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谭嗣同》
作者:朱广簪【完结】
在绿色掩映的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矗立着一幢华表，华表上镌刻着几 行遒劲的大字：
亘古不腐，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原来这里长眠着一位在近代中国史上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谭嗣同。 华表上的诗句正是后人对这位变法运动勇士的景仰和追念。
一、少年壮志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东海褰 （qian）冥氏。他的祖辈 从明朝末年起定居湖南浏阳，世代为官。祖父谭学琴，是清朝最高学府—— 国子监的学生。父亲谭继洵（x*n），在进士考试中遥遥领先，获得一甲第二 名（俗称榜眼），因此担任了户部主事，后升任户部郎中。父亲37岁那年（1865 年），谭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斓 （l2n）眠胡同一座大宅第中。这个小生 命的诞生，给谭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然而，谭嗣同却生不逢时，大清王朝康熙乾隆时期的太平盛世景象，到 这时已荡然无存，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却接踵而来，从士绅到百姓，他们都 感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历了两次列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鸦片战 争之后，创深痛巨的中国士绅对世界仍然一无所知。他们还不知晓，在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等列强，陆续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不仅 产生了使用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大工厂，而且，他们把根本改变生产手段的 蒸气机装在了用于海外殖民的军舰上，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生产的后膛装弹 的来复枪装备了殖民军队。在工商业资本家疯狂的怂恿下，列强凭着坚船利 炮，开辟了一片又一片的殖民地，不断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又不断地向殖 民地倾销商品。从 1840年起，中国成为列强重要的侵略和掠夺对象。屈辱悲 愤的历史便从此开始：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和租界、领事裁判权和片 面的最惠国待遇、准许通商口岸停靠外国军舰、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 传教并建造教堂。列强的侵略使清王朝本来就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愈益 加剧：天灾人祸频仍，全国各地的灾民人数在急剧增加；洋布滚滚而来，使 原来以纺织为业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和镇压太平 天国的军费开支，清政府不断增加捐税种类，提高税额；与此同时，各级官 吏肆意欺诈百姓，巧取豪夺……清王朝的残暴统治迫使贫困百姓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反抗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此伏彼起。谭嗣同从小就 耳闻目睹了这一切，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的屈辱和百姓的苦难在他的心灵里 打上了烙印。 少年时期的谭嗣同聪颖好学。5岁时，他在北京开始读书。时间不长， 他就能准确地分辨四声，与人应对作诗。他不用教师督促，自觉地把所学的 内容全都背诵下来。8岁那年，由于疲劳过度，嗓子不能发出声音，像撕肝 裂胆一样疼痛难忍。可是，他依然如故，起早贪黑地读书。母亲从浏阳老家 归来听说了这件事，既心疼孩子，又为孩子的作为感到欣慰。她笑着对家人 说： “这个孩子倔强，能自立自强，我死了以后，可以不必担忧了。” 10岁，谭嗣同拜欧阳中鹄 （h*）为师，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欧阳教师 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具有忧国忧民、改革时政的进步思想，这些对谭 嗣同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和所有的官宦家庭一样，父亲希望嗣同能够通 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然而，谭嗣同的志向却不在这里，他在课本上写了 “岂有此理”4个字，并且批评科举考试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 人皓首于八股文。在欧阳教师的熏陶下，他好学深思，善于从先秦经学、诸 子、宋明理学和清代诸家的学说中吸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内容。他向往能经 国济世、学以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年王夫之、黄宗羲对儒家思想和封建制度 的批判精神和清朝中期龚自珍、魏源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对谭嗣同有着重 要的启迪作用。他如饥似渴地钻研他们的著作，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改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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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伟志向。 要一展宏图，必须要有勇猛顽强的精神和技艺超群的武艺。谭嗣同专门 请蜚声京内外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传授击剑术。大刀王五早年曾在直隶 （河 北）、河南、陕西和甘肃一带杀富济贫、扶弱锄强，人们称他是 “义侠”。 谭嗣同钦佩大刀王五为民解难的仗义之举，决意为了国事而练武强身。 12岁那年，北京城内外流行瘟疫。谭嗣同的母亲、姐姐和哥哥3人相继 去世。他自己也被传染，一直昏死3天才醒来。经过这场灾难，谭嗣同痛失 3位亲人，他忍受了骨肉离别的痛苦。然而，母亲尸骨未寒，谭嗣同又遭受 了庶 （sh)）母的歧视和虐待。他痛苦万分，走投无路，几次被推到死亡的边 缘。处于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他感悟到生命是那样的微小，不过是具躯 壳。但是，除了让这一躯壳为了别人而存在之外，又有什么可惜的呢？他崇 拜墨子的 “兼爱”、“任侠”和“摩顶放踵”的精神境界，要不分亲疏远近 地爱别人，用自己的力量舍死忘生地去帮助别人，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即 使自己全身从头到脚被消磨掉也心甘情愿地去做。 1883年，谭嗣同跟随父亲赴兰州任所。在西北边寨广袤 （mào）的原野 上和层峦叠嶂的山峰中，他尽情地跃马驰骋。壮丽的河山开阔了他的胸怀， 更激起了他对祖国锦锈山河的热爱。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疾苦使他加深 了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第二年，法国军队侵犯滇闽，中法战争爆发，清政 府在战场和外交上首鼠两端。对此，谭嗣同不能理解，感到十分困惑。为了 探索一条改变中国现状，而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途径，他开始 漫游各地，结交同志，访求民情。在长达十年的漫长旅途中，他的足迹遍及 直隶、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台湾等省，耳闻目睹了民不 聊生，路有饿殍 （pi3o）的惨景。因而，谭嗣同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 异；城部犹是，人民复非”的哀叹。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但是，清政府一意妥协投降，致使中 国军队遭到惨败。听到这一噩耗，谭嗣同奋笔写了愤怒的诗篇：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卷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的大意是：人们说 “春愁最愁人”，可是当前的民族危机，就是 最大的春愁。它给我增加了无限的痛苦，这痛苦折磨着我，我应该向着苍天， 痛哭一场，一泄我久积在胸中的愤懑 （m7n）。这不只是我一人这样，民族危 亡，使四万万中国人都一齐流下悲痛的泪水，我遥望天边，痛苦地思索：理 想的中国在哪里呀？ 1895年3月，中日 《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被迫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 将台湾、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 哀痛。从爱国士绅到普通民众都切齿扼 （6）腕，痛恨卖国贼把民族国家的利 益视同儿戏，一些在北京的台湾省籍人不禁失声痛哭。时在浏阳的谭嗣同，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人独自在房内彷徨，痛定思痛。 当时，正值全国各地的举人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广东举人康有为邀集 应试的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提出 “拒和”、“迁都”、“变法”的 主张。因举人进京考试乘坐公家提供的车马，所以称这次上书为“公车上书”。 虽然，都察院以 《马关条约》已签为由，拒绝接受“公车上书”，但上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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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传抄和刊印，从此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这时远在湖南的谭嗣同，虽然还没有机会与康有为会面，然而他的思想 却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在艰难的探索中，谭嗣同形成 了自己改造中国的思想体系，找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针对朝廷内 外死抱 “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势力对维新事业的扼杀，谭嗣同在致朋友 的一封信中明确地指出： “当今清政府所实行的不但不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 治国之策，而实际上是暴虐的秦朝所实行，并导致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动荡不 安、黑暗腐朽统治的制度和法律法令。实行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还不如没 有制度和法律法令，尚且如此还说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不应该变吗？即使 是在今天全部地采用周公所制订的尽善尽美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也不会有任 何实效，因为时势已经不同了。” “在今天，借鉴外国的制度和法律法令， 而弥补中国所无，这是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是大势所趋。”他批 评一些官僚只从外国引进机器技术不过是拣了芝麻而丢了西瓜，而学习西方 的根本则是学习他们卓有成效的制度和法律法令。接着，他提出了系统的改 革方案：改变官吏和民众的衣冠式样，迁都中原，皇帝除旧布新、开辟新的 局面，改革水路粮运，开发水利，废除科举制度。创办各类学校，兴办铁路、 矿业，改用钞票等。为了使改革方案得到顺利实施，他提出了保障改革成功 的4项措施：筹集变法经费，创造变法的条件，树立变法的权威，招揽变法 人才。谭嗣同变法思想的核心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模式，改 造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不仅揭示了时代发 展的方向，预示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将面临着前所未有危机，而且标志着谭 嗣同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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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振兴工商业 1896年春，谭嗣同随父亲北上到达北京。为了考察天津工业设施的发展 状况，探索发展湖南工商业的有效途径，谭嗣同专程去天津参观那里的机器 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等工业设施。在那里，他看到新 引进的技术和设备，领略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对这些耳目一新的东西， 他赞叹不绝，称赞这些设施规模宏大，至精至当。希望湖南以此为样板，发 展湖南的工业。 然而，刚刚走出天津城，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映入谭嗣同的眼帘：由 于去年水灾而陷入困境的灾民，自己搭席为屋，暂栖在河堤上。那些席棚只 有一尺多高，长如身，看起来像个柜子。那些灾民面容憔悴，身体瘦弱，大 约数千人。谭嗣同不忍心目睹这一惨景，怀着深深的悲哀，掩面而过。他想， 这些难民已悲惨至极，然而又不知有多少难民不堪饥寒而死去。于是他发誓 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拯救同胞。 谭嗣同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当作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 个重要途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充足的资金用于赈灾扶贫，使灾民们 得以糊口，恢复生产，进而不断铲除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源。然而，振兴工商 业也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国人历经20多年，向西方学习，开办各种工厂， 然而却困难重重，步履蹒跚，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对华侵略的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在商品倾销的同时，进行资本输出。到这时， 列强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并逐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盐税、厘金 （对生产 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捐税）和铁路建设。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 国完全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痛感民族沦亡在 即，而试图通过采取兴办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挽救民族危机， 抵制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扩张。1895年到 1898年间，国 内新创建的商办厂矿有 60多家，其中 80％属于轻工业，总投资额为 1240 多万元。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 着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封建政府的压制，步履艰难，封建政府对民族 工商业进行刁难、勒索，使民族工商业难于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竞争。 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原料、廉价劳动力所开办的大型工厂，以其生产规模 大，产量高，成本低的雄厚优势压倒了中国工业。在商品纳税方面，外国资 本主义得到清政府的优待，而中国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关卡重重，捐税繁多， 这样就使得资金少、技术设备落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在与外国资本主义企 业的竞争中，受到排挤，而处于经常亏损乃至破产的境地。 谭嗣同看到帝国主义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中国民族工商业，十分忧虑。强 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鞭策着他提出救亡图存的方案：大力开采矿产，发展资本 主义；用本国充足的经济力量来对抗列强的经济侵略势力，以使祖国真正富 强。 去天津考察不久，谭嗣同的父亲为他捐官 （用交纳捐款的办法取得官 职），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在临上任前，他拜访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 龢。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谭嗣同 “通晓洋务”。6月底，谭嗣同到达南京 任所。他到任后，目睹了官场的黑暗和官吏的贪婪。他特立独行 （指有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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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端正，不随波逐流），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谭嗣同虽身居南京，但 振兴祖国工商业的抱负使他时刻关怀着湖南的兴衰，并与湖南的朋友频繁联 系，商讨兴革大事。 刚刚就职的湖南巡抚 （省级地方政府长官）陈宝箴，受到谭嗣同爱国思 想的感染，接受谭嗣同实业救国的方案。于1895年11月，奏请清政府设立 湖南矿务总局。不久，为了商谈创办矿业的具体办法，谭嗣同离开南京，赴 湖南面见陈宝箴。恰巧这时欧阳中鹄也来到长沙，做陈宝箴的幕僚 （官府中 辅佐行政的人）。他对办矿有一定经验。谭嗣同万分喜悦，立即和他的老师 进行商量。他们打算先从开采煤矿入手，运进机器，物色矿师，以期事半功 倍。师生二人，情投意合，谈得十分热烈，一直到深夜，才把开矿事宜设计 得滴水不漏，非常周祥。 湖南矿务局成立后，谭嗣同与欧阳中鹄、唐才常、刘淞芙等人共同筹建 湘矿。与唐才常、刘善涵开始在浏阳东乡开采 “安的摩尼”（即锑）矿石， 矿石经过化验，证明是质量优良的稀有矿。于是唐才常筹划在浏阳西乡跃龙 市创办煤井。谭嗣同并为已于1896年由官办改为商办的汉冶萍公司采办炼焦 用煤，等等。 湖南矿务总局先后开采了煤、铜、锡、锑、璜等矿。把企业分为官办、 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经营。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由总局派员主 持；官督商办企业，由商人自己管理，但总局要按章抽税，会同地方官 “维 护”地方局面。在三种企业中，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因官员徇私舞弊， 经营不善，收效不大。而改为商办以后，如益阳板溪锑矿，获得了较多的利 润。因此，不少人要求由商人独立创办企业。对此，谭嗣同坚决支持。他多 次请求陈宝箴，允许商人招股开矿，设厂生产，并准其专利若干年。在谭嗣 同的呼吁下，以往开办的一部分官督商办矿业企业改为商办。同时，私人创 办的工矿企业也陆续出现，并获得明显的发展。士绅梁肇荣等创办了湖南水 利公司，获得专利10年。湘潭人张本奎等创设化学制造公司，制造樟脑，被 允许在湖南境内专利15年。此外，张祖国等创办的和丰火柴公司，黄自元等 创办的宝善成公司，也曾得到湖南当局的鼓励。 自长沙至湖北蒲圻、咸宁、江夏等县站，设置了有线电报。在交通和运 输方面，谭嗣同筹划了湘粤铁路、内河轮船公司的兴建。当时，宝善成公司 创办电灯，先在衙署内试照后，打算扩大到全城。但有些人窃窃私议，怀疑 电灯有损人的健康，况且电线交错，难免招致火神之灾。为此，谭嗣同写了 一篇 《论电灯之益》的文章，根据他所理解的自然知识，加上推测，说明电 灯的益处，消除人们不必要的疑虑。 谭嗣同积极参与了在湖南兴办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活动。在此期间，他 深刻体验了在内部资金缺乏和外来势力排挤的情况下经营企业的艰难。 当时湖南矿务总局决定对商股进行控制，如接收唐才常、刘善涵和谭嗣 同等筹划开办的 “安的摩尼”矿，改为“官办”。谭嗣同对于这种排斥民族 资本的行径非常不满。指出：这样一来，企业的权与利都被当局所占有，不 但民不准过问，即使是一切有益的公事也都不能分享其利，这是 “最不善的 办法”。改为官办的 “安的摩尼”矿，由于当局“负责人压抑商股而专横跋 扈，同时又巧立名目，敲榨勒索以饱私囊”，而惨淡经营。这些使谭嗣同深 切感受到 “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感受到封建专制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压榨与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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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物的交往中，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 愿望和要求，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新兴的资产阶级必须摆脱封建势力强加在 自己身上的桎梏，争取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并分享一部分政权，然后才可能 冲破封建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干扰，而使资本主义获得顺利的 发展。所以他一方面希望封建地主投资于新式企业，并设立学校，讲求科学 技术，培养专门人才，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工业和农业纳入机器生产的 道路；另一方面希望统治者改变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借鉴西方国家发 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允许 “官民”自由地兴办工矿企业，不但 “予以自主之 权”，不加 “禁阻”，而且“鼓舞其气”。减轻捐税，如果厘金暂时不能废 除，也应 “以学会及商会中人办理厘金之事”，使资产阶级拥有参与理财的 权利，从而杜绝征收厘金的种种弊端，然后逐渐代以印花税，这样才能使民 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才有可能与列强并驾齐驱。为此，就必须要实行 政治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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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行湖南新政 湖南是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一个省。而在其中扮演推动和领导角 色的人物，应当首推谭嗣同。 1897年 10月，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从南京回到湖南。与 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 （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黄遵宪以及 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等人，一同开始了推行湖南新政的工作。 倡导、兴办学会是湖南新政中一项重要内容。追溯中国历史，中国古代 并没有学会这种事物，学会的产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醒的标 志，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组织成立的。维新人士认为，近代中国 屡屡被列强打败，是因为全国4亿人形同散沙，大家没有为民族和国家利益 奋争的凝聚力。因此，要使中国摆脱危亡，就必须 “合群”（结成团体，协 同一心，共纾国难），养成公德。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学会，开发 民智，培养民德。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 （由拥护光绪皇帝的官员文廷 式出面组织，会长由户部郎中陈炽担任），这是维新派成立最早的具有政治 团体性质的组织。强学会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每 10天集会一次，大讲“中国 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强学会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的 支持，曾一度吸引了许多官员和士大夫。会员数千人。强学会成为传播变法 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然而在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遭到朝廷封禁。 谭嗣同听到强学会被清政府封禁的消息后，极为愤概。原本并未参加强学会 的谭嗣同，偏偏在强学会被封禁之后，立即在汉口着手建立湖南强学分会。 经过多方努力，强学分会虽然没有建成，但却表现了谭嗣同与封建势力勇敢 抗争的精神。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康有 为在上海闻讯后，急速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瓜分大祸，迫 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 “皇上与大臣想在都城做一个 平民百姓都做不成了”。光绪皇帝读后深为感动，表示不甘做亡国之君，随 即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忻和一些守旧大臣以 “本朝成例，非四品 以上官不得召见”为借口，从中阻拦。光绪帝改令康有为上递条陈 （向上级 陈述意见的文件）。 这时，谭嗣同、唐才常等人 “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 亡，因而筹议组织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南学会于1898年2 月成立。组织南学会，本是想从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各省仁人志士联 合起来，共同探讨爱国之理，寻找救亡之法。南学会在长沙设立总会，由陈 宝箴选派本省10位士绅担任总会长，再由这10人联络会友。会友分三类， 一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人谭嗣同、唐才常充任，职责是议定会中事务 章程；二是讲论会友，定期讲学，随时答问，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 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地理；三是通讯会友，承担回复咨 询的工作。南学会规定每周开一次大会，或公议地方的事情，或由谭嗣同等 人发表演讲。听众十分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参加。 谭嗣同演说时，常常挥动有力的手臂，气势激昂，他的观点明晰，语言 犀利，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在南学会。谭嗣同发表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 《中国情形危急》。他沉痛分析了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面临着的被瓜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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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在 《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的演讲中，他热情宣传西方资产 阶级的进代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 制。谭嗣同对着千百位听众大声说： “君主是什么？他应是老百姓推举出来 为天下人办事的人。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为本，君为末，先有民，后有君。 如果君主骄奢淫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人民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 要废除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谭嗣同在演讲 《论全 体学》 （即生理学）时，他形象生动地说：“大自然造就出像精巧机器一样 的人体，就是要让人们顶天立地，干出一番事业。大家想想，这堂堂七尺之 躯，不是为给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我们现在不振作起来，离给别人当奴仆、 做牛马的日子不远了。”听着这些闻所未闻、又着实说到人们心坎里的话， 台下屡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谭嗣同希望通过南学会来团结维新人士，开导风气，并不只是着眼于湖 南，而是以湖南为基础，将变法成果扩及全国，力图掀起全国性的变法维新 运动。同时，谭嗣同还寄希望南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 “议院”的作用。 他认为，要图谋改革，实施新政，关键在于平权： “即官不可居民之上而独 尊，民不可受制于官而尽失其主人之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使南学会 有议政之权，谭嗣同指出： “西方国家对于议事和办事机构的区别是最严格 的。议院是议论政事的机关，官府是行政机关，这种制度表明，议政和行政 各不相侵，也没有偏重，议政和行政体现大公无私，公开地互相牵制。这种 统治办法是最善而又没有弊端的。”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谭嗣同希望把南学 会办成全湖南省的总学会。府厅州县设立分学会，分学会受成于总学会。如 果官府要兴办什么事业，应首先与学会商议，学会议定后，官府才可以实行。 如果意见不一致，则要遵从学会内多数人的意见。如果百姓想兴办什么事业， 首先要将议案呈送给南学会的分学会，分学会转呈给总学会，总学会同意后， 所提议案就可以实行了。一定要使大吏不敢肆意骄横，小吏不敢欺诈百姓， 如果照此行事，便能够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谭嗣同以南学会为活动中心， 团结了一部分迫切地要求革新的维新人士，并得到陈宝箴的支持，他对湖南 的兴革事宜多资策划，从而促使湖南的的维新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在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组织学会，最著名的是浏阳群萌 学会、郴州舆算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会。这些学会团结有志之士， 研习算学、物理、化学、地理、经史大义、掌故，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对 于削弱陈腐守旧的顽固势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推 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学会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倡导设立课吏堂，以培训新式官吏。开办课 吏堂是使那些不懂得世界发展形势，不懂得近代知识的守旧官僚进修学习。 陈宝箴对此深表赞同，并责成黄遵宪总理其事。课吏堂的课程，分为学校、 农工、工程、法律、警务、外交六类。官吏所进修的课程，都是湖南新政的 重要内容。 在南学会的倡导下，湖南仿照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形式，设立了一个由官 绅合办的维持市区秩序的机构——保卫局。谭嗣同建议保卫局，不仅要能够 抵御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屠杀，而且要附属设立迁善所，拘留有流氓、拐骗、 盗窃等行为的人，强制他们劳动、学习技艺，使他们在被释放以后，能够弃 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仅如此，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积极创办学会以外，还致力于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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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使得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把戒除妇女缠足作为社会风俗变革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广为宣传，认真组织。1896年广东顺德县倡立 “戒缠足会”。随后， 梁启超也在 《时务报》上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痛斥 歧视损害妇女的封建陋习。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 “试办不缠足会”。1898年春，维新派人士荟集湖南，由谭嗣同、梁启超、 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等16人为董事，在长沙发起“湖南试办不 缠足会”。 《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 娶缠足的女子。在总会之外，有些县还成立了分会，参加和捐助者十分踊跃。 不缠足会搞得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谭嗣同、熊希龄在长沙成立了延年会。它是一个树立新风、 反对旧习、破除恶俗，讲求效率的群众团体。它的 《章程》规定，会员要严 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都要做体操，不搞无谓的社交应酬，婚丧嫁娶要从简 办理，反对起居无节、酒食征逐等等。实际上是提倡文明、健康、合理的生 活方式，反对愚昧、腐朽的生活方式。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考试制度，是封建政府遴 （lín）选官员 的主要途径。时至近代，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地指出，这一制度已成为社会发 展的障碍。谭嗣同认为，变通科举是“育才之本”，提出自1896年起，各种 考试都应兼考一门西学。不能晓西学的人，虽然八股文做得极好，也不予录 取。要变法，就应当以教育为急务。但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落后于西方，自 明朝以来，采用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 命题，应考人员不能发表个人见解。考生答卷行文格式严格规定由破题、承 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文体死板，内容 空洞，千篇一律。这种禁锢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将少壮心力都 用于死记硬背八股文，虚耗精神。这种制度对治国兴邦、挽救民族危亡毫无 用处。八股取士导致人们对科学测算一无所知。为培养国家有用的人才，必 须废除这种陈腐的教育制度兴建学校。而教育贤才，又应当以学习算学、物 理、化学为主。 1895年，谭嗣同与好友唐才常、刘善涵等商量，准备在浏阳设立算学馆。 谭嗣同上书欧阳中鹄和湖南学政江标，请求将浏阳南台学院改为算学馆。谭 嗣同又拟定了算学馆 《开创章程》和《经常章程》，除规定时间学习算法外， 其余时间温习儒家经典、历史，阅览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 物理、化学、等书籍及各种报刊。谭嗣同的主张，得到他的教师欧阳中鹄及 唐才常等人的支持，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那时，浏阳 灾情严重，所以算学馆的兴建被迫搁浅。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邀集16人， 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算学学社，自己出资，购买书籍，聘请教师，开展活动。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897年初建成了浏阳算学馆，迈出了举办新政的第一 步。 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基 地。谭嗣同为了它的创立和发展，花费了很多的心血。1896年冬，湖南名士 王先谦等人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倡议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次年春开始筹 办工作。熊希龄被陈宝箴任命为提调 （相当于校长），总理校务。学堂的经 费，一部分来自当地士绅的捐助，一部分由陈宝箴拟于矿务余利及其它款项 下逐年酌量提拨专款。经过多方努力，两江总督 （地方最高长官，辖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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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和江西省）刘坤一也允诺从湘岸盐务中每年拨款7000金，作为时务学堂 的补充经费。然而有人从中作祟，只划拨5000金。为此，谭嗣同立即致函在 籍侍郎 （中央政府六部的长官）龙湛霖的儿子龙 （bá）瑞，恳请龙待郎向 刘坤一疏通，争取按原议拨款。8月，熊希龄完成招生工作，在黄遵先的建 议下，熊希龄等人决定聘请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和英文翻译李维格， 分别担任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9至10月间，熊希龄连续致函 《时务 报》总理汪康年，商请梁启超、李维格二人赴湘工作，谓 “时务学堂初立， 一切读书章程、专候梁、李两总教习到湘中酌定”。熊希龄还担心汪康年不 放人，所以致函在南京的谭嗣同做汪康年的工作。谭嗣同接信后，接连致函 汪康年，催促他允许梁启超、李维格赴湘。 11月，梁启超按时赴湘，同时还带来中文分教习叶觉迈和韩文举，充实 了时务学堂的力量。在南京，谭嗣同还四处奔走，为时务学堂选购所需要的 仪器，并运至长沙。时务学堂哪里有困难，他就挺身而出，多方奔走、筹划， 那里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把时务学堂办成宣传维新变法、培养变法 人才的阵地，谭嗣同曾夜访唐才常，特请唐才常去时务学堂任中文教习，助 梁启超一臂之力，从而加强时务学堂维新派的力量。在此期间，谭嗣同全部 身心都投入到时务学堂的工作中，他的举动深为大家所敬重，熊希龄曾建议 陈宝箴委派谭嗣同担任时务学堂总理。 谭嗣同经常与梁启超、唐才常共同研究时务学堂的工作，并给予他们大 力支持。在课堂上，梁启超通过给学生讲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公羊三世等 学说，来阐发变法维新、民主政治和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时务学堂鼓 励学生阅读介绍西方社会及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学生稍有进步 思想，即在学生的札记上予以鼓励。谭嗣同把黄宗羲的 《明夷待访录》中抨 击君主专制制度，主张限制君权的内容和揭露清朝建立初年清军南下，在扬 州大肆屠杀十天的暴行的 《扬州十日记》，用活字印刷，加上按语，暗地散 发给学生和其他要求进步的青年阅读，向他们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和反清的思 想。 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以学堂为阵地，讲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 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倡导民权学说，使不少以前深受封建 思想桎梏的学生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思想大为解放。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些 人成为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骨干，有的参加了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的资产阶 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讲稿，被列为 《中西学门径书》， 由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的《湘学报》连续刊登，促进了变法思 想更广泛地传播。接替江标为学政，并担任《湘学报》督办的徐仁铸还在《輶 （y$u）轩今语》的跋语中加以赞扬。《湘学报》与时务学堂互相配合，使长 沙以外的湖南知识分子，都能够了解湖南实行新政的情况。 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开明士绅请求更改书院章程，岳州府 士绅郭鹏、方付鸾等请求岳阳书院设置经学、史学、时务、地理、数学、诗 歌散文六门课程。宝庆府武冈州拟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的课程一律改 为实学。时务学堂的设立对湖南学风影响巨大。谭嗣同在湖南推行新政的另 一个重要内容是创办 《湘报》（日刊）。《湘报》由谭嗣同、唐才常创办于 1898年3月7日，在长沙出版，每天1张。唐长常、熊希龄主编。主要内容 有社论、奏疏、圣旨、本省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新闻等。在此之前， 湖南曾刊行 《湘学报》旬刊，曾不遗余力地鼓吹维新变法。但是，谭嗣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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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列强纷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因而要使民众更快地知晓国内 外的局势，知晓中国所处的困境；而且新闻的时效性很强，今天是新闻，到 明天已不能算新，何况10日呢？因此，要体现“每天都有新的内容和思想的 追求”“并将这种风气传播到其他省”的精神，所以重新创立《湘学》日刊。 《湘报》是维新派宣传新思想和变法主张的喉舌，它所发表的论说文章 一针见血，不仅有很强的感染力，令人精神振奋，同时具有深刻的说理性， 让人从中受到民主思想的熏淘。《湘报》曾发表易(上:目;下:科)的文章《中 国宜以弱为强说》，文章主张 “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 “听民兴利除害”。这一天的报纸刚问世，便不断遭到顽固派的责难。陈宝 箴也不得不因此而小心翼翼地责令报社不要再发表类似这篇 “过于偏激、惊 世骇俗”的文章。张之洞也为此痛斥这篇文章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 严令报社痛改前非。谭嗣同先后在《湘报》上发表20多篇文笔犀利的宣传维 新变法的文章。此后在 《湘报》上便很少见到谭嗣同的文章，这无疑说明张 之洞对谭嗣同等人宣传维新的思想的压制，而谭嗣同等人那一篇篇像投枪一 样的文章也的确使旧封建的顽固势力胆战心惊。 《湘报》对西方资本主义社 会的政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对维新变法思想的鼓吹 和宣传，对湖南以及各地维新运动的支持和介绍，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增强了人们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自觉性。 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恐惧和仇恨。他们攻击康 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是 “名教（封建正名定分礼教）罪人”、“士林 败类”。指责维新变法思想是 “异端邪说”叫嚣“天下的祸患，不是外国列 强，而是奸党 （指维新派）。”他们要求清政府严惩康有为、谭嗣同等人， 清除维新派。这种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在湖南表现得尤为尖锐。岳麓书院 院长王先谦纠集一批顽固守旧士绅，向陈宝箴递交 《湘绅公呈》，攻击谭嗣 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使时务学堂的学生 “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咒 骂南学会倡导一切平等是 “禽兽之行”，“树立无君无父的乱党”，指责民 权学说是 “背叛孔子的学说，毁灭败坏贵贱尊卑的伦理道德的常规”。并要 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解除维新派教习。他们著书撰文，攻击自由、平等、 民权学说是大逆不道。逼走南学会主讲人之一皮锡瑞，并给南学会邵阳分会 负责人樊锥加上 “率先倡导邪说，背叛孔子学说，败灭论常，惑世诬民”的 罪名，将其驱逐出湖南。 当时，面对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湖南维新事业的恶意的攻击诬蔑和阴 谋破坏，维新派没有被吓倒，仍然一如既往地从事维新活动。湖南的顽固派 看威胁诬蔑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王先谦等人便气急败坏地唆使在京的湖南 人一齐上书朝廷，弹劾 （t2nh6）陈宝箴等人。这些奏章恰巧被赞成维新的刑 部官员杨深秀看到，他立即上书光绪皇帝，为陈宝箴等人鸣不平，赞誉湖南 新政取得的成就，批驳那些顽固势力的诬蔑之词。光绪皇帝看到这些不同观 点的奏折后，对湖南的新政事业大加鼓励，同时谴责顽固派的论调。 但是顽固派并未因此而停止对维新派的攻击和阻挠。他们在长沙城内 外，贴满了匿名标语，对维新人士进行肆意攻击。他们纠集一些人哄散南学 会，殴打 《湘报》主笔，阴谋捣毁时务学堂。梁启超被迫出走，其他维新派 人士也不得不离开长沙。在这严峻的形势下，谭嗣同感到：人在，维新事业 就能延续下来；人走了，维新事业就半途而废，顽固势力便会乘机卷土而来。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留在湖南，并且坚决地说： “平日各位互相劝勉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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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身灭族’四个字，在这关键时刻怎么能刚遇到一点点灾祸就改变维新变 法改造中国的初衷呢？……今天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才有复兴的 希望……现在只是看谁勇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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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破封建罗网 1897年，谭嗣同完成了 《仁学》一书的撰写工作，全书5万多字。 《仁 学》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纲常名教，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反清 思想为核心，全面地展示谭嗣同关于哲学、社会政治、民主及反清思想等方 面的思想。 谭嗣同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和民主、自由、平等光辉的思想，是 19世纪 末特殊的时代和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所造就的。19世纪末年，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及政治学说纷纷传到中国。谭嗣同从少年起开始接触译 自外国的图书和实物，对这些全新的知识，他表现出如饥似渴的追求精神。 早年，他的教师欧阳中鹄，除了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渊博之外，还对西方的自 然科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尤其是在算学方面有较深的研究。 在这样一位学贯古今博通中外老师的熏陶和影响下，谭嗣同四处游历， 每到一个地方，他总要探访这个地方特有的先进仪器和设施。在给欧阳中鹄 的信中，他曾向他老师汇报北游途中会见傅兰雅，在那里看到古生物的化石、 计算器、爱克司机。这些使谭嗣同逐渐形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发 展状况的基本认识，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同时， 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见 识。由此，他感到中国落后于列强的重要原因是科学不兴，民智未开。所以 在朋友的协助下，他创立金陵测量会，后来又在湖南捐资兴建浏阳算学馆， 研究科学理论，普及科学知识，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头脑自然会对人们考 察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近代报刊杂志为谭嗣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途径。中法战后，列强不断加紧了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步伐。谭嗣同在创深痛 巨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开始揭开中国与列强在社会政治制度上歧异的奥秘。 他羡慕德国和日本，认为俾士麦和伊藤博文是两位厉行改革的杰出人物，他 们的工作使得原本孱（ch2n）弱的德国和日本一跃步入世界新兴强国的行列。 他批评那些以为 “船坚炮利”是国家强盛唯一原因的观点，是“不得要领”。 在考察日本和德国的历史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是否 建立了一个先进的政治制度。因而，他相信， “果真能变革一切弊法，不出 十年，中国一定能够自立”。 谭嗣同从师欧阳中鹄期间，他刻苦读书，那些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滋润 了他的心田。墨子思想中平等兼爱，黄宗羲讲求实学、批判封建制度，魏源 倡导 “经世致用”，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传播的民主政 治的制度和思想都对谭嗣同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谭嗣同的生活经历也是造就他产生进步思想的重要因素。从幼年起，谭 嗣同就饱尝了社会和人生的辛酸。虽然他生长在官宦之家，但是却没有享受 到更多的母爱；父亲受制于庶母，对他又十分严厉无情。待他年长时回忆起 童年时代，仍愤愤不平： “我从小到大，一直遭受封建纲常名教的折磨，在 苦难中挣扎，大概不是活着的人所能忍受，濒临死亡的边缘已有多次了。” 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活感受，他没有在封建的论理道德面前屈服而轻生，相反， 他感悟到人生命的价值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为了整个民族的命运。因此， 他的思想挣脱了封建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禁锢，而畅言无忌；他的行动摒弃 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富贵、荣辱，而为了维新变法赴汤蹈火。尤其是 30
