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传在人物的专史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历史所以演成，有二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人物由环境产生，一种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环境。前人总是说历史是伟大人物造成，近人总是说伟大人物是环境的胎儿。两说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成因。我们主张折衷两说：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倘使换了一个环境，成就自然不同。无论何时何国的历史，倘使抽出最主要的人物，不知做成一个甚么样子。所以我们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轻。
中国人的中国史由那些人物造成?因为抽出他来，中国史立刻变换面目的人，约莫有多少?倘使我们做《中国通史》而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配做一传的人是那一百个?一一我们如要答复这些问题，不能不有详细的讨论：
南宋郑樵似乎曾有伟大计画，以《通志》代替十七史，但是没有成功，除了二十略以外，看的人便很少了。他为什么失败?只因他太不注意纪传了。我们翻《通志》的纪传看看，和十七史的有何分别，那里有点别识心裁?读者怎么不会“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其实我们要做那种事业，并非不可能。只要用新体裁做传，传不必多而必须可以代表一部分文化，再做些图表来辅助，新史一定有很大的价值。
我常常发一种稀奇的思想，主张先把中国全部文化约莫分为三部：
(一)思想及其他学说
(二)政治及其他事业
(三)文学及其他艺术
以这三部包括全部文化，每部找几十个代表人，每人给他做一篇传。这些代表须有永久的价值，最少可代表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三部虽分，精神仍要互相照顾。各传虽分，同类的仍要自成系统。这样，完全以人物做中心，若做的好，可以包括中国全部文化在一百篇传内。
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恐怕有时找不出代表来：第一，上古的文化几乎没有人可以做代表的，因为都是许多人慢慢的开发出来。虽然古史留下不少的神话人物如黄帝、尧、舜、大禹、伊尹等，但都是口说中堆垛出来的，实在并不能代表一部分文化。所以我们要想在上古找几个人代表某种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中古以后，常有种种文化是多数人的共业，多数人中没有一个领袖。譬如《诗经》是周朝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在文化史上极有价值，但我们找不出一个可以做代表的人来。若因孔子曾删《诗》就举他做代表，未免太卤莽。又如《淮南子》是道家思想的结晶，在秦汉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也找不出一个人做代表。若说是刘安编辑的书就举他做代表，也未免不明事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许多人的共业真是不易叙述。
上段讲的缺点，第一种竟不能用人物传，只好参用文物的专史，做一篇《上古的文化》，叙述各种文化的最初状况。第二种却可用纪传史中《儒林传》、《文苑传》、《党锢传》的体裁，把许多人平等的叙述在一篇合传。如《诗经》不知作者姓名，则可分成若干类，即叫他“某类的作者”，合起多类便可成一传，便可包括此种文化。
我很希望做中国史的人有这种工作一一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专传体改造《通志》。试试看，一定有很大的趣味，而且给读者以最清楚的知识。这种做法并也没有多大奥妙，只把各部文化都分别归到百人身上，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时同类的事情和前后有关的事情都摆在一传内，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我们即使不去改造《通志》，单做一部《百杰传》，也未尝不可。
说起这种体裁的好处，最少也有二种：第一，譬如哲学书或哲学史，不是专家看来，必难发生趣味。假使不做哲学史而做哲学家传，把深奧的道理杂在平常的事实中，读者一定不觉困难而且发生趣味。因为可以同时知道那时的许多事情和这种哲学怎样的来历，发生怎样的结果，自然能够感觉哲学和人事的关系，增加不少的常识。哲学如此，旁的方面无不如此。专门人物普通化，专门知识普通化，可以唤起多数读者研究学问的精神，注重历史的观念。
第二，事业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事体，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质支配，都有讲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条综贯串很散漫的事迹，读者一定容易理会。譬如鲜卑到中原的种种事实，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不能使我们明了，《纪事本末》把整个的事团分成数部，也很难提挈鲜卑人全部的趋势。假使我们拿鲜卑人到中原以后发达到最高时的人物做代表一一如魏孝文帝一一替他做一篇传；凡是鲜卑民族最初的状况，侵入中国的经过，渐渐同化的趋势，孝文帝同化政策的厉行以及最后的结果，都一齐收罗在内，就叫做《魏孝文帝传》，那么，读者若还不能得极明了的观念，我便不相信了。
我相信，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做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现在姑且把值得我们替他做传的人开个目录出来，依文化的性质分为三部。但凭一时思想所及，自然不免有遗漏或不妥的地方，待将来修补罢!
(一)思想家及其他学术家
(1)先秦时代：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苟子，韩非子。
为什么没有老子呢?因为老子带神话性太浓，司马迁已经没有法子<同>[给]他做详确的传，我们还能够么!《老子》这部书在思想史上固然有相当位置，但不知是谁做的，我们只好摆在《庄子传》里附讲，因为他的思想和庄子相近。这种确是一个方法：书虽重要而未知作者，只好把他的思想归纳到同派之人身上，才不会遗漏。
(2)汉代：董仲舒，司马迁，王充。
西汉的《淮南子》虽是道家最重要的书，但非一人的作品，不能做专传，或者可以另做《道家合传》，或者可以附这种思想在《庄子传》后。
(3)三国、两晋、南北朝、隋。
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伟大的中国思想家。魏王弼的思想似乎有点价值，但他的事迹很少，不够做传。隋代的《中说》倘使真是王通做的，在周、隋那种变乱时代有那种思想总算难能可贵。但其中大半是叙王通和隋唐阔人来往的事，阔人都是王通的门生，俨然孔门气象，其实都不可靠。假使这种话是王通说的，王通是个卑鄙荒谬的人。假使这种话是王通门人说谎，这部《中说》便根本没有价值。所以《中说》虽和思想界有点关系，而王通还不值得做传。
(4)北宋：张载，程颢、程颐合。
专传也并不是很呆板的拿一人作主，也可平叙二人，参用合传的体裁。程颢、程颐是兄弟，有分不开的关系，又不能偏重一人，所以只好平叙。为什么北宋又没有周敦颐呢?周敦颐虽宋儒最推重的人，但他的《太极图说》是真是伪，在宋代已成问题，除了《太极图说》又没有旁的可讲，怎么能代表一种学派呢?
(5)南宋：朱熹，陆九渊，吕祖谦。
(6)明代：王守仁。
元代只衍宋儒的学说，没有特出的人才。明代的思想家委实不少，但因为王守仁太伟大了，前人的思想似乎替他打先锋，后人的思想都不能出他的范围，所以明代有他一个人的传便尽够包括全部思想界。
(7)清代：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颜元，戴震，章学诚。
顾、黄是清代两种学风的开山祖师，或分做二传，或合为一传，都可以。朱之瑜的影响虽然不在中国，但以中国人而传播中国思想到日本，开发日本三百年来的文化，是很值得做专传的。
一一以上列的思想家都是中国土产，若能够好好的替他们做传，很可以代表中国土产的思想。虽然各时代的人数有多有少，却并不是说人多的便是文化程度高，人少的便是文化程度低。一来呢，略古详今是历史上的原则；二来呢，有的时代，思想的派别太复杂了，不是人多不能代表。所以宋、清两代的人数比较的多，是无法可想的。明代虽只王守仁一人，却已尽够代表一代，并不是明代的文化比宋、清两代低。
骤然看来，似乎中间有几个时代，中国没有一个思想家，其实不然。上面的目录不过为叙述的方便起见，先开出土产的思想家来。其实还有重要的部分摆在后面，便是从印度来的佛家思想。当土产思想衰歇的时代，正是佛家思想昌盛的时代，如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都是。现在可以把那些时代的思想家列在下面：
(1)南北朝：鸠摩罗什，道安、慧远合。
鸠摩罗什是最初有系统的输入佛家思想的第一人。从前虽有些人翻译些佛经，但很杂乱零碎。到了他才能举严格的选择，完整的介绍。他的门弟子很多，都继续他的翻译事业。从此以后，中国人对于佛家思想才能够有真实的认识和研究。到了道安、慧远便能自己拿出心得来，一个在北朝，一个在南朝，又有师生的关系，所以非合传不可。我们拿鸠摩罗什代表翻译者，拿道安、慧远代表创造者，有这二传可以包括南北朝的佛家思想界。
(2)隋、唐：智顗，玄奘，慧能，澄观，善道。
这五人中，玄奘完成输入印度佛家思想的伟业，余人创造中国的佛家思想。智顗是天台宗的始祖，慧能是禅宗的始祖，澄观是华严宗的始祖，善道是净土宗的始祖。同样，玄奘也是法相宗的始祖，不过后来不久就衰歇了。这几派的思想内容和后来状况都可在各始祖传内叙述。
一一佛家思想有这八人做代表足以包括全部。在印度时的渊源如何，初入中国时的状况如何，中国人如何承受，如何消化，如何创造新的，如何分裂为几派，一直到现在怎么样，都分别归纳在这八人身上，谅必没有什么遗憾了。
正式的思想家有上面所列的数十人似已够了。此外还有许多学术也可依性质分别，拿些人做代表，合做几篇传；不过比较的难一些。
(1)经学：郑玄、许慎合。
(2)史学：刘知幾、郑樵合。
为甚么章学诚不摆在史学家而在思想家呢?因为他的思想确乎可以自成一派，比史学的建树还更大，并不是单纯的史学家。刘知幾、郑樵却不然，除了史学，别无可讲；史学界又没有比得上他俩的人，所以拿他们做史学家的代表。
(3)科学：秦九韶、李冶合，沈括、郭守敬合，梅文鼎、王锡阐合。
(4)考证学：钱大昕、王念孙合。
为甚么戴震不在考证学之列呢?因为他的思想很重要，和章学诚相同。
一一正式的思想界较易举出代表，各种学术可不容易，尤其是自然科学。这里所举的未必都对，将来可以换改。
(二)政治家及其他事业家
(1)皇帝：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魏武帝(曹操)、宋武帝合，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闵]帝附，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附。清圣祖，清世宗、高宗附。
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不统属于一尊，颇难以一传包括，纵使能够，也不是君主所能代表，况且当时没有皇帝!汉高祖虽然创立数百年基础，而政治上的规模完全还是秦始皇这一套，没有专做一传的价值。汉武帝却不同，确是另一个新时代。秦始皇是混一中国旧有民族的人，他是合并域外民族、开拓荒远土地的人。到了他那时代，中华民族涨到空前的最高潮，实在值得做一篇传。东汉光武帝在皇帝中最稀奇，简直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魏武帝、宋武帝是混争时代的略有建树者，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闵]帝是五胡同化于中国的促成者，唐太宗是扩张中华民族威力的努力者。惟独宋代没有特色的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只有庸德，无甚光彩。元太祖是蒙古民族的怪杰，他伸巨掌横亘欧、亚二洲，开世界空前绝后的局面。明太祖恢复中国，清圣祖等开拓蒙、回、藏：这些皇帝都可以代表一个时代。
(2)实际的政治家：周公，子产，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司马光合，张居正，曾国藩、胡林翼合，李鸿章，孙文，蔡锷。
周公虽有许多事迹，却不全真，有待考证。但割弃疑伪部分，专取真实部分也可以够做一篇传。《尚书》里有《大诰》、《洛诰》、《多士》、《多方》，是周公的遗政，《诗经》也有些。《仪礼》、《周礼》向来认做周公制定的，其实不然。周代开国的规模还可以从《左传》、《国语》得著些。近来王国维著《殷周制度论》，从甲骨文和东周制度推定某种制度是周公制定的，也可供我们取裁。所以周公的传还可以做，凡殷周以前政治上的设施都可归并成一篇。
春秋时代很难找个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而《管子》这书所载的政治有许多和《左传》不同。但那种贵族政治又不能不有专篇叙述，我说与其找管仲做代表，不如找子产更好。因为子产本身的事迹，《左传》叙的很明白详细；他虽然是小国的政治领袖，而和各大小国都有很深的关系，又是当时国际间的外交中心人物，所以我们很可以借他的传来叙述春秋时代的贵族政治。
从贵族政治到君主专制的政治是中国的一大改变。最初打破贵族政治，创造君主专制的是商鞅，所以商鞅很值得做传。本来，要说君主专制政治的成功，还属李斯，似乎应该替李斯做传。但李斯的政策是跟商鞅走的，时代又和秦始皇相同，所以可把他的事业分给那二篇传。
汉朝真寒俭，没有一个政治家。宰相以下不曾见一个有政治思想或政治事业的人，萧何、曹参都只配做李斯的长班。好在有二个伟大的皇帝，尤其是光武帝的稳健政治，简直没有别的皇帝可以比配得上。
两晋、南北朝、隋、唐也没有政治家。王猛可以算一个，而他的政治生命太短，又不能做当时政治的中心。
大概有伟大的皇帝就没有出色的臣下。譬如房玄龄、杜如晦总算有点设施，却被唐太宗的光芒盖住，不能做时代的中心。唐朝一代的政治本来很糟，姚崇、宋璟、裴度、李德裕都算不了什么。宋朝却刚好相反，皇帝不行，臣下却有很鲜明的两个政党，两党的领袖就是王安石、司马光，所以我们替王安石、司马光做合传，足以包括宋朝的政治。
明代有种特点，思想家只一王守仁，事业家只有一明太祖，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清代前半，有皇帝，无名臣，道光以后，有大臣，无英主。曾国藩打平内乱，李鸿章迭主外交，都可以代表一部分政治。
民国的酝酿、成立、纷乱，没有几次和孙文无关系。现在孙文虽死，而他所组织的国民党仍旧是政治的中心，所以近代政治可以归纳在《孙文传》内。中间有一部分和他无关，可以做《蔡锷传》来包括。但蔡锷做时代中心的时期太短，不十分够。
一一上面讲的都是关系全局的政治或事业家。此外有些虽不是拿全局活动而后来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的，如：
郑成功，张煌言。
二人支持晚明残局，抵抗外来民族，和后来的辛亥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替他们做合传，包括明清之间的民族竞争。
(3)群众政治运动的领袖：陈东、张溥合。
东汉党锢是群众政治运动的嚆矢，但很难举出代表来，可以放在《陈东张溥合传》前头。陈东代表宋朝，张溥代表明朝，足以表现数千年群众的政治运动。
(4)民族向外发展的领袖：张骞、班超合，王玄策、郑和合。
张、班、王都是通西域的，郑和是下<南>[西]洋的，关系民族发展甚大。后来无数华侨繁殖国外，东西文化交换无阻，西北拓地数十万方里，都是受他们的赐。此外，如卫青、霍去病、史万岁、李靖的战功本来也值得做传，不过卫、霍可入《汉武帝传》，史、李可入《唐太宗传》，无须另做。
(三)文学家及其他艺术家
最古的文学家应推《诗》三百篇的作者，但我们竟不能找出一个作者的姓名来。战国作《离骚》等篇的屈原，确乎是有名的第一个文学家，但他的事迹不多，真实的尤少。我们为方便起见，不能不勉强的做篇《屈原传》以归纳上古文学。所以
(1)文学
战国：屈原。
汉赋：司马相如。
三国五言诗：曹植，建安余六子附。
六朝五言诗：陶潜，谢灵运附。
六朝骈文律诗：庾信，徐陵附。
唐诗：李白，杜甫，高适，王维附。
唐诗文：韩愈、柳宗元合。
唐新体诗：白居易。
晚唐近体诗：李商隐，温庭筠。
五代词：南唐后主。
北宋诗、文、词：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附。
北宋词：柳永，秦观，周邦彦。
北宋女文学家：李清照。
南宋词：辛弃疾、姜夔合。
元明曲：王实甫、高则诚、汤显祖合。
元明清小说：施耐庵，曹雪芹。
这不过把某种文学到了最高潮的那个人列出表来。做传的时候能不能代表那种文学的全部，尚不可知。临时或增或改，不必一定遵守这个目录。
(2)艺术家
艺术家很重要，但很难做传。因为文学家遗留了著作或文集可以供给我们的资料，艺术家的作品常常散亡，不能供给我们以资料。这是一层。某种艺术的最高潮固然容易找出，但最高潮的那个人未必就能代表那种艺术。这是二层。艺术的派别最繁杂，非对于各种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便不能分析得清楚。这是三层。因此，有许多艺术家几乎不能做传，能够做传的也不能独占一专传以代表一种艺术。到了这里，普通的史家差不多不敢动手。一人的专传差不多不合体裁，大约要对于艺术很擅长的人，把各个艺术家的作品、事迹，研究得很清楚，以科学的史家的眼光，文学家的手腕，挑剔几十个出色的艺术家，依其类别，做两篇合传，才可以把艺术界的历史描写明白。这样，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但作者非内行不可。
上面讲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三大类都是挑剔几十个第一流人物来做传。此外还有许多第二流的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医学家、绘画家、雕刻家和工艺的创作者，因其不十分伟大的缘故，不能专占一传；因其派别不统属于任何人的缘故，不能附入某传。专传之技术，至此几穷。但我们不妨采用纪传史的《儒林传》、《文苑传》、《方技传》的体裁，搜罗同类的人合成一传，以补专传的缺憾。
像这样，以几十篇专传做主，辅以几十篇合传，去改造郑樵的《通志》，或做成《中国百杰传》，可以比别的体裁都较好。但做得不精严时，也许比《通志》还糟。这个全看作者的天才和努力。
接著，本来想把专传的做法拈出几个原则来讲，却很不容易。现在倒回来，先讲我多年想做的几篇传如何做法，然后也许可以抽出原则来。那几篇传的目录如左：
(一)《孔子传》。
(二)《玄奘传》。
(三)《王安石传》，司马光附。(以下四传略而未讲)
(四)《苏轼传》。
(五)《王守仁传》。
(六)《清圣祖传》。
这几篇的做法各有特点，讲出来很可给大家以一个榜样。现在依照次序，先讲《孔子专传》的做法。
甲 《孔子传》的做法
孔于是中国文化唯一的代表，应有极详极真的传，这是不用说的。但我们要做《孔子专传》，比做甚么都难。欧洲方面，有法人Renan做了一本《耶稣基督传》，竟使欧洲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而纠正了许多谬误的思想。中国现在极需要这样一篇《孔子传》，也可以发生同样效果。
许多人的传，很难于找资料，孔子传却嫌资料太多，那方面都有。古代人物稍出色点，便有许多神话附在他身上。中国人物没有再比孔子大的，所以孔子的神话也特别的多。
做《孔子传》的头一步是别择资料。资料可分二部：一部分是孔子一身行事，平常每日的生活，属于行的方面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学说，属于言的方面的。二部都要很严格的别择；因为都有神话，都有伪迹。
孔子一身所经的历史，最可信的似乎是《史记?孔子世家》，不过细细看来，到底有十分之一可信否，尚是疑问。另外，《孔子家语》全记孔子，但是魏晋间伪书。其中采取汉以前的书不少，似乎虽是伪书，不无可取。不过孔子死后不数年便已有种种神话，所以汉以前的书已采神话当实事。若认真替孔子做传，可以做底本的《孔子世家》、《孔子家语》都不可靠，所以关于孔子行的方面的资料的别择很难。
采取资料的原则，与其贪多而失真，不如极谨严，真可信才信，无处不用怀疑的态度。清崔述著《洙泗考信录》，把关于孔子的神话和伪迹都一一的剔开，只保留真实可靠的数十事。虽然未免太谨严，或致遗漏真迹，但我们应当如此。只要眼光锐利，真迹被屏的一定少，伪迹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采取资料，专以《论语》为标准，《左传》、《孟子》有关于孔子的话也相当的择用。这种态度，大体很对。但一方面嫌他的范围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宽了。怎么说他太窄呢?因为《论语》以记言为主，很少记事，就是《乡党》篇多记了点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经过。像崔述那样，专靠《论语》，不采他书，实在太缺乏资料了。这种地方，本来也很困难，放宽点范围便会闯乱子，所以崔述宁可缩小范围。譬如《论语》以外，两部《礼记》也记了孔子许多事，到底那一种可采，那一种不可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论语》做标准，看见和《论语》相同或不背谬的便采用，否则完全不要。这样，不免有些真事没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书关于孔子的话，是否可以和《论语》一样看待，还是问题。孔子死后百余年而孟子生，又数十年而荀子生。论理，孟子、苟子同是孔<子>[门]大师，同是孔子后学，二人相隔年代并不远，所说的话应该同样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轻《荀子》，《洙泗考信录》取《孟》而弃《荀》，未免主观太重罢。即使以《论语》为标准，也应该同等的看待《论语》以外的书如《孟子》、《荀子》、《礼记》等，才不致有范围太狭窄的毛病。
为甚么说崔述采取资料的范围太宽呢?譬如他以《论语》为主，而《论语》本身便已有许多地方不可轻信。他自己亦说过《论语》后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对于五篇以外诸篇和《左传》、《孟子》等书常常用自己的意见采取，凡说孔子好的都不放弃，也未免有危险。固然有许多故意诬蔑孔子的话应该排斥，但也有许多故意恭维孔子、夸张孔子的话，常常因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万确，这种，我们应该很郑重的别择。若有了一种成见，以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决不致那样，某书说他那样，所以某书不足信，这就是范围太宽的毛病。
现在举三个例，证明有许多资料不可靠。譬如《论语》说：“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这回事。其实公山弗扰不过一个县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军阀。孔子那时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贼，那里会丢了现任司法总长不做，去跟县令造反，还说甚么“吾其为东周”?又如《论语?阳货篇》说：“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赵襄子是孔子死后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够欲往?又如《论语?季氏篇》说“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问于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时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卫返鲁时事，如何会同时仕于季氏?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来的。可见我们别择资料应该极端慎重，与其丰富，不如简洁。
但是别择以后，真的要了，伪的如何处置呢?难道只图传文的干净，不要的便丢开不管吗?如果丢开不管，最少有二种恶果：一、可以使贪多务博的人又检起我们不要的资料当做宝贝；二、可以使相传的神话渐渐湮没，因而缺少一种可以考见当时社会心理或状态的资料。所以我以为做完《孔子传》以后，应当另做《附录》。《附录》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资料，只把神话分成若干类，每类各举若干例，列个目录，推究他的来历。这样，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测造神话者的心理，追寻当时社会的心理。
许多神话的一种是战国政客造的。那些纵横游说之士全为自己个人权利地位着想，朝秦暮楚，无所不至。孟子时代已有那种风气，后来更甚。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不足以见信于世，想借一个古人做挡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们行为相同的故事来。如《汉书?儒林传》说“孔子奸七十余君”。《论语》说“公山弗扰召”、“佛肸召”，都是这类。这对于孔子的人格和几千年的人心都很有关系。从来替孔子辩护的人枉费厂不少的心思，勉强去解释；攻击孔子的人集矢到这点，说孔子很卑鄙：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呢?完全是纵横家弄的把戏。
孔子神话的另一种是法家造出来的。法家刻薄寡恩，闭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对，所以造出孔子杀少正卯一类的故事来。《孔子世家》说，“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语》说，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其实孔子摄相是夹谷会齐时做定公的宾相，并不是后人所谓宰相，并没有杀大夫的权限。况且孔子杀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杀华士，子产杀史何，完全一样。这种故事，不是法家拿来做挡箭牌，预备别人攻击他们刻薄时，说一声“太公、子产、孔子都已如此”，还是什么呢?
从战国末年到汉代，许多学者不做身心修养的工夫，专做些很琐屑的训诂、考证，要想一般人看重他们这派学问，不能不借重孔子。于是又有一种神话出现，这已是第三种了。他们因为《论语》有“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话，就造出许多孔子博学的故事。后来有一种荒谬的观念，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全因误信孔子神话的缘故。譬如《国语》说，“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本不足怪，也许那时发现了古代兽骨，但孔子决不会知道是甚么骨，因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却说孔子知道是防风氏的骨，当大禹大会诸侯于会稽时，防风氏后至，大禹把他杀了。另外还有一部书说，孔子和颜回登泰山，远望阊门，比赛眼力。颜回看了半天，才认清那里有一个人；孔子却一看就知道那人还骑了马。二人下山，颜回精神委靡，头发顿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却没有什么。这一大段绝对非科学的话，也绝对非孔子的学风，自然是后来一般以博为贵的人所造的谣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诸如此类，尚不止只有这三例，我们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张，做《孔子传》，在正文以外，应作《附录》或《考异》，《考异》还不很对，以《附录》为最合宜。我们把上面这类神话搜集起来，分部研究，辨别他从何产生，说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进传里，那就可贵了。
神话撇开了，还有孔子学说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叙述出来，也实在困难。工作的时候，应分二种步骤：
(一)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
(二)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
关于第一项，头一步，就是《六经》(即六艺)和孔子有无关系，要不要入传。自汉以来，都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内中赞《易》及作《春秋》尤为要紧，因为这二种带的哲学尤重。《诗》和《书》，我不相信孔子删过，纵有关系也不大。《仪礼》，决不是周公制定的，许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经孔子的审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乐》，没有书了，也许当时是谱，和孔子却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乐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从前的诗，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乐谱，援诗入乐。《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么孔子不哭这天一定要歌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别人唱的好，他老先生还要他再来一次，还要和唱，可见兴趣之浓了。从这类地方看来，大概孔子和《乐》确有关系。《易》，关系尤深，其中讲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辞》、《爻辞》发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讲；《说卦》、《杂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说是孔子作的，无人否认；剩下的《系辞》、《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内这二种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围，应占孔子传料的第一部，《论语》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样很不妥当。《系辞》、《文言》说话太不直率，辗转敷陈，连篇累牍，不如《论语》的质朴，最早当在孔子、孟子之间，大概是孔门后学所述。我们要作《孔子传》，不能不下断语。《系辞》、《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说的，没有“子曰”的又是谁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说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个人主张，那都是子L门后[学]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马迁、董仲舒都很注意，以为孔子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孔子讲内圣外王之道，《易》讲内圣，《春秋》讲外王，他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的义到底是甚么东西?后来解义的《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到底那书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问题。宋王安石却一味抹杀，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和今日的《政府公报》一样，没甚么意义，这且不管。《左氏传》晚出，最少，解《春秋》这部分是后来添上去的。《公羊传》、《穀梁传》大同小异，经师说是全由孔子口授下来的，为甚么又有大同小异呢?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是否真是孔子传出，还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谣，都是问题。纵使不是他们造谣，而他们自己也说是口口相传，到西汉中叶才写出文字的，那么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加添呢?我们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一一关于这些问题(作《孔子传》选取《六经》的问题)，各人观察不同，所取的问题，必各不同。一种人相信《系辞》、《文言》、《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只有《论语》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杀，这是崔东壁的态度，未免太窄了些。还有一种人不管“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凡是相传是和孔子有关的书都相信，这自然太滥了，不应该。若是我作《孔子传》，认《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辞》、《文言》是孔门后学作的；认《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已确定，就可分别择取入传了。
《六经》以外，有许多传记，我们拿什么做标准去拣取传料呢?我以为《论语》的前十篇乃至前十五篇是拣料的标准，其余各书关于孔子的纪载没有冲突的可取，有的不取，这最可靠。《论语》以外，《孟子》、《荀子》、《系辞》、《文言》有许多“子曰”，“子曰”以下的话，完全可认为孔子说的。但若依孙星衍的话，那些“子曰”以下的文章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很多，到底是孔子所讲，还是孔门所讲，很难确定，只好拿《论语》前十五篇做标准去测量。所以凡是各种传记关于孔子的记载都要分等第。崔东壁把《论语》也分成三等，前十篇第一，中五篇第二，后五篇第三，第四等才是《系辞》、《文言》，这是很对的。
《礼记》也有很充分的资料可入《孔子传》，我们可录下来，细心审查，那章那句同《论语》相同相近，那章那句和《论语》不同相远，这样可以互相发明，可以得真确传料。据我看，《礼记》里“子曰”以下的话，可以和无“子曰”的话同样看待，《系辞》、《文言》里“子曰”以下的话亦是一样，都是孔门后学所追述，儒家哲学所衍出。也许孔子的确说过这种话，后儒由简衍繁，或以己意解释，若说的和孔子本意不甚相远，虽然不是孔子亲口说的，最少也可认为孔子学派的主张。同样的例证，佛家对于佛说也常常和《礼记》、《系辞》的“子曰”一样，《大藏》六千卷中有五千卷都说“如是我闻佛说”，那不必一定都是佛说的。佛家有一句话，“依法不依人”。真是释迦牟尼说的话固须相信，就是佛门弟子或后人说的，而又不曾违背佛说，也可相信。我们对于儒家的态度亦应如此。《系辞》、《文言》、《孟子》、《荀子》、《礼记》乃至《庄子》等书，引孔子，解孔子，都是孔子学说的资料。我们可以拿来分别等第，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补充的，补充的以不违背基本的为主。
关于《孔子传》的第一问题一一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的问题一一上文已经解决了。怎样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呢?换句话说，就是怎样组织这篇文章呢?这就归到第二问题了。我们既以《论语》为择料的标准，那么应该把孔子的学说找出几个特色来。这个不单靠史才，还要很精明的学识，最少要能够全部了解孔子。到底要如何才能把孔子全部学说的纲领揭出来，我另在《儒家哲学》上面讲过了，这里从略。今天只讲别择资料的方法，其实作《孔子传》的最困难处也在别择资料。至于组织成文，如何叙时代背景，如何叙孔学来源，如何叙孔门宗派，这无论叙甚么大学者都是一样，大概诸君都能知道，现在也不讲了。
乙 《玄奘传》的做法
凡作一专传，无论如何，必先拟定著述的目的，制好全篇的纲领，然后跟着做去；一个纲领中，又可分为若干部。先有纲领，全篇的精神才可集中到一点，一切资料才有归宿的地方。拿几个纲领去驾驭许多资料，自然感觉繁难；尤其是著伟大人物的传，事迹异常的多，和各方面都有关系，作者常常有顾此失彼的苦楚；但是事迹越多，著作越难，纲领也跟着越需要。
玄奘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事迹和关系也异常的复杂，所以作他的传尤其需要纲领。主要的纲领可定为二个：
(一)他在中国学术上伟大的贡献；
(二)他个人留下伟大的畴范。
如何才能够把这两纲领都写出，这又不能不分细目。关于第一个纲领的细目是：
(1)他所做的学问在全国的地位如何，
(2)他以前和同时的学术状况如何，
(3)他努力工作的经过如何，
(4)他的影响在当时和后世如何。
关于第二个纲领的细目是：
(1)他少年时代的修养和预备如何，
(2)他壮年后实际的活动如何一一某时期如何，某一部分如何，
(3)他平常起居状况、琐屑言行如何。
像这样在二个纲领内又分六个细目，把各种资料分别处置，或详，或略，或增，或减，或细目中又分细目，一定很容易驾驭资料，而且使读者一目了然。无论作何人的传，都应该如此。
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决不居第二流以下；但是<几>千[余]年来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伟大，最知道的只有做《圣教序》的唐太宗，其次却轮到做《西游记》的人。说来可气又可笑，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妇人倒知道有唐三藏!《新唐书》、《旧唐书》都有《方技传》，《方技传》都有《玄奘传》，但都不过百余字。《方技传》本来就没有几个人看，百余字平平淡淡的《玄奘传》更没有人注意了。
佛教输入中原以后，禅宗占领了全部领土十之七，天台宗占了十之二，剩下的十之一就是各宗合并的总量。不用说，玄奘的法相宗不过这十分之一的几分之几了。所以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玄奘的地位远在慧能、智顗之下。其实我们若用科学精神，诚实的研究佛教，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若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第二个。我们想做一个人的传，把全部佛教说明，若问那个最方便，我敢说没有谁在玄奘上面的。如何借《玄奘传》说明中国佛教的发达史，就是做《玄奘传》的主要目的。
玄奘是中国人，跑到印度去留学。留学印度的，在他以前，不止一个，但是留学生能有最大成功的，一直到今日，不惟空前，而且绝后。他临回国的前几年，在印度佛教里，是第一个大师。他的先生戒贤是世亲的大弟子，他又是戒贤的大弟子，继承衣钵，旁的弟子都赶不上他。一一他是中国留学印度的学生中，空前绝后的成功者!
翻译佛教经典，他以前也并不是没有人，但一到他手里，一个人竟译了一千六百余卷。而且又还改正了许多前人译本的错误，规定了许多翻译佛经的条例，在译学上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和永久的规模。
教理上，他承受印度佛教的正脉，开中国法相宗的宗派，在世界佛教史、中国佛教史，都占极重要的位置。一一合起上面三种事业来看，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何等伟大!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何等重要!
关于这几样，说明了以后，头一样，佛教教理的变迁和发展，从释伽牟尼到玄奘的经过如何，应该跟着叙述。我们知道，中唐、晚唐之间，回回入印度，开学术会，一把无情火把佛教第一二流大师都烧成灰烬，佛教从此衰落。这时上距玄奘回国不过百余年，可见玄奘留学印度的时候，佛教刚好极盛。所以不但说明中国佛教全体可在他的传里，就是印度佛教全体也在他的传里说明，也没有甚么不可。就退一步说，《玄奘传》最少也要简单叙述佛灭后千余年，佛教发展和衰落移转的情形。关于这点，可看玄奘所著《异部宗轮论》。那书讲佛教自佛灭后到大乘之兴，分二十宗派。全书组织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众部。说明佛灭后百余年，佛门分了这二派，上座部是老辈，大众部是青年。后来又先后由此二派分出二十小宗派，后来又由此二十小派分出大乘各派。大乘崛起，把原来二十派都认做小乘，精神性质渐渐日见殊异。我们所以能了解当日那种情形，全靠玄奘那部《异部宗轮论》。自宋、元、明到清末，一般研究佛教的人都能注意到这点。我们要认真知道佛教全部变迁的真相，非从小乘研究大乘的来源不可，所以作《玄奘传》，起首应将佛灭以后的各宗派简单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