江、江苏和上海的3个都督又连续致电各省， 要求派代表赴沪开会议建临时政府。多数省区的代表很快到达上海，并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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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决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认为上海交通方 便，会所设在上海最为适宜。 宋教仁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分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并竭力 宣传自己的思想，推行自己的主张。他明确表示，袁世凯 “本不学无术，其 品更恶劣可鄙”，决不能同袁世凯进行议和，对清朝政权更不可抱有幻想。 他同陈其美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认为只有迅速夺取南京，成立以革命党人 为首的中央临时政府，才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当务之急。 黎元洪想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捞取中央政府 领导大权的得力工具，因而一再坚持要把会所设在武昌，并派居正和陶凤集 到上海，要各省代表刻期赴鄂。经过代表大会讨论议决，各省代表于28日分 批西上，每省只留一个代表在沪，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宋教仁对此大为不满， 所以在汉阳告失以后，他马上以各省留沪代表的名义致电各省谘议局，要求 各省代表立即折回。他认为，汉阳之所以失守，主要是因为事权和军令的不 相统一。同时致电黄兴，希望黄兴坚持留在武昌，不要轻易放弃对湖北军队 的领导权。当他得知黄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已经动身回沪时，他甚觉不安， 一夜没有睡觉。他对北一辉说： “您不下围棋，可知道走错了一子，会使全 局变输。黄兴败走使我陷于绝境。我考虑到天亮，觉得恢复局势的办法，只 有赶快拿下南京。我在武昌担忧的事果然出现了。” 12月2日，江浙联军一举攻克了南京，这不仅稳定了东南各省的局势， 提高了长江下游地区革命党人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汉阳失守以后革命军和清 军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双方重新形成对峙局面。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 口开会一致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都要到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 选举会，只要有10个省以上的代表参加，选举即可进行。宋教仁显得特别兴 奋，在南京宣告光复的当天，他就同黄兴与章太炎联名打电报给江浙联军总 司令徐绍桢和镇军都督林述庆，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高呼 “联军万岁！中 华民国万岁！”第二天晚上，他又和于右任等人一起赶到南京。 为了巩固东南各省的胜利成果，使中央临时政府有个比较安定的环境， 宋教仁十分注意江苏都督的人选，通过对封建官僚程德全的有限妥协，为中 央临时政府设于南京铺平了道路。而如何把中央临时政府的领导大权掌握在 革命党人手中，就成了他下一步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为此，他和陈其美一 道，根据北一辉的建议，于 12月4日，在上海策动各省留沪代表推举黄兴为 大元帅，组织以黄兴为首的中央临时政府，而让黎元洪任副元帅，兼鄂军都 督，继续留在武汉督师。由于袁世凯已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所以 由鄂转宁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决定暂缓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承认上海推举 的大元帅和副元帅为有效，并在各省赴鄂代表讨论通过的 《临时政府组织大 纲》中追加一条： “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大元帅不 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以副元帅代行其职。”黄兴力辞不受，推荐黎元洪 或尚在国外的孙中山担任此职，后经代表们一再恳求，才表示同意暂时勉任。 可是，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却大加反对，来电竟谓： “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 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从日本返回未久的章太炎也发表声明，大发议论， 主张以武昌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推举黎元洪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让宋教仁 担任内阁总理，而黄兴则只能等待立功赎罪的机会。这样一来，不仅使黄兴 的处境十分尴尬，同时也引起人们对宋教仁是否想独揽中央政府领导大权产 生怀疑。但是，宋教仁顾不得考虑这些问题，他仍充满信心地发挥其天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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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才能，动员各省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于武昌，由黄兴担任副元 帅，到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代行大元帅职权。黎元洪对此十分满意，来 电声称“姑顺代表诸公之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即委任副元帅执行大元帅一 切任务”。黄兴虽然又再三推让，但最后也答应了下来。至此，宋教仁终于 把黎元洪的革命领导权悄悄地夺到了革命党手中。 但是，大元帅和副元帅的推定，并没有满足宋教仁的心愿。他很快就发 现，大元帅和副元帅只能作为军事上的最高统帅，而不能被人们看成是中央 临时政府的首脑，要组织中央临时政府，就必须推举临时大总统。而这时候， 袁世凯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同革命军方面进行交涉，企图捞取中国第一任临时 大总统的宝座；同时他还秘密派人到南京，多方活动，怂恿人们推举袁世凯 为临时大总统，致使一些本来就立场不坚定的人更加动摇。尤其是江苏都督 府外交司长马相伯，感到革命军方面没有斗志，推举袁世凯是不可避免的事， 于是利用自己是江苏都督府代表的身分，游说程德全，汤寿潜和陈其美。宋 教仁知道以后大为愤慨，他亲自跑到各省都督府代表住处，对那些不坚定分 子做说服工作。他认为，在党内深孚众望的只有黄兴，所以他急召黄兴赴南 京，打算等黄兴一到，就马上选举黄兴为临时大总统，让黎元洪专管军事， 隶属于临时大总统。 七、为革命忍辱负重 正当宋教仁为挫败袁世凯的阴谋而努力的时候，孙中山回国了。他的到 来使革命党人等来了自己当然的领袖，使袁世凯的阴谋活动归于东流。 黄兴本来也想早日赴南京就职，他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 30万元，作为到南京的军政开支。但是12月23日，他接到孙中山的一封电 报，知道孙中山正在归国途中，不日即可到达上海。他考虑到，若不等待孙 中山，抢先一步到南京赴任，不仅会使孙中山感到不快，而且还会使党内同 志产生怀疑，影响内部团结，对革命不利。因此，他毅然决定暂不启程，等 孙中山来到以后再作打算。 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回到上海。在回答中外记者所提出的各种各样 的问题时，他公开宣布： “我不名一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革命 的目的不达到，没有和议可谈的。”并且指出： “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 然而来日困难尤胜于昔。今日我同志不是用一种真精神、真力量与这困难交 战，则过去的辛劳将归于无效。”这铿锵有力的语言，既表明了他自己的革 命决心，对广大革命党人也是极大鼓舞。 但是，对于孙中山的到来，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当北一辉于当天晚上 从上海赶到南京去劝说他拥护孙中山时，他气得满脸通红。他对北一辉说： “老兄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 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无 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这时张继也特地赶来 对他进行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于第二天赶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借哈同花 园举行的欢迎孙中山的宴会。 这天晚上，同盟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孙中山的寓邸举行会议，商讨组织 中央临时政府问题。面对时局，宋教仁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 政权组织的具体形式上，与孙中山有分歧，与会者多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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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他却坚持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于是议定以孙中山为大总统，以黄兴为 内阁总理，而以宋教仁为内务总长。体制确定以后，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回到住所，他把北一辉从梦中叫醒，坐在北一辉的床边，不无歉意地说道： “今天早晨在南京对您发脾气，非常失礼。孙先生实际是个好人，我过去在 东京那样攻击他，现在很后悔。黄君有很多人反对，不如由声望较高的孙先 生出来更能纠合人心，对革命更有利。孙先生担任大总统后成为革命的中心 人物，黎、黄二人分别在武昌、南京负责军事，我担任内务总长即国务卿掌 握政治实权，集中力量促进全国统一。这样大家都能各得其所。这是我和孙 先生今晚商量好的。” 12月27日，宋教仁和黄兴同赴南京，将中央临时政府组织方案提交各 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讨论议决。由于代表们都不知道同盟会在上海作出的决 定，结果宋教仁的内阁制又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以大局为重，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 为，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增设临时副总统，规 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12月 28 日，他在南京宴请各省都督府代表，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阐发他修改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主导思想。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附和他的 意见的人甚为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也同样感到这 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宋教仁的修正案才获得通过。但仅仅过了3天，又 被推翻了。 1912年 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乘专车赴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着手组织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宋教仁提出初建政府，须全用革命党的 意见。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则考虑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如吸收一些有影响的旧 官僚，而采取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为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经过反 复协商，孙中山初步拟定了9个部的总长名单，其中由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 1月3日，当孙中山亲临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宣布国 务员名单，征询代表们意见的时候，王宠惠等8个总长均为大多数代表所通 过，唯独宣布宋教仁的名字时，会场上突然引起骚乱。有人跳到桌子上叫喊， 有人举起手枪示威，有人怒骂宋教仁是 “专制家”，还说曾经看见前清官吏 在他家里住过，证明他已经 “背叛”了共和制。还有人大声指责说，宋教仁 家居住的房子就是满族人的，所以他一定是反满革命的 “叛徒”。这些代表 居然捕风捉影，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宋教仁的头上，其声势之大，来势 之猛，连孙中山和黄兴都抵挡不住，最后只好取消对宋教仁的提名，而由程 德全担任内务总长。 宋教仁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固然有旧官僚、旧军阀争权夺利的因素在 内，而一些革命党人，也对他有很大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起因于 《民立 报》发表了要修改约法的意见。在宋教仁离开湖北回到上海 《民立报》社后， “临时约法”的稿本也通过邮局寄到了报社。《民立报》在刊登约法的内容 之前，于右任先看了一遍，认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政府出现在世界上，必须 力求完备，但这次湖北方面讨论决定的约法，有颇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于是 在发表前，于右任商请宋教仁加了一段按语，说明这是草案，以后还会按公 意修改。这则按语一经同时刊登，反对宋教仁的意见大起。章太炎又正好在 《神州报》上宣称“钝初有总理之才”，反对者越加认为宋教仁想为自己谋 权，其实都误会了宋教仁，错看了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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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可说是出力最多，最为忙碌的人。 为了使革命大权不致旁落，以便把革命继续深入下去，他东奔西走，费尽心 机。然而，出力者反得其咎，他的良好愿望和辛勤劳作，不但没有得到各省 多数代表的体谅与慰藉，反而给自己招来了嫉妒和诽谤，到头来竟莫名其妙 地被逐出临时政府的大门之外。直到1月15日，他才被孙中山任命为低一档 的负责官长：总统府内的法制院总裁。于右任不无内疚地叹息道： “先生当 此时代，虽有精锐的眼光，而不能运其敏活的手段，尽因为此也。”但宋教 仁笑着接受了孙中山的任命，发愤致力于法制建设，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于 右任说他是 “劳苦万状”，每天起早贪黑，连饭都顾不得吃。在很短的时间 里，宋教仁拟订出 《法制院官职令草案》、《中华民国内务官职令》和《中 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等有关政府官职的法令草案，使政府的一些部门分 职设官有章可循，为实行民主与法制作出了贡献。正如蔡元培所说： “民国 官制，先生所定也。”但当时还是有谣言，盛传他享乐女色，将纳名妓苏映 雪，使宋教仁身边的人哭笑不得。 2月，孙中山决定重新制订约法，宋教仁作为法制院总裁，有起草的权 力和责任，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他坚请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于1月 28日组成的临时参议院自行组织起草委员会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样，一些还 在嫉恨他的权位的人就失去了造谣中伤的借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 重大问题上，宋教仁和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确实有相当大的分歧。他想 在桌面上与之讨论，以示无私。在孙中山召集参议院的同盟会议员对约法进 行讨论的时候，他与胡汉民在中央和地方的建制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他坚决主张中央集权，而胡汉民则主张地方分权。他说： “起义以来，各省 纷纷独立，而中央等于虚置，不力矫其弊，将成分裂。而且必中央有大权， 而国力才可以复振。日本倒幕，是我前师。”胡汉民则说： “中国地大，而 交通不便，致有中央有权无责，地方有责无权之讥。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 不能以日本为比。美国以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即无反复；法国集权，而 黠者把持，再三篡夺。我宜何去何从？况中国革命不及于首都，当权者脑中 惟有千百年专制经验，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被推翻，何望富强？”宋 教仁又说： “君不过怀疑袁氏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权力极小，虽 有野心，亦不得不就范。”胡汉民再次辩驳道： “内阁制仅依靠国会，中国 国会本身基础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反抗，后将无极。”然而，宋教仁 并没有被说服。在建都的地点问题上，宋教仁也与孙中山、黄兴的意见不一 致。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 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了。清室在 1912年 2 月12日宣布退位，孙中山在第二天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 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但却提出了三个条件：即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 及遵守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想以此来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2月18日， 孙中山特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 南下。 狡猾的袁世凯为蔡元培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且给予热情招 待，一本正经地表示极愿南行， “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暗中却 密令手下制造假兵变，扰乱市场，在北京东城及前门一带肆行焚掠，并冲入 迎袁专使的住处，将行李和文件等物洗劫一空。京、津、保三地的商务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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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情形，齐声叫苦，要求袁世凯留京以维持安定。袁又指使北洋将领联名 通电，制造临时政府定都北京的假民意。各国驻华公使则以保护使馆安全为 由，先后从各地调集军队。一时北京地区形势搞得十分紧张。北京百姓一日 数惊，人心惶惶。袁世凯即以此为借口留京不走，说 “南下就职暂难办到。” 蔡元培没有识破袁的诡计，便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 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一切。 宋教仁对袁世凯没有任何好感。混乱发生时，他从迎袁专使住处的后院 逃出，路遇一个日本人，以为宋也是日本人，听说他要避难，就请他到自己 的住处过了一宿。吃饭时，日本人还一个劲问他怎么和宋教仁那么像。宋教 仁只好支吾其词，第二天迁往六国饭店，同蔡元培等人碰头。他当时还不知 道这次兵变的内幕，但已猜测出其中的隐情一定是个阴谋。然而，也许是因 为他主张把首都立于北京的缘故，当他在3月9日接待《民立报》记者采访 时，并没有提到他的这种猜测。由于他在北京时交际很广，与袁世凯等各派 势力都有密切的接触，马君武对他有很多诋毁，说他卖党与袁世凯。他回到 南京听说后，怒不可遏，在总统府抓住马君武质问，气急地打了马君武一记 耳光。马君武当即还击，打伤了素来体弱的宋教仁的眼睛。黄兴急忙赶来劝 开，把宋教仁送入医院。过了十几天，他才痊愈出院。事后了解情况的人都 责怪马君武卤莽。马君武这才感到非常惭愧，对别人说： “因不识钝初的政 治手腕，才这么说的。只要钝初真心为党，我可以当面向他道歉。”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孙中山提出的 三个条件已经有两条失效，但他仍对第三条抱有希望。在孙中山的亲自主持 下，南京临时参议院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制订了1部包含7章56条的《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正式公布。这部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 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 权。内阁向国会负责，全体国务员与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构，行使行政职 权。因为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实际作用，早已被否决的宋教仁的意见，在这 部约法里重新得到肯定，政权的组织形式由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八、组织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的胜利 袁世凯篡夺大总统权位以后，迫于革命力量的压力，违心地按照约法的 规定任命了首届责任内阁。在南北和谈中对和平有贡献的北方代表唐绍仪被 任命为内阁总理，负责在北京组阁。宋教仁被任命为没有实权的农林总长， 与被任命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一同加入第一届责任内阁。宋教仁一向致力于 研究政法组织，已经享有盛名，袁世凯却委任他管理农林，不过是搪塞同盟 会分享胜利成果的要求而已。袁世凯的诡计，宋教仁是知道的，但他认为， 成为阁员以后，不管怎么说总是制订大方针政策的人中的一员，对实施自己 的政见有便利的地方，于是姑且受职。4月20日，他和蔡元培一起连袂北上 赴任。 在农林总长任上，宋教仁保持了他一贯的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制定了 大量的积极政策。他打算设立有关学校和教育机关，建立实验场，对农民进 行知识教育。他深深感到，中国的财政力量薄弱，农民缺乏生产资金，所以 他又想建立拓殖金融机关和劝农金融机关，以便给农民发放贷款。同时他也 主张酌量输入外资，作为对农业生产资金的补充。除此之外，他还拟订了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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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开垦、移民与植林等法律草案，计划在东北等地设置垦殖机关，对于当时 的其他内政与外交，他同样提出过积极的意见。唐绍仪十分欣赏宋教仁的才 识，有事总喜欢同他商量。很快地，宋教仁就以自己出色的才能改变了自己 的处境，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林总长的范围，人们都称这届内阁为 “唐宋 内阁”。 6月，袁世凯自感位置已经坐稳，即无理地剥夺责任内阁的权力。唐绍 仪无法忍受袁世凯的逼迫和打击，于6月17日留下一道辞呈，愤然离京赴津。 为了表示对唐的支持，宋教仁也拒绝了袁世凯的一再挽留，于7月8日提出 辞呈。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实际上已经充分说明，无论是临时约法，还是责任内 阁，都不能对袁世凯起到任何限制作用。要对付袁世凯，只有依靠强大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首先在战场上打败袁世凯。但是唐内阁的垮台，没有 影响宋教仁对责任内阁制的信心。他认为唐内阁的垮台原因是因为意见不能 一致，不能显示责任内阁的巨大威力，于是他谋求建立由一个政党组成的纯 粹政党内阁。宋教仁以西方英、美两国的议会政治为蓝本，认为要组成纯粹 的政党责任内阁，就一定要有一个能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强大政党才能 成功。特别是黄兴被迫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务，遣散军队和唐绍仪内阁垮台 以后，同盟会由于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连续受挫，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席 位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这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在将 来的正式国会里造成强大声势，是革命党人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一大关 键。 这时候，章士钊在上海 《民立报》发表文章，宣扬“毁党造党”之说， 主张将所有政党尽行毁弃，然后经过研究，求出一个大同大异之点来，组成 相互对立的两大政党，作为实现纯粹政党内阁的良好基础。这一主张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完全符合宋教仁的政治理想，于是他便施展自己丰富 的政治学识和机敏的外交技巧，在政党林立的情况下，开始组党建党工作。 正当宋教仁为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而努力奔波的时候，北京的政局发生 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不顾临时参议院的多次反对， 硬要碌碌无能的原外交总长陆征祥继唐绍仪之后出任内阁总理，并依据自己 的意愿组织内阁，损害了不少党派的利益。本来不同意同盟会意见，想参加 陆征祥内阁的统一共和党，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想方设法把陆征祥推翻， 结果不仅不能如愿，而且还遭到共和党和军警界的嘲弄和诽谤。统一共和党 的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与同盟会携手，共同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 8月5日，双方代表就新党的名称、纲领以及组织等问题开始在北京谈 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一同合并， 先后派代表前来参加，使合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5个政党的代表经过反复 讨论，决定以 “国民党”作为新党的名称，并且拟订了保持政治统一等5条 纲领。8月10日，同盟会本部召开职员会议，宋教仁汇报了5方谈判的基本 情况，在到会的70多个同盟会领导中，只有5人表示反对，其他全部投票予 以通过。其他4党的代表也都回去报告本党，都得到了各自政党的同意。 8月25日，国民党借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并发表了 关于民生主义的长篇演说。会上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 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蒋翊武等29人为参议，另外还有7名名誉理事和 300多名各部的干事。随后，黄兴和宋教仁等7名理事又共推孙中山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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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旋因孙中山忙于他事，党务无暇顾及，便委托宋教仁代理。 国民党的建成，使宋教仁感到十分得意。他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写信给 海外的同盟会员说： “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 与我争乎！”然后，随着正式国会竞选的开始，他又积极地投入竞选斗争中。 从1913年1月开始，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 他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宋 教仁已经不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而满足了。因为他很清楚地了解 到，要使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担任一个并没有什么实权的总统是根 本不可能的，只有选举 “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充分发挥责 任内阁的应有作用。因此，当他在武昌访问黎元洪的时候，就对黎元洪十分 明白地说道： “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的党员选你当 总统”。他想通过这条途径，把袁世凯踢出中央政府的大门以外。这个消息 很快透露了出去，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2月18日，北京《亚细亚日报》 对此作了公开的报道。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若是实现，对袁世凯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况且国会选 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当中， 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45％，而共和、民进、统一三党所得议席 总和只有223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宋教仁 的这个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袁世凯下决心杀害宋教仁了。 九、为革命理想而牺牲 袁世凯早在 “间岛事件”时已经听说了宋教仁的才华，也亲眼见识了他 的文章，送过他1000元钱，自以为是慧眼的伯乐，宋教仁理应感激他。在北 京期间，他再一次看出宋教仁的雄才和魄力，几次想收买他，并亲自约见， 送他价值3000元的全套西装，连尺寸都是事先调查好了的，刚好合身。听说 他将南下，又赠支票一张，计洋50万元。宋教仁不动声色，直到第二天，写 了一封信，派一个可靠的人送呈袁世凯。信里说：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 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50万元，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 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还，伏祈鉴原。”袁世凯接信后说： “他藐视我了。 他显然在表示要和我做对头。”国民党竞选的胜利，宋教仁谋选黎元洪为总 统的消息，使袁世凯非常惊慌，他阴谋杀害宋教仁的罪恶计划要付诸实施了。 袁世凯的喽啰们一直追踪着宋教仁的行程，宋教仁的一举一动，都逃不 过袁世凯的眼睛。所以当宋教仁在上海兴致勃勃，信心十足，为其即将在政 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而作全面准备的时候，袁世凯则在北京为暗杀他而进行精 心布置。3月19日，袁世凯向上海负责暗杀的凶手下达了“事速进行”的命 令。于此同时，袁又公开致电宋教仁，要他迅速赴京，商讨国事。 宋教仁不知道其中的杀机，便于3月20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 员一起北上。这天晚上，他来到 《民立报》社，向他的朋友们辞行话别。他 的好友徐血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先生此行，责任甚重，恐前途有不测之 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却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回答： “无妨。我此行统 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险，仍当全力 以赴。” 10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走出上海火车站议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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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室，准备上车。他们刚刚走到检票口，只听得一声低沉的枪响，随后又是 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跌倒在铁栅栏上，低声说： “我中枪 矣。”脸色异常地痛苦。 宋教仁被送进附近的铁路医院，因伤势很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生还的 希望，便把老友于右任的头抚在自己胸上，以三事相嘱：一、将书籍赠南京 图书馆；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图 事，复兴民族。22日凌晨，这个有抱负的堂堂正正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年 仅31岁。虽然国民党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发动了“二次革命”，兴兵讨伐袁 世凯，但是不久也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近代史上，宋教仁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向西方寻找真 理的先进人物。他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武器库中寻找思想 武器，希望使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繁荣昌盛。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性，他无法懂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已经过时，整个时代已 经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宋教仁用他 的鲜血和生命向中国人民证明：资产阶级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要 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探求新的途径，即必须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以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